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沈莉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西伯利亚研究》(哈尔滨)2007年5期第85～90页
【作者简介】沈莉华，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日 期】2007-08-04
【关 键 词】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美国
中图分类号：K51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7)05-0085-06
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美国和协约国就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武装干涉。美国直接出兵苏维埃俄国的原因，始终是国内外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往往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美国政府对苏维埃政权根深蒂固的敌视。实际上美国政府最终做出武装干涉苏俄的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美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原因
(一)《和平法令》与美国的隐蔽干涉政策
十月革命发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使俄国尽早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获得喘息的机会，进一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向各交战国提出了《和平法令》。法令呼吁各交战国立即终止具有掠夺性质的帝国主义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
《和平法令》引起了美国和协约国的极大震动和恐慌。俄国本来是协约国的重要成员，承担着在东线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它的退出将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协约国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
1917年11月14日，美国驻协约国大本营的军事代表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声明，美国政府“坚决、强烈抗议俄国可能订立任何单方面的停战协定”[1]。
1918年1—2月，协约国通过自己的非官方代表多次向苏俄领导人建议，希望俄国中止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作为交换，协约国保证向苏俄提供物质和资金援助。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称这些许诺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危险的陷阱”，因为“苏维埃政权将轻易地、因不合时宜地同德国帝国主义作战而陷入崩溃。”[2]
美国政府虽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前，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威尔逊政府还是力求避免公开与苏维埃政权为敌，只是暗地里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来达到他们对抗苏维埃政权并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在苏俄与德国的和约尚未达成和批准之前，美国避免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直接武装干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日本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其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
日本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矛盾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独占远东的野心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而逐渐显露。日俄战争后，日本的扩张野心进一步膨胀。日本独霸远东的图谋自然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政策产生了矛盾。
十月革命后不久，日本便开始考虑“如何防止德国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东侵和南下满洲，并利用日俄协商的崩溃，把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3]。1917年12月14日，日本正式向协约国提出了派自己的军队去苏维埃俄国控制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议。日本提出的出兵要求是，协约国承认它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和在西伯利亚及苏维埃远东获得渔场、采矿场和森林租让权[4]36-37。
日本的建议和要求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但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出兵持反对态度。日本单独武装干涉一事只好暂时搁浅。
协约国并没有放弃由日本出兵的计划。1918年1月28日，英国向美国提出一份备忘录。这一次，英国改变了策略，建议日本以协约国的委托国身份出兵西伯利亚，援助俄地方武装，“防止俄国完全落入德国人的控制之下”。2月8日，美国政府通知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和比利时的大使馆和公使馆，表示对西伯利亚的任何军事远征或对西伯利亚铁路的任何占领，都只能由各国共同合作，而不能由某些国家授权一国进行[5]244。
从上述情况看，美国对苏维埃国家所实行的隐蔽干涉政策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美国政府担心直接的武装干涉会引起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对，同时激起俄国民众的反抗情绪，使俄国最终倒向德国的怀抱；担心美国会因此失去在国际上的道义威信；担心日本借干涉之机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当然，美国最担心的还是直接出兵将使其完全丧失与布尔什维克打交道的回旋余地。换句话说，只要把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继续作战的一线希望尚存，美国就不会轻易采取直接出兵的行动。但是，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的和谈以及《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美国苦心经营的计划彻底落空了。
(二)美国由隐蔽干涉向公开武装干涉政策的转变
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约的签订使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参战的企图彻底破产了。至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维埃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向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迅速发展。
3月21日，德国与其盟国在西线向协约国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同盟国的“春季攻势”开始了。协约国军队在前线大大受挫，局势的发展使协约国再一次认真考虑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阻止其可能从俄调集军队。3月23日，协约国决定在俄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采取行动，并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
在整个4月，英、法紧锣密鼓、相互配合，不断对威尔逊政府施加出兵压力。对于协约国提出的远征摩尔曼斯克的要求，美国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统认为，从军事角度讲，任何此类冒险行动势必减少美国对西部战线的贡献[6]211。
除英法等国外，在美国国内也有人对政府施加出兵的压力。美国驻华大使赖恩施掌握了大量关于远东方面的情报。5月16日，他向政府建议：“和以前相比，西伯利亚现在的局势特别有利于美国和协约国的联合行动。如果美国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人们对美国的好感显然会降低。”[7]一些侨民也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干涉。1918年4—7月，在美国的俄国侨民不断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求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支持干涉俄国。俄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宣传演说，并私下里做国务院官员的工作，以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干涉[8]17。
