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特洛伊计划”
——美国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探微
于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7年2期第5～12页
【作者简介】于群，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于群（1951-），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 期】2007-01-23
【关 键 词】冷战/心理战/特洛伊计划
[中图分类号]K712. 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7）02-0005-08
冷战初期，为了开展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的心理宣传攻势，突破苏联对美国之音（VOA）的播音干扰，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授意下，组织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的22名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组成了一个高度机密的研究小组，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研究。项目被命名为“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1951年2月，“最高机密”的项目最终报告被提交到国务院，该报告的许多部分半个世纪后仍然未解密。“特洛伊计划”是想通过这些美国顶级专家教授的研究，找到“把‘真理’传到‘铁幕’后面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B）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文件，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较为细微的揭示。可以从中帮助人们认识到鲜为人知的美国战后心理宣传行动与计划，进而对美国的全球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对法西斯集团国家、对欧亚盟国，对拉丁美洲邻国开展了广泛地心理宣传。使用“美国之音”广播宣传、好莱坞故事影片和记录影片，各种宣传画和传单以及报刊杂志，来大力宣传美国的参战目的，瓦解法西斯集团的抵抗，巩固与盟国和邻国的合作关系。在组织机构上，也成立了统一的心理战领导机构。1942年美国陆军的心理战分部和海军的特种战委员会（OP-16W）合并，成立了一个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领导下的统一心理战领导机构——联合心理战委员会（Joi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mmittee）。战争结束后，1946年6月，美国海军部部长特别助理、主管海军情报的负责人托马斯·英格利斯建议美国军方开展在和平时期进行心理战的可行性研究准备。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SWNCC）接受了这个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计划委员会（Special Planning Committee），负责总结二战期间心理战的经验和教训，并要求其提出一个在和平时期开展心理宣传战略的详细计划来。该委员会于1946年12月10日向三部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心理战”的SWNCC304/1号文件①。三部协调委员会于1947年4月30日正式批准了这份文件，这成为了美国政府战后第一份心理战文件[1] CK3100148769。
1947年6月26日，杜鲁门签署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心理战开始提上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这是由于冷战形势，特别是欧洲冷战形势对美国来说日趋严峻的结果。1947—1948年间，除了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以外，欧洲边缘地区希腊和土耳其的内战激烈，出现了共产党和左派工人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势。在西欧中心地区，也出现了共产党和左派力量的影响和力量日益扩大的形势。苏联政府和各国共产党利用战后欧洲经济恶化、社会混乱的局面，展开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结果。1947年1月，法国社会党政府组阁，共产党员在内阁中出任四位部长，其中包括政府副总理和国防部长。1948年4月，意大利也要举行大选，共产党执政的可能性增加。为此，刚刚成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把首要的注意力放到了意大利，以防止意大利共产党通过大选来执掌政权。1947年10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它的第一份政策文件NSC1号文件“美国关于意大利的立场”，首次提出了使用食品、财政和军事援助来帮助意大利政府，并通过有效的信息宣传项目及其他一切实践证明可用的手段来与共产主义的宣传进行斗争[2] PD00001。几乎与此同时，1947年11月7日，部际协调委员会（SANACC）的特别计划委员会提出了又一份“心理战”的重要报告，编号SANACC 304/11。建议美国政府“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战略手段来实现未来的国家目标”[3] Doc. 249。
美国的宣传心理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公开的宣传心理行动，主要由国务院及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处（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负责；而秘密行动则主要由中央情报局负责。1947年12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颁布两份文件：一份为NSC 4号文件，题为“协调对外信息宣传措施”，密级为“秘密”（confidential），这是美国政府文件密级最低的一级，美国政府内部有成千上万的职员可以阅读此类文件；另一份为NSC 4/A号文件，题为“心理宣传行动”，密级为“绝密”（Top Secret）[2] PD00008[3] Doc. 253。NSC4号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及其势力范围进行宣传和心理战的文件。文件提出要在世界各地加强与美国盟国的合作，在心理宣传方面展开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攻势。NSC 4/A号文件则是用来指导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根据NSC 4/A号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特种行动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门程序小组，负责秘密心理行动计划的实施。
1948年1月16日，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法案要求国务院利用无线电、出版物、电影、展览和文化教育交流等一切手段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此外，“史密斯-蒙特法案”还授权国务院建立了一个新的和平时期宣传机构——美国新闻机构（U. 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在NSC 4号系列文件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各相关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心理宣传行动。特别是美国政府在意大利进行的心理战行动②，帮助意大利右翼联盟赢得了1948年4月18日大选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国会的议员更加相信了心理战的作用。美国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美国竭尽全力的心理战努力是击败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因”，他还强调说，“一个在世界范围展开的心理战将会使华盛顿赢得像在意大利取得的那样的胜利”[4] 13。然而，在欧洲中心地区，“捷克事变”和“柏林封锁事件”继续冲击着美国政坛，苏联的全球攻势使美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呼吁国务院也要介入到对苏联的秘密宣传活动中去，而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首的军方也不满中央情报局独掌秘密行动的大权，要求军方也加入。为此，1948年6月18日，杜鲁门总统通过签署NSC 10/2号文件，将进行秘密心理宣传行动的权限不仅限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将对这一行动负责。文件提出要以中央情报局为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一般被称为10/2小组（“10/2 Panel”）。该小组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直接接受总统领导，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将派代表参加这个小组。小组的主任由国务院提名，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当然，由NSC 10/2号文件所规定的秘密行动远远超出了心理宣传战的范畴，也超出了“秘密战”的范畴。NSC 10/2号文件对此有一个权威的解释：“这些行动将包括所有秘密的行动：宣传；经济战；直接预防性行动，包括阴谋破坏、反阴谋破坏、爆破和撤离行动；颠覆敌对政府，包括支持地下抵抗运动、游击战和难民解放集团；在那些对自由世界有威胁的国家里支持本地的反共产主义势力集团。”[1] CK3100388423
