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外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提纲）
齐世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7年4期第200～202页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日 期】2007-04-17
一、研究中外文化交流问题的出发点
文化交流对我国历史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古代佛教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今天，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其影响也是至为巨大的。如何处理好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大计，必须慎重对待。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五部分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其中第一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第二项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文明道德风尚”。根据报告和决定的精神，我想谈谈如何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的一些看法是极粗浅的，极不成熟的，有些甚至谈不上是什么看法，只是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二、文化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新文化的建立，不可能置原来的旧文化于不顾。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3版，第385页）还要注意的是：新文化的建立，不能脱离旧文化的素材。恩格斯在讲到现代社会主义时说：“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精神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719页）
文化还有很强的延续性。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消亡了，但产生于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之上的文化不会跟着立即消亡，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优秀的文学艺术，生命力极长。《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的诗，小说《红楼梦》等至今有吸引力。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仅西方人爱读，中国人也爱读。消极的、落后的东西，由于历史的惰性，也能往下延续下去。中国有几千年长的封建社会，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如封建帝王思想、等级观念等等，至今存在。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养料。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当然首先要立足中国，具有民族的特点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有宝贵的文明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区别精华与糟粕，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需要展开讨论和争鸣，不是靠独断和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呢？这是个大课题。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一直争论不休。我觉得这是个绕不过去但又十分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例如，儒家思想中有无精华呢？如果把孔子学说说得一钱不值，甚至是完全害人的东西，这种极端的看法恐怕太过分了，站不住脚的。儒家思想讲“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讲的是推己及人，人己兼顾。“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孔子在讲到“恕”的时候，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第十五》）“仁”的思想值不值得继承呢？恐怕是值得的。又如，孔子讲“中”，“中”的真正含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恰到好处”。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个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强一些了？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中”的思想有无价值呢？我认为有。“大跃进”的错误，就是“过犹不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经过推陈出新，很有可能为塑造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起到相当的作用。
中国传统思想也有糟粕，例如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的思想，至今犹有余毒。“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提倡写“效忠信”、“跳忠字舞”、“献忠心”，等等。现在一些电视剧，大肆歌颂封建帝王，奴才主子叫得山响，令人恶心。辛亥革命打倒皇帝，至今有近 100年了，可是皇帝又吃香起来了，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四、改革开放已经定为国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仅在经济、政治上行不通，在文化上也行不通，是死路一条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上也必须面对世界。但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子，而是要吸收精华，抛弃糟粕。但什么是我们今天应当吸取的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呢？这也是个大难题，需要深入研究、讨论。我认为，西方的科学，特别是他们的科学精神，就值得学习。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寻常了。例如，他曾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多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今日人们常说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在实践中往往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重技术而轻科学，在科学中又重视应用科学而轻视基础科学。可是，自然科学是技术之本，自然科学不发达，技术虽一时可有成就，终不能赶上西方，因为西方的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早在1919年，陈寅恪对吴宓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吴学昭编：《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西方文化的糟粕，必须抛弃，决不能令其在中国泛滥。“金钱拜物教”及其种种衍生物，已深入我国，必须引起警惕。
五、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牢固和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因此在与外来文化接触和融合时，往往使外来文化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其内容，才能为中国接受
举例来说，佛教输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吸引改造的宗派，能够流传较久并发生重大影响；完全保存印度本来面目者，则只能短期存在，而且影响甚微。陈寅恪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异，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金明绾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页）汤用彤、蒙文通、冯友兰也都有同样看法。
与上述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问题在于，当我们引进一种外来的有价值的学说或思想时，如何使它在中国升华为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徒有虚名而无其实，更不是经过错误的嫁接后，变成一种异质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大问题。嫁接的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两方面的例子，是都有的。
