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
张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7年4期第179～189页
【作者简介】张强，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长春 130024
西方古典著作是指以希腊文、拉丁文为载体的古代文献，计有诗、散文体史著、戏剧以及修辞学与哲学论著等，时间断限上起公元前8世纪，下迄公元7世纪，① 历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传承接递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② 业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宝贵遗产，对现存典籍的整理与校勘也已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古典学界之于西方古典著作文献学（版本学）的研究相对滞后，鲜有专文论述。③ 本文仅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校本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试举如次。
一
文献学（版本学）言之，西方古典著作分作写本与印本，在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写本的书写材料主要为草纸（papyros）与皮纸（pergamena）。④ 以莎草为原料制作草纸的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埃及的第一王朝（约前3000年），后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传入欧洲。考古遗存表明，莎草制品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已出现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从该地出土的封泥上可以清晰地辨认莎草绳的勒痕），⑤ 及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用于文字的载记，并一直沿用到公元7世纪左右。通常而言，草纸的单张尺幅长约尺余，宽半尺余，单张对接的草纸通常有20幅，⑥ 总长约7米。早期采用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分栏书写的方法（词句之间既无间隔亦无句读，书体为大写字体：草体或安色尔体⑦），成篇之后捆扎为卷（volumen），其形制一如中国古代的卷子。⑧ 一部长篇往往要包括几束或十几束这样的卷，且无分卷一说。公元前4世纪，库迈的埃弗卢斯（约前405—前330）在其30卷本的《通史》中开始有意识地按不同区域（如南部与中部希腊、马其顿以及西西里等）划分卷次，一地一卷，均以序言为发端。埃弗卢斯这种分卷撰述的方法不仅为后来的希腊著作家所承袭，而且影响到罗马史家T. 李维《建成以来史》的成书形式。
公元2世纪前后，出现了草纸与皮纸并用的格局。⑨ 与草纸相比，皮纸在西方普及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于其自身的诸多特性，⑩ 以至于在草纸被废弃后、纸出现前以及使用初期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公元2世纪以降，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原来的卷也逐渐演变成正反两面分页（codex）书写的形式。（11） 若干页对折起来后合为一本（membranae）——现代书册之雏形，早期基督教时期的《新约》以及公元4世纪的希腊、拉丁著作几乎均采用这种形制。而页面的天头、地脚与左右边白（较之卷栏只留有天头、地脚而言）则为校本中的大量注疏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从写本传承的历史上看，从草纸到皮纸、从“卷”到“本”的转变虽然在形态上确保了古代文献向中世纪的流布，但亦使得源一流十的写本在抄工笔下往往归结为单一的抄本。
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写本，书写材料有草纸与皮纸之别，种类上亦有着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区分。在中国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领域，稿本一般是指著作者的手稿以及经其校阅过的清稿；（12） 在现代西方语文中，从古希腊文" arkhetupos" 演变而来的" archétype" 、" archetype" 以及" archetyp" 等形式原本表述的也是此种意义上的概念，但在后来的校勘实践中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词源学上言之，" arkhetupos" 一词最早见于哈里卡尔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伊萨埃乌斯》（11），是由" arkhe" （初始）与" tupos" 复合而成的形容词。" tupos" 的原意为模子留下的痕迹，尤指玺印留在封泥上的阴文或阳文。后来，在古罗马著作家M. T. 瓦罗的笔下，arkhetupos" 一词的拉丁语形式为" archetypum" ，（13）“意指“原形”或“样本”的中性名词，等同于希腊文的原意；就写本的具体语境而言，其含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稿本或清稿本。但是，在19世纪初叶，随着近代版本校勘理论的建立，" archetypum" 的词形不仅演变为" archetypon" ，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版本谱系（stemma）的构建中，它指的是渊源不同的古代写本可直接追溯到的中世纪抄本文献（即所谓的“祖本”），（14） 通常用希腊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字母“ω”来表述。20世纪40年代，以A. 丹（1896—1964）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文献学家对" archetypon" 一词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该词指的是“某一著者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本”，并且指出，“有多少种渊源不同的文本，即有多少种祖本（archetypon）。”（15） 此说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区别是：它并不认为源于中世纪的古典文献就一定是" archetypon" ，因为尚有古典晚期的文献遗存于世，而且这样的" archetypon" 往往不止一种。针对这种概念混用的局面，J. 伊里库恩在其新近出版的《希腊古典文献的传承》一书中指出，“其中的原因，并非界定不当，而是此类术语的匮乏……为了避免歧异，这两种界说可分别用于论述文献的流传以及版本谱系的构建。”（16） 也就是说，宏观上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时，" archetypon" 为稿本、为迻录本，在具体构建版本谱系的过程中该词则可用来指代“中世纪”或“古代晚期”形成的祖本。事实上，无论是“中世纪”说还是“古典晚期”说，或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使用，对" archetypon" 一词的界定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经水火兵燹，或因书写材料本身所限，早已亡佚，不得复见，致使西方古典学界之于这一学术用语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解读。
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或缺，使我们无法窥其原貌，但从传世文献零散的记载中还是能够了解到西方古典著作稿本流布的一些情况。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拘史诗、抒情诗、悲喜剧抑或散文体史著，朗诵（recitatio）均可称为文人骚客用以“发表”自己作品的一种方式：为了征询他人的意见，他们或在应邀的几位知己中、或在公共场所朗声吟咏。据史料记载，希罗多德就曾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朗诵他的《历史》，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被感动得泪流满面。（17） 至于那些不适于朗诵的写作形式，如哲学、修辞学论述等，著作者则会把自己的手稿赠与朋友或门徒传阅，而后来的所有者可把稿本交给以抄写为生的奴隶任意迻录。其时还谈不上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版权”，著作者也得不到任何酬金，（18） 所能得到的不过是生前的名望和身后的“百世流芳”。（19） 当然，著作者有时也需要写工根据稿本抄写若干份迻录本为己所用。以希腊悲喜剧为例，剧作家最初要在剧目上演前把一份迻录本提交给执政官，以期得到能歌善舞者的参与；如果需要，他还得交给歌队若干份以备吟唱者之用。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一出悲喜剧的上演，往往会吸引来自不同城邦的几万名观众，原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剧本便会以一种“听觉”的方式广泛“流传”开来。据普鲁塔克记载：“西西里的希腊人对欧里庇得斯诗句的偏爱无人可及，他们常常把来访者带给他们的部分段落及选集烂熟于心……而当1000名雅典士兵公元前413年兵败叙拉古被囚之后，只因少数几个人背得出几句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说白而免于非命。”（20） 无疑，在雅典每年一度的狄奥尼索斯酒神节庆上的戏剧表演（最初为悲剧，后来才有喜剧）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抄本的需求；而根据“所闻”辗转而来的本子在某种程度上则为后来的版本校勘提出了一大难题。（21）
要言之，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流布会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至少从修昔底德起，古典著作家开始措意于以传世为目的的著述生涯。（22） 正如修氏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本书所载记者……并非为了一时的听众，而是意在千秋的流传。”（23）
二
一部西方古典著作的流传，其稿本经迻录而为迻录本，经迻录本而嗣出者，又会繁衍出诸多不同的抄本，源一流十，世代相袭，最终形成了繁杂的版本谱系。就传世的写本而言，唯以抄本与校本见存，以旁出的抄本居多。
抄本的出现，盖与当时个人或官方收藏的需求密切相关。据罗马诗人阿塞纳埃乌斯（约170—230）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与伯里克拉泰斯已有颇丰的个人收藏；而在赫里孔山上的缪斯神殿中则收有赫西俄德诗作的抄本。（24） 由于早期资料的匮乏，目前尚无法旁证阿塞纳埃乌斯的这一记载。但是，散见于尤波利斯、阿里斯多芬、柏拉图以及色诺芬著作中的若干证据显示，雅典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个人收藏即已相当普及。从阿里斯多芬（《蛙》，第943行）对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揶揄中可以看出，后者对文献资料的运用显然是建立在丰富的个人收藏基础之上的；而阿里斯多芬喜剧本身所常见的滑稽模仿与暗喻在某种程度上亦得益于其广博的图书收藏。（25） 至公元前4世纪，随着教育与学术的发展，研究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对图书的需求。公元前35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建吕克昂学园。为了扩展其研究，他尽可能地收集前贤的著述，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总结，为己所用。另外，在公元前336—前330年间，为了确保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剧作的权威性，雅典出台的法令明确规定：其剧本由官方勘定、收藏；优伶不得为取悦观众而任意篡改定本，每次演出必须由专人负责督演。（26） 就西方古典著作写本的种类而言，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传说庇西斯特拉图斯曾下令修订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外，上述三大悲剧家的这种文本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官方校勘本。
在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抄数量上，最多的当属希腊化时期的埃及。（27） 当时的托勒密王朝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在亚历山大城大兴土木，并在塞奥弗特拉图斯得意门生德迈特里乌斯的建议下，依照阿卡德穆尤其是吕克昂学园的建筑风格创建学宫，（28） 其下设的图书馆（bibliotheca）庋藏从希腊各地及亚洲陆续搜罗来的抄本多达50余万卷。（29） 据记载，为了获取孤本文献，托勒密二世曾以15枚银塔兰特作为保金从雅典借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官方勘定本用作底本，后来竟放弃了保金而留下了借来的悲剧勘定本，（30） 他还曾不惜重金购得亚里士多德生前收藏在吕克昂学园的大批抄本。（31）
