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马基雅维里的史著与史观
陈家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7年4期第79～82页
【作者简介】陈家莹，台湾东吴大学 历史研究所，台北
陈家莹（1982— ），女，台湾台北人，东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
【关 键 词】马基雅维里/《君王论》/《佛罗伦萨史》/《李维罗马史疏义》/历史观
中图分类号：K546. 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07）04-0079-04
在西方学术史上，有一个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现象，即当某些才华洋溢的学者，以多种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历史学家的身分往往容易被其它头衔与光环所掩盖，如十八世纪著名的史家大卫·休谟被“不可知论”哲学家的形象所取代，十九世纪法国卓越史家梯也尔被政治家的“劣绩”行为而误解，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亦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基雅维里为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样卓越的历史学家的地位也往往被他政治家或其政治思想的成就所埋没。① 但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基雅维里首先是位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政治思想或其它方面的成就，无不以历史学家的史才为基础，难道不是吗？
综观海内外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的探讨及成果，② 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倘若忽视马基雅维里在西方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以偏概全，那么对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恐怕也是难以全面和深入的。鉴于此，本文就马基雅维里的史著与史观③，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前辈和方家。
一、历史家的著作与才华
文艺复兴时代最引领风骚的就是人文主义运动，而人文主义运动首要标榜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人的解放”。人性的尊严与理性藉由世俗化的浪潮，开始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下挣脱出来。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而马基雅维里站在人文主义运动的前列，是这时代的弄潮儿。作为这一时代开辟新路的杰出史家，不管有意或无意，他为后人留下了系列的历史著作，分别为当代史之作《君王论》、近代史之作《佛罗伦萨史》、古代史之作《李维罗马史疏义》，为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之途增添了新路标。由于历史观的诠释需要以历史学家的文本分析为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的系列历史著作作一些必要的解读。
学界通常将《君王论》（又译《君主论》）④ 归类于政治思想论著，这自然是不错的。倘若转换视角，我认为它也是一本影响后世深远，同时也是描写“当代史”气味最浓厚的一本历史著作。其内容所引用的事实几乎全都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从他的献辞就说明了写作的目的：“罄我所有之事物中最为可贵者，莫过于古今伟人之言行知识，此乃我多年观察时事及不断研究以往之所得，而加深思博审，撰成此集，以作指南，谨呈殿下。”[1]（p. 17）马基雅维里透过自身对历史的研究与现世的观察，找出成为完美君主的特质与方法，以提供有心人士做为范例仿效和借鉴⑤。《君王论》一书中不断运用“借古知今”的“春秋笔法”，提供大量现当代重要的事例，目的是使读者从中甄选出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重新检视当时佛罗伦萨与意大利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进一步富强长治，完成统一的可能。有论者说当代流行的箴规篇书籍所涉猎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堪称此类著作最成熟的佳作。[2]（p. 87）说得也是法国新史学家让·拉库蒂尔所说的“即时史学”[3]（p. 197），不是注重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特别关注“正在发生的变化”，即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史学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说的：“他（马克思）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4]（p. 582）而马基雅维里在那时的时代背景里，也是对“活生生的时事”有一种“卓越的理解”。据此，我们称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为“即时史”（当代史），亦无不可。
马基雅维里的另一史学名著《佛罗伦萨史》⑥，是一部比较多人讨论的“近代史”著述。内容主要以麦第奇家族一百五十年期间统治佛罗伦萨为主轴，讨论佛罗伦萨与意大利政局整体变化的关系。⑦《佛罗伦萨史》当时曾有不少人文主义学者写作过，而马基雅维里与其它史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抛弃了以往排列史实的编年手法，将国内外各种因素连结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叙述共和国历经内争外患，终于沉沦的历史过程，并进而力图洞察人类活动背后的形形色色现象，尽量从中找到普遍的规律或共同的动机。他开宗明义的写道：“应当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会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5]（p. 50）近代文化史家布克哈特也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把他出生的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有这样观念的人。”[6]（pp. 80-81）可见本书的独特性与对后代历史写作发展的贡献。
