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遏制战略的历史考量
朱秀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金华)2007年5期第65～69页
【作者简介】朱秀芳，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浙江 杭州 310012
【关 键 词】美国/遏制战略/历史考量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07)05-0065-05
1947年，美国提出并开始实施“遏制战略”。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奉行的都是遏制战略，直至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遏制战略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使命已经完成。[1]美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一直在领导西方世界遏制苏联对世界统治的追求，最终击破了苏联的梦想。按此观点，1991年苏联的解体便标志着遏制战略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然而，通过考察遏制战略出台的背景、实质及演变历史我们发现，美国的遏制战略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缺陷。
一、遏制战略的提出
1946年初，乔治·凯南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期间通过观察分析认定，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苏联终将对美国构成威胁。同年2月22日，由于时任驻苏大使的哈里曼与他意见有出入，他便趁大使回国自己任代办之机向美国国务院发回著名的8000字电报，全面分析了苏联对战后世界的看法、追求的战略目标以及美国的对苏政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电报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遏制”这个词，却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凯南看来，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地向外扩张，为此，美国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电报从理论上点明了美国的对苏政策，同当时的美国决策层不谋而合，因而在华盛顿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杜鲁门政府认识苏联的权威教材，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统治集团形成基本一致的对苏看法，[2]凯南也因此被召回华盛顿委以重任。1946年9月24日，杜鲁门的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提交了一份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绝密报告，认为“苏联把控制斯德丁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他们现今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决不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同时，苏联还“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臣服于苏联，无力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对那些反抗苏联的国家给予“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3]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提出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去希腊和土耳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自由的人民去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旨在将极权政府强加于人的侵略活动”。随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的这篇咨文“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这篇咨文也因此成为杜鲁门主义出台的标志。正如拉夫尔·贝茨所指出的，杜鲁门主义的目的是“美国决心干涉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以及可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内部革命”。[4]杜鲁门主义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宣言，它的出笼表明美国已经公开放弃同苏联合作的政策，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随后，已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该政策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凯南在文章中强调，美国应推行“长期的、耐心而坚定、警惕的遏制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化和策略，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理政治支点上，巧妙而谨慎地使用对抗力量”，此外，“美国还完全有可能利用其行为影响俄罗斯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发展”。[5]“遏制”一词从此成为美国在针对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口头禅，并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被奉为对苏政策的圭臬。
虽然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战略，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遏制的手段与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乔治·凯南倾向于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有重点的遏制。由于苏联在1949年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加上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美国“遏制战略”的东方战线，使美国的东亚政策面临严重的危机，遏制战略面临尴尬，因此，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成立特别小组，重新审议美国的整个防务和外交战略。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的主持下，该小组于1950年4月14日向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报告，即著名的《NSC68号文件》。该文件对苏联的根本意图、目标和能力作了重点分析，认为美国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源于苏联的敌对企图和可怕力量以及苏维埃制度的特性，强调要继续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利用各种手段阻止苏联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引诱克里姆林宫缩回控制和影响，培育苏维埃制度中的破坏性种子。②同年4月25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NSC68号文件》，对凯南的遏制思想作了重大修补，更加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进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在内的全面遏制。正当美国决策者犹豫是否以此文件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指南时，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下子达成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共识。此后，修改后的“遏制战略”就成为战后40多年间美国长期奉行的以对抗苏联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目标的全球战略。