亚历山大城学宫除了供学人从事研究的工作间外，还设有专门的缮写室。抄胥的工作，一方面出于馆藏的本身需求，再就是为了对外销售的商业目的。当时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齐名的还有帕加马图书馆，其馆藏抄本亦有20余万卷，后被安东尼作为礼物送给了埃及女王克雷奥帕特拉。（32） 公元前2世纪以降，公共收藏已遍及希腊各邦。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其个人与公共收藏始于共和国末期，兴盛在帝国时代。罗马文化在继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希腊移民的直接影响外，再就是罗马人本身的借鉴。这种借鉴，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有选择地迻译希腊文献。其结果是，一些希腊文佚书最终以拉丁文的形式流传到中世纪；而后来的阿拉米语、阿拉伯语等东方语文翻译本在西方古典文献的传承过程中亦成为不可缺失的一环。（33）
前文已经谈到，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草纸的出现到公元2世纪前后皮纸的广泛使用，西方古典世界一直主要以这两种书写材料记载文献，书体从公元4世纪起也一直采用大写的安色尔字体。公元5世纪以降，由于埃及本土莎草的枯竭或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古典世界的草纸供应一度中断，皮纸价格飞涨。针对廉价书写材料的阙如，（34） 拜占庭时期的学者于公元7世纪左右发明了一种小写的草书体。此种书体比之大写的安色尔体不仅提高了手书的速度，而且节省了书写内容所占用的空间，从而为拜占庭时期大量抄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如果说公元9世纪中叶拜占庭时期学术研究在东部的复兴是建立在大批抄本之上的话，那么，这种复兴亦得益于书体的变化，一如加洛林小写书体在西部的出现之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35） 校勘学上言之，举凡晚期希腊语写本中的常见错误，如拜占庭写工在辨识安色尔书体时所出现的“鲁鱼亥豕”的笔误等，几乎均源自公元9世纪的某一抄本。（36） 而现存的拉丁语写本文献亦多系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的抄本。（37） 比之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抄本，拜占庭文化复兴时期的希腊语抄本在字体转换过程中的笔误一般要少，因为当时拜占庭人的官方语文即为希腊语。拜占庭与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兴，希腊语、拉丁语抄本在东部与西部的大量出现，确保了古典著作传播到中世纪的中晚期，而中晚期的修道院则最终完成了古典文献向近代的流布。如果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基督徒付之一炬的话，（38） 那么正是中世纪中晚期的修会承担起了传承古典文化的重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几乎均源自这一时期修道院下设的缮写堂（scriptorium）。
在此尚需指出的一点是，隶属于修道院的这种缮写机构，是由经验丰富的主事（armarius）负责日常管理的，其主要职责是遴选底本以确保抄本的质量。在满足修道院收藏的同时，缮写堂亦对外承接宗教或世俗文献的誊录。作为写工，修士之于缮写一职尽心而虔诚，法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A. 丹称他们所在的缮写堂为“出产底本的坊肆”（minutes d' atelier）。（39） 装帧艺术史上言之，彩饰与插图始见于这一时期的写本文献。而后来的写工在传抄过程中不仅仅照搬前人的注释与注疏，而且亦临摹抄本中的原有彩饰或插图。
综观抄本的流传，希腊的、拉丁的抑或合而观之所谓“古典的”，（40） 从雅典的奴隶、亚历山大城的抄胥到拜占庭与加洛林时期的写工、中世纪中晚期修道院的修士，历代抄手均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以有价的劳动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41） 但是，在由“卷”而“本”、由草纸而皮纸、由大写的安色尔字体而为小写书体的传抄过程中，亦使得不同时期的抄本因书写材料、写本的式样、字体的转换或是写工的笔误、迻译等出现了不同的异文。考订讹误，正本清源，随着早期校勘的出现，校本便成为继抄本之后的另外一种写本形式。
三
公元前3世纪初叶，随着亚历山大城学宫及图书馆的建立，馆藏抄本激增，如何校勘与编目遂成为第一要务。其时，一大批身兼数职的驻馆学者秉承传统，在文献整理、尤其在校勘荷马史诗过程中的实践不仅开启了校勘史上的新纪元，而且经后世的传播与发展则成为近现代西方古典著作校勘学的基础。
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本——前文已经有所述及——最早始于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等希腊剧作家的悲剧。就前希腊化时期的具体校勘情况而言，鉴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从零乱的记载中得见文献整理与校释在古典时期的滥觞。例如亚里士多德及其门生在探究科学与哲学问题的同时，对荷马史诗以及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辞亦有着不同的解读。至若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学术传统，尽管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古典学界的研究亦各执一词，（42） 但均不能否认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其直接或间接的诸多影响。（43）
在希腊传统中，荷马史诗一直被视为经典。（44） 作为通行本（vulgata），《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正文虽然均是标准的阿提卡方言（koine）本，却涉及前希腊化时期的不同注释。从泽诺多图斯（约前325—前260）到阿里斯塔尔库斯（约前216—前144）等早期驻馆学者的校勘实践可以看出，馆藏本的天头、地脚等处均留有前人对异文的正误，而且正误的内容（如对词、句、段的校勘等）并不入正文。当时的驻馆学者承袭了这种校勘方法，（45） 并在遴选善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注疏工作（即所谓的" apparatus criticus" ）。例如，泽诺多图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对有异议的词句、段落或前人的注释，并不擅加改动，而是以符号的形式标出并附注说明。A. 丹在论述写工的优劣时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总之，那些如实抄写底本讹误的人，是为好的写工。”（46） 若由是推，驻馆学者对待前人注释的这种校勘实践亦不失为“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具体而言，泽诺多图斯首创的质疑号（obelos，写作“—”）是用来表示一行诗句的疑义。拜占庭的阿里斯多法奈斯（约前257—前180）发明的校勘符号有" thunderbolt" （写作“T”，表示对一段诗句的质疑）、" asterisk" （写作“※”，表示含义不清）以及" antisigma" （写作“C”，表示重复）。至于易出歧义的词或句，阿里斯多法奈斯则采用重音符号、长短音符号或是标点的形式加以区分。这些由校勘实践发展而来的创制除了极小的变化外，迄今仍为希腊语文所沿用。阿里斯多法奈斯的得意门生阿里斯塔尔库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发明的校勘符号有" diplê" （记作“〉”）与带点的" diplê" （记作“〉：”），分别表述的是，语言或内容上值得关注的段落并参阅不同的注释以及他本人不同于泽诺多图斯的校注。“因为在校勘实践中，阿里斯塔尔库斯似乎把其所掌握的写本或是善本中的诸多注释均收录到他的校勘本中，并在写本的天头、地脚附以校勘符号，旁出的大量注疏据说多达800卷。”（47） 而出现在这一时期校勘本中的注疏内容，有的往往要延续到下一卷。及至亚历山大城的晚期驻馆学者狄迪穆斯（约前65—公元10年）在校勘荷马史诗时，更是广集泽诺多图斯、阿里斯多法奈斯以及阿里斯塔尔库斯等前人的注释及注疏；其校勘本经后人摘录而辗转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校勘实践的主要资料来源；他们的集校方法以及对待写本的审慎态度亦影响到后来的校勘实践。不过，尚需指出的一点是，写本的年代越晚，注疏的内容与赘言也越多。但是，比之早期的草纸卷，晚期写本中的注释或注疏查找起来却要便捷得多，因为注疏的相关内容均出现在同一页草纸或皮纸上。以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乌尔比诺本（约公元8世纪前后的抄件，编目代号gr. 35）为例，其正文一页只有24行，而密布在天头、地脚及左右边白的注疏有的竟多达92行。（48）
另外，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在校勘藏本的同时，还承袭埃弗卢斯的分卷法，对埃弗卢斯之前的长篇希腊草纸写本重新进行了分卷整理，而他们本人著述时也沿用了此法。作为“标准的尺幅”，当时的一束草纸卷盖可包括“修昔底德史著1卷，剧作1500行，抑或荷马史诗2卷或3卷”。（49） 文献学上言之，这种对多卷写本进行有意识的分卷，事实上亦影响到后来的藏书方式。收之书匣（capsa）的长篇卷帙，通常以5卷（pentad）或10卷（decad）为一匣，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T. 李维百余卷史著中会出现10卷整亡佚的原因所在。（50）
在具体的编目方面，卡里马库斯（约前305—前240）根据亚里士多德当年在吕克昂学园的做法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完成了对馆藏抄本的编目工作。在其《书目》（51）（Pinakes）中，卡里马库斯几乎遍收希腊古风及古典时代的全部书目，其中包括当时图书馆未及藏书的大题。
西方古典著作在成“卷”为“本”之初，均无大题（title），亦无小题（sub-title）。（52） 正是出于编目与收藏的需要，古典著作的大题才始见于希腊化时期的校勘本。有研究表明，荷马史诗定名的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因为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是作为开启青少年心智的教科书来使用的，可能是由教书先生根据史诗的内容而冠之以《伊利亚特》（按：" Illias" 的本义为“特洛伊的故事”）与《奥德赛》（按：" Odusseia" 的本义为“奥德修斯记”）的名目。（53） 另外，剧作的定名也可能在古典时期即已为习，因为在狄奥尼索斯酒神节上的参赛剧作，上演前势必要有所命名。至于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对馆藏写本的追题方法，事实上深受希腊史学传统的影响。从赫卡塔埃乌斯、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其著述开篇首句除言及撰人与籍贯外，再就是所述之主题。譬如，我们通常所称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大题，（54） 即为阿里斯多法奈斯在校勘修昔底德著作时取其首句所加，希罗多德历史著作的定名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方法。（55） 从埃及古城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草纸文献残篇可以看出，当时驻馆学者的具体做法是在写本卷末注明大题并用属格的形式表述著者名，捆扎为卷后再上附标签（sillybos），再书大题。（56）
公元2世纪以降，“大题见于卷末者，为后来的本（membranae）所沿用，而卷末标明写本出处者只一见。”（57） 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西部的异教学者在校勘拉丁文献时在写本结尾处除了标明著者及大题外，往往还留有校勘者名、校勘日期及地点等有关校勘情况，即所谓的“后记”（subscriptio）。（58） 这种“后记”有的经后人摘录而流传下来，我们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可以藉此确立某一写本的谱系传统。中世纪中晚期的抄校本除了写工结笔时具名外，一般并不标注其所在的修道院，致使在后来的校勘中往往难于断定出处。至于我们现在所称引的西方古典著作写本，通常以收藏地的名称指代，诸如梵蒂冈本（Vaticanus）、巴黎本（Parisinus）抑或不列颠本（Britannicus）等。而考古发现的草纸文献，则多以出土地域冠名，如赫尔库拉内乌姆（Herculaneum）或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草纸卷等等。（59） 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现存写本而言，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草纸卷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抄件，（60） 较多、较完整的则为公元9世纪及旁出的皮纸本。在构建版本谱系过程中，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与加洛林写本亦常被校勘家推为“祖本”（archetypon）文献。
综上所举，事实上涉及文献学研究中的多个学科领域，如校勘学、古文字学、写本学及草纸学等，内容极为繁复、庞杂。至若写本文献的流布，除了不可抗拒的诸多因素外，则又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本文虽以概述西方古典著作写本诸形态为主旨，但亦恐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正。
注释：
