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国际资本对日俄战争的影响
陈景彦/朱海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东北亚论坛》(长春)2007年4期第117～121页
【作者简介】陈景彦，朱海燕，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陈景彦（1955- ），男，吉林德惠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海燕（1979- ），女，山东乐陵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日 期】2006-12-13
【关 键 词】国际资本/日本/俄国/战争/贷款
[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7）04-0117-（05）
战争作为外交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极端手段，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的战争更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财政力量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国际资本流通较为发达的帝国主义阶段爆发的日俄战争，更是受到了双方国内财政状况及国际资本的极大影响。
一、战前日俄两国的经济状况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物质的原因的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1]（188）在肉体直接接触的冷兵器时代，精神的力量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现代战争中，物质的因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甚至武器装备水平的高低、交通运输能力及与之相关的后勤补给能力的强弱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等精神因素，因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会给作战人员以充足的自信心，从而更有利于充分调动作战人员的战斗力和积极性。日俄战争作为20世纪的第一场近代化国家间的大型战争，双方国力的强弱、国际影响力及与之相关的募集国际资本的能力对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前俄国的经济能力较克里木战争时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三世进行了著名的1861年改革后，俄国不仅在劳动力、国内市场等方面有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而且农奴的解放也为俄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从而促进了国际资本向俄国市场的流动，为俄国带来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金融资本。自此，至日俄战争的半个世纪内俄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可参考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M]. 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其中，煤产量据该书第447页；生铁产量据该书第479—481页；原棉消费指标据该书第529页；黑麦、燕麦、甜菜产量据该书第311页；猪、牛产量据该书第376页。
从表1可以看出，俄国重工业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与国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仍受到天气等自然条件的极大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而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徘徊不前无疑表明了俄国经济总体水平的落后。虽然工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俄国工业投资总额中的1/3是由外国资本构成的，其中外国资本控制了俄国50％的煤和石油的产量，60％的铜和铁产量以及80％的焦炭产量。[1]（385）而表2所显示出的俄国政府岁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则说明俄国政府的财政是负债运转的，这种状况发展到19世纪最后10年，尤其是在遭遇1891年农业大幅减产后，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俄国如果再发生一次“坏收成”的话，其财政就有破产的可能。
