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明治初期日本关于近代文明的三大争论
筑后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7年2期第16～19页
【作者简介】筑后则，日本国法政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日本的西洋文化研究。
【关 键 词】福泽谕吉/“功利主义”/西村茂树/“德”/中江兆民/“理义”
一、明治初期的近代文明之争
1871年12月，由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府要人组成的日本政府遣外使团自横滨出发，途经华盛顿、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柏林、罗马等地，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了为期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遣外使团于1873年9月归国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遣外使团的正式报告书。在这份报考书中，对当时的欧美社会有如下的考察记述①：
（欧洲）上下皆以快美生活为主意，相互精于生理，并以勤劳之力达到其主意为荣，以无为依人而食为耻。……
然欧美一般皆生活于利欲之中。如按前所述，其政俗精神属我四民之类。而所谓自主之理，只在一味追营私利，并以此为勤劳之生业。此等固执，余等不敢渝薄。而高等人物中，皆以立议会、设会社、论国政为成就。此等于东洋风习相反。
在该报告书中所提及的“快美生活之主意”，即政俗精神一词源于欧美的本萨姆（Jeremy Bentham）和密勒（John Stuart Mill）所提倡的功利主义之中。由此可见，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日本的政要们开始接触了西洋的基本原理。事实上，这些西洋的所谓富强理论随着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开始出现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中。
正如西洋的功利主义理论在日本政要中的遣外使团报告书中所反映的那样，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儒家社会价值观、西洋社会价值观的两种价值观并列的局面。显然，一个是主张修身养性，一种是主张利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日本所引起的社会争论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西洋的社会价值观与儒家社会价值观相比较，西洋社会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百家争鸣”，不像中国儒家文化那样，有着像《论语》等的范本和系统的思想。因此，作为日本近代文明的理论象征而引入日本的西洋价值观本身也是众口不一，加之引入者和启蒙家的各自理解的差异使得明治初期的西洋文明观也是众说纷纭，从而出现了围绕日本近代文明观的论争。
本文以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和中江兆民的西洋观，即近代文明论作为探讨的对象，以期揭示日本近代文明观的起源和脉络。
二、功利主义、道德和理义之争
明治初期，日本实行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三大国策。其中，“殖产兴业”的意义很明确，就是要建立日本的工业和商业生产体系；“富国强兵”的核心意义是要建立军队和军事工业；“文明开化”的深层意义就是认定现存的文化和风俗中存在陋习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化因素。而这三大国策中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无论是“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还是“殖产兴业”，其价值取向就是向欧美学习。这样，在否定日本现有的文化和风俗的基础上的所谓“文明开化”的取向就是认定欧美的文化价值观为近代文明的核心。也就是说，日本“文明开化”需要学习的是欧美的文化和风俗。但是，欧美的近代文明观同传统的中华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文明价值观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和文化积淀中有其比较体系的范本和统一的价值观。而西洋文明观中，不仅文化多层，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需要什么样的西洋近代文明观。为此，在明治初期主要有以下三位启蒙思想家围绕近代文明论展开了争论。
（1）福泽谕吉对“功利主义”的信赖
明治初期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业绩，简而言之，就是将19世纪西欧国家所实现的国民国家的原理、形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构成以及西欧近代文明的理念等介绍给日本的国民。