①20世纪中晚期，以P. 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学者首次提出了“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的概念，他在《晚期古代的世界》（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 1976） 一书中指出，晚期古代始于公元3世纪，终于公元7世纪，地跨西部各行省与萨珊王朝治下的波斯，视觉艺术与文化在这一时空范围内充满着变化、多样性与创造力。布朗的“晚期古代”说不同于传统断代的论证是其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延续性。事实上，在西方文献学研究领域，古典著作的下限即止于公元7世纪，出现在《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最后一位作者为神学家、史学家、年代学家巴埃达（672—735）。
②西方古典著作作为希腊—拉丁古典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经历过所谓的“黑暗时代”，但其影响并未完全中断，至若文艺复兴时代所“复兴”的“不是对全部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并未亡佚，更确切说”，这种复兴“是对基督教传统在其开始时所排斥的那部分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详见M. I. 芬利主编的新版《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章“希腊的传统”。
③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彭小瑜：《近代西方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兼论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与《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与翻译》，《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2日，第4版。
④在古希腊语中，" papyros" 一词系源自埃及象形文字中的“p3-n-pr-、3”，意为“隶属于国王的”，指的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岸多年生草本植物（莎草）。用这种天然植物的茎纵横叠放后压制而成的草纸，中文译作“纸草”或“莎草纸”的居多；" pergamena" （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XIII. 70记载，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国王欧莫奈斯[笔者按：疑为二世]为摆脱埃及托勒密王朝对草纸的垄断而发明了皮纸）因其产量以帕加马的为大宗而得名，意为“帕加马的”，中文通常译为“羊皮纸”。但就鞣制“羊皮纸”的原料而言，不仅仅限于山羊皮或绵羊皮，牛皮甚至于驴皮等均可用作辅料。以羔羊皮为原料制成的“羊皮纸”，因其质地优良而有别于普通的“羊皮纸”，故拉丁文另采用" vellum" 一词加以区分，该词可译为“羔皮纸”或是中文中常见的“羊皮纸”。由是而推，若在宏观上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书写材料时，采用“皮纸”（与“草纸”相对应）这一泛称似乎才能真正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的沿革来看，早期未经鞣制的兽皮纸（diphthera）事实上亦应泛称为皮纸（据希罗多德《历史》V. 58记载，伊奥尼亚人自古——至少在希罗多德所处的年代——即已使用兽皮纸。1977年在阿富汗东北部一座希腊人古城遗址出土的希腊语残篇说明，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东方也曾使用过兽皮纸）。与皮纸相比，早期兽皮纸的制作不仅粗糙，而且使用范围亦有所限。
⑤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eds. ) ,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0.
⑥Pliny, Natural Histor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2, p. 144.
⑦在这两种大写书体中，草书字小，字母笔划多的（如A、E等）往往相互勾连；安色尔字体大，字母间隔宽。从公元4世纪起，希腊拉丁著作均采用安色尔书体，并一直沿用到公元9世纪。
⑧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注1，《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8—209页），卷子是在逐张纸抄写完毕后再粘连而成的。而我们所说的草纸卷在抄写前即已为卷。
⑨事实上，公元前2世纪左右出现在帕加马的皮纸，直到公元2世纪前后才得以广泛应用。
⑩Martial, Epigrams, I. 2. 7—8,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79, p. 30. 罗马诗人马尔提亚尔在其诗集中不仅首次提到皮纸在罗马城的出现，而且指出了皮纸的实用价值，特别是作为书写材料的耐久性。
（11）这一新的形制系源自古代罗马的书板（tabula）。书板是由皮绳连缀而成数量不等的涂蜡木板，初为记事或学童习字的文具，后用于记载法律文书等，及至罗马共和国晚期才为皮纸本所取代。但是，作为一种文具，这种书板在欧洲一直沿用到公元16世纪中期左右。
（12）中国文献学、版本学之于“稿本”这一术语较为普遍的界定是“作者亲笔所写”（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2页）；“著作者的原稿”（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4页）；“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页）等。在《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稿本》卷中对“稿本”一词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稿本，通常是就纸本书而言的……一、非纸本书的原始记录形式不属于稿本的范畴……二、虽是纸质的作者手书资料，但作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也不能说是稿本”（汪庆伯等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页）。本文所见稿本的含义系采用学界较为普遍的解说。尽管西方古典著作的草纸卷在公元2世纪以前还并未“形成‘本’”，但在本文的论述中仍采用“抄本与校本”的概念加以区分。至若西方古典文献学所涉及的学科，举凡古文字学（paleography）、写本学（codicology）以及草纸学（papyrology）等无不包括在内。米辰峰先生在《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中认为，“……diplomatics或者paleography，虽然它们曾经分别译为‘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其实现在都可译为‘古文献学’”。事实上，" diplomatics" 并不属于西方古典文献学（或古文献学）的研究范畴，而" paleography" 亦不过是西方古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已。兹事体大，容日后专文讨教。
（13）Varro, De re rustica, 3. 5. 8,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6, p. 450.
（14）Johan Nicolai Madvig, De emendandis Ciceronis orationibus pro P. Sestio et in P. Vatinium disputationes, Hauniae, 1833, pp. Ⅰ—Ⅲ. 本文此处所引证的资料系转引自法国美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希腊古典文献的传承》（La tradition des textes grecs）一书第37页中的引文。该书作者J. 伊里库恩为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主编《法兰西大学古典丛书》长达35年之久，对西方古典著作、尤其是希腊写本文献的传承与校勘有极其深入的研究。
（15）A. Dain, Les Manuscript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49, pp. 108, 108—109.
（16）J. Irigoin,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concept d' archétype, paru dans La tradition des textes grecs, pour une critique historique, L' ANE D' O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3, p. 42.
（17）见于A. F. 迪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法译本中所附录的马尔塞林的《修昔底德的生平与写作风格》（巴黎，1868年，第168页），尽管马尔塞林对修昔底德生卒年代的记载前后多有矛盾，但近现代史家在论及古代希腊史学的传承时往往要提及这段逸事。
（18）据说，希罗多德曾因其《历史》一书而得到过一笔丰厚的官方赏金，但其真实性令人质疑，因为史学在古代希腊的地位模糊，它既不属于常规教育亦不受官方的约束，史家的著述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他们是依靠自己的灵感与道德取向来记述历史的。
（19）Horace, Ode, 3. 3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7, p. 279.
（20）Plutarch, Lives, Nicias, 29. 2—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1, Ⅲ, p. 308.
（21）André Wartelle, Histoire du texte d' Eschyle dans l' Antiquité,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1, pp. 41—49.
（22）P. E. Easterling and B. M. W. Knox,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9.
（23）Thucydide, 1. 22. 4, 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1, p. 15.
（24）参见Athenaeus, Deipnosphistae, I. 3a; XIV. 629a,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1, I. p. 11; VI. p. 395. 出生在埃及纳乌克里提斯的阿塞纳埃乌斯一生是在罗马度过的；在《学人夜宴》（Deipnosphistae）一书中，他以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一位学人在家里举行晚宴以及客人阅读各自带来的诗文与讨论的情景。该书不仅介绍了希腊、罗马、波斯以及西西里不同的烹调风格，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与宴饮相伴的音乐以及宾主欢愉的场面。文献学上言之，书中所引述的文献片断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佚书的珍贵史料。
（25）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 Latin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5.
（26）Plutarch, Moralia, 841—84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9, p. 399.
（27）在历史上，从公元前4世纪初期到公元7世纪中叶希腊人、罗马人先后入主埃及，在该地遗留下大量以古典语文（希腊语、拉丁语）尤其以希腊语为载体的写本文献。由于埃及干燥的地理环境极适于草纸的保存，故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西方古典文献草纸卷（本）残篇几乎均源自那里，在希腊本土1962年仅发现过一片希腊语草纸残篇。
（28）希腊文中的" Museion" 原为“缪斯诸神之殿宇”之义，后演变成现代西文中的“博物馆”或“博物院”一词。创建于亚历山大城的" Museion" ，指的是由王室资助的“希腊文化中心与学人研习、休憩的处所”，其功能有如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故而我们把该学术机构试以“学宫”的名目冠之，尽管未能完全达意。
（29）关于该图书馆具体的藏书数量问题，史料的记载出入很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馆藏图书中以渊源不同的抄本居多，而且一部鸿篇巨制的卷数往往包括十几束草纸卷。参见L. D. Reynolds & N. G. Wilson, Scribes &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 Latin Literature, p. 7.
（30）Galien, in Epid. III( 2-4) =CMG V 10. 2. 1( éd. Wenkebach-Pfaff) , Leipzig, 1936, p. 79.
（31）Athenaeus, The Deipnosophistae, I. 3a, p. 11.
（32）Plutarch, Lives, Antony, 58, 5,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68, p. 270.
