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古代两河流域文字起源神话传说
拱玉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2期第103～112页
【作者简介】拱玉书，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北京 100871
【关 键 词】古代两河流域/文字起源/神话传说
文字如何起源的问题，是自古迄今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几乎所有具有文字传统的古代民族都有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古代贤哲对本民族文字起源的诠释，反映了他们的“探源”方式及其成果。这些传说大概都经历了由口头到文字的发展过程。口头传说形成的时间一般不可考，而见诸于文字的传说一般都晚于文字之始几百年，甚至千年以上。就古代两河流域而言，关于文字起源的各种传说的成文时间都不早于公元前2100年，即不早于乌尔第3王朝，距楔形文字起源的时间（约公元前3200年）至少相隔千余年。
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①（以下简称为《史诗》）是反映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的第一部文学作品②，而《史诗》的主人公、乌鲁克国王恩美卡就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③。
《史诗》叙述了乌鲁克国王恩美卡派遣使者到相隔“7重”大山的国家阿拉塔（Aratta）④，要求那里的国王为乌鲁克提供金、银、天青石、木材等乌鲁克缺少的建筑材料和装饰品以及要求阿拉塔人为乌鲁克建造神庙的故事。乌鲁克地处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缺少金、银、天青石之类的宝石和适合建筑的木材，而这些正是阿拉塔所富有的。于是，乌鲁克国王恩美卡决定制服阿拉塔，把它变成附属国，以达到获取觊觎之物的目的。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不是军事征服，而是精神征服。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心理战”⑤ 就在乌鲁克和阿拉塔之间上演了。在神的授意下，恩美卡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者到阿拉塔转达他的要挟。使者把恩美卡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阿拉塔之王，又原原本本地把阿拉塔之王的话带回乌鲁克。阿拉塔之王不愿意无条件屈服，提出一个又一个条件来“刁难”乌鲁克国王。使者一次次穿梭于两国之间，成功地履行着转达“口信”的职责。不过，唇枪舌剑的不断升级终使使者不能胜任使命。
501. 使者的嘴沉重，不能复述之。
502. 因为使者嘴沉重，不能复述之。
503. 库拉巴⑦ 之王揉了一块泥，犹如泥版，把言词写在上面。
504. 此前，把言词写在泥（版）上的事情从未见。
505. 现在，就在那一日，就在那一天，事情发生如这般。
506. 库拉巴之王把言词写在（泥）上面，[犹如泥版]，事情发生如这般。
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都把这段诗文视为恩美卡发明楔形文字的重要根据⑧。然而，仔细阅读原文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史诗》并没有说在恩美卡之前没有文字，而只是特别强调了恩美卡“把言词（inim）写在泥（版）（im）上”，而这样的“事情从未见”（第504行）。很显然，《史诗》的作者在告诉我们是谁首次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并把它用于外交场合，而不是在告诉我们是谁发明了楔形文字。
其次，把恩美卡视为楔形文字的发明创造者不符合苏美尔人的“文明”起源观。在苏美尔人眼里，人和世间万物（“me”），包括书写术，皆属神造。譬如，在苏美尔神话《伊楠娜与恩基》里，智慧神恩基（Enki）掌握着所有的“me”，其中就有“书写术”（nam-dub-sar）。乌鲁克的保护神伊楠娜（Inanna）从恩基那里把这些“me”盗运到乌鲁克之后，乌鲁克才有了“文明”，其中包括书写术。
《史诗》本身亦为我们的这种解释提供了证据。乌鲁克的使者带着书写着刚刚发明的文字的泥版来到阿拉塔，把它呈献给阿拉塔国王，并说道：
524. 乌图之子恩美卡给了我一块泥版。
525. 阿拉塔之王看了过这块泥（版），知道字中义之后，
526. 在你对我说了你想说的话之后，
据此判断，乌鲁克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阿拉塔人能读懂泥版。刚刚由一个人发明的文字其他人怎么能够读懂呢？况且是远在伊朗山区的阿拉塔人！答案只能是：在苏美人看来，在《史诗》故事发生之前已经有文字，但书写材料不是泥版，而是其它材料；乌鲁克国王恩美卡不是发明文字的人，而是第一个把文字书写在泥版上的人。
我们知道，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原始楔形文字——已经相当抽象。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有许多学者认为，即使是最早的楔形文字（乌鲁克IVa），也已经是发达的文字，而不是文字的初始阶段。初始阶段的文字可能书写在易腐烂的材料（如木板或树皮）上，没有流传下来⑨。美国学者史蔓特·白瑟拉特（D. Schmandt-Besserat）提出的陶筹论⑩，即认为原始楔形文字由陶筹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只能解释原始楔形文字中的一小部分字的来源，而不能解释大多数字的来源。本文作者曾经为陶筹论寻求由陶筹而表意符号的解释，提出“当人们第一次把陶筹压印在泥版上时，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萌发了人们造字的念头。从此，人们学会了造字，先以筹造字，不久就自然学会以物造字，进而以字生字，变化无穷”的观点（11）。现在看来，这个推测很难成立，因为1. 有证据表明，抽象符号往往是在具体符号或具体图案的基础上产生的，由具体到抽象需要一个演变过程（12），自然也需要一定时间。2. 原始楔形文字中的一些符号（文字）是由滚印图案发展来的，或者说，它们是对滚印图案的抽象，而不是相应实物的直接体现（13）。滚印的雕刻图案才是相应实物的首次二维化，才是对实物的直接体现。3. 近年来更有学者（14） 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在苏美尔人之前一支原始印欧人已经发明了文字，原始楔形文字中的某些符号就是原始印欧人发明、后被苏美尔人借用的，如苏美尔语中的表示非人称指示代词的“-bi”（“那个”，字形是一个里面有液体的容器）、名词“gìri”（“脚”，字形是一个牛头/鹿头）、名词“
”（“青年男子”，字形是一个交通工具，大概是四个轮的车）。除这些例子外还有其它类似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字形与字义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长期以来，这种字形与字义毫不相干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魏泰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字形与字义互不相干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些字不是苏美尔人的发明，而是他们从原始印欧人的文字中借用的。之所以借用，是因为苏美尔语中的“-bi”（“那个”）、“gìri”（“脚”）、“guru? ”（“青年男子”）分别与原始印欧人的“喝”（字形是一个里面有液体的容器）、“牛/鹿”（字形是一个牛头/鹿头）、“车”（字形是一个交通工具，大概是四个轮的车）（15） 的读音相同。苏美尔人就是根据同音假借的原则借用了这些字的形。魏泰克所说的“假借”与汉字学上的“假借”是一个道理。不同之处在于汉字借用的是同一文字体系中的字，是一种文字体系中的自借，或挪用，而原始楔形文字借用的是另外一种文字体系中的字，是他借，而且在时间上借字的文字体系很可能晚于被借字的文字体系，甚至前者可能是在后者的启发下产生的。总之，原始楔形文字中的符号（至少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直接由它们代表的实物转化来的，即不是实物的直接二维化。它们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目前可以得到证明的有：1. 陶筹，即某些文字是陶筹（也是一种实物）的二维化；2. 滚印雕刻图案，即某些文字是在滚印雕刻图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滚印图案中的某些具有图腾性质的标志的进一步抽象；3. 某些文字可能是从其他民族已有的文字体系中借用来的；4. 直接来源于（除陶筹以外的）实物；5. 其它来源，如陶器符号。通过指事、会意、形声、斜置、倒置、省划、添划等方法生成的字与文字起源无关，因为它们只是使文字更加丰富，并不是导致文字起源的因素（16）。
由此看来，书写在泥版上的苏美尔的原始楔形文字可能不是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文字可能也不是书写在泥版上，而是书写在其它材料上。如果魏泰克的观点得到证实，苏美尔人就不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发明者，而只是文字的借用者。他们不但借用了原始印欧人的文字，而且也可能借用了他们造字和用字的思想。如果如此，史蔓特·白瑟拉特提出的陶筹启发了人们造字思想以及由陶筹而文字的说法将受到严重挑战。诚然，魏泰克的观点还不能被视为定论，他的观点还有待更多的比较语言学材料来证实。不过，就上引诗文看来，苏美尔人亦认为写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不是最早的文字。相反，他们认为最早的文字书写在其它材料上，而且恩美卡也不是文字的发明者，而是第一个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的人。
如上所述，乌鲁克人认为阿拉塔之王能读懂“楔文”泥版。那么，当阿拉塔之王面对泥版时反应又如何呢？《史诗》对此这样描述道：
536. 他如此这般把话讲一遍，
537. 阿拉塔之王从使者手里
538. 接过用炉火烧过的泥（版）（17），
539. 阿拉塔之王把泥（版）仔细看，
540. 言词钉子般，面容怒气现。
541. 阿拉塔之王仔细观看用炉火烧过的泥（版）。
阿拉塔之王“接过”泥版，然后仔细“看”泥版。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言词钉子般，面容怒气现”（18）。这两句都是双关语，即借楔形文字外形来暗示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言词钉子般”既描绘了楔形文字的外形——“像钉子”（gag-àm），又暗示了泥版上的内容言辞尖刻；“面容怒气现”既道出了楔形文字的体态——“眉头紧蹙”，又暗示了阿拉塔之王从中看到了震怒之词。这段诗文明确告诉我们阿拉塔之王看懂了这块泥版上书写的内容（19）。有人认为“眉头紧蹙”指阿拉塔之王“眉头紧蹙”，其原因是：“他（阿拉塔之王——引者）指望在泥版上看到言词，但没有看到，相反，他却仅仅看到了钉子一样的图形。”（20） 这个解释很成问题，因为“钉子一样的图形”只是文字的外在形式，不能成为引起“愤怒”的原因。如果此处真的指阿拉塔之王的“愤怒”，那么，其原因也应该是泥版书写的内容，而不是文字的外在形式。关于使者此次带泥版出使阿拉塔的原因，学者有不同解释。格林认为，让使者带泥版出使阿拉塔是为了展示文字在国际外交中的威慑力（21）。在我们看来，文字本身的威慑力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说这块泥版产生了什么威慑力的话，那是由泥版内容所致，不应该是文字本身所致。这一切都说明，苏美尔人认为在恩美卡以前已经存在文字，而且认为这种文字不但乌鲁人能读懂，远隔“7重”大山的阿拉塔之王亦能读懂。从阿拉塔之王对泥版文书的反应情况判断，情况确实如此。