1949年，尽管美国新闻机构、中央情报局和美国之音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展开公开和秘密的心理宣传活动，并且在西欧和中东地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则从全球战略格局和心理上摧毁了美国苦心设立的防线。杜鲁门政府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同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展开全面斗争。
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旨意，1950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与宣传和心理战关系密切的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1950年3月9日的NSC 59/1号文件[2] PD00160，杜鲁门总统在第二天，并指示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国务卿的协调下付诸实施③，这份题为“对外信息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计划”的决策文件明确了公开的心理战主要由国务院协调指挥的原则，同时NSC 4、NSC 43号文件宣布失效；第二份是1950年4月4日颁发的NSC 66号文件，这份题为“在信息宣传和研究和发展领域支持美国之音”的国务院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题报告，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专题中最为细微的一个，它体现了“美国之音”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份是1950年4月14日的NSC 68号文件，这份被称之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以国务院保罗·尼采等对苏强硬派为首起草，其出发点是一种分析假设：即苏联领导人要“大力扩大他们的权力，直到最后消灭反对他们权力的一切有生力量……为此目的，苏联努力的目标是要统治欧亚两洲的大片陆地”[5]。
NSC 68号文件除了提出要研制氢弹、扩充军队、增加税收、巩固联盟以外，还正式提出了要反击苏联方面进行的心理宣传的攻势。从内部破坏“苏联的集权制度”使“俄国人民在这个事业中成为我们的朋友”[5]。
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2月还任命了一位重要的官员主持国务院对外宣传。这就是前《新闻周刊》（News Week）编辑、二战期间心理战专家巴雷特。由他出任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雷特主张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宣传攻势。杜鲁门总统接受了巴雷特的建议，决定发动一场名为“真理运动”的攻势。
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有意选择在曾对美国的海外宣传项目持公开批评态度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集会上发表了启动“真理运动”的演说。杜鲁门在演说中称“冷战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如果美国“在这场斗争中失败，我们将会失去人心”[6]。杜鲁门强调说：“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真实的形象，而不是像苏联宣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连同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在一场伟大的、持续的宣传运动中提升我们自由的理想，以反击苏联奴役的宣传。我们必须在一场伟大的真理运动中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7] 303“真理运动”是杜鲁门在1950年初对苏联共产主义展开的一场全面宣传攻势，被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8] 9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更加紧张，认为这是苏联集团发动世界大战的前兆，故除在全球加强军事部署外，还更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计划准备。美国国会也给予美国的海外心理宣传运动以史无前例的支持，一次性追加拨款7790万美元[9] 317，用于“美国之音”广播、分发印刷品和出版物、播放电影、组织文化交流等。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名为“国家心理战计划”的NSC 74号文件[2] PD00200，归纳概括了NSC 10/2号文件和NSC 59/1号文件内容，更为详细地提出了美国国家心理战的全面计划。对心理战的目标、任务和理论、心理战实施的地区和国家、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等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和准备。1950年9月2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68/1号文件中，美国还规定了未来5年（1951—1955），包括富布赖特学者交换项目在内的总数为7.55亿美元的对外信息宣传计划的拨款，共对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2] PD00178。美国全球心理宣传战计划全面展开。
二
由于“美国之音”在美国的全球心理宣传战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杜鲁门总统都十分重视如何使“美国之音”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然而，从1949年开始，“美国之音”在全球的广播遭到了苏联干扰台的全面干扰。为此，杜鲁门在1949年末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进行情报评估。1950年1月20日，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份名为“苏联干扰‘美国之音’的历史发展”报告，指出“自1946年苏联干扰‘美国之音’西班牙语广播以来，到1949年4月，已成为一场世界范围行动，干扰不仅限于位于欧洲的‘美国之音’广播，而且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美国之音’广播”[1] CK3100296108。1950年4月4日，美国国家委员会也专门出台了支持美国之音战胜苏联干扰的NSC 66号文件。文件最后提出：要建立一个专门人才小组来研究和考虑一个方案来对付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干扰，这个小组的主席由国务院委派，其成员包括国防部、联邦通信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2] PD00170。
国务卿艾奇逊将任务交给了由杜鲁门亲自提名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韦布打电话给时任军方智囊团“研究和发展委员会”（RDB）主任、无线电工程师劳埃德·贝克纳，请求帮助。贝克纳是一位项目管理专家，他向韦布建议邀请一些美国知名大学的技术专家和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教授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在贝克纳的提议下，韦布在7月31日首先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和人文学院院长约翰·伯查德到国务院共进午餐。请他们来商议寻找解决苏联干扰“美国之音”问题的方案[10]。基利安8月7日给韦布的回信称，麻省理工学院愿意去研究解决国务院所关心的问题，并强调说麻省理工学院在战后初期有过承担此类研究项目成功的经历④，会对国务院有全面的合作与支持。基利安还选定伯查德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伯查德在二战期间曾是军方智囊团RDB的负责人之一，具有管理项目研究组的丰富经验。8月16日，韦布给基利安回信，同意以麻省理工学院专家为主成立一个专门的项目组，并承诺国务院会非常重视该项目组的组成和研究成果[11] 393-407。
考虑到麻省理工在研究领域方面的限制，基利安又去哈佛大学寻找适合这个研究项目的人选。哈佛大学主管教务的负责人保罗·巴克表示哈佛大学将全力支持。所有被挑选人选都将从他们目前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中脱离。到1950年10月末，项目组组成人员已经就绪，集合在麻省理工学院曾为哈特韦尔（Hartwell）研究项目而设立的办公地点，项目组全职人员共22名：项目组总负责人伯查德（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项目组执行主任爱德华·珀塞尔（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和电气专家、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资深专家、海军哈特韦尔项目主持人之一）、克莱德·克拉克洪（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麦克阿瑟将军和军队RDB人类资源委员会顾问、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达纳·贝利（国家标准局无线电工程师）、亚历克斯·贝弗拉斯（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劳埃德·贝克纳（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物理学家、军方智囊团RDB主任）、杰罗姆·布鲁纳（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多伊奇（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弗朗西丝·弗里德曼（麻省理工学院和核发展协会物理学家）、希尔（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唐纳德·马奎斯（密执安大学心理学家）、伯纳姆·凯利（麻省理工学院法律和城市规划专家）、马克斯·米利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尔廷·莫里森（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罗伯特·莫里森（洛克菲勒基金会物理学家）、约翰·马礼逊（马里兰大学地理学家）、约翰·皮尔斯（贝尔试验室工程师）、温菲尔德·索尔兹伯里（柯林斯无线电公司音响工程师）、汉斯·斯皮尔（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部长、政治学家）、默尔·图夫（华盛顿卡耐基学院物理学家）、杰罗姆·威斯纳（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师）、罗伯特·沃尔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2] PD00181[11] PP393-407。这些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集中在一起，用美国广播学会主席、美国早期的国际信息咨询委员会主席贾斯廷·米勒的话来说就是“把美国最优秀的大脑都集中起来，去解决令人烦恼的问题，即如何把事实真相传递到‘铁幕’中去”[11]。项目代号为“特洛伊计划”⑤。