此外，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其优美的文字与大量精彩的演讲词。马基雅维里书中文情并茂的演说词能将论述衬托得更有说服力。文艺复兴时代仿古风气盛行，而马氏模仿古典史家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使用许多以第一人称或以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讲词来增添作品的丰富性。虽以现在的眼光检视时，会发现其内容大多是根据历史事实发生的场合，再经由马氏杜撰而成。但透过这种写作方式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在当时这种历史书写手法也许是能被读者广泛接受的。
《李维罗马史疏义》⑧ 则是一部篇幅宏大、章节细腻的“古代史”巨作。马基雅维里利用古代材料来解释评论了李维的《罗马史》，说明罗马的创建、向外扩张的发展过程，并借用分析李维的历史作品，阐述自己的论点。从书中的前言我们可知作者撰写的宏大远景：“寄望纠正人们的这个错误，我判断有必要就泰勒斯·李维书中尚未被时代给恶意拦截的卷册，写下我根据古代知识与现代的事情-判断为了增进对于他们的了解所不可或缺的心得，为的是使阅读我这些陈述的那些人，能够更容易从中汲取为人应该向历史知识寻求的那种效益。”[7]（p. 5）由于他认为李维时代的罗马跟自己所处的佛罗伦萨负有同样的使命，故希望藉由罗马历史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目前的政治局面。虽然《李维罗马史疏义》是以古代史的面目出现，但历史启导的功能，即运用过去经验以解决现在问题的“治史之道”，一直是马基雅维里的史学理念。故本书实际上成了一部借助罗马历史，以借鉴于当世的古代历史著作。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意大利复杂国际政局情势的激发下，马基雅维里以他自己的宦海生涯与闲暇时的深刻思索，撰写出了一系列的历史论著，取得了突破性的史学成绩，堪称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卓越代表。
二、历史谁主沉浮——有限的宿命论史观
为了区别于中古时期一切以“神的旨意”为依归的思想、人文主义学者努力将人与神的议题分开讨论，重视个体的自由意识。然而对于人们而言，命运女神仍是他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马基雅维里也是如此。他对“命运”的看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君王论》第二十五章“机运在人类事务中之影响及对抗机运之道”内容的讨论。他说：“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能完全消灭，我想命运诚然决定了我们一半的行动，但他还允许剩下的另一半左右的行动让我们自己来决定。”[1]（p. 106）历年来许多学者都从这章探讨出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是命运的主宰，脱离了中古基督教神学主导人生的哲学思想，强化了文艺复兴时代肯定人类自身价值的思想。然而仔细深入讨论之，便可发现他在解释历史时，仍然有中古时期对于“神”主宰人类生活的影子。事实上，思想的承传不可能是机械的切割，而是在新与旧、传统与革新之间有着藕断丝连的紧密关联，马基雅维里的这一史观也可作如是观。
在古典时期“命运女神”概念已经出现，她代表着人们生活中，有某种力量在背后影响或主宰一切，即使到了基督教时代，命运女神的形象也没有就此消失，而是转化成为上帝旨意的执行者。不可否认的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心目中，“宿命论”的观点依然潜在，马基雅维里身处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自然也不例外。尤其他在探讨古往今来君王成败的原因时，便发现一位成功者唯有具备随时洞察时代的灵敏特质，随时改变自己以迎合命运女神的喜好才可以永远享受成功的滋味。⑨ 换言之，马基雅维里虽然主张人们可以运用自由意识支配命运一半的行动，但这也代表我们其实只能掌握“部分”行动的空间，最好的状况顶多跟命运分庭抗礼而已，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握是部分空虚的。此外，马基雅维里也不断提到，若要一直保持优势，最好的办法不是与命运女神采取对立状态，而是要配合她的旨意。当命运女神决定改变走势时，人们必须顺时势而改变，以适应新环境，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过是否能“百试百灵”，马基雅维里或许自己也不确定。由此可知，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似乎受基督教影响，神的地位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出“宿命论”的史观。
不过，马基雅维里对于历史中的宿命论思想，并没有采取消极的态度束手就擒，随意让命运操弄，反而在作品中不断呈现积极的人文主义思想，甚至影响到近代理性主义的史学思潮。⑩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命运虽很难让人洞察先机，但可能会留下伏笔，埋下足以影响全局的种子。因此，马基雅维里在书中一再强调，人绝对不可以放弃努力与信心。他说：“他们真的永远不该灰心丧志，因为他们不知道它（运气）目的何在，而他行事又是拐弯抹角的不走常道，他们应该常怀希望，有希望就不会灰心丧志，不论他们处身在什么样的运气和什么样的痛苦当中。”[7]（p. 207 ）马基雅维里的行文中不断的鼓励人们使用“积极”的态度处理难以控制的“宿命”问题，流露出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从《李维罗马史疏义》卷二序的标题：“不得不厚古薄今已策未来”可知，写历史的目的是让人具有主动改变未知命运的可能性。在《佛罗伦萨史》中，他也认为虽目前政局混乱，但不能就此灰心丧志。他强调：“提醒各位，这些坏事造成的后果，不应当使您们对是否有力量压制当前混乱的问题缺乏信心。”[5]（p. 131）。由此可知，马基雅维里在解释历史时，并非完全用悲观的“宿命论”角度来看，反而在宿命论中增加许多“人”因为积极进取而可能有所作为的层面，形成了“有限的宿命论”史观。
