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
黄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高校版》(津)2007年6期第7～12页
【英文标题】Thucydides' Rational History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黄洋，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黄洋（1965—），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日 期】2006-05-27
【关 键 词】修昔底德/理性方式/建构历史Thucydides/Rational Way/History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K5 K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07-06
在古典历史学家中，甚至在所有历史学家中，修昔底德也许都是最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因为历史学家首要的工作便是记述过去的历史，而修昔底德却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开头，他就说道：“因为时间的久远，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关于此前和更早发生的事情。”[1] 于是对他而言，就只有当代的历史才是可能的，这也是他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当代主题的一个原因。依此而言，按照现代的标准，修昔底德当然更多地会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他都被看成是历史学家的榜样。早在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ton hapanton kratiston ton historiographon），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kanona tes historikes pragmateias）[2]。在他去世后不久，立即就有人开始续写他生前未能完成的历史著作，色诺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希腊史》（Hellenica）记叙公元前411至公元前362年的希腊历史，是修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众多续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出生于克俄斯岛的历史学家提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所撰《希腊史》，也是修昔底德的续作，它从修氏搁笔的公元前411年记起，至公元前394年的克尼多斯之战止①。据说某个克拉提普斯（Kratippos）同样续写过他的著作，而1906年在埃及纸草残卷中发现的《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② 很可能也是修昔底德历史的续作。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等，以至于他们在写作历史时，也像他那样着重叙述政治和军事史③。
修昔底德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的榜样，并不是因为其文风受到普遍欢迎与赞赏，相反，一些古典作家如狄奥尼修斯对其晦涩的文风及其著作的体例明确提出过批评；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严谨的作风和对历史记载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西塞罗明确指出，历史写作的首要法则是不折不扣地记载历史真实，并认为在这一点上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的表率[3]。在一篇题为《论历史写作的方法》的史学批评论文中，公元2世纪初期出生于叙利亚的希腊文作家琉善甚至认为，是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法则，即“如实”（hos epraxthe）而书的法则[4]。即连对其文风提出批评的狄奥尼修斯，也不得不对他求真的作风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道：
我们认为历史是真实的祭司，他（修昔底德）最为关注的是记录事实，既不妄加，亦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以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5]
近代以来，随着客观史学的兴起，修昔底德更是备受推崇，被视为“科学”历史学的第一位大师，只是到了兰克，才有人能与之匹敌④。
的确，修昔底德可能是古典历史学家中至为严谨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阐述的史学方法论中。修氏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了史料批评和研究批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此种方法仍然为现代史学研究奉为圭臬。在史料批评方面，前面已经提到，修氏认为因为时间久远和史料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无法进行可信的记叙；即使是对当代的历史，亦须详查史料的可靠性，而且最好是自己亲历亲见。他论述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6]
而对于现有的历史研究，修昔底德同样持严谨的批评态度，特别是对希罗多德：
其他的希腊人不仅对过去鲜有记忆的许多事情、而且对当代的许多事情都存在错误看法。例如，他们认为斯巴达人的（两位）国王各有两票，而不是一票⑤，而且认为斯巴达有一个皮塔纳特军团，事实上它从未存在过。因此许多人并不潜心探求真实，而是倾向于接受现存的说法[7]。
虽然修昔底德从未直接提及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有理由认为，在此他主要批评的是这位先行者和竞争对手。因为希罗多德的确记载说，斯巴达国王在长老会议中拥有两票的投票权，并且相信斯巴达有所谓的皮塔纳特军团[8]。当然这并不是说，修昔底德全盘否定了希罗多德，正如芬利所指出的，他选择从后者结束的地方接着记叙希腊世界的历史，恰好表现出了对这位先行者的肯定和崇高敬意[9]（p. 15)。
无论如何，修昔底德的严谨作风与求真精神即使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也堪称楷模，而且他的方法论也基本上仍然受到现代历史学的遵奉。然而问题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自己制定的原则，做到了客观真实呢？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客观真实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理由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修昔底德生活在战争期间，亲身参加并指挥过战争中的部分战事。在战争的第七年（公元前424年），他曾担任将军一职，并受令率军救援被斯巴达军队围困、位于希腊北部的雅典殖民城邦安腓波利斯[10]。不过他领导的这次行动并不成功，他本人也受到流放的处罚。这使得他有机会着手他的写作计划，对于这些有利条件，他本人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
我本人一直记得，从战争的开始直至结束，许多人都说它要延续三个九年。我历经了战争的全过程，且已成年懂事；我用心体察，以便准确地了解情况。恰巧在指挥安腓波利斯之战后，我遭流放离开我的城邦二十年；期间我了解到战争双方的行动，而且由于流放在外，我对伯罗奔尼撒一方的行动同样了解，（流放的）安宁使我了解更多的情况。[11]
