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论解读
郭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论坛》(长春)2007年3期第33～37页
【作者简介】郭丽，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天津 300071）
【日 期】2007-03-05
【关 键 词】近代日本/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
[中图分类号]K3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7)03-0033-05
众所周知，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实际上，福泽谕吉也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在著述中历数对外战争的种种“益处”，提倡扩充军备、强兵富国，积极鼓动日本对亚洲邻国用兵，而且在甲午战争期间积极捐赠，为日本军队筹措军费不遗余力。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思想，在日本历史上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一、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认识基础
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之弱肉强食实质的认知，是他亚洲霸权论形成的思想基础。
30年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奠定了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同时，该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近代西方国家之间，名义上是基于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为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制约的势力均衡关系，但实际奉行的却是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列强之间为争权夺势而战争频仍，弱小国家无端遭受侵吞更是常事。同时期的东亚，则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体系之下。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将扩张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东方，迫使一些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东方世界也被卷入近代条约关系体系。
“黑船”来航以来，日本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新的国际关系的冲击与压力。于是，知识人便凭借直接或间接经验，对此积极了解探索，福泽谕吉就是较早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有所接触和了解者之一。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1866～1870)中指出，西方“因各独立国家间制度各不相同，为避免争端，各国间相互达成约定，以便加深友谊并利于交易，此即名曰条约。”[1]298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今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往古四夷蛮民之间互争匹夫之勇并无区别。那些称得上是至文至明的国家之间也动辄发生战争。于是，“随着世间文明的推进，颁布了一部叫作《万国公法》的法规。……尽管并非强令万国必须遵循此公法，但违背公法的国家必将招致敌对，故而各国皆尊奉不背。”因欧洲诸大国均倡导势力均衡，《万国公法》对维持和平大有裨益[1]411。当然，福泽谕吉也认识到，仅靠一些条约和法规并不能完全抑制战争。
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平等说，并借以批评西方人在日本的跋扈行径，鼓励日本人争取维护民族独立。他在《劝学篇》(1874年)中就强调：国际交往需遵从“天理人道”，“出于理而言，非洲的黑奴也值得敬畏，出于道而言，英国、美国的军舰也不值得害怕。如若蒙受耻辱，哪怕是日本举国牺牲也要维护国家之威光”。国际交往中凭借自己国家富强之势对贫弱之国无理相加的行为，是“国家权益所不可容忍的”。进而他还提出：“我日本国目前尚不及西洋各国富强，但论及国家权益之轻重，则无毫厘之差。”[2]
然而，时隔几年，福泽谕吉的论调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认识的深化，他非但没对国际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进一步提出质疑和批评，反而鼓动日本仿而效之。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1878年)中指出：国际交往的实质就是“争权夺利”，全靠“兵力强弱”说话。国际社会的“和亲条约”也好“万国公法”也罢，都是对外标榜的“名目”。并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且，“大炮弹药，不是为主张已有之理而备，而是用来创造未有之理”。国际交往中唯有“灭亡”与“被灭亡”两条路可选，日本外交之法的关键是要“付诸战争。”[3]637另外，他还提出：在世界各国你争我夺如“禽兽相互蚕食”的形势下，蚕食者为“文明国人”，而被蚕食者则为“非文明之国”，日本当然要“加入蚕食者的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谋求良饵。”[4]既然意欲与西方列强同流合污侵吞他国，那么扩充军备就势在必行了。在其后的论著中，福泽谕吉倡导扩充军备和煽动战争的言论随处可见。
