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二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脉络与特点
景德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年3期第107～119页
【作者简介】景德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德国史学史/社会史学派/反思纳粹历史
二战后德国史学经历的最为显著并富有成效的转折是60年代末开始的从历史主义传统史学向批判社会史学的转折。这一转折有着三方面的含义：在研究领域上从国家政治（特别是外交关系）向社会经济领域转移；在研究方法上不再局限于个体化的“理解”方法，而是借鉴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在德国历史传统的评价上不再盲目推崇民族国家利益，而是以民主自由人道为准则对德国历史传统作出批判审视。不过，历史主义史学在这三方面的堡垒不是批判社会史学派在60年代后期一举攻克的。在此以前，已经有两股独立的力量为批判社会史学派的登台扫清了道路，分别取得了批判史学的突破以及研究领域上向社会史研究的初步转移。
一、批判史学的突破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的扩张战争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其长达十二年的黑暗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纳粹主义肆虐后的欧洲，满目焦土、哀鸿遍地。惨不忍睹的现实在向德国历史学家咄咄发问：是什么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上台？纳粹主义是否是德国历史的必然恶果？德国人是否必须对自己的历史传统作出彻底的批判，德国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摒弃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扩张推波助澜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
应该说，在纳粹主义灾难最为触目惊心的1945—46年间，德国历史学家的反省还是相当深刻的。① 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年过八旬的历史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一译梅尼克）就开始撰写《德意志灾难》（一译《德国的浩劫》）一书，以探究纳粹主义灾难的起因以及走出灾难的出路。在此书中，迈内克敏锐地把德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看成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的重要原因，并且要求德国人对传统历史图像作出彻底的修改。② 另一位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格哈特·黎特（Gerhard Ritter 1888—1967）在1946年也对德国历史传统作出了比较彻底的反省。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冷战的开始，纳粹主义灾难对历史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震撼逐渐消失，为本民族保守历史传统进行辩护的心理日益占据上风。到1949年，迈内克便收回了他在《德意志灾难》中作出的批判性结论，否认普鲁士与德国历史上出现过军国主义的歧途。④ 在同年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当选学会主席的黎特在其主题报告中虽然仍承认反思德国政治与史学传统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十分坚定地认为，不能让德国人失去“对自我历史的乐趣”并因此失去自信心，德国历史学家必须像一战结束后成功反击战胜国针对德国的“战争罪责谎言”那样，迎战可能到来的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全面攻击。⑤ 进入50年代以后，黎特成为德国保守政治传统在西德史学界的坚强辩护者。他撰写了多卷本的《治国艺术与战争技术》，以证明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历史上不存在军国主义传统，在希特勒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俾斯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⑥ 在黎特看来，纳粹主义不是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历史传统的产物，恰恰相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民主化与大众化进程的病变结果。⑦
尽管西德史学界在50年代也存在某些批判反思德国历史传统的声音，但这方面的真正突破是由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实现的。⑧ 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 1908—1999）在大学期间学习神学与历史专业，二战期间在国防军中服役，1948年任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经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其思想上的转变起源于他在战俘营里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在那里遇到的原党卫队成员不但没有忏悔自己的罪过，反而相互炫耀各自的恶行。纳粹刽子手们的寡廉鲜耻激发了费歇尔的义愤，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罪恶性，他决意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为杜绝纳粹主义而努力。据其学生盖斯（Immanuel Geiss，1931年生）称，费歇尔其实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单枪匹马地反思纳粹历史。
但费歇尔没有直接研究纳粹历史，而是选择了德国一战期间的战争目标问题。他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发表在1959年的《历史杂志》上，专著《争夺世界霸权》于1961年问世。费歇尔揭露了帝国总理霍尔维格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勾划的兼并与殖民计划（“九月纲领”），认为德国介入一战并非德国史学界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自我防卫，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德国对一战爆发具有“相当大的责任”。费歇尔还指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德国政治存在着连续性，暗示希特勒战争的根源在于德意志帝国。对于黎特来说，费歇尔的论著正是他所担心的那种否定德意志帝国历史的危险倾向，而且是对“早有定论”的一战责任问题的翻案。因此，黎特除了亲自在报刊杂志上以及在自己的专著（《治国艺术与战争技术》第三卷）中对费歇尔进行批驳以外，还组织保守史学家对费歇尔进行“围剿”。另外，黎特又通过与西德政府的关系，让外交部撤销了已经许诺的对费歇尔1964年上半年到美国讲学的资助，以阻止他“拿着外交部的钱到美国散布其不成熟的观点”。此举引发了美国史学界与德国媒体的强烈抗议。当时正值一战爆发50周年之际，德国对一战爆发的责任问题成为西德媒体关注的焦点，《明镜》杂志出版人奥格许丹（Rudolf Augstein 1923—2002）成为费歇尔的坚强支持者。在有1500多人参加的在柏林举行的第26届德国历史学家年会上，“费歇尔争论”达到顶峰。在时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 1910—1990）的组织下，费歇尔阵营与黎特阵营进行了正面交锋。虽然双方在学术争论上未分胜负，但在媒体与年轻大学生的眼中，费歇尔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至此，历史主义学派捍卫德意志保守历史传统的堡垒被攻破，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大门被打开。
二、社会史的崛起
不过，费歇尔针对历史主义学派所获得的突破，只是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的批评审视。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费歇尔并未与传统史学划清界限。他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德国对外政策，他注重的仍是官方档案。虽然费歇尔及其部分学生后来转向对德意志帝国国内政治的研究，在研究领域的转移上对后来批判社会史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向社会史研究的转移起更大推动作用的是5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任教的维讷·康策（Wernei Conze 1910—1986）。⑨ 在30年代，康策属于科尼斯堡大学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族民史”（Volksgeschichte，或译“人民史”）学派。康策对西德社会史研究的“第一推动”可以追溯到他于1957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科学院所作的纲领性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认为，以往注重外交、国家行动以及政治人物的历史学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18世纪末以来欧洲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呼吁开展“科技—工业时代的结构史”的研究。⑩ 康策的“结构史”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史概念，他之所以暂时回避了“社会史”一词，是为了避免人们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某个社会区域的历史。自50年代末起，康策在海德堡大学创建了“现代社会史工作组”，组织出版了“工业世界”丛书，为西德社会史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康策社会史研究的族民史背景，90年代末德国史学界曾有学者指责以彻底反思纳粹历史为旗帜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也有着“褐色老根”。对此攻击，批判社会史学派指出，他们虽然受益于康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工作，但康策并非他们的正宗师祖。批判社会史的真正“教父”是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 1904—1988）。(11) 汉斯·罗森堡是迈内克的学生，纳粹时期被迫流亡英美，1938至1958任教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自1959年起任教于伯克利。(12) 从40年代初开始，罗森堡就致力于普鲁士保守历史传统的批判研究，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在其1958年在美国初版的著作《官僚、贵族与专制：普鲁士经历1660—1815》中，罗森堡以韦伯类型化观察方式为指导，批判地分析叙述了普鲁士官僚阶层的产生与演变史。他认为，普鲁士专制国家传统在工业化时代的延续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得以上台的深层次历史原因。罗森堡也明确批评了黎特对普鲁士保守传统的辩护，黎特因此极力阻止了此书德文版在西德的出版。在1967年初版的《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中，罗森堡使用了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ff）的长周期理论，分析解释了1873年至1896年之间的经济大萧条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虽然某些具体的观点颇受争议，但罗森堡将系统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勇敢尝试，对正在酝酿中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社会史学家韦乐（Hans-Ulrich Wehler,1931年生）的《俾斯麦与帝国主义》、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年生）的《中产阶级、民主制度、纳粹主义》以及科卡（Juergen Kocka,1941年生）的博士论文《西门子的企业管理与职员阶层1847—1914》都是在《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的影响下产生的。(13)
可以说，与费歇尔以及康策相比，罗森堡对批判社会史学派形成的影响确实起到了“定型”的作用。费歇尔实现了历史批判的突破，但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基本上仍属于传统史学的范围，康策实现了研究领域上向社会史的转变，但反对以批判的眼光来挖掘德国历史中的纳粹主义根源，也反对使用具体而准确的系统社会科学理论。唯独罗森堡实现了在三重意义上的转变，具有将对德国保守传统以及传统精英的批判、系统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的使用、以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与进程为研究对象“三结合”的特征。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以外，罗森堡还通过在1949—50年间到柏林自由大学所作的讲学以及随后密切的个人交往，影响了当时的包括格哈特·A·李特（Gerhatd A.Ritter 1929年生，与前面提及的黎特Gerhard Ritter无关）在内的许多年轻历史学者。汉斯·赫尔茨费尔特（Hans Herzfeld 1892—1982）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是李特的导师，而李特又培养了一批后来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如科卡、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h Berding）、哈特穆特·凯伯乐（Hartmuth Kaelble,1940年生）等人，他们与韦乐一起成为了批判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卡的博士论文被视为使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社会史的典范。因此，李特对社会史学派发展的作用被视为“至少与康策一样重要”。(14)
借助于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的气势、1969年上台的自由社会执政联盟的政治改革措施以及当时西德大学的扩建，年轻一代的批判社会史学家得以在西德大学史学界迅速立足，并于7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派”。他们于1972年创建了自己的“批判历史学丛书”（原本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学生发表博士论文，至今已出版了170多册），又于1975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杂志《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科学杂志》（季刊，每年合为一集）。(15) 因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韦乐与科卡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工作，批判社会史学派也被称为“比勒费尔德学派”（Die Bielefelder Schule）。(16)
三、对社会史的挑战
批判社会史学派首先面临的是历史主义学派的抵抗。如果说康策的社会史研究还得到了传统历史学家的容忍的话，那么批判社会学派的史学主张则受到了他们的普遍质疑。例如，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 1925—1989）与克劳斯·修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1941年生）反对对社会史的过度重视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上依赖于国内政治的观点，坚持国际关系史的重要性与独立性。(17) 鉴于社会史学派引发的理论问题，西德史学界于70年代组成了跨学派的“历史理论”研究小组，就一系列史学理论专题（如客观性与党派性、历史进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叙述、历史写作的形式、历史方法、局部与整体等专题）举行了多次研讨会。(18) 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叙述”研究组的会议上，传统史学代表戈罗·曼（Golo Mann 1909—1995）与韦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19) 戈罗·曼认为，不能拿着某个现成的理论进入历史研究，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将研究对象的所有细节一网打尽，历史学家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接近研究对象。历史学者不需要理论，需要的只是知识。历史学是一门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艺术，历史著作是“一部真实的带空白的小说”。(20)
传统史学阵营的主要发言人是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 1927—1992）。自批判社会史学派兴起，尼培代一直是该学派的批评者，并且颇受韦乐、科卡等人的重视。在《历史与社会》杂志的第1期里，他们便邀请尼培代评论韦乐于1973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21) 尼培代对韦乐以起诉人兼立法者与法官的身份来审判“祖父一代的”帝国时代人物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76年，尼培代的史学理论论文集《社会、文化与理论》也得以在“批判历史学丛书”系列出版。(22) 在此书序言中，尼培代阐述了他与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关系，承认在他与“历史社会科学”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也不满传统史学对外交、国家行动的过分关注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忽略。(23) 但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方向则明显矫枉过正了。尼培代在寻求一条更好的史学研究与叙述的途径。1983年，他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德意志史1800—1866》。(24) 开卷第一句话便是一封针对批判社会史学派轻视政治史、反对历史叙述的“挑战书”：“Am Anfang war Napoleon”。直译过来是“开头是拿破仑”，意译则是“开天辟地拿破仑”。尼培代认为，突出拿破仑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以及权力斗争的历史地位很有必要，因为“德意志人在奠定现代德国基础的19世纪的第一个15年的历史、他们的生活以及经历都处于他那压倒性的影响之下。政治是命运，而这是他的政治：战争与征服、剥夺与压迫、帝国与新秩序。”“只有被思想意识蒙住了眼睛，看不见权力现象，将所有注意力投向了社会以及‘国内’政治以及结构的人，才会轻视这一基本史实”。(25) 在坚持政治史的独特地位的前提下，尼培代在此书中全面叙述了1800至1866年间德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以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为重点的结构史，而且包含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科学文化。尼培代的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反映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了史学界与舆论界的广泛赞赏，也得到了韦乐的认可。
