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20世纪早期的德国史学：一种目的论解释
陈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7年3期第144～149页
【作者简介】陈新，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关 键 词】德国史学/历史主义/目的论
近代西方职业历史学的形成与民族国家的确立形影相随，人们往往将历史研究视为建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手段。这种情形对于近现代德国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尤其是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发生了什么以致令那场灾难降临？这是后世的研究者急切想了解的内容。在历史学领域，如果说历史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那德国历史学研究在德国国家意志通向战争的道路上，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战前历史学研究及其所表现的史学思想为什么不能防止德国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当时的历史学家们是势单力薄，还是被强权控制而成为战争的推动者？回答“为什么”的历史研究，其成果作为一种后见之明，往往提供的是一种目的论解释，它是一种建构起来的必然性，同时也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一般途径。本文正是在承认历史研究与政治生活有着紧密关系这一前提下，尝试为这些问题提供一种目的论解释。
兰普勒希特辩论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梅尼克（1862～1954）便对导致这次战争的思想背景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自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盛行着两股潮流，其一是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受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因此先声夺人，从此，欧洲列强进入了一种为本国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社会主义运动无法阻止列强的争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后期，俄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勃兴，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占据主导，而德国则开始寻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结果却造成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背弃，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在这种极权主义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将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① 1946年，梅尼克已83岁高龄，他目睹了德国从统一到第三帝国衰亡的政治过程，也完整地参与到了德国20世纪早期的史学运动之中。
梅尼克是19、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界一场辩论——“兰普勒希特辩论”的主角之一。1891年，兰普勒希特所著《德国史》第一卷出版，肇始了史称“兰普勒希特辩论”的史学运动。兰普勒希特的这部《德国史》以一种形态学为指导进行写作。他认为，经济、政治、道德、艺术等多种维度共同构成了德国历史。叙述德国历史不应只以国家和政治人物为中心，不应只描述孤立的现象，不应只是采用描述的方式来叙述；在前后相续的德国历史诸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导趋向，同时又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的东西贯穿各个阶段，在兰普勒希特看来，就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规律。表面上，兰普勒希特的倾向呼应了当时历史学界的一种广泛信念，即“认为历史学的题材必须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必须给予更多的地位”②，此外，它也并不违背那种强化历史学作为专门学科和作为一门科学的倾向。然而，当兰普勒希特以一种集体心理规律来解释德国历史，进而追求着那种可以用“规律”来指导的历史学时，他就触犯了德国传统史学的天条，即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个体性，它对于论证德国历史的特殊性来说是极好的理论工具。历史主义要求人们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理解历史的生成和演变，而具体环境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使得研究者不可能确认其对象具有某种恒久不变的特征，更不可能将外在于研究对象的某些规则确立为历史解释的根本前提。在洪堡、兰克的时代，历史主义思想就深嵌在德国历史学家的头脑之中，成为德国史学的正统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便是特勒尔奇、梅尼克。伊格尔斯曾指出，历史主义是德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它支持了19世纪以来德国主流史学家“有关历史性质和政治权力特点的基本理论信念”③。在历史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德国历史学家有理由强调历史和文化生成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从而将法国启蒙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性拒之门外。就此而言，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充分发展与19世纪欧洲的政治形势，尤其与德法矛盾是分不开的。
到19世纪下半叶，历史主义思想以及据此而形成的德国传统史学，逐渐成为证明德国政权合法性与确立民族自信心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在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德罗伊森（1808～1884）、西贝尔（1817～1895）、特赖齐克（1834～1896）等历史学家那里达到了顶峰。例如，曾有论者指出，特赖齐克是“德国统一的使徒”，“他的笔墨满足了俾斯麦的需要”，也“领导了德国史学从自由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④ 他研究的目的便是“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并非不注重史实的真实性，而是反对史学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冷血”研究。但是，通过历史解释获得的真实性并不是史料真实能够保证的，这一点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史学研究中逐渐被人们认识到，而在20世纪初，它却不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因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只要保证了史料选择服从专业历史学的规范，在它实际上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获得人们对它维护了历史真实的赞誉。这样，历史与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其间会不会存在一个不可超越“度”、一个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人们没有认真地去反思。