| 明清史 |
日本僧转智轶事考
王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京)2007年5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18
【关 键 词】五丈观音/日本求法僧/程珌《胜相寺记》/奝然《在唐记》
1 五丈观音像之谜
众所周知，中国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日本史料。但是，像《魏志倭人传》备受关注的毕竟属于少数，相当一部分史料尚未经过系统整理和科学论证。宋人叶绍翁撰写的《四朝闻见录》便属一例，该书甲集载有“五丈观音”一则，记录日本僧转智的传奇事迹。
观音高五丈，本日本国僧转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转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丝绵，尝服纸衣，号纸衣和尚。高宗偕宪圣尝幸观音所，宪圣归，即制金缕衣以赐之。及挂体，仅至其半。宪圣遂遣使相其体，再制衣以赐。①
根据这则记事，号为“纸衣和尚”的日本僧转智，建隆元年秋天建造了高达五丈的观音像，宋高宗偕皇后宪圣前往临幸。皇后制金缕衣舍之，但衣服只及佛体之半，遂遣使测量，再制衣赐之。
建隆元年(960)系赵匡胤陈桥驿起兵，推翻后周，定都开封，建立北宋之年；高宗乃在金兵压境之下，从金陵迁都至临安，建立南宋的首代天子。也许是机缘凑巧，转智雕造的观音像，际逢北宋开国与南宋迁都的非常时期。
这则记事并非新出史料，早年西冈虎之助、森克己诸先学已在论著中做过介绍，②近年田岛公、田中健夫等时贤也在年表中有所涉及。③但是，有关转智的身世、五丈观音像的由来、观音安置的寺院、转智的行踪等等，许多谜团尚待破解。
记录“五丈观音”的《四朝闻见录》，被四库全书归入“小说家类”的“杂事之属”，也就是说属于史料价值偏低的野史、笔记之类。大概因为这则记事“出身不正”，转智是否实有其人，学者多疑之。
2 “西竺僧”与“入竺僧”
前面提到的田岛公、田中健夫等制作的权威性大型年表，在注明转智史料出处时，均列举《四朝闻见录》。然而，早在1923年，西冈虎之助就已经从《金石契》（舍利二）中发现新史料《胜相寺记》，并向学界作了介绍。④
有西竺僧，曰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南海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赐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
据此，人称“纸衣道者”的西竺僧转智，寒暑唯服纸袍，经南海诸国至日本，遇吴越国遣使赐日本五百宝箧印经塔，遂搭乘吴越使者船而归。
假如人称“纸衣道者”的西竺僧转智，与号为“纸衣和尚”的日本僧转智系同一人物，那么《四朝闻见录》与《胜相寺记》中，必有一方出现差错。西冈虎之助大概注意到了两者的矛盾，两年后改口“西竺僧恐为入竺僧之误”，认定《胜相寺记》的“西竺僧”与《四朝闻见录》中的“日本僧”实为一人。⑤
所谓“入竺僧”，即西赴天竺求法之僧侣，揣摩《胜相寺记》记事内容，“西竺”不似“入竺”笔误，开首说“有西竺僧，曰转智”，游历路线为“走南海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赐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经南海诸国而至日本，最后一个“归”字，点出其原居地不在日本。
比较上述两种文献，吴越国使送宝箧印经塔、转智游历南海诸国，唯存《胜相寺记》而不见于《四朝闻见录》；转智雕造五丈观音、宋高宗临幸观音像、宪圣皇后喜舍金缕衣，则《四朝闻见录》载之而《胜相寺记》不传。两者的相同之处，除了“转智”的法号外，唯独“纸衣道者”和“纸衣和尚”有些相似而已。
3 十丈胜相与五丈观音
西冈虎之助介绍的新史料固然重要，但却只是《胜相寺记》原文的节略而已。这篇寺记的作者是宋人程珌，全文收录在他的诗文集《洺水集》（卷七）以及《咸淳临安志》等多种文献。
《洺水集》收录寺记全称为《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共计约430字，西冈虎之助、《大日本史料》引用其中仅56字，还不到全文的七分之一。
寺记开头敍述撰述的缘起：“予比年焚绮研，不复作羡语。今寿来千里，门之不去者逾月，勉即其录而次第之。”
程珌系南宋朝官，据《宋史》（卷四二二）本传，字怀古，徽州休宁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及第，出为昌化主簿，历著作郎、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福建安抚使等，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本传说他“十岁咏冰、语出惊人”，因文笔绮丽，求墨者甚众。晚年宣布封笔，但在胜相寺僧寿恳求之下，绍定二年(1229)五月根据僧寿提供的“录文”，撰写了这篇寺记。