“特洛伊计划”是战后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与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教授合作解决冷战和心理宣传战略问题的典范，也使美国政府得到使用美国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丰富资源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使美国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家也都纳入到了美国总体冷战的轨道。
特洛伊项目组内部划分一些学科交叉的小组，其中既有技术专家又有社会科学家，去研究一些特殊的问题，然后再调换小组进行研究，各小组之间还进行交流和评论，项目组最后提交了特洛伊最终报告。这份长达81页的报告被定为“最高机密”，于1951年2月15日呈送到国务院。
报告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报告正文，共分四部分3章。另外三卷是26个附录。
第一章政治战主要提出了要集中寻找苏联政治体制的弱点和薄弱之处，并集中全力攻击的原则。
第二章“与被封闭的地区保持信息联系”，报告指出，除无线电广播和气球外，有效的手段还有：经济合作组织、知识分子访问旅行、食品运输、医疗箱、电影、图书馆服务、学生交流计划等。报告特别强调，学生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的真实影像传达到交流国家的最好办法之一。此外，国际邮件、专业期刊、工业和商业出版物，甚至包括出口的药品、手电筒、自来水笔和小型收音机也都能成为海外信息交流和心理宣传的手段和工具[1] CK3100284112。有关无线电的章节是该报告中的核心，报告提出了五种可能克服苏联干扰播音的办法：（1）设立长波和中波波段广播，同时组织力量研究开发大功率长波和中波发射机；（2）研究开发一种小型、廉价并可以自动搜台定位的收音机，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发；（3）研究开发宽带通讯转播机，用来克服苏联的电波干扰；（4）要重新审视国家的电子通讯政策，要协调目前“美国之音”与欧洲国家广播在波段上的冲突；（5）“电波战”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目前没有组织起来应对它。[1] CK3100284112气球和传单也是报告涉及的主要心理宣传技术领域，报告建议在形势危急时刻，使用气球和传单可以将宣传信息传递到其他传播方式无法进入的地区。报告同时要求相关的设备如氢气袋、飞行装备、气象学背景知识、轨道预测和氢气供应等也需要作好全面准备。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报告重点指出了美国心理宣传攻势的目标区域，除美国心理宣传的重点区域俄国和欧洲外，第六章还新论及了中国和东南亚。特洛伊项目组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还没有能将心理宣传攻势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方式，技术性设备在远东地区无法发挥效用，无线电收音机在这一地区也不普及。为此，报告强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战的首要任务是削弱中国和苏联联系的纽带，其次则是在亚洲进行政治战的主要工具是加强社会和经济的援助。为了能够影响亚洲国家的公共舆论，美国需要注意以下四点：（1）亚洲的舆论社团；（2）对外来干涉的反感；（3）当地而不是国际的共产主义形象；（4）低下的生活水平。
第七章为叛逃者。美国一直把鼓励苏联集团内部的叛逃者作为对苏联集团进行心理宣传攻势的有效手段之一。项目组建议：（1）由美国在西德的高级官员向公众宣布：苏联集团的叛逃者将不会被遣返；（2）为叛逃者马上提供更满意的生活条件以及为叛逃者创造一种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扰而且富足的生活；（3）改善从叛逃者获得信息情报的方式，从多样化的机构和来源系统地逐步地获取情报信息。
在第八章结论中，项目组只强调指出一条：即美国“需要单一的权威机构来领导国家的政治战”[1] CK3100284112。
报告还包括了26个更为具体的附录⑥，以支持上述八章的内容。
特洛伊报告就其整体而言，并没有提出一种决定性或者是整体性的方案以完全克服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干扰，也没有找到某几种理论和方法去展开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特别是报告中有许多设想和建议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行政部门早已在操作，这是由于项目组成员都是学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的缘故，正如负责研究和情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克·阿姆斯特朗评论的那样，“项目组在没有完全了解和懂得国务院相关部门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情况下”努力工作[1] CK3100284115。
但是报告中所提出的许多技术性建议，心理学和社会、政治学方面的主张，以及这种政府与学校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项目形式进行合作研究的模式，都对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根据特洛伊项目组的建议和主张，美国之音和BBC采取了一致行动反击苏联的干扰行动，包括增加美国之音61部俄语广播，BBC48部俄语广播。美国之音和BBC的国际广播都增加了新的节目，美国之音在其每天24小时的播音中增加了2个半小时的俄语节目。并且增加了播音频道来瓦解苏联的干扰[4] P35。
美国之音的工程师们还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对付苏联的干扰行动。一种方法就是一种信号在2个波段上的广播，这样就使苏联需要两倍的干扰设备来对付。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经常变换频道，有时在节目播出的中间也要变换频道，这就把干扰甩到了一边。此外，美国之音工程师还使用了很多设施用来减少干扰的影响：如一种定向天线和过滤器，目的是减少或去除干扰信号；另外一种装置叫“限幅器”（clipper），它能够自动将人的声音中的低调部分区分出来并加强，使之更具有穿透力，把干扰的高音源过滤掉；还有一种反干扰的技术叫“拥抱”（cuddle），即美国之音的播音频道十分接近苏联自己正常的播音频道，在测定了苏联官方电台的播音频道后，美国之音就紧贴着这些频道广播，以增加苏联干扰的困难[12] PP59-60。
美国之音所投入的设施和使用的方法，提高了美国之音在苏联及东欧地区的收听率。1951年4月，收听率由25％提高到50％。同时，还提高了苏联干扰的成本。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评估，1950年苏联花费了1750万美元用于干扰美国之音[13] 896。
特洛伊项目还提出了一个“环形计划”（Ring Plan），即在苏联集团周围布置一系列新的、高能量、战略性的转播机，如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希腊的萨洛尼卡、菲律宾的马尼拉、美国的檀香山等地。除了在地面上建立这些设施外，美国还在海外的船舶上建立起大功率美国之音转播船。1952年一艘特别设计的广播船“信使号”（Courier）开始在东地中海投入播音[4] 36。在1951年，美国之音还迅速增加它的播音语言，从24种扩大到45种，对苏联除俄语广播外，还增加了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鞑靼语、塔吉克斯坦语、阿塞拜疆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广播节目[14] 102，形成了对苏联的电波包围圈。
除了技术层面和心理战、政治战方面的建议外，特洛伊项目组的报告还直接促成了一个新的组织机构的诞生，这就是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早在1947年，中央情报局建立后，美国政府内部有关对心理战领导权的争斗就一直不断。尽管通过NSC 10/2和NSC 59/1号文件对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已作出了任务分工，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军方更有了建立自己独立心理战机构的理由。1951年1月15日，陆军成立心理战主任办公室（OCPW）[15] 89。而在远东的情报人员及其机构也由国务院转归麦克阿瑟将军领导。
国务院由爱德华·巴雷特领导的心理战领导机构（Ad Hoc Sub-committee）曾在1950年7月10日提交了一份国家心理战的总体计划（即NSC 74号文件），并将其分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手里。这份文件建议由国务院领导一个机构来全权负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心理战行动，或者应成立一个独立的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其负责人则应由国务卿任命并且对国务卿负责[2] PD00200。当NSC 74号文件仍在NSC成员中审议时，1950年8月中旬，国务院首先开始了行动，巴雷特宣布将其领导下的特别委员会改组成为“全国心理战略委员会”。NSC 74号文件受到了来自军方的反对，特别是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强调，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欧洲形势也是处于非战非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希望心理战略委员会应是一个独立机构，只能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或对总统负责。为此，1950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 74/1号文件中，对NSC 74号文件进行了修改，把国务院和军方的观点都并列其中[1] CK3100148769。
