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三大思潮
邢来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7年4期第33～39页
【英文标题】Three Trends of Thoughts in Germany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XING Lai-shun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邢来顺（1963—），男，安徽当涂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史、欧洲史。
【日 期】2006-11-20
【关 键 词】德国/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Germany/liberalism/nationalism/conservatism
中图分类号：K516. 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7）04—0033—07
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风云激荡年代。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冲击着欧洲思想文化界，进而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思潮的涌现向人们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和看法。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遍及欧洲的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有充分的表达。
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恢复了封建割据状态。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对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打压。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德国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三种思潮的较量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是一股最强大的思潮和运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运动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这一思潮和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盛行于19世纪的西欧，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同时，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为此，必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必须进行权力分工，建立法制国家。可见，所谓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缘故，自由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国家有充分的发展。
在德国，人们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可以解读为一种温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按照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尼佩代的看法，自由主义是一种“后革命性的运动”（postrevolution
re Bewegung）。[1] （P287）其理由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等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保障自由、权利和分权性的宪法，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激进的多数派的危险。革命是无计划的，不幸的，因此，人们宁愿社会在改革和循序渐进地演变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托马斯·尼佩代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德国人的看法。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2] （P185）普鲁士改革发起人施太因曾指出：“从旧事物形态向一种新秩序的过渡决不允许过于激烈。”另一位改革领导者哈登贝格也强调：“一次好的意义上的革命，……是通过政府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暴力的颠覆）”，[3] （P271） [2] （P185）即赞成法国革命的内容，但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方式。他在给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4] （P49）是这种看法，使德国人在通向自由主义王国的道路上表现出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欧自由主义的特点。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社会仍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与英、法等国相比，资本主义尚欠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因此，自由主义并非体现为正在上升的经济资产阶级① 的运动，打头阵的不是经济资产阶级，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化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国家。由于力量软弱，他们只能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国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的代理人”。[1] （P289）这种认识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日后表现出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也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和原则上，缺少危及现存国家和秩序的实际行动。德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论及“自由”时曾将它划归理念和Sollen（应该）的范畴，表现出极大的温和性和软弱性。由于这种温和性和软弱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各种事关德国前途的重大政治决定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思潮还外化为一种对德意志国家进行改造、使德国成为法制的、立宪的国家的努力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制度，并提出批评，这就必然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反动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矛盾，从而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坚持维护现状的各邦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包括如弗莱堡大学的卡尔·罗泰克，蒂宾根大学的罗伯特·莫尔等德高望重的教授，都因为反对现行制度而丢掉了在大学的职位。巴登政府甚至一度关闭了弗莱堡大学。[5] （P43—44）1819年3月23日，大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刺杀了经常抨击自由主义思想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保守派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立即利用这一事件促使德意志联盟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据此，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新闻受到严格检查和控制。[6] （P6—13）德国境内的大多数自由派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普鲁士的著名自由派大臣威廉·冯·洪堡和博伊恩等也未能幸免。