僧寿提供的“录文”之一部分为《金石契》（舍利二）所引用（划线部分），但还包括一些未经介绍的资料，兹引录之。（据《咸淳临安志》考异，在［ ］中标出。底本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其录云：“寺负钱塘龙山、唐开成四年建、曰隆［龙］兴千佛寺。后有西竺僧、曰智［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海南诸国、至日本。适吴［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千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风鸣海汹、舟且倾。智诵如意轮咒，俄见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度高十丈，风息遂济。智谋揭高梁，可容十丈［文］胜相，以答佛施。时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阁高八丈。光请于忠懿，以阁为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为十丈。”
未经《金石契》介绍的资料包括：
(1)胜相寺位于临近钱塘江的龙山，始建于唐开成四年(716)，最初称为“龙兴千佛寺”；(2)转智搭乘吴越使船从日本回到中国途中，遭遇暴风，转智一心念佛，如意珠王现十丈胜相，顷刻风平浪静；(3)转智为感谢佛恩，发愿造十丈胜相；(4)千佛寺住持僧光得吴越忠懿王许可，协助转智建造五丈佛像二尊。
从僧寿提供的“录文”，我们终于知道“五丈观音”的由来：转智在航海中遇难，因如意珠王显十丈胜相而获救，遂发愿建造十丈观音，但吴越国忠懿王敕许的佛阁高仅八丈，于是造五丈观音二尊，以合“十丈”之数。
4 胜相寺的盛衰
据《洺水集》，胜相寺的全称为“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此寺位居因潮水而闻名的钱塘江畔的龙山，原名“龙兴千佛寺”，唐开成四年(716)开基。因转智雕造的二尊五丈观音改称为“五丈观音胜相寺”。反过来说，胜相寺因胜相阁得名，胜相阁因五丈观音得名。则此寺之扬名，赖转智之功大矣。
这二尊观音像颇多灵验，南宋多位皇帝亲临朝拜。程珌根据僧寿提供的“录文”，叙述胜相寺的变迁：
皇朝治平中，改赐今额。建炎间，灰［毁］于［于］腊寇，唯［惟］胜相一阁屹然云际，不堕劫火。绍兴初，光之孠孙曰清，中兴之。清有子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经理，乃克大备。干道间，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临幸，盼［颁］赉甚渥，由是声益振。
今师寿者，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厉，壮耄一日。［架钟缭廊］，宿仆尽起，金碧辉煌、增光畴昔。至［致］蒙东朝出内帑赐之，风
迩遐［遐迩］。舍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无］穷者。
我们把上述内容作一番梳理和排序，可以看出胜相寺盛衰变迁过程：
(1)治平年間(1064～1067)，千佛寺易名为“胜相寺”；(2)建炎年間(1127～1130)，发生方腊起义，寺院被毁，唯胜相阁幸免；(3)绍兴(1131～1162)初年，僧清重建荒废的寺院，至僧性恢复基本格局；(4)乾道年间(1165～1173)，“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临幸”，赏赐甚多，名声大振；(5)僧寿继承乃师僧性事业，致力于寺院建设，再创昔日辉煌；(6)东朝出内帑赐之，远近轰动，各方施舍不断。
乾道年间(1165～1173)临幸胜相寺的“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即高宗（光尧皇帝）、孝宗（圣子）、光宗（神孙）三人。“东朝”此为皇太后尊称，当指宪圣皇后。
如上所述，《四朝闻见录》所载转智雕刻五丈观音、高宗皇帝前往临幸、宪圣皇后赐予金缕衣，均可在《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得到相应的左证，确认两种文献中的“转智”实为同人，唯一的障碍就剩“西竺僧”与“日本僧”的区别了。
5 “转智”与“传智”