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一再强调，他是“按照每个事件的发生”（V, 16. 1: hos hekasta egeneto）记载其历史的。但是，在着手其宏大计划时，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例如，和现代战争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并不公布正式的战报，也没有独立的战地记者进行详细报道。作为流放的雅典将军，他本人既不可能居留在雅典，也不可能居留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⑥，又如何能像他所说，“准确地了解”双方的行动呢？根据他本人的说法（I，22.2-3），可以推断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两个，一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但这只能让他比较清楚地了解战争头七年雅典方面的行动；对于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和公元前424年之后双方的情况，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能依靠其他见证人的口头叙述或甚至是一些间接的信息。而这些材料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并不十分可靠，对此他本人也有充分的认识。除了注意到不同的见证人偏好和记忆各不相同外，他还意识到即使是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所了解的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往往只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情况，而不能洞悉全局[12]。更有甚者，战争绵延近三载，其进程十分复杂，战事经常在多个战场同时展开，要寻找到如此多分别见证双方行动的人并不是件易事，要对他们的叙述进行逐一核实就几乎不可能了。当然，一个现代读者还会面临另一个困难，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修昔底德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作出独立的判断，这是因为，修昔底德几乎从不交代其史料来源，此一作法和希罗多德大相径庭。在其叙事中，希罗多德经常会告诉读者，他的资料是来源于他亲眼所见，还是经过查访而来源于见证人，抑或纯粹是听说来的。这使得读者比较容易判断其记载的可靠与否。而在阅读修昔底德时，读者就会发现，他不得不相信修昔底德本人，这意味着不仅相信他的叙述，而且相信他关于自己严谨性的宣言，相信他的史料来源都是可靠的。问题还在于，和现在的历史学家拥有丰富的研究手段不同，修昔底德几乎没有其他办法来弥补口述资料的缺陷。如果能获得任何的书面资料，那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想见，他可以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似乎对他的研究划没有多大帮助。除此以外，另外的书面材料就只有包括铭文在内的档案资料。我们知道，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十分注重档案材料的保存，其公民大会的许多决议都全文刻于大理石碑上，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公民们阅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长久保存。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还重建了母亲之神库贝勒（Cybele）的圣殿，同时将它用作雅典的国家档案馆，保存城邦的法律、法令和各项决议文本[13]。其他城邦也一定通过某种方式保存一些重要的档案。修昔底德意识到这样的档案可以作为其历史写作的资料，而且偶尔也援引了档案文献，例如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达成的停战协议条款、公元前422—前421年双方所签订的尼基阿斯和约以及随后达成的同盟协议条款等[14]，但他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按照莫米格里阿诺（Momigliano）的统计，他一共仅引用了11份档案材料[15]（p. 13）。学者们甚至认为，假如修昔底德能够最终完成其著作的话，他很可能删除所引用的这些档案文件，因为不合他的文风[16]（p. 19）[15]（pp.13，43）。不难看出，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其强大的影响力⑦，即使是修昔底德致力于创作“垂诸永远”的书面作品的时候，也不能免于这种影响，他依赖的主要是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
希腊口述传统在修氏著作中的突出表现是他对演说词的大量引用。他主要利用这些演说词来阐明历次行动中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这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叙述方式，但这时候口述资料的缺陷也显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当然也没有现代的录音技术，因此见证人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即连修昔底德本人也不能例外。以他所记载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发表的公共葬礼演说为例，虽然他本人很可能参加过这年的公共葬礼，亲自聆听过伯里克利的演讲，但在时隔十余年之后，当他着手著述的时候，肯定已经无法记得伯里克利当时所讲的原话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他解释说：
每个人在战争将要爆发之时或战争中所发表的演讲，无论是我本人亲耳聆听过的，还是其他人听过后告诉我的，我们都发现很难记得演讲的确切的原话。因此我的做法是，在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的情况下，让讲话者说我认为他在当时情形下最应该说的话。[17]
但是他的这种方法受到众多的质疑，问题在于他是否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做到了“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呢？一些迹象显示并非如此。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明显雷同，对此科林武德尖锐地批评说，“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18]（p. 64）他进而指出，修氏的这种文风暴露出他对不同历史场合的实际演说并不感兴趣。有时候甚至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修昔底德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了演讲者的话中。例如，他所记载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向公民大会阐述自己策略的演说中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现在就像专制统治。”[19] 在他记载的另一次演讲中，克里昂同样对雅典人说道，“你们的帝国是专制统治”[20]，其用词和前面伯里克利所说几乎完全一致，两者的巧合似乎说明，这个论断并非真的出自伯里克利和克里昂之口，而更可能是反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修昔底德本人强加给他们的。无论如何，读者很难相信，作为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伯里克利和克里昂会如此评论他们所致力于推动的事业。像这种后来的演说词回应先前演说词的例子并不鲜见，说明记叙演说词在一定程度上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用科林武德的话说，是“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