然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未被严厉的镇压所摧垮。自由主义思潮逐渐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向整个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扩散。1830年法国革命爆发后，德国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抗议浪潮。1832年1月，在巴伐利亚的莱因普法尔茨建立了“促进新闻自由祖国协会”（不久改为“新闻与祖国协会”）。1832年5月27日，在自由派政治家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和菲利普·雅可布·西布恩法伊弗尔的号召下，来自全德各地3万多人相聚于黑森的汉巴赫宫，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复辟势力之间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所谓的“哥廷根七君子”维护宪法的斗争。1837年11月1日，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废除了1833年的汉诺威宪法，宣称该宪法是“用完全无效的方式设立的”。[7] （P81）
面对国王无视宪法的举动，哥廷根大学的达尔曼、阿尔布莱希特、雅可布和威廉·格林兄弟、格维努斯、埃瓦尔德、韦伯等七位教授挺身而出，加以反对。他们认为，国王须依据宪法治理国家，1833年宪法仍然有效。斗争的结果是，这几位著名的教授被解职，而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的画像仍悬挂在哥廷根大学的大礼堂里。鉴于此，有德国学者感慨道：“德国在为其民主斗士树碑立传方面总是难有所为，相反，它在馈赠它的诸侯方面却总是慷慨大度”。[7]（P82）
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虽然影响较大，但收效甚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前文提到的德国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及其对国家政权的严重依赖性。这种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
民族主义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的又一大思潮和运动。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当西欧的英、法等国以统一的王朝民族国家形态迈入近代社会时，德国却背负着中世纪时代形成的四分五裂状态一直走进19世纪。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严重阻碍了德国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针对这种状况，“忧国忧民”的德国知识界首先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主张，并形成了范围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
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的萌生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早在18世纪上半期，针对国人崇拜法国等外来文化，轻视本土文化的状况，德国一些著名学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哲学界，著名哲学家托马西乌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在大学课堂上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公开用德语讲课，以此体现自己的民族意识。另一位哲学大师沃尔夫不仅用德语授课，还用德语写作，以体现民族精神。在文学界，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高特谢德也表达了对德国文坛滥用法语的不满，积极提倡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在他的周围因此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另一位著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则由于坚持德国文学的传统特点而成了“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具有全欧意义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8] （P44） [9] （P114）
18世纪下半期，德国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首先发出了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的呼声，明确提出要以德国的民族文学对抗法国文化的影响，并因此而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10] （P87）他指出“没有哪一个民族甘心让他们的语言处于较不适宜的地位”，[11] （P7，17）因此必须创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在莱辛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以赫尔德尔为代表的德国民族文学推动者进一步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赫尔德尔发表《论近代德国文学》、《论语言的起源》等著述，提出了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的理论。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则进一步表明了德国文学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宣称，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在于点燃“每一个德国人心中隐藏着的爱国主义火焰”，“在散乱的‘日耳曼尼亚’人之中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12] （P92—93）其他学者在促进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也功不可没。卡尔·冯·莫泽尔在其所写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书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民族，有同一个名字和同一种语言，在法律规定的共同的首脑、同样的宪法和义务之下，连结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的利益共同体……”[13] （P104）所有这些思想鼓励着包括歌德等在内的德国年轻诗人和作家走人民间汲取营养，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一步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使之最终形成一种思潮和运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德意志各邦在对法战争中的屡屡失败使许多德国人意识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德意志民族只有结束分崩离析的状态，共同与拿破仑入侵作斗争，才能挽救自己。因此，有德国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催生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根源”。[1] （P302）
因此，19世纪初，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出发点在于，既然德国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人们就必须从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以挽救德意志民族。德国文化界的一些“文化精英”（Kulturelite）遂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者。