作为一个在幕藩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封建武士，近世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对福泽谕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自古以来，东亚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都在吸收中国华夷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华夷世界秩序观。近世之前，日本与朝鲜虽保持着“交邻”的对等关系，但“都持视对方低自己一等的华夷观念”。因此，曾发生过对马藩的宗氏在中间斡旋，通过改写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等，使日本和朝鲜双方的“大国”心理都得到满足的篡改国书事件[5]。篡改国书事件败露后，到17世纪30年代，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将“历来的置朝鲜于下位的意识构造”体系化了[6]。鸦片战争以来，东亚原有的朝贡秩序体系被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失去了现实基础，但东亚国家的华夷观念一时并未彻底改变。而中国“中华”地位的失坠，反而在客观上为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和蔑视亚洲邻国提供了可能。福泽谕吉对自己的朝鲜蔑视观就毫不隐讳，说朝鲜是“亚细亚洲中一小野蛮国”[7]148。福泽谕吉的朝鲜蔑视观，在自身实力尚待发展之时，是他反对盲目对亚洲邻国用兵的理由之一，而到后来，就成了他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
二、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
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并不赞成与亚洲邻国发生武力冲突。他认为日本在自身羽翼未丰的情况下，应着力于推进殖产兴业充实国力。如，明治七年(1874)围绕是否出兵台湾的问题，日本国内曾争论一时。福泽谕吉指出：日本的劲敌是西洋诸国而不是亚洲国家，且敌手不是“兵马之敌”而是“商卖之敌”。与清朝之间发生冲突，只能给西洋商人提供坐收渔翁之利的可乘之机[8]。明治八年(1875)的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国内的征韩论叫嚣一时，福泽谕吉对此予以驳斥。他认为：与欧美国家的交往才是日本的“肺病”，且病根主要在于商贸往来、司法诉讼等方面。当前日本“学问尚不发达，商贸尚不繁盛，国家尚不富足，兵力尚不强大”，民族独立面临严重威胁，不该因一点小事与朝鲜发生争端[7]147-149。
西南战争(1877年)之后，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政府内部开设国会之事正式提上议程，与几年前反对征韩论时的论调截然相反，福泽谕吉认为已经是可以考虑对外伸张国权的时候了。他在《时事小言》(1881年)中提出：“苟欲与西洋诸国人民争锋于当今世界之大舞台，不靠兵马又赖何物？”亚洲的大半已被西洋列强侵吞，现今只有日本可作为东洋“文明中心及魁首”与西洋相抗衡。至于清朝和朝鲜，日本应该“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仿效我国，迅速加入现今文明之列。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亦可以我之武力胁迫其进步”。因此，日本应大力扩充军备，且武备“规模须宏大”，“不仅要能维持我日本一国之独立，还需能保护东洋诸国”，无论如何日本都要成为“东洋之魁首。”[9]自此，福泽谕吉开始积极倡导强兵富国论，其亚洲霸权思想初现端倪。
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福泽谕吉发表了题为《压制亦快乐哉》的短文，字里行间流露出侵略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和欲望。文中，福泽谕吉先是追述了文久二年(1862)随遣欧使节团途经香港买鞋时，英国人蛮横对待中国卖鞋人的情景，并说自己当时就“慨然羡慕英国人之压制”。因为他心想：西洋人在东洋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地，比往昔我日本国幕吏之骄横更胜一筹，想必“心中定然愉快”。接着他提出，虽说人们都厌恶压制，不过那只是厌恶“自己遭受压制”而已，而“压制他人，则可谓人间最大的快乐”。并指出，眼前日本人之所以对外国人不满，是因为尚未摆脱他们的压制。“我等之志愿，在于压制此压制，并致力于独自在世界中推行压制”。他甚至扬言，如果“我帝国日本”在贸易、军备、航海等方面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不仅要象英国人那样指使中国人等，更要像对待“奴隶”般“压制、束缚英国人”[10]。
在发表于中法战争之后的《东洋之波兰》(1884年)中，福泽谕吉分析法国是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先头部队，并设想清朝将像波兰那样被欧洲列强侵吞，日本的生存抑或受到威胁。同时，该文还附有一张声称是由“在国外的友人”寄来的题为“分割支那帝国图”的草图。在那张设想的瓜分图中，清朝的大部分领土被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瓜分，其中日本占领了中国福建省的一部分[11]75、79-80。显然，在福泽谕吉等人的意念中，日本已然加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