所谓的米洛斯对话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公元前416—前415年，雅典派军远征爱琴海上的米洛斯岛，在兵临城下时派代表和米洛斯人谈判。修昔底德记叙了谈判的过程，但却不是采用其惯常使用的谈判双方发表长篇演讲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后来柏拉图使用的对话体，以戏剧作品的书写方式进行记载，在每段对话的前面注明讲话者是雅典人还是米洛斯人[21]。姑且不论修氏如何能够获知谈判的详细过程，他在此所使用的特别的记叙方式即已表明，他的历史书写乃至历史观念都深受公元前5世纪雅典悲剧的影响⑧。在他看来，雅典对米洛斯的攻击完全是出于傲慢和强权，就像雅典代表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V，89）正是这样的傲慢最终导致了雅典的失败和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演说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对于在讨论一些重大行动时所发表的演说，修昔底德并非一概记录，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记载。狄奥尼修斯早已指出，在其历史的前几卷，修昔底德大量记载各种公共场合的演说，但到最后一卷，却没有记录任何演说，这无疑不是因为人们不再进行公共辩论了，而是修氏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还对修氏在具体情形下的选择性提出疑问。例如在叙述公元前427年米提林辩论时，修氏为何选择记载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在第二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而忽略他们在前一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他甚至认为修昔底德有时候忽略了必要的演说，但却包括了不必要的演说，并举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加以说明。雅典每年一度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邀请演说家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赞颂其英雄事迹。狄奥尼修斯问道，修昔底德为何选择记载平凡的公元前431年的葬礼演说，而不记载战争更为惨烈、事迹更为英勇的其他年份的葬礼演说呢？他正确地认识到，修昔底德之所以记载这个“微小而不足道”的事件，是为了赞誉伯里克利[22]。现代学者也注意到，在记叙有关问题的争论时，修昔底德通常选择两篇代表正反两方立场的演说加以记载。马丁·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指出，“从许多的演讲中选择哪些插入他的叙述中，这一决定只能是修昔底德一个人的，而他的选择一定是出于全面和准确记叙之外的考虑”[23]（p. 766)。所谓“全面和准确之外的考虑”当然也就是修昔底德对历史情形的把握和认识，最明显的例子是雅典公民大会关于斯巴达最后通牒的辩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许多人站出来发言，主战与主和的主张针锋相对，但他并没有记叙这些发言词，似乎简单的交代已足以说明问题，但紧接着，他详细记叙了伯里克利的长篇发言[24]。在此他的做法有些非同寻常，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提供一篇和伯里克利观点相反的演讲词。也许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伯里克利在雅典政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而这和他对伯里克利时代的认识密切相关。从第2卷第66章的论述我们知道，他对伯里克利有着高度评价，认为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当然，修昔底德的选择性不仅表现在对演说的记载，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之中。让我们仍然回到狄奥尼修斯，他选取两个事例，对修昔底德的选择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分析。他的第一个事例是公元前430年，雅典人在遭受斯巴达人连续两年的入侵和瘟疫的巨大打击之后，已有求和之意，乃派遣使节到斯巴达进行和谈，修昔底德对此只是一笔带过，云谈判“没有成功”（II，59）；但在记叙到公元前425年斯巴达因在皮洛斯战败、300名士兵被俘而试图同雅典和谈时，修氏却详细描述了和谈的过程，不仅记录了斯巴达使节在雅典的演说，而且还列举了雅典人拒绝和谈的理由（Ⅳ，15～21）。对于这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件，修昔底德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狄奥尼修斯对此十分不解，他质问道：
如果有关雅典使节的记载只需提到谈判的要点，而省略使节们的论点和呼吁，是因为这些论点没有说服斯巴达人同意停战的话，他（修昔底德）在记叙斯巴达使节访问雅典时，为什么不遵循同样的方法呢？他们离开时同样没有达成和平啊。如果有必要对后者详加记述的话，他为什么如此粗心地忽略前者呢？……也许有理由详述其中的一次谴使而忽略另一次，但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重视斯巴达的使团而非雅典的，重视在时间上居后的而非居前的，重视敌方的而非己方的，重视在较小不幸而非更大不幸情形下的和谈。[25]
当然，狄奥尼修斯肯定没有意识到，修昔底德详述斯巴达使团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突出表现雅典人的野心以及民主派领袖克里昂之流的煽动（Ⅳ，21），在修氏看来，这是雅典走向失败的真正原因。但即使如此，狄奥尼修斯的分析还是揭示了修昔底德书写历史的方式：对不同的事件进行简略不同的处理，或详而述之，或一笔带过，甚至于完全缄默。这些当然都是古今历史学家惯常使用的方式，原本无可厚非，但修昔底德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沉默不语还是令分析者们十分困惑。例如在第一卷概述所谓“五十年时期”（pentecontaetia，公元前479—前435）历史时，他完全没有提及公元前449年的“卡里阿斯和约”。这一和约结束了雅典和波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⑨，对雅典的霸权及其和提洛同盟诸邦乃至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关系都不无重大影响，从而可以说非常贴近修昔底德所关注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阵营何以爆发战争的问题，而他似乎又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和约的存在，因此他的完全沉默就十分奇怪了。也许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全然没有提及公元前425年雅典重新核定同盟诸邦交纳贡金数量的事件。这年雅典的公民大会通过法案，下令重新核算各邦需缴纳的贡金，幸而法令的部分铭文得以保存下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修昔底德的记载进行比较的难得机会。法令规定，由500人议事会选出一个十人委员会负责确定应该缴纳贡金的城邦，派遣各由2人组成的4组传令官分赴帝国（即提洛同盟）的四个区域，宣布雅典人的决定并要求各邦派代表到雅典参加核定。具体数额的核定由1000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法庭负责。法令还规定，以后每四年重新核定一次贡金的数额，在大泛雅典娜节期间进行，铭文的下方还开列了所有必须缴纳贡金的城邦名单及其应缴纳的金额⑩。法令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加贡金的额度，其规定的总额从战前的约400塔伦特大幅上升至不少于1460塔伦特。雅典的这一行动无疑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对雅典同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和战局的发展都有直接而根本性的影响。由于这一事件影响面极广，修昔底德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很难想象，一个以客观记载这场战争历史为己任的人会完全忽略这样重大的事件。它只能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是有所取舍和选择的。除了对上述这样重大事件的忽略，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修昔底德的记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到了其著作的最后一卷，波斯的作用才有所体现。
