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古希腊智者的教育活动
张选民/苏振兴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期第40～43页
【作者简介】张选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 石家庄 050091；苏振兴，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日 期】2006-12-28
【关 键 词】古希腊/智者/教育活动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16(2007)05-0040-04
智者运动是古典时代希腊历史上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智者们活动的中心地区是雅典，其足迹遍及古希腊各地，对当时希腊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对古希腊智者运动产生的背景、主要活动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一、智者教育活动产生的背景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进入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许多天才人物在此降生。雅典的强盛以及自由民主的空气，像磁石般吸引了许多杰出人物来此讲学、办学。智者运动就产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首先，希腊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决定人类生活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从这些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出宇宙不是服从于不可解释的上帝，预言是来自事物因果关系的分析结果。”[1]在荷马时代，希腊人认为，神和神的意志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人的因素。神不再是战争的主题，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希波战争以后，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智者能够广泛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教育的重要条件。
其次，雅典的强盛促进了智者教育运动的产生。经过梭伦改革，雅典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梭伦的革命“基本是一次从自给性生产的农业改变成商品性生产的农业”[2]。公元前5世纪，雅典经济迅速发展，到前6世纪末，阿提卡的农民和贵族都卷入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漩涡，达到了古典城邦经济的最高峰。希波战争后，雅典利用自身的优势把盟国变成附庸，建立了霸权地位。这一地位对于吸收东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加强同周边的文化交流，促进本地区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他为本城邦及外邦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为适应这种要求，智者采取了相应的教育活动。
再次，雅典民主政治对智者教育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发展到顶峰。语言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3]语言是国家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工具。希腊人后来甚至把话语的威力塑造成一个神，即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4]民主化要求政治活动的公开性，而“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5]。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双重运动在思想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激励公民参与政权，但是无论是谁想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他都不仅要有广泛的知识，而且还要在思维和言语方面接受过相当的训练，而智者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教育。
