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840—185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及其在美国的政治参与
原祖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4期第64～73页
【作者简介】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关 键 词】爱尔兰移民/美国天主教/“一无所知”运动/政治参与/本土主义运动
2004年3月6日，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在白宫郑重宣布，当月为爱尔兰美国人遗产月，号召所有美国人在这个月庆祝爱尔兰人对美国所做的贡献。布什在致词中赞扬说：“爱尔兰美国人帮助开发了美国的边疆，建设了我们的城市，保卫了我们的国土。通过在政府和军队中的服务，他们帮助捍卫了我们的民主并将自由与和平推向世界。通过致力于信仰和家庭，他们加强了我们的社区，丰富了我们民族的性格。”① 听过布什致词的美国人可能不会想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天主教爱尔兰人在这个国家，在这块新大陆上曾经遭受过歧视与排斥。当年的屈辱和艰辛如今都被约翰·卡迪奈尔·奥康诺和约翰·F. 肯尼迪这些辉煌的名字所遮掩。但历史学者们清楚，当年的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曾经因为他们的异质文化而不能见容于本土美国人，在19世纪中期成为美国本土运动攻击的主要目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由“外人”到主人，由边缘到核心的历史经验，才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②。
一、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遗产
要正确理解爱尔兰移民到达后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对美国建国以来的移民政策作一个简单回顾。从一般意义上讲，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新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是持欢迎态度的。托马斯·潘恩曾断言：“美国的母亲是欧洲，而非英国。”这种观点在独立革命时代被广泛接受。但认同美国与欧洲的母子关系并不是说美国人对所有来自欧洲的移民都能一视同仁。实际上，先到者对后来者总是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用美国学者托马斯·R. 弗莱泽的话说：“这个新民族对移民的态度，是经验、意识形态理念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③ 一方面，开国之父们意识到美国的建立有赖于不同民族的参与，因此建国之初总体上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获得公职勿需经过宗教审查；而美国政府也确曾利用这种宗教自由原则来吸引新移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写道：“宗教权利的绝对平等将会吸引他们（移民）从欧洲涌向美国。”④ 另一方面，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某种实际考虑，当时的许多美国领导人仍有宗教或伦理上的偏见。譬如，首任商务部长汉密尔顿在移民政策方面优先考虑的是来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熟练制造业工人。
此外，早期的美国移民政策往往受到国际纷争的影响。移民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纠结，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美国宪法缔造者们担心，政治背景复杂的新移民会误导美国人民偏离自己的共和目标，因此在宪法条款中加进了对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出任公职的限制。1790年、1795年和1802年颁布的三部最早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都要求新移民经历一定的居住期后方能归化为美国公民，其目的是消解以前环境在移民身上所残留的影响。美国领导人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美国早期历史上，确曾有某些新移民因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而备受争议，其中就有爱尔兰的反叛者耐泼·坦迪和沃尔夫·通。他们来美国的目的是为爱尔兰人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寻求支持，而这正是一些视英国为母国的早期领导人所刻意避免的。
独立前的爱尔兰人被分为两部分，即居于多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又称作乌尔斯特苏格兰人或爱尔兰长老会派（Ulster Scot, Irish Presbyterian），和处在少数的天主教爱尔兰人。1717至1776年间爱尔兰移民中约有2/3属乌尔斯特血统⑤。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部分是为躲避英国的宗教迫害，部分是为寻求较好的经济环境。
由于1740至1741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到美洲殖民地的南爱尔兰移民在独立革命前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多是以契约奴身份进入美洲的。当大批契约奴被运往新大陆的时候，针对他们的歧视便在各殖民地产生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自1699年起对入境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每人征收20先令的关税。1729年宾夕法尼亚向所有爱尔兰移民征收进口税⑥。
大部分爱尔兰移民来到美洲是为生活所迫，但也有少数是因为反抗英国统治失败而被迫流亡到美洲的。179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领袖来到了美国，他们也带来了对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仇恨。强烈的政治倾向使他们很快卷入美国的党派之争。在第一次政党制度中，多数民主共和党人来自几个人口增长较快、种族背景复杂的州。他们对法国和爱尔兰的革命者寄予更多的同情， 也对具有上述背景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心存好感。相反，联邦党人多来自商业发达、英国移民集中的新英格兰地区，他们担心法国和爱尔兰移民的政治背景会危及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因此对这两支移民持不欢迎态度。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对民主共和党所表现出的忠诚只能加剧联邦党人对他们的敌意；二者之间在宗教方面的差异更使这种敌意根深蒂固。
1798年的XYZ事件为联邦党人打击其政治对手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最佳时机，当年，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人政府便抛出对美国移民政策颇具影响的四条法令，即“归化法”、“外国人法”、“间谍法”和“叛乱法”，矛头直指比政治见解更易受到攻击的种族文化差异，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是立足未稳的新移民。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阿克迪孔就此评论说：“这四条法案反映了存在于当时美国人的一种普遍情绪，就是倾向于将国内混乱归咎于某些人口，而没有看到这些国内问题是价值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副产品。”⑦ 回顾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条法令是美国政治与移民政策矛盾纠结的开端。它说明了新移民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一旦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党派政治，他们极易被指责为对美国不忠。虽然这四条法令很快被取消了，但其所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义却在美国历史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这条阴影一直笼罩着1820至1850年间来到美国，并试图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众多爱尔兰人。
二、内战前美国城市中的天主教移民
19世纪40年代的马铃薯饥荒迫使大批爱尔兰人背井离乡。1821—1850年间有400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仅1845年至1855年十年间就达125万。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团体，达到外国出生人口的40％⑧。其他欧洲移民，如内战前为数众多的德国移民，大多会选择到美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以避免与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的早期移民发生种族、文化上的冲突。而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却不然，他们多半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三个大都市定居下来，成为美国早期城市贫民的一部分。据统计，1850年有1/3的爱尔兰人生活在15个较大城市中，其中纽约13.4万人，费城7.2万人，波士顿3.5万人⑨。
爱尔兰人之所以选择大都市安家落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都市化的东部港口城市与内陆相比有较强的文化多元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些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通衢”（gateway）的港市，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都市化了，它们向欧洲移民展现了这个新世界的第一风貌。其次，与内陆相比，港口城市发展较快，经济较为发达，又是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因此赚钱的机会也就比较多。第三，城市中公共设施集中，公共交通比较发达，便于经济条件欠佳的新移民生活。
