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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纳斯执政时期（1988～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原因探析
张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京)2007年4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张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2004级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日 期】2007-03-21
【关 键 词】反对党崛起/革命制度党衰落/民众参政意识增强
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建立到1988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选举历程中，墨西哥政局保持相对稳定，没有出现政治混乱，这说明1988年之前的选举制度与墨西哥社会是相适应的。这种选举制度的存在取决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经济得到持续增长，为墨西哥积累了大量资源，革命制度党把这些资源分配给选民，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农村选民和有工会组织的工人，以物质利益争取选票，获得他们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墨西哥的民众参政意识较低，反对党的力量过于孱弱，革命制度党通过采取选举舞弊手段，以达到控制政权的目的。
萨利纳斯执政后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选举制度赖以生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一方面，1982年爆发的债务危机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墨西哥政府改变了实行近半个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经济重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大大降低。其结果是，政府再也无力完全满足选民的物质要求，其长期采用的经济惠顾手段开始失效。另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墨西哥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墨西哥人的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选民的参政意识开始增强。与此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多次选举制度改革为反对党提供了较大的政治发展空间，反对党开始崛起并壮大。反对党对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构成威胁，强烈反对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因此，选举制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选举制度势在必行。
一 反对党的崛起和壮大
墨西哥出现的政党制度相对较早，19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其政党政治变化不断，在历史上出现过数以千计的政党，不过大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1929年，由1000多个政党合并成立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① 此后，墨西哥独具特色的政党体制正式建立。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革命制度党控制联邦选举机构确保选举获胜，从而作为执政党控制国家的政权，但选举中必须有反对党的参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反对党势力较弱，选举中得票率不高，只是革命制度党的陪衬，作为革命制度党粉饰“民主”的工具而存在。左派反对党甚至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卫星党”，它们领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占有革命制度党所“恩赐”的众议员席位。作为回报，它们必须在立法过程中无条件地支持革命制度党，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政治盟友。直到1977年政治改革放松了政党登记的条件，新的反对党——特别是持左派思想的政党——在选举中的力量得到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左的和右的反对党已崛起和壮大，对革命制度党形成威胁和挑战，它们强烈要求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争取选举程序透明化和政治民主化。
（一）国家行动党的壮大
国家行动党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唯一的反对党。这一政党是1939年由一些商人、天主教徒、知识分子、专业人员等因反对卡德纳斯的改革而组建的。建党后除1976年因内部分歧未推选出总统候选人而没有参加选举外，它一直参与墨西哥联邦的选举，因此被称为革命制度党的“忠实的反对党”。虽然该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逐年上升并得到稳定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该党党员相对较少，其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国家行动党开始壮大，在联邦和地方选举中有了惊人的表现，超出了革命制度党的预期，开始全面挑战革命制度党的权威。国家行动党的壮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地区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政党。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缓和来自人民的压力以维持其统治，埃切维里亚总统实施了民众主义的经济政策，波蒂略总统则进行了银行体系的国有化。这些措施震动了富有的商人，破坏了政府与商业部门之间传统的平衡关系。与此相对照，国家行动党则提出，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要求进行选举改革，争取“干净选举”，使墨西哥实现政治自由化。这些主张符合昔日革命制度党的传统盟友——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们开始积极加入国家行动党，与天主教会联合共同成为国家行动党的忠实选民，国家行动党的成员急剧增加，到1988年其成员人数已达到4.9万名，在此基础上1991年又增加了50％。② 国家行动党的影响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北部地区，在中部城市也开始出现国家运动党的政治势力，但在南部边远地区的影响仍薄弱。