至此我们的分析应该已足以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记载。一方面，由于资料的限制，他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真实，对许多细节的描绘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历史事件选择性地加以详略有别的记载。换言之，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特定历史的建构。可以肯定，他所记载的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是真实的，但对这些事件的细节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则很可能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合理想象和理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修昔底德的理性建构。事实上，笔者认为，“理性建构”是解读修昔底德历史的一把钥匙。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的知识生活背景中去。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可以说希腊世界经历一次思想方式的巨大变革，智者派对知识与宗教传统的挑战，悲剧家们对传统神话主题的反思和重新诠释，都是这种思想变革的体现。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希罗多德之所以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称为“探究”（historia），正是因为他运用理性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缘故。如果说作为最初的开创者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还多少带有“神话”方式的痕迹的话，那么站在他的肩膀之上进行历史书写的修昔底德已经能够将成熟的希腊理性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于历史写作这一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他的著作很快成为新型思维方式下历史写作的经典，成为理性历史的准绳。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中充满了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群体一般特性行为模式的分析，例如在米提林辩论中，克里昂和他的反对者狄奥多托斯都会援引对人性的剖析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尤以狄奥多托斯的辩词为甚，其主要论点即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一般性理解之上的。他提出城邦和个人一样，在本性上易于犯错。严厉的惩罚非但无助于阻止反叛，反而会使盟邦的反叛更为激烈（Ⅲ，45-46）。修昔底德一般性规律的剖析还包括他对权力的马基雅弗里式的理解，他以雅典人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阐明了权力政治的准则。这也是他探究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的钥匙。在其著作的前言中，他说他计划详述双方发生分歧的原因以及发生冲突的各个事件，以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希腊世界的大战，接着他说：“但是我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叙述所掩盖。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斯巴达人对此的担忧。”[26] 正是这种理性的分析使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为“垂诸永远”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做到了客观公正，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正相反，他其实是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出发来书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城邦表现出了强烈的热爱之情，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她所施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并不赞同。因而在他看来，雅典就像个希腊悲剧中的伟大英雄，终因自身致命的缺点而导致悲壮的结局。实际上，他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受到了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如克里昂）和事件（如西西里远征），客观上都突出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所体现出来的恣意与骄傲，就像英雄致命的缺点，导致了雅典最终的失败。
注释：
①提奥庞普斯另著有《腓力浦志》（Philippica），以腓力浦的生平为线索记叙当时的世界史，但两书均只有残篇存世。
②该纸草文书在上埃及的奥克苏云基亚出土，是一部希腊史书的残卷，因此而得名《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残存部分约900行，记载公元前396至前395年的希腊史。它的发现证实，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所著《历史文库》（Bibliotheke Historike）保存了该部史书的内容。
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Chapter 3，尤见第44～48页。
④有关修昔底德被视为19世纪科学史学的榜样的讨论，见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第4章；Oswyn Murray, 'History' ，in Jacques Brunschwig and Geoffrey E. R. Lloyd eds. , Greek Thought: A Guide to Class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as Le Savoir Grec in French in 1996) , 328～337，尤见333页。
⑤指在斯巴达由30名贵族（含2位国王）组成的长老会议（Gerousia）中拥有的投票数。
⑥考虑到他在色雷斯拥有矿产和较大的影响力（Ⅳ，105），流放期间他很可能在此居留。
⑦关于希腊的口述传统，参见Rosalind Thomas,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及其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⑧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37～41不仅指出了修昔底德的戏剧化方式，而且详细解释了这段对话不符合历史情形的理由。
⑨关于卡里阿斯和约真实性的分析，见E. Badian, 'The Peace of Callias', in his From Plataea to Potidae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Pentecontaeti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2 [first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 1987) ]; Russell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ter 8.