简言之，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中古以来神对于人的主宰观念影响，偶尔流露出“天意难测”的无奈。然而，他的宿命论却不同于以往完全“听天由命”的消极史观，反而主张人们“积极行动”的必要性，毕竟人拥有自由意志，不论处于好运或厄运，都应当保持坚定的态度，所以“世俗化”的趋向仍是他的主流态度，形成“有限的宿命论”史观。虽然没有像近代史学思潮如此讲求人的“理性”层面，但却也代表着人文主义史学者有意识的区别中古基督教史学观点。
三、历史走向何方—乐观的进步史观
如前所述，人文主义史学可能因时代交迭而受中古神学史观的影响，但马基雅维里在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观，依然流露出积极向上的意义。除了有限的宿命论史观外，马基雅维里那乐观进取的“进步史观”更能体现“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知道当人文主义学者从古典时代作品寻求慰藉时，多少吸取了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观念。《佛罗伦萨史》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可以看得出来，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的事情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致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弱；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在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5]（p. 234）我们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似乎认同古典时代这种“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但若将其放置在他整个学说的背景下，便会发现马基雅维里的内在思维并非如此单纯。
首先，马基雅维里因企图解救意大利人民于水深火热，为君王们指点迷津，寻求治世良方。《君王论》最后几章明白地说出写此书的用意，就是希望能有救世主出现。而在《李维罗马史疏义》谈论共和国体制利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建议选择混合式政府；《佛罗伦萨史》从历史角度探讨衰弱原因，以探求振兴祖国之道。为了“解决”现世的危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马基雅维里一再重复并苦口婆心的给予领导者劝诫与建议，认为只有看清楚现实，再配合上适当的方法，才能带领大家脱离苦海，打破历史循环论，以迎向美好的未来。由此我们可知，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其实带有乐观的“进步主义”史观。
其次，马基雅维里为了彻底的揭示意大利混乱的根本原因，便提出“人性本恶”的概念。在他的学说中，人性本恶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不论《君王论》、《李维罗马史疏义》或《佛罗伦萨史》都有阐述人性恶的理念。（11） 正是因为坚持人性本恶的理论，马基雅维里唯有不断提醒领导者认清人性“真实”的一面，才能采取积极的措施，运用特殊的手腕处理问题，使事态朝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在《李维罗马史疏义》中说：“智虑周详的共和国家规划者，如果他意图促进的不是个人而是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继承人而是为了共同的祖国，那就应该奋力争取独享的权势。……，就像罗穆勒斯那样，过程总是可以既往不咎，因为该受谴责的是以暴力从事破坏的人，而不是以暴力从事修补的人。”[7]（p. 30）所以他不但没有将“人性本恶”为无可救药，反而是利用此特质，教导统治者如何树立整治社会的信心，运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法则，将国家带往更美好的未来。所以马基雅维里依然对现世充满希望，再次突显出他的“进步主义”的思想。
再者，倘若追溯他的进步史观，可明显的发现是承继于中古时代的史学思想。在中古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史家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连成一体，构成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各个历史时期，以共同完成上帝所赋予它们的使命，表现出一个不断的递进过程。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古典时代流行的历史演化“灾变论”和“循环论”，至此被彻底抛弃。[8]（p. 97）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学家虽把现世视为一种赎罪的过程，但他们所描绘的人类未来历史前景，却是美好、诱人的，因为信仰基督教意味着做好准备接受末日审判以获得上帝的拯救。在这一层宗教外衣包裹下，正是一种历史“进步”，不断向“上”的观念，截然不同于希腊的“今不如昔”或罗马史学那种“历史循环论”的论调。虽然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但在吸取古典文化以解释历史时，却不可避免的将中古时代对史学的看法融入其中，展现出对人类未来乐观的“进步史观”。
由此看来，马基雅维里借鉴于古代历史，是让人们警觉到若是安逸自守、不知随时代转变而调整步伐的话，便会永远流落于“循环论”的悲剧漩涡之中。如他写《李维罗马史疏义》的旨趣就在于摄取过去的前车之鉴，并积极地为执政提供者实际的方法谋略，以突破历史循环的悲剧。（12） 再加上他对人性本恶的认识，使得执政者能更有效地进行管理统治。正是有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清楚认识，才有摆脱循环论的可能；正是有了针对人性恶的措施，人类社会才有了停止动乱取得进步的可能。[9]（p. 116）在他系列历史作品中，不断宣扬这一理念，表现出其对未来社会进步的自发性殷切期望及隐藏于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其史学观点承继一些中古的史学思想，却更开启了启蒙时期史家对历史进步的观念，显示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艺复兴，新的开端。作为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马基雅维里的系列历史著作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最高水平，由此而呈现出来的历史观与思想是卓越无比，且可烛照后世。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这样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物。当然，他的不足也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所致。一言以蔽之，他是佛罗伦萨最忧国忧民的市民，意大利最具前瞻与才华的智者，更是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