“像钉子一样”描述的是阿拉塔的国王初次见到写在泥版上的文字时产生的一种视觉形象。当几百年前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时，他们像几千年前的阿拉塔之王一样，一眼就看出了这种文字的突出外在特征，即笔画的一端呈“三角形”，像“金字塔”，或像“小方尖碑”（22）。1700年，英国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把这种文字称为“楔形文字”（23）。此后，这一称呼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接受。如今，在印欧语言中，“cuneiform”成为“楔文”的通称。但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则将其称为“钉子字”（24），与生活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阿拉塔国王的感受恰好吻合。这能否说明，相对于欧洲人而言，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对图像的心理感应更接近阿拉塔人（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呢？
《史诗》中通过阿拉塔国王之口说出的“钉子”（苏美尔语：gag，阿卡德语sikkatum）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楔文字形的概括，可能也是他们对楔文的称呼（25）。过去，人们一直不知苏美尔人如何称呼自己的文字，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有了答案。不过，苏美尔人的“钉子”与上面提到的欧洲人的“楔形文字”以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钉子字”，在词源上没有任何渊源关系。它们都是对楔形文字进行直接观察后产生的视觉感受。
早期欧洲古物学家或游人、商人见到的文字大都是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建筑铭文，见用于阿黑门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前331年）早期，都是楔文。对此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如果把阿拉塔国王看到的文字也说成是楔文（“钉子字”），问题就来了，因为迄今所见最早的、书写在泥版上的文字（Uruk IVa）并不是楔形，而是线形。楔形是在线形基础上的发展。阿拉塔国王看到的“钉形”（即楔形）文字并不是最早的文字。《史诗》成文于乌尔第3王朝时期，《史诗》中的主人公恩美卡（26） 是个历史人物，是乌鲁克第1王朝的第2位国王，统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27），属于早王朝初期（ED I）。那时，两河流域南部的文字已经具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尚未完全完成由线形而楔形的过渡，石刻文仍呈线形，泥版文仍带有明显的线形特点。《史诗》用“钉形”来描述最早的文字，说明生活在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苏美尔人（史诗的作者或编者）已经不知道楔文经历了一个由线形而楔形的发展过程，不晓得“楔形”是流、不是源这样的基本事实。这也说明，该《史诗》口头流传开始的年代不会太早。
关于文字起源的另一个传说反映在苏美尔神话《伊楠娜与恩基》里。由于这部作品的首句残缺，所以，它的古代名称不详。直到目前，30年前出版的一篇博士论文仍然是研究该作品的惟一专著（28）。关于这部神话的成文年代，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成文于乌尔第3王朝时期，另一种认为它成文于稍后的伊辛—拉尔萨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850年）（29）。
这部神话讲述的是乌鲁克的保护神伊楠娜前往埃利都、从智慧神恩基那里“骗取”“文化财产”（苏美尔语：“me”）、然后把它们运往乌鲁克的故事。神话中的伊楠娜是恩基的女儿。一日，她突然到恩基的住地“阿普苏”（Abzu，地下甜水之域）来谒见其父恩基。恩基已经猜到了女儿的来意（30），所以，他事先已经存有戒心。可是，当他酩酊大醉时，还是把原本不想给伊楠娜的“文化财产”（“me”）都给了她。接下来，作品通过伊楠娜之口历数了“文化财产”包含的具体内容（31）：
……
伊楠娜从恩基那里得到的“文化财产”（“me”）有一百多种（32），其中就有本文特别关注的“书写手艺”，我们或可称之为“书写术”。当恩基尚在醉卧之时，伊楠娜已经不辞而别，把所有“文化财产”都装上“天船”（má an-na）（33），匆匆离去。当恩基清醒过来时，伊楠娜已经离开“码头”，踏上归途。在发现所有的“文化财产”都不见了之后，恩基向大臣伊伺木德询问情况，伊伺木德遂把恩基在醉酒之时把“文化财产”都给了伊楠娜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恩基追悔莫及，立刻派伊伺木德及山妖海怪追赶。然而追赶6次，皆告失败。伊楠娜满载“文化财产”而归，并在乌鲁克举行盛大庆功仪式。
这部神话的开头、尤其是结尾残缺严重，因此，故事如何结局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多少妨碍了我们对该作品说明的问题或表达的思想的理解。不过，通过故事本身，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该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的苏美尔人对乌鲁克文明起源的一种诠释。
这足以说明，苏美尔人的思维模式与我们的有很大区别。同时说明，用我们的思维模式和道德标准来评价苏美尔人的道德观，甚至世界观，可能会发生曲解古人的情况。譬如，上面列举的“洗城”、“骗术”、“谎言”以及没有举的“卖淫”（nam-kar-KID）等（50），在苏美尔人眼里可能都属于值得肯定的东西，未必都是文化糟粕。
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反映在对“书写艺术”（书写术）的定位上。如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文人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与手工业者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而苏美尔人则把“文人”列入手工业者的行列，与木匠、铁匠、皮革匠、漂工、瓦匠、编席工相提并论。在那里，文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匠”。难怪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不论是文学作品、历史文献，还是占卜文献、法律文献，都很少标明作者！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既然书匠的作品无异于木匠的产品，那么，木匠不需为自己的产品署名，书匠也就自然不必让自己的名字流芳后世了。
这部神话作品表明，乌鲁克文明——其中包括书写艺术——来源于埃利都。苏美尔人的这种文明传播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近东考古学已经证明，以埃利都（51） 陶器为标志的埃利都文化大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前后，是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文化。那里的神庙建筑也属于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宗教建筑（52），对后来的乌鲁克时期的神庙建筑有明显影响。在苏美尔文献中，埃利都被视为人类最早的城市，被列在“洪水”之前的五个城市之首。“当王权自天而降之时，王权在埃利都。”（53） 所以，人们把埃利都文明与乌鲁克文明联系起来，把后者视为前者传播的结果，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更不是无稽之谈。不过，就文字起源而言，目前还没有在埃利都发现早期文字。古人的这种文字传播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截至目前的考古材料不支持这种文字传播论。
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的贝洛索斯（Berossos）为我们保留了有关文明（包括文字）起源的另外一个传说。贝洛索斯原本是巴比伦贝尔（马都克）神庙的祭司，大约在65岁（54） 时移居希腊的科斯（Cos）岛，用希腊语撰写了一部《巴比伦尼亚志》（Babyloniaka），共3卷，记述了巴比伦尼亚的历史与文化。这部巨著已失传，只是通过后来一些作家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一部分，使后人对这部巨著的整体面貌有了一些了解。在第1卷中，贝洛索斯讲到巴比伦尼亚文明的起源，其中包括创世神话和欧阿涅斯（Oannes）。
欧阿涅斯是“洪水”之前的七贤（apkallū）（55） 之一，在贝洛索斯的著作中，他名列七贤之首。他是鱼首、人身、人脚、人声的结合，因此是个半鱼半人而又非鱼非人的混合形象。当时，巴比伦人尚未开化，其生活方式与禽兽无异。于是，他白天从巴比伦附近的爱里顺（Erythraean）海来到巴比伦，与人为伍，教他们书写、制器、立法、务农、测量和建筑等，晚上又回到海里（56）。就这样，欧阿涅斯使巴比伦人摆脱愚昧，走向文明。据考证，贝洛索斯笔下的鱼首人身的欧阿涅斯实际上就是智慧神、地下甜水主人恩基的象征（57）。如果如此，欧阿涅斯教化愚民、传播文明的神话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伊楠娜与恩基》的翻版或演绎。
除上述传说外，楔形文字文献中还有一些与文明（包括文字）起源有关的材料。在亚述的传说中，马都克之子纳布（Nabu）被视为愚民的教化者，他带给人类各种技艺，包括书写术。但后来的阿卡德文献中的种种说法，包括贝洛索斯的《巴比伦尼亚志》中的欧阿涅斯教化愚民的故事，无一不是《伊楠娜与恩基》的翻版。因此，涉及文字起源的原创作品只有两个：一个是《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另一个就是《伊楠娜与恩基》。两部作品都是苏美尔文学作品，即用苏美尔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美索不达米亚有关文字起源传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两部作品的成文年代都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即乌尔第3王朝时期，《伊楠娜与恩基》也可能稍晚一些。从乌鲁克IVa（出土最早的原始楔形文字泥版的文化层，此前可能已经存在书写在其它材料上的文字）到乌尔第3王朝，这中间相隔千余年。可见，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关文字起源的文学作品滞后于文字起源的时间千余年。