二是在选举中连续获胜。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偶尔也会获胜，但因其获胜次数有限，并且不是重要市镇，并没有引起革命制度党的太多关注。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行动党在联邦选举和地方选举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就联邦选举而言，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众议院选举，国家行动党所获得选票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在1929～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从1952年的低于8％逐渐上升到1994年的28.60％；在众议院选举中，国家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76年的8.9％上升到1994年的26.8％。③ 在这一时期，国家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不仅赢得了许多城镇选举的胜利，而且在1989年赢得了下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的胜利，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建立以来反对党第一次在州长选举中获胜。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国家行动党分别在1991年和1992年赢得了瓜那华托州和奇瓦瓦州选举的胜利。从1976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前，国家行动党共赢得了27个市级政府选举的胜利；债务危机爆发后，仅1982～1983年国家行动党就获得了27个市政府选举的胜利。在萨利纳斯执政的6年内，国家行动党共获得了219个市政府选举的胜利，这表明了国家行动党在地方上的势力日益壮大。在众议院选举中，1979年国家行动党只在4个选区获得了多数，1988年则在38个选区获得了多数，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家行动党政治影响力的扩大。④
（二）左派政党的崛起
在墨西哥政治生活中虽然存在左派政党，但由于受到革命制度党的压制，其力量一直十分弱小。有些左派政党因达不到选举法规定的政党登记条件而无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如墨西哥共产党只是在1977年选举法改革放宽了政党登记条件后才成为合法政党）；另一些左派政党即使成功登记参加了全国选举，但为了求得自身生存而追随革命制度党，成为革命制度党的“附属党”“卫星党”（如社会主义人民党、社会主义劳工党等）。因此，长期以来革命制度党只面对国家行动党的挑战。但是这种状况到80年代、特别是在1988年选举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政党的崛起对革命制度党构成了威胁。
左派政党的崛起得益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选举改革。这一改革放宽了政党登记的条件，左派政党纷纷出现，有4个左派政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劳工党和墨西哥社会党）参加了1982年选举。不过，除个别的边远山区之外，此时的左派政党还无法对革命制度党形成挑战。而革命制度党为了应对1982年债务危机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致使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分裂，以夸·卡德纳斯和波·莱多为首的左派纷纷离开革命制度党，组建了民主潮流派。1988年民主潮流派联合卡德纳斯全国重建阵线党、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墨西哥社会主义党这3个左派党及中间党墨西哥真正革命党等组成联盟——全国民主阵线，共同推举夸·卡德纳斯为总统候选人参加1988年的总统选举。
左派政党在总统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据官方最后公布的选举结果，左派政党总统候选人卡德纳斯获得了32.5％的选票，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曼·克罗德尔获得了16.8％的选票，⑤ 左派政党联盟全国民主阵线超过国家行动党。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成立以来反对党候选人获得选票最多的一次。在众议院选举中，支持卡德纳斯的政党共获得了27.6％的选票，⑥ 也超过了国家行动党（国家行动党在1988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17.96％的选票）。因此，卡德纳斯领导的左派政党联盟在1988年已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二 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相对衰落
自1929年成立到1988年之前，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参议院的席位从未旁落，占有众议院中70％以上的席位。但从总体来看，革命制度党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衰落，并在1988年跌入了谷底。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在联邦选举中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下降了。一是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1958～1976年的得票率在80％以上，1982年降至68.43％，1988年选举时其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只得到了50.74％的选票。⑦ 二是在众议院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每10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从1961年的90.81％降至1970年的83.53％、1982年的69.29％。到1988年选举时，革命制度党只得到了50.37％的选票。⑧ 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下降表明，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统治表示不满，特别是1988年的选举结果被反对党指责为选举舞弊，引起了反对党大规模的抗议，使人们对墨西哥的选举丧失了信心，造成萨利纳斯政府合法性的缺失。为了重新树立政府的合法性，萨利纳斯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改革改善经济持续恶化的状况，通过社会计划给穷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换取民心，而且需要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恢复人民对选举的信心。
第二，在众议院的构成中，革命制度党占有的比重也在下降。1943年革命制度党控制了众议院的所有席位，1976年控制80％以上的席位，但从70年代末起革命制度党虽然仍控制众议院2/3以上的席位，但其所占有的比重有了大幅下滑。在1988年众议院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只占有52.6％的席位，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达到修改宪法所必需的2/3的多数席位。在众议院中革命制度党席位的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方面的原因是选举制度所规定的众议院席位的分配方式。为了维持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地位，萨利纳斯政府需要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改变这种对革命制度党具有削弱作用的众议院席位的分配方式。
第三，地方上革命制度党的势力开始缩小。
一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开始迅速下降。在1985年的中期选举中，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如墨西哥城区和下加利福尼亚），革命制度党分别获得42.6％和46.5％的支持；在奇瓦瓦、哈利斯科和墨西哥州，革命制度党分别获得52.1％、54.7％和56.4％的选票。在这些重要地区，革命制度党获得的支持率比全国平均支持率（65％）低了10～15个百分点。⑨
二是在地方（市级）选举中，反对党取得了巨大胜利。1980～1983年，国家行动党取得了38个市长选举的胜利。虽然这些胜利主要集中在小城镇，但也不乏在州府所在地获胜的情况。如国家行动党在华雷斯城、奇瓦瓦、杜兰戈、圣路易斯波托西、索诺拉州首府埃莫西约、蒙克洛瓦等选举中获胜。同时，墨西哥民主党在瓜那华托、墨西哥共产党在胡奇坦获胜。⑩