文学领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映最突出和最强烈的场所。受赫尔德尔的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主张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14] （P7）因此，当德国各邦在法国军队面前一败再败，祖国处于异族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对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们沉湎于中世纪时期德国的辉煌，认为曾经雄霸欧洲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不仅是光荣的过去的象征，而且应该是德国伟大未来的预兆，希望分裂的德国能重新统一，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对抗法国革命的影响。著名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国各地旅行，搜集民间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反映德国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还有格雷斯的《德国民间书籍》、蒂克的《德国爱情之歌》等。以上作品都充分体现出对德意志民族“共同享受的权利、自由、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以及“对一种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1] （P305）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德国学者认为，1806—1813年法军占领德国时期是德国知识分子精英们发起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诞生年代”。[1] （P303）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通过演讲等形式公开进行民族主义鼓动。1807年末至1808年3月，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柏林连续发表14次演讲，号召为复兴德意志而斗争。著名诗人阿恩特的爱国诗篇更是令德国人热血沸腾。1813年，他发表《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明确表达了建立统一的德国的愿望，人们读后会油然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感：“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因河畔？还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15] （P68）民族主义的鼓动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高涨。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许多德国人在阿恩特等人的激励下奔赴战场，加入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
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处理结果使德国人非常失望，他们渴望的民族统一并没有实现。在新建立的“德意志联盟”的表层下，整个德国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由30多个主权邦组成的国际联盟。[16] （P7—8）于是，人们在失望之余，开始展开各种实际性活动，以推进民族统一进程。原先盛行于文化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德国出现了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演变为一种追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外化为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也从上层知识分子精英之中扩大到普通民众，成为社会性思潮。
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始于大学之中。1815年，在“荣誉、自由、祖国”的口号之下，耶拿大学的学生为打破因国家分裂而造成的隔阂，首先成立了全德学生社团（Allgemein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此后，其他大学纷纷仿而效之。当时还是学生，日后成为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主席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曾在1818年给他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耶拿学生社团的目标：“我们希望，德国能被视作一个国家，德意志民族能被视为一个民族”。[7]（P70）此外，社会性的民族统一诉求也日益强烈。在前文提到的1832年汉巴赫大会上，人们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也发出了要求德国统一的呼声。发起者菲利普·雅可布·西恩法伊弗尔在大会上高呼：“一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站立起来，这一天总会到来！自由、统一的德国万岁！[3] （P294）集会者甚至提出了建立统一、自由的德国临时政府的请愿。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加高涨。1841年8月26日，布雷斯劳大学教授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当时仍然属于英国的赫尔果兰岛上写下了著名的“德国之歌”，表达了建立“统一、法制、自由”的德意志国家的愿望。在1848年革命中，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则成了德国人争取民族统一的象征。
在社会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日趋激烈的同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也继续在德国文化领域扩散，除了文学领域，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也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哲学领域，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以历史哲学为名，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并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起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17] （P74—75）在历史学领域，人们收集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史料，编出了享誉史学界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著名史学家兰克则带着浓烈的民族感情考察历史，得出了德国人“受上帝之托”发展与法国人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建立“纯粹的德意志国家”的结论。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和经济区，以保护民族利益。
到19世纪中期，尽管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运动，已经使德国各邦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受触动，从而为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政治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历史学家们往往只关心一些激烈的、对社会变化有较大作用力的思想和运动，对于那些主张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思想和力量则不太注意，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太醒目或缺乏新鲜感。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除了要求改变现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思潮外，还存在一股要求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那么，保守主义就是以其对立面出现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使现行社会原有的各项传统和原则受到极大冲击，对此，仍然抱着旧传统和社会秩序不放的各种势力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回应，由此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保守主义认为，1789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军事独裁和混乱。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危险。