为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转，俄国加强了与德国间的经济联系，致使国际社会流行一种“俄德结成经济联盟”的说法，[3]（292—294）这引起一直企图复仇的法国的紧张。为避免俄德结盟，法国决定加强与俄国的联系，以便在欧洲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法俄联手夹击德国，迫使德国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方面也由于德国拒绝签订再保险条约及国内严峻的经济状况，而决定接受来自法兰西共和国金融资本的友谊。至此，传统的政治性考虑终于退居第二位，资本的力量打破政治制度的囿制，推动着专制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共和制的法兰西共和国握手言欢。自此，法国巨大的金融市场向俄国敞开了大门，法国资本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的同时，还配合俄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成为俄国对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量。法俄和好后，离间法俄两国的关系便成为德国外交的一种惯常目标，因此，德国积极推动和支持俄国向远东方向扩张，以减轻俄法联盟对德国的压力。
从日本角度来看，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虽然仍存在束缚其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但在下表中可以看出它在日俄战争前半个世纪内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上的成就以及甲午战争中的重大胜利，使其他资本势力对其刮目相看，这一方面引起了与日本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俄国的敌视，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赢得了英美等国的好感。三国干涉事件中英国所持的善意态度使日本相信英国是可以争取的国际力量，自此，日本开始积极寻求英国更进一步的友谊，并在英国租借威海卫、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等事件中极力讨好英国，最终日英同盟关系于1902年确定下来。而日本声称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外交宣传也博得了美国的好感。
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独占政策则引起了英美等国资本势力的敌视，但是作为推行全球性经济扩张政策的英美资本不可能为其在中国东三省利益而与俄国进行战争，但却又不甘心被排挤出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便以英美在远东利益的保护者形象出现。日英结盟后，俄国认为，美国是日英同盟中的一份子[4]（345-351）。
虽然日俄两国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以资本扩张为主要特质的英国资本势力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以文明虚饰的国家，它只是采用最新形式的现代设施，但其本质仍是野蛮的，并且更愿意保持这种状况。而且不只是外国人有这种认识，一些悲观的俄国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并认为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内俄国仍会是这样的”。[3]（305）而日本“尽管在发展西方式的科学方面取得了进步，并且也获得了显著的物质成就，但隐藏在这种外表之下的仍是东方人的本质”。[5]（195）这种认识说明，日俄两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只是纵向比较的结果，从横向而言，两国仍处于资本阵营中的“二流地位”。因此，两国发生大型军事冲突时，仅仅依靠其本国的经济力量很难支撑长期的战争，这就为其他外国资本势力影响日俄战争提供了机会。
二、日俄战争中的国际资本
如表2所反映的，俄国政府财政状况是不容乐观的，政府在负债运转的情况下再发动对外战争，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俄国政府拥有的闲置资本共1.57亿卢布，另外还有2亿卢布纸币发行权的准备金，但战争第一年的总费用高达6.57亿卢布，俄国的国内资金仅够维持三四个月的战争，因此，俄国的战时财源要依赖于继续举借外债，“既然战争的财源本身直接取决于国外市场的援助，而且必须服从于日常外交机构的工作，因此，进行战争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国际性质。[6]（398-399）但俄国的财政状况及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使俄国国债券在国外市场上非常不受欢迎，甚至作为盟友的法国公开拒绝俄国在巴黎金融市场上募集资金。1904年4月法国以实息为6.5分的高利息，并且俄国同意在国外订货问题上给法国货物以特惠为条件，贷给俄国一笔可以使战争继续到1905年初的款项之后，即明确表示“希望俄国将来能找到别的来源（以抵补战费），比如说，找柏林”。[6]（422）但俄国能否在德国顺利发行国债取决于正在进行的商约谈判能否取得良好结局，为取得贷款，俄国“需要德国的金融市场，因此，在商约问题上必须让步”。[7]（251-252）在俄国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后，双方于1904年7月签订新的商约，同时还交换了换文，约定俄国在1905年4月1日之前随时可以在柏林金融市场上发行国债。