然而，美国的城市生活对这些来自乡村的爱尔兰移民是个不小的挑战。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有一段描述刻画了初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这些从未见过城市的人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随处可见的新鲜事物令他们叹为观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在记忆中搜索可供对比的东西。但这里的一切却像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哪个乡镇、集市或市场与其相像。这些新来者对着他们将要度过余生的城市发呆⑩。随着新移民人口的增多，他们与原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因环境、文化习俗、劳动机会等因素而加剧。统而观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其一是宗教文化层面。反天主教的宗教歧视源于英国，主要体现在英国1695—1746年间通过的一系列刑法（Penal Laws）中。英国政府制定这些法令，是为了将天主教徒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弱势地位（11）。尽管这些法令在19世纪初被逐渐废除，但针对天主教徒的社会歧视仍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宪法所标榜的宗教自由，对深受宗教压迫的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然而，一个制度所确立的政治理想与该制度下所存在的社会现实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以英国移民和英国文化为主流的早期美国社会仍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偏见。这种偏见不仅反映在不同肤色的族群之间，而且反映在同是白色人种的欧洲移民当中。在英国传统比较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新教在社区生活中居于绝对优势。新教徒对新来的天主教徒有一种天然的隔膜甚至敌视。
除了来自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敌视，爱尔兰人移民本身的特点也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的难以相溶。密苏立大学的爱尔兰移民问题专家科比·米勒指出：“爱尔兰美国人的怀乡、疏离和民族主义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不是自愿的雄心勃勃的移民，而是不情愿的、没有责任心的‘流亡者’，为外力所驱，尤其是来自英国人和地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12）
此外，由于天主教徒受制于一个超越美国控制范围的罗马教廷，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忠诚因而受到怀疑。马里兰州做出一项决议，拒绝天主教徒出任公职，原因是他们的第一忠诚既不是对本州的，也不是对美国的，而是对罗马的（13）。由于宗教成见的存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与美国新教徒之间的争执与冲突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就已司空见惯。1844年在费城爆发的种族冲突中，爱尔兰天主教社区死伤达50人，30多处房屋和两座教堂被焚毁。宗教问题成为爱尔兰人在美国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其二是在政治层面上，爱尔兰移民与英裔美国人在对英关系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因长期受英国统治者压迫而将反英情绪带到了美国；后者则因种族文化上的渊源而与英国藕断丝连。有的史学家认为，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在新大陆演化为对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普遍敌视：其他地区的移民定居美国后会在某种程度上刻意模仿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而爱尔兰移民则我行我素，对当时流行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屑一顾（14）。因此，在19世纪中叶的许多美国城市中，“外国人”成了爱尔兰人的同义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惊呼“爱尔兰人征服了我们的城市”的同时，也担心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民主因此而终结（15）。
其三，爱尔兰移民的基本成份是乡村农民，进入美国东部城市后，长期处在社会底层，与当地早期移民形成阶级上的对立。一方面，从19世纪初开始发生在东部港口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为新移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经济机会。19世纪40至50年代，传统的工匠制度为工厂制度所取代。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的新移民很快被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吸收进去。1840年至1860年的20年间，东北部城市迅速膨胀，与大批爱尔兰人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劳动力缺乏的社会，这样一支人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产业发展造成的对廉价劳力的大量需求（16）。如汉德林所述，“旧工业轻视移民，但发明风险高、初次投资大的新工业却渴求更多的可供剥削的低工资工人”（17）。爱尔兰移民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一支庞大的非熟练工人队伍。
另一方面，缺少在城市谋生的必要知识和技术，决定了他们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的那样，“他们虽然右移了劳动力供应曲线，但因其缺乏交通手段、熟练技术和社会地位而成为社会阶梯中最底层的无竞争力工薪阶层。”（18） 社会史家肖恩·魏伦茨也评论说：“爱尔兰饥荒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除了进血汗工厂没有多少技术可供利用，只能从事各种最低层的职业。”（19） 他们乐于接受任何工作而不讲价钱，妇女们大多充当了旅馆里的清洁工或餐馆服务员，而男人则填充了各种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基本建设高峰，爱尔兰人成为筑路、修桥、挖运河等艰苦行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他们被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运河公路建设者”（20）。虽然为美国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这种任劳任怨不讲价钱的工作态度，却威胁到处于本土居民下层的城市贫民的生活。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使他们不是失去原来的工作，就是被降低了工资。所以，他们常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动荡和相对贫困化归咎于爱尔兰移民。
最后，则是爱尔兰人移民与原居民在生活方式层面的对立。至少在表面上，欧洲新移民给美国城市带来的是拥挤的居住条件和增多的疾病与犯罪。由于付不起交通费，他们通常选择离工作地点和商业中心较近的地方居住。市中心的房主往往将其房子隔出一部分出租，这一部分又被再分割成若干小单元，其结果，则是市中心附近拥挤不堪，又脏又乱。原来的居民认为新来者毁了他们所建设的原本十分整洁的城市。更严重的问题是卫生条件的下降和犯罪率的上升。繁重的劳动、不良的营养条件以及缺乏城市生活的卫生常识，都使新移民成为各种疾病的携带者和受害者。1832年和1849年纽约的两次霍乱都发生在爱尔兰人集中的居民区（21）。
爱尔兰移民也因美国城市犯罪率的升高而备受谴责。董小川在其《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一文中特别指出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犯罪记录中的突出位置。在19世纪的纽约，警察记录在案的人中有一半是爱尔兰移民。本土主义者认为这是外国出生的人不能把握自由限度的表现（22）。许多人相信“作为新移民特殊毛病的饮酒习惯导致了爱尔兰人的偷窃和德国人以啤酒宴亵渎星期天”（23）。这种看法直接促成了作为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禁酒运动的兴起，而隐于其后的则是新老移民之间的种族和文化上的对立。
三、来自美国本土运动的冲击
由于上述诸方面原因，英裔美国人担心日益增多的爱尔兰移民会危及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对这支移民的敌视与厌恶经常溢于言表。《派蒂与共和》一书的作者戴尔·诺贝尔通过对内战前美国的观察指出，“对于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派蒂就是爱尔兰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24） 而在当时的英语中，派蒂一词混合了多层含义，既表示带有贬义的天主教教义，又表示贫困、肮脏、桀骜不驯、反复无常和不顾将来（25）。将爱尔兰人称作派蒂，其贬抑之意不言自明。英裔美国人与英国人一样，都认为爱尔兰人是“内向”性格，强调人际关系，思想能力和道德品质，这与他们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共有的“外向”性格，即体格品质、审美的文化敏感、经济条件、宗教与政治热情、相对情绪化以及勤奋努力等特征形成鲜明对比（26）。诺贝尔还注意到，英裔美国人对爱尔兰人性格的批评甚至比英国人更苛刻，因为他们不仅吸收了来自英语中的对爱尔兰人的侮辱性词汇，而且还将他们对大英帝国和整个旧世界的成见加诸后者（27）。
爱尔兰移民到来之时正值美国人试图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阶段。在谈到美国国家认同时，王立新虽然指出了新英格兰经验对形成这一认同的重要意义，但又强调，“美国认同的基础不是族群特征（ethnicity），也不单是前述的共同历史经验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还包括对美国自由主义原则的信奉。”（28） 但笔者认为，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是有阶段性的或受时间限制的。19世纪初开始的国家认同，恐怕并不如后世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理想。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虽不是单一的源泉，但却处于主流地位，这在内战前的美国尤其如此。即使在欧洲移民之间的文化融合也经历了整个19世纪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人的民族性格成为文学乃至政治领域的热门话题。为塑造一个独特的民族性格，美国人试图将美国人与外国人区分开来。这样，反天主教论作为英裔美国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大行其道。但这种风言风语与50年代兴起的“一无所知”运动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以英裔美国人为主体的“一无所知”运动，是一次自发的、波及面甚广的运动，它认同了英裔美国人对爱尔兰人存在于种族文化层面的所有偏见。成立于1849年的“一无所知党”，到1853年已经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并在其后的三年中风靡美国。据称，有125万人卷入这场具有神秘色彩的本土主义运动。1855年的“一无所知”运动年鉴说，它的目的是要给外来主义（foreignism）最后一击（29）。