可以说，自尼培代《德意志史1800—1866》的出版之日起，一场在新历史主义学派与比勒菲尔德学派之间的关于19世纪德国史研究与叙述的竞赛打响了。四年后，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第一二卷也出版了。(26) 韦乐使用了韦伯的社会概念与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统治、经济、社会阶层与文化四大领域，阐述了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德国社会四大领域的“结构条件与发展进程”，重点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与进程，文化领域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尼培代对《德意志社会史》的评价要比对《德意志帝国》好得多，但仍有许多批评。尼培代认为，他自己的“视角可以看到更多”，即他的《德意志史》更好。(27) 尼培代继续写作《德意志史》时，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最后两册，即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他的三卷本关于“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的德国史被著名历史学家罗塔·伽尔（Lothar Gall,1936年生）称为是德国史学史上的杰作，(28) 德国史学界对尼培代的过早去世十分惋惜。(29) 1995年，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的第三卷（1849—1914）也出版了。(30) 这样，韦乐也完成了他自己的“漫长的19世纪”的德国史。2003年，韦乐又推出了《德意志社会史》的第四册（1914—1949）。(31) 目前仍在继续写作关于两德分裂时期的最后一册（1949—1990）。总的来说，尼培代与韦乐的两部巨作都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可惜的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尼培代对韦乐新作的评论了。
自80年代中期起，批判社会史学派在与历史主义学派交战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32) 后现代史学首先是以“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的面目出现的。(33) 日常史学派认为，批判社会史使用系统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历史，这是把外来理论往历史现实上套。社会史学派也过于重视结构与进程，忽略了历史人物，特别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日常经历与主观感受。另外，日常史学家对现代化进程持批判态度，更重视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且认为这些代价首先是由小人物所负担的。他们对小人物深感同情，试图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及历史人物自己创造的概念与理论来研究他们的生活世界，即写作“来自内部与底层”的历史。在《历史与社会》杂志以及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会议等媒体与场合上，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4) 在韦乐等社会史学家看来，现代化的价值不容置疑，而“日常”概念太模糊，难以使用于准确的研究。批判社会史学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常生活的研究，但不能因小失大，为了日常经历史而放弃结构与进程史。(35) 而科卡认为，在经历史与结构史的结合上，社会史学派会比日常史学派做得更好。(36)
后现代史学的第二个学派是起源于70年代的妇女史学派。(37) 对于妇女史学派来说，以往的历史学，包括批判社会史，都是由男性垄断的历史学。社会史学家在研究中的概念，或是纯男性的、或是中性的，无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德国史研究中人们长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德意志帝国的所谓“普遍”选举权只是针对25岁以上的男子而言的。妇女史开始时只是一个领域史，妇女史学派有着搞小集团的倾向。妇女史会议都只允许妇女参加，男性历史学家被拒之于门外。这引发了男性社会史学家的强烈抗议。(38) 多年以后，妇女史获得突破，发展成为性别史，即以性别为范畴的包括所有人的普遍史。但是，“阶级”与“性别”两个范畴，哪个更为重要，仍是妇女史以及性别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39)
到90年代，多个后现代史学流派融合成了“文化史学派”，成为针对社会史学派的根本性的挑战。(40) 这里的“文化”不是指包括文学、音乐与戏剧在内的某个领域，而是指一个解释现实、组织社会生活、指导人们行为的符号系统。它隐身于结构与进程之后，可以说是“潜结构”或“潜进程”。一些文化史学家对社会史学派的现实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历史资料不反应历史现实，只是“文本”。社会史学家自然拒绝了这种观点，不过他们也看到了以往研究中的缺陷，承认了文化研究的意义。在具体的史实研究中，例如在教派的研究中，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正在相互融合。(41)
四、反思纳粹历史
为了集中阐述史学理论方面的争论，笔者在上文没有详述德国史学界有关反思19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特别是有关纳粹历史的争论。这一争论是联邦德国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就批判地审视德国历史而言，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具有突破性意义，但它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虽然费歇尔的动机也是来源于他个人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不过他采取的还是旁敲侧击的方式，所起到的效果未免有些隔靴搔痒。而批判社会史学派则直接与公开地把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原因与本质视为核心任务。另外，与费歇尔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内政以及外交与内政之间关联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理论解释。
批判社会史学派就德国近现代史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是所谓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论题。“德意志独特道路”论题原本是由19世纪德意志民族保守派提出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历史的宏观解释。他们认为，德国有着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欧民主国家的而且是更好的发展道路。在一战期间，这一观点甚至升级为所谓的“1914年精神”。1945年以后，鉴于纳粹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再无保守派坚持这一旧论点。但是它却被自由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用来批判地解释德国近现代历史。按他们的解释，德国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了纳粹主义道路，恰恰是因为德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一条偏离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在普鲁士贵族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在德意志帝国，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突飞猛进，但政治现代化被延误。德国的现代化是不正常的，责任在于普鲁士以及德国贵族与资产阶级。后者因害怕工人阶级的崛起与贵族结成了联盟，并且在对外扩张中寻求释放内部压力的出路。德意志帝国缺乏资产阶级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缺陷不仅对于德国走上一战道路，而且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纳粹主义的上台负有重要责任。(42) 这种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观点在罗森堡的著述中就有所体现，在韦乐1973年初版的《德意志帝国》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代表性阐述。
然而，英国的德国史专家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与埃莱（George Eley）提出了异议。(43) 他们认为，社会史学派的独特道路观点带有规范性特征。该观点不恰当地假设了一条正常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德国社会史学家把英国看成是衡量德意志帝国的标准。但在英国，资产阶级也与贵族结成了联盟，也“封建化”了，而且其程度不比德国资产阶级浅。德意志帝国并不像德国社会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封建，而是一个合格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全欧性资产阶级比较研究也证实了两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44)
德国史学界的批评者主要是尼培代。1978年，应云客乐的邀请，尼培代到弗赖堡大学作了题为《1933年与德国历史的连续性》的学术报告（后发表于《历史杂志》）。(45) 他在其中提出了历史具有多种连续性的观点。他认为，从德意志帝国传承下来的不只是专制国家与军国主义的连续性，而且还有其他诸如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教育制度等优良传统。不能把德意志帝国仅仅看成是纳粹德国的前史，它也是得到普遍肯定的联邦德国的前史。尼培代无疑是想为德意志帝国推卸责任，但他的论点不无道理。
除了有关德意志独特道路的讨论以外，反思纳粹历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辩论要数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46) 1982年科尔上台以后，一些保守人士试图淡化1968年大学生运动以来人们对纳粹历史的批判审视，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成了保守派给纳粹历史翻案的契机。1986年6月，德国法西斯研究专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1923年生）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他责怪道，二战与纳粹德国结束已经40年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划出终结线，纳粹历史成为了“不会过去的过去”。另外他还认为，除了使用毒气这一“技术细节”以外，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恶，大屠杀是希特勒对一种在苏联实施的“亚洲酷刑”的回应，斯大林的古拉格要比奥斯威辛更早。诺尔特对纳粹历史的辩护受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及批判社会史学家的有力回击。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克里斯提安·迈亚（Christian Meier,1929年生）指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的有计划的、像消灭害虫那样通过行政措施进行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即便世界上存在其他可比较的罪恶，德国人也不能借此推卸自我的罪责，不仅因为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因为对纳粹统治的否定是战后西德民主制度的不容动摇的基石。(47)
诺尔特对纳粹历史的辩护过于露骨，因此比较容易回击。希特勒研究专家莱讷·齐特曼（Rainer Zitelmann）对纳粹政权的辩护则相对复杂。齐特曼认为，希特勒是一位社会革命家，纳粹政权曾经积极地、大力地推进了德国社会的现代化。(48) 这一观点利用了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逐渐进步过程的现代化观念的弱点，试图把纳粹时代解释成德国现代化历史中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但是在相关的辩论中，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了希特勒“生存空间”观念的前现代特征以及纳粹时代在现代化方面的许多缺陷。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进展相对独立于政治制度，更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因此齐特曼通过突出纳粹主义的现代化效益来为纳粹主义辩护的企图只能落空。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东德瓦解，次年10月两德统一。在8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历史学家的大多数，特别是批判社会史学家已经放弃了再统一目标。他们担心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把这种放弃看成是为未来欧洲和平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他们未能预见到再统一的到来，也没有向这个方向努力。不过，与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一样，他们通过对德国历史的批判研究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形象，由此对德国的统一作出了间接的贡献。90年代以来关于“国防军的罪行”展览的争议(49)、所谓的“戈德哈根辩论”(50) 以及关于二战末期英美对德国城市大轰炸的讨论(51) 都表明，反思纳粹历史的任务并没有随着德国的统一而告终，批判社会史学派的使命并没有终结。
五、总结与展望
除了1989年东德及其历史科学的意外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德史学的统一（限于篇幅，暂不涉及）以外，1945年以后至2000年的德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是对19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的批判研究。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的历史原因以及纳粹德国本身的历史得到了详尽透彻的研究。德国史学界对德国社会的反思纳粹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二则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二战后的德国史学史不仅是新旧史学流派的争议与更替史，而且也是德国史学研究在整体上不断扩展的历史：先是从外交史扩大到内政史、从政治史扩大到社会史、从人物史到结构与进程史，然后又从结构与进程史扩大到日常史与经历史、从“男性史”到妇女史以及性别史，最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推动这一扩展进程的是一系列激烈的政治与史学争论。每个新学派都会发现并且消除以往历史研究的盲点与弱点。虽然新学派有将旧史学流派“一笔勾销”的企图，但旧学派代表总会顽固地捍卫自己的史学立场，留守在被时代潮流视为过时的研究领域。这样就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格局：每个史学领域，不管新旧冷热，都有着坚定的耕耘者，历史画面在整体上扩展了、多维化了。
进入新世纪，国际史学的最新潮流，即全球史潮流开始席卷德国史学界。德国的全球史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专业杂志《世界历史》（Zeitschrift fuer Weltgeschichte），并于2005年9月在莱比锡大学主办了规模宏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史与全球史会议”，该大学还设立了一个“18世纪至今的跨民族化与地区化研究”博士点。(52) 德国全球史学派的旗帜是“跨民族研究”。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的历史学者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不管是历史主义民族史学，还是批判社会史学或后现代学派，都存在着一个盲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局限于民族国家这个框架。“跨民族研究”已经初步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果，(53) 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是德国史学界的新星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ergen Osterhammel）等人。可以肯定，与以往的新潮流一样，跨民族研究一定能够为长期专注于民族国家维度的德国史学补上其对应维度，但不可能将民族国家维度彻底否定与抛弃。这一点已经不难预见，难以预见与值得思索的是，德国与国际史学的下一个行将被发现的盲点会是什么？
注释：
① 关于二战后初期德国史学状况的部分资料见：E.Schulin(Hg.),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1945—1965),Muenchen 1989;W.Schulz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Muenchen 1989;B.Faulenbach,Historische Tradition und politische Neuorientierung.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der“deutschen Katastrophe”,in:W.H.Pehle und P.Sillem(Hg.),Wissenschaft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Restauration oder Neubeginn nach 1945,Frankfurt/M.1992,S.191—204;H.Schleier,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 und Traditionserneuerung?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in:Ebenda,S.205—219。
② 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Wiesbaden 1946,中译本：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③ G.Ritter,Geschichte als Bildungsmacht.Ein Beitrag zur historisch-poitischen Neubestimmung,Stuttgart 1946.