梅尼克曾经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正是如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观点的风靡一时与资产阶级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憧憬息息相关。在历史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德国民族—资产阶级运动立志要努力走出一条特殊的、不同于西欧其他国家的辉煌道路。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之下，兰普勒希特辩论就绝不可能仅仅是历史研究中有关文化史、社会史取向与政治史取向之间的辩论，它更是一种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辩论。因为德国历史主义思想此时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甚至充当了权力、政治、民族／国家存在合法性的根基，这一辩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倘若传统史学根基由强调个体性、特殊性的历史主义转向仰仗一般规律的普遍主义，那不可避免地会使德国建立在历史主义史学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丧失基础。因此，兰普勒希特辩论最后以兰普勒希特的失败而告终就不难理解了。史学界的保守主义者们，包括梅尼克在内，成功地捍卫了德国史学传统。
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之后，历史主义思想仍旧占据德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作为德国历史特殊性和德国道路的理论基石，在历史主义思想之上，历史学家可以建构起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极权主义，它可以用来为民族社会主义奠基，但这些都不是20世纪初德国史学唯一的或必然的选择，历史主义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思想，并且，就连历史主义本身也不是不可置疑的。在20世纪初，有关历史主义的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还存在，没有人能够确认对某一种可能性的选择会导致善的或恶的后果，人们只是认为那是当前最现实的选择。
德国史学的可能性
梅尼克认为，世界大战之前，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它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促进了他们的互相了解。在大战爆发之始，德国沉浸在一种民族情绪高涨和兄弟情谊之中。⑥ 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促成德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初次握手的根本要素，也是欧洲各国投入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写道：“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⑦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历史学研究为本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当时整个欧洲史学的趋势。如果按照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标准，轴心国代表着恶的力量，而同盟国代表着解放的和善的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欧洲列强的利益争夺战，参战各国都丧失了进行道德评价的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如要求德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进行赔偿或德意志民族/国家利益的被限制与被剥夺，诸种条约的根基并非以道德上的优劣作为标准，而是以世界利益瓜分为原则。这就意味着战争惩罚不仅不可能令德意志民族改变它在精神上的一贯追求，相反还可能抱着一种卧薪尝胆的心态，等待下一次竞争的到来。这种心态最早就反映在历史学研究中。
英国史学史家古奇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界掀起的一股研究俾斯麦的热潮。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由于被耻辱与失败所激怒而用贬低俾斯麦的后继者的办法来推崇铁血宰相。”⑧ 古奇的著作录有德国史学家与俾斯麦相关的作品，如关于《俾斯麦全集》的出版信息、马尔克斯的俾斯麦研究和《德意志帝国的兴起》（1936年版）、迈耶的《1851～1859年间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中对奥地利的斗争》、斯特恩的《1816～1871年间的欧洲史》等。⑨ 多数德国史学家对俾斯麦的赞美往往伴随着对邻国的仇恨和蔑视；而几位对俾斯麦表示批评的史学家及其作品，如蔡库希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史》和艾克的《俾斯麦传》，则旨在通过研究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说明其中孕育了导致德国战败的种种原因。⑩ 不过，反思意在弥补，在民族情绪因战败受抑制的压力下，历史学家通过对政治主题的持续关注来重新激发德意志民族的斗志。
“一战”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史学家开始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学界，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深远，但他们同时有其他的理论和方法来平衡、改造这种思想，例如，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就包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在美国新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思想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倾向。在德国，政治史、外交史仍然是战后史学的主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传统史学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并且，一切可能的改变都必须从重新理解历史主义入手。
1918年，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他像兰普勒希特一样进行着普遍主义的尝试。斯宾格勒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试图揭示文明成长与衰落的普遍规律，并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原因。《西方的没落》事实上将世界历史分为不同层次，认识它们要贯彻不同的核心思想，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融合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尝试。在斯宾格勒运用历史主义思想时，“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借用梅尼克的用语），不是德国、法国、英国，而是某种文化。英、法、德都隶属于西方文化这个整体中，而与西方文化作为个体相对应的有世界历史中的其他七种文化。斯宾格勒的普遍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遵循同一个由成长到衰亡的规律。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在认识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如果研究单位为民族，则产生民族相对主义；如果研究单位为文化，则造成文化相对主义。斯宾格勒奠基的便是文化相对主义，他将对个体性的关注由民族/国家上升到文化，这无疑是对德国史学传统的一种挑战，有助于防止德国在未来与欧洲其他国家再次冲突。(11) 斯宾格勒提供了一种改造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可能性，但德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证明他的努力并未被德国主流思想接受。