今天我们研究文化问题要站得更高一些：不能只着眼于文化因素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如果着眼点仅限于此，很可能走向一个误区。要把文化问题提到为建立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服务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7年4期第200～202页
【作者简介】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日 期】2007-04-17
文化交流对我国历史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古代佛教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今天，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规模上和深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而其影响也是至为巨大的。如何处理好中外文化交流问题，事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大计，必须慎重对待。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五部分是“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其中第一项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第二项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文明道德风尚”。根据报告和决定的精神，我想谈谈如何通过中外文化交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的一些看法是极粗浅的，极不成熟的，有些甚至谈不上是什么看法，只是自己困惑不解的问题，提出来向大家请教。
二、文化有很强的继承性和延续性
新文化的建立，不可能置原来的旧文化于不顾。列宁说：“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3版，第385页）还要注意的是：新文化的建立，不能脱离旧文化的素材。恩格斯在讲到现代社会主义时说：“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精神的事实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719页）
文化还有很强的延续性。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消亡了，但产生于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之上的文化不会跟着立即消亡，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优秀的文学艺术，生命力极长。《诗经》、楚辞，李白、杜甫的诗，小说《红楼梦》等至今有吸引力。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不仅西方人爱读，中国人也爱读。消极的、落后的东西，由于历史的惰性，也能往下延续下去。中国有几千年长的封建社会，在思想方面的影响如封建帝王思想、等级观念等等，至今存在。
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必须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吸取养料。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当然首先要立足中国，具有民族的特点
中国有悠久的文明历史，有宝贵的文明遗产，必须批判地继承。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区别精华与糟粕，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需要展开讨论和争鸣，不是靠独断和行政命令可以解决的。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呢？这是个大课题。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见仁见智，各有各的看法，一直争论不休。我觉得这是个绕不过去但又十分难以取得共识的问题。例如，儒家思想中有无精华呢？如果把孔子学说说得一钱不值，甚至是完全害人的东西，这种极端的看法恐怕太过分了，站不住脚的。儒家思想讲“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第六》），讲的是推己及人，人己兼顾。“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第十二》）“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第十二》）孔子在讲到“恕”的时候，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第十五》）“仁”的思想值不值得继承呢？恐怕是值得的。又如，孔子讲“中”，“中”的真正含义是既不太过，又不不及，“恰到好处”。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哪个贤，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说，那么是子张强一些了？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第十一》）“中”的思想有无价值呢？我认为有。“大跃进”的错误，就是“过犹不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与道德规范，经过推陈出新，很有可能为塑造一个新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起到相当的作用。
中国传统思想也有糟粕，例如三纲五常中的君为臣纲的思想，至今犹有余毒。“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提倡写“效忠信”、“跳忠字舞”、“献忠心”，等等。现在一些电视剧，大肆歌颂封建帝王，奴才主子叫得山响，令人恶心。辛亥革命打倒皇帝，至今有近 100年了，可是皇帝又吃香起来了，应当引起人们的警惕。
四、改革开放已经定为国策。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不仅在经济、政治上行不通，在文化上也行不通，是死路一条
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上也必须面对世界。但决不能走“全盘西化”的路子，而是要吸收精华，抛弃糟粕。但什么是我们今天应当吸取的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西方文化的精华呢？这也是个大难题，需要深入研究、讨论。我认为，西方的科学，特别是他们的科学精神，就值得学习。恩格斯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寻常了。例如，他曾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多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2版，第777页）今日人们常说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在实践中往往从狭隘的功利主义出发，重技术而轻科学，在科学中又重视应用科学而轻视基础科学。可是，自然科学是技术之本，自然科学不发达，技术虽一时可有成就，终不能赶上西方，因为西方的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早在1919年，陈寅恪对吴宓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唯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吴学昭编：《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西方文化的糟粕，必须抛弃，决不能令其在中国泛滥。“金钱拜物教”及其种种衍生物，已深入我国，必须引起警惕。
五、中国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牢固和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国家，因此在与外来文化接触和融合时，往往使外来文化不得不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其内容，才能为中国接受
举例来说，佛教输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吸引改造的宗派，能够流传较久并发生重大影响；完全保存印度本来面目者，则只能短期存在，而且影响甚微。陈寅恪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异，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金明绾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页）汤用彤、蒙文通、冯友兰也都有同样看法。
与上述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问题在于，当我们引进一种外来的有价值的学说或思想时，如何使它在中国升华为一种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徒有虚名而无其实，更不是经过错误的嫁接后，变成一种异质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十分注意的大问题。嫁接的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两方面的例子，是都有的。
今天我们研究文化问题要站得更高一些：不能只着眼于文化因素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如果着眼点仅限于此，很可能走向一个误区。要把文化问题提到为建立一个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和谐的社会主义服务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