（33）参见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与翻译》，《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2日，第4版。
（34）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已掌握造纸术，其制品后经西西里传入东部与西班牙。拜占庭人称这种新型的书写材料为" bambukion" ，其缘起盖因幼发拉底河右岸附近的" Bambuke" （今之曼比季）为当时规模较大的纸张市场或是由于该地为造纸原料的集散地而得名。拜占庭用纸的记录虽然较早，但并未完全取代传统草纸与皮纸的使用（纸最终取代皮纸的时间约在公元14世纪中期前后），官方文献用纸的记录也只是始于公元11世纪中叶。就流传下来的写本而言，现存的纸本文献极为罕见，年代最早的当属公元8世纪左右的希腊语写本（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编目代号为gr. 2200）。
（35）J. Irigoin, Survie et renouveau de la littérature antique
Constantinople( IX[e] siècle) , paru dans La tradition des textes grecs, pour une critique historique, L' ANE D' OR, p. 199.
（36）L. D. Reynolds &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pp. 51—53.
（37）R. H. Rouse, "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s, " in Richard Jenkyns( ed. ) ,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6—47.
（38）Plutarch, Lives, Caesar, 49, 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9, p. 560.
（39）A. Dain, Les Manuscrits, p. 25. 另外，A. 丹在其著作中（第19—20页）针对“古代文献系源自听写”而“《新约》甚至是依据主祭讨论时的听写而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倘若有证据可资佐证的话，我可以接受的一点是，某一教会出于保证传播的目的，可能会采取听写的手段用以传抄《圣经》中的‘福音书’或是‘使徒书信’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令我坚信的是，若曾有过此类‘听写’，那也只是极为特殊的一例……最常见的方法应是抄写而非听写”。
（40）在现代西方语文中，用作形容词的“古典”一词系由拉丁语" classicus" 衍生而来。该词最早见于罗马著作家阿乌鲁斯·盖里乌斯（约公元1世纪）的《阿提卡之夜》（XIX. 8. 18）。在探讨某些拉丁语词汇的单复数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时，阿乌鲁斯对“第一流的而非普通的著作家”（classicus……scriptor aliquis, non proletarius）的正确使用做出了评判。在他的笔下，" classicus" （第一流的）因与" proletarius" （普通的）相比对而存在，故而前者的著述值得后人仿效。H. J. 罗斯在论述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学术成就时对此进一步解释称，“古典著作”的概念形成于希腊化时代，它指的是从荷马到米南德等伟大著作家的著述；其时人们强调对希腊阿提卡方言著述的研究，并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引发了崇尚“阿提卡方言的思潮”（atticism）。至若希腊、拉丁著作被一并视为“古典的”则始于近代，是受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埃米尔·利特雷（1808—1881）的影响发展而来。就如何解读" classicus" 一词，他认为，该词“用于或属于学院或学校中诸多的等级范畴”。埃米尔的这一界定，其影响大概旁及总体意义上的希腊、拉丁著作家，因为当时在学院或学校所研习的内容——语言、文学、神话、地理与艺术等（所谓的“等级范畴”）——均源自古希腊或古罗马。另外，该形容词从修饰希腊、拉丁著作家本身转而修饰——与现代语文相比——希腊、拉丁语文，其中原因亦可能与埃米尔的界定有着一定的关联。在古代希腊史的断代中，所谓“古典的”指的则是从希波战争（前490—前479）到亚历山大之死（前323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参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I,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3, p. 467; Dictionnaire de la Grèce antique, 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et Albin Michel, 2000, pp. 323—325; H. J. Rose, A Handbook of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CO.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61;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eds. ) ,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p. 191, 336.
（41）西方古典文献的抄本是以写工抄写的质量、行数以及内容来论价的：“万行，28个德拉克马（笔者按：古希腊钱币中一种较小的单位名称）……6300行，13个德拉克马”；又，“书写上乘者，百行25个德纳里乌斯（笔者按：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所使用的银币单位名称），次者20；诉状或其他法律文书，百行10个德纳里乌斯。”见E. G. 特纳一书（Greek Manuscript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 转引自Edictum Diocletiani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 col. vii 39—41以及B. M. Papyrus 2110, edited by H. I. Bell, in Aegyptus 2（1921）, 281ff. （Oxyrhynchus, ii A. D. ）中的相关记载。
（42）学界就德迈特里乌斯与托勒密王朝的关系以及亚里士多德藏书的去向等问题争议颇多，莫衷一是。问题的关键涉及前希腊化时期的学术活动对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在校勘方面的影响。参见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 89; Mostafa EL-Abbadi, The life and Fate of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 Paris: UNESCO/UNDP, 1990, 71ff.
（43）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5. 51,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lliam Heinemann and G. P. Putnam' s Sons, 1925, pp. 502—505; Strabo, Geography, 13, I, 5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0, p. 111.
（44）在现存的草纸写本中（约计30000，其中大部分为私人文献），荷马史诗的卷（本）残篇即多达590余种，由此亦可看出《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尤其是前者在西方古典著作中的地位。
（45）此种方法也是不同于现代西方古典著作校勘的区别所在。在法国的《法兰西大学古典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德国的《拓伊卜纳希腊拉丁古典著作文库》（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以及英国的《牛津古典著作文库》（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等校勘本中，举凡对底本中的讹、脱、衍、倒、错乱等的校勘均纳入正文，而出现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及注疏则置于脚注或尾注。
（46）A. Dain, Les Manuscrits, p. 16.
（47）H. J. Rose, A Handbook of Greek Literature, p. 389.
（48）参见J. Irigoin, Le livre grec des origines à la Renaissanc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1） 第77页中的图片及说明文字。另外，A. 丹在其《西方古典著作的写本》一书中（第32页）亦对注疏中的赘言有过例证：“结笔时的欢愉，有如远航者重返港湾般欣欣然”（ Comme le navigateur se réjouit de retrouver le port, ainsi celui qui écrit se réjouit de voir son oeuvre achevé）以及“让我一醉方休，弗朗西斯兄弟！”（Da mihi potum, frater Francisce）等。
（49）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 25.
（50）F. W. Hall, A Companion to Classical Texts, Chicago: Argonaut Inc. , Publisher, 1913, pp. 8—9.
（51）该书的全称为《120卷本名家著述全目》。卡里马库斯在其书中除了把馆藏希腊文写本按史诗、戏剧、历史、哲学、法律、数学以及医学等编目外，还另附有古风与古典时期希腊著作家的略传及其著作的首句及全书的行数。参见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p. 276—277; 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23 ff.
（52）D. 埃迈尔丁格在论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分卷时认为，其著述中“修昔底德撰曰……”凡9见，亦即9个小题，同时也意味着撰写所用的9卷草纸（Bertrand Hemmerdinger, Essai sur l' histoire du texte de Thucydid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5, p. 18），并援引F. G. 凯尼恩的观点称：“此类标题见于卷末……似乎是暗示着当一卷被阅过之后，其结语部分便成为一卷的开篇。而按照常人之习性，读者很可能不会自寻麻烦去重新卷起已经读过的东西而使一卷的开篇起于卷首。由是，后来的读者或许只要展开结语部分便可查明该卷所记载的内容”。（ F. G. Kenyon, 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p. 61. ） 事实上，F. G. 凯尼恩在书中就这一观点另有注云：“此为本人的一孔之见，并不为学界广泛接受”。凯尼恩对自己的观点虽谦称为“一孔之见”，但其推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至若埃迈尔丁格针对修氏史著分卷所得出的结论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53）M. L. West( ed. ) , Hesiod, Theogony,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 150.
（54）修昔底德史著的开篇首句为“修昔底德者，雅典人也，述有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战事”。倘若按照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追题方法，该书的大题应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战记》。鉴于包括《书目》在内的相关文献记载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后人有限的转述中推知当时对修氏史著以及其他古典著作的名书通例。至若近人对修氏史著的追题，除了以人名书外，则多因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后赢得大战的胜利而冠之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名目，也有因双方陆战集中发生在阿提卡而称之为《阿提卡战争史》的。作为文献学中的研究课题之一，所谓的“大题”即曾是1994年法国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古书中的大题与表述方式”（Titres et articulations du texte dans les oeuvres antiques）。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凡30篇，有从词源学角度探讨西文中“大题”一词的，有以一本书为例综述该书大题源流的，亦有宏观上探究大题及表述方法的。余嘉锡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书名时曾谓：“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其中“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盖由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谓篇名。并无大题也。谓书名。”（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7—190页）。中西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如若合而观之，则多有可比之处，大小题者即为一端。
（55）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 53.
（56）Louis Holtz, Titre et incipit, dans Jean-Claude Fredouille et al. ( éd. ) , Titres et articulations du texte dans les oeuvres antiques, Paris: Institut d' Etudes Augustiniennes, 1997, p. 437.
（57）E. G. Turner, Greek Manuscript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6.
（58）参见L. D. Reynolds & N. 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pp. 35—36.