三是反对党在单一制选区中开始不断获得胜利。从1980年起，国家运动党在单一制选区获得选举胜利，1985年中期选举时反对党在11个单一制选区获胜，其中9个属于国家行动党，2个属于墨西哥真正革命党。（11） 1988年联邦选举中国家行动党在38个单一制选区获胜。
革命制度党的相对衰落，特别是1988年革命制度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没有达到2/3多数，使得革命制度党不能再随心所欲地修改宪法，即使它仍控制着选举机构，其操纵选举、篡改选举结果已变得困难，选举改革势在必行。
三 民众强烈反对“选举舞弊”
80年代之前，墨西哥民众的参政热情并不高，总体上说农村的参政程度要高于城市。农村穷人参政并不是关心墨西哥的民主化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被革命制度党组织起来参加投票的。80年代末，随着墨西哥日益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墨西哥民众的参政热情开始高涨，他们更加关注民主问题，强烈反对选举舞弊等现象。
1. 墨西哥民众参政意识的提高
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城市或农村）、性别、年龄等影响是提高民众参政意识的主要因素，其中引起选民参政意识变化的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区两方面因素。1959年社会学家加·阿尔蒙和西·韦尔巴在对1000名墨西哥人进行调查时发现，受访者只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中有51％“经常”或“时常”关心政治；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这一比重高达92％。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相差41％。可见，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墨西哥选民参政意识的重要因素。另外，城市是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方，这种集聚和流动使信息得到广泛快速的传播，从而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参政热情。正如约·贝利所注意到的，快速的城市化会中断传统的社会模式，会提升公众的国家政治意识。（12） 80年代后，墨西哥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居住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墨西哥人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加·阿尔蒙和西·韦尔巴在1959年调查时发现，只有15％的人受过初中教育，90年代这一比重已超过一半；1940年墨西哥全国的识字率只有52％，1992年已上升到96％。二是80年代墨西哥进一步城市化，早已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1950年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1980年这一比重已降至34％，（13） 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人的城市。
这些变化影响了墨西哥选民的参政意识。1959年加·阿尔蒙和西·韦尔巴在调查时发现，墨西哥选民的参政意识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选民。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55％的人“经常”或“时常”关心政治；与此相对照，美国和英国的受访者“经常”或“时常”关心政治的比重分别占80％和68％。（14） 而80年代后期，墨西哥民众的参政意识已与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民众参政意识相类似了。有人曾就1988年墨西哥总统选举、1989年西欧民主选举和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众所表现出的政治热情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是，墨西哥民众的参政热情与希腊和德国基本持平，仅比美国和丹麦稍低，但高于荷兰、英国、法国、加拿大、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15） 可见，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墨西哥民众已具备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开始关注政治民主化等问题。
2. 墨西哥选举的不平等性和选举舞弊
不平等性是墨西哥选举的主要特征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媒体曝光率不平等。1977年之前，媒体完全由政府控制，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宣传阵地，反对党鲜有机会在媒体上露面宣传其政策纲领。1977年选举法规定，在竞选期间向所有登记的政党提供免费的电视广播时间。从表面上看反对党获得了媒体曝光的机会，与以前相比有所进步。但法律又规定，免费的广播电视时间将根据政党的选举力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规定，作为国内第一大党的革命制度党获得的电视广播时间最多，反对党、特别是一些小党所获得的时间很少。另外，在新闻报道中，有关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的消息总是位于反对党候选人之前或放在显要位置以引起选民的注意。电视媒体在报道革命制度党候选人的消息时，总是配有其候选人活动的画面，而在报道其他政党候选人的消息时则没有画面，从而使选民对反对党候选人没有直观的认识，造成了竞选的不平等。
二是政府提供的竞选资金不平等。在竞选资源问题上，反对党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首先，革命制度党占有任期的优势，在公共开支方面总向其打算获得选举胜利的地区倾斜，这让公众对革命制度党有了好感。其次，1986年选举法规定，政党可以根据其所获得的全国选票的多少按比例从政府手中获得公共资金用于竞选活动。即政党从政府手中获得的竞选资金的数额与其所得选票成函数关系。这样一来，如果执政党通过舞弊等手段使其所得的选票增多，不仅使执政党赢得了选举，而且在选举后它会获得比其实际应得的更多的选举资金。再次，革命制度党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政府的资助，在竞选中的花费远远高于反对党。即使经过1990年的选举改革，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在1991年米却肯州的选举中，革命民主党用于竞选的费用为65万美元，每张选票大约花费2.3美元；而革命制度党花费了3200万美元，每张选票大约花费80美元，即革命制度党每张选票的费用是革命民主党的35倍。在奇瓦瓦，革命制度党花费了1700万美元，每张选票大约花费52美元，而国家行动党花费了100万美元，每张选票花费2.63美元。（16）
墨西哥选举除了存在上述不平等之外，还存在遭到反对党坚决抵制的选举舞弊。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贯穿于选举的各个环节。在选民登记时，支持革命制度党的选民可以多次登记或死后仍在选民名单中，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选票增多。而对于支持反对党的选民，由革命制度党控制的选举机构却百般刁难。如在反对党势力较强大的地区，其选民登记的手续变得复杂而困难。选举机构在发放选民证时，“任何一个暗示自己喜欢革命制度党的人很快就得到选民证，而那些与革命制度党没有联系的人则遭受难以忍受的缓慢”。（17） 投票过程中的舞弊现象更为普遍。反对党指责很多选票折叠在一起，这说明在投票之前政府早已填塞了选票箱；革命制度党的小公共汽车把支持它的选民从一个投票点带到另一个投票点，利用假证件进行多次投票，进行所谓的“行李传送带式选举”；或者用提供免费的饮食等手段诱惑选民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的代表；甚至迫使选民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此外，革命制度党还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反对党的支持者投票。如以警察维持秩序为名恐吓选民；突然关闭投票点或投票点不按时开放等。在选票统计和宣布结果的过程中，反对党认为革命制度党也会进行舞弊。如投票箱经常被政府支持者从投票点带到秘密地点，后来在垃圾堆或某个角落发现大量选票。显然，被丢掉的选票是支持反对党的而不是支持革命制度党的。1988年总统选举时，当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卡德纳斯领先于萨利纳斯时，计算机突然瘫痪，被迫推迟1周宣布结果，这便给革命制度党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篡改选举结果。（18） 由此人们得出结论，1988年的选举是墨西哥历史上舞弊最严重的一次选举。
