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
王晓菊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2期第95～102页
【作者简介】王晓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俄罗斯远东/犹太自治州/犹太人
公元前一世纪，犹太人的故乡巴勒斯坦被罗马帝国占据，犹太民族从此踏上了长达两千年的漂泊之旅。1948年5月14日，根据联合国《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在近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宣告成立。此时，在黑龙江左岸的一片原始森林地带，苏联远东（今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① 业已度过20年的风雨历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行政区，犹太自治州的创建与发展不仅反映出东亚局势的风云变幻、苏联远东移民与开发的时代特征，而且折射出苏联对待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及其后果。犹太自治州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苏联在遥远的东部边疆设立这样一个犹太民族行政区有着哪些意图？犹太自治州在70多年间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本文依据近年来俄罗斯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及新发现的档案资料，试对这些问题加以探讨。
一
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中游左岸的大弯曲处，坐落着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惟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犹太自治州。该州为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及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所环绕（与中国的边界线绵延584公里），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联邦领土面积的0.2％，为俄罗斯远东联邦区10个联邦主体中最小的一个。
犹太自治州所在区域原为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28日），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今犹太自治州辖区即在其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于军事战略目的，加速东部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步伐。自1891年5月， 俄国动工修筑举世闻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08年以后，随着阿穆尔铁路的敷设，在横贯今犹太自治州的铁路沿线上陆续出现几处居民点，其中包括建于1912年的季洪卡亚，即今天的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
苏联时代，比罗比詹地区的开发同沙皇统治下备受欺凌的犹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倡导的民族自治原则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1926年11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在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代表大会上表示，必须将“大部分犹太人变成定居的、至少有数十万人聚集的农业居民”。短短几年间，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在俄罗斯远东逐步形成。
1928年3月28日，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远东边疆区阿穆尔沿岸地带的空闲土地划归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以供犹太族劳动者集中居住》的决议，并确定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将于阿穆尔沿岸地带设立犹太民族行政区。1930年8月20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远东边疆区组建比罗比詹民族区》的决议。翌年，比罗比詹民族区最早的犹太居民点季洪卡亚更名为比罗比詹工人新村。1934年5月7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比罗比詹民族区升格为犹太自治州。1937年3月2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犹太自治州的行政中心比罗比詹工人新村获得城市地位。自1938年10月20日起，犹太自治州隶属于新成立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苏联解体以后，犹太自治州脱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成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主体，但是它未能像俄罗斯境内其他4个自治州（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阿迪格自治州、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哈卡斯自治州）那样升格为共和国，而是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称谓。
二
十月革命前，犹太人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繁衍快、人口多的一个少数民族。1795年，俄国的犹太人口总计75万至80万，在各民族人口之中列第九位②。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俄罗斯帝国有521.58万犹太居民，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大致集中了全球2／3的犹太人。20世纪初，犹太民族位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之后，为俄罗斯帝国第五大民族。当时，大约只有4 万名犹太人散居于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③，主要在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叶尼塞斯克等大城市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和立陶宛恢复独立、罗马尼亚实现民族统一，俄国大批犹太居民转而成为这些东欧国家的公民。
早在1914年，列宁曾指出，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受到犹太民族所受到的那种压迫和迫害，必须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性法律，保障犹太人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④。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犹太人问题便受到特别关注。1918年1月，俄罗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附设犹太民族事务委员部，以领导援助与安置犹太居民的工作。那时，苏俄境内的200 余万犹太居民基本分布于乌克兰西部的几个州及白俄罗斯，即沙俄时代在西部划出的“犹太人居住区”。