④ F.Meinecke,Irrwege in unserer Geschichte?In:Der Monat 2,1949/50,S.3—6;W.Schulz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S.58;K.Grosse Kracht,Die zankende Zunft.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Muenchen 2005,S.38.
⑤ 参见G.Ritter,Gegenwaertige Lage und Zukunftsaufgahe deutsch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70(1950),S.1—22。
⑥ G.Ritter,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4 Bde.,1954—1968.
⑦ G.Ritter,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Betrachtungen ue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schen Staatdenkens,Muenchen 1948;B.Faulenbach,Historische Tradition und politische Neuorientierung.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eh der“deutschen Katastrophe”,in:W.H.Pehle,P.Sillem(Hg.),Wissenschaft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S.197;W.J.Mommsen,Gegenwaertige Tendenzen in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der Bundesreupublik,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7(1981),S.149—188,S.153.
⑧ 参见F.Fischer,Deutsche Kriegsziele.Revolutionierung und Separatfrieden im Osten 1914—1918,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8(1959),S.249—310;F.Fischer,D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Duesseldorf 1961;E.W.Graf Lynar(Hg.),Deutsche Kriegsziele 1914—1918.Eine Diskussion,Frankfurt a.M./Berlin 1964;W.Schieder(Hg.),Erster Weltkrieg.Ursachen,Entstehung und Kriegsziele,Koeln 1969;F.Fischer,Weltmacht oder Niedergang.Deutschland im Ersten Weltkrieg,Frankfurt/M.1965;F.Fischer,Krieg der Illusionen.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Duesseldorf 1969;V.Berghahn,Die Fischerkontroverse 15 Jahre danach,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6(1983),S.403—419;W.Jaeger,Historische Forschung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utschland.Die Debatte 1914—1980 ueber den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Goettingen 1984;G.Schoellgen,Griff nach der Weltmacht?25 Jahre Fischer-Kontroverse,in:Historisches Jahrbuch 106(1986),S.386—406;K.H.Jarausch,Der nationale Tabubruch.Wissenschaft,Offentlichkeit und Politik in der Fischer-Kontroverse,in:M.Sabrow,R.Jessen,K.Grosse Kracht(Hg.),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Grosse Kontroversen seit 1945,Muenchen 2003,S.20—40;I.Geiss,Zur Fischer-Kontroverse-40 Jahre danach,in:Ebenda,S.41—57;K.Grosse Kracht.Die zankende Zunft.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S.47—67。
⑨ 参见R.Koselleck,Werner Conze.Tradition und Innovation,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5(1987),S.529—543;W.Schieder,Sozialgeschichte zwischen Soziolgie und Geschichte.Das wissenschaftliche Lebenswerk Werner Conzes,in:C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3(1987),S.244—26;W.Conze,Gesellschaft-Staat-Nation,Stuttgart 1992。
⑩ W.Conze,Die Strukturgeschichte des technisch-industriellen Zeitalters als Aufgabe fuer Forschung und Unterricht,Duesseldorf 1957.
(11) G.A.Ritter,Die neuere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J.Kocka(Hg.),Sozialgeschichte im internationalen Ueberblick,Darmstadt 1989,S.19—88,S.36.
(12) 参见H.A.Winkler,Ein Erneuerer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ans Rosenberg 1904—1988,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8(1989),S.529—555;G.A.Ritter,Hans Rosenberg 1904—1988,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5(1989),S.282—302.H.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Boston 1966(1958);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szeit.Wirtschaftsablauf,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n Mitteleuropa,Berlin 1967。
(13) H.-U.Wehler,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Koeln/Berlin 1969;J.Kocka,Unternehmensverwaltung und Angestelltenschaft am Beispiel Siemens 1847—1914.Zum Verhaltnis von Kapitalismus und Buerokratie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Stuttgart 1969;H.A.Winkler,Mittelstand,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Koeln.1972.
(14) 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15)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oettingen 1972ff.;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Zeitschrift fue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1975ff..
(16) 据韦乐回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说法是一些关注西德史学发展的美国历史学家（很可能是伊格尔斯等人）“发明”的，见H.-U.Wehler,Eine lebhafte Kampfsituation.Ein Gespraech mit Manfred Hettling und Cornelius Torp,Muenchen 2006,S.89。
(17) A Hillgruber,Politische Geschichte in moderner Sicht,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16(1973),S.529—552;K.Hildebrand,Geschichte oder“Gesellschaftsgeschichte”.Die Notwendigkeit einer polit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3(1976),S.328—357.
(18) 各研讨会论文集见Studiengruppe“Theorie der Geschichte”(Hg.),Beitraege zur Historik.Band I:R.Koselleck,W.J.Mommsen,J.Ruesen(Hg.),Objektivitaet und Parteilichkeit,Muenchen 1977;Band II:K.-G.Faber,C.Meier(Hg.),Historische Prozesse,Muenchen 1978;Band III:J.Kocka,T.Nipperdey(Hg.),Theorie und Erzaehlung in der Geschichte,Muenchen 1979;Band IV:R.Koselleck,H.Lutz und J.Ruesen(Hg.),Form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Muenchen 1982;Band V:C.Meier und J.Ruesen(Hg.),Historische Methode,Muenchen 1988;Band VI:K.Acham und W.Schulze(Hg.),Teil und Ganzes,Muenchen 1990。
(19) 戈罗·曼是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之子，纳粹时期流亡美国，二战后返回西德，著作《华伦斯坦传》与《19与20世纪的德国历史》享有盛誉，在政治上主张批判保守传统，但在学术上仍然坚持传统史学原则。
(20) J.Kocka und T.Nipperdey(Hg.),Theorie und Erzaehlung in der Geschichte,S.17—62,S.49.
(21) T.Nipperdey,Wehlers‘Kaiserreich’,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1(1975),S.539—560.
(22) T.Nipperdey,Gesellschaft,Kultur,Theorie,Goettingen 1976.
(23) T.Nipperdey,Gesellschaft,Kultur,Theorie,Vorwort,S.9—11.
(24)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Muenchen 1983.
(25)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S.11.
(26) H.-U.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Erster und Zweiter Band,Muenchen 1987.
(27) T.Nipperdey,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4(1988),S.403—415.
(28)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Muenchen 1991,2 Baende.
(29) W.J.Mommsen,Die vielen Gesichter der Clio.Zum Tode Thomas Nipperdeys,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1993),S.408—423.
(30) H.-U.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1849—1914,Dritter Band,Muenchen 1995.
(31) H.-U.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914—1949,vierter Band,Muenchen 2003.
(32) 社会史学派与后现代学派的争议这里从简，详见拙文：《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续）》，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33) 参见H.Medick,“Missionare im Ruderboot”?Ethnologische Erkenntnisweisen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Sozial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0(1984),S.295—319;A.Luedtke(Hg.),Alltagsgeschichte.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Frankfurt/M.1989;W.Schulze(Hg.),Sozialgeschichte,Alltagsgeschichte,Mikrohistorie,Goettingen 1994。
(34) Deutscher Historikerverband(Hg.),Bericht ueber die 35.Versammlung der Historiker Deutschlands,Berlin 1984,Stuttgart 1985,S.249—250;F.J.Brueggemeier/J.Kocka(Hg.),“Geschichte von unten-Geschichte von innen”.Kontroversen um die Alltagsgeschichte,Hagen 1985.
(35) K.Tenfelde,Schwierigkeiten mit dem Allta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0(1984),S.376—394;H.-U.Wehler,Alltagsgeschichte.Koenigsweg zur neuen Ufer oder Irrgarten der Illusionen?,in:H.-U.Wehler,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Aufsaetze,Muenchen 1988,S.130—151.
(36) J.Kocka,Sozialgeschichte zwischen Erfahrungsgeschichte und Strukturgeschichte.Die Herausforderung der Alltagsgeschichte,in:J.Kocka,Geschichte und Aufklaerung,Goettingen 1989,S.29—44;J.Kocka,Zurueck zur Erzaehlung?Plaedoyer fuer historische Argumentation,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0(1984),S.395—408.
(37) 妇女史资料见：K.Hausen(Hg.),Frauen suchen ihre Geschichte,Muenchen 1983,G.Book,Der Platz der Frauen in der Geschichte,in:Zentraleinrichtung zur Foerderung von Frauenstudien und Frauenforschung an der FU Berlin(Hg.),Methoden in der Frauenforschung,Frarkfurt 1984,S.51—75;U.Frevert,Bewegung und Disziplin in der Frauengeschichte.Ein Forschungsbericht,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4(1988),S.240—262;K.Hausen und H.Wunder(Hg.), Frauengeschichte und Geschlechtergeschichte,Frankfurt 1992;K.Hartewig,Neue Forschungen zur Frauen-und Geschlechtergeschichte,in:Archiv fuer Sozialgeschichte 35(1995),S.419—444;G.Bock,Geschichte,Frauengeschichte,Geschlechter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4(1998),S.364—391.
(38) 见J.Kocka,Kontroverse um Frauengeschichte,in:J.Kocka,Geschichte und Aufklaerung,Goettingen 1989,S.45—52。
(39) J.Kocka(Hg.),Klasse und Geschlecht.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8(1992),Heft 2;G.-F.Budde,Das Geschlecht der Geschichte,in:T.Mergel und T.Welskopp(Hg.),Geschichte zwis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Beitraege zur Theoriedebatte,Muenchen 1996,S.125—150.