二、智者的教育活动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社会出现了被称为“智者”的第一批职业教师。他们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收费授徒，传授雄辩术。智者在含义上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其演化顺序是：一、某种专门记忆，尤其是手工艺。二、一般事务中的谨慎和智慧，特别是实际生活及政治方面的智慧。三、科学、理论和哲学方面的智慧。”[6]在古希腊“七贤”时代，把凡是有智慧、有能力、有理解力、智力超群的人都称为智者。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专指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批教授雄辩术和其他知识、并收取学费的职业教师。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克、希庇亚斯、安提丰和克里底亚等。
智者收取高昂的费用为国家培养政治家。《大希庇亚篇》中苏格拉底说，高尔吉亚凭借能言善辩的口才，“给雅典青年和其他相关的人作演讲示范，赚了一大笔钱”[7]，普罗狄克“在私下里他也给年轻人做示范，并接受他们加入他的团体，赚了一大笔钱”[8]。“这两个人用他们的智慧挣的钱比其他任何一个艺人用他的技艺挣的钱还要多，在他们之前，普罗泰戈拉也是这样干的。”[9]因此，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指责“智者是出售可以作为灵魂营养的知识商人”[10]。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进一步证明说，“人们把一些为金钱而出卖他们的智慧的人称作诡辩者，这也仿佛就是在说，智慧的出卖者”[11]。智者最普遍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的职业性政治活动”[12]。这是智者教育的中心目的。因此，黑格尔指出，“智者教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什么是世界上的权力”[13]。一般来说，智者对那些在学校中接受了基础教育，又有志于在公共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提供这类教育。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提到，普罗泰戈拉要使年轻人“学会恰当地照顾他的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够在城邦中成为强大的人，就国家事务作最好的发言和采取行动”[14]，而不是“被这些教师们驱赶着回到这些职业化的学习上来，教他们学习算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15]。可见，智者的教育是一种教人认识权力、获得权利和运用权力的教育，即政治家的教育。
智者主要采取两种教学方法。一种是既定题目有准备的讲座；另一种是与简短发言的能力相联系的问答法。讲座又分两种：一是以神话为主题的修辞练习；二是训练未来演说家的练习。问答法是智者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只有少数人才能应用自如。普罗泰戈拉精通这两种教学方法，“他完全有能力作长篇讲演，……但他也有能力简略地回答问题，还能自问自答，这确实是一项罕见的造诣”[16]。高尔吉亚宣称，“没有人能比我更加简短地做出回答了”[17]。卡利克勒对苏格拉底说：“你尽管向他(高尔吉亚)提问，苏格拉底，因为这是他的表演特色之一。他刚才吩咐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随意提问，并说他会回答任何问题。”[18]智者有一种公开演讲的授课类形式。这些演讲有时在智者某些有钱朋友的家中，普罗狄克在加里亚家举办的那种讲座就是如此；有时智者的教学也在公共场所进行，例如，希庇亚在斐多斯特拉图的学校里。[19]这些演讲有的准备很充分，使用各种修辞艺术手段，有时则是听众提出一个主题智者做即席发言。智者希庇亚说：“每逢奥林匹克节我都要从埃利斯的家去奥林比亚的神庙，所有希腊人都在那里集会，我不断地宣称自己愿意进行任何已有准备的表演，回答任何人必须要问的问题。”[20]但这不是智者的主要授课形式。主要授课形式是小范围的班级授课或小型讨论。这正像柏拉图所描述的，“普罗泰戈拉在门廊里散步，一长串人跟着他”[21]。“希庇亚坐在对面门廊的一个荣耀的位置上”[22]，一群学生围着他。“普罗狄克还坐在床上，身上裹着毯子，远远望去，有许多人围着他。”[23]
智者适应古典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对演说、辩论的客观要求，开设辩证法、文法、修辞学以及自然科学和音乐等科目。其中文法、修辞、辩证法这三门课程是雄辩教育的核心，被称为“前三艺”。辩证法就是对某些具体观点加以论证。在民主制的城邦，政治斗争往往靠演说取胜，它是争取群众和权柄的工具。智者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论证的结局在于把有利的方面突出出来，把不利的方面掩盖下去。而要把辩证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活动领域中去，就要有文法和修辞的素养。文法实质是如何运用语言的问题。智者是在“正确措辞”和“词和名称的正确性”的题目下探讨文法的。文法研究的奠基人是普罗泰戈拉。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普罗泰戈拉“第一个区别动词的时态，强调把握正确时机的重要性”[24]。智者们研究并制定了各种文法规则，讨论各种词类以及它们的性质、功能。普罗泰戈拉主张应按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把词分为三种：阳性、阴性和中性。他力图采取严厉的措施，来纠正希腊语中某些既成用法。“希腊语中的‘愤怒’和‘盔’实际上是阴性的，他认为应当改成阳性。”[25]正确使用名称，即“正名”问题，是文法的重要内容。