与此相对应，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传统、秩序和稳定。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没有自由，只有秩序。只有保持秩序，才能防止混乱。因此，秩序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要保持秩序，必然离不开稳定。要保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树立权威，而不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因为多数意见往往会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不利于稳定。“权威而不是多数”就是19世纪中期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们的战斗口号。[1] （P314）权威必须统一，不能分享，否则会造成社会各种因素的冲突。于是，君主的权威就成了必然性的选择。而君主的权威是通过“正统主义原则”② 来确立的，即通过血统和世袭来确定的。同时，君主的权威还要借助于神学理论，即“君权神授”论。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显得必不可少了。于是，出现了“王冠和圣坛的联合”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著名诗人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堂出现造反，地上就不会太平”。[1] （P315）
以上所述，实际上就是19世纪上半期保守主义的逻辑思想体系。概括起来，这种逻辑思想体系就是：在宗教基础上确立起君权神授原则，根据君权神授原则建立起正统主义的君主制权威，在君主制权威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秩序、稳定、传统等，也是1815年以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德意志联盟内部推行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前文提到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以维护正统主义原则自居的神圣同盟的各项举措，无不在于维持既有秩序，阻止改变现状。
在德国，保守主义思想最初出现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中。普鲁士改革运动的目的是，在最大限度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改革仍然会损害传统贵族的某些利益。于是，一些封建贵族群起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改革政策。1810年底开始，以马尔维茨为代表的勃兰登堡等地区的贵族首先发出了反对改革的声音。他们认为，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其理由是：农民摆脱贵族控制后，国家将增添更多的管理官员，农民走出庄园也会使人际关系更趋疏远；更重要的是，农奴制改革意味着摧毁贵族阶级，而没有贵族阶级，仅“君主是管不住大众的”。[18] （P46）
在保守主义思潮中，浪漫主义的保守主义（romantischer Konservativismus）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主要代表有亚当·缪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1807年，亚当·缪勒曾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作“国家艺术的要素”（Elemente der Staatskunst）演讲，并于180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市场和竞争，反对农村经济的商品化，鼓吹财产应该是感情的、个性的东西，是“延伸的肢体”。在亚当·缪勒等人看来，“中世纪时期的国家、等级社会和宗教的统一”成了一种理想化的东西，一切改革和进步都是背离理想的，一切新事物都成为被赋予了不可接受的概念。这种政治立场使亚当·缪勒等人一直站在力主改革的普鲁士哈登贝格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基督教的、等级的秩序”[18] （P48）的维护者。
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民族主义。在德国，民族主义意味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意味着反对正统主义，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的诸侯邦国和君主，要求改变现状。因此，民族主义运动在保守主义眼中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思潮，民族主义者也就成了“革命者”。这显然是保守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推行统一德国的政策后，普鲁士保守派著名人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等人还称民族主义是“抢劫王冠和民族骗局”。[1] （P318）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为止，普鲁士的保守派都一直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策，认为这样有背正统主义原则。
上述可见，保守主义代表的是传统贵族统治阶级的立场，维护的是他们的特权地位以及确认他们既得利益的既有社会秩序。他们总是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怀念旧的事物。
以上三股思潮及其倾向对日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和、保守特性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西欧的英、法等国更强烈地表现出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引导的特征。19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推出的各项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③ 等，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思想文化等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扩散则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渴望稳定、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则折射出德国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这种强大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也是德国近代历史上政治发展长期滞后和传统统治阶级长期把持国家政权的重要思想根源。
注释：
①德国学术界在划分资产阶级类别时，通常划为“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uergtum）、“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uergtum）等。前者指在工商业等经济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资产阶级企业主、企业家、商人、银行家等，后者则主要指受过高等教育、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从事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作家、记者、律师、教授等。
②这一原则由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目的在于通过强调恢复各邦君主统治来淡化法国的战败国地位。正统主义原则成了维也纳会议上的三大原则之一。
③详情参见：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7、60—6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7年4期第33～39页
【英文标题】Three Trends of Thoughts in Germany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XING Lai-shun
(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邢来顺（1963—），男，安徽当涂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德国史、欧洲史。