“一无所知”运动的思想动机是保护美国的主流传统，也就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美国传统。“一无所知党”认为，以爱尔兰人为主要成分的新移民对美国传统缺乏了解，又受到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操纵与蛊惑，正在破坏美国的共和传统。“一无所知”运动在理论上基于三条相互关联的假设：（1）美国的传统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2）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与外国出生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没有多少关系；（3）盎格鲁—萨克逊优于其他种族（30）。显然，这种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做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预演。在“一无所知”运动风靡一时的50年代中期，爱尔兰人的种族特征、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都成为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理由。
“一无所知党”人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讥讽爱尔兰人的“性格缺陷”——“古板”、“愚昧”、缺乏教育和堕落。爱尔兰人也经常被同贫困联系在一起。弗雷德里克·桑德斯在其本土主义宣传小册子《进步与美国前程》中说：“爱尔兰人能带给这个国家的只有他们的破烂。”（31） 许多本土主义者相信，爱尔兰人的真正问题是他们不能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戴尔·诺贝尔将英裔美国人的宗教偏见追溯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所遗留的福音主义遗产。即认为国家前程系于公民的个人救赎；而罗马天主教教廷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32）。
作为极端本土主义的代言人，“一无所知党”指斥天主教会反对一切自由、进步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他们认为，天主教教阶势力为了保持其权威，力图破坏自由教育。愚昧和迷信是天主教统治的两大支柱。所以，天主教廷的功能就是阻止进步，摧毁人类自由。就像当时的南方奴隶制一样，天主教对美国的共和和自由构成另一重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是思想意义上的奴隶制，将人的良知束缚在罗马极权统治之上，对其追随者在思想上进行奴役（33）。对于天主教爱尔兰人来说，他们的世俗行为受到宗教忠诚的指导。既然美国天主教徒对教皇宣誓效忠，那么他们违背对美国政府的誓言就不会受到教皇的责罚。这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在私人交易中还是在公共责任中，天主教徒永远不值得信任，他们应该被排斥在美国公共事务之外。
一无所知党人的这些指责虽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也并不全是空穴来风。对于天主教爱尔兰人自身的弱点，他们中的一些精英人物也有反省。纽约《爱尔兰美国人》主编费利姆·林奇在1854年对其“同胞和朋友”告诫说：你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怀恨、敌视而又可怕的秘密社会，这就是一无所知党，他们反对我们，尤其是我们爱尔兰人，因为我们粗鲁、贪婪地追逐政府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位置，因为我们愚昧、骚乱、残忍，因为我们受制于神父，因为我们忠于外国帝王——教皇，因为我们只是口头共和派，因为我们不配有投票权。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这个号称一无所知的秘密组织的外边，在其影响与作用之外，正弥漫着一股反爱尔兰反天主教情绪（34）。
林奇的告诫是让天主教爱尔兰人正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进而有意识地克服这些弱点，以接纳于美国社会。这种民族自省的声音常常是推动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苦口良药。
四、天主教爱尔兰人的政治参与
从内战前开始，为改变本土美国人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上述成见，从精英到普通爱尔兰人，都做出了长期的努力。这些努力为后来其他文化和种族团体融于美国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认识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重要例证。
前文已经提到，爱尔兰人从开始就较为认同杰斐逊传统和民主党，《美国爱尔兰人》一书的作者威廉·尚南指出：“联邦党人及其继承者辉格党人对爱尔兰人的敌视态度将后者推向杰斐逊派，在其势力强大的新英格兰和部分纽约地区尤其如此。”（35） 尽管在美国早期一些爱尔兰人就试图参与美国政治，但其影响极为有限，这种局面直到杰克逊时代才有所改观，其时，民主党的强大压力开始冲破对爱尔兰人政治参与设置的重重障碍。1821年，纽约的宪法大会废除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投票权。以前因贫困而无法投票的爱尔兰人从此可以发挥其政治力量了。要知道，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比爱尔兰本国的还要多，而且一半以上集中于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等几个拥有大城市的东部州（36）。坦慕尼厅的民主党首脑们看到了这个扩大势力的绝好机会，迅速向爱尔兰人张开了怀抱。爱尔兰人也通过支持民主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身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爱尔兰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差不多贯穿了第二政党体系的始终。
爱尔兰人选择了民主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在欧洲接受英国辉格党政府统治的痛苦经历，尤其是大饥荒年代上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非命的残酷事实，让他们对美国辉格党人怀有天然的敌意。第二，辉格党在整体上对爱尔兰人采取的是不友好的立场，他们继承了联邦党人对外国人的怀疑和敌视态度。大多数辉格党人认为支持本土主义是一种“安全而有利可图的投资”（37）。他们一直把爱尔兰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当作攻击对手的利器，对他们来说，爱尔兰人的选票就是民主党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证据。反民主党宣传也被拙劣地与反爱尔兰、反天主教的种族和文化歧视绑在一起。第三，辉格党人与工商和职业阶层的密切关系使之难以跨越阶级鸿沟，去取悦处于工人阶级下层的爱尔兰人（38）。这样，历史经验、种族文化传统和阶级立场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拉近了爱尔兰移民与民主党之间的距离。
然而，随着爱尔兰美国人选票重要性日益增加。辉格党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作为辉格党领袖的纽约州长威廉·西华德就曾站在爱尔兰人立场上，支持由州政府补贴教区学校。辉格党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编辑赫里斯·格里利在其论坛报中呼吁爱尔兰独立。在1852年的选举中，辉格党人聘用爱尔兰美国人帕特立克·欧迪来主编一份取名《爱尔兰人》的宣传周报。凡此种种，说明爱尔兰人的政治分量已经引起美国政界的重视。
另一方面，民主党也加大力度以巩固他们在爱尔兰移民中的群众基础。有几个爱尔兰美国人甚至被提拔到民主党的上层位置。1852年大选中对爱尔兰人选票的争夺异常激烈。辉格党一改过去对爱尔兰文化的歧视转而取悦爱尔兰人。其候选人温斯菲尔德·斯格特几年前还是本土主义者，现在却以“爱尔兰人的朋友”面目出现。另一方面，民主党却抓住斯格特早年的本土主义立场和对爱尔兰人的攻击不放，以获得爱尔兰人的坚定支持。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获胜。这无疑与人数众多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民主党人对爱尔兰宗教文化的长期宽容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与辉格党的本土主义不同，民主党强调的是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化。他们反对那些捷足先登的美国人将其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这一立场在1855年被《民主评论》的主编明确肯定：“历史向我们证明，种族与宗教纷争是最残酷的，其后果也最为可怕，因此政府不应卷入其中。”（39）
搭上了民主党的顺风车，许多爱尔兰人也在其政治生涯中获得晋升机会。如爱尔兰出生的迈克·沃尔什被坦慕尼厅选中，最终入选国会众议员。为感谢天主教爱尔兰选民的支持，皮尔斯总统任命了来自费城的天主教徒詹姆斯·坎贝尔为邮政部长。
是什么因素使爱尔兰人比其他少数民族移民在政治上更容易成功？对此，我们也可从爱尔兰移民本身素质和他们到美国后的外在环境上寻找原因。首先，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的政治成功得益于杰克逊民主。杰克逊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民主化时期。取消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大大拓宽了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爱尔兰人由此获得了可与本土主义者公平竞争的机会。其次，当时的两党制，为爱尔兰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方便机制，他们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地位。最后，生活在美国的大城市中，爱尔兰人对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比较敏感，便于他们的政治参与。