除了面临来自协约国和国内主张干涉人士的压力外，日本的行动也令美国政府颇为担心。1918年4月5日，日本以两个本国士兵被杀为借口，派少量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日军登陆后，美国国内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呼声更加高涨[4]43。
正当美国政府试图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天赐良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由5万名奥匈帝国的战俘组成。1918年3月26日，该军团代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西线作战。5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突然举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由于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胜利令盟国欢欣鼓舞，并使协约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1918年7月6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由军政要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并通过了日本政府同意联合出兵前提下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负责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轻武器、机枪和装备，由美国分担这笔费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结大约由7 000名美军和7 000名日军组成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前往伊尔库次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交通线[6]217。1918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4]47。
须补充的一点是，在威尔逊总统最终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之前，在干涉俄国北部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6月1日，国务卿兰辛正式向盟国通报了美国政府出兵摩尔曼斯克的决定。6月11日，1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奥林匹亚号巡洋舰上登陆。并很快与英国干涉军会合。到1918年秋天，在北方登陆的美国干涉军人数已达到5 000人[9]。
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做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也由于苏维埃政府废除外债和企业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政府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本能的敌视情绪。在外交上，它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并始终把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作为合法的外交代表来对待，还暗地里通过临时政府驻美大使馆向卡列金提供援助。鉴于赢得对德作战的最终胜利是当时美国首要的国家利益，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威尔逊政府还是避免与苏维埃政权公然为敌，而是采取拉拢、安抚的策略和手段，想方设法把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之内，继续对德作战。《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彻底破坏了美国的这一意图。至此，威尔逊政府对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打交道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和约签订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立即行动，开始对苏维埃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而威尔逊总统则担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武装干涉会激起俄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武装干涉与自己此前一向主张的民主、和平、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相悖，干涉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也会使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美国将上百万的军队派往欧洲战场，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主要依赖日军，因此日本有可能借此机会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美国对干涉西伯利亚始终怀有矛盾的心理，因此在出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的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某些主张干涉人士的积极劝说和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入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做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
二、美国武装干涉失败的原因及其评价
(一)美国武装干涉失败的原因
与英、法、日等国一起参与武装干涉的美国政府，企图利用俄国内混乱局面和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之机，通过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促使苏维埃政权很快垮台。然而，这场干涉的结局却令美国和协约国大失所望。笔者认为，武装干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局。
第一，美国和协约国劳师远征，去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干涉中明显丧失了道义力量，必然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和谴责。
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从一开始就遭到国内民众的反对。在美国加入反干涉队伍的，既有普通民众，也有美在俄国的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
1919年6月27日，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就派军队远征俄国的原因做出解释。关于这场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参议员波拉警告说：“我们会把成千上万的青年葬送在那里，会使我们的国库空虚，最后，我们将不得不像拿破仑一样离开那里。”[4]62
参与干涉行动的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也开始反对干涉。美国士兵在与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战场上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使士兵中开始出现不满情绪。很多人对自己在俄国扮演的干涉者角色越来越感到困惑、迷茫和厌倦，开始拒绝同苏维埃政府和人民为敌，要求返回美国。
美国劳动者还在全国各地举行声援苏俄人民的群众大会、集会和示威游行。1918年7月15日，在纽约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抗议美国干涉苏俄事务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说：“美国对受到全体俄国人民拥护的苏维埃政权的进攻，必然会事与愿违，并在俄国播下仇恨美国的火种。”[4]65
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对促成美国武装干涉的失败，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须指出的是，在出兵俄国之前，美国政府对俄国的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和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俄国大多数民众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因此，只要美国和协约国出兵援助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苏维埃政权或许会很快走向灭亡。事实证明，这完全是美国和协约国脱离现实、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国务卿兰辛在离职前曾就美国政府的对俄政策作过深刻反思。1920年1月22日，他写道：“盟国曾认为，它肢解俄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俄国人希望国家统一，因此他们倒向布尔什维克这一边。”[8]37