第二，所有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都反映了同一种文字起源观，即文字神造的观点。对文字起源的这种解释反映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共有的泛神主义世界观，即把世界万物都归功于神的创造的思想。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有关楔形文字起源的论著都认为《史诗》描述了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即楔文由恩美卡发明的观点。很显然，这意味着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不是文字神造观，而是文字人造观。法国学者格拉斯内尔说得更明白：“苏美尔人知道文字并非由神创造。”（58） 从本文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释既不符合苏美尔人的泛神主义世界观，也不符合《史诗》本身的描述。
第三，《史诗》中反映的文字的形状（gag“钉子形”，即楔形）以及文字的功能（表达inim dug[，4]-ga“说出的话”）与迄今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状和功能都不相符。在此，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作者或编者显然把当时的文字形状和功能安在了早期文字上，犯了错置年代（anachronism）的错误，是明显的张冠李戴。最早的原始楔文并非楔形，记录的内容也不是完整的话，而只是一句话中的主要成分——数词和名词。这说明，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文人对早期楔文，特别是线形阶段的早期文字，已经全然不知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对楔文的起源做出科学解释。
第四，在《伊楠娜与恩基》中，作者把书匠与木匠、铁匠、皮革匠、漂工、瓦匠、编席工等手工业者排列在一起，说明苏美尔人把文人视为一种手工业者。把文人视为“书匠”的必然结果是把文人的作品等同于其他手工业者的产品。既然产品不需要标明生产者，作品也就不需要标明作者了。可见，苏美尔文学作品的匿名性显然与苏美尔人对文人的定位有关。
注释：
①美国学者克莱默首次把《史诗》译成英文，并把它命名为《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S. N. 克莱默：《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S. N. Kramer,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费城1952年版。从此，这个名称成为标准名称，沿用至今。不过，它的古代名称并非如此。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没有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标题，每部作品的首句之首——往往是一两个单词或一个词组——就是该作品的名称。《史诗》的首句是“uru gud-hu AN. Té ní-gal gùr-ru”（“城市——富有生命力的野牛，令人生畏”），其中的“uru gud-hu”（“城市，野牛”）出现在文学目录中，是该作品的古代名称，H. L. J. 凡斯提福特：《再论“努迪穆德的诅咒”》（H. L. J. Vanstiphout, " Another Attempt at the ' Spell of Nudimmud' " ），《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杂志》（Revue d' Assyriologie et d' Archéologie Orientale）第88卷，1994年，第135页注1；W. 勒里希：《文学》（W. R
llig, " Literatur" ），D. O.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D. O. Edzard ed. ,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aoologie）第7卷，1987年——1990年，第39页；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S. Cohen,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第7页。到目前为止，涉及该诗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文章有多篇，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H. L. J. 凡斯提福特：《姊妹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双语理论、技术及实践》（H. L. J. Vanstiphout, " The Twin Tongues-Theory,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Bilingualism in Ancient Mesopotamia" ），H. L. J. 凡斯提福特主编：《所有那些民族——在近东和与近东的文化冲突》（H. L. J. Vanstiphout ed. , All Those Nations. . . Cultural Encounters within and with the Near East, Studies Presented to Han Drijvers），格罗宁根1999年版；H. L. J. 凡斯提福特：《再论“努迪穆德的诅咒”》。针对整个作品的专著有两部，“初版”是S. N. 克莱默：《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经典的音译、翻译、注释版本是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现代译文多种，在解释方面也最具特色的是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Th. Jacobsen, The Harps that once. . . Sumerian Poetry in Translation），纽黑文、伦敦1987年版，第275—319页；最新英译是H. L. J. 凡斯提福特：《苏美尔诸王史诗——阿拉塔问题》（H. L. J. Vanstiphout, Epics of Sumerian Kings, The Matter of Aratta），亚特兰大2003年版，第57—96页。
②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J. -J. Glassner, The Invention of Cunei form Writing in Sumer），巴尔的摩、伦敦2003年版，第9页。
③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G. Komoróczy, " Zur
tiologie der Schrift Erfindung im Enmerkar-Epos" ），《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3卷，1975年，第20页；S. N. 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人类成文史上的39个之最》（S. 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Thirty-Nine First in Recorded History），费城1981年版，第22页；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H. L. J. Vanstiphout, " Enmerkar' s Invention of Writing Revisited" ），H. 贝伦斯主编：《Dumu-E[，2]-Dub-Ba-A-
. W. 薛伯格纪念文集》（H. Behrens ed. , Dumu-E[，2]-Dub-Ba-A-Studies in Honor of ke W. Sjberg），费城1989年版，第521、524页；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第15页。
④在伊朗境内，具体地理位置不详。
⑤S. N. 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人类成文史上的39个之最》，第19页称之为“最早的‘心理战’。
⑥《史诗》第500行：du[，11]-ga-ni[mah]-àmàg[，4]-bi su-su-a-àm“他的话很多，意义且深奥”。
⑦库拉巴是乌鲁克的一个区，可能是政府所在地。
⑧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6页；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第15页；科莫罗奇认为，因为使者无法记住“‘模糊的’信息”，所以恩美卡才发明了文字。他把ka-ni dugud（“他的嘴沉重”）理解为inim ì-du-gud（“话难以理解”），其中的“话”指“恩美卡说的话”。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0页。
⑨H. J. 尼森等：《古代近东经济管理的早期文字与技术》（H. J. Nissen at al, Frühe Schriften und Techniken der Wirtschaftsverwaltung im alten Vorderen Orient），柏林1990年版，第55页。
⑩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59—66页。
（11）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第65页。
（12）如哈拉夫彩陶上的“牛头”的抽象化，T. 达巴赫：《哈拉夫陶器》（T. Dabbagh, " Halaf Pottery" ），《苏美尔》（Sumer）第22卷， 1966年，图版XVIII。
（13）K. 察琴斯卡：《古朴乌鲁克的几个最早的崇拜标志》（K. Szarzynska, " Some of the Oldest Cult Symbols in Archaic Uruk" ），《近东—埃及学会年刊》（Jaarbericht van het Voor-Aziatisch-Egyptisch-Gezelschap: Ex Oriente Lux）第30卷，1989年，第5页，图表2。
（14）G. 魏泰克：《文字与标音的曙光》（G. Whittaker, " The Dawn of Writing and Phoneticism" ），D. 泊舍斯等主编：《象形字、字母、文字改革、埃及语——专题研究》（D. Borchers at al. ed. , Hieroglyphen, Alphabete, Schriftreformenk, Lingua Aegyptia-Studia Monographica）2001年第3期，第11—50页。
（15）G. 魏泰克：《文字与标音的曙光》，第16页，图5。
（16）拱玉书：《楔形文字名称》（Yushu Gong, Die Namen der Keilschri ftzeichen），即M. 狄特里希、O. 罗雷茨主编：《古代近东与旧约》（M. Dietrich, O. Loretz ed. ,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第268卷，敏斯特2000年版，第18—39页；拱玉书：《楔形文字名称》（Yushu Gong, " The Names of Cuneiform Signs" ），《古代文明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第18卷， 2003年，第1—15页。
（17）学者对