另外，爱尔兰人所固有的一些品质特征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参与。爱尔兰人具有其他移民所不具备的两项优势，即使用英语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了如指掌。这些优势为他们迅速、直接地参与美国政治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组织能力、演说才能、团体意识和来自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传统。（40） 爱尔兰人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团体行动。人们都知道，爱尔兰政治家总是爱尔兰社团中的一员。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曾指出：“与美国人将金钱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同，许多天主教爱尔兰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则是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或文化社区中帮助他人。”（41） 面临来自本土美国人的公开敌意，爱尔兰人往往从他们的社区中寻求支持。在美国城市中爱尔兰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以加强沟通和相互帮助。奥斯卡·汉德林在《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中指出：“爱尔兰人感到有义务在一个社会中再建立一个社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集体行动。”（42）
少数民族的团体身份常常可以决定个人行为。这样的身份虽然有时可能阻碍一个人的成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当某一个人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不熟悉、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就像内战前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那样，他们的社团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一些文化或经济上的障碍，以获取在政治或商业领域的成功。
毫无疑问，在以文化为纽带的爱尔兰人社会组织中，天主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爱尔兰社区的核心。在大批爱尔兰移民流入美国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已经在美国建立起一个以商人和种植场主为主要成分的小圈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美国天主教的构成，诚如汉德林所观察的那样，“爱尔兰人在教会中已居于压倒多数，他们占据了美国教阶中的一些重要职位。”（43）
通过他们在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爱尔兰人得以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中发挥影响。这种爱尔兰天主教会与有组织的政治运作的结合常被称为“爱尔兰天主教势力”。其中所强调的是天主教对爱尔兰政治人物的指导和对爱尔兰移民选票的操控。这种说法也许夸大了天主教会对政治的卷入程度，但也确实说明当时的天主教会在爱尔兰社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除教会与政党机构外，在爱尔兰人生活中居于第三位的是劳工组织，爱尔兰人将其看作是全国性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积极地加入其中。例如，纽约的鞋业工会就是一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由爱尔兰人主导的工会组织；1843年，爱尔兰建筑业工人在纽约市的非熟练工人中建立了第一个互助性团体——工会慈善协会，要求提高工资，取消血汗工厂；1846年爱尔兰劳工罢工要求提高共同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自由与平等”（44）。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人为提高自身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常常以侵害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权益为代价，其中包括对解放黑人奴隶的反对和对华工的排斥与迫害（45）。为了强化他们与其他白种美国人同属一个“我们”，爱尔兰移民中的政治和劳工领袖们刻意树立一些种族和文化特征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有更多差异的“他们”，以此作为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手段。这种倾向在爱尔兰人地位得到大幅提高的内战后历史中有增无减。
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美国的政治中的成功是他们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开始。在美国内战中，许多爱尔兰人因其贡献而获得擢升。1886年，休·奥布伦当选为波士顿第一位天主教爱尔兰市长。后来同样文化背景的帕特里克·克林斯也曾获得这个显赫职位。爱尔兰人成为这个城市民主党的领袖。诸如此类的爱尔兰移民获得政治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上个世纪对美国历史影响更大的红衣主教奥康诺和活跃于政界的肯尼迪兄弟就不必赘述了。
生活在当今社会，历史学者们常常因耳濡目染受到眼前状况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些历史细节。我们在强调美国的民族融合时可能会忽略其种族隔离的一面，强调美国的多元文化时可能会低估主流文化的霸主地位，强调当代的“自由民主传统”可能会以此附会几百年前的某些理论说教。只有对各个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历史经验作认真地梳理，我们才能深入了解美国这个文化熔炉是如何形成的。作为第一支非基督教欧洲移民，天主教爱尔兰人在美国所经历的由边缘到主流的艰难跨越，对于我们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无疑提供了重要借鉴。
注释：
①http: //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4/03/20040306—5. html
②对于美国移民史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的著述首推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邓蜀生的《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至于将爱尔兰移民作为个案进行的研究，王寅的两篇文章，即《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世界民族》2003年1期）和《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4期）都对美国历史上爱尔兰移民的某些特点，如凝聚力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本文则是根据美国史学界在爱尔兰移民问题上的一些较新著述，对内战前2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一些突出特征和政治参与所做的系统探讨。
③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Thomas R. Frazier, ed. , The Underside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7年版，第262页。
④威廉·S. 伯纳德编：《美国移民政策》（William S. Bernard, ed. ,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纽约1950年版，第5页。
⑤戴维·诺埃尔：《爱尔兰、爱尔兰人与革命中的美国，1760—1820》（David Noel Doyle, Ireland, Irishmen,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0—1820），都柏林1981年版，第51页。
⑥戴维·诺埃尔：《爱尔兰、爱尔兰人与革命中的美国，1760—1820》，第62页。
⑦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第266页。
⑧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Anthony Gary Dworkin, ed. , The Minority Report: An Introduction to Racial, Ethnic, and Gender Relations），福特沃斯1982年版，第375页。
⑨高木郎诺：《一个不同的视镜：多元文化的美国史》（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纽约1993年版，第161页。
⑩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Oscar Handlin, The Uprooted），波士顿1951年版，第43页。
（11）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第359页。
（12）克尔比·A. 米勒：《移民与流亡者：爱尔兰与爱尔兰人涌向北美》（Kerby A. Miller, Immigrants and Exiles: Ireland and the Irish Exodus to North America），纽约1985年版，第556页。
（13）琼·H. 贝克：《自相矛盾的美国人：马里兰州的一无所知党》（Jean H. Baker, Ambivalent Americans: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ryland），巴尔的摩1977年版，第45页。
（14）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第385页。
（15）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纽约1955年版，第178页。
（16）道格拉斯·C. 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Dougla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纽约1966年版，第206—207页。
（17）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第71页。
（18）道格拉斯·C. 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70页。
（19）肖恩·威伦茨：《高唱民主，纽约市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兴起，1788—1850》（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纽约1984年版，第352页。
（20）丹尼斯·克拉克：《希伯尼亚美国：爱尔兰人与地区文化》（Dennis Clark, Hibernia America: The Irish and Regional Cultures），韦斯特波特1986年版，第31页。
（21）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第276—277页。