20年代初，美国犹太慈善组织“焦因特”（“犹太战争难民援助基金分配委员会”）建议苏联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木半岛北部设立犹太自治区，并承诺提供大笔贷款。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的三位犹太裔委员列·达·托洛茨基、列·鲍·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以及政治局委员尼·伊·布哈林、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等对此表示赞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经讨论后认为，犹太自治区宜设于俄罗斯的克里木半岛，由此产生了“克里木方案”。然而，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主张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克里木方案”。1924年8月29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两个专门机构：其一为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隶属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院主席团，直接从事土地划拨和移民工程；其二为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负责舆论宣传、筹集资金以及组织移民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工作。在这两个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克里木半岛的犹太民族区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克里木半岛濒临黑海、亚速海，属温带草原气候，且靠近东欧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区，但苏联在这里建立犹太自治区的尝试无果而终，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早在1921年10月18日，克里木半岛即建有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克里木方案”遭到当地政府和居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的坚决抵制。第二，经苏联政府的准许，约20万鞑靼族侨民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重返故土，地窄人稠的克里木半岛因此面临土地不足的困境。如果苏联政府执意实现“克里木方案”，克里木半岛势必变成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之间利益冲突的发源地。第三，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同党内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斗争以及对“人民的敌人”的揭露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克里木方案”的命运。1933年以后，苏联党内斗争愈演愈烈，苏联政府对“克里木方案”很快失去兴趣。
为了寻找“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多支考察队分赴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区、北高加索草原等地区。1927年夏，受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的委托，农学家鲍·利·布鲁克教授率领科学考察队前往远东比罗比詹地区。该地区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矿物资源较为丰富，其主要居民、支持白匪活动的阿穆尔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时期多已离散。根据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这里共有500余人，其中包括284名俄罗斯人、160名乌克兰人、13名白俄罗斯人、73名朝鲜人、30名中国人。依据专家们的考察结果，比罗比詹地区被确定为辟建“犹太民族家园”的合适区域，“比罗比詹方案”应运而生。
“比罗比詹方案”得到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和具有犹太血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拉·卡冈诺维奇等领导人的支持，进而在30年代最终取代了“克里木方案”。该方案之所以备受苏联高层人物的青睐，并被加以实施，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加强远东边境地带的安全防卫。远东地区与日本隔海相望，与中国有着三千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对苏联来说，其地缘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20年代末以来，东亚局势的复杂多变引起苏联的高度警觉。1929年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爆发，导致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1932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长春为中心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密切关注着苏联的“比罗比詹方案”。1934年，日本炮制出臭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拟将5万名德国犹太人迁至中国东北⑤，以利用犹太人的资金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面对日本的威胁和挑战，苏联政府着力加强远东边境地带的防卫。比罗比詹民族区的移民策略有所改变，一是采取招募办法吸引移民，二是依靠全盘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被剥夺的农民来增加非犹太族人口的流入，三是动员退役的犹太族红军战士到这里安家落户。1934年5月，苏联宣布设立犹太自治州，此举也是针对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所做的一种对抗性回应。
第二，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加速远东开发步伐。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森林、水产、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对苏联来说，其经济开发意义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远东人口形势急剧恶化。远东南部边境省份仍依靠朝鲜移民和中国移民保持人口增长。根据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方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远东边疆区仅有160万人口，其中包括16.9万名朝鲜人、7.7万名中国人和约1000名日本人⑥。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国家工业化的方针，苏联开始采取优惠、鼓励政策向远东地区大量移民。吸引犹太移民实际上是苏联远东移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比罗比詹方案”，将在一定程度上为远东地区提供传统上由犹太人保证的高技能劳动力。
第三，抵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营造独具特色的“巴勒斯坦”。十月革命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俄国影响颇深，各组织成员约有30万人。1919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被苏俄政府取缔。20年代末，苏联废除“新经济政策”，一些犹太居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势下，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苏联日渐盛行。许多人考虑回归“圣地”巴勒斯坦。对于苏联而言，这意味着熟练劳动力与智力资源将严重流失，也就是苏联将失去大批最优秀的医生、教师、技术人员、工厂管理者、物理学家、化学家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其他科研工作者。苏联希望将犹太人的注意力从犹太复国主义转向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方案，幻想比罗比詹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心驰神往的家园，从而给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以沉重的打击。
应该指出的是，俄共（布）犹太局领导人亚·布拉金和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领导人尤里·拉林等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便对“比罗比詹方案”表示质疑。他们认为，比罗比詹一带偏僻、荒凉，移居者和慈善家的热情将逐渐冷却下来。然而，1928年苏联确定了远东边疆区开发计划，同年载着犹太移民的第一列火车义无反顾地驶向遥远的东方……
三
1928年5月，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数百名犹太移民千里迢迢抵达季洪卡亚，中苏边境上这片寂静的原始森林地带迎来了一个陌生的民族⑦。
苏联在远东边疆区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的举动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反响。许多犹太组织慷慨解囊。美国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在费城、洛杉矶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尼伯等城市举行群众集会，筹措大量资金。到1928年7月1日前，该协会已将11台拖拉机、6辆摩托车、2辆汽车及其他一些设备运往比罗比詹。自1931年7月起，大批国外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比罗比詹。到1932年， 比罗比詹先后接纳了大约1100名国外犹太人，他们主要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勒斯坦。尽管苏联的“犹太民族家园”受到西方一些媒体的肆意诋毁，直到1937年，仍有苏联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的犹太进步人士远道而来。