U. RIN. NA的理解分歧很大。有人将其理解为“烤炉”，S. N. 克莱默：《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41页；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138页；H. L. J. 凡斯提福特：《苏美尔诸王史诗——阿拉塔问题》，第87页；有人将其理解为“一块泥版”，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第314页；亦有人将其理解为im-u-nígin-na“总额泥版”，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1页。
（18）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第314页和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138页的译文都与我们的不同。凡斯提福特的译文在表面上看与我们的相同，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9页；H. L. J. 凡斯提福特：《苏美尔诸王史诗——阿拉塔问题》，第87页，而实际上区别甚大。他把sag-ki理解为“他的脸”或“他的额眉”，当然指阿拉塔之王的脸/额眉，而我们认为，此处的“脸/额眉”是指文字的态势。
（19）有人持不同意见，即认为阿拉塔之王没有读懂泥版，如J. 伦格尔：《美索不达米亚史诗文学》（J. Renger, " Mesopotamian Epic Literature" ），F. J. 奥伊纳斯主编：《英雄史诗与传奇——世界伟大民族史诗介绍》（F. J. Oinas ed. , Heroic Epic and Saga-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s Great Folk Epics），布卢明顿，1978年版，第30页；科莫罗奇亦认为阿拉塔之王读懂了泥版的内容，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1页。不过，他的理由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认为阿拉塔之王之所以能读懂刚刚发明的文字是因为原始楔形文字是“象形字”（Piktogramme），记载的是“无句语言”（satzlose Sprache），所以，任何人都能读懂，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3页。
（20）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9页。
（21）M. W. 格林：《楔形文字体系的结构与实施》（M. W. Green, "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neiform Writing System" ），《可视语言》（Visible Language）第15卷，1981年，第367页。
（22）这些都是一位名叫Don Garcia de Sylvay Figueroa的欧洲政客于1619年描述他在波斯见到的楔形文字时的用词，R. W. 罗杰斯：《巴比伦尼亚与亚述史》（R. W. Rogers, A History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第1卷，纽约1915年版，第19—20页。
（23）R. W. 罗杰斯：《巴比伦尼亚与亚述史》，第39页39注1；第100页。
（24）D. O. 爱扎德：《楔形文字》（D. O. Edzard, " Keilschrift" ），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D. O. Edzard ed. ,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aeologie）第5卷，1980年，第544页。
（25）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9页。凡氏在此亦归纳了其他人的观点。不过，楔文的名称可能不止一种。“santak（santakkum）”是楔文的基本笔画——“楔”的称呼，拱玉书：《楔形文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研究》（Yushu Gong, 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汉堡1993年版，第89页注102；W. von梭敦编：《阿卡德简明字典》（W. von Sodened. , Akkadisches Handwrterbuch），威斯巴登1959—1981年版，第1024页：santakku；J. 克莱恩：《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书吏课程中的碑铭书写》（J. Klein, " On Writing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in Ur III Scribal Curriculum" ），《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杂志》（Revue d' Assyriologie et d' Archéologie Orientale）第80卷，1986年，第5页以及注27，“santak（santakkum）”可能也是楔文的名称之一，拱玉书：《楔形文字名称》，第110页：DI。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把“竖楔”视为“书写术之始”（sag-nam〈-dub-〉sar sántak=rēvuparrūti santakku“竖楔是书写术之始”，. W. 薛伯格：《试卷文献A》（. W. Sjberg, " Der Examenstext A" ），《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
ologie）第64卷，1975年，第140页。虽然学者对苏美尔语中的复合词sa
-tag-ga（“铭文”）有不同解释，但他们都把 sa解释为“头/首”，如克莱恩：《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书吏课程中的碑铭书写》，第3—5页，而根据sa-tag-ga的词义判断，sa应该是santak的缩略。所以，sa-tag-ga不应该是“写头”，而应该解释为“写楔”，即书写楔文。
（26）关于“恩美卡”这个名字的不同写法，Th. 雅格布森：《苏美尔王表》（Th. Jacobsen, The Sumerian Kinglist），芝加哥1939年版，第86—87页及注释115。
（27）Th. 雅格布森：《苏美尔王表》，第208—209页之间的图表Ⅱ把恩美卡的统治年代定在公元前2950年。
（28）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G. Farber-Flügge, Der Mythos " Inanna und Enki"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en der Liste der me），罗马1973年版。
（29）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4页。
（30）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8页，SLTNi 32第11—12行：（11）kug [d]inana-ke[，4] é-eridug[ki]-ga-è danna nu-ub-te-a-a（12）[[d]en-ki luga]l abzu-ke[，4] nì-nam-e zu-a“（11）甚至在圣伊楠娜尚未来到埃利都的神庙、距之尚有6公里之遥时，（12）阿普苏的主人恩基就知道了一切。”
（31）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4页，Tf. I iv第1—19行。
（32）由于所有文本都或多或少有残缺，所以，文献中到底提到多少种“me”，不得而知。在残留的文献中能见到的有110种。
（33）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6页，Tf. I v第7—8行：（7）kug [d]nanna me mu-un-ur[，4]-ur[，4] má-an-na bí-in-u[，5]（8）má-an-na kar-ra zag bí-in-tag（7）“圣伊楠娜已把me搜集一起，蹬上天船，（8）天船已离开码头。”
（34）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8页第25行。
（35）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60页第24行。
（36）法尔伯尔：“me”（G. Farber, " me" ），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第7卷，1987年——1990年，第 610—613页。
（37）G. 法尔伯尔：“me”，第610页。
（38）J. 布莱克、A. 格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恶魔和标志——插图辞典》（J. Black, A.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伦敦1992年版，第130页。
（39）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第388页等。
（40）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4页，Tf. I iv第2行。
（41）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4页，Tf. I iv第5行。
（42）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8页，Tf. I v第31行。
（43）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56页，Tf. II v第55行。
（44）G. 法伯尔—弗洛格认为用“Kulturgüter”来翻译“me”最合适。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18页。
（45）到1963年为止，“me”在各种西方语言中就有不下20种不同翻译，K. 奥伯胡贝尔：《苏美尔语中的神秘概念me》（K. Oberhuber, " Der numinose Begriff ME im Sumerischen" ），因斯布鲁克人文科学保护学会主编：《因斯布鲁克文化科学文集》 （Die Innsbrucker Gesellschaft zur Pfleg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ed. , Innsbrucker Beitrge zur Kulturwissenscha ft）1963年特刊，第3页。
（46）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38页。
（47）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42页。
（48）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31页。
（49）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52页。
（50）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8页，Tf. I v第29行。
（51）现代名称为阿布·沙林（Abūahren），位于纳西里耶西南30公里处。根据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文献记载，埃利都曾经坐落在“海岸”（指波斯湾），如今的埃利都遗址距波斯湾248公里。
（52）1946年—1949年，伊拉克考古学家萨法尔（F. Safar）在英国考古学家劳埃德（S. Lloyd）的协助下，对埃利都进行了大规模发掘，F. 萨法尔等：《埃利都》（F. Safar, M. Ali Mustafa, S. Lloyd, Eridu），巴格达，1981年版。