《脱亚论》(1885年)是福泽谕吉亚洲霸权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脱亚论》的主旨为：日本虽在地理上位于亚洲东陲，但已达到“文明”阶段。而清朝、朝鲜等亚洲邻国仍停滞在“野蛮”、“半开”状态，在“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断无维持独立之道”，必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日本“无需等待邻国开明之后共兴亚细亚，莫如干脆脱其干系，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和朝鲜，日本“可依西洋人之方式对待”[11]239-240。福泽谕吉所说的“文明东渐之风潮”，显然是指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狂潮，“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要加入列强侵略、瓜分亚洲国家的行列。显而易见，《脱亚论》是明目张胆的亚洲霸权论，福泽谕吉“脱亚”的实质是要侵略亚洲，而不是脱离亚洲。
《脱亚论》发表之后，福泽谕吉的对外思想基本是沿着如何在亚洲扩大霸权这条思路展开的。明治二十年初(1888)，福泽谕吉预感到将来中日之间必开战端，便竭力陈说战争的种种益处。他提出：战争有时是“甚为有益”而为人们所主动追求的。文禄、庆长之役曾“一时破除了日本人安居孤岛的恶习”，遗憾的是德川幕府建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治世“又将使日本人形成蛰居世间的陋习”。当前日本对外开战，利远大于弊。不仅战时民众会同仇敌忾，战后也能使“人心所向，一致对外”，竭尽全力于国家的富庶强大[12]。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福泽谕吉鼓吹“日清战争是文与野的较量”[13]491-492，积极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摇旗呐喊，并为筹措军费而奔走呼号。他说：日本和清朝之间的战争，是沿着文明开化方向前进的先进者与其妨碍者之间的较量，是日本第一次对外开战，此战只许胜不许败。尽管自己仅靠笔耕维持生计，并不富裕，但在与家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倾囊义捐”一万日元[13]514-517。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还多方鼓动政府与民众要支持战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令福泽谕吉欢欣鼓舞，他特别欣喜于战争使“近年来日本在欧美诸国间名声大噪”[14]16。同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古今稀有之丰功伟绩”，主要得益于之前的扩充军备。因此，他进一步强调日本需继续扩充军备，并主张将清朝的赔款用于制造军舰[14]91。福泽谕吉还告诫日本人，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考虑到国家的将来大计，务须勤勉努力[15]33。此外，福泽谕吉看到“德意志占领胶州湾，俄罗斯租借旅顺口”，列强在中国“分割之端绪已开”，洞察到英国、法国也已虎视眈眈，提出日本为了“国家自卫”，到一定时候“必需随机采取行动”[15]216-220。其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的所谓“自卫”和“随机”行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
三、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思想源远流长
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实际上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而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早在18世纪末期，本多利明(1744～1821)就提出：小国日本要求得独立与发展，除了进行海外贸易及对外扩张外别无他法。日本的“国务”，在于“即使侵凌他国，也要使本国增殖”。而且，要使日本成为“天下第一最良国”，作为“东洋之大日本岛”，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殖民地的“西洋之英国岛”，一起成为“天下大世界中两个大富国、大强国”。并提议日本向堪察加半岛、桦太(即库页岛)及中国东北地区扩张[16]。
幕末时期，在与美国签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后，首席老中崛田正睦(1810～1860)提出：缔约的意义在于“广交万国，开通贸易，取彼所长，补我所短，增强国力，充实武备，逐渐养成可使全世界服从之国势，……最终成为世界万邦之大盟主，(使各国)尊奉我国之正教，接受我国之制裁”。缔约权当是“为他日一统宇内奠定基础”[17]。此外，针对幕府开国贸易之事，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指出：当务之急，“不外乎屈从异人之意，专习富国强兵之术，以待武备充实后制御五大洲，以雪当初之辱。”[18]崛田正睦与岛津齐彬所言，一方面为日本的“开国”赋予了正当性，同时也表明：日本人在自己国家外患深重之时，就已开始设想和编织称王称霸的迷梦了。
日本是一个重视兵学、崇尚武力的社会，自中世纪武家政权建立以来，武士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即被称为武士道的东西倍受推崇，而且渗透到了一般民众的思想中，成了日本国民性的一部分，喜好穷兵黩武的武士们对征战之事更是津津乐道。如，福泽谕吉就认为与外国交兵对激发民众的“报国心”具有神奇作用，他还不无自豪地说：对1 700多年前的“神功皇后之三韩征伐”和300年前的“丰太阁出师”，人们至今仍铭记在心[3]639。