（59）在埃及出土的草纸文献虽然大多以地名称引，但就传抄的出处而言，除了一大部分记录当地风俗的文献外，西方古典著作的晚期草纸写本却并非出自当地写工的笔下。
（60）J. Irigoin, Le livre grec des origines à la Renaissance, p. 24;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 eds. ) ,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 251. ^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7年4期第179～189页
【作者简介】张强，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长春 130024
一
文献学（版本学）言之，西方古典著作分作写本与印本，在造纸术经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之前，写本的书写材料主要为草纸（papyros）与皮纸（pergamena）。④ 以莎草为原料制作草纸的工艺最早可追溯到古代埃及的第一王朝（约前3000年），后来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传入欧洲。考古遗存表明，莎草制品约在公元前2000年代已出现在希腊的克里特岛（从该地出土的封泥上可以清晰地辨认莎草绳的勒痕），⑤ 及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用于文字的载记，并一直沿用到公元7世纪左右。通常而言，草纸的单张尺幅长约尺余，宽半尺余，单张对接的草纸通常有20幅，⑥ 总长约7米。早期采用从左到右、自上而下分栏书写的方法（词句之间既无间隔亦无句读，书体为大写字体：草体或安色尔体⑦），成篇之后捆扎为卷（volumen），其形制一如中国古代的卷子。⑧ 一部长篇往往要包括几束或十几束这样的卷，且无分卷一说。公元前4世纪，库迈的埃弗卢斯（约前405—前330）在其30卷本的《通史》中开始有意识地按不同区域（如南部与中部希腊、马其顿以及西西里等）划分卷次，一地一卷，均以序言为发端。埃弗卢斯这种分卷撰述的方法不仅为后来的希腊著作家所承袭，而且影响到罗马史家T. 李维《建成以来史》的成书形式。
公元2世纪前后，出现了草纸与皮纸并用的格局。⑨ 与草纸相比，皮纸在西方普及的时间虽然较晚，但由于其自身的诸多特性，⑩ 以至于在草纸被废弃后、纸出现前以及使用初期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公元2世纪以降，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原来的卷也逐渐演变成正反两面分页（codex）书写的形式。（11） 若干页对折起来后合为一本（membranae）——现代书册之雏形，早期基督教时期的《新约》以及公元4世纪的希腊、拉丁著作几乎均采用这种形制。而页面的天头、地脚与左右边白（较之卷栏只留有天头、地脚而言）则为校本中的大量注疏留下了更多的空间。从写本传承的历史上看，从草纸到皮纸、从“卷”到“本”的转变虽然在形态上确保了古代文献向中世纪的流布，但亦使得源一流十的写本在抄工笔下往往归结为单一的抄本。
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写本，书写材料有草纸与皮纸之别，种类上亦有着稿本、抄本和校本的区分。在中国文献学或版本学研究领域，稿本一般是指著作者的手稿以及经其校阅过的清稿；（12） 在现代西方语文中，从古希腊文" arkhetupos" 演变而来的" archétype" 、" archetype" 以及" archetyp" 等形式原本表述的也是此种意义上的概念，但在后来的校勘实践中该词的词义发生了变化。词源学上言之，" arkhetupos" 一词最早见于哈里卡尔那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伊萨埃乌斯》（11），是由" arkhe" （初始）与" tupos" 复合而成的形容词。" tupos" 的原意为模子留下的痕迹，尤指玺印留在封泥上的阴文或阳文。后来，在古罗马著作家M. T. 瓦罗的笔下，arkhetupos" 一词的拉丁语形式为" archetypum" ，（13）“意指“原形”或“样本”的中性名词，等同于希腊文的原意；就写本的具体语境而言，其含义也是我们所说的稿本或清稿本。但是，在19世纪初叶，随着近代版本校勘理论的建立，" archetypum" 的词形不仅演变为" archetypon" ，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在版本谱系（stemma）的构建中，它指的是渊源不同的古代写本可直接追溯到的中世纪抄本文献（即所谓的“祖本”），（14） 通常用希腊字母表中的最后一个字母“ω”来表述。20世纪40年代，以A. 丹（1896—1964）为代表的法国古典文献学家对" archetypon" 一词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该词指的是“某一著者的著作流传至今的最早的文本”，并且指出，“有多少种渊源不同的文本，即有多少种祖本（archetypon）。”（15） 此说不同于传统观点的区别是：它并不认为源于中世纪的古典文献就一定是" archetypon" ，因为尚有古典晚期的文献遗存于世，而且这样的" archetypon" 往往不止一种。针对这种概念混用的局面，J. 伊里库恩在其新近出版的《希腊古典文献的传承》一书中指出，“其中的原因，并非界定不当，而是此类术语的匮乏……为了避免歧异，这两种界说可分别用于论述文献的流传以及版本谱系的构建。”（16） 也就是说，宏观上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时，" archetypon" 为稿本、为迻录本，在具体构建版本谱系的过程中该词则可用来指代“中世纪”或“古代晚期”形成的祖本。事实上，无论是“中世纪”说还是“古典晚期”说，或是在具体语境中的不同使用，对" archetypon" 一词的界定所反映出的主要问题在于，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经水火兵燹，或因书写材料本身所限，早已亡佚，不得复见，致使西方古典学界之于这一学术用语的概念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解读。
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或缺，使我们无法窥其原貌，但从传世文献零散的记载中还是能够了解到西方古典著作稿本流布的一些情况。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拘史诗、抒情诗、悲喜剧抑或散文体史著，朗诵（recitatio）均可称为文人骚客用以“发表”自己作品的一种方式：为了征询他人的意见，他们或在应邀的几位知己中、或在公共场所朗声吟咏。据史料记载，希罗多德就曾在奥林匹亚赛会期间朗诵他的《历史》，当时还是少年的修昔底德被感动得泪流满面。（17） 至于那些不适于朗诵的写作形式，如哲学、修辞学论述等，著作者则会把自己的手稿赠与朋友或门徒传阅，而后来的所有者可把稿本交给以抄写为生的奴隶任意迻录。其时还谈不上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版权”，著作者也得不到任何酬金，（18） 所能得到的不过是生前的名望和身后的“百世流芳”。（19） 当然，著作者有时也需要写工根据稿本抄写若干份迻录本为己所用。以希腊悲喜剧为例，剧作家最初要在剧目上演前把一份迻录本提交给执政官，以期得到能歌善舞者的参与；如果需要，他还得交给歌队若干份以备吟唱者之用。在古典时代的雅典，一出悲喜剧的上演，往往会吸引来自不同城邦的几万名观众，原本以文字为载体的剧本便会以一种“听觉”的方式广泛“流传”开来。据普鲁塔克记载：“西西里的希腊人对欧里庇得斯诗句的偏爱无人可及，他们常常把来访者带给他们的部分段落及选集烂熟于心……而当1000名雅典士兵公元前413年兵败叙拉古被囚之后，只因少数几个人背得出几句欧里庇得斯戏剧中的说白而免于非命。”（20） 无疑，在雅典每年一度的狄奥尼索斯酒神节庆上的戏剧表演（最初为悲剧，后来才有喜剧）极大地促进了民众对抄本的需求；而根据“所闻”辗转而来的本子在某种程度上则为后来的版本校勘提出了一大难题。（21）
要言之，西方古典著作稿本的流布会因文体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至少从修昔底德起，古典著作家开始措意于以传世为目的的著述生涯。（22） 正如修氏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言：“本书所载记者……并非为了一时的听众，而是意在千秋的流传。”（23）
二
一部西方古典著作的流传，其稿本经迻录而为迻录本，经迻录本而嗣出者，又会繁衍出诸多不同的抄本，源一流十，世代相袭，最终形成了繁杂的版本谱系。就传世的写本而言，唯以抄本与校本见存，以旁出的抄本居多。
抄本的出现，盖与当时个人或官方收藏的需求密切相关。据罗马诗人阿塞纳埃乌斯（约170—230）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僭主庇西斯特拉图斯与伯里克拉泰斯已有颇丰的个人收藏；而在赫里孔山上的缪斯神殿中则收有赫西俄德诗作的抄本。（24） 由于早期资料的匮乏，目前尚无法旁证阿塞纳埃乌斯的这一记载。但是，散见于尤波利斯、阿里斯多芬、柏拉图以及色诺芬著作中的若干证据显示，雅典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个人收藏即已相当普及。从阿里斯多芬（《蛙》，第943行）对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揶揄中可以看出，后者对文献资料的运用显然是建立在丰富的个人收藏基础之上的；而阿里斯多芬喜剧本身所常见的滑稽模仿与暗喻在某种程度上亦得益于其广博的图书收藏。（25） 至公元前4世纪，随着教育与学术的发展，研究机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对图书的需求。公元前35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建吕克昂学园。为了扩展其研究，他尽可能地收集前贤的著述，并分门别类地加以总结，为己所用。另外，在公元前336—前330年间，为了确保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剧作的权威性，雅典出台的法令明确规定：其剧本由官方勘定、收藏；优伶不得为取悦观众而任意篡改定本，每次演出必须由专人负责督演。（26） 就西方古典著作写本的种类而言，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了传说庇西斯特拉图斯曾下令修订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外，上述三大悲剧家的这种文本亦是迄今所知的最早官方校勘本。
在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抄数量上，最多的当属希腊化时期的埃及。（27） 当时的托勒密王朝为了确保其统治地位，在亚历山大城大兴土木，并在塞奥弗特拉图斯得意门生德迈特里乌斯的建议下，依照阿卡德穆尤其是吕克昂学园的建筑风格创建学宫，（28） 其下设的图书馆（bibliotheca）庋藏从希腊各地及亚洲陆续搜罗来的抄本多达50余万卷。（29） 据记载，为了获取孤本文献，托勒密二世曾以15枚银塔兰特作为保金从雅典借得希腊三大悲剧家的官方勘定本用作底本，后来竟放弃了保金而留下了借来的悲剧勘定本，（30） 他还曾不惜重金购得亚里士多德生前收藏在吕克昂学园的大批抄本。（31）
亚历山大城学宫除了供学人从事研究的工作间外，还设有专门的缮写室。抄胥的工作，一方面出于馆藏的本身需求，再就是为了对外销售的商业目的。当时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齐名的还有帕加马图书馆，其馆藏抄本亦有20余万卷，后被安东尼作为礼物送给了埃及女王克雷奥帕特拉。（32） 公元前2世纪以降，公共收藏已遍及希腊各邦。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其个人与公共收藏始于共和国末期，兴盛在帝国时代。罗马文化在继承希腊文化的过程中，除了希腊移民的直接影响外，再就是罗马人本身的借鉴。这种借鉴，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便是有选择地迻译希腊文献。其结果是，一些希腊文佚书最终以拉丁文的形式流传到中世纪；而后来的阿拉米语、阿拉伯语等东方语文翻译本在西方古典文献的传承过程中亦成为不可缺失的一环。（33）