注释：
①如恩格斯也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家头衔置于历史家之前。（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第445-446页。）Trygve R. Tholfsen在Historical Thinking一书中，对马氏的史学描述只有不到两行文字，从他的惜墨如金的笔法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基雅维里历史学家地位的低落。（参见Trygve R. 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Harper&Row, 1967, PP. 72-3。）
②关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研究，论著作品可说是汗牛充栋，其中以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与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最为受学界重视。利奥·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个无法无天的“邪恶之师”，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从他开始放弃了传统对“善”的追求，转向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现实争斗中，为政治哲学堕落的罪魁祸首。但昆丁·史金纳则极力洗刷马基雅维里的罪名，主张唯有把他放回共和主义的脉络里，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本质与观念的承继。而大陆学界研究范围尽管包含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军事、史学思想等方面，但像周春生教授的大文：《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之批评》（未刊，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历史所联合主办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这样深入讨论其作品与史学思想者不多见，可知我们仍有研究空间可做；至于台湾学界研究面向，则集中于政治思想讨论，如萧高彦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结构的看法并提出反思。（参见萧高彦〈马基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政治学科论丛》，第9卷，台北：政治学科论丛，1998年，页145-171。）张旺山则以“国家理性”观点阐述马基雅维里思想等。（参见张旺山〈马基维理革命：「国家理性」观念初探之一〉，《政治社群》，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年，页77-102。）
③关于西方讨论马基雅维里史学方面，可参考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的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Norton, 1984. 此书也许是研究马基雅维里史学思想与方法颇具权威的著作之一。但他多集中讨论《佛罗伦萨史》的史学特色，而对《君王论》与《李维罗马史疏义》的史学意涵的探讨则相对不足，当可再延伸补充。大陆学界方面，总体来说对马氏史学领域研究不够，只是有一些重复性的文章；而台湾基本上只有在西方史学史这种通论性著作中才会稍有提及。作为一位政治家，人们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颇多，但若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检视之，对他的史学探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和必要。
④本文使用中文译本为：马基维利著，何欣译《君王论》，台湾中华书局，1966年。关于此书的中译本，通常见到的另有潘汉典译的《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等版本。又，关于马基雅维里也有许多译名，不容在此一一赘举。
⑤可参考《君王论》第七章：以他人力量或幸运而得到的新王国。他推崇摩西、塞鲁士、狄修士、罗谬拉斯，甚至当代的朱理亚斯二世等。举出了不少古代与现代成功或失败者的事例，并对他们做出评论。
⑥本文使用中文译本为：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⑦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虽成书最晚，但以讨论他系列历史作品的角度视之，宜把《佛罗伦萨史》放置在《君王论》之后。
⑧本文使用中文译本为：马基维利著、吕健忠译《利瓦伊罗马史疏义》，左岸文化，2003年。此书的中译本另见有冯克利译的《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⑨参考马基维利著、何欣译《君王论》，第107页。《君王论》第二十五章说道：“行动方式相同的两个人，一个达到目的，另一个却不能。……如果一个人行动审慎而聪明。时机和环境又有利于他，他就会成功；如果时机和环境不利于他，而他又不能改变其行动以顺应这种不利，他就会失败。”可知人与命运的紧密关系。“无奈天意弄人”，因此天意在某个时候与场合，还是具有决定性的。
⑩关于此问题，《李维罗马史疏义》就有很好的例证。如他在讨论罗马城被高卢人攻陷的历史时，便陈述出有时候命运女神所带来的挫折，其实是为了成就更伟大的功业。可参考马基维利著、吕健忠译，《李维罗马史疏义》，第206页。