实际上，日本在近代之前也曾尝试过要向亚洲邻国扩展自己的势力，在朝鲜半岛与朝鲜和中国有过两次短兵相接的较量，其中一次是白村江之战，另一次是文禄、庆长之役。白村江之战，是指天智二年(663)唐朝和新罗联军进攻百济，日本派兵前往救援，在白村江海战中大败而归。结果百济灭亡，日本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干涉。文禄、庆长之役，即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1592)、庆长二年(1597)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两次入侵均被朝鲜在明朝军队的援助下击退。日本挑起白村江之战和文禄、庆长之役，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的挑衅，是想要和中国争夺在朝鲜的主导权，进而向中国扩张(如1592年丰臣秀吉派出的军队就名曰“征明军”)。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对比渐次发生变化。在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和朝鲜签订的《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中，否认了清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规定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等港口，日本有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等。甲申事变后的中日《天津条约》(1885年)规定：四个月内双方军队撤出朝鲜；停止派遣军事教官；今后出兵朝鲜须事先互相通告。据此，日本在朝鲜大体获得了和中国对等的地位。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两国军队再次在朝鲜半岛直接交火，并进而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甲午战争后中日之间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除要求清朝向日本割地赔款等条款外，还规定清朝承认朝鲜独立，这就意味着日本实际上获得了对朝鲜的主导权。福泽谕吉曾说：“质言之，日清战争不是其他，而正是日本外交的序曲，没有比此事更值得兴奋的了。”[19]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台湾的殖民掠夺和对朝鲜(1910年吞并了朝鲜)的殖民统治，近代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序幕。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向大陆扩张的野心，“在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之后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暗流延续下来，一时被锁国政策所抑制。”[20]可以认为，日本人对其历史上不成功的对外侵略战争念念不忘就证明了这一观点。而近代以来日本屡屡进犯亚洲邻国，正是那种扩张侵略的“思想暗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复活和凸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更是那种“思想暗流”极度发展和膨胀造成的幻景。
总之，福泽谕吉是日本文明开化乃至整个近代化进程的领航者之一，同时也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与身体力行者之一。当然，福泽谕吉是日本社会、历史的产儿，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和欲望在日本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论坛》(长春)2007年3期第33～37页
【作者简介】郭丽，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福泽谕吉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曾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主张用大炮弹药“创造未有之理”。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是近世日本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和近代西方弱肉强食游戏规则的结合。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相辅相成。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的亚洲霸权思想，可谓源远流长。 |
【关 键 词】近代日本/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
众所周知，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实际上，福泽谕吉也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在著述中历数对外战争的种种“益处”，提倡扩充军备、强兵富国，积极鼓动日本对亚洲邻国用兵，而且在甲午战争期间积极捐赠，为日本军队筹措军费不遗余力。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思想，在日本历史上可谓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一、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认识基础
福泽谕吉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之弱肉强食实质的认知，是他亚洲霸权论形成的思想基础。