普罗狄科在“正名”方面影响最大。苏格拉底认为，“普罗狄科在所有智者中最擅长分析这一类语词的含义”[26]。普罗狄科认为，对每件事物只使用一个名称是重要的和有益的。另外，普罗狄科“以论证同义语驰名整个古代”[27]。一般说来，他能分辨出两个意义相近的词，有时则能分辨出三、四个意义相近的词。关于修辞学，荷马及早期诗人就知道它的重要性。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公民参政意识也在增强。他们在法庭、公民大会以及其它权力机构和公共场所，能详尽地阐发自己的主张、驳倒政敌的知识并受到欢迎。因此，智者把修辞术作为重要的教学科目。高尔吉亚的两部残存著作：《海伦颂》和《帕拉美德斯的申辩》就提供了修辞上的雄辩形式，这两部著作是修辞学上的典范。普罗泰戈拉看重论辩术。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辩证法中忽略意义，看重语词的诡辩；它是诡辩家的开山鼻祖。”[28]智者还传授自然科学和音乐知识。在教授自然科学方面，希庇亚最引人注目，他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注意实践。他在各门科学方面均有造诣，“据说他还可以随时教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家谱学、神话学、历史、绘画、雕刻、文字功能、语音、韵律及音阶等”[29]。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反映了智者研究并教授自然科学的情况。有些智者利用天象仪和几何仪器研究天文和几何。他们认为，“天体是一个闷灶，我们住在当中就像是木炭一样。”[30]智者观察天象，用云、空气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没有云不能下雨”，雷是“云卷动时放出来的”，闪电也是由于风和雷的作用。[31]智者利用几何仪器“测量土地”。《云》中还记述智者教音乐的情形。他们教授“音量”、“音律”、“三步音”诗行、“四步音”诗行。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风雅”，还能使人知道什么是“战舞节奏”，什么是“达克提罗斯”节奏，等等。[32]
三、智者教育活动的意义
首先，智者的教育活动具有加强文化传播的功能。智者们“浪迹各城邦，居无定所”[33]。没有固定学生和固定教室。这一特殊的教育群体以不定期、无系统的方式到处奔波讲学，促进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了文化并培养了年轻人的思维能力，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希腊人的文化水平，推动了希腊民族文化的发展，尤其使希腊特别是雅典的高等程度的教育得到了推动。智者已经成为希腊历史上一批独具特色的启蒙者。正如黑格尔所说，“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34]，他们已经取代了以前教师的地位，成为真正的职业教师。
其次，智者们扩大了统治阶层的基础，对当时的民主政治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古典时代是希腊民主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民主制下，权力掌握在雄辩家手中。统治者要把他们的子弟培养成掌握丰富的知识、善于演说、善于管理国家的未来领导者；公民为参加政治斗争也需要拥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自己的利益辩护的本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的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来为公众谋利益。同时，社会中任何分子，除非他有这本领，能够满足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精神和意见，以及热情和愉快，否则他不能取得权势。”[35]因此，“学习新的研究课题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公共生活为擅长说教宣传的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修辞、演说和辩论方面的准备乃成为实际需要”[36]。智者满足了统治阶层及平民阶层参政的愿望，提供了一种收费教育。无论地位高低，只要付足学费，就可以接受这种培养政治家的教育。这不仅推动了文化的传播，而且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活跃了民主生活。这种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育对后来的罗马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次，智者的“三艺”教学及自然科目和音乐的开设，既开辟了新的学术及研究领域，又扩大了教育的内容。智者们迎合了时代对于演说、辩论的需求，向年轻人传授文法、修辞、辩证法(哲学)三门课程，被称为“三艺”。著名教育家策勒尔对智者评价说：“他们是哲学对话体的开端，他们是优雅的阿提刻散文的创立者。”[37]“三艺”是雄辩教育的核心内容。罗马教育家昆体良认为，受教育者应该首先学习希腊文的文法。他认为：“文法是一切高等教育(即演说雄辩家教育)的基础。它(指作文)与文法构成了中学课程中的主要学科。”[38]“三艺”不仅对罗马教育有重大影响，而且成为此后2000多年的重要教学内容。“早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学校的课程已经订为初等三科，即文法、修辞与辩证法。”[39]智者的教育活动成为后来欧洲教育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5期第40～43页