第二，美国和协约国试图与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联合来颠覆苏维埃政权，而这些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自身存在明显的弱点，这是武装干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俄国内的各派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如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等本身代表着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他们不可能真正去解决农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又没有提出吸引和团结民众的思想与行动纲领，很难指望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关于这一点，高尔察克政府在美国的代表、原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没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能够与布尔什维克相对抗的思想。因为要复兴俄罗斯，就必须提出符合现实要求的民族、民主纲领[10]。
鲍里斯·萨文科夫在分析白卫运动失败的原因时也曾正确地评价道：“无论是高尔察克、邓尼金还是尤登尼奇都没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如果许诺给农民土地，农民就会团结在地主周围。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和平和自由，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于是农民离开了他们。与其说这些将军们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民众身上，不如说寄托在盟国的援助上，这是他们致命的失策。”[8]19
其次，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自身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
1919年7月，在美国政府计划慷慨援助高尔察克之前，曾派美驻日大使莫里斯和美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前往鄂木斯克了解高尔察克军队的情况。莫里斯大使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将军本人很诚实、勇敢，但他不太了解军队，缺乏领导才能。其手下的官员都是平庸之辈，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营私舞弊现象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然而，高尔察克并没有打算要“严惩腐败”。高尔察克政府已经完全脱离群众，其财政状况也令人堪忧。大使最后得出结论：高尔察克政府未必能度过眼前的危机，对抗布尔什维克。
格雷夫斯将军也向军事部长贝克提交了一份报告，后者将其转交给总统。报告中说，“高尔察克欺骗农民，其统治方法残酷、不公正”；谢苗诺夫的军队则依靠“征税、抢劫和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钱”过活[11]。莫里斯和格雷夫斯的看法很快得到证实，红军不久就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开始转入反攻。
第三，尽管武装干涉是美国与英、法、日等国联合进行的，但由于各国在干涉过程中存在着分歧和矛盾，难以协调一致，集中全部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因而无法取得干涉的实际效果。
如前所述，早在干涉之前日美在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势力范围问题上就存在着矛盾。侵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以后，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1918年7月在决定向西伯利亚派兵之后，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1918年7月16—17日，日本外交委员会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发给美国政府联合出兵西伯利亚的照会中，日本外务省提出：
(1)日本派出军队的数量绝对不能与美国派出的数量相等；(2)为了保证军队自由推进，日本军队应占领西伯利亚的某些重要据点；(3)日本不能同意撤军；(4)只要得到美国答复，日本将立刻决定动员军队。
美国政府为了尽快与日本联合干涉，只好原则上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同时提出：日本派往远东的军队应不超过1万～1.2万人。但是，伺机侵略西伯利亚东部的日本陆军，却使自己的军事行动远远超出了日美两国的事先约定。到10月底，到达西伯利亚的日军已达7.2万人。日本陆军的行动完全背离了政府与美国相互许下的诺言，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抗议。
在参与干涉的各国将军队运抵远东后，在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上，各方又出现了分歧。英法提议由日本将军大谷作为盟国军队的总指挥，但意大利和美国代表反对，盟国因此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
1919年1月，英、法、捷和美国代表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法国的让内将军被任命为盟军总指挥，负责率领军队从西伯利亚西部向贝加尔湖推进。日本却提出，盟国军队从东部向贝加尔湖推进，但这些军队应由日本将军来统率。由于美国反对，日本的这一打算再次落空了。
在大规模武装干涉开始后，日本制定了占领和控制俄远东的长远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为将来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铺平道路。1918年，日本通知其在远东扶植的傀儡谢苗诺夫，日本军队打算进入萨哈林北部地区，然后夺取直到乌拉尔的苏俄领土，日本的用意显然是企图独霸远东地区。1919年8月，日本军队占领了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德—卡斯特里，并驻扎在乌苏里铁路和阿穆尔铁路的重要站点[12]25。
为了控制远东，并阻止在西伯利亚建立其他任何一个盟国扶植下的、统治范围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政府，日本一直在支持谢苗诺夫这样的傀儡人物。1919年日本用于武装谢苗诺夫的军费支出为1.6亿日元，日本军部共向白卫分子提供了30门大炮、5万发炮弹、2万枝步枪、4 000万发子弹、100挺机枪和100万发配套子弹。
在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后，根据日本的命令，谢苗诺夫拒绝承认这位俄国“最高执政”。后来谢苗诺夫虽然表面上服从美国扶植下的高尔察克，但却只完成高尔察克下达的、日本不反对的命令。
为了牵制日本，1918年10月，英国政府建议日本派出多余的军队前往伏尔加战场，遭到日本拒绝。在日本看来，它首先要保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将军队派往西部会削弱日本在滨海和外贝加尔的势力，从而增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协约国本来答应向日本出兵提供补偿，但是未能兑现，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向日本施压，只好任由谢苗诺夫继续控制外贝加尔地区，并完全按日本的意图行事。
然而美国政府却无法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1918年11月，国务卿兰辛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抗议日本企图控制东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北部的经济资源，并将大部分军队集结在这一地区[12]25。
日本从这时起才不得不考虑美国和英国的意见，因为上述两国在打败德国后已经空出手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好做出让步。1919年1月3日，日军总司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声明：“日本打算很快从边区撤出近一半的军队。”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日本此后在重大问题上采取与美国协商的态度，但日本始终没有像最初承诺的那样撤出远东领土上的大部分驻军[12]28。