二、遏制战略实施的现实考量
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与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及美苏关系息息相关，它既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也是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及争霸的需要，同时也明显地暴露了美国决策者战略思维的狭隘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力量，打破了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因为如此，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6]为此，罗斯福等人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即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但是，这套计划还没有实现罗斯福就与世长辞了。杜鲁门（1945-1953年在任）上任后，作为美国反共强硬派的代表他当然不会改变美国要称霸世界的既定目标，但做法上已经不同于罗斯福。杜鲁门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7]
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遏制战略出台的前提条件。
美国要实现他的全球战略目标，苏联是最大障碍。正如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所说，美国认为，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向“美国的梦想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美国人往往“把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视为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的可怕而根本性的威胁”，[6]因此，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符合美国特性和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与根深蒂固于美国传统中的一系列因素相一致”。[8]美苏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是二战后才凸显出来，而是早在二战前就已暴露了，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美苏历史矛盾的自然延续。
自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美苏两国关系就很少有和睦相处的时期。1917年当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时，所有西方帝国主义都为之震惊，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无疑构成了对美国“立宪民主制度的威胁”。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9]正因为如此，美国纠集了十多个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把这个新生的婴儿掐死在摇篮里。1918至 1920年三年间，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金钱给当时苏维埃境内的白匪分子和叛军，还派了一万多名美国兵直接同苏联红军作战。武装干涉失败后美国仍然敌视苏联，它是西方大国中最后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直到 1933年才正式同苏联建交。建交后的美苏之间并没有停止斗争，美国也没有放弃要继续削弱和搞垮苏联的努力。
二战爆发初期，美国曾企图“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希特勒进攻苏联。美国一直袖手旁观，直到1942年6月才与苏联签订相互援助协定。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截止二战结束时，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租借物资总价值约达一百零八亿美元。这是苏美关系史上罕见的合作得最好的一个时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战后苏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 1945至1947年间欧亚大陆先后建立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越南等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使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的范围。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其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它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更加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惊恐和不安。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10]两国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成为遏制战略出台的天然条件。
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主义及与苏联对抗的进程。由于英国不再在希腊的反共内战中继续支持保皇政府，土耳其为了顶住苏联在要求修改海峡控制权的国际条约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又在请求援助，美国不得不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应该说遏制战略成形之际也正值美苏矛盾上升并尖锐化之时，现实的需要召唤着美国新的全球战略。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转折，它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已由地区政策转向全球政策，由原来的海外扩张转向全球扩张。
三、遏制战略的历史考量
如何评价遏制战略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美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西方的遏制确实成功地封杀了莫斯科推行苏联霸权的企图”，“40多年来，西方的遏制起了牵制苏联的历史作用”，因此，在冷战中，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和威胁，美国采取遏制和威慑政策是必要的、恰当的。[11](P394)对此，美国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遏制战略是美国出于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发动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冷战，是美国纠集一帮盟友在对付虚构的苏联威胁，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动员西方世界支持美国发动冷战披上合法的外衣。也有学者认为遏制战略过分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将战后国际格局中出现的民族独立问题或民族主义问题都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从历史角度来考量遏制战略我们会发现，遏制战略之所以被作为较长时间内的美国全球总战略，是因为“遏制”思想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需要，是冷战政策最好的理论说明，在美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遏制战略既为美国干预世界事务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蒙上了一层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神圣光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心理。正如美国学者雷蒙德·加特霍夫所指出的，威慑政策（遏制战略）的主要好处不是劝阻苏联进攻，而是安抚西欧国家。[11](P214)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承担起世界警察的角色，也得益于此。