倘若转智确实是日本僧的话，会不会在平安时代的文献中找到某些线索？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在日本文献中发现“转智”的相关资料，但在入宋僧奝然的日记《在唐记》中，却有“传智”的记录。
983年入宋的奝然是东大寺的学僧，因从中国带回宋版大藏经及天竺传至中国的释迦像而闻名。他在入宋期间写的《在唐记》原文不存，但逸文散见于各书，有关“传智”的记录出现在《鹅珠抄》卷六“南海诸国水有毒事”条下：
奝然法桥《在唐记》云：南海诸国水皆毒也。欲饮水人，先吃药，后饮之。又曰：气极热，传智不堪热气，饮水醉死。又云：传智元是日本大宰监藤原贞包
息也。随吴越商客入唐，为往西天乘船去，到瞻波城国，醉水死。
根据上述逸文，传智父亲是担任大宰府监藤原贞包（养鹰），随吴越商人渡海至中国，为赴天竺巡礼求法，再渡海到瞻波城国，不耐当地酷暑，不幸饮水中毒身亡。
“西天”与“西竺”均为“西天竺”（印度一带）之略称。奝然《在唐记》中所云“吴越商人”（吴越国使）、“西天”（西竺）、“瞻波城国”（南海诸国）等，均可与《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相印证，说明入西天的“传智”与西竺僧“转智”即为同一人。
至于“转”与“传”，繁体字的字体比较接近，一种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笔误，还有一种可能是“传智”到达中国后改称“转智”。相近的例子如入唐僧道昭，中国文献多作“道照”。不过，“传智”仅见于奝然的《在唐记》，而中国文献一概作“转智”，故本文暂以“转智”为正。
如果“传智”即“转智”，那么奝然的《在唐记》是有关转智的目前已知最古的记录，其内容的可信度颇高。因雕造五丈观音而闻名遐迩的转智，怀抱西天求法的雄心壮志，不幸在瞻波城国中毒身亡，此事南宋时在临安一带广为传颂，以至人们忘掉了其出生地日本，误传为他是“西竺僧”。作为一名佛教上的具有灵验的传奇人物，人们更容易联想到西方的天竺，而不太会与东方的日本挂钩。
6 转智的影响
如同上述，当我们把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程珌《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奝然《在唐记》中的记事串接起来，被历史湮没已久的日本僧转智的全貌，便渐渐地浮现出来了。
他出生在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一个中等官吏的家庭，属于日本古代豪门藤原家族一员，父亲在九州大宰府担任“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外国商人。从他信奉密教系统的“如意珠王”，推测是当时极盛的真言宗僧人。吴越国王遣使赐日本宝箧印经塔，转智搭乘使者归帆到达临安，因航海中观音显灵，发愿建造十丈观音像，千佛寺住持僧光得吴越国王敕许助其还愿，但佛阁仅高八丈，于是造五丈观音二尊。建隆元年(960)佛像竣工，此后转智为赴天竺巡礼求法，渡海南下，在瞻波城国中毒身亡。
除了奝然的《在唐记》，在日本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转智，却在中国（尤其是南宋都城临安）广为人知，其事迹见于南宋及以后的多种文献。在此我们仅举一例。
宋人董嗣杲所撰《西湖百咏》（卷下），有咏“五丈观音”诗，序云：“在胜相院内，唐开成中建。钱氏时，有西竺僧转智，附海舶归。风鸣浪涌，智诵如意轮咒，见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风息得济。智遂与僧光改千佛寺阁，立五丈之像二，合为十丈，以答佛施。建炎兵毁，止存五丈观音。俗传‘人有意度，则求转智者’，以此也。干道中，光尧、圣子、神孙临幸，有程泌记。”
“意度”者，解作识见、气魄、设想，此或可当作愿望理解。如然，则民间盛传：人如有所希冀，求转智即灵。可见转智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诗是这样的：
海国风涛拥万寻，此躯何翅直千金。
涉波直现昂藏相，结屋还坚报施心。
图得诸方传转智，幸存一半有观音。
阴廊谁立苔碑在，只载三朝法驾临。
前四句叙述转智渡海来华经历，后四句述后人对转智的敬仰。“图得诸方传转智”是说转智的事迹广为传颂，记载“三朝法驾临”的石碑矗立在寺内。明代时陈贽和韵此诗：
大士空中现几寻，庄严宁惜费千金。
若非突兀惊人相，那显慈悲救苦心。
风度遥传钟磬响，月明远听海潮音。
残碑尚在荒山里，凤驾鸾旗不再临。
到了明代，南宋皇宫已如荒冢，盛极一时的胜相寺大概也成废墟，虽然帝王临幸的辉煌不再，但残碑依然兀立荒山。
注释：
①引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CD].