由于参与干涉的各方，特别是美、日都想掠夺远东的经济资源，在美国的倡议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美、日代表制定了一份对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实行国际管制的框架协议。根据这份协议，铁路由盟国铁路委员会来管理，其成员由参与干涉远东的各国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由高尔察克政府交通部长乌斯特鲁戈夫担任。盟国铁路委员会下设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发铁路问题，技术委员会负责人由美国工程师斯蒂文斯来担任。依靠盟国铁路委员会和众多的铁路专家，1919年美国政府实际上已将远东铁路和中东铁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2]34。
可见，正是由于参与干涉的各国，特别是美、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们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维埃政权。关于这一点，列宁在1920年12月21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前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纠纷，只是由于这些纠纷不是偶然的党派内纠纷，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最深刻的、难以解决的纷争……我们就拿日本来说吧，日本几乎把整个西伯利亚都把持在自己手里。它当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高尔察克，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根本不一致，它不愿意为美国资本火中取栗。”[13]
第四，广大人民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是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外国与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联合入侵，使苏维埃政权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如此危急的国内局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屈服，而是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反对外国干涉者和自卫分子、巩固苏维埃政权、维护俄罗斯民族国家独立的英勇斗争中来。
1918年4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远东登陆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布通告，号召远东劳动人民积极开展同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英勇斗争：“远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打退日本侵略者，同他们在国内的代理人和帮凶展开无情斗争，对苏维埃俄国和全俄的劳动人民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
为了抵抗干涉者，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展了游击运动。在与高尔察克军队和干涉者的斗争中，游击运动给苏维埃红军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援助，为保证苏维埃政权在远东的胜利起到重大作用。此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罢工运动也使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后方陷入混乱状态。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英勇斗争给干涉者带来沉重打击。随着红军的反攻，外国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失败指日可待。在伏龙芝的指挥下，南路红军于1919年4月转入反攻高尔察克军队的决定性阶段。从1919年7月起，红军先后解放了彼尔姆、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等大城市，1920年2月16日，哈巴罗夫斯克也获得了解放。而此前，见大势已去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从西伯利亚撤军的决定。
(二)对美国武装干涉的评价
结合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具体事实，我们不难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性质和目的做出客观的评价。
首先，美国出兵俄国是对苏俄内政的严重干涉。
尽管美国和协约国声称，参与干涉的国家决不干涉俄国内政，维护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国和协约国在俄国的行动却与其最初所作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
在进行武装干涉过程中，美国和协约国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1917年12月1日至1920年1月1日，美国共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拨款7 730万美金。在美国干涉军撤出俄国之后，为了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美国增加了对波兰的武器供应。此外，1920年8月，美国法拉比号轮船从纽约还向弗兰格尔部队运送了大批军火。
负责向高尔察克军队供应武器装备的经办人、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对美国政府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质疑，他说：“我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与不干涉俄国内政的原则相符……在干涉中美国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不受欢迎、为绝大多数居民所反对的、具有保皇倾向的政府维持下去，因此遭到西伯利亚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的仇恨。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外国军队支持，高尔察克政权连一个月也支撑不住。”最后，他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靠外国的刺刀上台执政，就不可能指望人民的支持。”美国的行动无疑“是武装干涉，是深思熟虑的对俄国人民内政的干涉”[4]56-57。
其次，美国的武装干涉明显带有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
美国政府在参与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布尔什维克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等待美国援助的西伯利亚和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对于这样的解释，格雷夫斯将军和参议院都表示怀疑。如果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护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以防落入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垮台。美国在干涉过程中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情况，谈判不过是在战场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开始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
当然，美国在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对抗的同时，仍保留一定的克制。美国援助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但是在没有取胜的把握下拒绝公开承认任何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包括高尔察克政府。
再次，美国希望借武装干涉之机加强对俄远东的经济渗透和掠夺。
在整个武装干涉过程中，美国始终对西伯利亚大铁略给予密切关注。除了美国在上面陈述的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交通的主要理由外，美国更关心的是其自身利益。换句话说，美国的干涉与其说为了俄国民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对被占领土进行经济渗透。早在干涉前，美国一些垄断组织对从阿拉斯加到阿穆尔沿岸和东西伯利亚建立据点就特别感兴趣。为此它们曾提出很多计划，如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卡附近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在鄂霍次克海的阿扬地区建立一个大海港，并建立从阿扬到伊尔库次克省中心地带的铁路等。根据远东革命委员会的资料，美国海洋部门曾与从前的俄国政府就长期租赁乌利斯湾，并建造海港、仓库，以此将海湾与铁路联结在一起的有关事宜进行过谈判。在谈判中美国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是在乌利斯湾享有治外法权[12]56-57。