改变德国传统史学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甚至在坚定的历史主义者和传统史学的代言人中，也存在着预防德国走向纳粹主义的可能性。梅尼克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引导者。
早年，梅尼克是普鲁士政治史学家德罗伊森、西贝尔的崇拜者，德罗伊森讲授的历史主义思想令他深深折服。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中，梅尼克作为编辑的《历史杂志》是反对兰普勒希特的大本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国传统史学的守护者和历史主义思想的传人，也越来越深刻地预感到历史主义思想带来的民族相对主义将导致的危机。
1908年，梅尼克出版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他要表达的思想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只有在一个作为个体的、具体的民族／国家中才能够呈现其意义。这样，德国统一的历史就表现为德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样一种观念获得认识的历史，在其中，“文化民族”完成了向“国家民族”的转变。(12) 在这里，梅尼克并没有注意到，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民族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否应该以伦理道德为原则考虑自身的“限度”。梅尼克此时相信，德意志追求的那种国家理性代表着人类美妙的未来，历史中的个体发展（如德国历史的发展）是为了实现那种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梅尼克满怀对于德国历史的自豪感，同时也具有一种对于人类整体价值的模糊憧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梅尼克沉浸在一种德国人民大团结、政治权力与个体精神相融合的乐观主义情绪中；随着战争中残酷现实的呈现，梅尼克终于注意到“权力的邪恶性”并开始反思，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开启了德国史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性。1924年，梅尼克的《国家理性的观念》出版，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学说中反映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成了全书的主题。他认为，在过去400年间，教会、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以及19世纪的个人主义，这些原本是权力施展限度的思想，到了20世纪初都被一一冲破。梅尼克认为，必须修补这些防止权力泛滥的堤坝。
梅尼克并不认为因此就该放弃历史主义的原则，相反，他要在历史的个体中寻找代表着普遍的永恒之物。然而，只要梅尼克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要以理性的方式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一种超越历史的价值，那永远都会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伊格尔斯在评论梅尼克时就指出，即便在《国家理性的观念》这本反思性的作品中，梅尼克仍然肯定了国家理性观念，因为梅尼克的总结是，“政治权力的邪恶力量被释放出来，不是因为国家要最大限度地追逐它们的政治权力的利益，而是因为在一个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时代，它们由于大众情绪的压力而背离了对于它们真实利益的追求”(13)。这样的结论恰恰是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得出的，即在现实的情境中寻求理解。显而易见，历史主义无处不可以为滥用权力提供现实的说辞。
同样是在这部作品中，梅尼克认识到，要克服历史主义思想可以证明的权力极端化，唯有求助于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即在理想中设想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作为我们现实追求的目标。可是，过去要领会到这一点是如此艰难，当历史主义使得德国传统史学思想实际上被一种经验证据控制，必须在个体内部寻找自我的价值时，它几乎就无法摆脱自己的魔障。梅尼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够进行如此的反思，与其给予其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例如认为是因为战争失败的事实证明了他原有的国家理性观不切实际，不如说这正是因为战争令生灵涂炭使他获得了顿悟，促使他事实上必须脱离历史主义原则而求助于信仰。
梅尼克的反思无论是何等的不完善，事实也是，但他不再相信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张力能够轻易协调，如何限制权力的邪恶方面由此也成为他进行历史研究并实践历史主义原则的目的。1936年，梅尼克出版《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称赞德国历史主义运动是“西方思想所经历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而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接续了讨论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尽管梅尼克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太成功，但他的史学思想仍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梅尼克努力打开这扇可能性之门，不过最终它还是半掩着的，如果德国现实的政治生活能够和梅尼克的这种历史反思稍做结合，那就断然不会出现纳粹政权。可是，包括梅尼克自己，没有人能够进一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现实化的条件，即，使得一种对个人生命的敬畏和信仰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实际目的。1935年，纳粹迫使梅尼克辞去《历史杂志》主编之职，现实将梅尼克为德国史学开启的这扇可能性之门关闭了。
历史主义的后果
在《德国的历史观》中，伊格尔斯写道，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尽头是“最终的永恒价值和意义消解了。遗留下来的一切不过是历史性、时间性和相对性的东西。甚至连上帝都已经死了，历史要屈服于历史性和时间性，也即人类永远也无法超越时间的根本处境”(14)。德国史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的确为人们理解历史带来了新的思维，但它在学术领域中导致的相对主义思想一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受限制地得到实践，个体的选择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一旦无所顾忌地施展，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安德鲁斯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历史学家或者说一般学者都不再像兰克、西贝尔、特赖齐克那样对公众有着思想上的领导力”(15)。可以认为，这种情形是历史主义思想泛滥的直接后果。历史主义思想促成相对主义盛行，进而导致学术权威的失落；与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影响力降低相伴随的是极权政治家对公众情绪影响力的上升。这样，思想界再也无力阻止德国朝着一个国家权力极度扩张的时代迈进了，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帮助政客们加速了这个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被许多德国历史学家看成是一种外国的“共和”观念的入侵，即便是梅尼克这样的历史学家，虽然是魏玛共和国的拥护者，却只将它视为一个不得已而接受的事物，因为这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他们的内心仍然支持着君主制。(16)