遏制战略实施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取得了地缘政治优势，为美国战后称霸全球提供了便利。美国“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把苏联势力限制在二战结束时形成的地理界域之内，手段主要是在欧亚大陆两翼经营好与西欧和日本的联盟，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并与之展开全面的对抗，[12]也就是维持雅尔塔体制，防止苏联扩大其政治边疆（或政治影响）。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柯恩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实行遏制政策，“在欧亚大陆外围建立海外盟国，就是企图阻止苏联控制‘心脏区’，进而控制‘世界岛’。由于共产主义传入东亚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美国遏制大陆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世界岛’东亚近海区域的其余部分封锁起来”。[13]为此，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亚洲、欧洲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先后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还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斯皮克曼认为，美国这种对苏联（以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实质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14]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应该说达到了它的既定目的。
围绕对抗苏联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战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曾根据美国实力地位的消长和美苏争霸态势的变化提出了一些贴上本届政府标签的战略思想，但是遏制思想一直贯穿始终，“一切变化都是在杜鲁门时期所奠定的总格局中进行的”，美国全球战略的本质和核心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15]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国的遏制战略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缺陷。
首先，遏制战略暴露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夸大对手的威胁，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照理，正如艾奇逊所生动表述的，故意过分简化关系，描述冷战对手的威胁，这是“比事实还要清楚”的一种需要（政治需要）。③但，美国领导人把遏制真正的威胁看成一种真正的挑战和真正的责任。美国的遏制战略所要遏制的本该是苏联的权力，但那些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则认为美国应该直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他们过分夸大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及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将战略基础建立在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政策的预测之上，这便使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缺乏现实依据，常常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及对苏联政策过度的神经质反应——美国出兵干预朝鲜战争就是基于对苏联威胁的预测——从而使凯南推崇的以经济政治遏制为主的遏制战略演变成了以军事遏制为主的遏制战略。最终，平衡苏联权力的主张让位于使世界远离共产主义，这使美国领导人无视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可能的分歧，并不加区别地遏制任何地区出现的真实和可能的共产主义传播。[16]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追求有限目标并理性地审慎估量代价和收益的民族国家，而是成为意识形态的角斗士，越战即是一个典型。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越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即使整个越南“陷落”，也并不能改变美苏之间的全球战略平衡。换言之，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原本不需要军事干预越南，但是美国却在越南这个很多美国人都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其位置、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根本无足轻重的国家付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代价。美国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冷战时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目标——让世界远离共产主义；遏制共产主义传播这一意识形态目标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广泛的对外干预的发动机。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把冷战时期的美国比喻成希腊神话中以双肩擎天的巨神阿特拉斯，拼命承担起捍卫“自由世界”和全球秩序的责任。[17]虽然最终美国最强劲的对手苏联解体了，但从遏制战略实施的现实来看，美国并没得到更多的好处。这种遏制全球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战略其实也注定了美国外交行动也将从此受到束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也因此失去了自由，仓促应战的成份不断增多，美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两场战争使美国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