（53）这是《苏美尔王表》的开篇白，Th. 雅格布森：《苏美尔王表》，第70—71页。
（54）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第2卷，第3页。
（55）巴比伦宗教传统中的所谓“七贤”是指生活在“洪水”前的七个智者。新巴比伦和新亚述时期的宗教文献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和家乡，不同文本对此有不同说法。
（56）M. P. 施特莱克：《欧阿涅斯》（M. P. Streck, " Oannes" ），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第10卷，第1—3页。这是关于欧阿涅斯的最新文章，里面提到所有早期相关论著。
（57）M. P. 施特莱克：《欧阿涅斯》，第1页。
（58）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第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2期第103～112页
【作者简介】拱玉书，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教授。北京 100871
| 【内容提要】 | 本文重新诠释了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反映的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认为乌鲁克国王恩美卡不是发明文字的人，而是首先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并首先将楔形文字泥版用于外交场合的人；苏美尔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反映了苏美尔人的文字神造观；与此同时，《伊楠娜与恩基》也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书写和书吏的定位：在苏美人看来，书写属于手工艺范畴，而书吏就是从事书写工艺的“书匠”，与木匠、铁匠无异。本文还认为，《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中的“钉子”（苏美尔语：gag，阿卡德语sikkatum）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楔文字形的概括，可能也是他们对楔文的称呼。 |
学者普遍认为，苏美尔史诗《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①（以下简称为《史诗》）是反映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的第一部文学作品②，而《史诗》的主人公、乌鲁克国王恩美卡就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③。
《史诗》叙述了乌鲁克国王恩美卡派遣使者到相隔“7重”大山的国家阿拉塔（Aratta）④，要求那里的国王为乌鲁克提供金、银、天青石、木材等乌鲁克缺少的建筑材料和装饰品以及要求阿拉塔人为乌鲁克建造神庙的故事。乌鲁克地处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缺少金、银、天青石之类的宝石和适合建筑的木材，而这些正是阿拉塔所富有的。于是，乌鲁克国王恩美卡决定制服阿拉塔，把它变成附属国，以达到获取觊觎之物的目的。不过，他采取的方式不是军事征服，而是精神征服。于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心理战”⑤ 就在乌鲁克和阿拉塔之间上演了。在神的授意下，恩美卡派出能言善辩的使者到阿拉塔转达他的要挟。使者把恩美卡的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阿拉塔之王，又原原本本地把阿拉塔之王的话带回乌鲁克。阿拉塔之王不愿意无条件屈服，提出一个又一个条件来“刁难”乌鲁克国王。使者一次次穿梭于两国之间，成功地履行着转达“口信”的职责。不过，唇枪舌剑的不断升级终使使者不能胜任使命。
501. 使者的嘴沉重，不能复述之。
502. 因为使者嘴沉重，不能复述之。
503. 库拉巴⑦ 之王揉了一块泥，犹如泥版，把言词写在上面。
504. 此前，把言词写在泥（版）上的事情从未见。
505. 现在，就在那一日，就在那一天，事情发生如这般。
506. 库拉巴之王把言词写在（泥）上面，[犹如泥版]，事情发生如这般。
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都把这段诗文视为恩美卡发明楔形文字的重要根据⑧。然而，仔细阅读原文就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
首先，《史诗》并没有说在恩美卡之前没有文字，而只是特别强调了恩美卡“把言词（inim）写在泥（版）（im）上”，而这样的“事情从未见”（第504行）。很显然，《史诗》的作者在告诉我们是谁首次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并把它用于外交场合，而不是在告诉我们是谁发明了楔形文字。
其次，把恩美卡视为楔形文字的发明创造者不符合苏美尔人的“文明”起源观。在苏美尔人眼里，人和世间万物（“me”），包括书写术，皆属神造。譬如，在苏美尔神话《伊楠娜与恩基》里，智慧神恩基（Enki）掌握着所有的“me”，其中就有“书写术”（nam-dub-sar）。乌鲁克的保护神伊楠娜（Inanna）从恩基那里把这些“me”盗运到乌鲁克之后，乌鲁克才有了“文明”，其中包括书写术。
《史诗》本身亦为我们的这种解释提供了证据。乌鲁克的使者带着书写着刚刚发明的文字的泥版来到阿拉塔，把它呈献给阿拉塔国王，并说道：
524. 乌图之子恩美卡给了我一块泥版。
525. 阿拉塔之王看了过这块泥（版），知道字中义之后，
526. 在你对我说了你想说的话之后，
据此判断，乌鲁克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阿拉塔人能读懂泥版。刚刚由一个人发明的文字其他人怎么能够读懂呢？况且是远在伊朗山区的阿拉塔人！答案只能是：在苏美人看来，在《史诗》故事发生之前已经有文字，但书写材料不是泥版，而是其它材料；乌鲁克国王恩美卡不是发明文字的人，而是第一个把文字书写在泥版上的人。
我们知道，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楔形文字——原始楔形文字——已经相当抽象。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有许多学者认为，即使是最早的楔形文字（乌鲁克IVa），也已经是发达的文字，而不是文字的初始阶段。初始阶段的文字可能书写在易腐烂的材料（如木板或树皮）上，没有流传下来⑨。美国学者史蔓特·白瑟拉特（D. Schmandt-Besserat）提出的陶筹论⑩，即认为原始楔形文字由陶筹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只能解释原始楔形文字中的一小部分字的来源，而不能解释大多数字的来源。本文作者曾经为陶筹论寻求由陶筹而表意符号的解释，提出“当人们第一次把陶筹压印在泥版上时，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萌发了人们造字的念头。从此，人们学会了造字，先以筹造字，不久就自然学会以物造字，进而以字生字，变化无穷”的观点（11）。现在看来，这个推测很难成立，因为1. 有证据表明，抽象符号往往是在具体符号或具体图案的基础上产生的，由具体到抽象需要一个演变过程（12），自然也需要一定时间。2. 原始楔形文字中的一些符号（文字）是由滚印图案发展来的，或者说，它们是对滚印图案的抽象，而不是相应实物的直接体现（13）。滚印的雕刻图案才是相应实物的首次二维化，才是对实物的直接体现。3. 近年来更有学者（14） 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在苏美尔人之前一支原始印欧人已经发明了文字，原始楔形文字中的某些符号就是原始印欧人发明、后被苏美尔人借用的，如苏美尔语中的表示非人称指示代词的“-bi”（“那个”，字形是一个里面有液体的容器）、名词“gìri”（“脚”，字形是一个牛头/鹿头）、名词“
”（“青年男子”，字形是一个交通工具，大概是四个轮的车）。除这些例子外还有其它类似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字形与字义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长期以来，这种字形与字义毫不相干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现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魏泰克教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认为，字形与字义互不相干的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这些字不是苏美尔人的发明，而是他们从原始印欧人的文字中借用的。之所以借用，是因为苏美尔语中的“-bi”（“那个”）、“gìri”（“脚”）、“guru? ”（“青年男子”）分别与原始印欧人的“喝”（字形是一个里面有液体的容器）、“牛/鹿”（字形是一个牛头/鹿头）、“车”（字形是一个交通工具，大概是四个轮的车）（15） 的读音相同。苏美尔人就是根据同音假借的原则借用了这些字的形。魏泰克所说的“假借”与汉字学上的“假借”是一个道理。不同之处在于汉字借用的是同一文字体系中的字，是一种文字体系中的自借，或挪用，而原始楔形文字借用的是另外一种文字体系中的字，是他借，而且在时间上借字的文字体系很可能晚于被借字的文字体系，甚至前者可能是在后者的启发下产生的。总之，原始楔形文字中的符号（至少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直接由它们代表的实物转化来的，即不是实物的直接二维化。它们的来源是多方面的，目前可以得到证明的有：1. 陶筹，即某些文字是陶筹（也是一种实物）的二维化；2. 滚印雕刻图案，即某些文字是在滚印雕刻图案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对滚印图案中的某些具有图腾性质的标志的进一步抽象；3. 某些文字可能是从其他民族已有的文字体系中借用来的；4. 直接来源于（除陶筹以外的）实物；5. 其它来源，如陶器符号。通过指事、会意、形声、斜置、倒置、省划、添划等方法生成的字与文字起源无关，因为它们只是使文字更加丰富，并不是导致文字起源的因素（16）。由此看来，书写在泥版上的苏美尔的原始楔形文字可能不是最早的文字。最早的文字可能也不是书写在泥版上，而是书写在其它材料上。如果魏泰克的观点得到证实，苏美尔人就不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早的文字发明者，而只是文字的借用者。他们不但借用了原始印欧人的文字，而且也可能借用了他们造字和用字的思想。如果如此，史蔓特·白瑟拉特提出的陶筹启发了人们造字思想以及由陶筹而文字的说法将受到严重挑战。诚然，魏泰克的观点还不能被视为定论，他的观点还有待更多的比较语言学材料来证实。不过，就上引诗文看来，苏美尔人亦认为写在泥版上的楔形文字不是最早的文字。相反，他们认为最早的文字书写在其它材料上，而且恩美卡也不是文字的发明者，而是第一个把楔形文字写在泥版上的人。
如上所述，乌鲁克人认为阿拉塔之王能读懂“楔文”泥版。那么，当阿拉塔之王面对泥版时反应又如何呢？《史诗》对此这样描述道：
536. 他如此这般把话讲一遍，
537. 阿拉塔之王从使者手里
538. 接过用炉火烧过的泥（版）（17），
539. 阿拉塔之王把泥（版）仔细看，
540. 言词钉子般，面容怒气现。
541. 阿拉塔之王仔细观看用炉火烧过的泥（版）。