| 【内容提要】 | 19世纪上半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影响着德国社会的发展。自由主义在德国表现出温和、保守和依赖国家政权的特点；民族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的运动，呈现浓烈的文化色彩；保守主义则以传统、秩序和稳定为原则，展开了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要求改变现状者的对抗。三大思潮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In the first half of 19th century, the thoughts of liberalism, nation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fluence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Germany. German liberalism showed the character of mildness and conservativeness relying on the state political power; Nationalism reflected the movement of bourgeoisified intellectuals in the first place; Conservatism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 of tradition, order and stability and opposed the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three trends of thoughts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upon German history in the days to come. |
【关 键 词】德国/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Germany/liberalism/nationalism/conservatism
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处于新旧社会交替的风云激荡年代。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冲击着欧洲思想文化界，进而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这些思潮的涌现向人们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和看法。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遍及欧洲的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也有充分的表达。
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德国恢复了封建割据状态。以奥地利首相梅特涅为首的封建保守势力对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要求进行打压。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资产阶级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德国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打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三种思潮的较量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
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是一股最强大的思潮和运动。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运动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同时，这一思潮和运动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盛行于19世纪的西欧，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同时，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为此，必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必须进行权力分工，建立法制国家。可见，所谓的自由主义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由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较高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缘故，自由主义在英、法等西欧国家有充分的发展。
在德国，人们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可以解读为一种温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按照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尼佩代的看法，自由主义是一种“后革命性的运动”（postrevolution
re Bewegung）。[1] （P287）其理由是，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等使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保障自由、权利和分权性的宪法，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激进的多数派的危险。革命是无计划的，不幸的，因此，人们宁愿社会在改革和循序渐进地演变的基础上稳步前进。托马斯·尼佩代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多数德国人的看法。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当时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2] （P185）普鲁士改革发起人施太因曾指出：“从旧事物形态向一种新秩序的过渡决不允许过于激烈。”另一位改革领导者哈登贝格也强调：“一次好的意义上的革命，……是通过政府的智慧而不是通过内部或外部（暴力的颠覆）”，[3] （P271） [2] （P185）即赞成法国革命的内容，但不赞成法国革命的方式。他在给普王的奏折中表示：普鲁士“必须自上而下地做法国人自下而上地做的事”。[4] （P49）是这种看法，使德国人在通向自由主义王国的道路上表现出一种新的不同于西欧自由主义的特点。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社会仍处于一种相对落后的状态，与英、法等国相比，资本主义尚欠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因此，自由主义并非体现为正在上升的经济资产阶级① 的运动，打头阵的不是经济资产阶级，而是一群资产阶级化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面对的是更强大的封建制度和专制国家。由于力量软弱，他们只能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国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的代理人”。[1] （P289）这种认识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日后表现出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也正是这种认识，使得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和原则上，缺少危及现存国家和秩序的实际行动。德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论及“自由”时曾将它划归理念和Sollen（应该）的范畴，表现出极大的温和性和软弱性。由于这种温和性和软弱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各种事关德国前途的重大政治决定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自由主义思潮还外化为一种对德意志国家进行改造、使德国成为法制的、立宪的国家的努力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制度，并提出批评，这就必然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反动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矛盾，从而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坚持维护现状的各邦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包括如弗莱堡大学的卡尔·罗泰克，蒂宾根大学的罗伯特·莫尔等德高望重的教授，都因为反对现行制度而丢掉了在大学的职位。巴登政府甚至一度关闭了弗莱堡大学。[5] （P43—44）1819年3月23日，大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刺杀了经常抨击自由主义思想和爱国学生运动的保守派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立即利用这一事件促使德意志联盟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卡尔斯巴德决议”，据此，大学中的学术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新闻受到严格检查和控制。[6] （P6—13）德国境内的大多数自由派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普鲁士的著名自由派大臣威廉·冯·洪堡和博伊恩等也未能幸免。