30年战争之后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奠定了西方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同时，该条约确立了以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而近代西方国家之间，名义上是基于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原则，为一系列国际条约所制约的势力均衡关系，但实际奉行的却是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列强之间为争权夺势而战争频仍，弱小国家无端遭受侵吞更是常事。同时期的东亚，则处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秩序体系之下。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将扩张侵略的魔爪伸向了东方，迫使一些国家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东方世界也被卷入近代条约关系体系。
“黑船”来航以来，日本也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临新的国际关系的冲击与压力。于是，知识人便凭借直接或间接经验，对此积极了解探索，福泽谕吉就是较早对西方近代国际关系有所接触和了解者之一。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1866～1870)中指出，西方“因各独立国家间制度各不相同，为避免争端，各国间相互达成约定，以便加深友谊并利于交易，此即名曰条约。”[1]298他还进一步指出：当今西方各国之间的关系，与往古四夷蛮民之间互争匹夫之勇并无区别。那些称得上是至文至明的国家之间也动辄发生战争。于是，“随着世间文明的推进，颁布了一部叫作《万国公法》的法规。……尽管并非强令万国必须遵循此公法，但违背公法的国家必将招致敌对，故而各国皆尊奉不背。”因欧洲诸大国均倡导势力均衡，《万国公法》对维持和平大有裨益[1]411。当然，福泽谕吉也认识到，仅靠一些条约和法规并不能完全抑制战争。
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接受了西方的主权平等说，并借以批评西方人在日本的跋扈行径，鼓励日本人争取维护民族独立。他在《劝学篇》(1874年)中就强调：国际交往需遵从“天理人道”，“出于理而言，非洲的黑奴也值得敬畏，出于道而言，英国、美国的军舰也不值得害怕。如若蒙受耻辱，哪怕是日本举国牺牲也要维护国家之威光”。国际交往中凭借自己国家富强之势对贫弱之国无理相加的行为，是“国家权益所不可容忍的”。进而他还提出：“我日本国目前尚不及西洋各国富强，但论及国家权益之轻重，则无毫厘之差。”[2]
然而，时隔几年，福泽谕吉的论调就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认识的深化，他非但没对国际社会以强凌弱的现象进一步提出质疑和批评，反而鼓动日本仿而效之。福泽谕吉在《通俗国权论》(1878年)中指出：国际交往的实质就是“争权夺利”，全靠“兵力强弱”说话。国际社会的“和亲条约”也好“万国公法”也罢，都是对外标榜的“名目”。并公然声称：“万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而且，“大炮弹药，不是为主张已有之理而备，而是用来创造未有之理”。国际交往中唯有“灭亡”与“被灭亡”两条路可选，日本外交之法的关键是要“付诸战争。”[3]637另外，他还提出：在世界各国你争我夺如“禽兽相互蚕食”的形势下，蚕食者为“文明国人”，而被蚕食者则为“非文明之国”，日本当然要“加入蚕食者的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谋求良饵。”[4]既然意欲与西方列强同流合污侵吞他国，那么扩充军备就势在必行了。在其后的论著中，福泽谕吉倡导扩充军备和煽动战争的言论随处可见。
作为一个在幕藩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封建武士，近世日本的国际秩序观对福泽谕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自古以来，东亚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都在吸收中国华夷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华夷世界秩序观。近世之前，日本与朝鲜虽保持着“交邻”的对等关系，但“都持视对方低自己一等的华夷观念”。因此，曾发生过对马藩的宗氏在中间斡旋，通过改写两国之间的往来国书等，使日本和朝鲜双方的“大国”心理都得到满足的篡改国书事件[5]。篡改国书事件败露后，到17世纪30年代，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将“历来的置朝鲜于下位的意识构造”体系化了[6]。鸦片战争以来，东亚原有的朝贡秩序体系被打破，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秩序观失去了现实基础，但东亚国家的华夷观念一时并未彻底改变。而中国“中华”地位的失坠，反而在客观上为日本民族自信心的提高和蔑视亚洲邻国提供了可能。福泽谕吉对自己的朝鲜蔑视观就毫不隐讳，说朝鲜是“亚细亚洲中一小野蛮国”[7]148。福泽谕吉的朝鲜蔑视观，在自身实力尚待发展之时，是他反对盲目对亚洲邻国用兵的理由之一，而到后来，就成了他亚洲霸权论的思想基础。
二、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
明治初期的福泽谕吉，并不赞成与亚洲邻国发生武力冲突。他认为日本在自身羽翼未丰的情况下，应着力于推进殖产兴业充实国力。如，明治七年(1874)围绕是否出兵台湾的问题，日本国内曾争论一时。福泽谕吉指出：日本的劲敌是西洋诸国而不是亚洲国家，且敌手不是“兵马之敌”而是“商卖之敌”。与清朝之间发生冲突，只能给西洋商人提供坐收渔翁之利的可乘之机[8]。明治八年(1875)的江华岛事件之后，日本国内的征韩论叫嚣一时，福泽谕吉对此予以驳斥。他认为：与欧美国家的交往才是日本的“肺病”，且病根主要在于商贸往来、司法诉讼等方面。当前日本“学问尚不发达，商贸尚不繁盛，国家尚不富足，兵力尚不强大”，民族独立面临严重威胁，不该因一点小事与朝鲜发生争端[7]147-149。