按照预算，俄国认为1905年前不必再向国外贷款，但战争的发展形势却并非俄国预料的那样出现有利于俄国的转机。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为扭转形势俄国只有大量调集军事力量，使战费超出预算额度。为保证战争的继续，俄国只有再次举借外债。1904年底，以国库券为担保，俄国在德国金融市场上募集到2.31亿卢布，但此时俄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6]（433）为保证战争的进行，1905年4月，俄国再次在柏林金融市场上征集到1.5亿卢布，但这却是俄国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笔借款。在此之前，俄国财政大臣在《关于进行战争的财力问题意见书》中提出了从财政观点来看应尽早结束战争的必要性。[8]（556-557）
相对而言，日本在国外发行国债就顺利得多。虽然英国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宣布局外中立，并拒绝以政府担保或由政府为中介与日本交涉贷款事宜，但却不像法国政府那样阻挠本国金融资本家的活动。同时，英国驻日本大使在《与俄国的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经济的特征》的报告中对日本经济形势的肯定，[9]（257-261）使英国金融资本对日本国债充满信心，因此，日本国债在伦敦受到普遍欢迎。同时，美国金融资本及商业资本均对日本战胜俄国以打开中国东三省的大门抱有期望，因而，美国的资本势力也积极支持日本的战费需求，这就拓宽了日本的贷款来源，使日本不必像俄国那样为战费分神。战争中，日本的临时军费共计174640万日元，再加上政府各部门的临时事务支出费用计23820万日元，战争共消耗掉近198470万日元，而日本在海外发行的国债有：
从以上对日俄两国的战时财政收入及军事支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至对马海战时止，日俄两国都已举借了大笔外债，战争再进行下去的话，双方财政都有破产之虞。尤其是日本，虽然在战场上一直处于优势，但因其国力薄弱，国内资源短缺，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均无力支撑长期的对外战争。因此，对马海战之后，日俄和谈问题正式被提到议事日程。
三、日俄和谈与国际资本
虽然金融资本家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本力量可以影响外交甚至战争的进程，但20世纪之初金融资本的感情倾向和流动方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力量的限制和影响。[10]（153-173），尤其是在结束战争的问题则完全是政府间的行为，是各国间掌握最高权力者操纵下的国际政治现象。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这种政治斡旋只是一种表象，实质上，是否调停战争以及何时调停仍是事关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资本势力为物化缩影的国家利益的事件，政治家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国际资本势力在战争双方的和谈中仍在幕后发挥着影响。
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其国内强大的资本势力为后盾，在日俄和谈问题上积极运作，这一点已为研究者所公认。罗斯福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日俄和谈奔波，其目的无非是为美国的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顺利进入中国东三省这一广阔的市场赢得一张门票，使美国资本能够在东三省扎根并茁壮发展。战争结束后，美国资本推出的一系列“计划”（哈里曼计划、诺克斯计划、锦瑷铁路计划及实业借款计划等）及为实现这些计划所付出的努力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适当的时机发挥最大的力量对战争双方施加影响以促成有利于今后本国资本发展的和平方案便成为罗斯福的重要外交任务之一。早在1904年底，罗斯福曾就日俄战争的和谈问题与相关国家的人士进行过试探性商讨。当时，罗斯福认为日俄两国应继续厮杀下去，“直至双方都耗尽元气之时，缔结和约就不会酿成黄祸或斯拉夫祸了，”而“英语民族”在“管理其国内事务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为将来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要准备“保卫我们的财富”。[8]（494）1905年初，随着旅顺口的陷落及俄国“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发生，国际上出现和谈的喧嚣。但日本认为，在击毁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以前，俄国政府不会甘心妥协，因此拒绝探讨和谈事宜。俄国权威人士则主张在获得一定规模的胜利后再进行和谈，并将希望寄托在东调的波罗的海舰队身上。然而，法国政府于1905年3月阻挠巴黎银行家贷款给俄国的行动，对俄国而言“是可以与奉天会战的失败相提并论的灾难”。[11]（400）随后，沙皇开始通过法国试探日本的和谈要求，同时提出以俄国不“割地赔款”为前提条件。甚至主张和平经济扩张政策的维特也认为“俄国人宁愿将赔款用于继续作战，也不会接受赔款的要求”。[9]（252-253）奉天会战及对马海战结束后，日本表示“愿意接受友好国家的善意调停”，并希望由日俄两国直接谈判协商和谈条件。[9]（256）在罗斯福的斡旋下，1905年8月，日俄均表示接受罗斯福关于和谈的倡议，9月5日，双方就和约条款达成共识。