然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并未被严厉的镇压所摧垮。自由主义思潮逐渐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向整个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扩散。1830年法国革命爆发后，德国也出现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抗议浪潮。1832年1月，在巴伐利亚的莱因普法尔茨建立了“促进新闻自由祖国协会”（不久改为“新闻与祖国协会”）。1832年5月27日，在自由派政治家约翰·格奥尔格·维尔特和菲利普·雅可布·西布恩法伊弗尔的号召下，来自全德各地3万多人相聚于黑森的汉巴赫宫，表达对自由的渴望。资产阶级自由派与复辟势力之间冲突的一个典型事例是所谓的“哥廷根七君子”维护宪法的斗争。1837年11月1日，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废除了1833年的汉诺威宪法，宣称该宪法是“用完全无效的方式设立的”。[7] （P81）
面对国王无视宪法的举动，哥廷根大学的达尔曼、阿尔布莱希特、雅可布和威廉·格林兄弟、格维努斯、埃瓦尔德、韦伯等七位教授挺身而出，加以反对。他们认为，国王须依据宪法治理国家，1833年宪法仍然有效。斗争的结果是，这几位著名的教授被解职，而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的画像仍悬挂在哥廷根大学的大礼堂里。鉴于此，有德国学者感慨道：“德国在为其民主斗士树碑立传方面总是难有所为，相反，它在馈赠它的诸侯方面却总是慷慨大度”。[7]（P82）
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虽然影响较大，但收效甚微。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前文提到的德国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及其对国家政权的严重依赖性。这种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得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二
民族主义是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的又一大思潮和运动。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当西欧的英、法等国以统一的王朝民族国家形态迈入近代社会时，德国却背负着中世纪时代形成的四分五裂状态一直走进19世纪。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严重阻碍了德国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针对这种状况，“忧国忧民”的德国知识界首先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主张，并形成了范围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
德意志民族主义意识的萌生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早在18世纪上半期，针对国人崇拜法国等外来文化，轻视本土文化的状况，德国一些著名学者开始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在哲学界，著名哲学家托马西乌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在大学课堂上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公开用德语讲课，以此体现自己的民族意识。另一位哲学大师沃尔夫不仅用德语授课，还用德语写作，以体现民族精神。在文学界，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高特谢德也表达了对德国文坛滥用法语的不满，积极提倡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在他的周围因此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另一位著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则由于坚持德国文学的传统特点而成了“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具有全欧意义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8] （P44） [9] （P114）
18世纪下半期，德国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明显。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首先发出了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的呼声，明确提出要以德国的民族文学对抗法国文化的影响，并因此而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10] （P87）他指出“没有哪一个民族甘心让他们的语言处于较不适宜的地位”，[11] （P7，17）因此必须创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在莱辛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以赫尔德尔为代表的德国民族文学推动者进一步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赫尔德尔发表《论近代德国文学》、《论语言的起源》等著述，提出了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的理论。著名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则进一步表明了德国文学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宣称，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在于点燃“每一个德国人心中隐藏着的爱国主义火焰”，“在散乱的‘日耳曼尼亚’人之中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12] （P92—93）其他学者在促进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也功不可没。卡尔·冯·莫泽尔在其所写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书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民族，有同一个名字和同一种语言，在法律规定的共同的首脑、同样的宪法和义务之下，连结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由的利益共同体……”[13] （P104）所有这些思想鼓励着包括歌德等在内的德国年轻诗人和作家走人民间汲取营养，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一步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强化了德国人的民族主义倾向，使之最终形成一种思潮和运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德意志各邦在对法战争中的屡屡失败使许多德国人意识到，增强民族凝聚力、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德意志民族只有结束分崩离析的状态，共同与拿破仑入侵作斗争，才能挽救自己。因此，有德国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催生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根源”。[1] （P302）