在国务院与军方心理战领导权争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心理战领导机构，这就是由NSC 4/1和NSC 10/2号文件确定的隐蔽心理战行动应由中央情报局负责。1951年1月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7次会议，心理战领导权的问题仍起了各方持久而杂乱讨论，而最终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特洛伊项目组的专家评论道：美国的心理战略行动“各部分是存在的——分散的机构和部门，但是作为整体则不存在”，“我们的政治战在今天需要时则缺少整体的攻击力量”。为此，项目组建议要将军事、外交和信息情报这些与政治战、心理战有关部分合并到一齐，并置于统一的指挥下[1] CK3100310373。
杜鲁门总统注意到了特洛伊项目组的研究成果⑦，最终决定于1951年4月4日下令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负责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心理战略”（Psychological Strategy），而没有使用“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一词，则反应了国务院特别是巴雷特在心理战略委员会建立中的作用。为了区别军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建立的OCPW，也强调了这个委员会在冷战时期进行心理宣传战略行动的主要任务。
最后，特洛伊计划最终导致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IS）的建立。特洛伊项目组后续计划之一——“对苏联社会的研究”，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在1950—1951年间，中央情报局的苏联研究中心已有多达15份的苏联研究国家情报评估（NIE）⑧，但没有一份是研究苏联内部社会的。这种情况显然与美国正在对苏联展开的心理宣传战不相适应。为此，中央情报局找到了特洛伊项目组成员马克斯·米利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顾问）米利肯则找到了他的密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请他来组织人员完成这一研究。米利肯和罗斯托都相信，学术专家们不应该只研究工业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应该也精通美国政策[16]。罗斯托对心理战有过很经典的评论，“十分清楚，共产主义世界对美国呈现出两种威胁——一种军事威胁，另一种意识形态威胁……因此，我们要有两种努力——一种军事上的，一种是政治上的，紧密结合，共同形成一种总体的努力，来保护美国社会的利益”[10]。1951年8月，罗斯托在麻省理工学院阿尔巴尼街上的一个仓库里建立了研究中心，第一个研究项目“苏联的脆弱性”得到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助。1952年1月，米利肯在中央情报局一年的服务期满后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与罗斯托共同建立了国际研究中心（CIS）。其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继续得到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研究苏联和中国问题的著名思想库之一。
特洛伊项目组的模式还影响其他一些美国大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机构。例如哥伦比亚大学1944年建立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到1949年，已经沉陷资金短缺的困境，但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研究所得到了几个重要的项目，例如美国空军的“国外城市动力学”研究、美国之音的项目，“中东的公共舆论调查”等。据统计，1950—1951财政年间，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75％的项目资金来自于美国军事和宣传机构[17] 275—276,506。还有由特洛伊项目组专家克莱德·克拉克洪主持的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更是首要的政府合同承签者。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18] 402。
特洛伊项目是战后美国政府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在心理宣传领域进行的第一次合作尝试。它的报告建议、它的运行模式都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心理宣传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特别是心理战略委员会在其后设立的心理战计划项目：如PSB D-18，对苏联集团叛逃者的心理行动计划；PSB D-24，斯大林失掌权力后的心理战略计划；PSB D-32，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PSB D-33，针对苏联的学说宣传战等[1] CK3100329314,CK3100311020，都带有特洛伊计划的明显印记。
注释：
①SWNCC由于1947年空军部的成立也改名为SANACC（State，Army，Navy，Air Coordinating Committee），SWNCC 304号文件系列也改为SANACC文件系列。
②包括对意大利的经济援助，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处的新闻传播和记录影片的放映，以及由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秘密行动，如利用无署名和暗中提供津贴的出版物，伪造的、分发报酬和其他形式操纵选举的活动。
③FRUS 1950, IV.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viet Union GPO, 1981, p. 305; p. 296. 美国负责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在一份题为“在心理战领域主动进取”的报告中则讲是总统3月9日批准了该文件。
④Project Hartwell，美国海军资助项目，开始于1950年6月，是专门用来研究美国海外运输安全，特别是寻找对付苏联新型潜艇的办法。
⑤即暗示用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神话，古希腊人久攻特洛伊城不下，便想出一计，造巨大木马让士兵藏匿其中，在部队假装撤退后，将木马摈弃在特洛伊城外，乘敌人将木马当作战利品移入城内，庆祝胜利之机，希腊军队士兵从木马中爬出，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城。
⑥附录1. 政治战；附录2. 海外旅游者；附录3. 邮件；附录4. 物品分发；附录5. 负荷过重和延误；附录6. 阿尔巴尼亚；附录7. 两种“主义”；附录8. 政治战——美国对苏联；附录9. 美国派驻东南亚和其它落后地区的援助人员；附录10. 人口问题；附录11. 对政治战的学术研究支持；附录12. 叛逃者；附录13. 前瞻性计划；附录14. 公众舆论；附录15. 斯大林；附录16. 项目组成员简历；附录17. 结论；附录18. 特洛伊计划简介；附录19. 电离层情况；附录20. 高能广播；附录21. 接收机；附录22. 宽波段传送——大西洋通讯；附录23. 波段调制技术的应用；附录24. 无线电情报；附录25. 月球中继站；附录26. 杂项。
⑦1951年4月4日，杜鲁门在一份行政命令中决定成立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在这份文件后面的是巴雷特写给Webb的关于筹建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备忘录，上面清楚地写明，要建立统一的心理战组织机构。CK3100310373，DDRS.
⑧NIE 11, Soviet Intention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5-Dec-50; NIE 15, Probable Soviet Moves To Exploit The Present Situation, 11-Dec-50; NIE 17, Probable Soviet Reactions To A Remilitarization Of Western Germany, 27-Dec-50; NIE 2/2, Soviet Participation In The Air Defense Of Manchuria, 27-Nov-50; NIE 3, Sovie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15-Nov-50; NIE 18, Probability Of Soviet Employment Of Bw And Cw In The Event Of Attacks Upon The Us, 10-Jan-51; NIE 22, Vulnerability Of The Soviet Bloc To Economic Warfare, 19-Feb-5; NIE 25, Probable Soviet Courses Of Action To Mid-1952, 2-Aug-51; NIE 29, Prob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Yugoslavia In 1951, 20-Mar-51; NIE 29/1, Review Of The Conclusions Of Nie-29" Prob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Yugoslavia In 1951" , 4-May-51; NIE 31;Soviet Capabilities For Clandestine Attack Against The Us With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s To Such Attack ( Mid-1951 To Mid-1952) , 4-Sep 51; NIE 33, Soviet Control Of The European Satellites And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Soviet Power Through Mid-1953, 7-Nov-51; NIE 4, Soviet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1-Feb-51; NIE 43,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Far East To The Ussr, 13-Nov-51; NIE 55,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Through Mid-1962,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 //www. fas. org/irp/offdocs/nsc-hst/nsc-68. 2006-0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7年2期第5～12页