（11）如《君王论》第十七章说到：“人们是忘恩负义的，变化无常的，好作伪的，急于避免危险而贪求无厌的。”（《君王论》，第76页。）从《利瓦伊罗马史疏义》讲述十人团的故事时，也可看出“人多么容易腐化”。（《李维罗马史疏义》，第94页。）而《佛罗伦萨史》谈到：“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因为时代变了，就使人们有合乎道理的根据希望，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的城邦就可以享有较好的命运。”（《佛罗伦萨史》，第131页。）但好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却是：“压制野心，废除那些鼓动派别活动的人搞的那些法律条例，只采用那些满足公民自由所要求的新原则而取而代之。”（《佛罗伦萨史》，第131页。）这依然是针对人性恶的措施，如果这样做能压倒动乱的话，那么动乱的原因必定是人们的天性恶劣。
（12）马基雅维里在《李维罗马史疏义》第一卷前言就说明他的写作目的：“寄望纠正人们的这个错误，我判断有必要就泰勒斯·利瓦伊书中尚未被时代给恶意拦截的卷册，写下我根据古代知识与现代的事情判断为了增进对于他们的了解所不可或缺的心得，为的是使阅读我这些陈述的那些人，能够更容易从中汲取为人应该向历史知识寻求的那种效益。”藉由分析论述历史，表现出他对现世局面热忱态度，情感澎湃，令人动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7年4期第79～82页
【作者简介】陈家莹，台湾东吴大学 历史研究所，台北
陈家莹（1982— ），女，台湾台北人，东吴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生。
| 【内容提要】 | 马基雅维里不仅是对后世颇具影响的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第一流历史学家。他的《君王论》、《佛罗伦萨史》、《李维罗马史疏义》构成了系列的历史著作，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史学家才华。他的历史观，既表现出对旧时代的传承，但更显示了对新时代的开拓，以及对后世的深远意义。马基雅维里史学是西欧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代表，堪称为西方史学史上杰出的史家。 |
在西方学术史上，有一个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的现象，即当某些才华洋溢的学者，以多种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历史学家的身分往往容易被其它头衔与光环所掩盖，如十八世纪著名的史家大卫·休谟被“不可知论”哲学家的形象所取代，十九世纪法国卓越史家梯也尔被政治家的“劣绩”行为而误解，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亦然。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基雅维里为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样卓越的历史学家的地位也往往被他政治家或其政治思想的成就所埋没。① 但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基雅维里首先是位历史学家。因为他的政治思想或其它方面的成就，无不以历史学家的史才为基础，难道不是吗？
综观海内外学界，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的探讨及成果，② 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倘若忽视马基雅维里在西方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以偏概全，那么对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恐怕也是难以全面和深入的。鉴于此，本文就马基雅维里的史著与史观③，略陈己见，以求教于前辈和方家。
一、历史家的著作与才华
文艺复兴时代最引领风骚的就是人文主义运动，而人文主义运动首要标榜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人的解放”。人性的尊严与理性藉由世俗化的浪潮，开始从宗教神学的禁锢下挣脱出来。这是一个需要巨人、产生巨人的时代，而马基雅维里站在人文主义运动的前列，是这时代的弄潮儿。作为这一时代开辟新路的杰出史家，不管有意或无意，他为后人留下了系列的历史著作，分别为当代史之作《君王论》、近代史之作《佛罗伦萨史》、古代史之作《李维罗马史疏义》，为漫长的西方史学史之途增添了新路标。由于历史观的诠释需要以历史学家的文本分析为前提，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基雅维里的系列历史著作作一些必要的解读。
学界通常将《君王论》（又译《君主论》）④ 归类于政治思想论著，这自然是不错的。倘若转换视角，我认为它也是一本影响后世深远，同时也是描写“当代史”气味最浓厚的一本历史著作。其内容所引用的事实几乎全都是当时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历史上的实例和古代典型的史例。从他的献辞就说明了写作的目的：“罄我所有之事物中最为可贵者，莫过于古今伟人之言行知识，此乃我多年观察时事及不断研究以往之所得，而加深思博审，撰成此集，以作指南，谨呈殿下。”[1]（p. 17）马基雅维里透过自身对历史的研究与现世的观察，找出成为完美君主的特质与方法，以提供有心人士做为范例仿效和借鉴⑤。《君王论》一书中不断运用“借古知今”的“春秋笔法”，提供大量现当代重要的事例，目的是使读者从中甄选出那些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重新检视当时佛罗伦萨与意大利所面临的危机，寻求解决之道，进一步富强长治，完成统一的可能。有论者说当代流行的箴规篇书籍所涉猎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堪称此类著作最成熟的佳作。[2]（p. 87）说得也是法国新史学家让·拉库蒂尔所说的“即时史学”[3]（p. 197），不是注重研究“已完成的变化”，而是特别关注“正在发生的变化”，即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史学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时所说的：“他（马克思）对活生生的时事有这种卓越的理解。”[4]（p. 582）而马基雅维里在那时的时代背景里，也是对“活生生的时事”有一种“卓越的理解”。据此，我们称马基雅维里的《君王论》为“即时史”（当代史），亦无不可。