财政困乏的日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赔款，这使以军国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资本势力感到不满，认为日本在谈判桌上遭到了战场上未有过的失败，堪比十年前的三国干涉事件。因此，在得知和约内容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反政府运动，暴乱分子甚至袭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致使正在日本交涉收买南满铁路的哈里曼被迫提前离开日本。俄国国内对和约的态度分为两派：主张尽早缔结和约，以防止俄国资本完全被排挤出中国的派别表示，可以接受俄国在和约中争取到的条件，并希望日俄双方在战争中付出的“高昂费用能够成为未来两国友谊的坚实基础”。[9]（209）另一派是以军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俄国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这一派成为要求对日复仇的主力。美国资本家对和约表示满意，认为和约再次肯定和承认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为美国资本进入东三省打开了门户，英国的感情是与美国相似的。至于法德两国，前者在中国的利益集中于南部，同时法国亟望俄国结束在远东的冒险，因此欢迎日俄媾和。而德国的感情则相反，由于摩洛哥危机尚未解决，和约使俄国可以在摩洛哥问题上支持法国，为离间法俄关系，德国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一方面以德皇与沙皇的个人联系维持俄德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又以加大俄国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来威胁新近战败的俄国的安全。
日俄战争作为一场具有国际性质的战争，其结果并没有像英美等国资本所期望的那样：获得在东三省自由行动的权利。结果恰恰相反，日俄和约批准后不久，英国即收到有关日本限制其他外国货物自由进入东三省的报告。[9]（338）对此，作为盟国的英国只有表示让步，而美国资本则为进入由日俄两国控制的这一市场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与努力，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成效，反而驱使日俄两国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因此，日俄战争后，俄国资本在东三省并没有遭到实质性打击，相反它保留了相当大的实力，并以更加严格的保护性政策来发展其在远东的利益；而日本虽未实现获取巨额赔款的愿望，但战争的胜利使它赢得了国际声誉，获得了在朝鲜自由行动的权力，再次实现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从而成为一个“大陆国家”，而战后从清政府取得的对东三省的权利和利益更是弥补了它没能从俄国取得的东西。[12]
从以上的分析得知，虽然国际资本积极地影响日俄战争的发生、发展甚至和谈，但却并没有实现其对此次战争所抱的期望，从而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国际资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尚未深入到无所不及的程度。随着国际资本力量的发展及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东北亚论坛》(长春)2007年4期第117～121页
【作者简介】陈景彦，朱海燕，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陈景彦（1955- ），男，吉林德惠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海燕（1979- ），女，山东乐陵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日俄战争充分反映了国际资本势力向外扩张过程中的激烈争夺程度，战争双方均得到不同国家资本势力的支持和同情，从而使其具有强烈的国际色彩。日俄战前，两国仍处于资本阵营中的“二流地位”。因此，两国发生大型军事冲突时，仅仅依靠其本国的经济力量很难支撑长期的战争，这就为其他外国资本势力影响日俄战争提供了机会。在战争过程中及其和平谈判问题上，国际资本势力的运作都对日俄战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关 键 词】国际资本/日本/俄国/战争/贷款
战争作为外交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极端手段，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交战双方综合国力的影响，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的战争更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财政力量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国际资本流通较为发达的帝国主义阶段爆发的日俄战争，更是受到了双方国内财政状况及国际资本的极大影响。