(40) 参见U.Daniel,“Kultur”und“Gesellschaft”.Ueberlegungen zum Gegenstand der Sozial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1993),S.69—99;G.G.Iggers,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Goettingen 1993,S.73—96;R.Sieder,Sozialgeschichte auf dem Weg zur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0(1994),S.445—468;C.Conrad u.M.Kessel(Hg.),Geschichte schreiben in der Postmoderne,Stuttgart 1994;W.Kaschuba,Kulturalismus:“Kultur”statt“Gesellschaft”?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1(1995),S.80—95;T.Mergel u.T.Welskopp(Hg.),Geschichte zwis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Beitraege zur Theoriedebatte;W.Hardtwig/H.-U.Wehler(Hg.),Kulturgeschichte Heute,Goettingen 1996;.W.Hardtwig/H.-U.Wehler,Kulturgeschichte Heute,Goettingen 1996;U.Daniel,Clio unter Kulturschock.Zu aktuellen Debatt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8(1997),S.195—218,S.259—278;H.-U.Wehler,Die Herausforderung der Kulturgeschichte,Muenchen 1998。
(41) T.Mergel,Zwischen Klasse und Konfession.Katholisches Buergertum im Rheinland 1794—1914,Goettingen 1994.
(42) 参见H.-J.Puhle,Deutscher Sonderweg.Kontroverse um eine vermeintliche Legende,in:Journal für Geschichte,1981,Heft 4,S.44ff.;H.A.Winkler,Der deutsche Sonderweg:Eine Nachlese,in:Merkur 35,1981,S.793—804;D.Langewiesche.Entmythologisierung des“deutschen Sonderwegs”oder auf dem Weg zu neuem Mythos,in: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1(1981),S.527—532;Kolloquien des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Deutscher Sonderweg-Mythos oder Realitaet?,Muenchen/Wien 1982;H.Grebing,Der“deutsche Sonderweg”in Europa 1806—1914.Eine Kritik,Stuttgart 1988;G.A.Ritter,Die neuere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J.Kocka(Hg.),Sozialgeschichte im internationalen
berblick,S.19—88,S.52—58;J.Kocka,Ende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In:W.Ruppert(Hg.),“Deutschland,bleiche Mutter”.Oder eine neue Lust an der nationalen Identitaet?,Berlin 1992,S.9—31:I.Geiss,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in: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994),S.403—419;H.A.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Deutsche Geschichte,2 Bde.,Muenchen 2000。
(43) D.Blackbourn,E.Eley,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Die gescheiter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1848,Frankfurt/M.1980;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l9th Century Germany,Oxford/New York 1984.Dazu H.-U.Wehler.“Deutscher Sonderweg”oder allgemeine Probleme des westlichen Kapitalismus?Zur Kritik an einigen“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in:Merkur 35(1981),S.478—487,S.757—760.
(44) J.Kocka(Hg.),Bue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3 Bde.,Goettingen 1995(Muenchen 1988)；科卡的导言《19世纪的资产阶级——欧洲模式与德国实例》，载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08—180页。
(45) T.Nipperdey,1933 und die Kontinuitae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7(1978),S.86—111.
(46) 参见“Historikerstreit”: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mords,Muenchen 1987;H.-U.Wehler,Entsorgung der Vergangenheit?Ein polemischer Essay zum“Historikerstreit”,Muenchen 1988;U.Herbert,Der Historikerstreit.Politische,wissenschaftliche,biographische Aspekte,in:M.Sabrow,R.Jessen,K.Grosse Kracht(Hg.),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Grosse Kontroversen seit 1945,Muenchen 2003,S.94—113;K.Grosse Kracht,Die zankende Zunft.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1945,S.91—114。
(47) 见“Historikerstreit”,S.50,S.211。
(48) 参见H.Matzerath u.H.Volkmann,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in:J.Kocka(Hg.),Theorie in der Praxis des Historikers(＝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Sonderheft 3,Goettingen 1977,S.86—102;J.Alber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in:KZSS 41(1989),S.346—365;M.Prinz und R.Zitelmann(Hg.),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Darmstadt 1991;Ch.Dipper,Modern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n: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36(1991),S.450—456;M.Schneider,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Probleme einer Neubewertung des“Dritten Reiches”,in:Archiv fuer Sozialgeschichte 32(1992),S.541～545;N.Frei,Wie modern war Nationalsozialismus?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1993),S.367—387;G.Koenke,“Modernisierungsschub”oder relative Stagnation?Einige Anmerkungen zum Verhaeltnis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0(1994),S.584—608;H.Mommsen,Noch einmal: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1(1995),S.391—402。
(49) 1995年，由烟草商富豪后裔利姆茨玛（J.Ph.Reemtsma）创建的汉堡社会研究所组织举办了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的大型图片展览。该展览用1400多张历史照片揭露了二战期间纳粹国防军参与大屠杀的罪行，戳穿了二战后原纳粹军官“干净的国防军”的谎言。展览在德奥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反响。后因很小部分历史照片的解释失实而受到舆论的质疑与右翼势力的攻击。2002年，在排除了部分谬误以后，《国防军的罪行》再次展出。参见H.-G.Thiele,Die Wehrmachtsausstellung:Dokumentation einer Kontroverse:Dokumentation der Fachtagung in Bremen am26.Februar 1997 und der Bundestagsdebatten am 13.Maerz und 24.April 1997,Paperback 1997;Hamburger Institut fuer Sozialforschung(Hg.),Eine Ausstellung und ihre Folgen.Zur Rezeption der Ausstellung“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Hamburg 1999;J.Klotz;Die Ausstellung“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Zw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spolitik,in:D.Bald/J.Klotz/W.Wette:Mythos Wehrmacht.Nachkriegsdebatten und Traditionspflege,Berlin 2001,S.116—176;H.Heer,Vom Verschwinden der Taeter.Di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 Ausstellung“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in: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0(2002),869—898;H.-U.Thamer,Vom Tabubruch zur Historisierung?Di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Wehrmachtausstellung”,in:M.Sabrow,R.Jessen,K.Grosse Kracht(Hg.),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Grosse Kontroverse seit 1945,S.171—186;M.Jeismann,Einfuehrung in die neue Weltbrutalitaet.Zweimal“Verbrechen der Wehrmacht”:Von der alten zur neuen Bundesrepublik,in:Ebenda,S.229—239。
(50) “戈德哈根辩论”是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戈德哈根（D.J.Goldhagen）的博士论文《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在德国史学界与舆论界引发的历史大辩论。戈德哈根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解释为德意志民族由来已久的集体计划。他的观点遭到包括批判社会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却得到了德国舆论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赞同，戈氏也因此获得德国某刊物“民主奖”，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亲自为他致贺词。参见D.J.Goldhagen,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96(deutsch: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Ganz gewoe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Berlin 1996);J.H.Schoeps(Hg.),Ein Volk von Moerdern?Die Dokumentation zur Goldhagen-Kontroverse und Rolle der Deutschen im Holocaust,Hamburg 1996;V.Pesch,Die künstlichen Wildan.Zu Daniel Goldhagens Methode und theoretischem Rahmen.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23(1997),S.152—162;R.B.Birn/V.Riess,Das Goldhagen-Phaenomen oder:fünfzig Jahre danach.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2/1998.S.82—95;M.Schneider,Die“Goldhagen-Debatte”:Ein Historikerstreit in der Mediengesellschaft.In: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7(1997),S.460—481。
(51) 2002年末，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J.Friedrich）出版了《大火：大轰炸中的德国1940—1945》一书，作者在书中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了二战末期英美对德国城市与平民实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及其给德国平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并且隐约地将这些大轰炸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该书触动了德国人压抑五十多年的心灵创伤，引发了有关英美大轰炸的必要性、如何看待德国人在二战末年所遭受的苦难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参见J.Friedrich,Der Brand.Deutsch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Muenchen 2002;D.Süss,“Massaker und Mongolensturm”.Anmerkungen zu Joerg Friedrichs umstrittenem Buch:“Der Brand.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in:Historisches Jahrbuch 124(2004),S.521—543;R.Blank/G.E.Sollbach,Das Revier im Visier.Bombenkrieg und‘Heimatfront’im Ruhrgebiet 1939—1945,Hagen 2005;O.Reinhard/M.Neutzner/W.Hesse(Hg.):Das rote Leuchten.Dresden und der Bombenkrieg,Dresden 2005;Frederick Taylor,Dresden,Dienstag,13.Februar 1945.Militaerische Logik oder blanker Terror?,Münchan 2004。
(52) 科卡：《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第59页。
(53) J.Osterhammel,Geschichtswissenschaft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Studien zu Beziehungsgeschichte und Zivilisationsvergleich,Goettingen 2001;S.Conrad,Doppelte Marginalisierung.Plaedoyer fuer eine transnationale Perspektive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8(2002),S.145—169;H.Kaelble,M.Kitsch,A.SchmidtGernig(Hg.),Transnationale Oeffentlichkeiten und Identitaeten im 20.Jahrhundert,Berlin 2002;J.Osterhammel,N.Peterson,Geschichte der Globalisierung.Dimensionen-Prozesse-Epochen,Muenchen 2003;S.Conrad und J.Osterhammel(Hg.),Das Kaiserreich transnational.Deutschland in der Welt 1871—1914,Goettingen 2004;K.K.patel,Nach der Nationalfixiertheit.Perspektiven einer transnationalen Geschichte,Berlin 2004;G.Budde,S.Conrad.O.Janz(Hg.),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Themen,Tendenzen und Theorien,Goettingen 2006.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年3期第107～119页