马基雅维里的另一史学名著《佛罗伦萨史》⑥，是一部比较多人讨论的“近代史”著述。内容主要以麦第奇家族一百五十年期间统治佛罗伦萨为主轴，讨论佛罗伦萨与意大利政局整体变化的关系。⑦《佛罗伦萨史》当时曾有不少人文主义学者写作过，而马基雅维里与其它史家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抛弃了以往排列史实的编年手法，将国内外各种因素连结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叙述共和国历经内争外患，终于沉沦的历史过程，并进而力图洞察人类活动背后的形形色色现象，尽量从中找到普遍的规律或共同的动机。他开宗明义的写道：“应当弄清楚的是，经过一千年的辛勤劳苦之后，佛罗伦萨竟然会变得这么衰微孱弱，其原因究竟何在。”[5]（p. 50）近代文化史家布克哈特也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把他出生的城市描写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把它的发展描写为是一个自然而独特的过程；他是近代人中第一个有这样观念的人。”[6]（pp. 80-81）可见本书的独特性与对后代历史写作发展的贡献。
此外，本书值得一提的是其优美的文字与大量精彩的演讲词。马基雅维里书中文情并茂的演说词能将论述衬托得更有说服力。文艺复兴时代仿古风气盛行，而马氏模仿古典史家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使用许多以第一人称或以第三人称发表的演讲词来增添作品的丰富性。虽以现在的眼光检视时，会发现其内容大多是根据历史事实发生的场合，再经由马氏杜撰而成。但透过这种写作方式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在当时这种历史书写手法也许是能被读者广泛接受的。
《李维罗马史疏义》⑧ 则是一部篇幅宏大、章节细腻的“古代史”巨作。马基雅维里利用古代材料来解释评论了李维的《罗马史》，说明罗马的创建、向外扩张的发展过程，并借用分析李维的历史作品，阐述自己的论点。从书中的前言我们可知作者撰写的宏大远景：“寄望纠正人们的这个错误，我判断有必要就泰勒斯·李维书中尚未被时代给恶意拦截的卷册，写下我根据古代知识与现代的事情-判断为了增进对于他们的了解所不可或缺的心得，为的是使阅读我这些陈述的那些人，能够更容易从中汲取为人应该向历史知识寻求的那种效益。”[7]（p. 5）由于他认为李维时代的罗马跟自己所处的佛罗伦萨负有同样的使命，故希望藉由罗马历史的兴国故事做榜样，来改造目前的政治局面。虽然《李维罗马史疏义》是以古代史的面目出现，但历史启导的功能，即运用过去经验以解决现在问题的“治史之道”，一直是马基雅维里的史学理念。故本书实际上成了一部借助罗马历史，以借鉴于当世的古代历史著作。
总之，在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与意大利复杂国际政局情势的激发下，马基雅维里以他自己的宦海生涯与闲暇时的深刻思索，撰写出了一系列的历史论著，取得了突破性的史学成绩，堪称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史学的卓越代表。
二、历史谁主沉浮——有限的宿命论史观
为了区别于中古时期一切以“神的旨意”为依归的思想、人文主义学者努力将人与神的议题分开讨论，重视个体的自由意识。然而对于人们而言，命运女神仍是他们最关注的话题之一，马基雅维里也是如此。他对“命运”的看法，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君王论》第二十五章“机运在人类事务中之影响及对抗机运之道”内容的讨论。他说：“我们的自由意志不能完全消灭，我想命运诚然决定了我们一半的行动，但他还允许剩下的另一半左右的行动让我们自己来决定。”[1]（p. 106）历年来许多学者都从这章探讨出马基雅维里认为人是命运的主宰，脱离了中古基督教神学主导人生的哲学思想，强化了文艺复兴时代肯定人类自身价值的思想。然而仔细深入讨论之，便可发现他在解释历史时，仍然有中古时期对于“神”主宰人类生活的影子。事实上，思想的承传不可能是机械的切割，而是在新与旧、传统与革新之间有着藕断丝连的紧密关联，马基雅维里的这一史观也可作如是观。
在古典时期“命运女神”概念已经出现，她代表着人们生活中，有某种力量在背后影响或主宰一切，即使到了基督教时代，命运女神的形象也没有就此消失，而是转化成为上帝旨意的执行者。不可否认的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文人心目中，“宿命论”的观点依然潜在，马基雅维里身处在这样的时代氛围里，自然也不例外。尤其他在探讨古往今来君王成败的原因时，便发现一位成功者唯有具备随时洞察时代的灵敏特质，随时改变自己以迎合命运女神的喜好才可以永远享受成功的滋味。⑨ 换言之，马基雅维里虽然主张人们可以运用自由意识支配命运一半的行动，但这也代表我们其实只能掌握“部分”行动的空间，最好的状况顶多跟命运分庭抗礼而已，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握是部分空虚的。此外，马基雅维里也不断提到，若要一直保持优势，最好的办法不是与命运女神采取对立状态，而是要配合她的旨意。当命运女神决定改变走势时，人们必须顺时势而改变，以适应新环境，才能保持最佳状态。不过是否能“百试百灵”，马基雅维里或许自己也不确定。由此可知，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似乎受基督教影响，神的地位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呈现出“宿命论”的史观。
不过，马基雅维里对于历史中的宿命论思想，并没有采取消极的态度束手就擒，随意让命运操弄，反而在作品中不断呈现积极的人文主义思想，甚至影响到近代理性主义的史学思潮。⑩ 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命运虽很难让人洞察先机，但可能会留下伏笔，埋下足以影响全局的种子。因此，马基雅维里在书中一再强调，人绝对不可以放弃努力与信心。他说：“他们真的永远不该灰心丧志，因为他们不知道它（运气）目的何在，而他行事又是拐弯抹角的不走常道，他们应该常怀希望，有希望就不会灰心丧志，不论他们处身在什么样的运气和什么样的痛苦当中。”[7]（p. 207 ）马基雅维里的行文中不断的鼓励人们使用“积极”的态度处理难以控制的“宿命”问题，流露出他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从《李维罗马史疏义》卷二序的标题：“不得不厚古薄今已策未来”可知，写历史的目的是让人具有主动改变未知命运的可能性。在《佛罗伦萨史》中，他也认为虽目前政局混乱，但不能就此灰心丧志。他强调：“提醒各位，这些坏事造成的后果，不应当使您们对是否有力量压制当前混乱的问题缺乏信心。”[5]（p. 131）。由此可知，马基雅维里在解释历史时，并非完全用悲观的“宿命论”角度来看，反而在宿命论中增加许多“人”因为积极进取而可能有所作为的层面，形成了“有限的宿命论”史观。