②西岡虎之助.1923.日本と呉越との交通，歴史地理[J].第42巻（第1号）. //西岡虎之助.1925.奝然の入宋に就ぃて（第二回），歴史地理[J].第45巻（第3号）. //森克己.1975.増補日宋文化交流の諸問題，国书刊行会[J].：415.
③田島公.1993.日本、中国、朝鮮对外交流史年表[J].由良大和文化研究協会. //田中健夫等.1999.对外関系史
合年表[G].吉川弘文館（第1版）.
④西岡虎之助.1923.日本と呉越との交通，歴史地理[J].第42巻（第1号）.此外，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史料》“天历年中”条下引用《重定金石契》史料，内容基本相同。
⑤西岡虎之助.1925.奝然の入宋に就ぃて下（第二回），歴史地理[J].第45巻（第3号）.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日语学习与研究》(京)2007年5期第53～56页
【作者简介】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18
| 【内容提要】 | 宋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所录“五丈观音”一则，提到日本僧转智的传奇事迹，由于孤证而学者疑之。西冈虎之助从《金石契》辑出《胜相寺记》，转智其人其事得一旁证。然而，《金石契》所录《胜相寺记》仅为片断，作者从宋人程珌《洺水集》找到全文，始知转智来华求法全貌。追踪史料，发现入宋僧奝然《在唐记》提到的“传智”，推测与“转智”系同名误写，由此得知转智的家系及终焉西天求法途中细节。五代时日本来华求法僧稀少，而转智在吴越国造观音巨像，又矢志西天求法，故为南宋以后历代皇帝崇信，民间则信其灵验而香火不断，实为中日交流之美谈佳话。 |
众所周知，中国文献中保存着丰富的日本史料。但是，像《魏志倭人传》备受关注的毕竟属于少数，相当一部分史料尚未经过系统整理和科学论证。宋人叶绍翁撰写的《四朝闻见录》便属一例，该书甲集载有“五丈观音”一则，记录日本僧转智的传奇事迹。
观音高五丈，本日本国僧转智所雕，盖建隆元年秋也。转智不御烟火，止食芹蓼；不衣丝绵，尝服纸衣，号纸衣和尚。高宗偕宪圣尝幸观音所，宪圣归，即制金缕衣以赐之。及挂体，仅至其半。宪圣遂遣使相其体，再制衣以赐。①
根据这则记事，号为“纸衣和尚”的日本僧转智，建隆元年秋天建造了高达五丈的观音像，宋高宗偕皇后宪圣前往临幸。皇后制金缕衣舍之，但衣服只及佛体之半，遂遣使测量，再制衣赐之。
建隆元年(960)系赵匡胤陈桥驿起兵，推翻后周，定都开封，建立北宋之年；高宗乃在金兵压境之下，从金陵迁都至临安，建立南宋的首代天子。也许是机缘凑巧，转智雕造的观音像，际逢北宋开国与南宋迁都的非常时期。
这则记事并非新出史料，早年西冈虎之助、森克己诸先学已在论著中做过介绍，②近年田岛公、田中健夫等时贤也在年表中有所涉及。③但是，有关转智的身世、五丈观音像的由来、观音安置的寺院、转智的行踪等等，许多谜团尚待破解。
记录“五丈观音”的《四朝闻见录》，被四库全书归入“小说家类”的“杂事之属”，也就是说属于史料价值偏低的野史、笔记之类。大概因为这则记事“出身不正”，转智是否实有其人，学者多疑之。
2 “西竺僧”与“入竺僧”
前面提到的田岛公、田中健夫等制作的权威性大型年表，在注明转智史料出处时，均列举《四朝闻见录》。然而，早在1923年，西冈虎之助就已经从《金石契》（舍利二）中发现新史料《胜相寺记》，并向学界作了介绍。④
有西竺僧，曰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南海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赐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
据此，人称“纸衣道者”的西竺僧转智，寒暑唯服纸袍，经南海诸国至日本，遇吴越国遣使赐日本五百宝箧印经塔，遂搭乘吴越使者船而归。