【作者简介】景德祥，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6
| 【内容提要】 | 二战后的德国史学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批判史学的突破阶段（1945年至60年代中期）；2.社会史学派的崛起阶段（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3.社会史学派与后现代史学流派竞争阶段（80年代中期以来）。而第三阶段又与东德史学的解体以及东西德史学的统一过程在时间上大致重叠。二战后德国史学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围绕纳粹主义历史根源问题对德国近现代史的批判研究，其二是研究领域随着新学派兴起的不断扩展。 |
一、批判史学的突破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的扩张战争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其长达十二年的黑暗统治也随之土崩瓦解。纳粹主义肆虐后的欧洲，满目焦土、哀鸿遍地。惨不忍睹的现实在向德国历史学家咄咄发问：是什么导致了纳粹主义在德国的上台？纳粹主义是否是德国历史的必然恶果？德国人是否必须对自己的历史传统作出彻底的批判，德国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摒弃为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立与扩张推波助澜的历史主义史学传统？
应该说，在纳粹主义灾难最为触目惊心的1945—46年间，德国历史学家的反省还是相当深刻的。① 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年过八旬的历史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一译梅尼克）就开始撰写《德意志灾难》（一译《德国的浩劫》）一书，以探究纳粹主义灾难的起因以及走出灾难的出路。在此书中，迈内克敏锐地把德国历史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运动的结合以及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看成是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的重要原因，并且要求德国人对传统历史图像作出彻底的修改。② 另一位历史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格哈特·黎特（Gerhard Ritter 1888—1967）在1946年也对德国历史传统作出了比较彻底的反省。③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冷战的开始，纳粹主义灾难对历史主义史学代表人物的震撼逐渐消失，为本民族保守历史传统进行辩护的心理日益占据上风。到1949年，迈内克便收回了他在《德意志灾难》中作出的批判性结论，否认普鲁士与德国历史上出现过军国主义的歧途。④ 在同年召开的战后第一次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上，当选学会主席的黎特在其主题报告中虽然仍承认反思德国政治与史学传统的必要性，但同时又十分坚定地认为，不能让德国人失去“对自我历史的乐趣”并因此失去自信心，德国历史学家必须像一战结束后成功反击战胜国针对德国的“战争罪责谎言”那样，迎战可能到来的对德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全面攻击。⑤ 进入50年代以后，黎特成为德国保守政治传统在西德史学界的坚强辩护者。他撰写了多卷本的《治国艺术与战争技术》，以证明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历史上不存在军国主义传统，在希特勒与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俾斯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⑥ 在黎特看来，纳粹主义不是普鲁士与德意志帝国历史传统的产物，恰恰相反是法国大革命以来政治民主化与大众化进程的病变结果。⑦
尽管西德史学界在50年代也存在某些批判反思德国历史传统的声音，但这方面的真正突破是由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实现的。⑧ 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 1908—1999）在大学期间学习神学与历史专业，二战期间在国防军中服役，1948年任汉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曾经是一个纳粹主义者，其思想上的转变起源于他在战俘营里的一段特殊经历。他在那里遇到的原党卫队成员不但没有忏悔自己的罪过，反而相互炫耀各自的恶行。纳粹刽子手们的寡廉鲜耻激发了费歇尔的义愤，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纳粹主义的罪恶性，他决意在以后的学术工作中为杜绝纳粹主义而努力。据其学生盖斯（Immanuel Geiss，1931年生）称，费歇尔其实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学术工作单枪匹马地反思纳粹历史。
但费歇尔没有直接研究纳粹历史，而是选择了德国一战期间的战争目标问题。他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发表在1959年的《历史杂志》上，专著《争夺世界霸权》于1961年问世。费歇尔揭露了帝国总理霍尔维格在一战爆发后不久勾划的兼并与殖民计划（“九月纲领”），认为德国介入一战并非德国史学界一向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自我防卫，而是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德国对一战爆发具有“相当大的责任”。费歇尔还指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德国政治存在着连续性，暗示希特勒战争的根源在于德意志帝国。对于黎特来说，费歇尔的论著正是他所担心的那种否定德意志帝国历史的危险倾向，而且是对“早有定论”的一战责任问题的翻案。因此，黎特除了亲自在报刊杂志上以及在自己的专著（《治国艺术与战争技术》第三卷）中对费歇尔进行批驳以外，还组织保守史学家对费歇尔进行“围剿”。另外，黎特又通过与西德政府的关系，让外交部撤销了已经许诺的对费歇尔1964年上半年到美国讲学的资助，以阻止他“拿着外交部的钱到美国散布其不成熟的观点”。此举引发了美国史学界与德国媒体的强烈抗议。当时正值一战爆发50周年之际，德国对一战爆发的责任问题成为西德媒体关注的焦点，《明镜》杂志出版人奥格许丹（Rudolf Augstein 1923—2002）成为费歇尔的坚强支持者。在有1500多人参加的在柏林举行的第26届德国历史学家年会上，“费歇尔争论”达到顶峰。在时任历史学家协会主席的埃德曼（Karl Dietrich Erdmann 1910—1990）的组织下，费歇尔阵营与黎特阵营进行了正面交锋。虽然双方在学术争论上未分胜负，但在媒体与年轻大学生的眼中，费歇尔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至此，历史主义学派捍卫德意志保守历史传统的堡垒被攻破，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大门被打开。
二、社会史的崛起
不过，费歇尔针对历史主义学派所获得的突破，只是对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的批评审视。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费歇尔并未与传统史学划清界限。他的研究领域仍然是德国对外政策，他注重的仍是官方档案。虽然费歇尔及其部分学生后来转向对德意志帝国国内政治的研究，在研究领域的转移上对后来批判社会史的崛起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对向社会史研究的转移起更大推动作用的是5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任教的维讷·康策（Wernei Conze 1910—1986）。⑨ 在30年代，康策属于科尼斯堡大学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族民史”（Volksgeschichte，或译“人民史”）学派。康策对西德社会史研究的“第一推动”可以追溯到他于1957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科学院所作的纲领性演讲。他在这次演讲中认为，以往注重外交、国家行动以及政治人物的历史学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18世纪末以来欧洲历史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呼吁开展“科技—工业时代的结构史”的研究。⑩ 康策的“结构史”是一个整体的社会史概念，他之所以暂时回避了“社会史”一词，是为了避免人们把“社会史”仅仅理解为某个社会区域的历史。自50年代末起，康策在海德堡大学创建了“现代社会史工作组”，组织出版了“工业世界”丛书，为西德社会史的崛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鉴于康策社会史研究的族民史背景，90年代末德国史学界曾有学者指责以彻底反思纳粹历史为旗帜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也有着“褐色老根”。对此攻击，批判社会史学派指出，他们虽然受益于康策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工作，但康策并非他们的正宗师祖。批判社会史的真正“教父”是犹太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 1904—1988）。(11) 汉斯·罗森堡是迈内克的学生，纳粹时期被迫流亡英美，1938至1958任教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自1959年起任教于伯克利。(12) 从40年代初开始，罗森堡就致力于普鲁士保守历史传统的批判研究，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在其1958年在美国初版的著作《官僚、贵族与专制：普鲁士经历1660—1815》中，罗森堡以韦伯类型化观察方式为指导，批判地分析叙述了普鲁士官僚阶层的产生与演变史。他认为，普鲁士专制国家传统在工业化时代的延续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主义在德国得以上台的深层次历史原因。罗森堡也明确批评了黎特对普鲁士保守传统的辩护，黎特因此极力阻止了此书德文版在西德的出版。在1967年初版的《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中，罗森堡使用了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ff）的长周期理论，分析解释了1873年至1896年之间的经济大萧条对德国政治的影响。虽然某些具体的观点颇受争议，但罗森堡将系统社会科学理论引入历史研究的勇敢尝试，对正在酝酿中的批判社会史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年轻社会史学家韦乐（Hans-Ulrich Wehler,1931年生）的《俾斯麦与帝国主义》、海因里希·奥古斯特·云客乐（Heinrich August Winkler,1938年生）的《中产阶级、民主制度、纳粹主义》以及科卡（Juergen Kocka,1941年生）的博士论文《西门子的企业管理与职员阶层1847—1914》都是在《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的影响下产生的。(13)
可以说，与费歇尔以及康策相比，罗森堡对批判社会史学派形成的影响确实起到了“定型”的作用。费歇尔实现了历史批判的突破，但在研究领域与方法上基本上仍属于传统史学的范围，康策实现了研究领域上向社会史的转变，但反对以批判的眼光来挖掘德国历史中的纳粹主义根源，也反对使用具体而准确的系统社会科学理论。唯独罗森堡实现了在三重意义上的转变，具有将对德国保守传统以及传统精英的批判、系统社会科学概念与理论的使用、以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与进程为研究对象“三结合”的特征。
除了通过他的著作以外，罗森堡还通过在1949—50年间到柏林自由大学所作的讲学以及随后密切的个人交往，影响了当时的包括格哈特·A·李特（Gerhatd A.Ritter 1929年生，与前面提及的黎特Gerhard Ritter无关）在内的许多年轻历史学者。汉斯·赫尔茨费尔特（Hans Herzfeld 1892—1982）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他是李特的导师，而李特又培养了一批后来著名的社会史学家，如科卡、赫尔穆特·贝尔丁（Helmuth Berding）、哈特穆特·凯伯乐（Hartmuth Kaelble,1940年生）等人，他们与韦乐一起成为了批判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科卡的博士论文被视为使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社会史的典范。因此，李特对社会史学派发展的作用被视为“至少与康策一样重要”。(14)
借助于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的气势、1969年上台的自由社会执政联盟的政治改革措施以及当时西德大学的扩建，年轻一代的批判社会史学家得以在西德大学史学界迅速立足，并于70年代初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学派”。他们于1972年创建了自己的“批判历史学丛书”（原本主要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学生发表博士论文，至今已出版了170多册），又于1975年创办了自己的学术杂志《历史与社会——历史社会科学杂志》（季刊，每年合为一集）。(15) 因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韦乐与科卡在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大学工作，批判社会史学派也被称为“比勒费尔德学派”（Die Bielefelder Schule）。(16)
三、对社会史的挑战
批判社会史学派首先面临的是历史主义学派的抵抗。如果说康策的社会史研究还得到了传统历史学家的容忍的话，那么批判社会学派的史学主张则受到了他们的普遍质疑。例如，安德里亚斯·希尔格鲁伯（Andreas Hillgruber 1925—1989）与克劳斯·修德布兰特（Klaus Hildebrand,1941年生）反对对社会史的过度重视以及关于对外政策原则上依赖于国内政治的观点，坚持国际关系史的重要性与独立性。(17) 鉴于社会史学派引发的理论问题，西德史学界于70年代组成了跨学派的“历史理论”研究小组，就一系列史学理论专题（如客观性与党派性、历史进程、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叙述、历史写作的形式、历史方法、局部与整体等专题）举行了多次研讨会。(18) 在“历史研究中的理论与叙述”研究组的会议上，传统史学代表戈罗·曼（Golo Mann 1909—1995）与韦乐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交锋。(19) 戈罗·曼认为，不能拿着某个现成的理论进入历史研究，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将研究对象的所有细节一网打尽，历史学家必须从各个不同角度接近研究对象。历史学者不需要理论，需要的只是知识。历史学是一门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艺术，历史著作是“一部真实的带空白的小说”。(20)
传统史学阵营的主要发言人是托马斯·尼培代（Thomas Nipperdey 1927—1992）。自批判社会史学派兴起，尼培代一直是该学派的批评者，并且颇受韦乐、科卡等人的重视。在《历史与社会》杂志的第1期里，他们便邀请尼培代评论韦乐于1973年出版的《德意志帝国》。(21) 尼培代对韦乐以起诉人兼立法者与法官的身份来审判“祖父一代的”帝国时代人物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76年，尼培代的史学理论论文集《社会、文化与理论》也得以在“批判历史学丛书”系列出版。(22) 在此书序言中，尼培代阐述了他与批判社会史学派的关系，承认在他与“历史社会科学”之间其实还是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也不满传统史学对外交、国家行动的过分关注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忽略。(23) 但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方向则明显矫枉过正了。尼培代在寻求一条更好的史学研究与叙述的途径。1983年，他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德意志史1800—1866》。(24) 开卷第一句话便是一封针对批判社会史学派轻视政治史、反对历史叙述的“挑战书”：“Am Anfang war Napoleon”。直译过来是“开头是拿破仑”，意译则是“开天辟地拿破仑”。尼培代认为，突出拿破仑这样一个政治人物以及权力斗争的历史地位很有必要，因为“德意志人在奠定现代德国基础的19世纪的第一个15年的历史、他们的生活以及经历都处于他那压倒性的影响之下。政治是命运，而这是他的政治：战争与征服、剥夺与压迫、帝国与新秩序。”“只有被思想意识蒙住了眼睛，看不见权力现象，将所有注意力投向了社会以及‘国内’政治以及结构的人，才会轻视这一基本史实”。(25) 在坚持政治史的独特地位的前提下，尼培代在此书中全面叙述了1800至1866年间德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以政治、经济、社会与外交为重点的结构史，而且包含了“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及科学文化。尼培代的著作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反映了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因此受到了史学界与舆论界的广泛赞赏，也得到了韦乐的认可。