简言之，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不可避免的受到来自中古以来神对于人的主宰观念影响，偶尔流露出“天意难测”的无奈。然而，他的宿命论却不同于以往完全“听天由命”的消极史观，反而主张人们“积极行动”的必要性，毕竟人拥有自由意志，不论处于好运或厄运，都应当保持坚定的态度，所以“世俗化”的趋向仍是他的主流态度，形成“有限的宿命论”史观。虽然没有像近代史学思潮如此讲求人的“理性”层面，但却也代表着人文主义史学者有意识的区别中古基督教史学观点。
三、历史走向何方—乐观的进步史观
如前所述，人文主义史学可能因时代交迭而受中古神学史观的影响，但马基雅维里在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观，依然流露出积极向上的意义。除了有限的宿命论史观外，马基雅维里那乐观进取的“进步史观”更能体现“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积极角色。我们知道当人文主义学者从古典时代作品寻求慰藉时，多少吸取了古希腊的历史循环观念。《佛罗伦萨史》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可以看得出来，在兴衰变化规律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的事情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致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弱；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在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5]（p. 234）我们可以发现马基雅维里似乎认同古典时代这种“周而复始”的历史循环论。但若将其放置在他整个学说的背景下，便会发现马基雅维里的内在思维并非如此单纯。
首先，马基雅维里因企图解救意大利人民于水深火热，为君王们指点迷津，寻求治世良方。《君王论》最后几章明白地说出写此书的用意，就是希望能有救世主出现。而在《李维罗马史疏义》谈论共和国体制利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建议选择混合式政府；《佛罗伦萨史》从历史角度探讨衰弱原因，以探求振兴祖国之道。为了“解决”现世的危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马基雅维里一再重复并苦口婆心的给予领导者劝诫与建议，认为只有看清楚现实，再配合上适当的方法，才能带领大家脱离苦海，打破历史循环论，以迎向美好的未来。由此我们可知，马基雅维里的史学思想，其实带有乐观的“进步主义”史观。
其次，马基雅维里为了彻底的揭示意大利混乱的根本原因，便提出“人性本恶”的概念。在他的学说中，人性本恶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不论《君王论》、《李维罗马史疏义》或《佛罗伦萨史》都有阐述人性恶的理念。（11） 正是因为坚持人性本恶的理论，马基雅维里唯有不断提醒领导者认清人性“真实”的一面，才能采取积极的措施，运用特殊的手腕处理问题，使事态朝向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如在《李维罗马史疏义》中说：“智虑周详的共和国家规划者，如果他意图促进的不是个人而是共同利益，不是为了自己的继承人而是为了共同的祖国，那就应该奋力争取独享的权势。……，就像罗穆勒斯那样，过程总是可以既往不咎，因为该受谴责的是以暴力从事破坏的人，而不是以暴力从事修补的人。”[7]（p. 30）所以他不但没有将“人性本恶”为无可救药，反而是利用此特质，教导统治者如何树立整治社会的信心，运用过去的历史经验法则，将国家带往更美好的未来。所以马基雅维里依然对现世充满希望，再次突显出他的“进步主义”的思想。
再者，倘若追溯他的进步史观，可明显的发现是承继于中古时代的史学思想。在中古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史家将各民族、国家的历史连成一体，构成相互衔接、互相影响的各个历史时期，以共同完成上帝所赋予它们的使命，表现出一个不断的递进过程。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使古典时代流行的历史演化“灾变论”和“循环论”，至此被彻底抛弃。[8]（p. 97）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学家虽把现世视为一种赎罪的过程，但他们所描绘的人类未来历史前景，却是美好、诱人的，因为信仰基督教意味着做好准备接受末日审判以获得上帝的拯救。在这一层宗教外衣包裹下，正是一种历史“进步”，不断向“上”的观念，截然不同于希腊的“今不如昔”或罗马史学那种“历史循环论”的论调。虽然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学者，但在吸取古典文化以解释历史时，却不可避免的将中古时代对史学的看法融入其中，展现出对人类未来乐观的“进步史观”。
由此看来，马基雅维里借鉴于古代历史，是让人们警觉到若是安逸自守、不知随时代转变而调整步伐的话，便会永远流落于“循环论”的悲剧漩涡之中。如他写《李维罗马史疏义》的旨趣就在于摄取过去的前车之鉴，并积极地为执政提供者实际的方法谋略，以突破历史循环的悲剧。（12） 再加上他对人性本恶的认识，使得执政者能更有效地进行管理统治。正是有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清楚认识，才有摆脱循环论的可能；正是有了针对人性恶的措施，人类社会才有了停止动乱取得进步的可能。[9]（p. 116）在他系列历史作品中，不断宣扬这一理念，表现出其对未来社会进步的自发性殷切期望及隐藏于心中的乐观主义精神。虽然其史学观点承继一些中古的史学思想，却更开启了启蒙时期史家对历史进步的观念，显示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艺复兴，新的开端。作为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人文主义的“领军人物”，马基雅维里的系列历史著作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史学的最高水平，由此而呈现出来的历史观与思想是卓越无比，且可烛照后世。正是这个时代造就了这样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物。当然，他的不足也是这个时代的局限性所致。一言以蔽之，他是佛罗伦萨最忧国忧民的市民，意大利最具前瞻与才华的智者，更是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流的历史学家。
注释：