【作者简介】于群，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于群（1951-），男，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逐步形成了全球冷战战略，在全球冷战战略的统领下，美国政府还进行了冷战心理宣传攻势。杜鲁门总统公开进行的宣传攻势“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进行的隐蔽宣传行动形成了一场总体的心理宣传战。其中，美国之音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能够突破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广播干扰，美国国务院组成了由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名校22名专家教授在内的研究项目组，代号为“特洛伊计划”。通过对这个“最高机密”计划的研究，可揭示出美国在冷战初期进行的种种心理宣传手段，进而全面认识美国的全球冷战宣传战略。 |
【关 键 词】冷战/心理战/特洛伊计划
冷战初期，为了开展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的心理宣传攻势，突破苏联对美国之音（VOA）的播音干扰，美国国务院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授意下，组织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等学术机构的22名科学家、工程师和社会科学家组成了一个高度机密的研究小组，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研究。项目被命名为“特洛伊计划”（Project TROY）。1951年2月，“最高机密”的项目最终报告被提交到国务院，该报告的许多部分半个世纪后仍然未解密。“特洛伊计划”是想通过这些美国顶级专家教授的研究，找到“把‘真理’传到‘铁幕’后面的理论和方法”。本文依据近年来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务院、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PSB）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的文件，对这一计划进行了较为细微的揭示。可以从中帮助人们认识到鲜为人知的美国战后心理宣传行动与计划，进而对美国的全球冷战心理宣传战略有进一步的了解。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对法西斯集团国家、对欧亚盟国，对拉丁美洲邻国开展了广泛地心理宣传。使用“美国之音”广播宣传、好莱坞故事影片和记录影片，各种宣传画和传单以及报刊杂志，来大力宣传美国的参战目的，瓦解法西斯集团的抵抗，巩固与盟国和邻国的合作关系。在组织机构上，也成立了统一的心理战领导机构。1942年美国陆军的心理战分部和海军的特种战委员会（OP-16W）合并，成立了一个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领导下的统一心理战领导机构——联合心理战委员会（Joint Psychological Warfare Committee）。战争结束后，1946年6月，美国海军部部长特别助理、主管海军情报的负责人托马斯·英格利斯建议美国军方开展在和平时期进行心理战的可行性研究准备。美国三部协调委员会（SWNCC）接受了这个建议，成立了一个特别计划委员会（Special Planning Committee），负责总结二战期间心理战的经验和教训，并要求其提出一个在和平时期开展心理宣传战略的详细计划来。该委员会于1946年12月10日向三部协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心理战”的SWNCC304/1号文件①。三部协调委员会于1947年4月30日正式批准了这份文件，这成为了美国政府战后第一份心理战文件[1] CK3100148769。
1947年6月26日，杜鲁门签署了1947年国家安全法，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心理战开始提上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这是由于冷战形势，特别是欧洲冷战形势对美国来说日趋严峻的结果。1947—1948年间，除了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以外，欧洲边缘地区希腊和土耳其的内战激烈，出现了共产党和左派工人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形势。在西欧中心地区，也出现了共产党和左派力量的影响和力量日益扩大的形势。苏联政府和各国共产党利用战后欧洲经济恶化、社会混乱的局面，展开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并取得了可喜的结果。1947年1月，法国社会党政府组阁，共产党员在内阁中出任四位部长，其中包括政府副总理和国防部长。1948年4月，意大利也要举行大选，共产党执政的可能性增加。为此，刚刚成立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把首要的注意力放到了意大利，以防止意大利共产党通过大选来执掌政权。1947年10月1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它的第一份政策文件NSC1号文件“美国关于意大利的立场”，首次提出了使用食品、财政和军事援助来帮助意大利政府，并通过有效的信息宣传项目及其他一切实践证明可用的手段来与共产主义的宣传进行斗争[2] PD00001。几乎与此同时，1947年11月7日，部际协调委员会（SANACC）的特别计划委员会提出了又一份“心理战”的重要报告，编号SANACC 304/11。建议美国政府“在当前的形势下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战略手段来实现未来的国家目标”[3] Doc. 249。
美国的宣传心理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为公开的宣传心理行动，主要由国务院及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处（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负责；而秘密行动则主要由中央情报局负责。1947年12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颁布两份文件：一份为NSC 4号文件，题为“协调对外信息宣传措施”，密级为“秘密”（confidential），这是美国政府文件密级最低的一级，美国政府内部有成千上万的职员可以阅读此类文件；另一份为NSC 4/A号文件，题为“心理宣传行动”，密级为“绝密”（Top Secret）[2] PD00008[3] Doc. 253。NSC4号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及其势力范围进行宣传和心理战的文件。文件提出要在世界各地加强与美国盟国的合作，在心理宣传方面展开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攻势。NSC 4/A号文件则是用来指导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根据NSC 4/A号文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特种行动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门程序小组，负责秘密心理行动计划的实施。
1948年1月16日，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法案要求国务院利用无线电、出版物、电影、展览和文化教育交流等一切手段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此外，“史密斯-蒙特法案”还授权国务院建立了一个新的和平时期宣传机构——美国新闻机构（U. 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在NSC 4号系列文件的指导下，美国政府各相关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心理宣传行动。特别是美国政府在意大利进行的心理战行动②，帮助意大利右翼联盟赢得了1948年4月18日大选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国会的议员更加相信了心理战的作用。美国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巴雷特在国会作证时指出：“美国竭尽全力的心理战努力是击败意大利共产党的成因”，他还强调说，“一个在世界范围展开的心理战将会使华盛顿赢得像在意大利取得的那样的胜利”[4] 13。然而，在欧洲中心地区，“捷克事变”和“柏林封锁事件”继续冲击着美国政坛，苏联的全球攻势使美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乔治·凯南呼吁国务院也要介入到对苏联的秘密宣传活动中去，而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首的军方也不满中央情报局独掌秘密行动的大权，要求军方也加入。为此，1948年6月18日，杜鲁门总统通过签署NSC 10/2号文件，将进行秘密心理宣传行动的权限不仅限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将对这一行动负责。文件提出要以中央情报局为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机构，一般被称为10/2小组（“10/2 Panel”）。该小组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直接接受总统领导，国务院和国防部都将派代表参加这个小组。小组的主任由国务院提名，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