一、战前日俄两国的经济状况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中“物质的原因的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1]（188）在肉体直接接触的冷兵器时代，精神的力量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现代战争中，物质的因素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甚至武器装备水平的高低、交通运输能力及与之相关的后勤补给能力的强弱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气等精神因素，因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会给作战人员以充足的自信心，从而更有利于充分调动作战人员的战斗力和积极性。日俄战争作为20世纪的第一场近代化国家间的大型战争，双方国力的强弱、国际影响力及与之相关的募集国际资本的能力对战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战前俄国的经济能力较克里木战争时期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在亚历山大三世进行了著名的1861年改革后，俄国不仅在劳动力、国内市场等方面有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而且农奴的解放也为俄国赢得了国际声誉，从而促进了国际资本向俄国市场的流动，为俄国带来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金融资本。自此，至日俄战争的半个世纪内俄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可参考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英）B. R. 米切尔编，贺力平译.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欧洲卷：1750—1993年）[M]. 第四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其中，煤产量据该书第447页；生铁产量据该书第479—481页；原棉消费指标据该书第529页；黑麦、燕麦、甜菜产量据该书第311页；猪、牛产量据该书第376页。
从表1可以看出，俄国重工业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与国民生活水平息息相关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仍受到天气等自然条件的极大影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而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徘徊不前无疑表明了俄国经济总体水平的落后。虽然工业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俄国工业投资总额中的1/3是由外国资本构成的，其中外国资本控制了俄国50％的煤和石油的产量，60％的铜和铁产量以及80％的焦炭产量。[1]（385）而表2所显示出的俄国政府岁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则说明俄国政府的财政是负债运转的，这种状况发展到19世纪最后10年，尤其是在遭遇1891年农业大幅减产后，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俄国如果再发生一次“坏收成”的话，其财政就有破产的可能。
为维持国民经济的运转，俄国加强了与德国间的经济联系，致使国际社会流行一种“俄德结成经济联盟”的说法，[3]（292—294）这引起一直企图复仇的法国的紧张。为避免俄德结盟，法国决定加强与俄国的联系，以便在欧洲发生重大变故的情况下，法俄联手夹击德国，迫使德国归还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俄国方面也由于德国拒绝签订再保险条约及国内严峻的经济状况，而决定接受来自法兰西共和国金融资本的友谊。至此，传统的政治性考虑终于退居第二位，资本的力量打破政治制度的囿制，推动着专制的罗曼诺夫王朝与共和制的法兰西共和国握手言欢。自此，法国巨大的金融市场向俄国敞开了大门，法国资本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俄国的同时，还配合俄国的对外投资活动，成为俄国对外扩张的重要推动力量。法俄和好后，离间法俄两国的关系便成为德国外交的一种惯常目标，因此，德国积极推动和支持俄国向远东方向扩张，以减轻俄法联盟对德国的压力。
从日本角度来看，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实体，虽然仍存在束缚其经济发展的传统因素，但在下表中可以看出它在日俄战争前半个世纪内取得了惊人的经济成就。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日本经济的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上的成就以及甲午战争中的重大胜利，使其他资本势力对其刮目相看，这一方面引起了与日本有直接利益冲突的俄国的敌视，另一方面也使日本赢得了英美等国的好感。三国干涉事件中英国所持的善意态度使日本相信英国是可以争取的国际力量，自此，日本开始积极寻求英国更进一步的友谊，并在英国租借威海卫、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等事件中极力讨好英国，最终日英同盟关系于1902年确定下来。而日本声称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外交宣传也博得了美国的好感。
俄国在中国东三省的独占政策则引起了英美等国资本势力的敌视，但是作为推行全球性经济扩张政策的英美资本不可能为其在中国东三省利益而与俄国进行战争，但却又不甘心被排挤出这一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便以英美在远东利益的保护者形象出现。日英结盟后，俄国认为，美国是日英同盟中的一份子[4]（345-351）。