美国干涉是对俄国资源掠夺的明显例证是当时双方的毛皮贸易。仅在1919年8月15日到1919年11月15日的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经俄外贸委员会允许，共有9 610张狐狸皮、48 242张白鼬皮、34 306张黄鼬皮、49 592张艾鼬皮、1 184 094张灰鼠皮、2 122张貂皮、6 859张北极狐皮、430 090张兔皮、176 433张狍皮和91 050张鹿皮和马皮，以及26 436普特皮革和45 093普特羊毛被运往美国。此外，在这一时期俄外贸委员会还发放了运往美国的27.1万美元的毛皮(不计毛皮的数量和重量)、250万普特毛皮和15 209张毛皮的许可证。考虑到大多数从远东运往日本的毛皮都转口到美国这一情况，美国从俄国掠夺的毛皮总数还会大大增加。
除了毛皮贸易外，美国商人还依靠销售从美国运来的各种商品，包括酒精饮料获得了丰厚利润。由于大部分运往远东的美国商品都是在军用物资的幌子下免税输入的，美国商人为此获得了更多的利润[12]38。
最后，我们还应当承认，美国在武装干涉俄国的同时，比较注重宣扬和推广美国式的民主，这是它与赤裸裸追求领土扩张的日本在干涉中迥然不同的一点。在威尔逊总统派莫里斯和格雷夫斯前往高尔察克军中了解情况的时候，总统私下里交给莫里斯一项任务，希望他从高尔察克那里获得“明确的保证”，这些保证涉及高尔察克制定的俄国政府今后的计划，包括土地所有权、扩大选举权以及召开立宪会议等问题。
美国政府为这场不得人心的武装干涉付出了代价，同时也给饱受战乱之苦的苏维埃政府和人民带来了惨重损失。据统计，美国在这场干涉中共花费1.9亿美元，给苏俄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则达390多亿美元[8]65。
武装干涉的失败使美国政府真正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稳固程度完全超出其最初的预料，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很难用武力战胜它。威尔逊总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在我看来试图用作战部队来阻止一场革命运动，就像用一把扫帚阻挡大潮一样。”[5]23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8年01期
【原文出处】《西伯利亚研究》(哈尔滨)2007年5期第85～90页
【作者简介】沈莉华，副教授，历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0）
| 【内容提要】 | 十月革命胜利后，美国参与了协约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试图借此机会推翻苏维埃政权。由于美国的干涉遭到国内外民众的反对；参与干涉的各国，特别是美日存在明显的矛盾；俄国反布尔什维克派别自身的腐败；俄国广大民众的英勇抵抗等因素，美国和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最终以失败告终。 |
【关 键 词】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美国
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美国和协约国就对苏维埃俄国进行了武装干涉。美国直接出兵苏维埃俄国的原因，始终是国内外史学界十分关注的话题。中国传统的史学观点往往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美国政府对苏维埃政权根深蒂固的敌视。实际上美国政府最终做出武装干涉苏俄的决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一、美国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原因
(一)《和平法令》与美国的隐蔽干涉政策
十月革命发生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了使俄国尽早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获得喘息的机会，进一步巩固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向各交战国提出了《和平法令》。法令呼吁各交战国立即终止具有掠夺性质的帝国主义战争，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民主和约。
《和平法令》引起了美国和协约国的极大震动和恐慌。俄国本来是协约国的重要成员，承担着在东线对德作战的艰巨任务。它的退出将对整个战争的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对协约国无疑是十分沉重的打击。
1917年11月14日，美国驻协约国大本营的军事代表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声明，美国政府“坚决、强烈抗议俄国可能订立任何单方面的停战协定”[1]。
1918年1—2月，协约国通过自己的非官方代表多次向苏俄领导人建议，希望俄国中止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作为交换，协约国保证向苏俄提供物质和资金援助。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称这些许诺对苏维埃国家来说是“危险的陷阱”，因为“苏维埃政权将轻易地、因不合时宜地同德国帝国主义作战而陷入崩溃。”[2]
美国政府虽然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但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之前，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奉行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威尔逊政府还是力求避免公开与苏维埃政权为敌，只是暗地里与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合作，通过隐蔽干涉的方式来达到他们对抗苏维埃政权并使俄国继续参战的目的。
在苏俄与德国的和约尚未达成和批准之前，美国避免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直接武装干涉，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那就是不希望日本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其在远东的势力和影响。
日本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矛盾由来已久。自19世纪末叶以来，日本独占远东的野心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而逐渐显露。日俄战争后，日本的扩张野心进一步膨胀。日本独霸远东的图谋自然与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政策产生了矛盾。
十月革命后不久，日本便开始考虑“如何防止德国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东侵和南下满洲，并利用日俄协商的崩溃，把满洲北部和西伯利亚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3]。1917年12月14日，日本正式向协约国提出了派自己的军队去苏维埃俄国控制符拉迪沃斯托克、阿穆尔河和西伯利亚铁路的建议。日本提出的出兵要求是，协约国承认它在中国的特殊利益和在西伯利亚及苏维埃远东获得渔场、采矿场和森林租让权[4]36-37。
日本的建议和要求得到英国和法国的支持，但美国政府对日本的出兵持反对态度。日本单独武装干涉一事只好暂时搁浅。
协约国并没有放弃由日本出兵的计划。1918年1月28日，英国向美国提出一份备忘录。这一次，英国改变了策略，建议日本以协约国的委托国身份出兵西伯利亚，援助俄地方武装，“防止俄国完全落入德国人的控制之下”。2月8日，美国政府通知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和比利时的大使馆和公使馆，表示对西伯利亚的任何军事远征或对西伯利亚铁路的任何占领，都只能由各国共同合作，而不能由某些国家授权一国进行[5]244。
从上述情况看，美国对苏维埃国家所实行的隐蔽干涉政策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美国政府担心直接的武装干涉会引起国内公众舆论的反对，同时激起俄国民众的反抗情绪，使俄国最终倒向德国的怀抱；担心美国会因此失去在国际上的道义威信；担心日本借干涉之机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当然，美国最担心的还是直接出兵将使其完全丧失与布尔什维克打交道的回旋余地。换句话说，只要把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继续作战的一线希望尚存，美国就不会轻易采取直接出兵的行动。但是，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的和谈以及《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使美国苦心经营的计划彻底落空了。
(二)美国由隐蔽干涉向公开武装干涉政策的转变
1918年3月15日，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了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和约》。和约的签订使美国和协约国希望俄国继续参战的企图彻底破产了。至此，协约国对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
苏维埃政府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欧洲战场的局势向不利于协约国的方向迅速发展。
3月21日，德国与其盟国在西线向协约国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同盟国的“春季攻势”开始了。协约国军队在前线大大受挫，局势的发展使协约国再一次认真考虑恢复东线以牵制德国、阻止其可能从俄调集军队。3月23日，协约国决定在俄北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采取行动，并就此事征求美国政府的意见。