当然，由NSC 10/2号文件所规定的秘密行动远远超出了心理宣传战的范畴，也超出了“秘密战”的范畴。NSC 10/2号文件对此有一个权威的解释：“这些行动将包括所有秘密的行动：宣传；经济战；直接预防性行动，包括阴谋破坏、反阴谋破坏、爆破和撤离行动；颠覆敌对政府，包括支持地下抵抗运动、游击战和难民解放集团；在那些对自由世界有威胁的国家里支持本地的反共产主义势力集团。”[1] CK3100388423
1949年，尽管美国新闻机构、中央情报局和美国之音在世界更广泛的范围展开公开和秘密的心理宣传活动，并且在西欧和中东地区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则从全球战略格局和心理上摧毁了美国苦心设立的防线。杜鲁门政府开始更加认真地考虑如何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同苏联共产主义集团展开全面斗争。
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旨意，1950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一系列重要文件，其中与宣传和心理战关系密切的有三份文件：第一份是1950年3月9日的NSC 59/1号文件[2] PD00160，杜鲁门总统在第二天，并指示美国政府各有关部门在国务卿的协调下付诸实施③，这份题为“对外信息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计划”的决策文件明确了公开的心理战主要由国务院协调指挥的原则，同时NSC 4、NSC 43号文件宣布失效；第二份是1950年4月4日颁发的NSC 66号文件，这份题为“在信息宣传和研究和发展领域支持美国之音”的国务院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题报告，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专题中最为细微的一个，它体现了“美国之音”在美国全球冷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份是1950年4月14日的NSC 68号文件，这份被称之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以国务院保罗·尼采等对苏强硬派为首起草，其出发点是一种分析假设：即苏联领导人要“大力扩大他们的权力，直到最后消灭反对他们权力的一切有生力量……为此目的，苏联努力的目标是要统治欧亚两洲的大片陆地”[5]。
NSC 68号文件除了提出要研制氢弹、扩充军队、增加税收、巩固联盟以外，还正式提出了要反击苏联方面进行的心理宣传的攻势。从内部破坏“苏联的集权制度”使“俄国人民在这个事业中成为我们的朋友”[5]。
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2月还任命了一位重要的官员主持国务院对外宣传。这就是前《新闻周刊》（News Week）编辑、二战期间心理战专家巴雷特。由他出任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巴雷特主张美国应在全球范围内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宣传攻势。杜鲁门总统接受了巴雷特的建议，决定发动一场名为“真理运动”的攻势。
1950年4月20日，杜鲁门有意选择在曾对美国的海外宣传项目持公开批评态度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集会上发表了启动“真理运动”的演说。杜鲁门在演说中称“冷战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如果美国“在这场斗争中失败，我们将会失去人心”[6]。杜鲁门强调说：“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真实的形象，而不是像苏联宣传所描述的那样，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连同自由世界各国人民在一场伟大的、持续的宣传运动中提升我们自由的理想，以反击苏联奴役的宣传。我们必须在一场伟大的真理运动中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7] 303“真理运动”是杜鲁门在1950年初对苏联共产主义展开的一场全面宣传攻势，被称之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马歇尔计划”[8] 9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杜鲁门政府更加紧张，认为这是苏联集团发动世界大战的前兆，故除在全球加强军事部署外，还更加紧了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计划准备。美国国会也给予美国的海外心理宣传运动以史无前例的支持，一次性追加拨款7790万美元[9] 317，用于“美国之音”广播、分发印刷品和出版物、播放电影、组织文化交流等。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名为“国家心理战计划”的NSC 74号文件[2] PD00200，归纳概括了NSC 10/2号文件和NSC 59/1号文件内容，更为详细地提出了美国国家心理战的全面计划。对心理战的目标、任务和理论、心理战实施的地区和国家、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等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和准备。1950年9月21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68/1号文件中，美国还规定了未来5年（1951—1955），包括富布赖特学者交换项目在内的总数为7.55亿美元的对外信息宣传计划的拨款，共对全球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2] PD00178。美国全球心理宣传战计划全面展开。
二
由于“美国之音”在美国的全球心理宣传战略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为此，美国国务院、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杜鲁门总统都十分重视如何使“美国之音”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然而，从1949年开始，“美国之音”在全球的广播遭到了苏联干扰台的全面干扰。为此，杜鲁门在1949年末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进行情报评估。1950年1月20日，中央情报局提出一份名为“苏联干扰‘美国之音’的历史发展”报告，指出“自1946年苏联干扰‘美国之音’西班牙语广播以来，到1949年4月，已成为一场世界范围行动，干扰不仅限于位于欧洲的‘美国之音’广播，而且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美国之音’广播”[1] CK3100296108。1950年4月4日，美国国家委员会也专门出台了支持美国之音战胜苏联干扰的NSC 66号文件。文件最后提出：要建立一个专门人才小组来研究和考虑一个方案来对付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干扰，这个小组的主席由国务院委派，其成员包括国防部、联邦通信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2] PD00170。
国务卿艾奇逊将任务交给了由杜鲁门亲自提名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负责这项重要工作。韦布打电话给时任军方智囊团“研究和发展委员会”（RDB）主任、无线电工程师劳埃德·贝克纳，请求帮助。贝克纳是一位项目管理专家，他向韦布建议邀请一些美国知名大学的技术专家和心理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专家教授来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在贝克纳的提议下，韦布在7月31日首先邀请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和人文学院院长约翰·伯查德到国务院共进午餐。请他们来商议寻找解决苏联干扰“美国之音”问题的方案[10]。基利安8月7日给韦布的回信称，麻省理工学院愿意去研究解决国务院所关心的问题，并强调说麻省理工学院在战后初期有过承担此类研究项目成功的经历④，会对国务院有全面的合作与支持。基利安还选定伯查德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伯查德在二战期间曾是军方智囊团RDB的负责人之一，具有管理项目研究组的丰富经验。8月16日，韦布给基利安回信，同意以麻省理工学院专家为主成立一个专门的项目组，并承诺国务院会非常重视该项目组的组成和研究成果[11] 393-407。
考虑到麻省理工在研究领域方面的限制，基利安又去哈佛大学寻找适合这个研究项目的人选。哈佛大学主管教务的负责人保罗·巴克表示哈佛大学将全力支持。所有被挑选人选都将从他们目前所承担的教学和研究任务中脱离。到1950年10月末，项目组组成人员已经就绪，集合在麻省理工学院曾为哈特韦尔（Hartwell）研究项目而设立的办公地点，项目组全职人员共22名：项目组总负责人伯查德（麻省理工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项目组执行主任爱德华·珀塞尔（哈佛大学物理学家和电气专家、二战期间麻省理工学院雷达实验室资深专家、海军哈特韦尔项目主持人之一）、克莱德·克拉克洪（哈佛大学人类学家、麦克阿瑟将军和军队RDB人类资源委员会顾问、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主任）、达纳·贝利（国家标准局无线电工程师）、亚历克斯·贝弗拉斯（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家）、劳埃德·贝克纳（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物理学家、军方智囊团RDB主任）、杰罗姆·布鲁纳（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马丁·多伊奇（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弗朗西丝·弗里德曼（麻省理工学院和核发展协会物理学家）、希尔（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唐纳德·马奎斯（密执安大学心理学家）、伯纳姆·凯利（麻省理工学院法律和城市规划专家）、马克斯·米利肯（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埃尔廷·莫里森（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罗伯特·莫里森（洛克菲勒基金会物理学家）、约翰·马礼逊（马里兰大学地理学家）、约翰·皮尔斯（贝尔试验室工程师）、温菲尔德·索尔兹伯里（柯林斯无线电公司音响工程师）、汉斯·斯皮尔（兰德公司社会科学部部长、政治学家）、默尔·图夫（华盛顿卡耐基学院物理学家）、杰罗姆·威斯纳（麻省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师）、罗伯特·沃尔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2] PD00181[11] PP393-407。这些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集中在一起，用美国广播学会主席、美国早期的国际信息咨询委员会主席贾斯廷·米勒的话来说就是“把美国最优秀的大脑都集中起来，去解决令人烦恼的问题，即如何把事实真相传递到‘铁幕’中去”[11]。项目代号为“特洛伊计划”⑤。