（22）董小川：《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
（23）琼·H. 贝克：《自相矛盾的美国人：马里兰州的一无所知党》，第19页。
（24）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Dale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n Antebellum America），米德顿1986年版，第11页。
（25）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1页。
（26）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25页。
（27）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51页。
（28）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9—130页。
（29）斯蒂芬·E. 梅兹利什编：《关于美国内战前政治的文集，1840—1860》（Stephen E. Maizlish, ed. , Essays on American Antebellum Politics, 1840—1860），奥斯丁1982年版，第167页。
（30）琼·H. 贝克：《自相矛盾的美国人：马里兰州的一无所知党》，第38页。
（31）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30—131页。
（32）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30页。
（33）斯蒂芬·E. 梅兹利什编：《关于美国内战前政治的文集，1840—1860》，第173—179页。
（34）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33页。
（35）威廉·V. 香农：《美国爱尔兰人》（William V. Shannon, The American Irish），纽约1963年版，第48页。
（36）托马斯·索维尔：《美国少数民族史》（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纽约1981年版，第25页。
（37）乔尔·H. 西尔比：《美国政治民族，1838—1893》（Joel H. Silbe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Nation, 1838—1893），斯坦福1991年版，第104页。
（38）威廉·V. 香农：《美国爱尔兰人》，第50页。
（39）乔尔·H. 西尔比：《美国政治民族，1838—1893》，第165页。
（40）威廉·V. 香农：《美国爱尔兰人》，第60页。
（41）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第358页。
（42）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第176页。
（43）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第132页。
（44）肖恩·威伦茨：《高唱民主：纽约市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兴起，1788—1850》，第353页。
（45）高木郎诺：《一个不同的视镜：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第149—15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4期第64～73页
【作者简介】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 【内容提要】 | 天主教爱尔兰移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大规模的非新教移民团体。他们进入美国社会后，不仅引发了美国人宗教生活的长期震荡，而且对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持续影响。通过建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发明了一套与主流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克服了从他们踏上这块土地第一天起就遇到的宗教、伦理方面的障碍。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爱尔兰移民潮发生于19世纪40至50年代，其间爱尔兰天主教移民与美国早期新教移民的矛盾和冲突也最为突出，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足以为我们了解美国移民史和美国文化特征提供借鉴。 |
一、美国移民政策的历史遗产
要正确理解爱尔兰移民到达后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我们需要对美国建国以来的移民政策作一个简单回顾。从一般意义上讲，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对新移民，尤其是欧洲移民，是持欢迎态度的。托马斯·潘恩曾断言：“美国的母亲是欧洲，而非英国。”这种观点在独立革命时代被广泛接受。但认同美国与欧洲的母子关系并不是说美国人对所有来自欧洲的移民都能一视同仁。实际上，先到者对后来者总是怀有一种复杂的心情。用美国学者托马斯·R. 弗莱泽的话说：“这个新民族对移民的态度，是经验、意识形态理念和不安全感的混合体。”③ 一方面，开国之父们意识到美国的建立有赖于不同民族的参与，因此建国之初总体上采用的是自由主义的移民政策。美国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获得公职勿需经过宗教审查；而美国政府也确曾利用这种宗教自由原则来吸引新移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中写道：“宗教权利的绝对平等将会吸引他们（移民）从欧洲涌向美国。”④ 另一方面，不管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还是某种实际考虑，当时的许多美国领导人仍有宗教或伦理上的偏见。譬如，首任商务部长汉密尔顿在移民政策方面优先考虑的是来自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英国的熟练制造业工人。
此外，早期的美国移民政策往往受到国际纷争的影响。移民政策与外交政策的纠结，可以追溯到美国历史的开端。美国宪法缔造者们担心，政治背景复杂的新移民会误导美国人民偏离自己的共和目标，因此在宪法条款中加进了对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出任公职的限制。1790年、1795年和1802年颁布的三部最早的“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都要求新移民经历一定的居住期后方能归化为美国公民，其目的是消解以前环境在移民身上所残留的影响。美国领导人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在美国早期历史上，确曾有某些新移民因其复杂的政治背景而备受争议，其中就有爱尔兰的反叛者耐泼·坦迪和沃尔夫·通。他们来美国的目的是为爱尔兰人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寻求支持，而这正是一些视英国为母国的早期领导人所刻意避免的。
独立前的爱尔兰人被分为两部分，即居于多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又称作乌尔斯特苏格兰人或爱尔兰长老会派（Ulster Scot, Irish Presbyterian），和处在少数的天主教爱尔兰人。1717至1776年间爱尔兰移民中约有2/3属乌尔斯特血统⑤。他们之所以背井离乡，部分是为躲避英国的宗教迫害，部分是为寻求较好的经济环境。
由于1740至1741年的爱尔兰大饥荒，到美洲殖民地的南爱尔兰移民在独立革命前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的爱尔兰移民多是以契约奴身份进入美洲的。当大批契约奴被运往新大陆的时候，针对他们的歧视便在各殖民地产生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自1699年起对入境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每人征收20先令的关税。1729年宾夕法尼亚向所有爱尔兰移民征收进口税⑥。
大部分爱尔兰移民来到美洲是为生活所迫，但也有少数是因为反抗英国统治失败而被迫流亡到美洲的。1798年爱尔兰起义失败后，许多起义领袖来到了美国，他们也带来了对盎格鲁—萨克逊人的种族仇恨。强烈的政治倾向使他们很快卷入美国的党派之争。在第一次政党制度中，多数民主共和党人来自几个人口增长较快、种族背景复杂的州。他们对法国和爱尔兰的革命者寄予更多的同情， 也对具有上述背景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心存好感。相反，联邦党人多来自商业发达、英国移民集中的新英格兰地区，他们担心法国和爱尔兰移民的政治背景会危及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因此对这两支移民持不欢迎态度。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对民主共和党所表现出的忠诚只能加剧联邦党人对他们的敌意；二者之间在宗教方面的差异更使这种敌意根深蒂固。
1798年的XYZ事件为联邦党人打击其政治对手及其支持者提供了最佳时机，当年，约翰·亚当斯的联邦党人政府便抛出对美国移民政策颇具影响的四条法令，即“归化法”、“外国人法”、“间谍法”和“叛乱法”，矛头直指比政治见解更易受到攻击的种族文化差异，首当其冲的牺牲品是立足未稳的新移民。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托马斯·阿克迪孔就此评论说：“这四条法案反映了存在于当时美国人的一种普遍情绪，就是倾向于将国内混乱归咎于某些人口，而没有看到这些国内问题是价值冲突和社会不平等的副产品。”⑦ 回顾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四条法令是美国政治与移民政策矛盾纠结的开端。它说明了新移民在政治上的脆弱性：一旦参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党派政治，他们极易被指责为对美国不忠。虽然这四条法令很快被取消了，但其所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主义却在美国历史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这条阴影一直笼罩着1820至1850年间来到美国，并试图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众多爱尔兰人。
二、内战前美国城市中的天主教移民
19世纪40年代的马铃薯饥荒迫使大批爱尔兰人背井离乡。1821—1850年间有400多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仅1845年至1855年十年间就达125万。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成为美国人数最多的移民团体，达到外国出生人口的40％⑧。其他欧洲移民，如内战前为数众多的德国移民，大多会选择到美国广袤的内陆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以避免与集中在东部大城市中的早期移民发生种族、文化上的冲突。而爱尔兰天主教移民却不然，他们多半选择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三个大都市定居下来，成为美国早期城市贫民的一部分。据统计，1850年有1/3的爱尔兰人生活在15个较大城市中，其中纽约13.4万人，费城7.2万人，波士顿3.5万人⑨。