在整个4月，英、法紧锣密鼓、相互配合，不断对威尔逊政府施加出兵压力。对于协约国提出的远征摩尔曼斯克的要求，美国政府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总统认为，从军事角度讲，任何此类冒险行动势必减少美国对西部战线的贡献[6]211。
除英法等国外，在美国国内也有人对政府施加出兵的压力。美国驻华大使赖恩施掌握了大量关于远东方面的情报。5月16日，他向政府建议：“和以前相比，西伯利亚现在的局势特别有利于美国和协约国的联合行动。如果美国现在还不行动的话，人们对美国的好感显然会降低。”[7]一些侨民也要求美国政府参与干涉。1918年4—7月，在美国的俄国侨民不断向美国政府呼吁，请求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支持干涉俄国。俄临时政府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积极开展宣传演说，并私下里做国务院官员的工作，以说服美国政府同意干涉[8]17。
除了面临来自协约国和国内主张干涉人士的压力外，日本的行动也令美国政府颇为担心。1918年4月5日，日本以两个本国士兵被杀为借口，派少量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日军登陆后，美国国内主张出兵西伯利亚的呼声更加高涨[4]43。
正当美国政府试图为出兵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时，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暴动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天赐良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由5万名奥匈帝国的战俘组成。1918年3月26日，该军团代表与苏维埃政府签订协议。根据协议，作为法国军队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将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西线作战。5月26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突然举行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由于布尔什维克力量薄弱，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西伯利亚的大片土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胜利令盟国欢欣鼓舞，并使协约国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
1918年7月6日，威尔逊总统在白宫举行了由军政要员参加的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并通过了日本政府同意联合出兵前提下的行动计划：日本政府负责向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提供轻武器、机枪和装备，由美国分担这笔费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集结大约由7 000名美军和7 000名日军组成的武装力量，以保护前往伊尔库次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交通线[6]217。1918年7月8日，美国和日本缔结了关于在苏维埃远东和西伯利亚共同行动的正式协定[4]47。
须补充的一点是，在威尔逊总统最终决定出兵西伯利亚之前，在干涉俄国北部的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6月1日，国务卿兰辛正式向盟国通报了美国政府出兵摩尔曼斯克的决定。6月11日，1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从奥林匹亚号巡洋舰上登陆。并很快与英国干涉军会合。到1918年秋天，在北方登陆的美国干涉军人数已达到5 000人[9]。
对威尔逊总统而言，做出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抉择。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也由于苏维埃政府废除外债和企业国有化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公民的利益，美国政府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本能的敌视情绪。在外交上，它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并始终把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作为合法的外交代表来对待，还暗地里通过临时政府驻美大使馆向卡列金提供援助。鉴于赢得对德作战的最终胜利是当时美国首要的国家利益，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威尔逊政府还是避免与苏维埃政权公然为敌，而是采取拉拢、安抚的策略和手段，想方设法把俄国留在协约国阵营之内，继续对德作战。《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彻底破坏了美国的这一意图。至此，威尔逊政府对与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打交道已经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和约签订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立即行动，开始对苏维埃国家直接进行武装干涉。而威尔逊总统则担心，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武装干涉会激起俄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武装干涉与自己此前一向主张的民主、和平、自由和人权的理念相悖，干涉不仅会引起国内舆论的反对，也会使美国自身在国际上的道义形象大大受损；美国将上百万的军队派往欧洲战场，在西伯利亚的干涉主要依赖日军，因此日本有可能借此机会实现其独霸远东的图谋。美国对干涉西伯利亚始终怀有矛盾的心理，因此在出兵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为美国的干涉提供了绝好的时机和借口，在协约国的一再敦促下，在国内外，包括俄国某些主张干涉人士的积极劝说和鼓动下，在迫于日本已经派兵先行进入远东的压力下，威尔逊总统终于做出了出兵的最后决定。
二、美国武装干涉失败的原因及其评价
(一)美国武装干涉失败的原因
与英、法、日等国一起参与武装干涉的美国政府，企图利用俄国内混乱局面和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之机，通过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促使苏维埃政权很快垮台。然而，这场干涉的结局却令美国和协约国大失所望。笔者认为，武装干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必然结局。
第一，美国和协约国劳师远征，去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在干涉中明显丧失了道义力量，必然会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和谴责。
美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从一开始就遭到国内民众的反对。在美国加入反干涉队伍的，既有普通民众，也有美在俄国的官员和美国国会议员。
1919年6月27日，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就派军队远征俄国的原因做出解释。关于这场战争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参议员波拉警告说：“我们会把成千上万的青年葬送在那里，会使我们的国库空虚，最后，我们将不得不像拿破仑一样离开那里。”[4]62
参与干涉行动的美国军人及其家属也开始反对干涉。美国士兵在与红军和游击队的作战中，遭到重大损失。战场上的失败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使士兵中开始出现不满情绪。很多人对自己在俄国扮演的干涉者角色越来越感到困惑、迷茫和厌倦，开始拒绝同苏维埃政府和人民为敌，要求返回美国。
美国劳动者还在全国各地举行声援苏俄人民的群众大会、集会和示威游行。1918年7月15日，在纽约举行了有1.5万人参加的抗议美国干涉苏俄事务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说：“美国对受到全体俄国人民拥护的苏维埃政权的进攻，必然会事与愿违，并在俄国播下仇恨美国的火种。”[4]65
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对促成美国武装干涉的失败，无疑起了重大作用。
须指出的是，在出兵俄国之前，美国政府对俄国的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和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俄国大多数民众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因此，只要美国和协约国出兵援助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苏维埃政权或许会很快走向灭亡。事实证明，这完全是美国和协约国脱离现实、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国务卿兰辛在离职前曾就美国政府的对俄政策作过深刻反思。1920年1月22日，他写道：“盟国曾认为，它肢解俄国的政策是正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俄国人希望国家统一，因此他们倒向布尔什维克这一边。”[8]37