虽然日俄两国经济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以资本扩张为主要特质的英国资本势力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一个以文明虚饰的国家，它只是采用最新形式的现代设施，但其本质仍是野蛮的，并且更愿意保持这种状况。而且不只是外国人有这种认识，一些悲观的俄国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并认为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内俄国仍会是这样的”。[3]（305）而日本“尽管在发展西方式的科学方面取得了进步，并且也获得了显著的物质成就，但隐藏在这种外表之下的仍是东方人的本质”。[5]（195）这种认识说明，日俄两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只是纵向比较的结果，从横向而言，两国仍处于资本阵营中的“二流地位”。因此，两国发生大型军事冲突时，仅仅依靠其本国的经济力量很难支撑长期的战争，这就为其他外国资本势力影响日俄战争提供了机会。
二、日俄战争中的国际资本
如表2所反映的，俄国政府财政状况是不容乐观的，政府在负债运转的情况下再发动对外战争，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俄国政府拥有的闲置资本共1.57亿卢布，另外还有2亿卢布纸币发行权的准备金，但战争第一年的总费用高达6.57亿卢布，俄国的国内资金仅够维持三四个月的战争，因此，俄国的战时财源要依赖于继续举借外债，“既然战争的财源本身直接取决于国外市场的援助，而且必须服从于日常外交机构的工作，因此，进行战争一开始就具有浓厚的国际性质。[6]（398-399）但俄国的财政状况及国内政治局势的动荡不安，使俄国国债券在国外市场上非常不受欢迎，甚至作为盟友的法国公开拒绝俄国在巴黎金融市场上募集资金。1904年4月法国以实息为6.5分的高利息，并且俄国同意在国外订货问题上给法国货物以特惠为条件，贷给俄国一笔可以使战争继续到1905年初的款项之后，即明确表示“希望俄国将来能找到别的来源（以抵补战费），比如说，找柏林”。[6]（422）但俄国能否在德国顺利发行国债取决于正在进行的商约谈判能否取得良好结局，为取得贷款，俄国“需要德国的金融市场，因此，在商约问题上必须让步”。[7]（251-252）在俄国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后，双方于1904年7月签订新的商约，同时还交换了换文，约定俄国在1905年4月1日之前随时可以在柏林金融市场上发行国债。
按照预算，俄国认为1905年前不必再向国外贷款，但战争的发展形势却并非俄国预料的那样出现有利于俄国的转机。在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为扭转形势俄国只有大量调集军事力量，使战费超出预算额度。为保证战争的继续，俄国只有再次举借外债。1904年底，以国库券为担保，俄国在德国金融市场上募集到2.31亿卢布，但此时俄国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6]（433）为保证战争的进行，1905年4月，俄国再次在柏林金融市场上征集到1.5亿卢布，但这却是俄国在战争期间的最后一笔借款。在此之前，俄国财政大臣在《关于进行战争的财力问题意见书》中提出了从财政观点来看应尽早结束战争的必要性。[8]（556-557）
相对而言，日本在国外发行国债就顺利得多。虽然英国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宣布局外中立，并拒绝以政府担保或由政府为中介与日本交涉贷款事宜，但却不像法国政府那样阻挠本国金融资本家的活动。同时，英国驻日本大使在《与俄国的战争爆发以来日本经济的特征》的报告中对日本经济形势的肯定，[9]（257-261）使英国金融资本对日本国债充满信心，因此，日本国债在伦敦受到普遍欢迎。同时，美国金融资本及商业资本均对日本战胜俄国以打开中国东三省的大门抱有期望，因而，美国的资本势力也积极支持日本的战费需求，这就拓宽了日本的贷款来源，使日本不必像俄国那样为战费分神。战争中，日本的临时军费共计174640万日元，再加上政府各部门的临时事务支出费用计23820万日元，战争共消耗掉近198470万日元，而日本在海外发行的国债有：
从以上对日俄两国的战时财政收入及军事支出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至对马海战时止，日俄两国都已举借了大笔外债，战争再进行下去的话，双方财政都有破产之虞。尤其是日本，虽然在战场上一直处于优势，但因其国力薄弱，国内资源短缺，无论是在人力还是物力方面均无力支撑长期的对外战争。因此，对马海战之后，日俄和谈问题正式被提到议事日程。
三、日俄和谈与国际资本
虽然金融资本家运用其所掌握的资本力量可以影响外交甚至战争的进程，但20世纪之初金融资本的感情倾向和流动方向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力量的限制和影响。[10]（153-173），尤其是在结束战争的问题则完全是政府间的行为，是各国间掌握最高权力者操纵下的国际政治现象。然而无可争辩的是，这种政治斡旋只是一种表象，实质上，是否调停战争以及何时调停仍是事关以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资本势力为物化缩影的国家利益的事件，政治家活动的目的无非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因此，国际资本势力在战争双方的和谈中仍在幕后发挥着影响。