爱尔兰人之所以选择大都市安家落户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都市化的东部港口城市与内陆相比有较强的文化多元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些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作“通衢”（gateway）的港市，在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都市化了，它们向欧洲移民展现了这个新世界的第一风貌。其次，与内陆相比，港口城市发展较快，经济较为发达，又是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因此赚钱的机会也就比较多。第三，城市中公共设施集中，公共交通比较发达，便于经济条件欠佳的新移民生活。
然而，美国的城市生活对这些来自乡村的爱尔兰移民是个不小的挑战。著名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有一段描述刻画了初到美国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尴尬处境：“这些从未见过城市的人对这块土地充满好奇，随处可见的新鲜事物令他们叹为观止。他们的第一反应是在记忆中搜索可供对比的东西。但这里的一切却像是独一无二的，从来没有哪个乡镇、集市或市场与其相像。这些新来者对着他们将要度过余生的城市发呆⑩。随着新移民人口的增多，他们与原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因环境、文化习俗、劳动机会等因素而加剧。统而观之，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层面：
其一是宗教文化层面。反天主教的宗教歧视源于英国，主要体现在英国1695—1746年间通过的一系列刑法（Penal Laws）中。英国政府制定这些法令，是为了将天主教徒置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弱势地位（11）。尽管这些法令在19世纪初被逐渐废除，但针对天主教徒的社会歧视仍然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宪法所标榜的宗教自由，对深受宗教压迫的爱尔兰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然而，一个制度所确立的政治理想与该制度下所存在的社会现实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以英国移民和英国文化为主流的早期美国社会仍有根深蒂固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偏见。这种偏见不仅反映在不同肤色的族群之间，而且反映在同是白色人种的欧洲移民当中。在英国传统比较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新教在社区生活中居于绝对优势。新教徒对新来的天主教徒有一种天然的隔膜甚至敌视。
除了来自盎格鲁—萨克逊移民的敌视，爱尔兰人移民本身的特点也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的难以相溶。密苏立大学的爱尔兰移民问题专家科比·米勒指出：“爱尔兰美国人的怀乡、疏离和民族主义归根结蒂是因为他们不是自愿的雄心勃勃的移民，而是不情愿的、没有责任心的‘流亡者’，为外力所驱，尤其是来自英国人和地主的压迫而被迫流亡。”（12）
此外，由于天主教徒受制于一个超越美国控制范围的罗马教廷，他们对美国的政治忠诚因而受到怀疑。马里兰州做出一项决议，拒绝天主教徒出任公职，原因是他们的第一忠诚既不是对本州的，也不是对美国的，而是对罗马的（13）。由于宗教成见的存在，爱尔兰天主教徒与美国新教徒之间的争执与冲突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就已司空见惯。1844年在费城爆发的种族冲突中，爱尔兰天主教社区死伤达50人，30多处房屋和两座教堂被焚毁。宗教问题成为爱尔兰人在美国政治参与的最大障碍。
其二是在政治层面上，爱尔兰移民与英裔美国人在对英关系上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前者因长期受英国统治者压迫而将反英情绪带到了美国；后者则因种族文化上的渊源而与英国藕断丝连。有的史学家认为，爱尔兰人的反英情绪在新大陆演化为对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普遍敌视：其他地区的移民定居美国后会在某种程度上刻意模仿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而爱尔兰移民则我行我素，对当时流行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屑一顾（14）。因此，在19世纪中叶的许多美国城市中，“外国人”成了爱尔兰人的同义词，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当地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在惊呼“爱尔兰人征服了我们的城市”的同时，也担心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民主因此而终结（15）。
其三，爱尔兰移民的基本成份是乡村农民，进入美国东部城市后，长期处在社会底层，与当地早期移民形成阶级上的对立。一方面，从19世纪初开始发生在东部港口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为新移民提供了足够的生存空间和经济机会。19世纪40至50年代，传统的工匠制度为工厂制度所取代。只能从事非熟练劳动的新移民很快被这种新的经济体系吸收进去。1840年至1860年的20年间，东北部城市迅速膨胀，与大批爱尔兰人的流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一个劳动力缺乏的社会，这样一支人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产业发展造成的对廉价劳力的大量需求（16）。如汉德林所述，“旧工业轻视移民，但发明风险高、初次投资大的新工业却渴求更多的可供剥削的低工资工人”（17）。爱尔兰移民在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形成一支庞大的非熟练工人队伍。
另一方面，缺少在城市谋生的必要知识和技术，决定了他们无法找到体面的工作。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指出的那样，“他们虽然右移了劳动力供应曲线，但因其缺乏交通手段、熟练技术和社会地位而成为社会阶梯中最底层的无竞争力工薪阶层。”（18） 社会史家肖恩·魏伦茨也评论说：“爱尔兰饥荒移民的绝大多数来自农村，除了进血汗工厂没有多少技术可供利用，只能从事各种最低层的职业。”（19） 他们乐于接受任何工作而不讲价钱，妇女们大多充当了旅馆里的清洁工或餐馆服务员，而男人则填充了各种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当时的美国正处在工业革命前夕的基本建设高峰，爱尔兰人成为筑路、修桥、挖运河等艰苦行业的主要劳动力。因此，他们被史学家们称为“美国的运河公路建设者”（20）。虽然为美国的开发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这种任劳任怨不讲价钱的工作态度，却威胁到处于本土居民下层的城市贫民的生活。来自爱尔兰移民的竞争使他们不是失去原来的工作，就是被降低了工资。所以，他们常把工业革命带来的生活动荡和相对贫困化归咎于爱尔兰移民。
最后，则是爱尔兰人移民与原居民在生活方式层面的对立。至少在表面上，欧洲新移民给美国城市带来的是拥挤的居住条件和增多的疾病与犯罪。由于付不起交通费，他们通常选择离工作地点和商业中心较近的地方居住。市中心的房主往往将其房子隔出一部分出租，这一部分又被再分割成若干小单元，其结果，则是市中心附近拥挤不堪，又脏又乱。原来的居民认为新来者毁了他们所建设的原本十分整洁的城市。更严重的问题是卫生条件的下降和犯罪率的上升。繁重的劳动、不良的营养条件以及缺乏城市生活的卫生常识，都使新移民成为各种疾病的携带者和受害者。1832年和1849年纽约的两次霍乱都发生在爱尔兰人集中的居民区（21）。
爱尔兰移民也因美国城市犯罪率的升高而备受谴责。董小川在其《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一文中特别指出了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犯罪记录中的突出位置。在19世纪的纽约，警察记录在案的人中有一半是爱尔兰移民。本土主义者认为这是外国出生的人不能把握自由限度的表现（22）。许多人相信“作为新移民特殊毛病的饮酒习惯导致了爱尔兰人的偷窃和德国人以啤酒宴亵渎星期天”（23）。这种看法直接促成了作为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禁酒运动的兴起，而隐于其后的则是新老移民之间的种族和文化上的对立。
三、来自美国本土运动的冲击
由于上述诸方面原因，英裔美国人担心日益增多的爱尔兰移民会危及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对这支移民的敌视与厌恶经常溢于言表。《派蒂与共和》一书的作者戴尔·诺贝尔通过对内战前美国的观察指出，“对于大多数美国白人来说，派蒂就是爱尔兰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24） 而在当时的英语中，派蒂一词混合了多层含义，既表示带有贬义的天主教教义，又表示贫困、肮脏、桀骜不驯、反复无常和不顾将来（25）。将爱尔兰人称作派蒂，其贬抑之意不言自明。英裔美国人与英国人一样，都认为爱尔兰人是“内向”性格，强调人际关系，思想能力和道德品质，这与他们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共有的“外向”性格，即体格品质、审美的文化敏感、经济条件、宗教与政治热情、相对情绪化以及勤奋努力等特征形成鲜明对比（26）。诺贝尔还注意到，英裔美国人对爱尔兰人性格的批评甚至比英国人更苛刻，因为他们不仅吸收了来自英语中的对爱尔兰人的侮辱性词汇，而且还将他们对大英帝国和整个旧世界的成见加诸后者（27）。
爱尔兰移民到来之时正值美国人试图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阶段。在谈到美国国家认同时，王立新虽然指出了新英格兰经验对形成这一认同的重要意义，但又强调，“美国认同的基础不是族群特征（ethnicity），也不单是前述的共同历史经验和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传统，还包括对美国自由主义原则的信奉。”（28） 但笔者认为，与世界所有国家一样，美国人的国家认同也是有阶段性的或受时间限制的。19世纪初开始的国家认同，恐怕并不如后世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理想。盎格鲁—萨克逊文化虽不是单一的源泉，但却处于主流地位，这在内战前的美国尤其如此。即使在欧洲移民之间的文化融合也经历了整个19世纪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19世纪初开始，美国人的民族性格成为文学乃至政治领域的热门话题。为塑造一个独特的民族性格，美国人试图将美国人与外国人区分开来。这样，反天主教论作为英裔美国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大行其道。但这种风言风语与50年代兴起的“一无所知”运动相比已是小巫见大巫。以英裔美国人为主体的“一无所知”运动，是一次自发的、波及面甚广的运动，它认同了英裔美国人对爱尔兰人存在于种族文化层面的所有偏见。成立于1849年的“一无所知党”，到1853年已经发展为一场群众运动，并在其后的三年中风靡美国。据称，有125万人卷入这场具有神秘色彩的本土主义运动。1855年的“一无所知”运动年鉴说，它的目的是要给外来主义（foreignism）最后一击（29）。