在探寻德国战败的原因时，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如汉斯·德尔布留克于1920年出版了《政府与人民意志》，卡尔·冯·缪勒在1926年出版了《德国史与德国人的性格》等。反思中，历史学家们认为，自己这一代德国人战败蒙羞，同时也缺少实际的政治能力，这样，帮助人民弥合心灵创伤，重新鼓足勇气便成了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17) 正如前文所言，德国知识界和民众在战后的基本心态是“卧薪尝胆”，这就很难防止国家和民族在整体上将精神力量聚焦在复仇的主题之上，多数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当法德矛盾战后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一切学术上的反思，其力度都不可能与现实中实际的民族／国家利益受损造成的影响匹敌，这就使得一种狭隘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膨胀的现实条件。
哈曼的研究告诉我们，在1919至1933年间，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过研究，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德国未来若想在国际社会重新得到尊重，就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元首”来领导。此时，不仅德国，包括奥地利的历史学家们又重新开始论证19世纪德国统一进程中被放弃的大德意志方案的可行性。大德意志派史学家认为19世纪就该采取这个方案，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而小德意志派史学家则证明19世纪在现实中实现了的小德意志方案是未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必经过程。于是，两派历史学家都统一到了未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之中。(18)
在德国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总是通过研究和阅读历史来统一思想、培养共同观念，此时也不例外。在这种追求强权与抚慰民族情感的特定情形下，德国主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结论已经“确定”的论证，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学屈从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些历史学家在历史观念、文化教化、民族／国家意识、政治经验、地域领土等等方面，为未来实现大德意志帝国准备历史的基石。他们开始认为，为了重新获得尊严，未来大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现实。于是，历史学家就成了实践这一目的的清道夫，他们为民众提供了迎接大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准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行政版图的扩张之前，历史学家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版图的扩张。例如，凯泽（E.Keyser）在1929年评论道，未来的德意志史应该将日耳曼人民和文化覆盖的各个地方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地域史的根本原因。同一年，赫尔曼·昂肯（Hermann Oncken）也写道，“在帝国的边界内，一种可见的政治存在是必要的，而作为一种文化国家的另一种生命也是必要的，它是一个精神存在的领域，超越了一切政治边界，通过历史和血脉与所有讲德语并身感为德意志人的人相连”(19)。1936年，卡尔·冯·缪勒接替梅尼克成为《历史杂志》主编，他上任伊始也撰文声称，历史学家们应该帮助政府在未来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
从历史思想的角度而言，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赋予德意志民族这个个体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的结果。当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极端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历史学家们早就期待着的未来时，按照这样一种历史主义解释，希特勒政权在自己生成的历史情境中就有了它的“合理性”。这就如同哈曼指出的，后来纳粹在历史学家们研究过的这些方向上的努力，可以看作不过是运用这些研究成果的一种扩充和夸张。(20) 如今，当我们把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放在德国史学思想的解释框架之内来说明，它便可以看成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历史主义的后果。
在西方史学思想中，历史主义思想对于论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可以提供极其有力的说明。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展开以及世界历史种种实现了的可能性中，得到德国历史思想支撑的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它曾经是多么正确，一旦走向极端，都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历史主义思想也不例外。
注释：
①⑥ 参见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0、31—32页。
② 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③(12)(13)(14)(16)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9、295、333、319页。
④ Hans Kohn,Treitschke:National Prophet,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No.4.(Oct.,1945),pp.419～420.
⑤ Andreas Dorpalen,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7,No.3/4.(1972),p.21.
⑦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⑧⑨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8～15页。
⑩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俾斯麦研究的情况，可参见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7,No.3.(Sep.,1965),pp.345～356.
(11) 当然，它或许会成为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后半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以文化／文明作为历史主义思想运用的个体性单位。
(15) 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p.355.
(17)(18)(20) 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r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3,No.2.(Jun.,1941),p.166,pp.173～175,p.187.