福泽谕吉就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启蒙思想家。福泽一生有许多论述关于西洋文明和思想的专著。福泽的观点不仅影响了日本政界政要以及日本的政略决策，甚至近代日本的许多思想源都可以追溯到福泽的论述中。而福泽的《劝学篇》至今仍然影响着日本的思想界，由此可见，福泽的启蒙思想影响之深。福泽于1875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论之概略》的论文。在该文中，福泽就西洋文明论述说②：
西洋诸国之文明系虽常以国际间的权谋术数和世界无上之祸即战争为业，但系今日之世界人们认知的顶点之世界。日本尚未达此顶点之界，故应以西洋文明为师。谓文明虽有其精神和外形之分，亦应先习其精神为要。……
文明之根本为知识和道德之进步。西洋文明系以旺盛的知识力量为科学发达的原动力。
按照福泽的解释，旺盛的求知欲可以产生许多疑问，而从疑问中可以发达穷理之学，发现自然界之法则，创造支配自然界的力量技术，扩大世界的想像。同时，自由精神的横溢，可以展开多样的言论、思想，以磨练人们之精神，破除迷信，使之以事物之理进行社会判断、行动的社会基调。
福泽认为，日本文明之所以落后是因封建权力压抑国民思想造成的。福泽为此强调，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文明之国，必须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之尊重为新的道德规范，并为此为社会整体上营造充满自主独立的社会气氛。从这一文脉中可以看出，福泽对“一味追营私利”的功利主义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期望功利主义能够成为打破旧习，肯定和解放个人的欲求的强力武器。
1897年，福泽回顾了自己的60年生涯，在其自传中的结尾部，福泽阐述到，自己曾以努力使“西洋文明之空气吹入日本，并从心底上颠覆国民的人心，使之在绝缘之东洋开拓一新的文明之国，呈现出东有日本，西有英国”为志，为此，福泽认为自己为之所做出的译作、论著、文明教育努力的结果，终于使得日本“（日本）国家整体上在改善并进步，虽然这种进步是徐徐而行，但在数年后一定会更显现出其形其果。盖如甲午战争之战实系官民一致努力之胜。”③
福泽在生涯的最后，还为自己能够在为日本国全体的文明化和“幸福的最大化”做出了贡献而感到满足。
（2）西村茂树的“德”文明论
西村茂树虽然同福泽一样都是明治初期组织启蒙团体“明六社”的西洋学者，但是西村没有赴西洋考察的经历和体验。西村本人曾于1856年至1858年间，在佐仓藩主、幕府老中（外国挂）堀田正睦的门下充任秘书官，亲身经历了日本开国的外交事务，所以比较了解欧美人的思考方式和缜密的论理性。虽然西村所理解的西洋文明与福泽理解的西洋文明近乎相似。但是，西村同福泽理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福泽重新审视了功利主义的功过，对于“知识”表现出了足够的重视，与此相比较，西村则比较重视“德”的研究，强调“德”的重要性。西村之所以强调“德”的价值观，是因为西村感到恐惧的是，如果不以“德”为前提的偏重知识之风将会招致政府高官和特权阶层之专横，进而将招致社会秩序的破绽。
在西村的思维理念中，西村认为，日本的目标是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正因为如此，日本更不宜妄信和一味效仿西洋文明。西村在其《文明开化的顺序》中批评到④：
邦人迄今习欧美之风有两误端。其一为不习欧美人之所以致文明之所以之路，而仅习文明后呈现之皮相；其二为应后习之物为后习，而应先习之物为后习，实为颠倒了本末前后之顺序，至此，吾人习欧美之风虽近二十年有余，而似文明开化之物唯止于其外表之相，致使吾国力日渐疲惫，人心日渐陷于浮薄。
总之，西村主张应批判地学习西洋导致文明的根本原因和文明发展的顺序。从西村思维中可以看出，西村认为西洋文明中严重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道德性。如，在对基督教的认识中，西村认为，西欧诸国是基于基督教理论来理解“世界主义”。按照西村的话说，西欧诸国“其言诚如以博爱仁厚为主”，但是，“其实际上观察却发现其言行完全相反，信奉耶稣之国仅图己国之富强，而常欲侵掠他国，扩自疆土以增其富，故其博爱仅限于己国和同宗之民，对他国民或他宗之教或以轻蔑贱侮，或乘兵以用其威服。”⑤
对于功利主义，西村批驳到，功利主义在国内招致强者之富裕，弱者的零落；在国际间，这种功利主义则体现为国益主义，而国益主义则是对他国他民的压迫和侵夺。西村将英文中的Utilitarianism理解为利益主义。并认为，这种Utilitarianism有“稀薄善恶邪正之区别”、“滋生俗流解释之弊害”，并“容易误解其意”、“助长轻躁浮薄之日本人之缺陷”等四个理论弊端⑥。
通过上述对功利主义理论的批判，西村强调的是在近代文明中对国民的“德”的教育意义。西村在《日本道德论》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无论政治、法律制度如何健全，无论陆海军之武备如何强盛，无论国民教育如何普及，也无论国内有一、二位俊才如何优秀，如果国民全体的品性不善良的话，就不会在国际上有威仪和存在感。正因为如此，日本现在的问题是“以富豪奢侈而不问国民之良品性，以举心思高尚以下之诸要件为国民之模范”⑦。
总之，在西村看来，如果强者不根植自制私利，优先公利和正义的高尚道德的话，那么，功利主义和国益主义的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这完全违反本来的文明精神。这一点是西村思想的精髓所在。
（3）中江兆民的“理义”社会原理