“一无所知”运动的思想动机是保护美国的主流传统，也就是以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为主流的美国传统。“一无所知党”认为，以爱尔兰人为主要成分的新移民对美国传统缺乏了解，又受到别有用心的政客的操纵与蛊惑，正在破坏美国的共和传统。“一无所知”运动在理论上基于三条相互关联的假设：（1）美国的传统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2）盎格鲁—萨克逊传统与外国出生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没有多少关系；（3）盎格鲁—萨克逊优于其他种族（30）。显然，这种将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置于其他民族之上的做法，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美国的预演。在“一无所知”运动风靡一时的50年代中期，爱尔兰人的种族特征、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都成为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理由。
“一无所知党”人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讥讽爱尔兰人的“性格缺陷”——“古板”、“愚昧”、缺乏教育和堕落。爱尔兰人也经常被同贫困联系在一起。弗雷德里克·桑德斯在其本土主义宣传小册子《进步与美国前程》中说：“爱尔兰人能带给这个国家的只有他们的破烂。”（31） 许多本土主义者相信，爱尔兰人的真正问题是他们不能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戴尔·诺贝尔将英裔美国人的宗教偏见追溯到第二次大觉醒运动所遗留的福音主义遗产。即认为国家前程系于公民的个人救赎；而罗马天主教教廷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32）。
作为极端本土主义的代言人，“一无所知党”指斥天主教会反对一切自由、进步和充满活力的社会，他们认为，天主教教阶势力为了保持其权威，力图破坏自由教育。愚昧和迷信是天主教统治的两大支柱。所以，天主教廷的功能就是阻止进步，摧毁人类自由。就像当时的南方奴隶制一样，天主教对美国的共和和自由构成另一重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是思想意义上的奴隶制，将人的良知束缚在罗马极权统治之上，对其追随者在思想上进行奴役（33）。对于天主教爱尔兰人来说，他们的世俗行为受到宗教忠诚的指导。既然美国天主教徒对教皇宣誓效忠，那么他们违背对美国政府的誓言就不会受到教皇的责罚。这样，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管在私人交易中还是在公共责任中，天主教徒永远不值得信任，他们应该被排斥在美国公共事务之外。
一无所知党人的这些指责虽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也并不全是空穴来风。对于天主教爱尔兰人自身的弱点，他们中的一些精英人物也有反省。纽约《爱尔兰美国人》主编费利姆·林奇在1854年对其“同胞和朋友”告诫说：你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怀恨、敌视而又可怕的秘密社会，这就是一无所知党，他们反对我们，尤其是我们爱尔兰人，因为我们粗鲁、贪婪地追逐政府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位置，因为我们愚昧、骚乱、残忍，因为我们受制于神父，因为我们忠于外国帝王——教皇，因为我们只是口头共和派，因为我们不配有投票权。我可以告诉你们，在这个号称一无所知的秘密组织的外边，在其影响与作用之外，正弥漫着一股反爱尔兰反天主教情绪（34）。
林奇的告诫是让天主教爱尔兰人正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弱点，进而有意识地克服这些弱点，以接纳于美国社会。这种民族自省的声音常常是推动一个民族奋发向上的苦口良药。
四、天主教爱尔兰人的政治参与
从内战前开始，为改变本土美国人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上述成见，从精英到普通爱尔兰人，都做出了长期的努力。这些努力为后来其他文化和种族团体融于美国社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是我们认识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重要例证。
前文已经提到，爱尔兰人从开始就较为认同杰斐逊传统和民主党，《美国爱尔兰人》一书的作者威廉·尚南指出：“联邦党人及其继承者辉格党人对爱尔兰人的敌视态度将后者推向杰斐逊派，在其势力强大的新英格兰和部分纽约地区尤其如此。”（35） 尽管在美国早期一些爱尔兰人就试图参与美国政治，但其影响极为有限，这种局面直到杰克逊时代才有所改观，其时，民主党的强大压力开始冲破对爱尔兰人政治参与设置的重重障碍。1821年，纽约的宪法大会废除了对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投票权。以前因贫困而无法投票的爱尔兰人从此可以发挥其政治力量了。要知道，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比爱尔兰本国的还要多，而且一半以上集中于马萨诸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等几个拥有大城市的东部州（36）。坦慕尼厅的民主党首脑们看到了这个扩大势力的绝好机会，迅速向爱尔兰人张开了怀抱。爱尔兰人也通过支持民主党对美国政治施加影响，使自身的政治地位逐步得到提高。爱尔兰美国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差不多贯穿了第二政党体系的始终。
爱尔兰人选择了民主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在欧洲接受英国辉格党政府统治的痛苦经历，尤其是大饥荒年代上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非命的残酷事实，让他们对美国辉格党人怀有天然的敌意。第二，辉格党在整体上对爱尔兰人采取的是不友好的立场，他们继承了联邦党人对外国人的怀疑和敌视态度。大多数辉格党人认为支持本土主义是一种“安全而有利可图的投资”（37）。他们一直把爱尔兰人对民主党的支持当作攻击对手的利器，对他们来说，爱尔兰人的选票就是民主党可能毁掉这个国家的证据。反民主党宣传也被拙劣地与反爱尔兰、反天主教的种族和文化歧视绑在一起。第三，辉格党人与工商和职业阶层的密切关系使之难以跨越阶级鸿沟，去取悦处于工人阶级下层的爱尔兰人（38）。这样，历史经验、种族文化传统和阶级立场等因素结合在一起拉近了爱尔兰移民与民主党之间的距离。
然而，随着爱尔兰美国人选票重要性日益增加。辉格党人也逐渐转变了态度。作为辉格党领袖的纽约州长威廉·西华德就曾站在爱尔兰人立场上，支持由州政府补贴教区学校。辉格党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编辑赫里斯·格里利在其论坛报中呼吁爱尔兰独立。在1852年的选举中，辉格党人聘用爱尔兰美国人帕特立克·欧迪来主编一份取名《爱尔兰人》的宣传周报。凡此种种，说明爱尔兰人的政治分量已经引起美国政界的重视。
另一方面，民主党也加大力度以巩固他们在爱尔兰移民中的群众基础。有几个爱尔兰美国人甚至被提拔到民主党的上层位置。1852年大选中对爱尔兰人选票的争夺异常激烈。辉格党一改过去对爱尔兰文化的歧视转而取悦爱尔兰人。其候选人温斯菲尔德·斯格特几年前还是本土主义者，现在却以“爱尔兰人的朋友”面目出现。另一方面，民主党却抓住斯格特早年的本土主义立场和对爱尔兰人的攻击不放，以获得爱尔兰人的坚定支持。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获胜。这无疑与人数众多的爱尔兰选民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民主党人对爱尔兰宗教文化的长期宽容在关键时候发挥了作用。与辉格党的本土主义不同，民主党强调的是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化。他们反对那些捷足先登的美国人将其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其他民族。这一立场在1855年被《民主评论》的主编明确肯定：“历史向我们证明，种族与宗教纷争是最残酷的，其后果也最为可怕，因此政府不应卷入其中。”（39）
搭上了民主党的顺风车，许多爱尔兰人也在其政治生涯中获得晋升机会。如爱尔兰出生的迈克·沃尔什被坦慕尼厅选中，最终入选国会众议员。为感谢天主教爱尔兰选民的支持，皮尔斯总统任命了来自费城的天主教徒詹姆斯·坎贝尔为邮政部长。
是什么因素使爱尔兰人比其他少数民族移民在政治上更容易成功？对此，我们也可从爱尔兰移民本身素质和他们到美国后的外在环境上寻找原因。首先，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的政治成功得益于杰克逊民主。杰克逊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一个民主化时期。取消投票资格的财产限制大大拓宽了美国人的政治参与，爱尔兰人由此获得了可与本土主义者公平竞争的机会。其次，当时的两党制，为爱尔兰人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一个方便机制，他们可以借此提高自己的政治能量和政治地位。最后，生活在美国的大城市中，爱尔兰人对美国政治气候的变化比较敏感，便于他们的政治参与。
另外，爱尔兰人所固有的一些品质特征也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参与。爱尔兰人具有其他移民所不具备的两项优势，即使用英语和对处于主导地位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了如指掌。这些优势为他们迅速、直接地参与美国政治提供了方便。除此之外，他们还具有组织能力、演说才能、团体意识和来自爱尔兰的民族主义传统。（40） 爱尔兰人政治参与的重要特征就是其团体行动。人们都知道，爱尔兰政治家总是爱尔兰社团中的一员。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就曾指出：“与美国人将金钱上的成功作为衡量个人成就的标准不同，许多天主教爱尔兰子弟从小接受的教育则是如何在他们的家庭或文化社区中帮助他人。”（41） 面临来自本土美国人的公开敌意，爱尔兰人往往从他们的社区中寻求支持。在美国城市中爱尔兰人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以加强沟通和相互帮助。奥斯卡·汉德林在《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中指出：“爱尔兰人感到有义务在一个社会中再建立一个社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集体行动。”（42）
少数民族的团体身份常常可以决定个人行为。这样的身份虽然有时可能阻碍一个人的成长，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当某一个人不得不去面对一个不熟悉、不友好的社会环境，就像内战前的爱尔兰人所面临的那样，他们的社团可以帮助他们克服一些文化或经济上的障碍，以获取在政治或商业领域的成功。
毫无疑问，在以文化为纽带的爱尔兰人社会组织中，天主教会是最重要的一个，也是爱尔兰社区的核心。在大批爱尔兰移民流入美国之前，罗马天主教廷已经在美国建立起一个以商人和种植场主为主要成分的小圈子。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改变了美国天主教的构成，诚如汉德林所观察的那样，“爱尔兰人在教会中已居于压倒多数，他们占据了美国教阶中的一些重要职位。”（43）