(19) 转引自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re,p.186.赫尔曼·昂肯后来在纳粹的压力下被迫退休，虽然他有不满纳粹的一方面，但他的言论客观上为纳粹政权的上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支持。对于当时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可悲的情况。包括梅尼克，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入侵波兰时，都表现出来一种兴奋的心情。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9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7年3期第144～149页
【作者简介】陈新，1972年生，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19世纪以来，以历史主义思想为基石的德国传统史学成了证明德国政权合法性与确立民族自信心的有效手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史家满怀着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期待，在纳粹德国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行政版图的扩张之前，已经用历史主义思想为民族社会主义奠基，完成了大德意志帝国文化版图的扩张，使纳粹政权得到德国历史思想的支撑。以此为例可以表明，历史主义思想虽然有助于论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它的极端运用，也可以导致不可挽回的人类灾难。 |
兰普勒希特辩论
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德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梅尼克（1862～1954）便对导致这次战争的思想背景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他看来，自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盛行着两股潮流，其一是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受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支持并因此先声夺人，从此，欧洲列强进入了一种为本国争夺生存空间的竞争。社会主义运动无法阻止列强的争夺，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后期，俄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勃兴，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占据主导，而德国则开始寻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结果却造成了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背弃，形成了一种极权主义。在这种极权主义体制中，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并不是个人的心灵，而是将个人的心灵牢牢凝聚在一起的那个整体。① 1946年，梅尼克已83岁高龄，他目睹了德国从统一到第三帝国衰亡的政治过程，也完整地参与到了德国20世纪早期的史学运动之中。
梅尼克是19、20世纪之交德国史学界一场辩论——“兰普勒希特辩论”的主角之一。1891年，兰普勒希特所著《德国史》第一卷出版，肇始了史称“兰普勒希特辩论”的史学运动。兰普勒希特的这部《德国史》以一种形态学为指导进行写作。他认为，经济、政治、道德、艺术等多种维度共同构成了德国历史。叙述德国历史不应只以国家和政治人物为中心，不应只描述孤立的现象，不应只是采用描述的方式来叙述；在前后相续的德国历史诸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种主导趋向，同时又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科学规律的东西贯穿各个阶段，在兰普勒希特看来，就是一种集体心理的规律。表面上，兰普勒希特的倾向呼应了当时历史学界的一种广泛信念，即“认为历史学的题材必须扩大，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作用必须给予更多的地位”②，此外，它也并不违背那种强化历史学作为专门学科和作为一门科学的倾向。然而，当兰普勒希特以一种集体心理规律来解释德国历史，进而追求着那种可以用“规律”来指导的历史学时，他就触犯了德国传统史学的天条，即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主义原则的核心是个体性，它对于论证德国历史的特殊性来说是极好的理论工具。历史主义要求人们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理解历史的生成和演变，而具体环境在不同时代的变化，使得研究者不可能确认其对象具有某种恒久不变的特征，更不可能将外在于研究对象的某些规则确立为历史解释的根本前提。在洪堡、兰克的时代，历史主义思想就深嵌在德国历史学家的头脑之中，成为德国史学的正统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杰出代表便是特勒尔奇、梅尼克。伊格尔斯曾指出，历史主义是德国传统史学的核心，它支持了19世纪以来德国主流史学家“有关历史性质和政治权力特点的基本理论信念”③。在历史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德国历史学家有理由强调历史和文化生成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从而将法国启蒙思想中抽象的普遍性拒之门外。就此而言，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充分发展与19世纪欧洲的政治形势，尤其与德法矛盾是分不开的。
到19世纪下半叶，历史主义思想以及据此而形成的德国传统史学，逐渐成为证明德国政权合法性与确立民族自信心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在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德罗伊森（1808～1884）、西贝尔（1817～1895）、特赖齐克（1834～1896）等历史学家那里达到了顶峰。例如，曾有论者指出，特赖齐克是“德国统一的使徒”，“他的笔墨满足了俾斯麦的需要”，也“领导了德国史学从自由主义向民族主义的转向”，④ 他研究的目的便是“为德意志帝国提供一个坚实的历史基础”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并非不注重史实的真实性，而是反对史学成为一种脱离现实的“冷血”研究。但是，通过历史解释获得的真实性并不是史料真实能够保证的，这一点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史学研究中逐渐被人们认识到，而在20世纪初，它却不是人们关注的主题。因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只要保证了史料选择服从专业历史学的规范，在它实际上为政治服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获得人们对它维护了历史真实的赞誉。这样，历史与政治的结合在当时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的心目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其间会不会存在一个不可超越“度”、一个一切民族和国家都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人们没有认真地去反思。