西南战争(1877年)之后，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蓬勃发展，政府内部开设国会之事正式提上议程，与几年前反对征韩论时的论调截然相反，福泽谕吉认为已经是可以考虑对外伸张国权的时候了。他在《时事小言》(1881年)中提出：“苟欲与西洋诸国人民争锋于当今世界之大舞台，不靠兵马又赖何物？”亚洲的大半已被西洋列强侵吞，现今只有日本可作为东洋“文明中心及魁首”与西洋相抗衡。至于清朝和朝鲜，日本应该“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使其仿效我国，迅速加入现今文明之列。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亦可以我之武力胁迫其进步”。因此，日本应大力扩充军备，且武备“规模须宏大”，“不仅要能维持我日本一国之独立，还需能保护东洋诸国”，无论如何日本都要成为“东洋之魁首。”[9]自此，福泽谕吉开始积极倡导强兵富国论，其亚洲霸权思想初现端倪。
明治十五年(1882)三月，福泽谕吉发表了题为《压制亦快乐哉》的短文，字里行间流露出侵略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和欲望。文中，福泽谕吉先是追述了文久二年(1862)随遣欧使节团途经香港买鞋时，英国人蛮横对待中国卖鞋人的情景，并说自己当时就“慨然羡慕英国人之压制”。因为他心想：西洋人在东洋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地，比往昔我日本国幕吏之骄横更胜一筹，想必“心中定然愉快”。接着他提出，虽说人们都厌恶压制，不过那只是厌恶“自己遭受压制”而已，而“压制他人，则可谓人间最大的快乐”。并指出，眼前日本人之所以对外国人不满，是因为尚未摆脱他们的压制。“我等之志愿，在于压制此压制，并致力于独自在世界中推行压制”。他甚至扬言，如果“我帝国日本”在贸易、军备、航海等方面的实力达到一定程度，不仅要象英国人那样指使中国人等，更要像对待“奴隶”般“压制、束缚英国人”[10]。
在发表于中法战争之后的《东洋之波兰》(1884年)中，福泽谕吉分析法国是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先头部队，并设想清朝将像波兰那样被欧洲列强侵吞，日本的生存抑或受到威胁。同时，该文还附有一张声称是由“在国外的友人”寄来的题为“分割支那帝国图”的草图。在那张设想的瓜分图中，清朝的大部分领土被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以及日本瓜分，其中日本占领了中国福建省的一部分[11]75、79-80。显然，在福泽谕吉等人的意念中，日本已然加入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
《脱亚论》(1885年)是福泽谕吉亚洲霸权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脱亚论》的主旨为：日本虽在地理上位于亚洲东陲，但已达到“文明”阶段。而清朝、朝鲜等亚洲邻国仍停滞在“野蛮”、“半开”状态，在“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断无维持独立之道”，必将“为世界文明诸国所分割”。日本“无需等待邻国开明之后共兴亚细亚，莫如干脆脱其干系，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和朝鲜，日本“可依西洋人之方式对待”[11]239-240。福泽谕吉所说的“文明东渐之风潮”，显然是指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狂潮，“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就是要加入列强侵略、瓜分亚洲国家的行列。显而易见，《脱亚论》是明目张胆的亚洲霸权论，福泽谕吉“脱亚”的实质是要侵略亚洲，而不是脱离亚洲。
《脱亚论》发表之后，福泽谕吉的对外思想基本是沿着如何在亚洲扩大霸权这条思路展开的。明治二十年初(1888)，福泽谕吉预感到将来中日之间必开战端，便竭力陈说战争的种种益处。他提出：战争有时是“甚为有益”而为人们所主动追求的。文禄、庆长之役曾“一时破除了日本人安居孤岛的恶习”，遗憾的是德川幕府建立以来将近三百年的治世“又将使日本人形成蛰居世间的陋习”。当前日本对外开战，利远大于弊。不仅战时民众会同仇敌忾，战后也能使“人心所向，一致对外”，竭尽全力于国家的富庶强大[12]。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明治二十七年(1894)七月，福泽谕吉鼓吹“日清战争是文与野的较量”[13]491-492，积极为日本的侵略行径摇旗呐喊，并为筹措军费而奔走呼号。他说：日本和清朝之间的战争，是沿着文明开化方向前进的先进者与其妨碍者之间的较量，是日本第一次对外开战，此战只许胜不许败。尽管自己仅靠笔耕维持生计，并不富裕，但在与家人商量后还是决定“倾囊义捐”一万日元[13]514-517。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还多方鼓动政府与民众要支持战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令福泽谕吉欢欣鼓舞，他特别欣喜于战争使“近年来日本在欧美诸国间名声大噪”[14]16。同时，福泽谕吉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之所以能取得“古今稀有之丰功伟绩”，主要得益于之前的扩充军备。因此，他进一步强调日本需继续扩充军备，并主张将清朝的赔款用于制造军舰[14]91。福泽谕吉还告诫日本人，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考虑到国家的将来大计，务须勤勉努力[15]33。此外，福泽谕吉看到“德意志占领胶州湾，俄罗斯租借旅顺口”，列强在中国“分割之端绪已开”，洞察到英国、法国也已虎视眈眈，提出日本为了“国家自卫”，到一定时候“必需随机采取行动”[15]216-220。其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的所谓“自卫”和“随机”行动，就是明目张胆地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