⑩法令铭文见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 ,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revised edition) , no. 69; 有关铭文的讨论见 Russell Meiggs, op. cit. , Chapter 1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高校版》(津)2007年6期第7～12页
【英文标题】Thucydides' Rational History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黄洋，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黄洋（1965—），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修昔底德历来被看成是客观历史学的楷模。本文提出，尽管修昔底德力求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并且开创了一套严谨的方法，但限于条件，他不可能像自己标榜的那样做到客观真实，其历史书写是以理性的方式建构历史。 Thucydides has always been seen as a model of objective histor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lthough Thucydides consciously aims at recording history objectively and develops a methodology for it, an analysis of his text shows that what he achieves is a rationally constructed historical reality. |
【关 键 词】修昔底德/理性方式/建构历史Thucydides/Rational Way/History Construction
在古典历史学家中，甚至在所有历史学家中，修昔底德也许都是最不能称得上是历史学家的，因为历史学家首要的工作便是记述过去的历史，而修昔底德却宣称这是不可能的。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一开头，他就说道：“因为时间的久远，不可能清楚地了解关于此前和更早发生的事情。”[1] 于是对他而言，就只有当代的历史才是可能的，这也是他选择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当代主题的一个原因。依此而言，按照现代的标准，修昔底德当然更多地会被看成是一个社会科学家——一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然而令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他都被看成是历史学家的榜样。早在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ton hapanton kratiston ton historiographon），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kanona tes historikes pragmateias）[2]。在他去世后不久，立即就有人开始续写他生前未能完成的历史著作，色诺芬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希腊史》（Hellenica）记叙公元前411至公元前362年的希腊历史，是修氏《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众多续作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出生于克俄斯岛的历史学家提奥庞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所撰《希腊史》，也是修昔底德的续作，它从修氏搁笔的公元前411年记起，至公元前394年的克尼多斯之战止①。据说某个克拉提普斯（Kratippos）同样续写过他的著作，而1906年在埃及纸草残卷中发现的《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Hellenica Oxyrhynchia）② 很可能也是修昔底德历史的续作。不仅如此，他还深刻地影响了希腊化时代乃至罗马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波利比阿、李维、塔西佗等，以至于他们在写作历史时，也像他那样着重叙述政治和军事史③。
修昔底德之所以成为历史学家的榜样，并不是因为其文风受到普遍欢迎与赞赏，相反，一些古典作家如狄奥尼修斯对其晦涩的文风及其著作的体例明确提出过批评；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严谨的作风和对历史记载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西塞罗明确指出，历史写作的首要法则是不折不扣地记载历史真实，并认为在这一点上修昔底德是历史学家中的表率[3]。在一篇题为《论历史写作的方法》的史学批评论文中，公元2世纪初期出生于叙利亚的希腊文作家琉善甚至认为，是修昔底德确立了历史写作的法则，即“如实”（hos epraxthe）而书的法则[4]。即连对其文风提出批评的狄奥尼修斯，也不得不对他求真的作风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道：
我们认为历史是真实的祭司，他（修昔底德）最为关注的是记录事实，既不妄加，亦不隐瞒，更不恣意于写作之需，以无可挑剔的原则，避免了所有的怨恨与奉承……[5]
近代以来，随着客观史学的兴起，修昔底德更是备受推崇，被视为“科学”历史学的第一位大师，只是到了兰克，才有人能与之匹敌④。
的确，修昔底德可能是古典历史学家中至为严谨者，这突出地表现在他所阐述的史学方法论中。修氏的方法论至少包含了史料批评和研究批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此种方法仍然为现代史学研究奉为圭臬。在史料批评方面，前面已经提到，修氏认为因为时间久远和史料缺乏，对过去的历史无法进行可信的记叙；即使是对当代的历史，亦须详查史料的可靠性，而且最好是自己亲历亲见。他论述道：
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即便如此，还是难以发现真实情况，因为见证同样事件的人并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各自的偏好且记忆不同。[6]
而对于现有的历史研究，修昔底德同样持严谨的批评态度，特别是对希罗多德：
其他的希腊人不仅对过去鲜有记忆的许多事情、而且对当代的许多事情都存在错误看法。例如，他们认为斯巴达人的（两位）国王各有两票，而不是一票⑤，而且认为斯巴达有一个皮塔纳特军团，事实上它从未存在过。因此许多人并不潜心探求真实，而是倾向于接受现存的说法[7]。
虽然修昔底德从未直接提及希罗多德的名字，但有理由认为，在此他主要批评的是这位先行者和竞争对手。因为希罗多德的确记载说，斯巴达国王在长老会议中拥有两票的投票权，并且相信斯巴达有所谓的皮塔纳特军团[8]。当然这并不是说，修昔底德全盘否定了希罗多德，正如芬利所指出的，他选择从后者结束的地方接着记叙希腊世界的历史，恰好表现出了对这位先行者的肯定和崇高敬意[9]（p. 15)。
无论如何，修昔底德的严谨作风与求真精神即使对于现代历史学家来说也堪称楷模，而且他的方法论也基本上仍然受到现代历史学的遵奉。然而问题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自己制定的原则，做到了客观真实呢？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客观真实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有理由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修昔底德生活在战争期间，亲身参加并指挥过战争中的部分战事。在战争的第七年（公元前424年），他曾担任将军一职，并受令率军救援被斯巴达军队围困、位于希腊北部的雅典殖民城邦安腓波利斯[10]。不过他领导的这次行动并不成功，他本人也受到流放的处罚。这使得他有机会着手他的写作计划，对于这些有利条件，他本人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