3. 民众的强烈反对
长期以来，反对党一直反对选举中存在的舞弊现象，但由于墨西哥经济持续发展，政府基本能满足普通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并且民众参政意识不强，所以这种反对活动只集中于反对党阵营中，而民众没有被发动起来。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随之出现的经济危机造成墨西哥经济增长中断，政府再也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不满开始加剧。反对党充分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组织参政意识和政治能力已得到巨大提升的墨西哥选民强烈反对1988年的选举结果。
反对党认为，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革命制度党篡改了选举结果。特别是全国民主阵线认为，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窃取”了原本属于全国民主阵线总统候选人卡德纳斯的胜利。为此，反对党不仅抵制参加萨利纳斯的就职典礼，而且在会场之外组织民众举行游行示威。
在1988年12月1日举行的萨利纳斯就职典礼上，墨西哥三大政治集团——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全国民主阵线——达成协议：在就职典礼开始前，每个政党派一名代表向电视观众做一个10分钟的发言，作为交换条件，国家行动党和全国民主阵线同意不阻扰就职典礼的举行。社会主义人民党众议员马赛·隆巴尔多代表全国民主阵线发言指出：“萨利纳斯没有以多数票赢得这一职位，因为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了另一位候选人夸·卡德纳斯”。就这次就职典礼，她评论道：“对全国人民来说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我们见证了民众选举其管理者的权力被无情地践踏了”。国家行动党众议员阿·比·托瓦尔则声称，他是代表那些选票被偷了的选民发言的，“即使我没有被委托发言，我也愿意代表那些被欺骗、被恐吓和被愚弄的选民而呼吁”。他说：“新政府及其总统是非法的，并且这种非法性将一直持续到其任期结束”。当萨利纳斯结束就职演讲时，国家行动党众议员打出横幅，“萨利纳斯：用行动证明你对民主的承诺”。而143名全国民主阵线的议会代表则集体退场表示抗议。（19）
反对党不仅在议会中进行抗议，而且在议会之外组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在议会大厦之外，人们高呼“革命制度党已经灭亡”“人民投票选举，卡德纳斯获胜”。结果导致5万名警察和士兵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约350人被捕。国家行动党发动约3万人沿着改革大道和安全大道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者经过联邦选举委员会时，他们高呼“舞弊总部”，以表示对选举结果的不满。曼·克罗德尔在游行队伍中发表讲话，指出萨利纳斯政府“事实上是一个非法的政府”，并宣布组建“影子内阁”。全国民主阵线也组织了示威游行。卡德纳斯宣称全国民主阵线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草根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迫使那些攫取政权的人辞职。”（20）
面对反对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萨利纳斯在就职演讲中承诺，他的政府将修改选举法。
总之，墨西哥选举制度的生存环境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已发生了变化，面对实力逐渐强大的反对党和参政意识日趋增强的民众那些扩大政治参与、进行民主选举的要求，相对衰落的革命制度党为了维持其统治，才进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
注释：
①唐君、辛易主编：《国外政党执政镜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②Rob Aitken edited, Dismantling the Mexican State? St. Martin' s, Inc. 1996, p. 136.
③Judith Gentleman edited, Mexic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Westview Press, 1987, p. 275.
④Yemile Mizrahi, From Martyrdom to Power: The 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in Mexico,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 81.
⑤袁东振：《论墨西哥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第49页。
⑥Howard Handelman, Mex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 of change, St. Martin' s Press, Inc. 1997, p. 76.
⑦Judith Gentleman edited, Mexic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Westview Press, 1987, p. 275.
⑧袁东振：《论墨西哥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第49页。
⑨George W. Grayson edit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Mexico,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1990, p. 43.
⑩（11）Joseph L. Klesner, " Modernization, Economic Crisis, and Electoral Alignment in Mexico" , Mexican Studies, Vol. 9, No. 2, Summer 1993, p. 194, p. 197.
（12）Mónica Serrano Edited, Governing Mexico: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p. 18.
（13）Howard Handelman, Mex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 of change, St. Martin' s Press Inc. , 1997, p. 73.
（14）Mónica Serrano Edited, Governing Mexico: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p. 17.
（15）Jorge I. Domínguez, James A. McCann, Democratizing Mexico: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oral Choic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
（16）（17）（18）Dan A. Cothra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Democracy in Mexico: The " Perfect Dictatorship" ?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 1994, pp. 193-194, p. 198, pp. 199-203.