假如人称“纸衣道者”的西竺僧转智，与号为“纸衣和尚”的日本僧转智系同一人物，那么《四朝闻见录》与《胜相寺记》中，必有一方出现差错。西冈虎之助大概注意到了两者的矛盾，两年后改口“西竺僧恐为入竺僧之误”，认定《胜相寺记》的“西竺僧”与《四朝闻见录》中的“日本僧”实为一人。⑤
所谓“入竺僧”，即西赴天竺求法之僧侣，揣摩《胜相寺记》记事内容，“西竺”不似“入竺”笔误，开首说“有西竺僧，曰转智”，游历路线为“走南海诸国，至日本。适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十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赐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经南海诸国而至日本，最后一个“归”字，点出其原居地不在日本。
比较上述两种文献，吴越国使送宝箧印经塔、转智游历南海诸国，唯存《胜相寺记》而不见于《四朝闻见录》；转智雕造五丈观音、宋高宗临幸观音像、宪圣皇后喜舍金缕衣，则《四朝闻见录》载之而《胜相寺记》不传。两者的相同之处，除了“转智”的法号外，唯独“纸衣道者”和“纸衣和尚”有些相似而已。
3 十丈胜相与五丈观音
西冈虎之助介绍的新史料固然重要，但却只是《胜相寺记》原文的节略而已。这篇寺记的作者是宋人程珌，全文收录在他的诗文集《洺水集》（卷七）以及《咸淳临安志》等多种文献。
《洺水集》收录寺记全称为《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共计约430字，西冈虎之助、《大日本史料》引用其中仅56字，还不到全文的七分之一。
寺记开头敍述撰述的缘起：“予比年焚绮研，不复作羡语。今寿来千里，门之不去者逾月，勉即其录而次第之。”
程珌系南宋朝官，据《宋史》（卷四二二）本传，字怀古，徽州休宁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及第，出为昌化主簿，历著作郎、礼部侍郎、翰林学士、福建安抚使等，以端明殿学士致仕。本传说他“十岁咏冰、语出惊人”，因文笔绮丽，求墨者甚众。晚年宣布封笔，但在胜相寺僧寿恳求之下，绍定二年(1229)五月根据僧寿提供的“录文”，撰写了这篇寺记。
僧寿提供的“录文”之一部分为《金石契》（舍利二）所引用（划线部分），但还包括一些未经介绍的资料，兹引录之。（据《咸淳临安志》考异，在［ ］中标出。底本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其录云：“寺负钱塘龙山、唐开成四年建、曰隆［龙］兴千佛寺。后有西竺僧、曰智［转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纸衣道者。走海南诸国、至日本。适吴［吴越］忠懿王用五金铸千万塔、以五百遣使者颁日本。使者还，智附舶归。风鸣海汹、舟且倾。智诵如意轮咒，俄见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度高十丈，风息遂济。智谋揭高梁，可容十丈［文］胜相，以答佛施。时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阁高八丈。光请于忠懿，以阁为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为十丈。”
未经《金石契》介绍的资料包括：
(1)胜相寺位于临近钱塘江的龙山，始建于唐开成四年(716)，最初称为“龙兴千佛寺”；(2)转智搭乘吴越使船从日本回到中国途中，遭遇暴风，转智一心念佛，如意珠王现十丈胜相，顷刻风平浪静；(3)转智为感谢佛恩，发愿造十丈胜相；(4)千佛寺住持僧光得吴越忠懿王许可，协助转智建造五丈佛像二尊。
从僧寿提供的“录文”，我们终于知道“五丈观音”的由来：转智在航海中遇难，因如意珠王显十丈胜相而获救，遂发愿建造十丈观音，但吴越国忠懿王敕许的佛阁高仅八丈，于是造五丈观音二尊，以合“十丈”之数。
4 胜相寺的盛衰