“特洛伊计划”是战后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与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专家、教授合作解决冷战和心理宣传战略问题的典范，也使美国政府得到使用美国大学和独立研究机构丰富资源的有效途径。特别是使美国大学中的社会科学家也都纳入到了美国总体冷战的轨道。
特洛伊项目组内部划分一些学科交叉的小组，其中既有技术专家又有社会科学家，去研究一些特殊的问题，然后再调换小组进行研究，各小组之间还进行交流和评论，项目组最后提交了特洛伊最终报告。这份长达81页的报告被定为“最高机密”，于1951年2月15日呈送到国务院。
报告共分四卷：第一卷是报告正文，共分四部分3章。另外三卷是26个附录。
第一章政治战主要提出了要集中寻找苏联政治体制的弱点和薄弱之处，并集中全力攻击的原则。
第二章“与被封闭的地区保持信息联系”，报告指出，除无线电广播和气球外，有效的手段还有：经济合作组织、知识分子访问旅行、食品运输、医疗箱、电影、图书馆服务、学生交流计划等。报告特别强调，学生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的真实影像传达到交流国家的最好办法之一。此外，国际邮件、专业期刊、工业和商业出版物，甚至包括出口的药品、手电筒、自来水笔和小型收音机也都能成为海外信息交流和心理宣传的手段和工具[1] CK3100284112。有关无线电的章节是该报告中的核心，报告提出了五种可能克服苏联干扰播音的办法：（1）设立长波和中波波段广播，同时组织力量研究开发大功率长波和中波发射机；（2）研究开发一种小型、廉价并可以自动搜台定位的收音机，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发；（3）研究开发宽带通讯转播机，用来克服苏联的电波干扰；（4）要重新审视国家的电子通讯政策，要协调目前“美国之音”与欧洲国家广播在波段上的冲突；（5）“电波战”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目前没有组织起来应对它。[1] CK3100284112气球和传单也是报告涉及的主要心理宣传技术领域，报告建议在形势危急时刻，使用气球和传单可以将宣传信息传递到其他传播方式无法进入的地区。报告同时要求相关的设备如氢气袋、飞行装备、气象学背景知识、轨道预测和氢气供应等也需要作好全面准备。
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报告重点指出了美国心理宣传攻势的目标区域，除美国心理宣传的重点区域俄国和欧洲外，第六章还新论及了中国和东南亚。特洛伊项目组承认，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还没有能将心理宣传攻势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方式，技术性设备在远东地区无法发挥效用，无线电收音机在这一地区也不普及。为此，报告强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战的首要任务是削弱中国和苏联联系的纽带，其次则是在亚洲进行政治战的主要工具是加强社会和经济的援助。为了能够影响亚洲国家的公共舆论，美国需要注意以下四点：（1）亚洲的舆论社团；（2）对外来干涉的反感；（3）当地而不是国际的共产主义形象；（4）低下的生活水平。
第七章为叛逃者。美国一直把鼓励苏联集团内部的叛逃者作为对苏联集团进行心理宣传攻势的有效手段之一。项目组建议：（1）由美国在西德的高级官员向公众宣布：苏联集团的叛逃者将不会被遣返；（2）为叛逃者马上提供更满意的生活条件以及为叛逃者创造一种独立的、不受外界干扰而且富足的生活；（3）改善从叛逃者获得信息情报的方式，从多样化的机构和来源系统地逐步地获取情报信息。
在第八章结论中，项目组只强调指出一条：即美国“需要单一的权威机构来领导国家的政治战”[1] CK3100284112。
报告还包括了26个更为具体的附录⑥，以支持上述八章的内容。
特洛伊报告就其整体而言，并没有提出一种决定性或者是整体性的方案以完全克服苏联对美国之音的干扰，也没有找到某几种理论和方法去展开对苏联集团的心理战。特别是报告中有许多设想和建议实际上美国的许多行政部门早已在操作，这是由于项目组成员都是学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的缘故，正如负责研究和情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克·阿姆斯特朗评论的那样，“项目组在没有完全了解和懂得国务院相关部门已经完成的工作的情况下”努力工作[1] CK3100284115。
但是报告中所提出的许多技术性建议，心理学和社会、政治学方面的主张，以及这种政府与学校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以项目形式进行合作研究的模式，都对美国心理冷战战略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
根据特洛伊项目组的建议和主张，美国之音和BBC采取了一致行动反击苏联的干扰行动，包括增加美国之音61部俄语广播，BBC48部俄语广播。美国之音和BBC的国际广播都增加了新的节目，美国之音在其每天24小时的播音中增加了2个半小时的俄语节目。并且增加了播音频道来瓦解苏联的干扰[4] P35。
美国之音的工程师们还发展了一些方法来对付苏联的干扰行动。一种方法就是一种信号在2个波段上的广播，这样就使苏联需要两倍的干扰设备来对付。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经常变换频道，有时在节目播出的中间也要变换频道，这就把干扰甩到了一边。此外，美国之音工程师还使用了很多设施用来减少干扰的影响：如一种定向天线和过滤器，目的是减少或去除干扰信号；另外一种装置叫“限幅器”（clipper），它能够自动将人的声音中的低调部分区分出来并加强，使之更具有穿透力，把干扰的高音源过滤掉；还有一种反干扰的技术叫“拥抱”（cuddle），即美国之音的播音频道十分接近苏联自己正常的播音频道，在测定了苏联官方电台的播音频道后，美国之音就紧贴着这些频道广播，以增加苏联干扰的困难[12] PP59-60。
美国之音所投入的设施和使用的方法，提高了美国之音在苏联及东欧地区的收听率。1951年4月，收听率由25％提高到50％。同时，还提高了苏联干扰的成本。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评估，1950年苏联花费了1750万美元用于干扰美国之音[13] 896。
特洛伊项目还提出了一个“环形计划”（Ring Plan），即在苏联集团周围布置一系列新的、高能量、战略性的转播机，如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希腊的萨洛尼卡、菲律宾的马尼拉、美国的檀香山等地。除了在地面上建立这些设施外，美国还在海外的船舶上建立起大功率美国之音转播船。1952年一艘特别设计的广播船“信使号”（Courier）开始在东地中海投入播音[4] 36。在1951年，美国之音还迅速增加它的播音语言，从24种扩大到45种，对苏联除俄语广播外，还增加了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鞑靼语、塔吉克斯坦语、阿塞拜疆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广播节目[14] 102，形成了对苏联的电波包围圈。
除了技术层面和心理战、政治战方面的建议外，特洛伊项目组的报告还直接促成了一个新的组织机构的诞生，这就是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早在1947年，中央情报局建立后，美国政府内部有关对心理战领导权的争斗就一直不断。尽管通过NSC 10/2和NSC 59/1号文件对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已作出了任务分工，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军方更有了建立自己独立心理战机构的理由。1951年1月15日，陆军成立心理战主任办公室（OCPW）[15] 89。而在远东的情报人员及其机构也由国务院转归麦克阿瑟将军领导。
国务院由爱德华·巴雷特领导的心理战领导机构（Ad Hoc Sub-committee）曾在1950年7月10日提交了一份国家心理战的总体计划（即NSC 74号文件），并将其分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成员手里。这份文件建议由国务院领导一个机构来全权负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全球的心理战行动，或者应成立一个独立的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其负责人则应由国务卿任命并且对国务卿负责[2] PD00200。当NSC 74号文件仍在NSC成员中审议时，1950年8月中旬，国务院首先开始了行动，巴雷特宣布将其领导下的特别委员会改组成为“全国心理战略委员会”。NSC 74号文件受到了来自军方的反对，特别是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强调，朝鲜战争正在进行，欧洲形势也是处于非战非和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希望心理战略委员会应是一个独立机构，只能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或对总统负责。为此，1950年1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NSC 74/1号文件中，对NSC 74号文件进行了修改，把国务院和军方的观点都并列其中[1] CK3100148769。
在国务院与军方心理战领导权争执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心理战领导机构，这就是由NSC 4/1和NSC 10/2号文件确定的隐蔽心理战行动应由中央情报局负责。1951年1月4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7次会议，心理战领导权的问题仍起了各方持久而杂乱讨论，而最终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特洛伊项目组的专家评论道：美国的心理战略行动“各部分是存在的——分散的机构和部门，但是作为整体则不存在”，“我们的政治战在今天需要时则缺少整体的攻击力量”。为此，项目组建议要将军事、外交和信息情报这些与政治战、心理战有关部分合并到一齐，并置于统一的指挥下[1] CK3100310373。