（19）（20）Philip L. Russell, Mexico under Salinas, Mexico Resource Center, 1994, pp. 1-3, p. 4.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拉丁美洲研究》(京)2007年4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张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2004级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萨利纳斯执政时期（1988～1994年）墨西哥通过三个宪法修正案，对议会席位的分配方式、联邦选举机构和选举程序进行改革，使墨西哥议会的独立性得到加强，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程序民主进一步完善，提高了选举平等性和选举结果的可信度；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奠定了多党政治的基础，墨西哥政治体制开始向民主化方向转变。可以说，萨利纳斯执政时期的选举制度改革是墨西哥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这一时期选举制度改革的原因在于，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反对党的崛起和壮大，革命制度党势力的衰落，民众参政意识的增强，从根本上改变了墨西哥选举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为了维持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和墨西哥的政治稳定，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成为一种必然。 |
【关 键 词】反对党崛起/革命制度党衰落/民众参政意识增强
萨利纳斯执政后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选举制度赖以生存的条件已不复存在。一方面，1982年爆发的债务危机引发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墨西哥政府改变了实行近半个世纪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进行经济重构，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大大降低。其结果是，政府再也无力完全满足选民的物质要求，其长期采用的经济惠顾手段开始失效。另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墨西哥日益工业化和城市化，墨西哥人的教育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选民的参政意识开始增强。与此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多次选举制度改革为反对党提供了较大的政治发展空间，反对党开始崛起并壮大。反对党对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构成威胁，强烈反对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因此，选举制度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改革选举制度势在必行。
一 反对党的崛起和壮大
墨西哥出现的政党制度相对较早，19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其政党政治变化不断，在历史上出现过数以千计的政党，不过大多数政党只是昙花一现。1929年，由1000多个政党合并成立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① 此后，墨西哥独具特色的政党体制正式建立。这一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革命制度党控制联邦选举机构确保选举获胜，从而作为执政党控制国家的政权，但选举中必须有反对党的参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反对党势力较弱，选举中得票率不高，只是革命制度党的陪衬，作为革命制度党粉饰“民主”的工具而存在。左派反对党甚至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卫星党”，它们领受政府的财政补贴，占有革命制度党所“恩赐”的众议员席位。作为回报，它们必须在立法过程中无条件地支持革命制度党，成为革命制度党的政治盟友。直到1977年政治改革放松了政党登记的条件，新的反对党——特别是持左派思想的政党——在选举中的力量得到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左的和右的反对党已崛起和壮大，对革命制度党形成威胁和挑战，它们强烈要求进行选举制度改革，争取选举程序透明化和政治民主化。
（一）国家行动党的壮大
国家行动党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它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唯一的反对党。这一政党是1939年由一些商人、天主教徒、知识分子、专业人员等因反对卡德纳斯的改革而组建的。建党后除1976年因内部分歧未推选出总统候选人而没有参加选举外，它一直参与墨西哥联邦的选举，因此被称为革命制度党的“忠实的反对党”。虽然该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逐年上升并得到稳定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该党党员相对较少，其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政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国家行动党开始壮大，在联邦和地方选举中有了惊人的表现，超出了革命制度党的预期，开始全面挑战革命制度党的权威。国家行动党的壮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从地区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政党。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危机，缓和来自人民的压力以维持其统治，埃切维里亚总统实施了民众主义的经济政策，波蒂略总统则进行了银行体系的国有化。这些措施震动了富有的商人，破坏了政府与商业部门之间传统的平衡关系。与此相对照，国家行动党则提出，减少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要求进行选举改革，争取“干净选举”，使墨西哥实现政治自由化。这些主张符合昔日革命制度党的传统盟友——中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他们开始积极加入国家行动党，与天主教会联合共同成为国家行动党的忠实选民，国家行动党的成员急剧增加，到1988年其成员人数已达到4.9万名，在此基础上1991年又增加了50％。② 国家行动党的影响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北部地区，在中部城市也开始出现国家运动党的政治势力，但在南部边远地区的影响仍薄弱。