前文已经谈到，从公元前7世纪中期草纸的出现到公元2世纪前后皮纸的广泛使用，西方古典世界一直主要以这两种书写材料记载文献，书体从公元4世纪起也一直采用大写的安色尔字体。公元5世纪以降，由于埃及本土莎草的枯竭或是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古典世界的草纸供应一度中断，皮纸价格飞涨。针对廉价书写材料的阙如，（34） 拜占庭时期的学者于公元7世纪左右发明了一种小写的草书体。此种书体比之大写的安色尔体不仅提高了手书的速度，而且节省了书写内容所占用的空间，从而为拜占庭时期大量抄本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此，“如果说公元9世纪中叶拜占庭时期学术研究在东部的复兴是建立在大批抄本之上的话，那么，这种复兴亦得益于书体的变化，一如加洛林小写书体在西部的出现之于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35） 校勘学上言之，举凡晚期希腊语写本中的常见错误，如拜占庭写工在辨识安色尔书体时所出现的“鲁鱼亥豕”的笔误等，几乎均源自公元9世纪的某一抄本。（36） 而现存的拉丁语写本文献亦多系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的抄本。（37） 比之这一时期的拉丁语抄本，拜占庭文化复兴时期的希腊语抄本在字体转换过程中的笔误一般要少，因为当时拜占庭人的官方语文即为希腊语。拜占庭与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兴，希腊语、拉丁语抄本在东部与西部的大量出现，确保了古典著作传播到中世纪的中晚期，而中晚期的修道院则最终完成了古典文献向近代的流布。如果说当年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曾被基督徒付之一炬的话，（38） 那么正是中世纪中晚期的修会承担起了传承古典文化的重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文献抄本几乎均源自这一时期修道院下设的缮写堂（scriptorium）。
在此尚需指出的一点是，隶属于修道院的这种缮写机构，是由经验丰富的主事（armarius）负责日常管理的，其主要职责是遴选底本以确保抄本的质量。在满足修道院收藏的同时，缮写堂亦对外承接宗教或世俗文献的誊录。作为写工，修士之于缮写一职尽心而虔诚，法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A. 丹称他们所在的缮写堂为“出产底本的坊肆”（minutes d' atelier）。（39） 装帧艺术史上言之，彩饰与插图始见于这一时期的写本文献。而后来的写工在传抄过程中不仅仅照搬前人的注释与注疏，而且亦临摹抄本中的原有彩饰或插图。
综观抄本的流传，希腊的、拉丁的抑或合而观之所谓“古典的”，（40） 从雅典的奴隶、亚历山大城的抄胥到拜占庭与加洛林时期的写工、中世纪中晚期修道院的修士，历代抄手均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以有价的劳动为后人留下了无价的精神财富。（41） 但是，在由“卷”而“本”、由草纸而皮纸、由大写的安色尔字体而为小写书体的传抄过程中，亦使得不同时期的抄本因书写材料、写本的式样、字体的转换或是写工的笔误、迻译等出现了不同的异文。考订讹误，正本清源，随着早期校勘的出现，校本便成为继抄本之后的另外一种写本形式。
三
公元前3世纪初叶，随着亚历山大城学宫及图书馆的建立，馆藏抄本激增，如何校勘与编目遂成为第一要务。其时，一大批身兼数职的驻馆学者秉承传统，在文献整理、尤其在校勘荷马史诗过程中的实践不仅开启了校勘史上的新纪元，而且经后世的传播与发展则成为近现代西方古典著作校勘学的基础。
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本——前文已经有所述及——最早始于荷马史诗以及埃斯库罗斯等希腊剧作家的悲剧。就前希腊化时期的具体校勘情况而言，鉴于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从零乱的记载中得见文献整理与校释在古典时期的滥觞。例如亚里士多德及其门生在探究科学与哲学问题的同时，对荷马史诗以及德摩斯提尼的演说辞亦有着不同的解读。至若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学术传统，尽管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古典学界的研究亦各执一词，（42） 但均不能否认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对其直接或间接的诸多影响。（43）
在希腊传统中，荷马史诗一直被视为经典。（44） 作为通行本（vulgata），《伊里亚特》与《奥德赛》的正文虽然均是标准的阿提卡方言（koine）本，却涉及前希腊化时期的不同注释。从泽诺多图斯（约前325—前260）到阿里斯塔尔库斯（约前216—前144）等早期驻馆学者的校勘实践可以看出，馆藏本的天头、地脚等处均留有前人对异文的正误，而且正误的内容（如对词、句、段的校勘等）并不入正文。当时的驻馆学者承袭了这种校勘方法，（45） 并在遴选善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量的注疏工作（即所谓的" apparatus criticus" ）。例如，泽诺多图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对有异议的词句、段落或前人的注释，并不擅加改动，而是以符号的形式标出并附注说明。A. 丹在论述写工的优劣时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总之，那些如实抄写底本讹误的人，是为好的写工。”（46） 若由是推，驻馆学者对待前人注释的这种校勘实践亦不失为“多闻阙疑”的审慎态度。具体而言，泽诺多图斯首创的质疑号（obelos，写作“—”）是用来表示一行诗句的疑义。拜占庭的阿里斯多法奈斯（约前257—前180）发明的校勘符号有" thunderbolt" （写作“T”，表示对一段诗句的质疑）、" asterisk" （写作“※”，表示含义不清）以及" antisigma" （写作“C”，表示重复）。至于易出歧义的词或句，阿里斯多法奈斯则采用重音符号、长短音符号或是标点的形式加以区分。这些由校勘实践发展而来的创制除了极小的变化外，迄今仍为希腊语文所沿用。阿里斯多法奈斯的得意门生阿里斯塔尔库斯在校勘荷马史诗时发明的校勘符号有" diplê" （记作“〉”）与带点的" diplê" （记作“〉：”），分别表述的是，语言或内容上值得关注的段落并参阅不同的注释以及他本人不同于泽诺多图斯的校注。“因为在校勘实践中，阿里斯塔尔库斯似乎把其所掌握的写本或是善本中的诸多注释均收录到他的校勘本中，并在写本的天头、地脚附以校勘符号，旁出的大量注疏据说多达800卷。”（47） 而出现在这一时期校勘本中的注疏内容，有的往往要延续到下一卷。及至亚历山大城的晚期驻馆学者狄迪穆斯（约前65—公元10年）在校勘荷马史诗时，更是广集泽诺多图斯、阿里斯多法奈斯以及阿里斯塔尔库斯等前人的注释及注疏；其校勘本经后人摘录而辗转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校勘实践的主要资料来源；他们的集校方法以及对待写本的审慎态度亦影响到后来的校勘实践。不过，尚需指出的一点是，写本的年代越晚，注疏的内容与赘言也越多。但是，比之早期的草纸卷，晚期写本中的注释或注疏查找起来却要便捷得多，因为注疏的相关内容均出现在同一页草纸或皮纸上。以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乌尔比诺本（约公元8世纪前后的抄件，编目代号gr. 35）为例，其正文一页只有24行，而密布在天头、地脚及左右边白的注疏有的竟多达92行。（48）
另外，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在校勘藏本的同时，还承袭埃弗卢斯的分卷法，对埃弗卢斯之前的长篇希腊草纸写本重新进行了分卷整理，而他们本人著述时也沿用了此法。作为“标准的尺幅”，当时的一束草纸卷盖可包括“修昔底德史著1卷，剧作1500行，抑或荷马史诗2卷或3卷”。（49） 文献学上言之，这种对多卷写本进行有意识的分卷，事实上亦影响到后来的藏书方式。收之书匣（capsa）的长篇卷帙，通常以5卷（pentad）或10卷（decad）为一匣，而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T. 李维百余卷史著中会出现10卷整亡佚的原因所在。（50）
在具体的编目方面，卡里马库斯（约前305—前240）根据亚里士多德当年在吕克昂学园的做法于公元前250年左右完成了对馆藏抄本的编目工作。在其《书目》（51）（Pinakes）中，卡里马库斯几乎遍收希腊古风及古典时代的全部书目，其中包括当时图书馆未及藏书的大题。
西方古典著作在成“卷”为“本”之初，均无大题（title），亦无小题（sub-title）。（52） 正是出于编目与收藏的需要，古典著作的大题才始见于希腊化时期的校勘本。有研究表明，荷马史诗定名的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因为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的雅典是作为开启青少年心智的教科书来使用的，可能是由教书先生根据史诗的内容而冠之以《伊利亚特》（按：" Illias" 的本义为“特洛伊的故事”）与《奥德赛》（按：" Odusseia" 的本义为“奥德修斯记”）的名目。（53） 另外，剧作的定名也可能在古典时期即已为习，因为在狄奥尼索斯酒神节上的参赛剧作，上演前势必要有所命名。至于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对馆藏写本的追题方法，事实上深受希腊史学传统的影响。从赫卡塔埃乌斯、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其著述开篇首句除言及撰人与籍贯外，再就是所述之主题。譬如，我们通常所称引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大题，（54） 即为阿里斯多法奈斯在校勘修昔底德著作时取其首句所加，希罗多德历史著作的定名所采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方法。（55） 从埃及古城奥克西林库斯出土的草纸文献残篇可以看出，当时驻馆学者的具体做法是在写本卷末注明大题并用属格的形式表述著者名，捆扎为卷后再上附标签（sillybos），再书大题。（56）
公元2世纪以降，“大题见于卷末者，为后来的本（membranae）所沿用，而卷末标明写本出处者只一见。”（57） 从公元4世纪末到6世纪，西部的异教学者在校勘拉丁文献时在写本结尾处除了标明著者及大题外，往往还留有校勘者名、校勘日期及地点等有关校勘情况，即所谓的“后记”（subscriptio）。（58） 这种“后记”有的经后人摘录而流传下来，我们在校勘过程中往往可以藉此确立某一写本的谱系传统。中世纪中晚期的抄校本除了写工结笔时具名外，一般并不标注其所在的修道院，致使在后来的校勘中往往难于断定出处。至于我们现在所称引的西方古典著作写本，通常以收藏地的名称指代，诸如梵蒂冈本（Vaticanus）、巴黎本（Parisinus）抑或不列颠本（Britannicus）等。而考古发现的草纸文献，则多以出土地域冠名，如赫尔库拉内乌姆（Herculaneum）或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草纸卷等等。（59） 就西方古典著作的现存写本而言，在埃及出土的公元前4世纪中期草纸卷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抄件，（60） 较多、较完整的则为公元9世纪及旁出的皮纸本。在构建版本谱系过程中，这一时期的拜占庭与加洛林写本亦常被校勘家推为“祖本”（archetypon）文献。
综上所举，事实上涉及文献学研究中的多个学科领域，如校勘学、古文字学、写本学及草纸学等，内容极为繁复、庞杂。至若写本文献的流布，除了不可抗拒的诸多因素外，则又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本文虽以概述西方古典著作写本诸形态为主旨，但亦恐挂一漏万，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有以教正。
注释：
①20世纪中晚期，以P. 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学者首次提出了“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的概念，他在《晚期古代的世界》（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 1976） 一书中指出，晚期古代始于公元3世纪，终于公元7世纪，地跨西部各行省与萨珊王朝治下的波斯，视觉艺术与文化在这一时空范围内充满着变化、多样性与创造力。布朗的“晚期古代”说不同于传统断代的论证是其强调文化意义上的延续性。事实上，在西方文献学研究领域，古典著作的下限即止于公元7世纪，出现在《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最后一位作者为神学家、史学家、年代学家巴埃达（672—735）。