第二，美国和协约国试图与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联合来颠覆苏维埃政权，而这些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自身存在明显的弱点，这是武装干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俄国内的各派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如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等本身代表着俄国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他们不可能真正去解决农民所关心的土地问题，又没有提出吸引和团结民众的思想与行动纲领，很难指望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关于这一点，高尔察克政府在美国的代表、原临时政府驻美大使巴赫梅捷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布尔什维克运动没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能够与布尔什维克相对抗的思想。因为要复兴俄罗斯，就必须提出符合现实要求的民族、民主纲领[10]。
鲍里斯·萨文科夫在分析白卫运动失败的原因时也曾正确地评价道：“无论是高尔察克、邓尼金还是尤登尼奇都没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如果许诺给农民土地，农民就会团结在地主周围。农民希望获得土地、和平和自由，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于是农民离开了他们。与其说这些将军们把希望寄托在俄国民众身上，不如说寄托在盟国的援助上，这是他们致命的失策。”[8]19
其次，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自身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
1919年7月，在美国政府计划慷慨援助高尔察克之前，曾派美驻日大使莫里斯和美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将军前往鄂木斯克了解高尔察克军队的情况。莫里斯大使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称，将军本人很诚实、勇敢，但他不太了解军队，缺乏领导才能。其手下的官员都是平庸之辈，对军事“一窍不通”，而且营私舞弊现象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然而，高尔察克并没有打算要“严惩腐败”。高尔察克政府已经完全脱离群众，其财政状况也令人堪忧。大使最后得出结论：高尔察克政府未必能度过眼前的危机，对抗布尔什维克。
格雷夫斯将军也向军事部长贝克提交了一份报告，后者将其转交给总统。报告中说，“高尔察克欺骗农民，其统治方法残酷、不公正”；谢苗诺夫的军队则依靠“征税、抢劫和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钱”过活[11]。莫里斯和格雷夫斯的看法很快得到证实，红军不久就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开始转入反攻。
第三，尽管武装干涉是美国与英、法、日等国联合进行的，但由于各国在干涉过程中存在着分歧和矛盾，难以协调一致，集中全部力量进攻苏维埃俄国，因而无法取得干涉的实际效果。
如前所述，早在干涉之前日美在争夺远东和太平洋势力范围问题上就存在着矛盾。侵入远东和西伯利亚以后，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更加尖锐了。
1918年7月在决定向西伯利亚派兵之后，美国政府向日本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1918年7月16—17日，日本外交委员会会议对此进行了讨论。在发给美国政府联合出兵西伯利亚的照会中，日本外务省提出：
(1)日本派出军队的数量绝对不能与美国派出的数量相等；(2)为了保证军队自由推进，日本军队应占领西伯利亚的某些重要据点；(3)日本不能同意撤军；(4)只要得到美国答复，日本将立刻决定动员军队。
美国政府为了尽快与日本联合干涉，只好原则上同意日本的这些要求，同时提出：日本派往远东的军队应不超过1万～1.2万人。但是，伺机侵略西伯利亚东部的日本陆军，却使自己的军事行动远远超出了日美两国的事先约定。到10月底，到达西伯利亚的日军已达7.2万人。日本陆军的行动完全背离了政府与美国相互许下的诺言，引起了美国的强烈抗议。
在参与干涉的各国将军队运抵远东后，在军队的指挥权问题上，各方又出现了分歧。英法提议由日本将军大谷作为盟国军队的总指挥，但意大利和美国代表反对，盟国因此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系统。
1919年1月，英、法、捷和美国代表签订协议。根据协议，法国的让内将军被任命为盟军总指挥，负责率领军队从西伯利亚西部向贝加尔湖推进。日本却提出，盟国军队从东部向贝加尔湖推进，但这些军队应由日本将军来统率。由于美国反对，日本的这一打算再次落空了。
在大规模武装干涉开始后，日本制定了占领和控制俄远东的长远目标，并在此基础上为将来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铺平道路。1918年，日本通知其在远东扶植的傀儡谢苗诺夫，日本军队打算进入萨哈林北部地区，然后夺取直到乌拉尔的苏俄领土，日本的用意显然是企图独霸远东地区。1919年8月，日本军队占领了阿穆尔尼古拉耶夫斯克和德—卡斯特里，并驻扎在乌苏里铁路和阿穆尔铁路的重要站点[12]25。
为了控制远东，并阻止在西伯利亚建立其他任何一个盟国扶植下的、统治范围包括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政府，日本一直在支持谢苗诺夫这样的傀儡人物。1919年日本用于武装谢苗诺夫的军费支出为1.6亿日元，日本军部共向白卫分子提供了30门大炮、5万发炮弹、2万枝步枪、4 000万发子弹、100挺机枪和100万发配套子弹。
在高尔察克发动政变后，根据日本的命令，谢苗诺夫拒绝承认这位俄国“最高执政”。后来谢苗诺夫虽然表面上服从美国扶植下的高尔察克，但却只完成高尔察克下达的、日本不反对的命令。
为了牵制日本，1918年10月，英国政府建议日本派出多余的军队前往伏尔加战场，遭到日本拒绝。在日本看来，它首先要保护自身在远东的利益，因此将军队派往西部会削弱日本在滨海和外贝加尔的势力，从而增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协约国本来答应向日本出兵提供补偿，但是未能兑现，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向日本施压，只好任由谢苗诺夫继续控制外贝加尔地区，并完全按日本的意图行事。
然而美国政府却无法对日本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1918年11月，国务卿兰辛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抗议日本企图控制东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北部的经济资源，并将大部分军队集结在这一地区[12]25。
日本从这时起才不得不考虑美国和英国的意见，因为上述两国在打败德国后已经空出手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政府只好做出让步。1919年1月3日，日军总司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发表声明：“日本打算很快从边区撤出近一半的军队。”后来的事实表明，尽管日本此后在重大问题上采取与美国协商的态度，但日本始终没有像最初承诺的那样撤出远东领土上的大部分驻军[12]28。
由于参与干涉的各方，特别是美、日都想掠夺远东的经济资源，在美国的倡议下，经过艰苦的谈判，美、日代表制定了一份对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实行国际管制的框架协议。根据这份协议，铁路由盟国铁路委员会来管理，其成员由参与干涉远东的各国人员组成，委员会主席由高尔察克政府交通部长乌斯特鲁戈夫担任。盟国铁路委员会下设技术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发铁路问题，技术委员会负责人由美国工程师斯蒂文斯来担任。依靠盟国铁路委员会和众多的铁路专家，1919年美国政府实际上已将远东铁路和中东铁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2]34。
可见，正是由于参与干涉的各国，特别是美、日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它们很难真正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维埃政权。关于这一点，列宁在1920年12月21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从前我们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只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纠纷，只是由于这些纠纷不是偶然的党派内纠纷，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利益上的最深刻的、难以解决的纷争……我们就拿日本来说吧，日本几乎把整个西伯利亚都把持在自己手里。它当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帮助高尔察克，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根本不一致，它不愿意为美国资本火中取栗。”[13]