二是在选举中连续获胜。20世纪80年代之前，国家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偶尔也会获胜，但因其获胜次数有限，并且不是重要市镇，并没有引起革命制度党的太多关注。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行动党在联邦选举和地方选举中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就联邦选举而言，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众议院选举，国家行动党所获得选票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在1929～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从1952年的低于8％逐渐上升到1994年的28.60％；在众议院选举中，国家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76年的8.9％上升到1994年的26.8％。③ 在这一时期，国家行动党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它不仅赢得了许多城镇选举的胜利，而且在1989年赢得了下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选举的胜利，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建立以来反对党第一次在州长选举中获胜。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国家行动党分别在1991年和1992年赢得了瓜那华托州和奇瓦瓦州选举的胜利。从1976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前，国家行动党共赢得了27个市级政府选举的胜利；债务危机爆发后，仅1982～1983年国家行动党就获得了27个市政府选举的胜利。在萨利纳斯执政的6年内，国家行动党共获得了219个市政府选举的胜利，这表明了国家行动党在地方上的势力日益壮大。在众议院选举中，1979年国家行动党只在4个选区获得了多数，1988年则在38个选区获得了多数，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国家行动党政治影响力的扩大。④
（二）左派政党的崛起
在墨西哥政治生活中虽然存在左派政党，但由于受到革命制度党的压制，其力量一直十分弱小。有些左派政党因达不到选举法规定的政党登记条件而无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如墨西哥共产党只是在1977年选举法改革放宽了政党登记条件后才成为合法政党）；另一些左派政党即使成功登记参加了全国选举，但为了求得自身生存而追随革命制度党，成为革命制度党的“附属党”“卫星党”（如社会主义人民党、社会主义劳工党等）。因此，长期以来革命制度党只面对国家行动党的挑战。但是这种状况到80年代、特别是在1988年选举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左派政党的崛起对革命制度党构成了威胁。
左派政党的崛起得益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选举改革。这一改革放宽了政党登记的条件，左派政党纷纷出现，有4个左派政党（社会主义人民党、社会主义劳工党、革命劳工党和墨西哥社会党）参加了1982年选举。不过，除个别的边远山区之外，此时的左派政党还无法对革命制度党形成挑战。而革命制度党为了应对1982年债务危机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致使革命制度党内部发生分裂，以夸·卡德纳斯和波·莱多为首的左派纷纷离开革命制度党，组建了民主潮流派。1988年民主潮流派联合卡德纳斯全国重建阵线党、社会主义人民党和墨西哥社会主义党这3个左派党及中间党墨西哥真正革命党等组成联盟——全国民主阵线，共同推举夸·卡德纳斯为总统候选人参加1988年的总统选举。
左派政党在总统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据官方最后公布的选举结果，左派政党总统候选人卡德纳斯获得了32.5％的选票，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曼·克罗德尔获得了16.8％的选票，⑤ 左派政党联盟全国民主阵线超过国家行动党。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成立以来反对党候选人获得选票最多的一次。在众议院选举中，支持卡德纳斯的政党共获得了27.6％的选票，⑥ 也超过了国家行动党（国家行动党在1988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了17.96％的选票）。因此，卡德纳斯领导的左派政党联盟在1988年已成为墨西哥的第二大政治力量。
二 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相对衰落
自1929年成立到1988年之前，革命制度党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参议院的席位从未旁落，占有众议院中70％以上的席位。但从总体来看，革命制度党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就开始衰落，并在1988年跌入了谷底。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在联邦选举中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下降了。一是总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1958～1976年的得票率在80％以上，1982年降至68.43％，1988年选举时其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只得到了50.74％的选票。⑦ 二是在众议院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每10年下降约10个百分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从1961年的90.81％降至1970年的83.53％、1982年的69.29％。到1988年选举时，革命制度党只得到了50.37％的选票。⑧ 对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下降表明，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统治表示不满，特别是1988年的选举结果被反对党指责为选举舞弊，引起了反对党大规模的抗议，使人们对墨西哥的选举丧失了信心，造成萨利纳斯政府合法性的缺失。为了重新树立政府的合法性，萨利纳斯不仅需要通过经济改革改善经济持续恶化的状况，通过社会计划给穷人提供更多的服务以换取民心，而且需要进行选举制度的改革，恢复人民对选举的信心。
第二，在众议院的构成中，革命制度党占有的比重也在下降。1943年革命制度党控制了众议院的所有席位，1976年控制80％以上的席位，但从70年代末起革命制度党虽然仍控制众议院2/3以上的席位，但其所占有的比重有了大幅下滑。在1988年众议院选举中，革命制度党只占有52.6％的席位，这是自1929年革命制度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没有达到修改宪法所必需的2/3的多数席位。在众议院中革命制度党席位的减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制度方面的原因是选举制度所规定的众议院席位的分配方式。为了维持革命制度党的统治地位，萨利纳斯政府需要对选举制度进行改革，改变这种对革命制度党具有削弱作用的众议院席位的分配方式。
第三，地方上革命制度党的势力开始缩小。
一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地区，革命制度党的支持率开始迅速下降。在1985年的中期选举中，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如墨西哥城区和下加利福尼亚），革命制度党分别获得42.6％和46.5％的支持；在奇瓦瓦、哈利斯科和墨西哥州，革命制度党分别获得52.1％、54.7％和56.4％的选票。在这些重要地区，革命制度党获得的支持率比全国平均支持率（65％）低了10～15个百分点。⑨
二是在地方（市级）选举中，反对党取得了巨大胜利。1980～1983年，国家行动党取得了38个市长选举的胜利。虽然这些胜利主要集中在小城镇，但也不乏在州府所在地获胜的情况。如国家行动党在华雷斯城、奇瓦瓦、杜兰戈、圣路易斯波托西、索诺拉州首府埃莫西约、蒙克洛瓦等选举中获胜。同时，墨西哥民主党在瓜那华托、墨西哥共产党在胡奇坦获胜。⑩