三、福泽谕吉的亚洲霸权思想源远流长
福泽谕吉亚洲霸权论的形成，实际上与近代日本向亚洲邻国扩张侵略政策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而福泽谕吉及近代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早在18世纪末期，本多利明(1744～1821)就提出：小国日本要求得独立与发展，除了进行海外贸易及对外扩张外别无他法。日本的“国务”，在于“即使侵凌他国，也要使本国增殖”。而且，要使日本成为“天下第一最良国”，作为“东洋之大日本岛”，与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众多殖民地的“西洋之英国岛”，一起成为“天下大世界中两个大富国、大强国”。并提议日本向堪察加半岛、桦太(即库页岛)及中国东北地区扩张[16]。
幕末时期，在与美国签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之后，首席老中崛田正睦(1810～1860)提出：缔约的意义在于“广交万国，开通贸易，取彼所长，补我所短，增强国力，充实武备，逐渐养成可使全世界服从之国势，……最终成为世界万邦之大盟主，(使各国)尊奉我国之正教，接受我国之制裁”。缔约权当是“为他日一统宇内奠定基础”[17]。此外，针对幕府开国贸易之事，萨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指出：当务之急，“不外乎屈从异人之意，专习富国强兵之术，以待武备充实后制御五大洲，以雪当初之辱。”[18]崛田正睦与岛津齐彬所言，一方面为日本的“开国”赋予了正当性，同时也表明：日本人在自己国家外患深重之时，就已开始设想和编织称王称霸的迷梦了。
日本是一个重视兵学、崇尚武力的社会，自中世纪武家政权建立以来，武士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即被称为武士道的东西倍受推崇，而且渗透到了一般民众的思想中，成了日本国民性的一部分，喜好穷兵黩武的武士们对征战之事更是津津乐道。如，福泽谕吉就认为与外国交兵对激发民众的“报国心”具有神奇作用，他还不无自豪地说：对1 700多年前的“神功皇后之三韩征伐”和300年前的“丰太阁出师”，人们至今仍铭记在心[3]639。
实际上，日本在近代之前也曾尝试过要向亚洲邻国扩展自己的势力，在朝鲜半岛与朝鲜和中国有过两次短兵相接的较量，其中一次是白村江之战，另一次是文禄、庆长之役。白村江之战，是指天智二年(663)唐朝和新罗联军进攻百济，日本派兵前往救援，在白村江海战中大败而归。结果百济灭亡，日本放弃了对朝鲜半岛的干涉。文禄、庆长之役，即丰臣秀吉于文禄元年(1592)、庆长二年(1597)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两次入侵均被朝鲜在明朝军队的援助下击退。日本挑起白村江之战和文禄、庆长之役，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的挑衅，是想要和中国争夺在朝鲜的主导权，进而向中国扩张(如1592年丰臣秀吉派出的军队就名曰“征明军”)。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对比渐次发生变化。在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和朝鲜签订的《日朝修好条规》(1876年)中，否认了清朝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规定朝鲜向日本开放釜山等港口，日本有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等。甲申事变后的中日《天津条约》(1885年)规定：四个月内双方军队撤出朝鲜；停止派遣军事教官；今后出兵朝鲜须事先互相通告。据此，日本在朝鲜大体获得了和中国对等的地位。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引发了中日之间的甲午战争，两国军队再次在朝鲜半岛直接交火，并进而将战火引到中国境内。甲午战争后中日之间签订的《马关条约》(1895年)，除要求清朝向日本割地赔款等条款外，还规定清朝承认朝鲜独立，这就意味着日本实际上获得了对朝鲜的主导权。福泽谕吉曾说：“质言之，日清战争不是其他，而正是日本外交的序曲，没有比此事更值得兴奋的了。”[19]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开始了对中国台湾的殖民掠夺和对朝鲜(1910年吞并了朝鲜)的殖民统治，近代日本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正式拉开了序幕。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向大陆扩张的野心，“在丰臣秀吉的文禄、庆长之役之后并未销声匿迹，而是成为一种潜在的思想暗流延续下来，一时被锁国政策所抑制。”[20]可以认为，日本人对其历史上不成功的对外侵略战争念念不忘就证明了这一观点。而近代以来日本屡屡进犯亚洲邻国，正是那种扩张侵略的“思想暗流”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复活和凸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设想，更是那种“思想暗流”极度发展和膨胀造成的幻景。
总之，福泽谕吉是日本文明开化乃至整个近代化进程的领航者之一，同时也是近代日本亚洲霸权思想的先驱与身体力行者之一。当然，福泽谕吉是日本社会、历史的产儿，其称霸亚洲的野心和欲望在日本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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