中江兆民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迎来了自己的20岁的生日。中江虽然比福泽、西村相当年少，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江的思想凌驾在福泽和西村之上，是明治时期卓越的思想家。中江本人曾随行岩仓遣外使节团、远赴法国留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归国后，中江曾出任文部省所属的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因选修中国古典科目的问题同文部省发生严重冲突后，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中江的经历可能对其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在福泽、西村和中江三位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的研究中，可能有关中江思想的研究历史最长，而研究的积淀也最为深厚。这可能与中江的启蒙思想中所主张的西洋文明价值论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中华文明文化的价值观，容易为受到传统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文化人所接受的缘故。也因为如此，本文对中江的近代文明论也不做过多的重述。
中江有别于福泽、西村近代文明论之处，就是中江历为强调的“理义”思想和文明价值观。主张日本的近代文明应是引入西洋的“理义”文明文化观。
西村所批判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是从批判功利主义的社会原理的原点出发的。西村认为，功利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可能会导致强者的骄横和高官的腐败和堕落，主张以“德”，即用道德重建东洋的文明规范。而中江批判功利主义是从功利主义原理本身开始，即从功利主义的根本上和本源上对功利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中江认为，功利主义是“自私之利”中建立“公利”。中江认为，在本萨姆（Jeremy Bentham）和密勒（John Stuart Mill）所提倡的功利主义中强调的利如果惠及公众就是公利，利如果只停留在自己就是私利，这种思想本身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中江认为，这种功利主义暗含有以公之名暗实私利而欺公众之理论漏洞。进而，中江对功利主义，即Utilitarianism的原理的有效性本身从其本源上就持疑问。认为功利主义没有普通的妥当性。
那么，何为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普遍原理。关于这一点，中江主张，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西方中共同的价值观，即“理义”。
民权为至理，自由平等为大义。违反此等理义者不能不接受处罚。综有一百个帝国主义亦不能灭没此等理义。帝王虽尊，亦应敬重此等理义，以保其尊。此等理远在汉土就有孟轲、柳宗元为之觑觑，亦非欧美专有⑧。
在这里，中江所主张的核心就是，“公正”和“真实”应是支配文明社会中人们应实践之路，即“理义”之路。而将“理义”的世界现实化则是政治、言论以及事业家的责任和义务。
三、结论
在日本近代的始发点的明治初期，围绕国家和社会的构筑上，主要有“功利”、“道德”、“理义”这三个论点。对于功利主义的乐观信赖理论则在明治日本的富国强兵的层面实现了；西村虽然所想所愿的核心是自制的国民道德、特别是统治阶层的德性涵养上，但是遗憾的是国民和统治阶层所为并不充分；甚至中江所主张的“理义”并没有在日本社会扎根，利欲的功利主义动机弥漫了日本的国家和社会，“以民为本”和尊重“恻隐之情”的道义并没有被政界、官界和财界以及华族阶层所履行。西村所主张的“道德”的思想被教育敕语所吸收，为国家主义的国民统制所利用。而中江所主张的“理义”则暗合于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运动中。
另一方面，从西洋文明整体上看，在近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作为经济的政治行为个体的利欲最大限度的认定于“市场原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结果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为基本财产-地球的环境在恶化；富裕仅限于一定的地域、阶层的这种极端化倾向在世界扩散。
总之，在步入近代的入口，体察到西欧文明隆盛的背后的不吉阴暗面的经世家们，之所以强调“德”和“理义”主要是忧虑因个人、国家间、地域间由于优胜劣败而导致极端化所造成的贫富的对立、和平秩序的后退。就此而言，在我们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今日，重新研究和探讨福泽思想的深层含义以及西村和中江的所忧所虑，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探讨的价值。
注释：
①《欧罗巴州政俗总论》，引自《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5），岩波书店，1982年。