三是反对党在单一制选区中开始不断获得胜利。从1980年起，国家运动党在单一制选区获得选举胜利，1985年中期选举时反对党在11个单一制选区获胜，其中9个属于国家行动党，2个属于墨西哥真正革命党。（11） 1988年联邦选举中国家行动党在38个单一制选区获胜。
革命制度党的相对衰落，特别是1988年革命制度党在众议院中的席位没有达到2/3多数，使得革命制度党不能再随心所欲地修改宪法，即使它仍控制着选举机构，其操纵选举、篡改选举结果已变得困难，选举改革势在必行。
三 民众强烈反对“选举舞弊”
80年代之前，墨西哥民众的参政热情并不高，总体上说农村的参政程度要高于城市。农村穷人参政并不是关心墨西哥的民主化问题，他们更多的是被革命制度党组织起来参加投票的。80年代末，随着墨西哥日益城市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墨西哥民众的参政热情开始高涨，他们更加关注民主问题，强烈反对选举舞弊等现象。
1. 墨西哥民众参政意识的提高
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区（城市或农村）、性别、年龄等影响是提高民众参政意识的主要因素，其中引起选民参政意识变化的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区两方面因素。1959年社会学家加·阿尔蒙和西·韦尔巴在对1000名墨西哥人进行调查时发现，受访者只接受过中学教育的人中有51％“经常”或“时常”关心政治；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的这一比重高达92％。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相差41％。可见，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墨西哥选民参政意识的重要因素。另外，城市是人口集聚和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地方，这种集聚和流动使信息得到广泛快速的传播，从而有利于激发民众的参政热情。正如约·贝利所注意到的，快速的城市化会中断传统的社会模式，会提升公众的国家政治意识。（12） 80年代后，墨西哥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居住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墨西哥人的受教育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加·阿尔蒙和西·韦尔巴在1959年调查时发现，只有15％的人受过初中教育，90年代这一比重已超过一半；1940年墨西哥全国的识字率只有52％，1992年已上升到96％。二是80年代墨西哥进一步城市化，早已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1950年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而1980年这一比重已降至34％，（13） 超过一半的人居住在人口超过5万人的城市。
这些变化影响了墨西哥选民的参政意识。1959年加·阿尔蒙和西·韦尔巴在调查时发现，墨西哥选民的参政意识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的选民。在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55％的人“经常”或“时常”关心政治；与此相对照，美国和英国的受访者“经常”或“时常”关心政治的比重分别占80％和68％。（14） 而80年代后期，墨西哥民众的参政意识已与一些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民众参政意识相类似了。有人曾就1988年墨西哥总统选举、1989年西欧民主选举和198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众所表现出的政治热情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是，墨西哥民众的参政热情与希腊和德国基本持平，仅比美国和丹麦稍低，但高于荷兰、英国、法国、加拿大、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国。（15） 可见，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墨西哥民众已具备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开始关注政治民主化等问题。
2. 墨西哥选举的不平等性和选举舞弊
不平等性是墨西哥选举的主要特征之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媒体曝光率不平等。1977年之前，媒体完全由政府控制，成为革命制度党的宣传阵地，反对党鲜有机会在媒体上露面宣传其政策纲领。1977年选举法规定，在竞选期间向所有登记的政党提供免费的电视广播时间。从表面上看反对党获得了媒体曝光的机会，与以前相比有所进步。但法律又规定，免费的广播电视时间将根据政党的选举力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规定，作为国内第一大党的革命制度党获得的电视广播时间最多，反对党、特别是一些小党所获得的时间很少。另外，在新闻报道中，有关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的消息总是位于反对党候选人之前或放在显要位置以引起选民的注意。电视媒体在报道革命制度党候选人的消息时，总是配有其候选人活动的画面，而在报道其他政党候选人的消息时则没有画面，从而使选民对反对党候选人没有直观的认识，造成了竞选的不平等。
二是政府提供的竞选资金不平等。在竞选资源问题上，反对党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首先，革命制度党占有任期的优势，在公共开支方面总向其打算获得选举胜利的地区倾斜，这让公众对革命制度党有了好感。其次，1986年选举法规定，政党可以根据其所获得的全国选票的多少按比例从政府手中获得公共资金用于竞选活动。即政党从政府手中获得的竞选资金的数额与其所得选票成函数关系。这样一来，如果执政党通过舞弊等手段使其所得的选票增多，不仅使执政党赢得了选举，而且在选举后它会获得比其实际应得的更多的选举资金。再次，革命制度党可以无限制地得到政府的资助，在竞选中的花费远远高于反对党。即使经过1990年的选举改革，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在1991年米却肯州的选举中，革命民主党用于竞选的费用为65万美元，每张选票大约花费2.3美元；而革命制度党花费了3200万美元，每张选票大约花费80美元，即革命制度党每张选票的费用是革命民主党的35倍。在奇瓦瓦，革命制度党花费了1700万美元，每张选票大约花费52美元，而国家行动党花费了100万美元，每张选票花费2.63美元。（16）
墨西哥选举除了存在上述不平等之外，还存在遭到反对党坚决抵制的选举舞弊。革命制度党的选举舞弊贯穿于选举的各个环节。在选民登记时，支持革命制度党的选民可以多次登记或死后仍在选民名单中，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选票增多。而对于支持反对党的选民，由革命制度党控制的选举机构却百般刁难。如在反对党势力较强大的地区，其选民登记的手续变得复杂而困难。选举机构在发放选民证时，“任何一个暗示自己喜欢革命制度党的人很快就得到选民证，而那些与革命制度党没有联系的人则遭受难以忍受的缓慢”。（17） 投票过程中的舞弊现象更为普遍。反对党指责很多选票折叠在一起，这说明在投票之前政府早已填塞了选票箱；革命制度党的小公共汽车把支持它的选民从一个投票点带到另一个投票点，利用假证件进行多次投票，进行所谓的“行李传送带式选举”；或者用提供免费的饮食等手段诱惑选民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的代表；甚至迫使选民投票支持革命制度党。此外，革命制度党还通过各种方式阻止反对党的支持者投票。如以警察维持秩序为名恐吓选民；突然关闭投票点或投票点不按时开放等。在选票统计和宣布结果的过程中，反对党认为革命制度党也会进行舞弊。如投票箱经常被政府支持者从投票点带到秘密地点，后来在垃圾堆或某个角落发现大量选票。显然，被丢掉的选票是支持反对党的而不是支持革命制度党的。1988年总统选举时，当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卡德纳斯领先于萨利纳斯时，计算机突然瘫痪，被迫推迟1周宣布结果，这便给革命制度党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以篡改选举结果。（18） 由此人们得出结论，1988年的选举是墨西哥历史上舞弊最严重的一次选举。