②西方古典著作作为希腊—拉丁古典文化的主要载体，虽然经历过所谓的“黑暗时代”，但其影响并未完全中断，至若文艺复兴时代所“复兴”的“不是对全部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因为其中的大部分并未亡佚，更确切说”，这种复兴“是对基督教传统在其开始时所排斥的那部分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详见M. I. 芬利主编的新版《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章“希腊的传统”。
③近年发表的相关论文有彭小瑜：《近代西方文献学的发源》，《世界历史》2001年第1期；米辰峰：《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兼论西方古典著作的校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与《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与翻译》，《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2日，第4版。
④在古希腊语中，" papyros" 一词系源自埃及象形文字中的“p3-n-pr-、3”，意为“隶属于国王的”，指的是一种生长在尼罗河岸多年生草本植物（莎草）。用这种天然植物的茎纵横叠放后压制而成的草纸，中文译作“纸草”或“莎草纸”的居多；" pergamena" （据老普林尼的《自然史》XIII. 70记载，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国王欧莫奈斯[笔者按：疑为二世]为摆脱埃及托勒密王朝对草纸的垄断而发明了皮纸）因其产量以帕加马的为大宗而得名，意为“帕加马的”，中文通常译为“羊皮纸”。但就鞣制“羊皮纸”的原料而言，不仅仅限于山羊皮或绵羊皮，牛皮甚至于驴皮等均可用作辅料。以羔羊皮为原料制成的“羊皮纸”，因其质地优良而有别于普通的“羊皮纸”，故拉丁文另采用" vellum" 一词加以区分，该词可译为“羔皮纸”或是中文中常见的“羊皮纸”。由是而推，若在宏观上论及西方古典著作的书写材料时，采用“皮纸”（与“草纸”相对应）这一泛称似乎才能真正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目。就动物皮作为书写材料的沿革来看，早期未经鞣制的兽皮纸（diphthera）事实上亦应泛称为皮纸（据希罗多德《历史》V. 58记载，伊奥尼亚人自古——至少在希罗多德所处的年代——即已使用兽皮纸。1977年在阿富汗东北部一座希腊人古城遗址出土的希腊语残篇说明，公元前3世纪前后的东方也曾使用过兽皮纸）。与皮纸相比，早期兽皮纸的制作不仅粗糙，而且使用范围亦有所限。
⑤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eds. ) ,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50.
⑥Pliny, Natural Histor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2, p. 144.
⑦在这两种大写书体中，草书字小，字母笔划多的（如A、E等）往往相互勾连；安色尔字体大，字母间隔宽。从公元4世纪起，希腊拉丁著作均采用安色尔书体，并一直沿用到公元9世纪。
⑧据周一良先生考证（《敦煌写本书仪考（之一）》注1，《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08—209页），卷子是在逐张纸抄写完毕后再粘连而成的。而我们所说的草纸卷在抄写前即已为卷。
⑨事实上，公元前2世纪左右出现在帕加马的皮纸，直到公元2世纪前后才得以广泛应用。
⑩Martial, Epigrams, I. 2. 7—8,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79, p. 30. 罗马诗人马尔提亚尔在其诗集中不仅首次提到皮纸在罗马城的出现，而且指出了皮纸的实用价值，特别是作为书写材料的耐久性。
（11）这一新的形制系源自古代罗马的书板（tabula）。书板是由皮绳连缀而成数量不等的涂蜡木板，初为记事或学童习字的文具，后用于记载法律文书等，及至罗马共和国晚期才为皮纸本所取代。但是，作为一种文具，这种书板在欧洲一直沿用到公元16世纪中期左右。
（12）中国文献学、版本学之于“稿本”这一术语较为普遍的界定是“作者亲笔所写”（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2页）；“著作者的原稿”（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44页）；“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0页）等。在《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稿本》卷中对“稿本”一词则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所说的稿本，通常是就纸本书而言的……一、非纸本书的原始记录形式不属于稿本的范畴……二、虽是纸质的作者手书资料，但作者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也不能说是稿本”（汪庆伯等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页）。本文所见稿本的含义系采用学界较为普遍的解说。尽管西方古典著作的草纸卷在公元2世纪以前还并未“形成‘本’”，但在本文的论述中仍采用“抄本与校本”的概念加以区分。至若西方古典文献学所涉及的学科，举凡古文字学（paleography）、写本学（codicology）以及草纸学（papyrology）等无不包括在内。米辰峰先生在《马比荣与西方古文献学的发展》中认为，“……diplomatics或者paleography，虽然它们曾经分别译为‘古文书学’和‘古文字学’，其实现在都可译为‘古文献学’”。事实上，" diplomatics" 并不属于西方古典文献学（或古文献学）的研究范畴，而" paleography" 亦不过是西方古典文献学（classical philology）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已。兹事体大，容日后专文讨教。
（13）Varro, De re rustica, 3. 5. 8,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6, p. 450.
（14）Johan Nicolai Madvig, De emendandis Ciceronis orationibus pro P. Sestio et in P. Vatinium disputationes, Hauniae, 1833, pp. Ⅰ—Ⅲ. 本文此处所引证的资料系转引自法国美文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希腊古典文献的传承》（La tradition des textes grecs）一书第37页中的引文。该书作者J. 伊里库恩为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主编《法兰西大学古典丛书》长达35年之久，对西方古典著作、尤其是希腊写本文献的传承与校勘有极其深入的研究。
（15）A. Dain, Les Manuscript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49, pp. 108, 108—109.
（16）J. Irigoin,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 concept d' archétype, paru dans La tradition des textes grecs, pour une critique historique, L' ANE D' OR,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3, p. 42.
（17）见于A. F. 迪多《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法译本中所附录的马尔塞林的《修昔底德的生平与写作风格》（巴黎，1868年，第168页），尽管马尔塞林对修昔底德生卒年代的记载前后多有矛盾，但近现代史家在论及古代希腊史学的传承时往往要提及这段逸事。
（18）据说，希罗多德曾因其《历史》一书而得到过一笔丰厚的官方赏金，但其真实性令人质疑，因为史学在古代希腊的地位模糊，它既不属于常规教育亦不受官方的约束，史家的著述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他们是依靠自己的灵感与道德取向来记述历史的。
（19）Horace, Ode, 3. 3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7, p. 279.
（20）Plutarch, Lives, Nicias, 29. 2—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1, Ⅲ, p. 308.
（21）André Wartelle, Histoire du texte d' Eschyle dans l' Antiquité,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1, pp. 41—49.
（22）P. E. Easterling and B. M. W. Knox,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9.
（23）Thucydide, 1. 22. 4, 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1, p. 15.
（24）参见Athenaeus, Deipnosphistae, I. 3a; XIV. 629a,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51, I. p. 11; VI. p. 395. 出生在埃及纳乌克里提斯的阿塞纳埃乌斯一生是在罗马度过的；在《学人夜宴》（Deipnosphistae）一书中，他以叙述者的身份讲述了一位学人在家里举行晚宴以及客人阅读各自带来的诗文与讨论的情景。该书不仅介绍了希腊、罗马、波斯以及西西里不同的烹调风格，而且向世人展示了与宴饮相伴的音乐以及宾主欢愉的场面。文献学上言之，书中所引述的文献片断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佚书的珍贵史料。
（25）L. D. Reynolds and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 Latin Literatu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5.
（26）Plutarch, Moralia, 841—84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9, p. 399.
（27）在历史上，从公元前4世纪初期到公元7世纪中叶希腊人、罗马人先后入主埃及，在该地遗留下大量以古典语文（希腊语、拉丁语）尤其以希腊语为载体的写本文献。由于埃及干燥的地理环境极适于草纸的保存，故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西方古典文献草纸卷（本）残篇几乎均源自那里，在希腊本土1962年仅发现过一片希腊语草纸残篇。
（28）希腊文中的" Museion" 原为“缪斯诸神之殿宇”之义，后演变成现代西文中的“博物馆”或“博物院”一词。创建于亚历山大城的" Museion" ，指的是由王室资助的“希腊文化中心与学人研习、休憩的处所”，其功能有如中国古代的稷下学宫，故而我们把该学术机构试以“学宫”的名目冠之，尽管未能完全达意。
（29）关于该图书馆具体的藏书数量问题，史料的记载出入很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馆藏图书中以渊源不同的抄本居多，而且一部鸿篇巨制的卷数往往包括十几束草纸卷。参见L. D. Reynolds & N. G. Wilson, Scribes &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 Latin Literature, p. 7.
（30）Galien, in Epid. III( 2-4) =CMG V 10. 2. 1( éd. Wenkebach-Pfaff) , Leipzig, 1936, p. 79.