梅尼克曾经指出，民族主义运动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正是如此，普鲁士政治史学派观点的风靡一时与资产阶级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憧憬息息相关。在历史主义思想的支持下，德国民族—资产阶级运动立志要努力走出一条特殊的、不同于西欧其他国家的辉煌道路。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氛围之下，兰普勒希特辩论就绝不可能仅仅是历史研究中有关文化史、社会史取向与政治史取向之间的辩论，它更是一种历史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的辩论。因为德国历史主义思想此时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甚至充当了权力、政治、民族／国家存在合法性的根基，这一辩论也就自然而然地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倘若传统史学根基由强调个体性、特殊性的历史主义转向仰仗一般规律的普遍主义，那不可避免地会使德国建立在历史主义史学之上的民族／国家认同丧失基础。因此，兰普勒希特辩论最后以兰普勒希特的失败而告终就不难理解了。史学界的保守主义者们，包括梅尼克在内，成功地捍卫了德国史学传统。
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之后，历史主义思想仍旧占据德国史学的主导地位，作为德国历史特殊性和德国道路的理论基石，在历史主义思想之上，历史学家可以建构起极端民族主义和国家极权主义，它可以用来为民族社会主义奠基，但这些都不是20世纪初德国史学唯一的或必然的选择，历史主义同样可以支持自由主义的思想，并且，就连历史主义本身也不是不可置疑的。在20世纪初，有关历史主义的所有这些可能性都还存在，没有人能够确认对某一种可能性的选择会导致善的或恶的后果，人们只是认为那是当前最现实的选择。
德国史学的可能性
梅尼克认为，世界大战之前，瑙曼的民族社会主义乃是一次了不起的尝试，它在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并促进了他们的互相了解。在大战爆发之始，德国沉浸在一种民族情绪高涨和兄弟情谊之中。⑥ 民族/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促成德国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初次握手的根本要素，也是欧洲各国投入世界大战的最主要原因。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写道：“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⑦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后，历史学研究为本民族利益服务，这是当时整个欧洲史学的趋势。如果按照评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德标准，轴心国代表着恶的力量，而同盟国代表着解放的和善的力量，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是一场欧洲列强的利益争夺战，参战各国都丧失了进行道德评价的资格。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战败国德国的惩罚，如要求德国在经济上对协约国进行赔偿或德意志民族/国家利益的被限制与被剥夺，诸种条约的根基并非以道德上的优劣作为标准，而是以世界利益瓜分为原则。这就意味着战争惩罚不仅不可能令德意志民族改变它在精神上的一贯追求，相反还可能抱着一种卧薪尝胆的心态，等待下一次竞争的到来。这种心态最早就反映在历史学研究中。
英国史学史家古奇记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界掀起的一股研究俾斯麦的热潮。他写道：“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由于被耻辱与失败所激怒而用贬低俾斯麦的后继者的办法来推崇铁血宰相。”⑧ 古奇的著作录有德国史学家与俾斯麦相关的作品，如关于《俾斯麦全集》的出版信息、马尔克斯的俾斯麦研究和《德意志帝国的兴起》（1936年版）、迈耶的《1851～1859年间俾斯麦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中对奥地利的斗争》、斯特恩的《1816～1871年间的欧洲史》等。⑨ 多数德国史学家对俾斯麦的赞美往往伴随着对邻国的仇恨和蔑视；而几位对俾斯麦表示批评的史学家及其作品，如蔡库希的《德意志帝国政治史》和艾克的《俾斯麦传》，则旨在通过研究俾斯麦的对内对外政策，说明其中孕育了导致德国战败的种种原因。⑩ 不过，反思意在弥补，在民族情绪因战败受抑制的压力下，历史学家通过对政治主题的持续关注来重新激发德意志民族的斗志。
“一战”后，法国、英国、美国的史学家开始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学界，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影响深远，但他们同时有其他的理论和方法来平衡、改造这种思想，例如，这一时期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就包含了一种对普遍性的追求。在美国新史学派和法国年鉴学派思想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倾向。在德国，政治史、外交史仍然是战后史学的主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国传统史学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并且，一切可能的改变都必须从重新理解历史主义入手。
1918年，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他像兰普勒希特一样进行着普遍主义的尝试。斯宾格勒以比较形态学的方法，试图揭示文明成长与衰落的普遍规律，并回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原因。《西方的没落》事实上将世界历史分为不同层次，认识它们要贯彻不同的核心思想，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融合历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尝试。在斯宾格勒运用历史主义思想时，“成为核心的那种独立个体”（借用梅尼克的用语），不是德国、法国、英国，而是某种文化。英、法、德都隶属于西方文化这个整体中，而与西方文化作为个体相对应的有世界历史中的其他七种文化。斯宾格勒的普遍主义思想表现在，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遵循同一个由成长到衰亡的规律。
历史主义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在认识上导致的相对主义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如果研究单位为民族，则产生民族相对主义；如果研究单位为文化，则造成文化相对主义。斯宾格勒奠基的便是文化相对主义，他将对个体性的关注由民族/国家上升到文化，这无疑是对德国史学传统的一种挑战，有助于防止德国在未来与欧洲其他国家再次冲突。(11) 斯宾格勒提供了一种改造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可能性，但德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则证明他的努力并未被德国主流思想接受。