②根据岩波书店1962年版。
③富田正文校订、福泽谕吉著：《新订福翁自传》，岩波书店，1978年版。
④西村茂树：《文明开化的顺序》，引自《西村茂树全集》，第2卷，思文阁，1976年版。
⑤西村茂树：《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同上。
⑥西村茂树：《或问十五条》，引自《西村茂树全集》，第1卷，同上。
⑦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同上。
⑧中江兆民著、井田进也校注：《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岩波书店，1995年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10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7年2期第16～19页
【作者简介】筑后则，日本国法政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近代日本的西洋文化研究。
| 【内容提要】 | 本文以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西村茂树、中江兆民所分别主张的近代文明论述为脉络，试图通过对三位明治初期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功利主义”、“德”、“理义”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探讨近代日本引入西洋文明的历史走向。 |
1871年12月，由木户孝允、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府要人组成的日本政府遣外使团自横滨出发，途经华盛顿、伦敦、巴黎、哥本哈根、柏林、罗马等地，对欧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了为期长达一年零九个月的考察。遣外使团于1873年9月归国后，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遣外使团的正式报告书。在这份报考书中，对当时的欧美社会有如下的考察记述①：
（欧洲）上下皆以快美生活为主意，相互精于生理，并以勤劳之力达到其主意为荣，以无为依人而食为耻。……
然欧美一般皆生活于利欲之中。如按前所述，其政俗精神属我四民之类。而所谓自主之理，只在一味追营私利，并以此为勤劳之生业。此等固执，余等不敢渝薄。而高等人物中，皆以立议会、设会社、论国政为成就。此等于东洋风习相反。
在该报告书中所提及的“快美生活之主意”，即政俗精神一词源于欧美的本萨姆（Jeremy Bentham）和密勒（John Stuart Mill）所提倡的功利主义之中。由此可见，在不到两年的考察中，日本的政要们开始接触了西洋的基本原理。事实上，这些西洋的所谓富强理论随着文明开化政策的实施，开始出现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中。
正如西洋的功利主义理论在日本政要中的遣外使团报告书中所反映的那样，明治初期的日本社会，出现了儒家社会价值观、西洋社会价值观的两种价值观并列的局面。显然，一个是主张修身养性，一种是主张利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日本所引起的社会争论可想而知。与此同时，西洋的社会价值观与儒家社会价值观相比较，西洋社会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是“百家争鸣”，不像中国儒家文化那样，有着像《论语》等的范本和系统的思想。因此，作为日本近代文明的理论象征而引入日本的西洋价值观本身也是众口不一，加之引入者和启蒙家的各自理解的差异使得明治初期的西洋文明观也是众说纷纭，从而出现了围绕日本近代文明观的论争。
本文以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和中江兆民的西洋观，即近代文明论作为探讨的对象，以期揭示日本近代文明观的起源和脉络。
二、功利主义、道德和理义之争
明治初期，日本实行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的三大国策。其中，“殖产兴业”的意义很明确，就是要建立日本的工业和商业生产体系；“富国强兵”的核心意义是要建立军队和军事工业；“文明开化”的深层意义就是认定现存的文化和风俗中存在陋习或不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化因素。而这三大国策中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无论是“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还是“殖产兴业”，其价值取向就是向欧美学习。这样，在否定日本现有的文化和风俗的基础上的所谓“文明开化”的取向就是认定欧美的文化价值观为近代文明的核心。也就是说，日本“文明开化”需要学习的是欧美的文化和风俗。但是，欧美的近代文明观同传统的中华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华文明体系中的文明价值观就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和文化积淀中有其比较体系的范本和统一的价值观。而西洋文明观中，不仅文化多层，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需要什么样的西洋近代文明观。为此，在明治初期主要有以下三位启蒙思想家围绕近代文明论展开了争论。