通过他们在天主教会的主导地位，爱尔兰人得以在美国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中发挥影响。这种爱尔兰天主教会与有组织的政治运作的结合常被称为“爱尔兰天主教势力”。其中所强调的是天主教对爱尔兰政治人物的指导和对爱尔兰移民选票的操控。这种说法也许夸大了天主教会对政治的卷入程度，但也确实说明当时的天主教会在爱尔兰社区中所具有的影响力。
除教会与政党机构外，在爱尔兰人生活中居于第三位的是劳工组织，爱尔兰人将其看作是全国性政治参与的工具，因此积极地加入其中。例如，纽约的鞋业工会就是一个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由爱尔兰人主导的工会组织；1843年，爱尔兰建筑业工人在纽约市的非熟练工人中建立了第一个互助性团体——工会慈善协会，要求提高工资，取消血汗工厂；1846年爱尔兰劳工罢工要求提高共同福利和保护他们的“自由与平等”（44）。
值得一提的是，爱尔兰人为提高自身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常常以侵害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权益为代价，其中包括对解放黑人奴隶的反对和对华工的排斥与迫害（45）。为了强化他们与其他白种美国人同属一个“我们”，爱尔兰移民中的政治和劳工领袖们刻意树立一些种族和文化特征与盎格鲁·萨克逊传统有更多差异的“他们”，以此作为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手段。这种倾向在爱尔兰人地位得到大幅提高的内战后历史中有增无减。
爱尔兰人在内战前美国的政治中的成功是他们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重要影响的开始。在美国内战中，许多爱尔兰人因其贡献而获得擢升。1886年，休·奥布伦当选为波士顿第一位天主教爱尔兰市长。后来同样文化背景的帕特里克·克林斯也曾获得这个显赫职位。爱尔兰人成为这个城市民主党的领袖。诸如此类的爱尔兰移民获得政治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上个世纪对美国历史影响更大的红衣主教奥康诺和活跃于政界的肯尼迪兄弟就不必赘述了。
生活在当今社会，历史学者们常常因耳濡目染受到眼前状况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某些历史细节。我们在强调美国的民族融合时可能会忽略其种族隔离的一面，强调美国的多元文化时可能会低估主流文化的霸主地位，强调当代的“自由民主传统”可能会以此附会几百年前的某些理论说教。只有对各个民族和文化群体的历史经验作认真地梳理，我们才能深入了解美国这个文化熔炉是如何形成的。作为第一支非基督教欧洲移民，天主教爱尔兰人在美国所经历的由边缘到主流的艰难跨越，对于我们研究美国社会和文化无疑提供了重要借鉴。
注释：
①http: //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s/2004/03/20040306—5. html
②对于美国移民史的研究，中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近年来的著述首推梁茂信的《美国移民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邓蜀生的《世代悲欢“美国梦”——美国的移民历程及种族矛盾（1607—20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至于将爱尔兰移民作为个案进行的研究，王寅的两篇文章，即《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崛起与融合》（《世界民族》2003年1期）和《美国的爱尔兰和意大利移民比较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4期）都对美国历史上爱尔兰移民的某些特点，如凝聚力等，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本文则是根据美国史学界在爱尔兰移民问题上的一些较新著述，对内战前20年天主教爱尔兰移民的一些突出特征和政治参与所做的系统探讨。
③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Thomas R. Frazier, ed. , The Underside of American History），纽约1987年版，第262页。
④威廉·S. 伯纳德编：《美国移民政策》（William S. Bernard, ed. , 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纽约1950年版，第5页。
⑤戴维·诺埃尔：《爱尔兰、爱尔兰人与革命中的美国，1760—1820》（David Noel Doyle, Ireland, Irishmen,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 1760—1820），都柏林1981年版，第51页。
⑥戴维·诺埃尔：《爱尔兰、爱尔兰人与革命中的美国，1760—1820》，第62页。
⑦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第266页。
⑧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Anthony Gary Dworkin, ed. , The Minority Report: An Introduction to Racial, Ethnic, and Gender Relations），福特沃斯1982年版，第375页。
⑨高木郎诺：《一个不同的视镜：多元文化的美国史》（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纽约1993年版，第161页。
⑩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Oscar Handlin, The Uprooted），波士顿1951年版，第43页。
（11）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第359页。
（12）克尔比·A. 米勒：《移民与流亡者：爱尔兰与爱尔兰人涌向北美》（Kerby A. Miller, Immigrants and Exiles: Ireland and the Irish Exodus to North America），纽约1985年版，第556页。
（13）琼·H. 贝克：《自相矛盾的美国人：马里兰州的一无所知党》（Jean H. Baker, Ambivalent Americans: The Know-Nothing Party in Maryland），巴尔的摩1977年版，第45页。
（14）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第385页。
（15）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改革时代》（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纽约1955年版，第178页。
（16）道格拉斯·C. 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Dougla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纽约1966年版，第206—207页。
（17）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第71页。
（18）道格拉斯·C. 诺思：《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第70页。
（19）肖恩·威伦茨：《高唱民主，纽约市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兴起，1788—1850》（Sean Wilentz, Chants Democratic: New York City &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1788—1850），纽约1984年版，第352页。
（20）丹尼斯·克拉克：《希伯尼亚美国：爱尔兰人与地区文化》（Dennis Clark, Hibernia America: The Irish and Regional Cultures），韦斯特波特1986年版，第31页。
（21）托马斯·R. 弗雷泽编：《美国历史的下层》，第276—277页。
（22）董小川：《美国本土主义运动评析》，《美国研究》2004年第3期。
（23）琼·H. 贝克：《自相矛盾的美国人：马里兰州的一无所知党》，第19页。
（24）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Dale Knobel, Paddy and the Republic：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in Antebellum America），米德顿1986年版，第11页。
（25）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1页。
（26）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25页。
（27）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51页。
（28）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9—130页。
（29）斯蒂芬·E. 梅兹利什编：《关于美国内战前政治的文集，1840—1860》（Stephen E. Maizlish, ed. , Essays on American Antebellum Politics, 1840—1860），奥斯丁1982年版，第167页。
（30）琼·H. 贝克：《自相矛盾的美国人：马里兰州的一无所知党》，第38页。
（31）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30—131页。
（32）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30页。
（33）斯蒂芬·E. 梅兹利什编：《关于美国内战前政治的文集，1840—1860》，第173—179页。
（34）戴尔·诺贝尔：《爱尔兰佬与共和制：内战前美国的种族与民族》，第133页。
（35）威廉·V. 香农：《美国爱尔兰人》（William V. Shannon, The American Irish），纽约1963年版，第48页。
（36）托马斯·索维尔：《美国少数民族史》（Thomas Sowell, Ethnic America: A History），纽约1981年版，第25页。
（37）乔尔·H. 西尔比：《美国政治民族，1838—1893》（Joel H. Silbe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Nation, 1838—1893），斯坦福1991年版，第104页。
（38）威廉·V. 香农：《美国爱尔兰人》，第50页。
（39）乔尔·H. 西尔比：《美国政治民族，1838—1893》，第165页。
（40）威廉·V. 香农：《美国爱尔兰人》，第60页。
（41）安东尼·加里·德沃金编：《少数民族报告：对人种、民族与性别关系的介绍》，第358页。
（42）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第176页。
（43）奥斯卡·汉德林：《背井离乡的人》，第132页。
（44）肖恩·威伦茨：《高唱民主：纽约市和美国工人阶级的兴起，1788—1850》，第353页。
（45）高木郎诺：《一个不同的视镜：多元文化的美国史》，第149—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