据《洺水集》，胜相寺的全称为“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此寺位居因潮水而闻名的钱塘江畔的龙山，原名“龙兴千佛寺”，唐开成四年(716)开基。因转智雕造的二尊五丈观音改称为“五丈观音胜相寺”。反过来说，胜相寺因胜相阁得名，胜相阁因五丈观音得名。则此寺之扬名，赖转智之功大矣。
这二尊观音像颇多灵验，南宋多位皇帝亲临朝拜。程珌根据僧寿提供的“录文”，叙述胜相寺的变迁：
皇朝治平中，改赐今额。建炎间，灰［毁］于［于］腊寇，唯［惟］胜相一阁屹然云际，不堕劫火。绍兴初，光之孠孙曰清，中兴之。清有子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经理，乃克大备。干道间，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临幸，盼［颁］赉甚渥，由是声益振。
今师寿者，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厉，壮耄一日。［架钟缭廊］，宿仆尽起，金碧辉煌、增光畴昔。至［致］蒙东朝出内帑赐之，风
迩遐［遐迩］。舍予日至，且有施田，以惠亡［无］穷者。我们把上述内容作一番梳理和排序，可以看出胜相寺盛衰变迁过程：
(1)治平年間(1064～1067)，千佛寺易名为“胜相寺”；(2)建炎年間(1127～1130)，发生方腊起义，寺院被毁，唯胜相阁幸免；(3)绍兴(1131～1162)初年，僧清重建荒废的寺院，至僧性恢复基本格局；(4)乾道年间(1165～1173)，“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临幸”，赏赐甚多，名声大振；(5)僧寿继承乃师僧性事业，致力于寺院建设，再创昔日辉煌；(6)东朝出内帑赐之，远近轰动，各方施舍不断。
乾道年间(1165～1173)临幸胜相寺的“光尧皇帝、圣子、神孙三殿”，即高宗（光尧皇帝）、孝宗（圣子）、光宗（神孙）三人。“东朝”此为皇太后尊称，当指宪圣皇后。
如上所述，《四朝闻见录》所载转智雕刻五丈观音、高宗皇帝前往临幸、宪圣皇后赐予金缕衣，均可在《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得到相应的左证，确认两种文献中的“转智”实为同人，唯一的障碍就剩“西竺僧”与“日本僧”的区别了。
5 “转智”与“传智”
倘若转智确实是日本僧的话，会不会在平安时代的文献中找到某些线索？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在日本文献中发现“转智”的相关资料，但在入宋僧奝然的日记《在唐记》中，却有“传智”的记录。
983年入宋的奝然是东大寺的学僧，因从中国带回宋版大藏经及天竺传至中国的释迦像而闻名。他在入宋期间写的《在唐记》原文不存，但逸文散见于各书，有关“传智”的记录出现在《鹅珠抄》卷六“南海诸国水有毒事”条下：
奝然法桥《在唐记》云：南海诸国水皆毒也。欲饮水人，先吃药，后饮之。又曰：气极热，传智不堪热气，饮水醉死。又云：传智元是日本大宰监藤原贞包
息也。随吴越商客入唐，为往西天乘船去，到瞻波城国，醉水死。根据上述逸文，传智父亲是担任大宰府监藤原贞包（养鹰），随吴越商人渡海至中国，为赴天竺巡礼求法，再渡海到瞻波城国，不耐当地酷暑，不幸饮水中毒身亡。
“西天”与“西竺”均为“西天竺”（印度一带）之略称。奝然《在唐记》中所云“吴越商人”（吴越国使）、“西天”（西竺）、“瞻波城国”（南海诸国）等，均可与《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相印证，说明入西天的“传智”与西竺僧“转智”即为同一人。
至于“转”与“传”，繁体字的字体比较接近，一种可能是传抄过程中的笔误，还有一种可能是“传智”到达中国后改称“转智”。相近的例子如入唐僧道昭，中国文献多作“道照”。不过，“传智”仅见于奝然的《在唐记》，而中国文献一概作“转智”，故本文暂以“转智”为正。