（31）Athenaeus, The Deipnosophistae, I. 3a, p. 11.
（32）Plutarch, Lives, Antony, 58, 5,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68, p. 270.
（33）参见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传承与翻译》，《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2日，第4版。
（34）公元751年，阿拉伯人已掌握造纸术，其制品后经西西里传入东部与西班牙。拜占庭人称这种新型的书写材料为" bambukion" ，其缘起盖因幼发拉底河右岸附近的" Bambuke" （今之曼比季）为当时规模较大的纸张市场或是由于该地为造纸原料的集散地而得名。拜占庭用纸的记录虽然较早，但并未完全取代传统草纸与皮纸的使用（纸最终取代皮纸的时间约在公元14世纪中期前后），官方文献用纸的记录也只是始于公元11世纪中叶。就流传下来的写本而言，现存的纸本文献极为罕见，年代最早的当属公元8世纪左右的希腊语写本（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编目代号为gr. 2200）。
（35）J. Irigoin, Survie et renouveau de la littérature antique
Constantinople( IX[e] siècle) , paru dans La tradition des textes grecs, pour une critique historique, L' ANE D' OR, p. 199. （36）L. D. Reynolds & N. G.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pp. 51—53.
（37）R. H. Rouse, "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s, " in Richard Jenkyns( ed. ) ,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46—47.
（38）Plutarch, Lives, Caesar, 49, 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49, p. 560.
（39）A. Dain, Les Manuscrits, p. 25. 另外，A. 丹在其著作中（第19—20页）针对“古代文献系源自听写”而“《新约》甚至是依据主祭讨论时的听写而来”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倘若有证据可资佐证的话，我可以接受的一点是，某一教会出于保证传播的目的，可能会采取听写的手段用以传抄《圣经》中的‘福音书’或是‘使徒书信’的部分或全部内容……但令我坚信的是，若曾有过此类‘听写’，那也只是极为特殊的一例……最常见的方法应是抄写而非听写”。
（40）在现代西方语文中，用作形容词的“古典”一词系由拉丁语" classicus" 衍生而来。该词最早见于罗马著作家阿乌鲁斯·盖里乌斯（约公元1世纪）的《阿提卡之夜》（XIX. 8. 18）。在探讨某些拉丁语词汇的单复数在特定语境中的含义时，阿乌鲁斯对“第一流的而非普通的著作家”（classicus……scriptor aliquis, non proletarius）的正确使用做出了评判。在他的笔下，" classicus" （第一流的）因与" proletarius" （普通的）相比对而存在，故而前者的著述值得后人仿效。H. J. 罗斯在论述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学术成就时对此进一步解释称，“古典著作”的概念形成于希腊化时代，它指的是从荷马到米南德等伟大著作家的著述；其时人们强调对希腊阿提卡方言著述的研究，并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引发了崇尚“阿提卡方言的思潮”（atticism）。至若希腊、拉丁著作被一并视为“古典的”则始于近代，是受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埃米尔·利特雷（1808—1881）的影响发展而来。就如何解读" classicus" 一词，他认为，该词“用于或属于学院或学校中诸多的等级范畴”。埃米尔的这一界定，其影响大概旁及总体意义上的希腊、拉丁著作家，因为当时在学院或学校所研习的内容——语言、文学、神话、地理与艺术等（所谓的“等级范畴”）——均源自古希腊或古罗马。另外，该形容词从修饰希腊、拉丁著作家本身转而修饰——与现代语文相比——希腊、拉丁语文，其中原因亦可能与埃米尔的界定有着一定的关联。在古代希腊史的断代中，所谓“古典的”指的则是从希波战争（前490—前479）到亚历山大之死（前323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参见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II,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3, p. 467; Dictionnaire de la Grèce antique, Paris: 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et Albin Michel, 2000, pp. 323—325; H. J. Rose, A Handbook of Greek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CO.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INC, 1961;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eds. ) ,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p. 191, 336.
（41）西方古典文献的抄本是以写工抄写的质量、行数以及内容来论价的：“万行，28个德拉克马（笔者按：古希腊钱币中一种较小的单位名称）……6300行，13个德拉克马”；又，“书写上乘者，百行25个德纳里乌斯（笔者按：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古罗马所使用的银币单位名称），次者20；诉状或其他法律文书，百行10个德纳里乌斯。”见E. G. 特纳一书（Greek Manuscript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 转引自Edictum Diocletiani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 col. vii 39—41以及B. M. Papyrus 2110, edited by H. I. Bell, in Aegyptus 2（1921）, 281ff. （Oxyrhynchus, ii A. D. ）中的相关记载。
（42）学界就德迈特里乌斯与托勒密王朝的关系以及亚里士多德藏书的去向等问题争议颇多，莫衷一是。问题的关键涉及前希腊化时期的学术活动对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在校勘方面的影响。参见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8, p. 89; Mostafa EL-Abbadi, The life and Fate of the Ancient Library of Alexandria, Paris: UNESCO/UNDP, 1990, 71ff.
（43）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5. 51,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lliam Heinemann and G. P. Putnam' s Sons, 1925, pp. 502—505; Strabo, Geography, 13, I, 5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30, p. 111.
（44）在现存的草纸写本中（约计30000，其中大部分为私人文献），荷马史诗的卷（本）残篇即多达590余种，由此亦可看出《伊里亚特》与《奥德赛》、尤其是前者在西方古典著作中的地位。
（45）此种方法也是不同于现代西方古典著作校勘的区别所在。在法国的《法兰西大学古典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德国的《拓伊卜纳希腊拉丁古典著作文库》（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以及英国的《牛津古典著作文库》（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等校勘本中，举凡对底本中的讹、脱、衍、倒、错乱等的校勘均纳入正文，而出现在不同版本中的异文及注疏则置于脚注或尾注。
（46）A. Dain, Les Manuscrits, p. 16.
（47）H. J. Rose, A Handbook of Greek Literature, p. 389.
（48）参见J. Irigoin, Le livre grec des origines à la Renaissance（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1） 第77页中的图片及说明文字。另外，A. 丹在其《西方古典著作的写本》一书中（第32页）亦对注疏中的赘言有过例证：“结笔时的欢愉，有如远航者重返港湾般欣欣然”（ Comme le navigateur se réjouit de retrouver le port, ainsi celui qui écrit se réjouit de voir son oeuvre achevé）以及“让我一醉方休，弗朗西斯兄弟！”（Da mihi potum, frater Francisce）等。
（49）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 25.
（50）F. W. Hall, A Companion to Classical Texts, Chicago: Argonaut Inc. , Publisher, 1913, pp. 8—9.
（51）该书的全称为《120卷本名家著述全目》。卡里马库斯在其书中除了把馆藏希腊文写本按史诗、戏剧、历史、哲学、法律、数学以及医学等编目外，还另附有古风与古典时期希腊著作家的略传及其著作的首句及全书的行数。参见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p. 276—277; R. Pfeiffer,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 123 ff.
（52）D. 埃迈尔丁格在论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分卷时认为，其著述中“修昔底德撰曰……”凡9见，亦即9个小题，同时也意味着撰写所用的9卷草纸（Bertrand Hemmerdinger, Essai sur l' histoire du texte de Thucydid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5, p. 18），并援引F. G. 凯尼恩的观点称：“此类标题见于卷末……似乎是暗示着当一卷被阅过之后，其结语部分便成为一卷的开篇。而按照常人之习性，读者很可能不会自寻麻烦去重新卷起已经读过的东西而使一卷的开篇起于卷首。由是，后来的读者或许只要展开结语部分便可查明该卷所记载的内容”。（ F. G. Kenyon, Books and Readers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1, p. 61. ） 事实上，F. G. 凯尼恩在书中就这一观点另有注云：“此为本人的一孔之见，并不为学界广泛接受”。凯尼恩对自己的观点虽谦称为“一孔之见”，但其推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至若埃迈尔丁格针对修氏史著分卷所得出的结论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53）M. L. West( ed. ) , Hesiod, Theogony,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p. 150.
（54）修昔底德史著的开篇首句为“修昔底德者，雅典人也，述有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战事”。倘若按照亚历山大城驻馆学者的追题方法，该书的大题应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战记》。鉴于包括《书目》在内的相关文献记载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后人有限的转述中推知当时对修氏史著以及其他古典著作的名书通例。至若近人对修氏史著的追题，除了以人名书外，则多因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最后赢得大战的胜利而冠之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名目，也有因双方陆战集中发生在阿提卡而称之为《阿提卡战争史》的。作为文献学中的研究课题之一，所谓的“大题”即曾是1994年法国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古书中的大题与表述方式”（Titres et articulations du texte dans les oeuvres antiques）。会后结集出版的论文凡30篇，有从词源学角度探讨西文中“大题”一词的，有以一本书为例综述该书大题源流的，亦有宏观上探究大题及表述方法的。余嘉锡先生在论及中国古书名时曾谓：“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其中“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盖由古人著书，其初仅有小题，谓篇名。并无大题也。谓书名。”（余嘉锡：《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7—190页）。中西古典文献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如若合而观之，则多有可比之处，大小题者即为一端。
（55）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 53.
（56）Louis Holtz, Titre et incipit, dans Jean-Claude Fredouille et al. ( éd. ) , Titres et articulations du texte dans les oeuvres antiques, Paris: Institut d' Etudes Augustiniennes, 1997, p. 437.
（57）E. G. Turner, Greek Manuscripts of the Ancient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6.
（58）参见L. D. Reynolds & N. D. Wilson, Scribes and Scholars: 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 pp. 35—36.
（59）在埃及出土的草纸文献虽然大多以地名称引，但就传抄的出处而言，除了一大部分记录当地风俗的文献外，西方古典著作的晚期草纸写本却并非出自当地写工的笔下。
（60）J. Irigoin, Le livre grec des origines à la Renaissance, p. 24; 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 eds. ) ,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p. 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