其次，遏制战略导致了美苏及美中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无节制的军备竞赛，既加剧了各国的矛盾与世界的动荡，也消耗了美国自身的国力。遏制战略使不同阵营的人们相互对立、相互仇恨，国家之间不能进行正常的往来和合作，不能合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美苏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高新技术投入到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之中，消耗了社会财富，降低了国家和社会繁荣富裕的程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成员在无益的军备竞赛中付出了代价，在同苏联的军事竞争中承担了超比例的重负。苏联不期而然的消失使美国感到措手不及，它的过剩军事力量失去了方向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即是美国释放其过剩军事力量的一种表现。从表面上看，美国打赢了这些战争，但它却并没有最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无节制的军备竞赛也反映出遏制战略的逻辑思维是建立在绝对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的，陷入了安全困境的怪圈。在现实世界中，追求绝对的国家安全反而会使所有国家都处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18]这种情形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与苏联都声称对方在威胁着自己的安全，从而大力发展“防御”力量。而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这就导致双方互相之间的担忧，更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军事竞赛，最后达到双方所掌握的武器的破坏力可以将整个世界毁灭的登峰造极的程度。有学者认为，由于美国长期支持遏制战略，苏联不得已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造成了整个经济的畸形。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在全球范围内苏联要控制东欧，在第三世界中发展同盟国，支持代理人古巴在非洲的战争，支持越南在柬埔寨的战争，同时自己在阿富汗也深陷泥潭，这又使苏联在经济上背上了极为沉重的负担，最终使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实施遏制战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采取了道义谴责、军事援助、外交手段、秘密行动、准军事手段直到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的一切干涉手段对第三世界进行干涉，试图以此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据统计，截止到1990年的整个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8250亿美元。④巨大的军费开支使美国的国债翻了一番，美国也因此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58次经济制裁，遭受美国制裁的第三世界国家达41个之多，⑤第三世界成为美国避免与苏联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替代性战场。而干涉的结果，正如富布莱特所说的那样，不仅不符合美国“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对被干涉的国家也没有过有益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19]
第三，美国的遏制战略实际上是对其一贯主张的开放原则的背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策原则的倒退。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部分地放弃美国旨在称霸世界的门户开放的蓝图，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形成的建立世界霸权非常有利的时机，默认并屈从了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陷入了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由合作转为对抗，由开放转为遏制，最终陷入势力范围之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这种倒退奠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悲剧结局。
在遏制战略下，欧洲和日本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而迅速成长。“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到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据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20]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军费开支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及国内其他因素创造了日本奇迹。西欧、日本成为美国强有力的挑战者，在政治方面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在遏制战略下，美国与中国也进行了长达20年的封锁与对抗。
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已成为历史，但美国遏制战略产生的思维定势并没有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而改变。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遏制。例如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构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拒绝给中国以高科技的合作等等，这些均反映出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将遏制重点转向中国的趋势。当然，“911事件”后由于美中之间在反恐方面有诸多的共同点，遏制中国的战略做法有了收敛；但是，只要还存在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的对立，遏制战略的思维就不会从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中自动消失，这一点值得警惕。
注释：
①这是布什总统的话，见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转引自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②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XXVII(May-June, 1975), pp.51-108. Also i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转引自张林宏《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流变》，《学海》2002年第5期。
③See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W. W. Norton, 1969), p375, referring to NSC-68 in 1950. Acheson had earlier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broad depiction of the threat in the Truman Doctrine in 1947.转引自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
④Peter J. Schraeder, ed. Intervention into the 1990s: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M].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385.转引自王立新《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⑤同上，见第11-1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2期
【原文出处】《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金华)2007年5期第65～69页
【作者简介】朱秀芳，浙江教育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硕士。浙江 杭州 310012