我本人一直记得，从战争的开始直至结束，许多人都说它要延续三个九年。我历经了战争的全过程，且已成年懂事；我用心体察，以便准确地了解情况。恰巧在指挥安腓波利斯之战后，我遭流放离开我的城邦二十年；期间我了解到战争双方的行动，而且由于流放在外，我对伯罗奔尼撒一方的行动同样了解，（流放的）安宁使我了解更多的情况。[11]
不仅如此，修昔底德还一再强调，他是“按照每个事件的发生”（V, 16. 1: hos hekasta egeneto）记载其历史的。但是，在着手其宏大计划时，他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例如，和现代战争不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双方并不公布正式的战报，也没有独立的战地记者进行详细报道。作为流放的雅典将军，他本人既不可能居留在雅典，也不可能居留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⑥，又如何能像他所说，“准确地了解”双方的行动呢？根据他本人的说法（I，22.2-3），可以推断他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是两个，一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但这只能让他比较清楚地了解战争头七年雅典方面的行动；对于伯罗奔尼撒方面的行动和公元前424年之后双方的情况，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能依靠其他见证人的口头叙述或甚至是一些间接的信息。而这些材料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并不十分可靠，对此他本人也有充分的认识。除了注意到不同的见证人偏好和记忆各不相同外，他还意识到即使是事件的直接见证人所了解的也是相当有限的，他们往往只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情况，而不能洞悉全局[12]。更有甚者，战争绵延近三载，其进程十分复杂，战事经常在多个战场同时展开，要寻找到如此多分别见证双方行动的人并不是件易事，要对他们的叙述进行逐一核实就几乎不可能了。当然，一个现代读者还会面临另一个困难，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修昔底德史料来源的可靠性作出独立的判断，这是因为，修昔底德几乎从不交代其史料来源，此一作法和希罗多德大相径庭。在其叙事中，希罗多德经常会告诉读者，他的资料是来源于他亲眼所见，还是经过查访而来源于见证人，抑或纯粹是听说来的。这使得读者比较容易判断其记载的可靠与否。而在阅读修昔底德时，读者就会发现，他不得不相信修昔底德本人，这意味着不仅相信他的叙述，而且相信他关于自己严谨性的宣言，相信他的史料来源都是可靠的。问题还在于，和现在的历史学家拥有丰富的研究手段不同，修昔底德几乎没有其他办法来弥补口述资料的缺陷。如果能获得任何的书面资料，那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想见，他可以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书籍似乎对他的研究划没有多大帮助。除此以外，另外的书面材料就只有包括铭文在内的档案资料。我们知道，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十分注重档案材料的保存，其公民大会的许多决议都全文刻于大理石碑上，一方面是为了便于公民们阅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长久保存。在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还重建了母亲之神库贝勒（Cybele）的圣殿，同时将它用作雅典的国家档案馆，保存城邦的法律、法令和各项决议文本[13]。其他城邦也一定通过某种方式保存一些重要的档案。修昔底德意识到这样的档案可以作为其历史写作的资料，而且偶尔也援引了档案文献，例如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达成的停战协议条款、公元前422—前421年双方所签订的尼基阿斯和约以及随后达成的同盟协议条款等[14]，但他似乎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些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按照莫米格里阿诺（Momigliano）的统计，他一共仅引用了11份档案材料[15]（p. 13）。学者们甚至认为，假如修昔底德能够最终完成其著作的话，他很可能删除所引用的这些档案文件，因为不合他的文风[16]（p. 19）[15]（pp.13，43）。不难看出，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其强大的影响力⑦，即使是修昔底德致力于创作“垂诸永远”的书面作品的时候，也不能免于这种影响，他依赖的主要是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
希腊口述传统在修氏著作中的突出表现是他对演说词的大量引用。他主要利用这些演说词来阐明历次行动中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这无疑是具有相当说服力的一种叙述方式，但这时候口述资料的缺陷也显现得尤其明显。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当然也没有现代的录音技术，因此见证人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即连修昔底德本人也不能例外。以他所记载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1年发表的公共葬礼演说为例，虽然他本人很可能参加过这年的公共葬礼，亲自聆听过伯里克利的演讲，但在时隔十余年之后，当他着手著述的时候，肯定已经无法记得伯里克利当时所讲的原话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他解释说：
每个人在战争将要爆发之时或战争中所发表的演讲，无论是我本人亲耳聆听过的，还是其他人听过后告诉我的，我们都发现很难记得演讲的确切的原话。因此我的做法是，在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的情况下，让讲话者说我认为他在当时情形下最应该说的话。[17]
但是他的这种方法受到众多的质疑，问题在于他是否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做到了“尽可能保持实际讲话的基本意思”呢？一些迹象显示并非如此。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明显雷同，对此科林武德尖锐地批评说，“所有那些非常之不同的人物都用同一种方式在讲话，这难道不是粗暴吗？”[18]（p. 64）他进而指出，修氏的这种文风暴露出他对不同历史场合的实际演说并不感兴趣。有时候甚至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修昔底德把自己的想法加进了演讲者的话中。例如，他所记载的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30年向公民大会阐述自己策略的演说中对雅典人说：“你们的帝国现在就像专制统治。”[19] 在他记载的另一次演讲中，克里昂同样对雅典人说道，“你们的帝国是专制统治”[20]，其用词和前面伯里克利所说几乎完全一致，两者的巧合似乎说明，这个论断并非真的出自伯里克利和克里昂之口，而更可能是反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修昔底德本人强加给他们的。无论如何，读者很难相信，作为雅典民主政治领袖的伯里克利和克里昂会如此评论他们所致力于推动的事业。像这种后来的演说词回应先前演说词的例子并不鲜见，说明记叙演说词在一定程度上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用科林武德的话说，是“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