可以说，自尼培代《德意志史1800—1866》的出版之日起，一场在新历史主义学派与比勒菲尔德学派之间的关于19世纪德国史研究与叙述的竞赛打响了。四年后，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第一二卷也出版了。(26) 韦乐使用了韦伯的社会概念与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划分为政治统治、经济、社会阶层与文化四大领域，阐述了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德国社会四大领域的“结构条件与发展进程”，重点是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与进程，文化领域却未受到同等的重视。尼培代对《德意志社会史》的评价要比对《德意志帝国》好得多，但仍有许多批评。尼培代认为，他自己的“视角可以看到更多”，即他的《德意志史》更好。(27) 尼培代继续写作《德意志史》时，已经是重病缠身，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最后两册，即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他的三卷本关于“漫长的19世纪”（1789—1914）的德国史被著名历史学家罗塔·伽尔（Lothar Gall,1936年生）称为是德国史学史上的杰作，(28) 德国史学界对尼培代的过早去世十分惋惜。(29) 1995年，韦乐的《德意志社会史》的第三卷（1849—1914）也出版了。(30) 这样，韦乐也完成了他自己的“漫长的19世纪”的德国史。2003年，韦乐又推出了《德意志社会史》的第四册（1914—1949）。(31) 目前仍在继续写作关于两德分裂时期的最后一册（1949—1990）。总的来说，尼培代与韦乐的两部巨作都得到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可惜的是，人们再也看不到尼培代对韦乐新作的评论了。
自80年代中期起，批判社会史学派在与历史主义学派交战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后现代史学的挑战。(32) 后现代史学首先是以“日常史”（Alltagsgeschichte）的面目出现的。(33) 日常史学派认为，批判社会史使用系统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历史，这是把外来理论往历史现实上套。社会史学派也过于重视结构与进程，忽略了历史人物，特别是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日常经历与主观感受。另外，日常史学家对现代化进程持批判态度，更重视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且认为这些代价首先是由小人物所负担的。他们对小人物深感同情，试图用微观史学方法以及历史人物自己创造的概念与理论来研究他们的生活世界，即写作“来自内部与底层”的历史。在《历史与社会》杂志以及1984年德国历史学家会议等媒体与场合上，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34) 在韦乐等社会史学家看来，现代化的价值不容置疑，而“日常”概念太模糊，难以使用于准确的研究。批判社会史学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日常生活的研究，但不能因小失大，为了日常经历史而放弃结构与进程史。(35) 而科卡认为，在经历史与结构史的结合上，社会史学派会比日常史学派做得更好。(36)
后现代史学的第二个学派是起源于70年代的妇女史学派。(37) 对于妇女史学派来说，以往的历史学，包括批判社会史，都是由男性垄断的历史学。社会史学家在研究中的概念，或是纯男性的、或是中性的，无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德国史研究中人们长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德意志帝国的所谓“普遍”选举权只是针对25岁以上的男子而言的。妇女史开始时只是一个领域史，妇女史学派有着搞小集团的倾向。妇女史会议都只允许妇女参加，男性历史学家被拒之于门外。这引发了男性社会史学家的强烈抗议。(38) 多年以后，妇女史获得突破，发展成为性别史，即以性别为范畴的包括所有人的普遍史。但是，“阶级”与“性别”两个范畴，哪个更为重要，仍是妇女史以及性别史学派与社会史学派之间争论的焦点。(39)
到90年代，多个后现代史学流派融合成了“文化史学派”，成为针对社会史学派的根本性的挑战。(40) 这里的“文化”不是指包括文学、音乐与戏剧在内的某个领域，而是指一个解释现实、组织社会生活、指导人们行为的符号系统。它隐身于结构与进程之后，可以说是“潜结构”或“潜进程”。一些文化史学家对社会史学派的现实概念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历史资料不反应历史现实，只是“文本”。社会史学家自然拒绝了这种观点，不过他们也看到了以往研究中的缺陷，承认了文化研究的意义。在具体的史实研究中，例如在教派的研究中，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正在相互融合。(41)
四、反思纳粹历史
为了集中阐述史学理论方面的争论，笔者在上文没有详述德国史学界有关反思19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特别是有关纳粹历史的争论。这一争论是联邦德国史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就批判地审视德国历史而言，60年代初的费歇尔争论具有突破性意义，但它的主要关注对象是德意志帝国的对外政策。虽然费歇尔的动机也是来源于他个人对纳粹历史的反思，不过他采取的还是旁敲侧击的方式，所起到的效果未免有些隔靴搔痒。而批判社会史学派则直接与公开地把研究纳粹主义的历史原因与本质视为核心任务。另外，与费歇尔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内政以及外交与内政之间关联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理论解释。
批判社会史学派就德国近现代史提出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是所谓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cher Sonderweg）论题。“德意志独特道路”论题原本是由19世纪德意志民族保守派提出的关于法国大革命以来德国历史的宏观解释。他们认为，德国有着自上而下的改革传统，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欧民主国家的而且是更好的发展道路。在一战期间，这一观点甚至升级为所谓的“1914年精神”。1945年以后，鉴于纳粹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再无保守派坚持这一旧论点。但是它却被自由主义左翼知识分子用来批判地解释德国近现代历史。按他们的解释，德国之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走上了纳粹主义道路，恰恰是因为德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一条偏离西方模式的现代化道路。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在普鲁士贵族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在德意志帝国，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现代化突飞猛进，但政治现代化被延误。德国的现代化是不正常的，责任在于普鲁士以及德国贵族与资产阶级。后者因害怕工人阶级的崛起与贵族结成了联盟，并且在对外扩张中寻求释放内部压力的出路。德意志帝国缺乏资产阶级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缺陷不仅对于德国走上一战道路，而且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纳粹主义的上台负有重要责任。(42) 这种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观点在罗森堡的著述中就有所体现，在韦乐1973年初版的《德意志帝国》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代表性阐述。
然而，英国的德国史专家布莱克本（David Blackbourn）与埃莱（George Eley）提出了异议。(43) 他们认为，社会史学派的独特道路观点带有规范性特征。该观点不恰当地假设了一条正常的现代化道路或者规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德国社会史学家把英国看成是衡量德意志帝国的标准。但在英国，资产阶级也与贵族结成了联盟，也“封建化”了，而且其程度不比德国资产阶级浅。德意志帝国并不像德国社会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封建，而是一个合格的资本主义社会。后来的全欧性资产阶级比较研究也证实了两位英国历史学家的批评意见。(44)
德国史学界的批评者主要是尼培代。1978年，应云客乐的邀请，尼培代到弗赖堡大学作了题为《1933年与德国历史的连续性》的学术报告（后发表于《历史杂志》）。(45) 他在其中提出了历史具有多种连续性的观点。他认为，从德意志帝国传承下来的不只是专制国家与军国主义的连续性，而且还有其他诸如法治国家、社会福利国家、教育制度等优良传统。不能把德意志帝国仅仅看成是纳粹德国的前史，它也是得到普遍肯定的联邦德国的前史。尼培代无疑是想为德意志帝国推卸责任，但他的论点不无道理。
除了有关德意志独特道路的讨论以外，反思纳粹历史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辩论要数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46) 1982年科尔上台以后，一些保守人士试图淡化1968年大学生运动以来人们对纳粹历史的批判审视，重塑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二战结束40周年纪念成了保守派给纳粹历史翻案的契机。1986年6月，德国法西斯研究专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1923年生）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题为《不愿过去的过去》的文章。他责怪道，二战与纳粹德国结束已经40年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划出终结线，纳粹历史成为了“不会过去的过去”。另外他还认为，除了使用毒气这一“技术细节”以外，纳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罪恶，大屠杀是希特勒对一种在苏联实施的“亚洲酷刑”的回应，斯大林的古拉格要比奥斯威辛更早。诺尔特对纳粹历史的辩护受到了著名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以及批判社会史学家的有力回击。时任德国历史学家协会主席克里斯提安·迈亚（Christian Meier,1929年生）指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作为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的有计划的、像消灭害虫那样通过行政措施进行的大屠杀，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即便世界上存在其他可比较的罪恶，德国人也不能借此推卸自我的罪责，不仅因为必须严格要求自己，而且因为对纳粹统治的否定是战后西德民主制度的不容动摇的基石。(47)
诺尔特对纳粹历史的辩护过于露骨，因此比较容易回击。希特勒研究专家莱讷·齐特曼（Rainer Zitelmann）对纳粹政权的辩护则相对复杂。齐特曼认为，希特勒是一位社会革命家，纳粹政权曾经积极地、大力地推进了德国社会的现代化。(48) 这一观点利用了把现代化理解为历史逐渐进步过程的现代化观念的弱点，试图把纳粹时代解释成德国现代化历史中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但是在相关的辩论中，一些历史学家指出了希特勒“生存空间”观念的前现代特征以及纳粹时代在现代化方面的许多缺陷。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的进展相对独立于政治制度，更有学者认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的进步。因此齐特曼通过突出纳粹主义的现代化效益来为纳粹主义辩护的企图只能落空。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东德瓦解，次年10月两德统一。在80年代末期，联邦德国历史学家的大多数，特别是批判社会史学家已经放弃了再统一目标。他们担心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重建会再次给欧洲带来厄运，把这种放弃看成是为未来欧洲和平所作出的牺牲与贡献。他们未能预见到再统一的到来，也没有向这个方向努力。不过，与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一样，他们通过对德国历史的批判研究改善了联邦德国的国际形象，由此对德国的统一作出了间接的贡献。90年代以来关于“国防军的罪行”展览的争议(49)、所谓的“戈德哈根辩论”(50) 以及关于二战末期英美对德国城市大轰炸的讨论(51) 都表明，反思纳粹历史的任务并没有随着德国的统一而告终，批判社会史学派的使命并没有终结。
五、总结与展望
除了1989年东德及其历史科学的意外解体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德史学的统一（限于篇幅，暂不涉及）以外，1945年以后至2000年的德国历史科学的发展主要有两大特征：其一是对19世纪以来的德国历史的批判研究。纳粹主义在德国得势的历史原因以及纳粹德国本身的历史得到了详尽透彻的研究。德国史学界对德国社会的反思纳粹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二则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二战后的德国史学史不仅是新旧史学流派的争议与更替史，而且也是德国史学研究在整体上不断扩展的历史：先是从外交史扩大到内政史、从政治史扩大到社会史、从人物史到结构与进程史，然后又从结构与进程史扩大到日常史与经历史、从“男性史”到妇女史以及性别史，最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推动这一扩展进程的是一系列激烈的政治与史学争论。每个新学派都会发现并且消除以往历史研究的盲点与弱点。虽然新学派有将旧史学流派“一笔勾销”的企图，但旧学派代表总会顽固地捍卫自己的史学立场，留守在被时代潮流视为过时的研究领域。这样就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格局：每个史学领域，不管新旧冷热，都有着坚定的耕耘者，历史画面在整体上扩展了、多维化了。
进入新世纪，国际史学的最新潮流，即全球史潮流开始席卷德国史学界。德国的全球史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们创立了自己的专业杂志《世界历史》（Zeitschrift fuer Weltgeschichte），并于2005年9月在莱比锡大学主办了规模宏大的“欧洲第一次世界史与全球史会议”，该大学还设立了一个“18世纪至今的跨民族化与地区化研究”博士点。(52) 德国全球史学派的旗帜是“跨民族研究”。聚集在这面旗帜下的历史学者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不管是历史主义民族史学，还是批判社会史学或后现代学派，都存在着一个盲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局限于民族国家这个框架。“跨民族研究”已经初步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果，(53) 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是德国史学界的新星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uergen Osterhammel）等人。可以肯定，与以往的新潮流一样，跨民族研究一定能够为长期专注于民族国家维度的德国史学补上其对应维度，但不可能将民族国家维度彻底否定与抛弃。这一点已经不难预见，难以预见与值得思索的是，德国与国际史学的下一个行将被发现的盲点会是什么？
注释：
① 关于二战后初期德国史学状况的部分资料见：E.Schulin(Hg.),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1945—1965),Muenchen 1989;W.Schulz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Muenchen 1989;B.Faulenbach,Historische Tradition und politische Neuorientierung.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der“deutschen Katastrophe”,in:W.H.Pehle und P.Sillem(Hg.),Wissenschaft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Restauration oder Neubeginn nach 1945,Frankfurt/M.1992,S.191—204;H.Schleier,Vergangenheitsbewaeltigung und Traditionserneuerung?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in:Ebenda,S.205—219。
② Friedrich Meinecke,Die deutsche Katastrophe.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Wiesbaden 1946,中译本：梅尼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③ G.Ritter,Geschichte als Bildungsmacht.Ein Beitrag zur historisch-poitischen Neubestimmung,Stuttgart 1946.