【作者简介】张选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 石家庄 050091；苏振兴，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河北 石家庄 050091
| 【内容提要】 | 古希腊智者的教育活动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当时希腊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雅典的强盛以及民主政治的氛围都对智者的教育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智者收取费用为国家培养政治家，他们所开设的教学课程，既开辟了新的学术及研究领域，又扩大了教育的内容。他们的教育活动具有加强文化传播的功能，对雅典民主政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关 键 词】古希腊/智者/教育活动
智者运动是古典时代希腊历史上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智者们活动的中心地区是雅典，其足迹遍及古希腊各地，对当时希腊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拟对古希腊智者运动产生的背景、主要活动及其意义进行探讨。
一、智者教育活动产生的背景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进入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城邦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许多天才人物在此降生。雅典的强盛以及自由民主的空气，像磁石般吸引了许多杰出人物来此讲学、办学。智者运动就产生在这样的大环境中。
首先，希腊人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认识到决定人类生活的是人类自身而不是神。“从这些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出宇宙不是服从于不可解释的上帝，预言是来自事物因果关系的分析结果。”[1]在荷马时代，希腊人认为，神和神的意志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人的因素。神不再是战争的主题，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希波战争以后，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而是由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是智者能够广泛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教育的重要条件。
其次，雅典的强盛促进了智者教育运动的产生。经过梭伦改革，雅典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道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梭伦的革命“基本是一次从自给性生产的农业改变成商品性生产的农业”[2]。公元前5世纪，雅典经济迅速发展，到前6世纪末，阿提卡的农民和贵族都卷入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漩涡，达到了古典城邦经济的最高峰。希波战争后，雅典利用自身的优势把盟国变成附庸，建立了霸权地位。这一地位对于吸收东方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加强同周边的文化交流，促进本地区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他为本城邦及外邦人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广阔空间。为适应这种要求，智者采取了相应的教育活动。
再次，雅典民主政治对智者教育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发展到顶峰。语言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所有那些原来由国王解决的属于最高领导权范围的涉及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现在都应提交给论辩的艺术，通过论战来解决。”[3]语言是国家权力的关键，指挥和统治他人的工具。希腊人后来甚至把话语的威力塑造成一个神，即说服力之神“皮托”(Peitho)。[4]民主化要求政治活动的公开性，而“这种公开化的要求使全部行为、程序和知识逐渐回到社会集团手中，置于全体人的目光之下”[5]。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双重运动在思想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激励公民参与政权，但是无论是谁想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他都不仅要有广泛的知识，而且还要在思维和言语方面接受过相当的训练，而智者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教育。