所谓的米洛斯对话是另一个显著的例子。公元前416—前415年，雅典派军远征爱琴海上的米洛斯岛，在兵临城下时派代表和米洛斯人谈判。修昔底德记叙了谈判的过程，但却不是采用其惯常使用的谈判双方发表长篇演讲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后来柏拉图使用的对话体，以戏剧作品的书写方式进行记载，在每段对话的前面注明讲话者是雅典人还是米洛斯人[21]。姑且不论修氏如何能够获知谈判的详细过程，他在此所使用的特别的记叙方式即已表明，他的历史书写乃至历史观念都深受公元前5世纪雅典悲剧的影响⑧。在他看来，雅典对米洛斯的攻击完全是出于傲慢和强权，就像雅典代表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V，89）正是这样的傲慢最终导致了雅典的失败和悲剧性的结局。
关于演说词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对于在讨论一些重大行动时所发表的演说，修昔底德并非一概记录，而是有选择性地加以记载。狄奥尼修斯早已指出，在其历史的前几卷，修昔底德大量记载各种公共场合的演说，但到最后一卷，却没有记录任何演说，这无疑不是因为人们不再进行公共辩论了，而是修氏的书写方式发生了变化。他还对修氏在具体情形下的选择性提出疑问。例如在叙述公元前427年米提林辩论时，修氏为何选择记载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在第二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而忽略他们在前一天公民大会上的演说。他甚至认为修昔底德有时候忽略了必要的演说，但却包括了不必要的演说，并举伯里克利著名的葬礼演说加以说明。雅典每年一度为牺牲的战士举行国葬，邀请演说家在葬礼上发表演讲，赞颂其英雄事迹。狄奥尼修斯问道，修昔底德为何选择记载平凡的公元前431年的葬礼演说，而不记载战争更为惨烈、事迹更为英勇的其他年份的葬礼演说呢？他正确地认识到，修昔底德之所以记载这个“微小而不足道”的事件，是为了赞誉伯里克利[22]。现代学者也注意到，在记叙有关问题的争论时，修昔底德通常选择两篇代表正反两方立场的演说加以记载。马丁·奥斯特瓦尔德（Martin Ostwald）指出，“从许多的演讲中选择哪些插入他的叙述中，这一决定只能是修昔底德一个人的，而他的选择一定是出于全面和准确记叙之外的考虑”[23]（p. 766)。所谓“全面和准确之外的考虑”当然也就是修昔底德对历史情形的把握和认识，最明显的例子是雅典公民大会关于斯巴达最后通牒的辩论。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许多人站出来发言，主战与主和的主张针锋相对，但他并没有记叙这些发言词，似乎简单的交代已足以说明问题，但紧接着，他详细记叙了伯里克利的长篇发言[24]。在此他的做法有些非同寻常，即没有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提供一篇和伯里克利观点相反的演讲词。也许其目的是为了突出伯里克利在雅典政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而这和他对伯里克利时代的认识密切相关。从第2卷第66章的论述我们知道，他对伯里克利有着高度评价，认为在他的领导之下，雅典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当然，修昔底德的选择性不仅表现在对演说的记载，还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之中。让我们仍然回到狄奥尼修斯，他选取两个事例，对修昔底德的选择性进行了十分有趣的分析。他的第一个事例是公元前430年，雅典人在遭受斯巴达人连续两年的入侵和瘟疫的巨大打击之后，已有求和之意，乃派遣使节到斯巴达进行和谈，修昔底德对此只是一笔带过，云谈判“没有成功”（II，59）；但在记叙到公元前425年斯巴达因在皮洛斯战败、300名士兵被俘而试图同雅典和谈时，修氏却详细描述了和谈的过程，不仅记录了斯巴达使节在雅典的演说，而且还列举了雅典人拒绝和谈的理由（Ⅳ，15～21）。对于这两件性质相同的事件，修昔底德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狄奥尼修斯对此十分不解，他质问道：
如果有关雅典使节的记载只需提到谈判的要点，而省略使节们的论点和呼吁，是因为这些论点没有说服斯巴达人同意停战的话，他（修昔底德）在记叙斯巴达使节访问雅典时，为什么不遵循同样的方法呢？他们离开时同样没有达成和平啊。如果有必要对后者详加记述的话，他为什么如此粗心地忽略前者呢？……也许有理由详述其中的一次谴使而忽略另一次，但我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重视斯巴达的使团而非雅典的，重视在时间上居后的而非居前的，重视敌方的而非己方的，重视在较小不幸而非更大不幸情形下的和谈。[25]
当然，狄奥尼修斯肯定没有意识到，修昔底德详述斯巴达使团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突出表现雅典人的野心以及民主派领袖克里昂之流的煽动（Ⅳ，21），在修氏看来，这是雅典走向失败的真正原因。但即使如此，狄奥尼修斯的分析还是揭示了修昔底德书写历史的方式：对不同的事件进行简略不同的处理，或详而述之，或一笔带过，甚至于完全缄默。这些当然都是古今历史学家惯常使用的方式，原本无可厚非，但修昔底德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沉默不语还是令分析者们十分困惑。例如在第一卷概述所谓“五十年时期”（pentecontaetia，公元前479—前435）历史时，他完全没有提及公元前449年的“卡里阿斯和约”。这一和约结束了雅典和波斯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敌对状态⑨，对雅典的霸权及其和提洛同盟诸邦乃至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关系都不无重大影响，从而可以说非常贴近修昔底德所关注的雅典和斯巴达这两大阵营何以爆发战争的问题，而他似乎又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和约的存在，因此他的完全沉默就十分奇怪了。也许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全然没有提及公元前425年雅典重新核定同盟诸邦交纳贡金数量的事件。这年雅典的公民大会通过法案，下令重新核算各邦需缴纳的贡金，幸而法令的部分铭文得以保存下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和修昔底德的记载进行比较的难得机会。法令规定，由500人议事会选出一个十人委员会负责确定应该缴纳贡金的城邦，派遣各由2人组成的4组传令官分赴帝国（即提洛同盟）的四个区域，宣布雅典人的决定并要求各邦派代表到雅典参加核定。具体数额的核定由1000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法庭负责。法令还规定，以后每四年重新核定一次贡金的数额，在大泛雅典娜节期间进行，铭文的下方还开列了所有必须缴纳贡金的城邦名单及其应缴纳的金额⑩。法令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加贡金的额度，其规定的总额从战前的约400塔伦特大幅上升至不少于1460塔伦特。雅典的这一行动无疑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对雅典同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和战局的发展都有直接而根本性的影响。由于这一事件影响面极广，修昔底德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很难想象，一个以客观记载这场战争历史为己任的人会完全忽略这样重大的事件。它只能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是有所取舍和选择的。除了对上述这样重大事件的忽略，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修昔底德的记叙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波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到了其著作的最后一卷，波斯的作用才有所体现。