④ F.Meinecke,Irrwege in unserer Geschichte?In:Der Monat 2,1949/50,S.3—6;W.Schulze,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ch 1945,S.58;K.Grosse Kracht,Die zankende Zunft.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Muenchen 2005,S.38.
⑤ 参见G.Ritter,Gegenwaertige Lage und Zukunftsaufgahe deutsch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70(1950),S.1—22。
⑥ G.Ritter,Staatskunst und Kriegshandwerk,4 Bde.,1954—1968.
⑦ G.Ritter,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Betrachtungen ue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schen Staatdenkens,Muenchen 1948;B.Faulenbach,Historische Tradition und politische Neuorientierung.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aeh der“deutschen Katastrophe”,in:W.H.Pehle,P.Sillem(Hg.),Wissenschaft im geteilten Deutschland,S.197;W.J.Mommsen,Gegenwaertige Tendenzen in der Geschichtschreibung der Bundesreupublik,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7(1981),S.149—188,S.153.
⑧ 参见F.Fischer,Deutsche Kriegsziele.Revolutionierung und Separatfrieden im Osten 1914—1918,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8(1959),S.249—310;F.Fischer,Der Griff nach der Weltmacht.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918,Duesseldorf 1961;E.W.Graf Lynar(Hg.),Deutsche Kriegsziele 1914—1918.Eine Diskussion,Frankfurt a.M./Berlin 1964;W.Schieder(Hg.),Erster Weltkrieg.Ursachen,Entstehung und Kriegsziele,Koeln 1969;F.Fischer,Weltmacht oder Niedergang.Deutschland im Ersten Weltkrieg,Frankfurt/M.1965;F.Fischer,Krieg der Illusionen.Die deutsche Politik von 1911 bis 1914,Duesseldorf 1969;V.Berghahn,Die Fischerkontroverse 15 Jahre danach,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6(1983),S.403—419;W.Jaeger,Historische Forschung und politische Kultur in Deutschland.Die Debatte 1914—1980 ueber den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Goettingen 1984;G.Schoellgen,Griff nach der Weltmacht?25 Jahre Fischer-Kontroverse,in:Historisches Jahrbuch 106(1986),S.386—406;K.H.Jarausch,Der nationale Tabubruch.Wissenschaft,Offentlichkeit und Politik in der Fischer-Kontroverse,in:M.Sabrow,R.Jessen,K.Grosse Kracht(Hg.),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Grosse Kontroversen seit 1945,Muenchen 2003,S.20—40;I.Geiss,Zur Fischer-Kontroverse-40 Jahre danach,in:Ebenda,S.41—57;K.Grosse Kracht.Die zankende Zunft.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 1945,S.47—67。
⑨ 参见R.Koselleck,Werner Conze.Tradition und Innovation,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5(1987),S.529—543;W.Schieder,Sozialgeschichte zwischen Soziolgie und Geschichte.Das wissenschaftliche Lebenswerk Werner Conzes,in:C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3(1987),S.244—26;W.Conze,Gesellschaft-Staat-Nation,Stuttgart 1992。
⑩ W.Conze,Die Strukturgeschichte des technisch-industriellen Zeitalters als Aufgabe fuer Forschung und Unterricht,Duesseldorf 1957.
(11) G.A.Ritter,Die neuere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J.Kocka(Hg.),Sozialgeschichte im internationalen Ueberblick,Darmstadt 1989,S.19—88,S.36.
(12) 参见H.A.Winkler,Ein Erneuerer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ans Rosenberg 1904—1988,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48(1989),S.529—555;G.A.Ritter,Hans Rosenberg 1904—1988,in: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5(1989),S.282—302.H.Rosenberg,Bureaucracy,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Boston 1966(1958);Grosse Depression und Bismarckszeit.Wirtschaftsablauf,Gesellschaft und Politik in Mitteleuropa,Berlin 1967。
(13) H.-U.Wehler,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Koeln/Berlin 1969;J.Kocka,Unternehmensverwaltung und Angestelltenschaft am Beispiel Siemens 1847—1914.Zum Verhaltnis von Kapitalismus und Buerokratie in der deutschen Industrialisierung,Stuttgart 1969;H.A.Winkler,Mittelstand,Demokrat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Die Politische Entwicklung von Handwerk und Kleinhandel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Koeln.1972.
(14) 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页。
(15) Kritische Studien zur Geschichtswissenschaft,Goettingen 1972ff.;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Zeitschrift fue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1975ff..
(16) 据韦乐回忆，“比勒菲尔德学派”的说法是一些关注西德史学发展的美国历史学家（很可能是伊格尔斯等人）“发明”的，见H.-U.Wehler,Eine lebhafte Kampfsituation.Ein Gespraech mit Manfred Hettling und Cornelius Torp,Muenchen 2006,S.89。
(17) A Hillgruber,Politische Geschichte in moderner Sicht,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16(1973),S.529—552;K.Hildebrand,Geschichte oder“Gesellschaftsgeschichte”.Die Notwendigkeit einer polit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von den internationalen Beziehungen,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3(1976),S.328—357.
(18) 各研讨会论文集见Studiengruppe“Theorie der Geschichte”(Hg.),Beitraege zur Historik.Band I:R.Koselleck,W.J.Mommsen,J.Ruesen(Hg.),Objektivitaet und Parteilichkeit,Muenchen 1977;Band II:K.-G.Faber,C.Meier(Hg.),Historische Prozesse,Muenchen 1978;Band III:J.Kocka,T.Nipperdey(Hg.),Theorie und Erzaehlung in der Geschichte,Muenchen 1979;Band IV:R.Koselleck,H.Lutz und J.Ruesen(Hg.),Formen der Geschichtsschreibung,Muenchen 1982;Band V:C.Meier und J.Ruesen(Hg.),Historische Methode,Muenchen 1988;Band VI:K.Acham und W.Schulze(Hg.),Teil und Ganzes,Muenchen 1990。
(19) 戈罗·曼是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之子，纳粹时期流亡美国，二战后返回西德，著作《华伦斯坦传》与《19与20世纪的德国历史》享有盛誉，在政治上主张批判保守传统，但在学术上仍然坚持传统史学原则。
(20) J.Kocka und T.Nipperdey(Hg.),Theorie und Erzaehlung in der Geschichte,S.17—62,S.49.
(21) T.Nipperdey,Wehlers‘Kaiserreich’,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1(1975),S.539—560.
(22) T.Nipperdey,Gesellschaft,Kultur,Theorie,Goettingen 1976.
(23) T.Nipperdey,Gesellschaft,Kultur,Theorie,Vorwort,S.9—11.
(24)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Muenchen 1983.
(25)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S.11.
(26) H.-U.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Erster und Zweiter Band,Muenchen 1987.
(27) T.Nipperdey,Wehlers Gesellschafts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4(1988),S.403—415.
(28) T.Nipperdey,Deutsche Geschichte 1866—1918,Muenchen 1991,2 Baende.
(29) W.J.Mommsen,Die vielen Gesichter der Clio.Zum Tode Thomas Nipperdeys,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1993),S.408—423.
(30) H.-U.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1849—1914,Dritter Band,Muenchen 1995.
(31) H.-U.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1914—1949,vierter Band,Muenchen 2003.
(32) 社会史学派与后现代学派的争议这里从简，详见拙文：《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1期；《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文化史学派争议—20世纪末联邦德国史学流派争议（续）》，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33) 参见H.Medick,“Missionare im Ruderboot”?Ethnologische Erkenntnisweisen als Herausforderung an die Sozial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0(1984),S.295—319;A.Luedtke(Hg.),Alltagsgeschichte.Zur Rekonstruktion historischer Erfahrungen und Lebensweisen,Frankfurt/M.1989;W.Schulze(Hg.),Sozialgeschichte,Alltagsgeschichte,Mikrohistorie,Goettingen 1994。
(34) Deutscher Historikerverband(Hg.),Bericht ueber die 35.Versammlung der Historiker Deutschlands,Berlin 1984,Stuttgart 1985,S.249—250;F.J.Brueggemeier/J.Kocka(Hg.),“Geschichte von unten-Geschichte von innen”.Kontroversen um die Alltagsgeschichte,Hagen 1985.
(35) K.Tenfelde,Schwierigkeiten mit dem Allta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0(1984),S.376—394;H.-U.Wehler,Alltagsgeschichte.Koenigsweg zur neuen Ufer oder Irrgarten der Illusionen?,in:H.-U.Wehler,Aus der Geschichte lernen?Aufsaetze,Muenchen 1988,S.130—151.
(36) J.Kocka,Sozialgeschichte zwischen Erfahrungsgeschichte und Strukturgeschichte.Die Herausforderung der Alltagsgeschichte,in:J.Kocka,Geschichte und Aufklaerung,Goettingen 1989,S.29—44;J.Kocka,Zurueck zur Erzaehlung?Plaedoyer fuer historische Argumentation,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0(1984),S.395—408.
(37) 妇女史资料见：K.Hausen(Hg.),Frauen suchen ihre Geschichte,Muenchen 1983,G.Book,Der Platz der Frauen in der Geschichte,in:Zentraleinrichtung zur Foerderung von Frauenstudien und Frauenforschung an der FU Berlin(Hg.),Methoden in der Frauenforschung,Frarkfurt 1984,S.51—75;U.Frevert,Bewegung und Disziplin in der Frauengeschichte.Ein Forschungsbericht,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4(1988),S.240—262;K.Hausen und H.Wunder(Hg.), Frauengeschichte und Geschlechtergeschichte,Frankfurt 1992;K.Hartewig,Neue Forschungen zur Frauen-und Geschlechtergeschichte,in:Archiv fuer Sozialgeschichte 35(1995),S.419—444;G.Bock,Geschichte,Frauengeschichte,Geschlechter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4(1998),S.364—391.