①如恩格斯也把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家头衔置于历史家之前。（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2年，第445-446页。）Trygve R. Tholfsen在Historical Thinking一书中，对马氏的史学描述只有不到两行文字，从他的惜墨如金的笔法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基雅维里历史学家地位的低落。（参见Trygve R. Tholfsen, Historical Thinking, Harper&Row, 1967, PP. 72-3。）
②关于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研究，论著作品可说是汗牛充栋，其中以利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与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最为受学界重视。利奥·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维里是个无法无天的“邪恶之师”，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从他开始放弃了传统对“善”的追求，转向自私自利、不择手段的现实争斗中，为政治哲学堕落的罪魁祸首。但昆丁·史金纳则极力洗刷马基雅维里的罪名，主张唯有把他放回共和主义的脉络里，才能真正理解其思想本质与观念的承继。而大陆学界研究范围尽管包含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军事、史学思想等方面，但像周春生教授的大文：《道德的合理性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西方马基雅维里思想批评史之批评》（未刊，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世界历史所联合主办的“中外史学理论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这样深入讨论其作品与史学思想者不多见，可知我们仍有研究空间可做；至于台湾学界研究面向，则集中于政治思想讨论，如萧高彦从政治哲学角度探讨马基雅维里对政治结构的看法并提出反思。（参见萧高彦〈马基维利论政治秩序—一个形上学的考察〉，《政治学科论丛》，第9卷，台北：政治学科论丛，1998年，页145-171。）张旺山则以“国家理性”观点阐述马基雅维里思想等。（参见张旺山〈马基维理革命：「国家理性」观念初探之一〉，《政治社群》，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年，页77-102。）
③关于西方讨论马基雅维里史学方面，可参考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的Machiavelli and Guicciardini: Politics And History In Sixteenth-Century Florence: New York: Norton, 1984. 此书也许是研究马基雅维里史学思想与方法颇具权威的著作之一。但他多集中讨论《佛罗伦萨史》的史学特色，而对《君王论》与《李维罗马史疏义》的史学意涵的探讨则相对不足，当可再延伸补充。大陆学界方面，总体来说对马氏史学领域研究不够，只是有一些重复性的文章；而台湾基本上只有在西方史学史这种通论性著作中才会稍有提及。作为一位政治家，人们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颇多，但若以历史学家的角度检视之，对他的史学探索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和必要。
④本文使用中文译本为：马基维利著，何欣译《君王论》，台湾中华书局，1966年。关于此书的中译本，通常见到的另有潘汉典译的《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等版本。又，关于马基雅维里也有许多译名，不容在此一一赘举。
⑤可参考《君王论》第七章：以他人力量或幸运而得到的新王国。他推崇摩西、塞鲁士、狄修士、罗谬拉斯，甚至当代的朱理亚斯二世等。举出了不少古代与现代成功或失败者的事例，并对他们做出评论。
⑥本文使用中文译本为：马基雅维里著、李活译《佛罗伦萨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
⑦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虽成书最晚，但以讨论他系列历史作品的角度视之，宜把《佛罗伦萨史》放置在《君王论》之后。
⑧本文使用中文译本为：马基维利著、吕健忠译《利瓦伊罗马史疏义》，左岸文化，2003年。此书的中译本另见有冯克利译的《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⑨参考马基维利著、何欣译《君王论》，第107页。《君王论》第二十五章说道：“行动方式相同的两个人，一个达到目的，另一个却不能。……如果一个人行动审慎而聪明。时机和环境又有利于他，他就会成功；如果时机和环境不利于他，而他又不能改变其行动以顺应这种不利，他就会失败。”可知人与命运的紧密关系。“无奈天意弄人”，因此天意在某个时候与场合，还是具有决定性的。
⑩关于此问题，《李维罗马史疏义》就有很好的例证。如他在讨论罗马城被高卢人攻陷的历史时，便陈述出有时候命运女神所带来的挫折，其实是为了成就更伟大的功业。可参考马基维利著、吕健忠译，《李维罗马史疏义》，第206页。
（11）如《君王论》第十七章说到：“人们是忘恩负义的，变化无常的，好作伪的，急于避免危险而贪求无厌的。”（《君王论》，第76页。）从《利瓦伊罗马史疏义》讲述十人团的故事时，也可看出“人多么容易腐化”。（《李维罗马史疏义》，第94页。）而《佛罗伦萨史》谈到：“千万不要把过去这些动乱归罪于人们的天性恶劣，而应归之于时代，因为时代变了，就使人们有合乎道理的根据希望，只要有一个好政府，我们的城邦就可以享有较好的命运。”（《佛罗伦萨史》，第131页。）但好的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却是：“压制野心，废除那些鼓动派别活动的人搞的那些法律条例，只采用那些满足公民自由所要求的新原则而取而代之。”（《佛罗伦萨史》，第131页。）这依然是针对人性恶的措施，如果这样做能压倒动乱的话，那么动乱的原因必定是人们的天性恶劣。
（12）马基雅维里在《李维罗马史疏义》第一卷前言就说明他的写作目的：“寄望纠正人们的这个错误，我判断有必要就泰勒斯·利瓦伊书中尚未被时代给恶意拦截的卷册，写下我根据古代知识与现代的事情判断为了增进对于他们的了解所不可或缺的心得，为的是使阅读我这些陈述的那些人，能够更容易从中汲取为人应该向历史知识寻求的那种效益。”藉由分析论述历史，表现出他对现世局面热忱态度，情感澎湃，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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