第四，广大人民群众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是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外国与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联合入侵，使苏维埃政权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如此危急的国内局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没有屈服，而是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积极投入到反对外国干涉者和自卫分子、巩固苏维埃政权、维护俄罗斯民族国家独立的英勇斗争中来。
1918年4月5日日本侵略军在远东登陆后，苏维埃政府立即发布通告，号召远东劳动人民积极开展同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英勇斗争：“远东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打退日本侵略者，同他们在国内的代理人和帮凶展开无情斗争，对苏维埃俄国和全俄的劳动人民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
为了抵抗干涉者，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和组织下，远东和西伯利亚开展了游击运动。在与高尔察克军队和干涉者的斗争中，游击运动给苏维埃红军提供了大力支持和援助，为保证苏维埃政权在远东的胜利起到重大作用。此外，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工人罢工运动也使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后方陷入混乱状态。
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英勇斗争给干涉者带来沉重打击。随着红军的反攻，外国干涉者和白卫分子的失败指日可待。在伏龙芝的指挥下，南路红军于1919年4月转入反攻高尔察克军队的决定性阶段。从1919年7月起，红军先后解放了彼尔姆、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鄂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伊尔库次克等大城市，1920年2月16日，哈巴罗夫斯克也获得了解放。而此前，见大势已去的美国政府不得不做出从西伯利亚撤军的决定。
(二)对美国武装干涉的评价
结合美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具体事实，我们不难对美国武装干涉的性质和目的做出客观的评价。
首先，美国出兵俄国是对苏俄内政的严重干涉。
尽管美国和协约国声称，参与干涉的国家决不干涉俄国内政，维护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美国和协约国在俄国的行动却与其最初所作的承诺完全背道而驰。
在进行武装干涉过程中，美国和协约国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据统计，1917年12月1日至1920年1月1日，美国共向俄国内反布尔什维克力量拨款7 730万美金。在美国干涉军撤出俄国之后，为了支持波兰进攻苏维埃俄国，美国增加了对波兰的武器供应。此外，1920年8月，美国法拉比号轮船从纽约还向弗兰格尔部队运送了大批军火。
负责向高尔察克军队供应武器装备的经办人、西伯利亚远征军司令格雷夫斯对美国政府不干涉内政原则提出质疑，他说：“我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与不干涉俄国内政的原则相符……在干涉中美国利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帮助不受欢迎、为绝大多数居民所反对的、具有保皇倾向的政府维持下去，因此遭到西伯利亚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的仇恨。如果没有西伯利亚的外国军队支持，高尔察克政权连一个月也支撑不住。”最后，他得出结论：“任何一个政府，只要它靠外国的刺刀上台执政，就不可能指望人民的支持。”美国的行动无疑“是武装干涉，是深思熟虑的对俄国人民内政的干涉”[4]56-57。
其次，美国的武装干涉明显带有反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性质。
美国政府在参与武装干涉的整个过程中，对于军事行动是否与布尔什维克有关，始终只字未提。191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向国会解释出兵西伯利亚的理由时也主要强调两点：一是为了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使其免受敌军(主要是德奥战俘)消灭的危险；二是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消除西伯利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向等待美国援助的西伯利亚和全俄居民提供经济援助。对于这样的解释，格雷夫斯将军和参议院都表示怀疑。如果说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保护盟国在俄国的军需物资以防落入德军之手这样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尚可成立的话，那么到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却没有任何撤军的意图，而是继续援助反布尔什维克力量。这恰好说明美国希望通过军事行动促使布尔什维克政权垮台。美国在干涉过程中虽然派特使布利特与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但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情况，谈判不过是在战场上难以取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此，当美国和协约国得知，高尔察克的军队在前线又开始进攻的时候，谈判自然就不了了之。1919年9月，在美国已经考虑撤军问题时，副国务卿隆格在与巴赫梅捷夫会晤时仍然表示，“我们希望援助邓尼金、尤登尼奇和在昔日帝国领土上其他任何有能力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运动”。
当然，美国在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对抗的同时，仍保留一定的克制。美国援助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但是在没有取胜的把握下拒绝公开承认任何一个反布尔什维克力量，包括高尔察克政府。
再次，美国希望借武装干涉之机加强对俄远东的经济渗透和掠夺。
在整个武装干涉过程中，美国始终对西伯利亚大铁略给予密切关注。除了美国在上面陈述的恢复西伯利亚大铁路交通的主要理由外，美国更关心的是其自身利益。换句话说，美国的干涉与其说为了俄国民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对被占领土进行经济渗透。早在干涉前，美国一些垄断组织对从阿拉斯加到阿穆尔沿岸和东西伯利亚建立据点就特别感兴趣。为此它们曾提出很多计划，如在堪察加的彼得罗巴甫洛夫卡附近建立一个海军基地，在鄂霍次克海的阿扬地区建立一个大海港，并建立从阿扬到伊尔库次克省中心地带的铁路等。根据远东革命委员会的资料，美国海洋部门曾与从前的俄国政府就长期租赁乌利斯湾，并建造海港、仓库，以此将海湾与铁路联结在一起的有关事宜进行过谈判。在谈判中美国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是在乌利斯湾享有治外法权[12]56-57。
美国干涉是对俄国资源掠夺的明显例证是当时双方的毛皮贸易。仅在1919年8月15日到1919年11月15日的短短三个月时间内，经俄外贸委员会允许，共有9 610张狐狸皮、48 242张白鼬皮、34 306张黄鼬皮、49 592张艾鼬皮、1 184 094张灰鼠皮、2 122张貂皮、6 859张北极狐皮、430 090张兔皮、176 433张狍皮和91 050张鹿皮和马皮，以及26 436普特皮革和45 093普特羊毛被运往美国。此外，在这一时期俄外贸委员会还发放了运往美国的27.1万美元的毛皮(不计毛皮的数量和重量)、250万普特毛皮和15 209张毛皮的许可证。考虑到大多数从远东运往日本的毛皮都转口到美国这一情况，美国从俄国掠夺的毛皮总数还会大大增加。
除了毛皮贸易外，美国商人还依靠销售从美国运来的各种商品，包括酒精饮料获得了丰厚利润。由于大部分运往远东的美国商品都是在军用物资的幌子下免税输入的，美国商人为此获得了更多的利润[12]38。
最后，我们还应当承认，美国在武装干涉俄国的同时，比较注重宣扬和推广美国式的民主，这是它与赤裸裸追求领土扩张的日本在干涉中迥然不同的一点。在威尔逊总统派莫里斯和格雷夫斯前往高尔察克军中了解情况的时候，总统私下里交给莫里斯一项任务，希望他从高尔察克那里获得“明确的保证”，这些保证涉及高尔察克制定的俄国政府今后的计划，包括土地所有权、扩大选举权以及召开立宪会议等问题。
美国政府为这场不得人心的武装干涉付出了代价，同时也给饱受战乱之苦的苏维埃政府和人民带来了惨重损失。据统计，美国在这场干涉中共花费1.9亿美元，给苏俄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则达390多亿美元[8]65。
武装干涉的失败使美国政府真正意识到，苏维埃政权的稳固程度完全超出其最初的预料，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很难用武力战胜它。威尔逊总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布尔什维克的侵略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在我看来试图用作战部队来阻止一场革命运动，就像用一把扫帚阻挡大潮一样。”[5]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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