| 【内容提要】 | 二战后推行了40多年以遏制全球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内容的遏制战略是美国的全球“总战略”，①也是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心战略；该战略从1947年正式形成，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放弃。美国当局认为遏制战略取得了成功，即冷战取得了胜利；然而通过考察遏制战略的实质及演变历史我们发现，美国的遏制战略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缺陷。 |
1947年，美国提出并开始实施“遏制战略”。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奉行的都是遏制战略，直至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遏制战略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使命已经完成。[1]美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一直在领导西方世界遏制苏联对世界统治的追求，最终击破了苏联的梦想。按此观点，1991年苏联的解体便标志着遏制战略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然而，通过考察遏制战略出台的背景、实质及演变历史我们发现，美国的遏制战略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缺陷。
一、遏制战略的提出
1946年初，乔治·凯南在美国驻苏使馆工作期间通过观察分析认定，与美国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苏联终将对美国构成威胁。同年2月22日，由于时任驻苏大使的哈里曼与他意见有出入，他便趁大使回国自己任代办之机向美国国务院发回著名的8000字电报，全面分析了苏联对战后世界的看法、追求的战略目标以及美国的对苏政策，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电报虽然没有明确使用“遏制”这个词，却包含了他以后多次阐述的“遏制”思想的基本内容。在凯南看来，苏联的国内制度、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决定了它必然要谋求无限制地向外扩张，为此，美国必须也能够依靠实力来抵制苏联的扩张。电报从理论上点明了美国的对苏政策，同当时的美国决策层不谋而合，因而在华盛顿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杜鲁门政府认识苏联的权威教材，客观上促成了美国统治集团形成基本一致的对苏看法，[2]凯南也因此被召回华盛顿委以重任。1946年9月24日，杜鲁门的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提交了一份长达50页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的绝密报告，认为“苏联把控制斯德丁到的里雅斯特一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他们现今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决不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同时，苏联还“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臣服于苏联，无力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因此，“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对那些反抗苏联的国家给予“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3]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上宣读了一篇咨文，提出在1948年6月30日以前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去希腊和土耳其。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自由的人民去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旨在将极权政府强加于人的侵略活动”。随后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他的这篇咨文“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这篇咨文也因此成为杜鲁门主义出台的标志。正如拉夫尔·贝茨所指出的，杜鲁门主义的目的是“美国决心干涉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以及可能被怀疑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内部革命”。[4]杜鲁门主义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宣言，它的出笼表明美国已经公开放弃同苏联合作的政策，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随后，已是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正式提出对苏联实行“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政策，该政策成为美国“遏制”政策的鼻祖。凯南在文章中强调，美国应推行“长期的、耐心而坚定、警惕的遏制政策”，“根据苏联政策的变化和策略，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理政治支点上，巧妙而谨慎地使用对抗力量”，此外，“美国还完全有可能利用其行为影响俄罗斯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内部发展”。[5]“遏制”一词从此成为美国在针对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制定外交政策时的口头禅，并在苏联解体之前一直被奉为对苏政策的圭臬。
虽然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战略，但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对遏制的手段与范围尚未达成共识，乔治·凯南倾向于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有重点的遏制。由于苏联在1949年成功地进行了核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加上新中国的成立冲破了美国“遏制战略”的东方战线，使美国的东亚政策面临严重的危机，遏制战略面临尴尬，因此，杜鲁门于1950年1月31日指示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成立特别小组，重新审议美国的整个防务和外交战略。在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保罗·尼采的主持下，该小组于1950年4月14日向杜鲁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的报告，即著名的《NSC68号文件》。该文件对苏联的根本意图、目标和能力作了重点分析，认为美国安全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源于苏联的敌对企图和可怕力量以及苏维埃制度的特性，强调要继续对苏联推行“遏制战略”，利用各种手段阻止苏联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引诱克里姆林宫缩回控制和影响，培育苏维埃制度中的破坏性种子。②同年4月25日，杜鲁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NSC68号文件》，对凯南的遏制思想作了重大修补，更加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进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手段在内的全面遏制。正当美国决策者犹豫是否以此文件作为美国遏制战略的基本指南时，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于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一下子达成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共识。此后，修改后的“遏制战略”就成为战后40多年间美国长期奉行的以对抗苏联和“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为核心目标的全球战略。