阿拉塔之王“接过”泥版，然后仔细“看”泥版。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言词钉子般，面容怒气现”（18）。这两句都是双关语，即借楔形文字外形来暗示文字所表达的内容。“言词钉子般”既描绘了楔形文字的外形——“像钉子”（gag-àm），又暗示了泥版上的内容言辞尖刻；“面容怒气现”既道出了楔形文字的体态——“眉头紧蹙”，又暗示了阿拉塔之王从中看到了震怒之词。这段诗文明确告诉我们阿拉塔之王看懂了这块泥版上书写的内容（19）。有人认为“眉头紧蹙”指阿拉塔之王“眉头紧蹙”，其原因是：“他（阿拉塔之王——引者）指望在泥版上看到言词，但没有看到，相反，他却仅仅看到了钉子一样的图形。”（20） 这个解释很成问题，因为“钉子一样的图形”只是文字的外在形式，不能成为引起“愤怒”的原因。如果此处真的指阿拉塔之王的“愤怒”，那么，其原因也应该是泥版书写的内容，而不是文字的外在形式。关于使者此次带泥版出使阿拉塔的原因，学者有不同解释。格林认为，让使者带泥版出使阿拉塔是为了展示文字在国际外交中的威慑力（21）。在我们看来，文字本身的威慑力是十分有限的，如果说这块泥版产生了什么威慑力的话，那是由泥版内容所致，不应该是文字本身所致。这一切都说明，苏美尔人认为在恩美卡以前已经存在文字，而且认为这种文字不但乌鲁人能读懂，远隔“7重”大山的阿拉塔之王亦能读懂。从阿拉塔之王对泥版文书的反应情况判断，情况确实如此。
“像钉子一样”描述的是阿拉塔的国王初次见到写在泥版上的文字时产生的一种视觉形象。当几百年前的欧洲人第一次看到楔形文字时，他们像几千年前的阿拉塔之王一样，一眼就看出了这种文字的突出外在特征，即笔画的一端呈“三角形”，像“金字塔”，或像“小方尖碑”（22）。1700年，英国学者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把这种文字称为“楔形文字”（23）。此后，这一称呼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接受。如今，在印欧语言中，“cuneiform”成为“楔文”的通称。但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则将其称为“钉子字”（24），与生活在距今约5000年前的阿拉塔国王的感受恰好吻合。这能否说明，相对于欧洲人而言，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对图像的心理感应更接近阿拉塔人（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呢？
《史诗》中通过阿拉塔国王之口说出的“钉子”（苏美尔语：gag，阿卡德语sikkatum）可能就是苏美尔人对楔文字形的概括，可能也是他们对楔文的称呼（25）。过去，人们一直不知苏美尔人如何称呼自己的文字，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有了答案。不过，苏美尔人的“钉子”与上面提到的欧洲人的“楔形文字”以及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的“钉子字”，在词源上没有任何渊源关系。它们都是对楔形文字进行直接观察后产生的视觉感受。
早期欧洲古物学家或游人、商人见到的文字大都是伊朗的波斯波利斯建筑铭文，见用于阿黑门尼德王朝（公元前559—前331年）早期，都是楔文。对此我们没有异议。但是，如果把阿拉塔国王看到的文字也说成是楔文（“钉子字”），问题就来了，因为迄今所见最早的、书写在泥版上的文字（Uruk IVa）并不是楔形，而是线形。楔形是在线形基础上的发展。阿拉塔国王看到的“钉形”（即楔形）文字并不是最早的文字。《史诗》成文于乌尔第3王朝时期，《史诗》中的主人公恩美卡（26） 是个历史人物，是乌鲁克第1王朝的第2位国王，统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27），属于早王朝初期（ED I）。那时，两河流域南部的文字已经具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尚未完全完成由线形而楔形的过渡，石刻文仍呈线形，泥版文仍带有明显的线形特点。《史诗》用“钉形”来描述最早的文字，说明生活在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苏美尔人（史诗的作者或编者）已经不知道楔文经历了一个由线形而楔形的发展过程，不晓得“楔形”是流、不是源这样的基本事实。这也说明，该《史诗》口头流传开始的年代不会太早。
关于文字起源的另一个传说反映在苏美尔神话《伊楠娜与恩基》里。由于这部作品的首句残缺，所以，它的古代名称不详。直到目前，30年前出版的一篇博士论文仍然是研究该作品的惟一专著（28）。关于这部神话的成文年代，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它成文于乌尔第3王朝时期，另一种认为它成文于稍后的伊辛—拉尔萨时期（约公元前2000—前1850年）（29）。
这部神话讲述的是乌鲁克的保护神伊楠娜前往埃利都、从智慧神恩基那里“骗取”“文化财产”（苏美尔语：“me”）、然后把它们运往乌鲁克的故事。神话中的伊楠娜是恩基的女儿。一日，她突然到恩基的住地“阿普苏”（Abzu，地下甜水之域）来谒见其父恩基。恩基已经猜到了女儿的来意（30），所以，他事先已经存有戒心。可是，当他酩酊大醉时，还是把原本不想给伊楠娜的“文化财产”（“me”）都给了她。接下来，作品通过伊楠娜之口历数了“文化财产”包含的具体内容（31）：
……伊楠娜从恩基那里得到的“文化财产”（“me”）有一百多种（32），其中就有本文特别关注的“书写手艺”，我们或可称之为“书写术”。当恩基尚在醉卧之时，伊楠娜已经不辞而别，把所有“文化财产”都装上“天船”（má an-na）（33），匆匆离去。当恩基清醒过来时，伊楠娜已经离开“码头”，踏上归途。在发现所有的“文化财产”都不见了之后，恩基向大臣伊伺木德询问情况，伊伺木德遂把恩基在醉酒之时把“文化财产”都给了伊楠娜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恩基追悔莫及，立刻派伊伺木德及山妖海怪追赶。然而追赶6次，皆告失败。伊楠娜满载“文化财产”而归，并在乌鲁克举行盛大庆功仪式。
这部神话的开头、尤其是结尾残缺严重，因此，故事如何结局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多少妨碍了我们对该作品说明的问题或表达的思想的理解。不过，通过故事本身，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该作品是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的苏美尔人对乌鲁克文明起源的一种诠释。
这足以说明，苏美尔人的思维模式与我们的有很大区别。同时说明，用我们的思维模式和道德标准来评价苏美尔人的道德观，甚至世界观，可能会发生曲解古人的情况。譬如，上面列举的“洗城”、“骗术”、“谎言”以及没有举的“卖淫”（nam-kar-KID）等（50），在苏美尔人眼里可能都属于值得肯定的东西，未必都是文化糟粕。
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也反映在对“书写艺术”（书写术）的定位上。如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无论社会形态如何，文人都属于知识分子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与手工业者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而苏美尔人则把“文人”列入手工业者的行列，与木匠、铁匠、皮革匠、漂工、瓦匠、编席工相提并论。在那里，文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匠”。难怪古代两河流域的文献，不论是文学作品、历史文献，还是占卜文献、法律文献，都很少标明作者！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此：既然书匠的作品无异于木匠的产品，那么，木匠不需为自己的产品署名，书匠也就自然不必让自己的名字流芳后世了。
这部神话作品表明，乌鲁克文明——其中包括书写艺术——来源于埃利都。苏美尔人的这种文明传播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近东考古学已经证明，以埃利都（51） 陶器为标志的埃利都文化大约始于公元前5000年前后，是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文化。那里的神庙建筑也属于两河流域南部最早的宗教建筑（52），对后来的乌鲁克时期的神庙建筑有明显影响。在苏美尔文献中，埃利都被视为人类最早的城市，被列在“洪水”之前的五个城市之首。“当王权自天而降之时，王权在埃利都。”（53） 所以，人们把埃利都文明与乌鲁克文明联系起来，把后者视为前者传播的结果，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更不是无稽之谈。不过，就文字起源而言，目前还没有在埃利都发现早期文字。古人的这种文字传播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答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截至目前的考古材料不支持这种文字传播论。
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3世纪初的贝洛索斯（Berossos）为我们保留了有关文明（包括文字）起源的另外一个传说。贝洛索斯原本是巴比伦贝尔（马都克）神庙的祭司，大约在65岁（54） 时移居希腊的科斯（Cos）岛，用希腊语撰写了一部《巴比伦尼亚志》（Babyloniaka），共3卷，记述了巴比伦尼亚的历史与文化。这部巨著已失传，只是通过后来一些作家的引用才得以保存下来一部分，使后人对这部巨著的整体面貌有了一些了解。在第1卷中，贝洛索斯讲到巴比伦尼亚文明的起源，其中包括创世神话和欧阿涅斯（Oannes）。
欧阿涅斯是“洪水”之前的七贤（apkallū）（55） 之一，在贝洛索斯的著作中，他名列七贤之首。他是鱼首、人身、人脚、人声的结合，因此是个半鱼半人而又非鱼非人的混合形象。当时，巴比伦人尚未开化，其生活方式与禽兽无异。于是，他白天从巴比伦附近的爱里顺（Erythraean）海来到巴比伦，与人为伍，教他们书写、制器、立法、务农、测量和建筑等，晚上又回到海里（56）。就这样，欧阿涅斯使巴比伦人摆脱愚昧，走向文明。据考证，贝洛索斯笔下的鱼首人身的欧阿涅斯实际上就是智慧神、地下甜水主人恩基的象征（57）。如果如此，欧阿涅斯教化愚民、传播文明的神话就是我们上面谈到的《伊楠娜与恩基》的翻版或演绎。
除上述传说外，楔形文字文献中还有一些与文明（包括文字）起源有关的材料。在亚述的传说中，马都克之子纳布（Nabu）被视为愚民的教化者，他带给人类各种技艺，包括书写术。但后来的阿卡德文献中的种种说法，包括贝洛索斯的《巴比伦尼亚志》中的欧阿涅斯教化愚民的故事，无一不是《伊楠娜与恩基》的翻版。因此，涉及文字起源的原创作品只有两个：一个是《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另一个就是《伊楠娜与恩基》。两部作品都是苏美尔文学作品，即用苏美尔语创作的文学作品。
美索不达米亚有关文字起源传说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这两部作品的成文年代都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即乌尔第3王朝时期，《伊楠娜与恩基》也可能稍晚一些。从乌鲁克IVa（出土最早的原始楔形文字泥版的文化层，此前可能已经存在书写在其它材料上的文字）到乌尔第3王朝，这中间相隔千余年。可见，在美索不达米亚，有关文字起源的文学作品滞后于文字起源的时间千余年。
第二，所有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都反映了同一种文字起源观，即文字神造的观点。对文字起源的这种解释反映了苏美尔人和巴比伦人共有的泛神主义世界观，即把世界万物都归功于神的创造的思想。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有关楔形文字起源的论著都认为《史诗》描述了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即楔文由恩美卡发明的观点。很显然，这意味着苏美尔人的文字起源观不是文字神造观，而是文字人造观。法国学者格拉斯内尔说得更明白：“苏美尔人知道文字并非由神创造。”（58） 从本文的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解释既不符合苏美尔人的泛神主义世界观，也不符合《史诗》本身的描述。