至此我们的分析应该已足以说明，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并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客观真实的历史记载。一方面，由于资料的限制，他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真实，对许多细节的描绘只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另一方面，修昔底德也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历史事件选择性地加以详略有别的记载。换言之，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同样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段特定历史的建构。可以肯定，他所记载的战争中的重大事件是真实的，但对这些事件的细节的描述、对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则很可能是修昔底德本人的合理想象和理性分析。甚至可以说，是修昔底德的理性建构。事实上，笔者认为，“理性建构”是解读修昔底德历史的一把钥匙。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回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希腊世界（尤其是雅典）的知识生活背景中去。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可以说希腊世界经历一次思想方式的巨大变革，智者派对知识与宗教传统的挑战，悲剧家们对传统神话主题的反思和重新诠释，都是这种思想变革的体现。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希罗多德之所以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称为“探究”（historia），正是因为他运用理性思维方式理解和把握历史的缘故。如果说作为最初的开创者和“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还多少带有“神话”方式的痕迹的话，那么站在他的肩膀之上进行历史书写的修昔底德已经能够将成熟的希腊理性思维方式熟练地运用于历史写作这一新兴的文学领域，因而他的著作很快成为新型思维方式下历史写作的经典，成为理性历史的准绳。对于修昔底德而言，历史书写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记录过去事件，更重要的是发现和阐明那些事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以使历史能够成为现实生活的指导。过去的历史事件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是可以通过对人性的把握来理解和解释的，因而不必依靠超自然的因素进行解释。详述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即在于通过个别事件的叙述来把握在事件背后起作用的人性以及人类社会群体的一般性行为模式。因为人性是不变的，人类群体的行为模式是循环反复的，所以历史事件也可能在将来重复。修昔底德的历史书写中充满了对人性及人类社会群体一般特性行为模式的分析，例如在米提林辩论中，克里昂和他的反对者狄奥多托斯都会援引对人性的剖析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尤以狄奥多托斯的辩词为甚，其主要论点即是建立在对人类行为的一般性理解之上的。他提出城邦和个人一样，在本性上易于犯错。严厉的惩罚非但无助于阻止反叛，反而会使盟邦的反叛更为激烈（Ⅲ，45-46）。修昔底德一般性规律的剖析还包括他对权力的马基雅弗里式的理解，他以雅典人所说“有力量者主导，弱者只能屈从”，阐明了权力政治的准则。这也是他探究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阵营爆发冲突的根本原因的钥匙。在其著作的前言中，他说他计划详述双方发生分歧的原因以及发生冲突的各个事件，以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希腊世界的大战，接着他说：“但是我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很可能被这样的叙述所掩盖。使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斯巴达人对此的担忧。”[26] 正是这种理性的分析使得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为“垂诸永远”的作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修昔底德做到了客观公正，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正相反，他其实是从自己的价值倾向和政治立场出发来书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虽然他对自己的城邦表现出了强烈的热爱之情，但同样明显的是，对于她所施行的民主政治制度，他并不赞同。因而在他看来，雅典就像个希腊悲剧中的伟大英雄，终因自身致命的缺点而导致悲壮的结局。实际上，他的历史书写很可能受到了希腊悲剧的影响，他所着力描写的人物（如克里昂）和事件（如西西里远征），客观上都突出了雅典民主政治中所体现出来的恣意与骄傲，就像英雄致命的缺点，导致了雅典最终的失败。
注释：
①提奥庞普斯另著有《腓力浦志》（Philippica），以腓力浦的生平为线索记叙当时的世界史，但两书均只有残篇存世。
②该纸草文书在上埃及的奥克苏云基亚出土，是一部希腊史书的残卷，因此而得名《奥克苏云基亚希腊史》，残存部分约900行，记载公元前396至前395年的希腊史。它的发现证实，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所著《历史文库》（Bibliotheke Historike）保存了该部史书的内容。
③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参见Arnaldo Momigliano, The Clas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Oxfo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Chapter 3，尤见第44～48页。
④有关修昔底德被视为19世纪科学史学的榜样的讨论，见M. I. Finley, Ancient History: Evidence and Model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85，第4章；Oswyn Murray, 'History' ，in Jacques Brunschwig and Geoffrey E. R. Lloyd eds. , Greek Thought: A Guide to Classical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first published as Le Savoir Grec in French in 1996) , 328～337，尤见333页。
⑤指在斯巴达由30名贵族（含2位国王）组成的长老会议（Gerousia）中拥有的投票数。
⑥考虑到他在色雷斯拥有矿产和较大的影响力（Ⅳ，105），流放期间他很可能在此居留。
⑦关于希腊的口述传统，参见Rosalind Thomas,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及其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⑧狄奥尼修斯《论修昔底德》，37～41不仅指出了修昔底德的戏剧化方式，而且详细解释了这段对话不符合历史情形的理由。
⑨关于卡里阿斯和约真实性的分析，见E. Badian, 'The Peace of Callias', in his From Plataea to Potidae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Pentecontaeti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2 [first published in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107 ( 1987) ]; Russell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ter 8.
⑩法令铭文见Russell Meiggs and David Lewis eds. ,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revised edition) , no. 69; 有关铭文的讨论见 Russell Meiggs, op. cit. , Chapt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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