二、遏制战略实施的现实考量
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与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的独特地位及美苏关系息息相关，它既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需要，也是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及争霸的需要，同时也明显地暴露了美国决策者战略思维的狭隘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整个国际关系史和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美国凭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实力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崛起为国际关系的中心力量，打破了以欧洲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因为如此，美国认为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并以“世界领袖”自居。早在二战后期，罗斯福就表明了这种思想。1944年10月21日，他在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上发表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讲演中说：“吾国因拥有道义、政治、经济及军事各方面之力量，故自然负有领导国际社会之责任，且随之亦有领导国际社会之机会。吾国为本身之最大利益以及为和平与人道计，对于此种责任，不能畏缩，不应畏缩，且在事实上亦未畏缩。”[6]为此，罗斯福等人设计了一套建立战后世界秩序、实现“美国世纪”的办法，即通过主导成立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签订“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为战后整个世界格局的确立奠定了基石。但是，这套计划还没有实现罗斯福就与世长辞了。杜鲁门（1945-1953年在任）上任后，作为美国反共强硬派的代表他当然不会改变美国要称霸世界的既定目标，但做法上已经不同于罗斯福。杜鲁门声称美国是“经济世界的巨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7]
这种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成为美国战后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也是遏制战略出台的前提条件。
美国要实现他的全球战略目标，苏联是最大障碍。正如参议员乔治·麦戈文所说，美国认为，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向“美国的梦想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美国人往往“把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件几乎毫无例外地视为一种危机，视为一种对其基本价值观的可怕而根本性的威胁”，[6]因此，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符合美国特性和精神气质的某些特征，与根深蒂固于美国传统中的一系列因素相一致”。[8]美苏双方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并不是二战后才凸显出来，而是早在二战前就已暴露了，这一定程度上也是美苏历史矛盾的自然延续。
自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美苏两国关系就很少有和睦相处的时期。1917年当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建立时，所有西方帝国主义都为之震惊，认为这种政治制度无疑构成了对美国“立宪民主制度的威胁”。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所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9]正因为如此，美国纠集了十多个国家对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企图把这个新生的婴儿掐死在摇篮里。1918至 1920年三年间，美国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金钱给当时苏维埃境内的白匪分子和叛军，还派了一万多名美国兵直接同苏联红军作战。武装干涉失败后美国仍然敌视苏联，它是西方大国中最后一个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国家，直到 1933年才正式同苏联建交。建交后的美苏之间并没有停止斗争，美国也没有放弃要继续削弱和搞垮苏联的努力。
二战爆发初期，美国曾企图“坐山观虎斗”，“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希特勒进攻苏联。美国一直袖手旁观，直到1942年6月才与苏联签订相互援助协定。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截止二战结束时，苏联从美国得到的租借物资总价值约达一百零八亿美元。这是苏美关系史上罕见的合作得最好的一个时期。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二战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战后苏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地位。在苏联的影响下， 1945至1947年间欧亚大陆先后建立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越南等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使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的范围。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其影响不断扩大。苏联也不再囿于地理的限制，它高举“世界革命”的旗帜，将影响扩展至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地区，这更加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惊恐和不安。在此情势下，美苏争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使美国“对国家安全、战争以及和平的传统看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来保障国家的安全”。[10]两国这种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成为遏制战略出台的天然条件。
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进一步加速了全球主义及与苏联对抗的进程。由于英国不再在希腊的反共内战中继续支持保皇政府，土耳其为了顶住苏联在要求修改海峡控制权的国际条约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又在请求援助，美国不得不直接面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应该说遏制战略成形之际也正值美苏矛盾上升并尖锐化之时，现实的需要召唤着美国新的全球战略。遏制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转折，它表明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已由地区政策转向全球政策，由原来的海外扩张转向全球扩张。
三、遏制战略的历史考量