第三，《史诗》中反映的文字的形状（gag“钉子形”，即楔形）以及文字的功能（表达inim dug[，4]-ga“说出的话”）与迄今已知的最早的文字形状和功能都不相符。在此，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作者或编者显然把当时的文字形状和功能安在了早期文字上，犯了错置年代（anachronism）的错误，是明显的张冠李戴。最早的原始楔文并非楔形，记录的内容也不是完整的话，而只是一句话中的主要成分——数词和名词。这说明，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文人对早期楔文，特别是线形阶段的早期文字，已经全然不知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对楔文的起源做出科学解释。
第四，在《伊楠娜与恩基》中，作者把书匠与木匠、铁匠、皮革匠、漂工、瓦匠、编席工等手工业者排列在一起，说明苏美尔人把文人视为一种手工业者。把文人视为“书匠”的必然结果是把文人的作品等同于其他手工业者的产品。既然产品不需要标明生产者，作品也就不需要标明作者了。可见，苏美尔文学作品的匿名性显然与苏美尔人对文人的定位有关。
注释：
①美国学者克莱默首次把《史诗》译成英文，并把它命名为《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S. N. 克莱默：《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S. N. Kramer,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费城1952年版。从此，这个名称成为标准名称，沿用至今。不过，它的古代名称并非如此。苏美尔人的文学作品没有具有一定概括性的标题，每部作品的首句之首——往往是一两个单词或一个词组——就是该作品的名称。《史诗》的首句是“uru gud-hu
AN. Té ní-gal gùr-ru”（“城市——富有生命力的野牛，令人生畏”），其中的“uru gud-hu”（“城市，野牛”）出现在文学目录中，是该作品的古代名称，H. L. J. 凡斯提福特：《再论“努迪穆德的诅咒”》（H. L. J. Vanstiphout, " Another Attempt at the ' Spell of Nudimmud' " ），《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杂志》（Revue d' Assyriologie et d' Archéologie Orientale）第88卷，1994年，第135页注1；W. 勒里希：《文学》（W. Rllig, " Literatur" ），D. O.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D. O. Edzard ed. ,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aoologie）第7卷，1987年——1990年，第39页；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S. Cohen, 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73年，第7页。到目前为止，涉及该诗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文章有多篇，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H. L. J. 凡斯提福特：《姊妹语——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双语理论、技术及实践》（H. L. J. Vanstiphout, " The Twin Tongues-Theory, Technique, and Practice of Bilingualism in Ancient Mesopotamia" ），H. L. J. 凡斯提福特主编：《所有那些民族——在近东和与近东的文化冲突》（H. L. J. Vanstiphout ed. , All Those Nations. . . Cultural Encounters within and with the Near East, Studies Presented to Han Drijvers），格罗宁根1999年版；H. L. J. 凡斯提福特：《再论“努迪穆德的诅咒”》。针对整个作品的专著有两部，“初版”是S. N. 克莱默：《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经典的音译、翻译、注释版本是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现代译文多种，在解释方面也最具特色的是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Th. Jacobsen, The Harps that once. . . Sumerian Poetry in Translation），纽黑文、伦敦1987年版，第275—319页；最新英译是H. L. J. 凡斯提福特：《苏美尔诸王史诗——阿拉塔问题》（H. L. J. Vanstiphout, Epics of Sumerian Kings, The Matter of Aratta），亚特兰大2003年版，第57—96页。②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J. -J. Glassner, The Invention of Cunei form Writing in Sumer），巴尔的摩、伦敦2003年版，第9页。
③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G. Komoróczy, " Zur
tiologie der Schrift Erfindung im Enmerkar-Epos" ），《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第3卷，1975年，第20页；S. N. 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人类成文史上的39个之最》（S. N. Kramer,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Thirty-Nine First in Recorded History），费城1981年版，第22页；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H. L. J. Vanstiphout, " Enmerkar' s Invention of Writing Revisited" ），H. 贝伦斯主编：《Dumu-E[，2]-Dub-Ba-A-. W. 薛伯格纪念文集》（H. Behrens ed. , Dumu-E[，2]-Dub-Ba-A-Studies in Honor of ke W. Sjberg），费城1989年版，第521、524页；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第15页。④在伊朗境内，具体地理位置不详。
⑤S. N. 克莱默：《历史始于苏美尔——人类成文史上的39个之最》，第19页称之为“最早的‘心理战’。
⑥《史诗》第500行：du[，11]-ga-ni[mah]-àm
àg[，4]-bi su-su-a-àm“他的话很多，意义且深奥”。⑦库拉巴是乌鲁克的一个区，可能是政府所在地。
⑧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6页；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第15页；科莫罗奇认为，因为使者无法记住“‘模糊的’信息”，所以恩美卡才发明了文字。他把ka-ni dugud（“他的嘴沉重”）理解为inim ì-du-gud（“话难以理解”），其中的“话”指“恩美卡说的话”。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0页。
⑨H. J. 尼森等：《古代近东经济管理的早期文字与技术》（H. J. Nissen at al, Frühe Schriften und Techniken der Wirtschaftsverwaltung im alten Vorderen Orient），柏林1990年版，第55页。
⑩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59—66页。
（11）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第65页。
（12）如哈拉夫彩陶上的“牛头”的抽象化，T. 达巴赫：《哈拉夫陶器》（T. Dabbagh, " Halaf Pottery" ），《苏美尔》（Sumer）第22卷， 1966年，图版XVIII。
（13）K. 察琴斯卡：《古朴乌鲁克的几个最早的崇拜标志》（K. Szarzynska, " Some of the Oldest Cult Symbols in Archaic Uruk" ），《近东—埃及学会年刊》（Jaarbericht van het Voor-Aziatisch-Egyptisch-Gezelschap: Ex Oriente Lux）第30卷，1989年，第5页，图表2。
（14）G. 魏泰克：《文字与标音的曙光》（G. Whittaker, " The Dawn of Writing and Phoneticism" ），D. 泊舍斯等主编：《象形字、字母、文字改革、埃及语——专题研究》（D. Borchers at al. ed. , Hieroglyphen, Alphabete, Schriftreformenk, Lingua Aegyptia-Studia Monographica）2001年第3期，第11—50页。
（15）G. 魏泰克：《文字与标音的曙光》，第16页，图5。
（16）拱玉书：《楔形文字名称》（Yushu Gong, Die Namen der Keilschri ftzeichen），即M. 狄特里希、O. 罗雷茨主编：《古代近东与旧约》（M. Dietrich, O. Loretz ed. , 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第268卷，敏斯特2000年版，第18—39页；拱玉书：《楔形文字名称》（Yushu Gong, " The Names of Cuneiform Signs" ），《古代文明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第18卷， 2003年，第1—15页。
（17）学者对
U. RIN. NA的理解分歧很大。有人将其理解为“烤炉”，S. N. 克莱默：《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41页；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138页；H. L. J. 凡斯提福特：《苏美尔诸王史诗——阿拉塔问题》，第87页；有人将其理解为“一块泥版”，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第314页；亦有人将其理解为im-u-nígin-na“总额泥版”，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1页。（18）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第314页和S. 科恩：《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第138页的译文都与我们的不同。凡斯提福特的译文在表面上看与我们的相同，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9页；H. L. J. 凡斯提福特：《苏美尔诸王史诗——阿拉塔问题》，第87页，而实际上区别甚大。他把sag-ki理解为“他的脸”或“他的额眉”，当然指阿拉塔之王的脸/额眉，而我们认为，此处的“脸/额眉”是指文字的态势。