改变德国传统史学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甚至在坚定的历史主义者和传统史学的代言人中，也存在着预防德国走向纳粹主义的可能性。梅尼克就是这种可能性的引导者。
早年，梅尼克是普鲁士政治史学家德罗伊森、西贝尔的崇拜者，德罗伊森讲授的历史主义思想令他深深折服。在兰普勒希特辩论中，梅尼克作为编辑的《历史杂志》是反对兰普勒希特的大本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国传统史学的守护者和历史主义思想的传人，也越来越深刻地预感到历史主义思想带来的民族相对主义将导致的危机。
1908年，梅尼克出版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一书，他要表达的思想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只有在一个作为个体的、具体的民族／国家中才能够呈现其意义。这样，德国统一的历史就表现为德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样一种观念获得认识的历史，在其中，“文化民族”完成了向“国家民族”的转变。(12) 在这里，梅尼克并没有注意到，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民族国家和政治权力是否应该以伦理道德为原则考虑自身的“限度”。梅尼克此时相信，德意志追求的那种国家理性代表着人类美妙的未来，历史中的个体发展（如德国历史的发展）是为了实现那种超越历史的普遍价值。梅尼克满怀对于德国历史的自豪感，同时也具有一种对于人类整体价值的模糊憧憬。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梅尼克沉浸在一种德国人民大团结、政治权力与个体精神相融合的乐观主义情绪中；随着战争中残酷现实的呈现，梅尼克终于注意到“权力的邪恶性”并开始反思，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中开启了德国史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性。1924年，梅尼克的《国家理性的观念》出版，马基雅维里以来政治学说中反映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张力成了全书的主题。他认为，在过去400年间，教会、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理想以及19世纪的个人主义，这些原本是权力施展限度的思想，到了20世纪初都被一一冲破。梅尼克认为，必须修补这些防止权力泛滥的堤坝。
梅尼克并不认为因此就该放弃历史主义的原则，相反，他要在历史的个体中寻找代表着普遍的永恒之物。然而，只要梅尼克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要以理性的方式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一种超越历史的价值，那永远都会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伊格尔斯在评论梅尼克时就指出，即便在《国家理性的观念》这本反思性的作品中，梅尼克仍然肯定了国家理性观念，因为梅尼克的总结是，“政治权力的邪恶力量被释放出来，不是因为国家要最大限度地追逐它们的政治权力的利益，而是因为在一个大众民主和民族主义的时代，它们由于大众情绪的压力而背离了对于它们真实利益的追求”(13)。这样的结论恰恰是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得出的，即在现实的情境中寻求理解。显而易见，历史主义无处不可以为滥用权力提供现实的说辞。
同样是在这部作品中，梅尼克认识到，要克服历史主义思想可以证明的权力极端化，唯有求助于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即在理想中设想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作为我们现实追求的目标。可是，过去要领会到这一点是如此艰难，当历史主义使得德国传统史学思想实际上被一种经验证据控制，必须在个体内部寻找自我的价值时，它几乎就无法摆脱自己的魔障。梅尼克之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能够进行如此的反思，与其给予其一种历史主义的解释，例如认为是因为战争失败的事实证明了他原有的国家理性观不切实际，不如说这正是因为战争令生灵涂炭使他获得了顿悟，促使他事实上必须脱离历史主义原则而求助于信仰。
梅尼克的反思无论是何等的不完善，事实也是，但他不再相信权力和道德之间的张力能够轻易协调，如何限制权力的邪恶方面由此也成为他进行历史研究并实践历史主义原则的目的。1936年，梅尼克出版《历史主义的兴起》一书，称赞德国历史主义运动是“西方思想所经历的最伟大的精神革命之一”，而此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接续了讨论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尽管梅尼克回答这个问题并不是太成功，但他的史学思想仍然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梅尼克努力打开这扇可能性之门，不过最终它还是半掩着的，如果德国现实的政治生活能够和梅尼克的这种历史反思稍做结合，那就断然不会出现纳粹政权。可是，包括梅尼克自己，没有人能够进一步为这种可能性提供现实化的条件，即，使得一种对个人生命的敬畏和信仰成为一种政治生活的实际目的。1935年，纳粹迫使梅尼克辞去《历史杂志》主编之职，现实将梅尼克为德国史学开启的这扇可能性之门关闭了。
历史主义的后果
在《德国的历史观》中，伊格尔斯写道，德国历史主义思想的尽头是“最终的永恒价值和意义消解了。遗留下来的一切不过是历史性、时间性和相对性的东西。甚至连上帝都已经死了，历史要屈服于历史性和时间性，也即人类永远也无法超越时间的根本处境”(14)。德国史学的历史主义传统的确为人们理解历史带来了新的思维，但它在学术领域中导致的相对主义思想一旦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受限制地得到实践，个体的选择就获得了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一旦无所顾忌地施展，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了滋生的土壤。
安德鲁斯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历史学家或者说一般学者都不再像兰克、西贝尔、特赖齐克那样对公众有着思想上的领导力”(15)。可以认为，这种情形是历史主义思想泛滥的直接后果。历史主义思想促成相对主义盛行，进而导致学术权威的失落；与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影响力降低相伴随的是极权政治家对公众情绪影响力的上升。这样，思想界再也无力阻止德国朝着一个国家权力极度扩张的时代迈进了，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帮助政客们加速了这个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被许多德国历史学家看成是一种外国的“共和”观念的入侵，即便是梅尼克这样的历史学家，虽然是魏玛共和国的拥护者，却只将它视为一个不得已而接受的事物，因为这是特定形势下的产物，他们的内心仍然支持着君主制。(16)
在探寻德国战败的原因时，一些历史学家注意到了德意志民族性格中的缺陷，如汉斯·德尔布留克于1920年出版了《政府与人民意志》，卡尔·冯·缪勒在1926年出版了《德国史与德国人的性格》等。反思中，历史学家们认为，自己这一代德国人战败蒙羞，同时也缺少实际的政治能力，这样，帮助人民弥合心灵创伤，重新鼓足勇气便成了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责任。(17) 正如前文所言，德国知识界和民众在战后的基本心态是“卧薪尝胆”，这就很难防止国家和民族在整体上将精神力量聚焦在复仇的主题之上，多数历史学家也不例外。当法德矛盾战后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时，一切学术上的反思，其力度都不可能与现实中实际的民族／国家利益受损造成的影响匹敌，这就使得一种狭隘的民族精神仍然具有膨胀的现实条件。