杜鲁门总统注意到了特洛伊项目组的研究成果⑦，最终决定于1951年4月4日下令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负责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行动。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使用了“心理战略”（Psychological Strategy），而没有使用“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一词，则反应了国务院特别是巴雷特在心理战略委员会建立中的作用。为了区别军方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建立的OCPW，也强调了这个委员会在冷战时期进行心理宣传战略行动的主要任务。
最后，特洛伊计划最终导致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IS）的建立。特洛伊项目组后续计划之一——“对苏联社会的研究”，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在1950—1951年间，中央情报局的苏联研究中心已有多达15份的苏联研究国家情报评估（NIE）⑧，但没有一份是研究苏联内部社会的。这种情况显然与美国正在对苏联展开的心理宣传战不相适应。为此，中央情报局找到了特洛伊项目组成员马克斯·米利肯，（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顾问）米利肯则找到了他的密友、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学家沃尔特·罗斯托，请他来组织人员完成这一研究。米利肯和罗斯托都相信，学术专家们不应该只研究工业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应该也精通美国政策[16]。罗斯托对心理战有过很经典的评论，“十分清楚，共产主义世界对美国呈现出两种威胁——一种军事威胁，另一种意识形态威胁……因此，我们要有两种努力——一种军事上的，一种是政治上的，紧密结合，共同形成一种总体的努力，来保护美国社会的利益”[10]。1951年8月，罗斯托在麻省理工学院阿尔巴尼街上的一个仓库里建立了研究中心，第一个研究项目“苏联的脆弱性”得到了来自中央情报局的资助。1952年1月，米利肯在中央情报局一年的服务期满后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与罗斯托共同建立了国际研究中心（CIS）。其后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继续得到中央情报局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为美国研究苏联和中国问题的著名思想库之一。
特洛伊项目组的模式还影响其他一些美国大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机构。例如哥伦比亚大学1944年建立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到1949年，已经沉陷资金短缺的困境，但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研究所得到了几个重要的项目，例如美国空军的“国外城市动力学”研究、美国之音的项目，“中东的公共舆论调查”等。据统计，1950—1951财政年间，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研究所75％的项目资金来自于美国军事和宣传机构[17] 275—276,506。还有由特洛伊项目组专家克莱德·克拉克洪主持的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更是首要的政府合同承签者。其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美国空军和中央情报局[18] 402。
特洛伊项目是战后美国政府与学术机构专家学者在心理宣传领域进行的第一次合作尝试。它的报告建议、它的运行模式都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心理宣传行动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特别是心理战略委员会在其后设立的心理战计划项目：如PSB D-18，对苏联集团叛逃者的心理行动计划；PSB D-24，斯大林失掌权力后的心理战略计划；PSB D-32，冷战行动中的社会科学研究；PSB D-33，针对苏联的学说宣传战等[1] CK3100329314,CK3100311020，都带有特洛伊计划的明显印记。
注释：
①SWNCC由于1947年空军部的成立也改名为SANACC（State，Army，Navy，Air Coordinating Committee），SWNCC 304号文件系列也改为SANACC文件系列。
②包括对意大利的经济援助，国际新闻和教育交流处的新闻传播和记录影片的放映，以及由中央情报局操纵的秘密行动，如利用无署名和暗中提供津贴的出版物，伪造的、分发报酬和其他形式操纵选举的活动。
③FRUS 1950, IV.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Soviet Union GPO, 1981, p. 305; p. 296. 美国负责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在一份题为“在心理战领域主动进取”的报告中则讲是总统3月9日批准了该文件。
④Project Hartwell，美国海军资助项目，开始于1950年6月，是专门用来研究美国海外运输安全，特别是寻找对付苏联新型潜艇的办法。
⑤即暗示用古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木马神话，古希腊人久攻特洛伊城不下，便想出一计，造巨大木马让士兵藏匿其中，在部队假装撤退后，将木马摈弃在特洛伊城外，乘敌人将木马当作战利品移入城内，庆祝胜利之机，希腊军队士兵从木马中爬出，与城外军队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城。
⑥附录1. 政治战；附录2. 海外旅游者；附录3. 邮件；附录4. 物品分发；附录5. 负荷过重和延误；附录6. 阿尔巴尼亚；附录7. 两种“主义”；附录8. 政治战——美国对苏联；附录9. 美国派驻东南亚和其它落后地区的援助人员；附录10. 人口问题；附录11. 对政治战的学术研究支持；附录12. 叛逃者；附录13. 前瞻性计划；附录14. 公众舆论；附录15. 斯大林；附录16. 项目组成员简历；附录17. 结论；附录18. 特洛伊计划简介；附录19. 电离层情况；附录20. 高能广播；附录21. 接收机；附录22. 宽波段传送——大西洋通讯；附录23. 波段调制技术的应用；附录24. 无线电情报；附录25. 月球中继站；附录26. 杂项。
⑦1951年4月4日，杜鲁门在一份行政命令中决定成立国家“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PSB）。在这份文件后面的是巴雷特写给Webb的关于筹建心理战略委员会的备忘录，上面清楚地写明，要建立统一的心理战组织机构。CK3100310373，DDRS.
⑧NIE 11, Soviet Intention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5-Dec-50; NIE 15, Probable Soviet Moves To Exploit The Present Situation, 11-Dec-50; NIE 17, Probable Soviet Reactions To A Remilitarization Of Western Germany, 27-Dec-50; NIE 2/2, Soviet Participation In The Air Defense Of Manchuria, 27-Nov-50; NIE 3, Soviet Capabilities And Intentions, 15-Nov-50; NIE 18, Probability Of Soviet Employment Of Bw And Cw In The Event Of Attacks Upon The Us, 10-Jan-51; NIE 22, Vulnerability Of The Soviet Bloc To Economic Warfare, 19-Feb-5; NIE 25, Probable Soviet Courses Of Action To Mid-1952, 2-Aug-51; NIE 29, Prob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Yugoslavia In 1951, 20-Mar-51; NIE 29/1, Review Of The Conclusions Of Nie-29" Probability Of An Invasion Of Yugoslavia In 1951" , 4-May-51; NIE 31;Soviet Capabilities For Clandestine Attack Against The Us With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Us To Such Attack ( Mid-1951 To Mid-1952) , 4-Sep 51; NIE 33, Soviet Control Of The European Satellites And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ntributions To Soviet Power Through Mid-1953, 7-Nov-51; NIE 4, Soviet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Germany, 1-Feb-51; NIE 43,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Far East To The Ussr, 13-Nov-51; NIE 55, Communist Capabilities And Probable Courses Of Action In Korea Through Mid-1962,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http: //www. fas. org/irp/offdocs/nsc-hst/nsc-68. 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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