二、智者的教育活动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社会出现了被称为“智者”的第一批职业教师。他们从一个城邦到另一个城邦，收费授徒，传授雄辩术。智者在含义上经历了一个演化的过程。“其演化顺序是：一、某种专门记忆，尤其是手工艺。二、一般事务中的谨慎和智慧，特别是实际生活及政治方面的智慧。三、科学、理论和哲学方面的智慧。”[6]在古希腊“七贤”时代，把凡是有智慧、有能力、有理解力、智力超群的人都称为智者。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专指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批教授雄辩术和其他知识、并收取学费的职业教师。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普罗狄克、希庇亚斯、安提丰和克里底亚等。
智者收取高昂的费用为国家培养政治家。《大希庇亚篇》中苏格拉底说，高尔吉亚凭借能言善辩的口才，“给雅典青年和其他相关的人作演讲示范，赚了一大笔钱”[7]，普罗狄克“在私下里他也给年轻人做示范，并接受他们加入他的团体，赚了一大笔钱”[8]。“这两个人用他们的智慧挣的钱比其他任何一个艺人用他的技艺挣的钱还要多，在他们之前，普罗泰戈拉也是这样干的。”[9]因此，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指责“智者是出售可以作为灵魂营养的知识商人”[10]。色诺芬在《苏格拉底回忆录》中进一步证明说，“人们把一些为金钱而出卖他们的智慧的人称作诡辩者，这也仿佛就是在说，智慧的出卖者”[11]。智者最普遍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的职业性政治活动”[12]。这是智者教育的中心目的。因此，黑格尔指出，“智者教学的目的在于指出：什么是世界上的权力”[13]。一般来说，智者对那些在学校中接受了基础教育，又有志于在公共生活中有所作为的人提供这类教育。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提到，普罗泰戈拉要使年轻人“学会恰当地照顾他的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够在城邦中成为强大的人，就国家事务作最好的发言和采取行动”[14]，而不是“被这些教师们驱赶着回到这些职业化的学习上来，教他们学习算术、天文学、几何学、音乐”[15]。可见，智者的教育是一种教人认识权力、获得权利和运用权力的教育，即政治家的教育。
智者主要采取两种教学方法。一种是既定题目有准备的讲座；另一种是与简短发言的能力相联系的问答法。讲座又分两种：一是以神话为主题的修辞练习；二是训练未来演说家的练习。问答法是智者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只有少数人才能应用自如。普罗泰戈拉精通这两种教学方法，“他完全有能力作长篇讲演，……但他也有能力简略地回答问题，还能自问自答，这确实是一项罕见的造诣”[16]。高尔吉亚宣称，“没有人能比我更加简短地做出回答了”[17]。卡利克勒对苏格拉底说：“你尽管向他(高尔吉亚)提问，苏格拉底，因为这是他的表演特色之一。他刚才吩咐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随意提问，并说他会回答任何问题。”[18]智者有一种公开演讲的授课类形式。这些演讲有时在智者某些有钱朋友的家中，普罗狄克在加里亚家举办的那种讲座就是如此；有时智者的教学也在公共场所进行，例如，希庇亚在斐多斯特拉图的学校里。[19]这些演讲有的准备很充分，使用各种修辞艺术手段，有时则是听众提出一个主题智者做即席发言。智者希庇亚说：“每逢奥林匹克节我都要从埃利斯的家去奥林比亚的神庙，所有希腊人都在那里集会，我不断地宣称自己愿意进行任何已有准备的表演，回答任何人必须要问的问题。”[20]但这不是智者的主要授课形式。主要授课形式是小范围的班级授课或小型讨论。这正像柏拉图所描述的，“普罗泰戈拉在门廊里散步，一长串人跟着他”[21]。“希庇亚坐在对面门廊的一个荣耀的位置上”[22]，一群学生围着他。“普罗狄克还坐在床上，身上裹着毯子，远远望去，有许多人围着他。”[23]
智者适应古典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对演说、辩论的客观要求，开设辩证法、文法、修辞学以及自然科学和音乐等科目。其中文法、修辞、辩证法这三门课程是雄辩教育的核心，被称为“前三艺”。辩证法就是对某些具体观点加以论证。在民主制的城邦，政治斗争往往靠演说取胜，它是争取群众和权柄的工具。智者认为，任何一个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论证的结局在于把有利的方面突出出来，把不利的方面掩盖下去。而要把辩证法贯彻到社会的各个活动领域中去，就要有文法和修辞的素养。文法实质是如何运用语言的问题。智者是在“正确措辞”和“词和名称的正确性”的题目下探讨文法的。文法研究的奠基人是普罗泰戈拉。第欧根尼·拉尔修说，普罗泰戈拉“第一个区别动词的时态，强调把握正确时机的重要性”[24]。智者们研究并制定了各种文法规则，讨论各种词类以及它们的性质、功能。普罗泰戈拉主张应按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把词分为三种：阳性、阴性和中性。他力图采取严厉的措施，来纠正希腊语中某些既成用法。“希腊语中的‘愤怒’和‘盔’实际上是阴性的，他认为应当改成阳性。”