因此，19世纪初，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的出发点在于，既然德国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人们就必须从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以挽救德意志民族。德国文化界的一些“文化精英”（Kulturelite）遂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推动者。
文学领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映最突出和最强烈的场所。受赫尔德尔的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影响，德国的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主张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14] （P7）因此，当德国各邦在法国军队面前一败再败，祖国处于异族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对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们沉湎于中世纪时期德国的辉煌，认为曾经雄霸欧洲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不仅是光荣的过去的象征，而且应该是德国伟大未来的预兆，希望分裂的德国能重新统一，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对抗法国革命的影响。著名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国各地旅行，搜集民间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反映德国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还有格雷斯的《德国民间书籍》、蒂克的《德国爱情之歌》等。以上作品都充分体现出对德意志民族“共同享受的权利、自由、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以及“对一种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1] （P305）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德国学者认为，1806—1813年法军占领德国时期是德国知识分子精英们发起的“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诞生年代”。[1] （P303）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通过演讲等形式公开进行民族主义鼓动。1807年末至1808年3月，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柏林连续发表14次演讲，号召为复兴德意志而斗争。著名诗人阿恩特的爱国诗篇更是令德国人热血沸腾。1813年，他发表《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明确表达了建立统一的德国的愿望，人们读后会油然产生强烈的爱国情感：“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因河畔？还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15] （P68）民族主义的鼓动推动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高涨。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许多德国人在阿恩特等人的激励下奔赴战场，加入民族解放战争的行列。
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后，1815年维也纳会议对德国问题的处理结果使德国人非常失望，他们渴望的民族统一并没有实现。在新建立的“德意志联盟”的表层下，整个德国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由30多个主权邦组成的国际联盟。[16] （P7—8）于是，人们在失望之余，开始展开各种实际性活动，以推进民族统一进程。原先盛行于文化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德国出现了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演变为一种追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运动。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外化为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思潮也从上层知识分子精英之中扩大到普通民众，成为社会性思潮。
政治性的民族主义运动起始于大学之中。1815年，在“荣誉、自由、祖国”的口号之下，耶拿大学的学生为打破因国家分裂而造成的隔阂，首先成立了全德学生社团（Allgemeine Deutsche Burschenschaft），此后，其他大学纷纷仿而效之。当时还是学生，日后成为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主席的海因里希·冯·加格恩曾在1818年给他父亲的信中谈到了耶拿学生社团的目标：“我们希望，德国能被视作一个国家，德意志民族能被视为一个民族”。[7]（P70）此外，社会性的民族统一诉求也日益强烈。在前文提到的1832年汉巴赫大会上，人们在争取自由的同时，也发出了要求德国统一的呼声。发起者菲利普·雅可布·西恩法伊弗尔在大会上高呼：“一个共同的德意志祖国站立起来，这一天总会到来！自由、统一的德国万岁！[3] （P294）集会者甚至提出了建立统一、自由的德国临时政府的请愿。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更加高涨。1841年8月26日，布雷斯劳大学教授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在当时仍然属于英国的赫尔果兰岛上写下了著名的“德国之歌”，表达了建立“统一、法制、自由”的德意志国家的愿望。在1848年革命中，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则成了德国人争取民族统一的象征。
在社会性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日趋激烈的同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也继续在德国文化领域扩散，除了文学领域，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也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哲学领域，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以历史哲学为名，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并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起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17] （P74—75）在历史学领域，人们收集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的史料，编出了享誉史学界的《德意志史料集成》。著名史学家兰克则带着浓烈的民族感情考察历史，得出了德国人“受上帝之托”发展与法国人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建立“纯粹的德意志国家”的结论。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一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和经济区，以保护民族利益。
到19世纪中期，尽管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运动，已经使德国各邦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受触动，从而为19世纪60年代的德国政治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历史学家们往往只关心一些激烈的、对社会变化有较大作用力的思想和运动，对于那些主张保持社会相对稳定的思想和力量则不太注意，主要原因在于它们不太醒目或缺乏新鲜感。实际上，在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除了要求改变现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思潮外，还存在一股要求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思潮，而这一思潮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如果说自由主义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产物，那么，保守主义就是以其对立面出现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使现行社会原有的各项传统和原则受到极大冲击，对此，仍然抱着旧传统和社会秩序不放的各种势力必然会做出相应的回应，由此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保守主义认为，1789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军事独裁和混乱。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危险。与此相对应，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原则，这就是，传统、秩序和稳定。