(38) 见J.Kocka,Kontroverse um Frauengeschichte,in:J.Kocka,Geschichte und Aufklaerung,Goettingen 1989,S.45—52。
(39) J.Kocka(Hg.),Klasse und Geschlecht.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8(1992),Heft 2;G.-F.Budde,Das Geschlecht der Geschichte,in:T.Mergel und T.Welskopp(Hg.),Geschichte zwis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Beitraege zur Theoriedebatte,Muenchen 1996,S.125—150.
(40) 参见U.Daniel,“Kultur”und“Gesellschaft”.Ueberlegungen zum Gegenstand der Sozial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1993),S.69—99;G.G.Iggers,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20.Jahrhundert,Goettingen 1993,S.73—96;R.Sieder,Sozialgeschichte auf dem Weg zur historischen Kulturwissenschaft?,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0(1994),S.445—468;C.Conrad u.M.Kessel(Hg.),Geschichte schreiben in der Postmoderne,Stuttgart 1994;W.Kaschuba,Kulturalismus:“Kultur”statt“Gesellschaft”?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1(1995),S.80—95;T.Mergel u.T.Welskopp(Hg.),Geschichte zwischen Kultur und Gesellschaft.Beitraege zur Theoriedebatte;W.Hardtwig/H.-U.Wehler(Hg.),Kulturgeschichte Heute,Goettingen 1996;.W.Hardtwig/H.-U.Wehler,Kulturgeschichte Heute,Goettingen 1996;U.Daniel,Clio unter Kulturschock.Zu aktuellen Debatte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8(1997),S.195—218,S.259—278;H.-U.Wehler,Die Herausforderung der Kulturgeschichte,Muenchen 1998。
(41) T.Mergel,Zwischen Klasse und Konfession.Katholisches Buergertum im Rheinland 1794—1914,Goettingen 1994.
(42) 参见H.-J.Puhle,Deutscher Sonderweg.Kontroverse um eine vermeintliche Legende,in:Journal für Geschichte,1981,Heft 4,S.44ff.;H.A.Winkler,Der deutsche Sonderweg:Eine Nachlese,in:Merkur 35,1981,S.793—804;D.Langewiesche.Entmythologisierung des“deutschen Sonderwegs”oder auf dem Weg zu neuem Mythos,in: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1(1981),S.527—532;Kolloquien des Instituts für Zeitgeschichte:Deutscher Sonderweg-Mythos oder Realitaet?,Muenchen/Wien 1982;H.Grebing,Der“deutsche Sonderweg”in Europa 1806—1914.Eine Kritik,Stuttgart 1988;G.A.Ritter,Die neuere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J.Kocka(Hg.),Sozialgeschichte im internationalen
berblick,S.19—88,S.52—58;J.Kocka,Ende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In:W.Ruppert(Hg.),“Deutschland,bleiche Mutter”.Oder eine neue Lust an der nationalen Identitaet?,Berlin 1992,S.9—31:I.Geiss,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in: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994),S.403—419;H.A.Winkler,Der lange Weg nach Westen.Deutsche Geschichte,2 Bde.,Muenchen 2000。(43) D.Blackbourn,E.Eley,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Die gescheitert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1848,Frankfurt/M.1980;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Bourgeois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l9th Century Germany,Oxford/New York 1984.Dazu H.-U.Wehler.“Deutscher Sonderweg”oder allgemeine Probleme des westlichen Kapitalismus?Zur Kritik an einigen“Mythen deutscher Geschichtsschreibung”,in:Merkur 35(1981),S.478—487,S.757—760.
(44) J.Kocka(Hg.),Bue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3 Bde.,Goettingen 1995(Muenchen 1988)；科卡的导言《19世纪的资产阶级——欧洲模式与德国实例》，载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第108—180页。
(45) T.Nipperdey,1933 und die Kontinuitaet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in: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27(1978),S.86—111.
(46) 参见“Historikerstreit”:Die Dokumentation der Kontroverse um die Einzigartigkeit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Judenmords,Muenchen 1987;H.-U.Wehler,Entsorgung der Vergangenheit?Ein polemischer Essay zum“Historikerstreit”,Muenchen 1988;U.Herbert,Der Historikerstreit.Politische,wissenschaftliche,biographische Aspekte,in:M.Sabrow,R.Jessen,K.Grosse Kracht(Hg.),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Grosse Kontroversen seit 1945,Muenchen 2003,S.94—113;K.Grosse Kracht,Die zankende Zunft.Historische Kontroversen in Deutschland nach1945,S.91—114。
(47) 见“Historikerstreit”,S.50,S.211。
(48) 参见H.Matzerath u.H.Volkmann,Modernisierungstheorie und Nationalsozialismus,in:J.Kocka(Hg.),Theorie in der Praxis des Historikers(＝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Sonderheft 3,Goettingen 1977,S.86—102;J.Alber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in:KZSS 41(1989),S.346—365;M.Prinz und R.Zitelmann(Hg.),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Darmstadt 1991;Ch.Dipper,Modernisier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In: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36(1991),S.450—456;M.Schneider,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Probleme einer Neubewertung des“Dritten Reiches”,in:Archiv fuer Sozialgeschichte 32(1992),S.541～545;N.Frei,Wie modern war Nationalsozialismus?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19(1993),S.367—387;G.Koenke,“Modernisierungsschub”oder relative Stagnation?Einige Anmerkungen zum Verhaeltnis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0(1994),S.584—608;H.Mommsen,Noch einmal:Nationalsozialismus und Modernisierung.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1(1995),S.391—402。
(49) 1995年，由烟草商富豪后裔利姆茨玛（J.Ph.Reemtsma）创建的汉堡社会研究所组织举办了题为“灭绝战争：国防军的罪行1941—1944”的大型图片展览。该展览用1400多张历史照片揭露了二战期间纳粹国防军参与大屠杀的罪行，戳穿了二战后原纳粹军官“干净的国防军”的谎言。展览在德奥城市巡回展出，引起巨大反响。后因很小部分历史照片的解释失实而受到舆论的质疑与右翼势力的攻击。2002年，在排除了部分谬误以后，《国防军的罪行》再次展出。参见H.-G.Thiele,Die Wehrmachtsausstellung:Dokumentation einer Kontroverse:Dokumentation der Fachtagung in Bremen am26.Februar 1997 und der Bundestagsdebatten am 13.Maerz und 24.April 1997,Paperback 1997;Hamburger Institut fuer Sozialforschung(Hg.),Eine Ausstellung und ihre Folgen.Zur Rezeption der Ausstellung“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Hamburg 1999;J.Klotz;Die Ausstellung“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Zw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und Geschichtspolitik,in:D.Bald/J.Klotz/W.Wette:Mythos Wehrmacht.Nachkriegsdebatten und Traditionspflege,Berlin 2001,S.116—176;H.Heer,Vom Verschwinden der Taeter.Di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 Ausstellung“Vernichtungskrie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 1941 bis 1944”.in: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50(2002),869—898;H.-U.Thamer,Vom Tabubruch zur Historisierung?Di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Wehrmachtausstellung”,in:M.Sabrow,R.Jessen,K.Grosse Kracht(Hg.),Zeitgeschichte als Streitgeschichte.Grosse Kontroverse seit 1945,S.171—186;M.Jeismann,Einfuehrung in die neue Weltbrutalitaet.Zweimal“Verbrechen der Wehrmacht”:Von der alten zur neuen Bundesrepublik,in:Ebenda,S.229—239。
(50) “戈德哈根辩论”是1996年美国历史学家戈德哈根（D.J.Goldhagen）的博士论文《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纳粹大屠杀》在德国史学界与舆论界引发的历史大辩论。戈德哈根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解释为德意志民族由来已久的集体计划。他的观点遭到包括批判社会史学家在内的绝大多数德国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却得到了德国舆论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赞同，戈氏也因此获得德国某刊物“民主奖”，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亲自为他致贺词。参见D.J.Goldhagen,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96(deutsch:Hitlers willige Vollstrecker.Ganz gewoehnliche Deutsche und der Holocaust,Berlin 1996);J.H.Schoeps(Hg.),Ein Volk von Moerdern?Die Dokumentation zur Goldhagen-Kontroverse und Rolle der Deutschen im Holocaust,Hamburg 1996;V.Pesch,Die künstlichen Wildan.Zu Daniel Goldhagens Methode und theoretischem Rahmen.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23(1997),S.152—162;R.B.Birn/V.Riess,Das Goldhagen-Phaenomen oder:fünfzig Jahre danach.In: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2/1998.S.82—95;M.Schneider,Die“Goldhagen-Debatte”:Ein Historikerstreit in der Mediengesellschaft.In: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7(1997),S.460—481。
(51) 2002年末，德国历史学家约格·弗里德里希（J.Friedrich）出版了《大火：大轰炸中的德国1940—1945》一书，作者在书中用充满感情色彩的语言描述了二战末期英美对德国城市与平民实施的大规模战略轰炸及其给德国平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并且隐约地将这些大轰炸与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该书触动了德国人压抑五十多年的心灵创伤，引发了有关英美大轰炸的必要性、如何看待德国人在二战末年所遭受的苦难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参见J.Friedrich,Der Brand.Deutsch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Muenchen 2002;D.Süss,“Massaker und Mongolensturm”.Anmerkungen zu Joerg Friedrichs umstrittenem Buch:“Der Brand.Deutschland im Bombenkrieg 1940—1945”,in:Historisches Jahrbuch 124(2004),S.521—543;R.Blank/G.E.Sollbach,Das Revier im Visier.Bombenkrieg und‘Heimatfront’im Ruhrgebiet 1939—1945,Hagen 2005;O.Reinhard/M.Neutzner/W.Hesse(Hg.):Das rote Leuchten.Dresden und der Bombenkrieg,Dresden 2005;Frederick Taylor,Dresden,Dienstag,13.Februar 1945.Militaerische Logik oder blanker Terror?,Münchan 2004。
(52) 科卡：《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史研究》，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第59页。
(53) J.Osterhammel,Geschichtswissenschaft jenseits des Nationalstaats.Studien zu Beziehungsgeschichte und Zivilisationsvergleich,Goettingen 2001;S.Conrad,Doppelte Marginalisierung.Plaedoyer fuer eine transnationale Perspektive auf die deutsche Geschichte,in: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28(2002),S.145—169;H.Kaelble,M.Kitsch,A.SchmidtGernig(Hg.),Transnationale Oeffentlichkeiten und Identitaeten im 20.Jahrhundert,Berlin 2002;J.Osterhammel,N.Peterson,Geschichte der Globalisierung.Dimensionen-Prozesse-Epochen,Muenchen 2003;S.Conrad und J.Osterhammel(Hg.),Das Kaiserreich transnational.Deutschland in der Welt 1871—1914,Goettingen 2004;K.K.patel,Nach der Nationalfixiertheit.Perspektiven einer transnationalen Geschichte,Berlin 2004;G.Budde,S.Conrad.O.Janz(Hg.),Transnationale Geschichte.Themen,Tendenzen und Theorien,Goettingen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