[25]正确使用名称，即“正名”问题，是文法的重要内容。普罗狄科在“正名”方面影响最大。苏格拉底认为，“普罗狄科在所有智者中最擅长分析这一类语词的含义”[26]。普罗狄科认为，对每件事物只使用一个名称是重要的和有益的。另外，普罗狄科“以论证同义语驰名整个古代”[27]。一般说来，他能分辨出两个意义相近的词，有时则能分辨出三、四个意义相近的词。关于修辞学，荷马及早期诗人就知道它的重要性。随着雅典民主制的发展，公民参政意识也在增强。他们在法庭、公民大会以及其它权力机构和公共场所，能详尽地阐发自己的主张、驳倒政敌的知识并受到欢迎。因此，智者把修辞术作为重要的教学科目。高尔吉亚的两部残存著作：《海伦颂》和《帕拉美德斯的申辩》就提供了修辞上的雄辩形式，这两部著作是修辞学上的典范。普罗泰戈拉看重论辩术。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辩证法中忽略意义，看重语词的诡辩；它是诡辩家的开山鼻祖。”[28]智者还传授自然科学和音乐知识。在教授自然科学方面，希庇亚最引人注目，他不仅重视理论，而且注意实践。他在各门科学方面均有造诣，“据说他还可以随时教天文学、数学、几何学、家谱学、神话学、历史、绘画、雕刻、文字功能、语音、韵律及音阶等”[29]。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反映了智者研究并教授自然科学的情况。有些智者利用天象仪和几何仪器研究天文和几何。他们认为，“天体是一个闷灶，我们住在当中就像是木炭一样。”[30]智者观察天象，用云、空气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没有云不能下雨”，雷是“云卷动时放出来的”，闪电也是由于风和雷的作用。[31]智者利用几何仪器“测量土地”。《云》中还记述智者教音乐的情形。他们教授“音量”、“音律”、“三步音”诗行、“四步音”诗行。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风雅”，还能使人知道什么是“战舞节奏”，什么是“达克提罗斯”节奏，等等。[32]
三、智者教育活动的意义
首先，智者的教育活动具有加强文化传播的功能。智者们“浪迹各城邦，居无定所”[33]。没有固定学生和固定教室。这一特殊的教育群体以不定期、无系统的方式到处奔波讲学，促进了希腊各城邦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了文化并培养了年轻人的思维能力，而且从整体上提高了希腊人的文化水平，推动了希腊民族文化的发展，尤其使希腊特别是雅典的高等程度的教育得到了推动。智者已经成为希腊历史上一批独具特色的启蒙者。正如黑格尔所说，“智者们就是希腊的教师，通过他们，文化才开始在希腊出现，他们代替了从前的公众教师，即诗人和史诗朗诵者”[34]，他们已经取代了以前教师的地位，成为真正的职业教师。
其次，智者们扩大了统治阶层的基础，对当时的民主政治生活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古典时代是希腊民主制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民主制下，权力掌握在雄辩家手中。统治者要把他们的子弟培养成掌握丰富的知识、善于演说、善于管理国家的未来领导者；公民为参加政治斗争也需要拥有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自己的利益辩护的本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来说，民主政体的宪法，给了伟大的政治人物最大的发展机会；因为它不但容许个人方面表现他们的才能，而且督促他们运用那些才能来为公众谋利益。同时，社会中任何分子，除非他有这本领，能够满足一个有教养的民族的精神和意见，以及热情和愉快，否则他不能取得权势。”[35]因此，“学习新的研究课题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公共生活为擅长说教宣传的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修辞、演说和辩论方面的准备乃成为实际需要”[36]。智者满足了统治阶层及平民阶层参政的愿望，提供了一种收费教育。无论地位高低，只要付足学费，就可以接受这种培养政治家的教育。这不仅推动了文化的传播，而且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的范围，活跃了民主生活。这种与国家政治生活紧密相连的教育对后来的罗马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
再次，智者的“三艺”教学及自然科目和音乐的开设，既开辟了新的学术及研究领域，又扩大了教育的内容。智者们迎合了时代对于演说、辩论的需求，向年轻人传授文法、修辞、辩证法(哲学)三门课程，被称为“三艺”。著名教育家策勒尔对智者评价说：“他们是哲学对话体的开端，他们是优雅的阿提刻散文的创立者。”[37]“三艺”是雄辩教育的核心内容。罗马教育家昆体良认为，受教育者应该首先学习希腊文的文法。他认为：“文法是一切高等教育(即演说雄辩家教育)的基础。它(指作文)与文法构成了中学课程中的主要学科。”[38]“三艺”不仅对罗马教育有重大影响，而且成为此后2000多年的重要教学内容。“早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学校的课程已经订为初等三科，即文法、修辞与辩证法。”[39]智者的教育活动成为后来欧洲教育史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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