3. 民众的强烈反对
长期以来，反对党一直反对选举中存在的舞弊现象，但由于墨西哥经济持续发展，政府基本能满足普通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并且民众参政意识不强，所以这种反对活动只集中于反对党阵营中，而民众没有被发动起来。1982年的债务危机和随之出现的经济危机造成墨西哥经济增长中断，政府再也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民众对革命制度党的不满开始加剧。反对党充分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组织参政意识和政治能力已得到巨大提升的墨西哥选民强烈反对1988年的选举结果。
反对党认为，在1988年的总统选举中存在严重的舞弊现象，革命制度党篡改了选举结果。特别是全国民主阵线认为，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萨利纳斯“窃取”了原本属于全国民主阵线总统候选人卡德纳斯的胜利。为此，反对党不仅抵制参加萨利纳斯的就职典礼，而且在会场之外组织民众举行游行示威。
在1988年12月1日举行的萨利纳斯就职典礼上，墨西哥三大政治集团——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全国民主阵线——达成协议：在就职典礼开始前，每个政党派一名代表向电视观众做一个10分钟的发言，作为交换条件，国家行动党和全国民主阵线同意不阻扰就职典礼的举行。社会主义人民党众议员马赛·隆巴尔多代表全国民主阵线发言指出：“萨利纳斯没有以多数票赢得这一职位，因为大多数人投票支持了另一位候选人夸·卡德纳斯”。就这次就职典礼，她评论道：“对全国人民来说今天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我们见证了民众选举其管理者的权力被无情地践踏了”。国家行动党众议员阿·比·托瓦尔则声称，他是代表那些选票被偷了的选民发言的，“即使我没有被委托发言，我也愿意代表那些被欺骗、被恐吓和被愚弄的选民而呼吁”。他说：“新政府及其总统是非法的，并且这种非法性将一直持续到其任期结束”。当萨利纳斯结束就职演讲时，国家行动党众议员打出横幅，“萨利纳斯：用行动证明你对民主的承诺”。而143名全国民主阵线的议会代表则集体退场表示抗议。（19）
反对党不仅在议会中进行抗议，而且在议会之外组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在议会大厦之外，人们高呼“革命制度党已经灭亡”“人民投票选举，卡德纳斯获胜”。结果导致5万名警察和士兵与示威者发生了冲突，约350人被捕。国家行动党发动约3万人沿着改革大道和安全大道举行游行示威。当游行者经过联邦选举委员会时，他们高呼“舞弊总部”，以表示对选举结果的不满。曼·克罗德尔在游行队伍中发表讲话，指出萨利纳斯政府“事实上是一个非法的政府”，并宣布组建“影子内阁”。全国民主阵线也组织了示威游行。卡德纳斯宣称全国民主阵线的目标是创建一个草根组织（grass-roots organization），“迫使那些攫取政权的人辞职。”（20）
面对反对党和民众的强烈反对，萨利纳斯在就职演讲中承诺，他的政府将修改选举法。
总之，墨西哥选举制度的生存环境在萨利纳斯执政时期已发生了变化，面对实力逐渐强大的反对党和参政意识日趋增强的民众那些扩大政治参与、进行民主选举的要求，相对衰落的革命制度党为了维持其统治，才进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
注释：
①唐君、辛易主编：《国外政党执政镜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②Rob Aitken edited, Dismantling the Mexican State? St. Martin' s, Inc. 1996, p. 136.
③Judith Gentleman edited, Mexic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Westview Press, 1987, p. 275.
④Yemile Mizrahi, From Martyrdom to Power: The Partido Acción Nacional in Mexico,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3, p. 81.
⑤袁东振：《论墨西哥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第49页。
⑥Howard Handelman, Mex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 of change, St. Martin' s Press, Inc. 1997, p. 76.
⑦Judith Gentleman edited, Mexican Politics in Transition, Westview Press, 1987, p. 275.
⑧袁东振：《论墨西哥转型时期的政治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第49页。
⑨George W. Grayson edited,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Mexico,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1990, p. 43.
⑩（11）Joseph L. Klesner, " Modernization, Economic Crisis, and Electoral Alignment in Mexico" , Mexican Studies, Vol. 9, No. 2, Summer 1993, p. 194, p. 197.
（12）Mónica Serrano Edited, Governing Mexico: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p. 18.
（13）Howard Handelman, Mexican politics: the dynamic of change, St. Martin' s Press Inc. , 1997, p. 73.
（14）Mónica Serrano Edited, Governing Mexico: Political Parties and Elections,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p. 17.
（15）Jorge I. Domínguez, James A. McCann, Democratizing Mexico: Public Opinion and Electoral Choic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0.
（16）（17）（18）Dan A. Cothran,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Democracy in Mexico: The " Perfect Dictatorship" ?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Inc. , 1994, pp. 193-194, p. 198, pp. 199-203.
（19）（20）Philip L. Russell, Mexico under Salinas, Mexico Resource Center, 1994, pp. 1-3,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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