如何评价遏制战略可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美国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西方的遏制确实成功地封杀了莫斯科推行苏联霸权的企图”，“40多年来，西方的遏制起了牵制苏联的历史作用”，因此，在冷战中，为了对付苏联的挑战和威胁，美国采取遏制和威慑政策是必要的、恰当的。[11](P394)对此，美国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遏制战略是美国出于谋求世界霸权的需要发动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冷战，是美国纠集一帮盟友在对付虚构的苏联威胁，其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给动员西方世界支持美国发动冷战披上合法的外衣。也有学者认为遏制战略过分夸大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它将战后国际格局中出现的民族独立问题或民族主义问题都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从历史角度来考量遏制战略我们会发现，遏制战略之所以被作为较长时间内的美国全球总战略，是因为“遏制”思想正好迎合了当时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需要，是冷战政策最好的理论说明，在美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遏制战略既为美国干预世界事务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美国称霸全球的战略意图蒙上了一层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神圣光环，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国家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心理。正如美国学者雷蒙德·加特霍夫所指出的，威慑政策（遏制战略）的主要好处不是劝阻苏联进攻，而是安抚西欧国家。[11](P214)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在世界多个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承担起世界警察的角色，也得益于此。
遏制战略实施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取得了地缘政治优势，为美国战后称霸全球提供了便利。美国“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是把苏联势力限制在二战结束时形成的地理界域之内，手段主要是在欧亚大陆两翼经营好与西欧和日本的联盟，对苏联形成包围之势并与之展开全面的对抗，[12]也就是维持雅尔塔体制，防止苏联扩大其政治边疆（或政治影响）。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柯恩认为，美国在冷战期间实行遏制政策，“在欧亚大陆外围建立海外盟国，就是企图阻止苏联控制‘心脏区’，进而控制‘世界岛’。由于共产主义传入东亚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美国遏制大陆中国的目的就在于把‘世界岛’东亚近海区域的其余部分封锁起来”。[13]为此，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亚洲、欧洲等地建立了军事基地：在欧洲推出“马歇尔计划”，建立北约，并重新武装西德；在亚洲先后与菲律宾、日本、韩国等国签署了双边和多边条约，并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于1954年9月与相关国家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还积极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在中东，则推动英国主持建立了中央条约组织，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又推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斯皮克曼认为，美国这种对苏联（以及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遏制战略”，实质是在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保持美国的军事优势，以压制苏联向边缘地带突破，进而向西方海上力量挑战。[14]就这一点而言，美国应该说达到了它的既定目的。
围绕对抗苏联这一总的战略目标，战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曾根据美国实力地位的消长和美苏争霸态势的变化提出了一些贴上本届政府标签的战略思想，但是遏制思想一直贯穿始终，“一切变化都是在杜鲁门时期所奠定的总格局中进行的”，美国全球战略的本质和核心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15]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苏联势力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美国的遏制战略存在着明显的战略缺陷。
首先，遏制战略暴露出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夸大对手的威胁，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负面影响。照理，正如艾奇逊所生动表述的，故意过分简化关系，描述冷战对手的威胁，这是“比事实还要清楚”的一种需要（政治需要）。③但，美国领导人把遏制真正的威胁看成一种真正的挑战和真正的责任。美国的遏制战略所要遏制的本该是苏联的权力，但那些更多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问题的人则认为美国应该直接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他们过分夸大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面及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甚至将战略基础建立在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对外政策的预测之上，这便使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战略缺乏现实依据，常常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以及对苏联政策过度的神经质反应——美国出兵干预朝鲜战争就是基于对苏联威胁的预测——从而使凯南推崇的以经济政治遏制为主的遏制战略演变成了以军事遏制为主的遏制战略。最终，平衡苏联权力的主张让位于使世界远离共产主义，这使美国领导人无视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可能的分歧，并不加区别地遏制任何地区出现的真实和可能的共产主义传播。[16]从这个意义上说，冷战时期的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追求有限目标并理性地审慎估量代价和收益的民族国家，而是成为意识形态的角斗士，越战即是一个典型。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越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即使整个越南“陷落”，也并不能改变美苏之间的全球战略平衡。换言之，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美国原本不需要军事干预越南，但是美国却在越南这个很多美国人都无法在地图上找到其位置、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根本无足轻重的国家付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代价。美国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冷战时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目标——让世界远离共产主义；遏制共产主义传播这一意识形态目标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广泛的对外干预的发动机。美国学者迈克尔·林德把冷战时期的美国比喻成希腊神话中以双肩擎天的巨神阿特拉斯，拼命承担起捍卫“自由世界”和全球秩序的责任。[17]虽然最终美国最强劲的对手苏联解体了，但从遏制战略实施的现实来看，美国并没得到更多的好处。这种遏制全球共产主义为目的的战略其实也注定了美国外交行动也将从此受到束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战略也因此失去了自由，仓促应战的成份不断增多，美国参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两场战争使美国产生了深深的挫败感。