如果“传智”即“转智”，那么奝然的《在唐记》是有关转智的目前已知最古的记录，其内容的可信度颇高。因雕造五丈观音而闻名遐迩的转智，怀抱西天求法的雄心壮志，不幸在瞻波城国中毒身亡，此事南宋时在临安一带广为传颂，以至人们忘掉了其出生地日本，误传为他是“西竺僧”。作为一名佛教上的具有灵验的传奇人物，人们更容易联想到西方的天竺，而不太会与东方的日本挂钩。
6 转智的影响
如同上述，当我们把叶绍翁《四朝闻见录》、程珌《临安府五丈观音胜相寺记》、奝然《在唐记》中的记事串接起来，被历史湮没已久的日本僧转智的全貌，便渐渐地浮现出来了。
他出生在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一个中等官吏的家庭，属于日本古代豪门藤原家族一员，父亲在九州大宰府担任“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外国商人。从他信奉密教系统的“如意珠王”，推测是当时极盛的真言宗僧人。吴越国王遣使赐日本宝箧印经塔，转智搭乘使者归帆到达临安，因航海中观音显灵，发愿建造十丈观音像，千佛寺住持僧光得吴越国王敕许助其还愿，但佛阁仅高八丈，于是造五丈观音二尊。建隆元年(960)佛像竣工，此后转智为赴天竺巡礼求法，渡海南下，在瞻波城国中毒身亡。
除了奝然的《在唐记》，在日本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转智，却在中国（尤其是南宋都城临安）广为人知，其事迹见于南宋及以后的多种文献。在此我们仅举一例。
宋人董嗣杲所撰《西湖百咏》（卷下），有咏“五丈观音”诗，序云：“在胜相院内，唐开成中建。钱氏时，有西竺僧转智，附海舶归。风鸣浪涌，智诵如意轮咒，见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风息得济。智遂与僧光改千佛寺阁，立五丈之像二，合为十丈，以答佛施。建炎兵毁，止存五丈观音。俗传‘人有意度，则求转智者’，以此也。干道中，光尧、圣子、神孙临幸，有程泌记。”
“意度”者，解作识见、气魄、设想，此或可当作愿望理解。如然，则民间盛传：人如有所希冀，求转智即灵。可见转智在南宋时已经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诗是这样的：
海国风涛拥万寻，此躯何翅直千金。
涉波直现昂藏相，结屋还坚报施心。
图得诸方传转智，幸存一半有观音。
阴廊谁立苔碑在，只载三朝法驾临。
前四句叙述转智渡海来华经历，后四句述后人对转智的敬仰。“图得诸方传转智”是说转智的事迹广为传颂，记载“三朝法驾临”的石碑矗立在寺内。明代时陈贽和韵此诗：
大士空中现几寻，庄严宁惜费千金。
若非突兀惊人相，那显慈悲救苦心。
风度遥传钟磬响，月明远听海潮音。
残碑尚在荒山里，凤驾鸾旗不再临。
到了明代，南宋皇宫已如荒冢，盛极一时的胜相寺大概也成废墟，虽然帝王临幸的辉煌不再，但残碑依然兀立荒山。
注释：
①引文据文渊阁四库全书[CD].
②西岡虎之助.1923.日本と呉越との交通，歴史地理[J].第42巻（第1号）. //西岡虎之助.1925.奝然の入宋に就ぃて（第二回），歴史地理[J].第45巻（第3号）. //森克己.1975.増補日宋文化交流の諸問題，国书刊行会[J].：415.
③田島公.1993.日本、中国、朝鮮对外交流史年表[J].由良大和文化研究協会. //田中健夫等.1999.对外関系史
合年表[G].吉川弘文館（第1版）.④西岡虎之助.1923.日本と呉越との交通，歴史地理[J].第42巻（第1号）.此外，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史料》“天历年中”条下引用《重定金石契》史料，内容基本相同。
⑤西岡虎之助.1925.奝然の入宋に就ぃて下（第二回），歴史地理[J].第45巻（第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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転智の入呉越事跡につぃて，日本古代文学と東アジア[C].勉誠出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