（19）有人持不同意见，即认为阿拉塔之王没有读懂泥版，如J. 伦格尔：《美索不达米亚史诗文学》（J. Renger, " Mesopotamian Epic Literature" ），F. J. 奥伊纳斯主编：《英雄史诗与传奇——世界伟大民族史诗介绍》（F. J. Oinas ed. , Heroic Epic and Saga-An Introduction to the World' s Great Folk Epics），布卢明顿，1978年版，第30页；科莫罗奇亦认为阿拉塔之王读懂了泥版的内容，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1页。不过，他的理由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认为阿拉塔之王之所以能读懂刚刚发明的文字是因为原始楔形文字是“象形字”（Piktogramme），记载的是“无句语言”（satzlose Sprache），所以，任何人都能读懂，G. 科莫罗奇：《恩美卡史诗中的文字发明原因论》，第23页。
（20）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9页。
（21）M. W. 格林：《楔形文字体系的结构与实施》（M. W. Green, "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neiform Writing System" ），《可视语言》（Visible Language）第15卷，1981年，第367页。
（22）这些都是一位名叫Don Garcia de Sylvay Figueroa的欧洲政客于1619年描述他在波斯见到的楔形文字时的用词，R. W. 罗杰斯：《巴比伦尼亚与亚述史》（R. W. Rogers, A History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第1卷，纽约1915年版，第19—20页。
（23）R. W. 罗杰斯：《巴比伦尼亚与亚述史》，第39页39注1；第100页。
（24）D. O. 爱扎德：《楔形文字》（D. O. Edzard, " Keilschrift" ），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D. O. Edzard ed. , Reallexikon de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n Archaeologie）第5卷，1980年，第544页。
（25）H. L. J. 凡斯提福特：《恩美卡的文字发明再议》，第519页。凡氏在此亦归纳了其他人的观点。不过，楔文的名称可能不止一种。“santak（santakkum）”是楔文的基本笔画——“楔”的称呼，拱玉书：《楔形文字的结构及其流变研究》（Yushu Gong, 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汉堡1993年版，第89页注102；W. von梭敦编：《阿卡德简明字典》（W. von Sodened. , Akkadisches Handw
rterbuch），威斯巴登1959—1981年版，第1024页：santakku；J. 克莱恩：《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书吏课程中的碑铭书写》（J. Klein, " On Writing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in Ur III Scribal Curriculum" ），《亚述学与东方考古学杂志》（Revue d' Assyriologie et d' Archéologie Orientale）第80卷，1986年，第5页以及注27，“santak（santakkum）”可能也是楔文的名称之一，拱玉书：《楔形文字名称》，第110页：DI。巴比伦人和亚述人把“竖楔”视为“书写术之始”（sag-nam〈-dub-〉sar sántak=rēvuparrūti santakku“竖楔是书写术之始”，. W. 薛伯格：《试卷文献A》（. W. Sjberg, " Der Examenstext A" ），《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ologie）第64卷，1975年，第140页。虽然学者对苏美尔语中的复合词sa-tag-ga（“铭文”）有不同解释，但他们都把 sa解释为“头/首”，如克莱恩：《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书吏课程中的碑铭书写》，第3—5页，而根据sa-tag-ga的词义判断，sa应该是santak的缩略。所以，sa-tag-ga不应该是“写头”，而应该解释为“写楔”，即书写楔文。（26）关于“恩美卡”这个名字的不同写法，Th. 雅格布森：《苏美尔王表》（Th. Jacobsen, The Sumerian Kinglist），芝加哥1939年版，第86—87页及注释115。
（27）Th. 雅格布森：《苏美尔王表》，第208—209页之间的图表Ⅱ把恩美卡的统治年代定在公元前2950年。
（28）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G. Farber-Flügge, Der Mythos " Inanna und Enki"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en der Liste der me），罗马1973年版。
（29）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4页。
（30）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8页，SLTNi 32第11—12行：（11）kug [d]inana-ke[，4] é-eridug[ki]-ga-
è danna nu-ub-te-a-a（12）[[d]en-ki luga]l abzu-ke[，4] nì-nam-e zu-a“（11）甚至在圣伊楠娜尚未来到埃利都的神庙、距之尚有6公里之遥时，（12）阿普苏的主人恩基就知道了一切。”（31）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4页，Tf. I iv第1—19行。
（32）由于所有文本都或多或少有残缺，所以，文献中到底提到多少种“me”，不得而知。在残留的文献中能见到的有110种。
（33）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6页，Tf. I v第7—8行：（7）kug [d]nanna me mu-un-ur[，4]-ur[，4] má-an-na bí-in-u[，5]（8）má-an-na kar-ra zag bí-in-tag（7）“圣伊楠娜已把me搜集一起，蹬上天船，（8）天船已离开码头。”
（34）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8页第25行。
（35）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60页第24行。
（36）法尔伯尔：“me”（G. Farber, " me" ），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第7卷，1987年——1990年，第 610—613页。
（37）G. 法尔伯尔：“me”，第610页。
（38）J. 布莱克、A. 格林：《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恶魔和标志——插图辞典》（J. Black, A. Green, Gods, Demons and Symbols of Ancient Mesopotamia-An Illustrated Dictionary），伦敦1992年版，第130页。
（39）Th. 雅格布森：《曾经……的竖琴——苏美尔诗歌译文集，第388页等。
（40）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4页，Tf. I iv第2行。
（41）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4页，Tf. I iv第5行。
（42）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8页，Tf. I v第31行。
（43）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56页，Tf. II v第55行。
（44）G. 法伯尔—弗洛格认为用“Kulturgüter”来翻译“me”最合适。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18页。
（45）到1963年为止，“me”在各种西方语言中就有不下20种不同翻译，K. 奥伯胡贝尔：《苏美尔语中的神秘概念me》（K. Oberhuber, " Der numinose Begriff ME im Sumerischen" ），因斯布鲁克人文科学保护学会主编：《因斯布鲁克文化科学文集》 （Die Innsbrucker Gesellschaft zur Pflege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 ed. , Innsbrucker Beitr
ge zur Kulturwissenscha ft）1963年特刊，第3页。（46）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38页。
（47）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42页。
（48）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31页。
（49）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152页。
（50）G. 法尔伯尔—弗律格：《神话〈伊楠娜与恩基〉——对me表给予特别关注》，第28页，Tf. I v第29行。
（51）现代名称为阿布·沙林（Abū
ahren），位于纳西里耶西南30公里处。根据乌尔第3王朝时期的文献记载，埃利都曾经坐落在“海岸”（指波斯湾），如今的埃利都遗址距波斯湾248公里。（52）1946年—1949年，伊拉克考古学家萨法尔（F. Safar）在英国考古学家劳埃德（S. Lloyd）的协助下，对埃利都进行了大规模发掘，F. 萨法尔等：《埃利都》（F. Safar, M. Ali Mustafa, S. Lloyd, Eridu），巴格达，1981年版。
（53）这是《苏美尔王表》的开篇白，Th. 雅格布森：《苏美尔王表》，第70—71页。
（54）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第2卷，第3页。
（55）巴比伦宗教传统中的所谓“七贤”是指生活在“洪水”前的七个智者。新巴比伦和新亚述时期的宗教文献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和家乡，不同文本对此有不同说法。
（56）M. P. 施特莱克：《欧阿涅斯》（M. P. Streck, " Oannes" ），D. O. 爱扎德主编：《亚述学与近东考古学名物辞典》第10卷，第1—3页。这是关于欧阿涅斯的最新文章，里面提到所有早期相关论著。
（57）M. P. 施特莱克：《欧阿涅斯》，第1页。
（58）J. -J. 格拉斯内尔：《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发明》，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