其次，遏制战略导致了美苏及美中之间的激烈对抗和无节制的军备竞赛，既加剧了各国的矛盾与世界的动荡，也消耗了美国自身的国力。遏制战略使不同阵营的人们相互对立、相互仇恨，国家之间不能进行正常的往来和合作，不能合力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美苏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高新技术投入到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之中，消耗了社会财富，降低了国家和社会繁荣富裕的程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制约。在这期间，美国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成员在无益的军备竞赛中付出了代价，在同苏联的军事竞争中承担了超比例的重负。苏联不期而然的消失使美国感到措手不及，它的过剩军事力量失去了方向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即是美国释放其过剩军事力量的一种表现。从表面上看，美国打赢了这些战争，但它却并没有最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无节制的军备竞赛也反映出遏制战略的逻辑思维是建立在绝对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上的，陷入了安全困境的怪圈。在现实世界中，追求绝对的国家安全反而会使所有国家都处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作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18]这种情形在冷战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与苏联都声称对方在威胁着自己的安全，从而大力发展“防御”力量。而在现代军事科技的条件下，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这就导致双方互相之间的担忧，更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搞军事竞赛，最后达到双方所掌握的武器的破坏力可以将整个世界毁灭的登峰造极的程度。有学者认为，由于美国长期支持遏制战略，苏联不得已大力发展军事工业，造成了整个经济的畸形。为了对抗美国的遏制，在全球范围内苏联要控制东欧，在第三世界中发展同盟国，支持代理人古巴在非洲的战争，支持越南在柬埔寨的战争，同时自己在阿富汗也深陷泥潭，这又使苏联在经济上背上了极为沉重的负担，最终使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激化。其实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实施遏制战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采取了道义谴责、军事援助、外交手段、秘密行动、准军事手段直到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的一切干涉手段对第三世界进行干涉，试图以此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据统计，截止到1990年的整个冷战时代，美国对外经济和军事援助高达8250亿美元。④巨大的军费开支使美国的国债翻了一番，美国也因此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了58次经济制裁，遭受美国制裁的第三世界国家达41个之多，⑤第三世界成为美国避免与苏联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替代性战场。而干涉的结果，正如富布莱特所说的那样，不仅不符合美国“自己的最大利益”，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对被干涉的国家也没有过有益的目的，反而事与愿违”。[19]
第三，美国的遏制战略实际上是对其一贯主张的开放原则的背离，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策原则的倒退。当时的国际政治现实使美国政府不得不部分地放弃美国旨在称霸世界的门户开放的蓝图，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1944年7月布雷顿森林会议以来形成的建立世界霸权非常有利的时机，默认并屈从了世界上划分势力范围的要求，陷入了同苏联争夺势力范围的较量。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由合作转为对抗，由开放转为遏制，最终陷入势力范围之争的泥潭不能自拔，这种倒退奠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悲剧结局。
在遏制战略下，欧洲和日本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军事保护和经济援助而迅速成长。“1950-1970年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到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据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20]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军费开支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及国内其他因素创造了日本奇迹。西欧、日本成为美国强有力的挑战者，在政治方面的独立性日益增强。在遏制战略下，美国与中国也进行了长达20年的封锁与对抗。
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已成为历史，但美国遏制战略产生的思维定势并没有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而改变。面对中国的和平崛起，美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最大限度地进行了遏制。例如在中亚策动颜色革命，构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拒绝给中国以高科技的合作等等，这些均反映出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将遏制重点转向中国的趋势。当然，“911事件”后由于美中之间在反恐方面有诸多的共同点，遏制中国的战略做法有了收敛；但是，只要还存在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的对立，遏制战略的思维就不会从美国决策者的头脑中自动消失，这一点值得警惕。
注释：
①这是布什总统的话，见1991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转引自梅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88页。
②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XXVII(May-June, 1975), pp.51-108. Also in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ume I.转引自张林宏《美国全球战略的源起和流变》，《学海》2002年第5期。
③See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W. W. Norton, 1969), p375, referring to NSC-68 in 1950. Acheson had earlier been responsible for the broad depiction of the threat in the Truman Doctrine in 1947.转引自雷蒙德·加特霍夫《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92页。
④Peter J. Schraeder, ed. Intervention into the 1990s: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Third World[M].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2. 385.转引自王立新《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兼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外干预的影响》，《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
⑤同上，见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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