哈曼的研究告诉我们，在1919至1933年间，许多历史学家对于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进行过研究，他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德国未来若想在国际社会重新得到尊重，就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元首”来领导。此时，不仅德国，包括奥地利的历史学家们又重新开始论证19世纪德国统一进程中被放弃的大德意志方案的可行性。大德意志派史学家认为19世纪就该采取这个方案，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而小德意志派史学家则证明19世纪在现实中实现了的小德意志方案是未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必经过程。于是，两派历史学家都统一到了未来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之中。(18)
在德国的历史进程中，历史学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人们总是通过研究和阅读历史来统一思想、培养共同观念，此时也不例外。在这种追求强权与抚慰民族情感的特定情形下，德国主流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事实上变成了一种结论已经“确定”的论证，这是西方近代以来历史学屈从于现实政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些历史学家在历史观念、文化教化、民族／国家意识、政治经验、地域领土等等方面，为未来实现大德意志帝国准备历史的基石。他们开始认为，为了重新获得尊严，未来大德意志帝国必须成为现实。于是，历史学家就成了实践这一目的的清道夫，他们为民众提供了迎接大德意志帝国的精神准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纳粹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行政版图的扩张之前，历史学家们已经完成了文化版图的扩张。例如，凯泽（E.Keyser）在1929年评论道，未来的德意志史应该将日耳曼人民和文化覆盖的各个地方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当前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地域史的根本原因。同一年，赫尔曼·昂肯（Hermann Oncken）也写道，“在帝国的边界内，一种可见的政治存在是必要的，而作为一种文化国家的另一种生命也是必要的，它是一个精神存在的领域，超越了一切政治边界，通过历史和血脉与所有讲德语并身感为德意志人的人相连”(19)。1936年，卡尔·冯·缪勒接替梅尼克成为《历史杂志》主编，他上任伊始也撰文声称，历史学家们应该帮助政府在未来建立起大德意志帝国。
从历史思想的角度而言，这一切，都是因为历史学家们赋予德意志民族这个个体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的结果。当希特勒打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极端的手段来实现这种历史学家们早就期待着的未来时，按照这样一种历史主义解释，希特勒政权在自己生成的历史情境中就有了它的“合理性”。这就如同哈曼指出的，后来纳粹在历史学家们研究过的这些方向上的努力，可以看作不过是运用这些研究成果的一种扩充和夸张。(20) 如今，当我们把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放在德国史学思想的解释框架之内来说明，它便可以看成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历史主义的后果。
在西方史学思想中，历史主义思想对于论证个体存在的合理性可以提供极其有力的说明。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历史的展开以及世界历史种种实现了的可能性中，得到德国历史思想支撑的纳粹政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它曾经是多么正确，一旦走向极端，都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历史主义思想也不例外。
注释：
①⑥ 参见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10、31—32页。
② 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③(12)(13)(14)(16) 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9、295、333、319页。
④ Hans Kohn,Treitschke:National Prophet,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7,No.4.(Oct.,1945),pp.419～420.
⑤ Andreas Dorpalen,Heinrich von Treitschke,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7,No.3/4.(1972),p.21.
⑦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⑧⑨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8～15页。
⑩ 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俾斯麦研究的情况，可参见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37,No.3.(Sep.,1965),pp.345～356.
(11) 当然，它或许会成为文化与文化之间冲突的理论基础。在20世纪后半叶，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以文化／文明作为历史主义思想运用的个体性单位。
(15) Herbert Andrews,Bismarck's Foreign Polich and German Historiography,1919～1945,p.355.
(17)(18)(20) 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re,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13,No.2.(Jun.,1941),p.166,pp.173～175,p.187.
(19) 转引自Oscar J.Hammen,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dvent of the National socialist Stare,p.186.赫尔曼·昂肯后来在纳粹的压力下被迫退休，虽然他有不满纳粹的一方面，但他的言论客观上为纳粹政权的上台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精神支持。对于当时许多德国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一种可悲的情况。包括梅尼克，当德国吞并奥地利，入侵波兰时，都表现出来一种兴奋的心情。参见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