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其国内强大的资本势力为后盾，在日俄和谈问题上积极运作，这一点已为研究者所公认。罗斯福之所以不遗余力地为日俄和谈奔波，其目的无非是为美国的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顺利进入中国东三省这一广阔的市场赢得一张门票，使美国资本能够在东三省扎根并茁壮发展。战争结束后，美国资本推出的一系列“计划”（哈里曼计划、诺克斯计划、锦瑷铁路计划及实业借款计划等）及为实现这些计划所付出的努力即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适当的时机发挥最大的力量对战争双方施加影响以促成有利于今后本国资本发展的和平方案便成为罗斯福的重要外交任务之一。早在1904年底，罗斯福曾就日俄战争的和谈问题与相关国家的人士进行过试探性商讨。当时，罗斯福认为日俄两国应继续厮杀下去，“直至双方都耗尽元气之时，缔结和约就不会酿成黄祸或斯拉夫祸了，”而“英语民族”在“管理其国内事务的时候”，“无论如何”都“要为将来做好准备”，“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我们要准备“保卫我们的财富”。[8]（494）1905年初，随着旅顺口的陷落及俄国“流血星期日”（Bloody Sunday）的发生，国际上出现和谈的喧嚣。但日本认为，在击毁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以前，俄国政府不会甘心妥协，因此拒绝探讨和谈事宜。俄国权威人士则主张在获得一定规模的胜利后再进行和谈，并将希望寄托在东调的波罗的海舰队身上。然而，法国政府于1905年3月阻挠巴黎银行家贷款给俄国的行动，对俄国而言“是可以与奉天会战的失败相提并论的灾难”。[11]（400）随后，沙皇开始通过法国试探日本的和谈要求，同时提出以俄国不“割地赔款”为前提条件。甚至主张和平经济扩张政策的维特也认为“俄国人宁愿将赔款用于继续作战，也不会接受赔款的要求”。[9]（252-253）奉天会战及对马海战结束后，日本表示“愿意接受友好国家的善意调停”，并希望由日俄两国直接谈判协商和谈条件。[9]（256）在罗斯福的斡旋下，1905年8月，日俄均表示接受罗斯福关于和谈的倡议，9月5日，双方就和约条款达成共识。
财政困乏的日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赔款，这使以军国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资本势力感到不满，认为日本在谈判桌上遭到了战场上未有过的失败，堪比十年前的三国干涉事件。因此，在得知和约内容后日本国内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反政府运动，暴乱分子甚至袭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致使正在日本交涉收买南满铁路的哈里曼被迫提前离开日本。俄国国内对和约的态度分为两派：主张尽早缔结和约，以防止俄国资本完全被排挤出中国的派别表示，可以接受俄国在和约中争取到的条件，并希望日俄双方在战争中付出的“高昂费用能够成为未来两国友谊的坚实基础”。[9]（209）另一派是以军人为代表的势力集团，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俄国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这一派成为要求对日复仇的主力。美国资本家对和约表示满意，认为和约再次肯定和承认了“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为美国资本进入东三省打开了门户，英国的感情是与美国相似的。至于法德两国，前者在中国的利益集中于南部，同时法国亟望俄国结束在远东的冒险，因此欢迎日俄媾和。而德国的感情则相反，由于摩洛哥危机尚未解决，和约使俄国可以在摩洛哥问题上支持法国，为离间法俄关系，德国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一方面以德皇与沙皇的个人联系维持俄德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又以加大俄国西部边境的军事压力来威胁新近战败的俄国的安全。
日俄战争作为一场具有国际性质的战争，其结果并没有像英美等国资本所期望的那样：获得在东三省自由行动的权利。结果恰恰相反，日俄和约批准后不久，英国即收到有关日本限制其他外国货物自由进入东三省的报告。[9]（338）对此，作为盟国的英国只有表示让步，而美国资本则为进入由日俄两国控制的这一市场进行了长期的抗争与努力，但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成效，反而驱使日俄两国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因此，日俄战争后，俄国资本在东三省并没有遭到实质性打击，相反它保留了相当大的实力，并以更加严格的保护性政策来发展其在远东的利益；而日本虽未实现获取巨额赔款的愿望，但战争的胜利使它赢得了国际声誉，获得了在朝鲜自由行动的权力，再次实现了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从而成为一个“大陆国家”，而战后从清政府取得的对东三省的权利和利益更是弥补了它没能从俄国取得的东西。[12]
从以上的分析得知，虽然国际资本积极地影响日俄战争的发生、发展甚至和谈，但却并没有实现其对此次战争所抱的期望，从而可以看出，在20世纪初国际资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尚未深入到无所不及的程度。随着国际资本力量的发展及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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