（1）福泽谕吉对“功利主义”的信赖
明治初期日本的启蒙思想家们的主要业绩，简而言之，就是将19世纪西欧国家所实现的国民国家的原理、形态、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构成以及西欧近代文明的理念等介绍给日本的国民。
福泽谕吉就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一位启蒙思想家。福泽一生有许多论述关于西洋文明和思想的专著。福泽的观点不仅影响了日本政界政要以及日本的政略决策，甚至近代日本的许多思想源都可以追溯到福泽的论述中。而福泽的《劝学篇》至今仍然影响着日本的思想界，由此可见，福泽的启蒙思想影响之深。福泽于1875年，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论之概略》的论文。在该文中，福泽就西洋文明论述说②：
西洋诸国之文明系虽常以国际间的权谋术数和世界无上之祸即战争为业，但系今日之世界人们认知的顶点之世界。日本尚未达此顶点之界，故应以西洋文明为师。谓文明虽有其精神和外形之分，亦应先习其精神为要。……
文明之根本为知识和道德之进步。西洋文明系以旺盛的知识力量为科学发达的原动力。
按照福泽的解释，旺盛的求知欲可以产生许多疑问，而从疑问中可以发达穷理之学，发现自然界之法则，创造支配自然界的力量技术，扩大世界的想像。同时，自由精神的横溢，可以展开多样的言论、思想，以磨练人们之精神，破除迷信，使之以事物之理进行社会判断、行动的社会基调。
福泽认为，日本文明之所以落后是因封建权力压抑国民思想造成的。福泽为此强调，日本要想成为一个文明之国，必须以个人的独立、自由之尊重为新的道德规范，并为此为社会整体上营造充满自主独立的社会气氛。从这一文脉中可以看出，福泽对“一味追营私利”的功利主义采取了肯定的态度，期望功利主义能够成为打破旧习，肯定和解放个人的欲求的强力武器。
1897年，福泽回顾了自己的60年生涯，在其自传中的结尾部，福泽阐述到，自己曾以努力使“西洋文明之空气吹入日本，并从心底上颠覆国民的人心，使之在绝缘之东洋开拓一新的文明之国，呈现出东有日本，西有英国”为志，为此，福泽认为自己为之所做出的译作、论著、文明教育努力的结果，终于使得日本“（日本）国家整体上在改善并进步，虽然这种进步是徐徐而行，但在数年后一定会更显现出其形其果。盖如甲午战争之战实系官民一致努力之胜。”③
福泽在生涯的最后，还为自己能够在为日本国全体的文明化和“幸福的最大化”做出了贡献而感到满足。
（2）西村茂树的“德”文明论
西村茂树虽然同福泽一样都是明治初期组织启蒙团体“明六社”的西洋学者，但是西村没有赴西洋考察的经历和体验。西村本人曾于1856年至1858年间，在佐仓藩主、幕府老中（外国挂）堀田正睦的门下充任秘书官，亲身经历了日本开国的外交事务，所以比较了解欧美人的思考方式和缜密的论理性。虽然西村所理解的西洋文明与福泽理解的西洋文明近乎相似。但是，西村同福泽理论的最大区别还在于，福泽重新审视了功利主义的功过，对于“知识”表现出了足够的重视，与此相比较，西村则比较重视“德”的研究，强调“德”的重要性。西村之所以强调“德”的价值观，是因为西村感到恐惧的是，如果不以“德”为前提的偏重知识之风将会招致政府高官和特权阶层之专横，进而将招致社会秩序的破绽。
在西村的思维理念中，西村认为，日本的目标是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正因为如此，日本更不宜妄信和一味效仿西洋文明。西村在其《文明开化的顺序》中批评到④：
邦人迄今习欧美之风有两误端。其一为不习欧美人之所以致文明之所以之路，而仅习文明后呈现之皮相；其二为应后习之物为后习，而应先习之物为后习，实为颠倒了本末前后之顺序，至此，吾人习欧美之风虽近二十年有余，而似文明开化之物唯止于其外表之相，致使吾国力日渐疲惫，人心日渐陷于浮薄。
总之，西村主张应批判地学习西洋导致文明的根本原因和文明发展的顺序。从西村思维中可以看出，西村认为西洋文明中严重的不足之处在于它的道德性。如，在对基督教的认识中，西村认为，西欧诸国是基于基督教理论来理解“世界主义”。按照西村的话说，西欧诸国“其言诚如以博爱仁厚为主”，但是，“其实际上观察却发现其言行完全相反，信奉耶稣之国仅图己国之富强，而常欲侵掠他国，扩自疆土以增其富，故其博爱仅限于己国和同宗之民，对他国民或他宗之教或以轻蔑贱侮，或乘兵以用其威服。”⑤
对于功利主义，西村批驳到，功利主义在国内招致强者之富裕，弱者的零落；在国际间，这种功利主义则体现为国益主义，而国益主义则是对他国他民的压迫和侵夺。西村将英文中的Utilitarianism理解为利益主义。并认为，这种Utilitarianism有“稀薄善恶邪正之区别”、“滋生俗流解释之弊害”，并“容易误解其意”、“助长轻躁浮薄之日本人之缺陷”等四个理论弊端⑥。
通过上述对功利主义理论的批判，西村强调的是在近代文明中对国民的“德”的教育意义。西村在《日本道德论》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无论政治、法律制度如何健全，无论陆海军之武备如何强盛，无论国民教育如何普及，也无论国内有一、二位俊才如何优秀，如果国民全体的品性不善良的话，就不会在国际上有威仪和存在感。正因为如此，日本现在的问题是“以富豪奢侈而不问国民之良品性，以举心思高尚以下之诸要件为国民之模范”⑦。
总之，在西村看来，如果强者不根植自制私利，优先公利和正义的高尚道德的话，那么，功利主义和国益主义的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这完全违反本来的文明精神。这一点是西村思想的精髓所在。