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没有自由，只有秩序。只有保持秩序，才能防止混乱。因此，秩序才是“真正的”自由。而要保持秩序，必然离不开稳定。要保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树立权威，而不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因为多数意见往往会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不利于稳定。“权威而不是多数”就是19世纪中期普鲁士保守主义者们的战斗口号。[1] （P314）权威必须统一，不能分享，否则会造成社会各种因素的冲突。于是，君主的权威就成了必然性的选择。而君主的权威是通过“正统主义原则”② 来确立的，即通过血统和世袭来确定的。同时，君主的权威还要借助于神学理论，即“君权神授”论。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显得必不可少了。于是，出现了“王冠和圣坛的联合”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著名诗人海涅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堂出现造反，地上就不会太平”。[1] （P315）
以上所述，实际上就是19世纪上半期保守主义的逻辑思想体系。概括起来，这种逻辑思想体系就是：在宗教基础上确立起君权神授原则，根据君权神授原则建立起正统主义的君主制权威，在君主制权威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秩序、稳定、传统等，也是1815年以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德意志联盟内部推行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前文提到的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以维护正统主义原则自居的神圣同盟的各项举措，无不在于维持既有秩序，阻止改变现状。
在德国，保守主义思想最初出现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中。普鲁士改革运动的目的是，在最大限度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尽管如此，改革仍然会损害传统贵族的某些利益。于是，一些封建贵族群起反对普鲁士政府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改革政策。1810年底开始，以马尔维茨为代表的勃兰登堡等地区的贵族首先发出了反对改革的声音。他们认为，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其理由是：农民摆脱贵族控制后，国家将增添更多的管理官员，农民走出庄园也会使人际关系更趋疏远；更重要的是，农奴制改革意味着摧毁贵族阶级，而没有贵族阶级，仅“君主是管不住大众的”。[18] （P46）
在保守主义思潮中，浪漫主义的保守主义（romantischer Konservativismus）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主要代表有亚当·缪勒、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1807年，亚当·缪勒曾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作“国家艺术的要素”（Elemente der Staatskunst）演讲，并于180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市场和竞争，反对农村经济的商品化，鼓吹财产应该是感情的、个性的东西，是“延伸的肢体”。在亚当·缪勒等人看来，“中世纪时期的国家、等级社会和宗教的统一”成了一种理想化的东西，一切改革和进步都是背离理想的，一切新事物都成为被赋予了不可接受的概念。这种政治立场使亚当·缪勒等人一直站在力主改革的普鲁士哈登贝格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基督教的、等级的秩序”[18] （P48）的维护者。
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民族主义。在德国，民族主义意味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意味着反对正统主义，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的诸侯邦国和君主，要求改变现状。因此，民族主义运动在保守主义眼中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思潮，民族主义者也就成了“革命者”。这显然是保守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甚至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推行统一德国的政策后，普鲁士保守派著名人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等人还称民族主义是“抢劫王冠和民族骗局”。[1] （P318）直到德意志帝国建立为止，普鲁士的保守派都一直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策，认为这样有背正统主义原则。
上述可见，保守主义代表的是传统贵族统治阶级的立场，维护的是他们的特权地位以及确认他们既得利益的既有社会秩序。他们总是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怀念旧的事物。
以上三股思潮及其倾向对日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和、保守特性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之西欧的英、法等国更强烈地表现出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地引导的特征。19世纪上半期的资本主义改革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推出的各项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③ 等，都充分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思想文化等领域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扩散则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渴望稳定、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则折射出德国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这种强大的保守主义实际上也是德国近代历史上政治发展长期滞后和传统统治阶级长期把持国家政权的重要思想根源。
注释：
①德国学术界在划分资产阶级类别时，通常划为“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uergtum）、“文化资产阶级”（Bildungsbuergtum）等。前者指在工商业等经济领域从事经济活动的资产阶级企业主、企业家、商人、银行家等，后者则主要指受过高等教育、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从事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作家、记者、律师、教授等。
②这一原则由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在维也纳会议上提出，目的在于通过强调恢复各邦君主统治来淡化法国的战败国地位。正统主义原则成了维也纳会议上的三大原则之一。
③详情参见：吴友法、邢来顺：《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7、60—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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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 zu einer politischen Kultur[C]. Berlin: Berliner Festspiele, 1981. 
rtemaker. Deutschland im 19. Jahrhundert[M]. Bonn: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