（3）中江兆民的“理义”社会原理
中江兆民是在明治维新时才迎来了自己的20岁的生日。中江虽然比福泽、西村相当年少，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江的思想凌驾在福泽和西村之上，是明治时期卓越的思想家。中江本人曾随行岩仓遣外使节团、远赴法国留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归国后，中江曾出任文部省所属的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因选修中国古典科目的问题同文部省发生严重冲突后，辞去了校长的职务。中江的经历可能对其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在福泽、西村和中江三位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家的研究中，可能有关中江思想的研究历史最长，而研究的积淀也最为深厚。这可能与中江的启蒙思想中所主张的西洋文明价值论述比较接近于传统的中华文明文化的价值观，容易为受到传统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文化人所接受的缘故。也因为如此，本文对中江的近代文明论也不做过多的重述。
中江有别于福泽、西村近代文明论之处，就是中江历为强调的“理义”思想和文明价值观。主张日本的近代文明应是引入西洋的“理义”文明文化观。
西村所批判的功利主义的角度是从批判功利主义的社会原理的原点出发的。西村认为，功利主义在现实社会中可能会导致强者的骄横和高官的腐败和堕落，主张以“德”，即用道德重建东洋的文明规范。而中江批判功利主义是从功利主义原理本身开始，即从功利主义的根本上和本源上对功利主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中江认为，功利主义是“自私之利”中建立“公利”。中江认为，在本萨姆（Jeremy Bentham）和密勒（John Stuart Mill）所提倡的功利主义中强调的利如果惠及公众就是公利，利如果只停留在自己就是私利，这种思想本身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中江认为，这种功利主义暗含有以公之名暗实私利而欺公众之理论漏洞。进而，中江对功利主义，即Utilitarianism的原理的有效性本身从其本源上就持疑问。认为功利主义没有普通的妥当性。
那么，何为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普遍原理。关于这一点，中江主张，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中西方中共同的价值观，即“理义”。
民权为至理，自由平等为大义。违反此等理义者不能不接受处罚。综有一百个帝国主义亦不能灭没此等理义。帝王虽尊，亦应敬重此等理义，以保其尊。此等理远在汉土就有孟轲、柳宗元为之觑觑，亦非欧美专有⑧。
在这里，中江所主张的核心就是，“公正”和“真实”应是支配文明社会中人们应实践之路，即“理义”之路。而将“理义”的世界现实化则是政治、言论以及事业家的责任和义务。
三、结论
在日本近代的始发点的明治初期，围绕国家和社会的构筑上，主要有“功利”、“道德”、“理义”这三个论点。对于功利主义的乐观信赖理论则在明治日本的富国强兵的层面实现了；西村虽然所想所愿的核心是自制的国民道德、特别是统治阶层的德性涵养上，但是遗憾的是国民和统治阶层所为并不充分；甚至中江所主张的“理义”并没有在日本社会扎根，利欲的功利主义动机弥漫了日本的国家和社会，“以民为本”和尊重“恻隐之情”的道义并没有被政界、官界和财界以及华族阶层所履行。西村所主张的“道德”的思想被教育敕语所吸收，为国家主义的国民统制所利用。而中江所主张的“理义”则暗合于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运动中。
另一方面，从西洋文明整体上看，在近代文明发展进程中作为经济的政治行为个体的利欲最大限度的认定于“市场原理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种结果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为基本财产-地球的环境在恶化；富裕仅限于一定的地域、阶层的这种极端化倾向在世界扩散。
总之，在步入近代的入口，体察到西欧文明隆盛的背后的不吉阴暗面的经世家们，之所以强调“德”和“理义”主要是忧虑因个人、国家间、地域间由于优胜劣败而导致极端化所造成的贫富的对立、和平秩序的后退。就此而言，在我们已经步入现代社会的今日，重新研究和探讨福泽思想的深层含义以及西村和中江的所忧所虑，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探讨的价值。
注释：
①《欧罗巴州政俗总论》，引自《特命全权大使米欧回览》（5），岩波书店，1982年。
②根据岩波书店1962年版。
③富田正文校订、福泽谕吉著：《新订福翁自传》，岩波书店，1978年版。
④西村茂树：《文明开化的顺序》，引自《西村茂树全集》，第2卷，思文阁，1976年版。
⑤西村茂树：《世界主义和国家主义》，同上。
⑥西村茂树：《或问十五条》，引自《西村茂树全集》，第1卷，同上。
⑦西村茂树：《日本道德论》，同上。
⑧中江兆民著、井田进也校注：《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岩波书店，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