苏联对比罗比詹地区实施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开发。1934年犹太自治州诞生之时，这里已有缝纫厂、几家砖厂、发电站及日后比罗比詹最大的企业——远东农机厂。1935年12月29日，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劳改营第13支队以超常的速度出色地完成了比罗比詹火车站扩建工程，比罗比詹出现了第一座石结构建筑物。1938年，始建于1911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居民点奥布卢奇耶成为犹太自治州的第二座城市。
随着犹太人的不断涌入，比罗比詹逐步朝着苏联犹太民族文化中心的方向发展。1930年，犹太文的《比罗比詹之星报》和俄文版的同名报纸先后问世。1934年，以犹太文学大师肖洛姆—阿莱汉姆命名的犹太剧院和犹太自治州科学图书馆相继创办。犹太自治州的犹太移民在苏联犹太人口中的比例虽然微乎其微，但却成为苏联犹太民族文学与艺术舞台的主要角色。有关犹太移民的素材广泛反映在苏联文学、摄影和电影等文化作品之中。描写比罗比詹的有最负声望的犹太散文作家达维德·别尔格利松，还有杰尔·尼斯捷尔、佩列茨·马尔基什、达维德·戈弗斯坦等作家。埃姆·卡扎克维奇、鲍利斯·米勒等一代青年文学家也在比罗比詹脱颖而出。
1937—1938年，“大清洗”使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蒙受劫难。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和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等苏联各犹太组织作为“特务巢穴”被摧毁，其干部、员工成了“人民的敌人”。犹太自治州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利别尔伯格、州委书记马·帕·哈夫金等许多领导干部被指控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被处决或遭迫害。来自国外的犹太移民大多被指控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充当美国、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博物馆、犹太教会、报社、学校、剧院等各类犹太文化机构被查封。犹太自治州同国外犹太人机构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自1938年起，即使本国公民迁移到犹太自治州也几乎不再可能。
卫国战争爆发后，犹太自治州的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战争期间，犹太自治州向前线运送了48列重型武器和粮草、被服等军需物资、1500车皮弹药、38车皮军用卫生物资及食品和慰问品，同时有1.2万余人奔赴前线，其中约有7000人牺牲或失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苏联试图通过发展东部工业的途径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增长。犹太自治州迎来一段令人难忘的繁荣岁月。比罗比詹制鞋厂、糖果点心厂、毡靴厂和水泥厂陆续投产，现有企业在扩建。在比罗比詹以及许多村镇的街头巷尾，现代犹太语不绝于耳。1946年4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一项有关扶植犹太自治州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准许《比罗比詹之星报》由原来的每周一期改为每周二期，而该报俄文版的印数增至1万份，版面扩大为4个。此外，在犹太自治州还建立了图书出版机关，出版犹太语丛刊。同年5月， 比罗比詹游击队员大街以犹太经典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名字重新命名。特别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夕，为了防止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蔓延，苏联曾酝酿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旗帜下把国内所有犹太族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科学院院士及国外的大部分犹太人聚拢过来，将犹太自治州提升为犹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犹太人有组织的或自发性的移民活动源源不断。1947年春，来自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中亚等国内各地区的犹太移民多达数百户。1947—1948年，12辆移民专列自乌克兰的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敖德萨驶来，移民人数近1万， 这对于犹太自治州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可是，好景不长。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迅速恶化给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49—1953年犹太自治州良好的发展态势被阻断，犹太民族文化日益萎缩。此后的30多年里，除了州的名称和犹太文的《比罗比詹之星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人联想起犹太自治州的民族属性。尤其是1969年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犹太自治州顷刻间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军事基地。在苏联的犹太人中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即比罗比詹是犹太人流放地。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才是梦寐以求的“乳蜜之源”。
1956年8月29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在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代表团时指出，苏联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了比罗比詹，但犹太人只在这座城市留下一些犹太语的标记。1958年4月9日，赫鲁晓夫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杂志》采访时正式承认，“比罗比詹方案”是不成功的。
四
由于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缺乏吸引力，其突出表现是移居者数量有限、移民外流现象颇为严重。1928年，也就是犹太人迁居比罗比詹的第一年，即有60％以上的移民回流或移居远东其他地区。1928—1933年间，约有2.15万名犹太人迁移到比罗比詹地区，但其中1.15万人最后离开了阿穆尔沿岸的“红色锡安”⑧。尤其是俄罗斯独立以来，迫于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不仅流往国内其他地区，而且大量流向国外。仅在苏联解体后的七年间，犹太自治州即有近6000名犹太人徙居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德国。
事实上，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明显带有象征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总体上看，犹太人并非犹太自治州的主体民族。1934年5 月犹太自治州设立之时，犹太居民占20％，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的较高比例。二战以后的苏联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犹太居民在犹太自治州人口中一直占较小比例。1959年，犹太人占犹太自治州人口的7.7％⑨。1970年，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总计11452人，仅占该州人口的6.6％⑩。1979年，犹太人占该州人口的12％。此后，犹太居民在犹太自治州人口中的比例基本呈下降趋势。1989年，犹太自治州总人口为20.09万，其中俄罗斯人占83.2％、乌克兰人占7.4％、犹太人占4.2％、其他民族占5.2％(11) 。截至2004年1月1日，犹太自治州总人口减至18.98万(12)，其中犹太人的比例仅逾4％。
第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仅为国内犹太人口的极小部分。20世纪30年代末，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口达到最高峰时约为4万， 而同期苏联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口分别为200万、120万左右。1959年，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为14269人， 仅占苏联犹太居民总数的0.7％。1979年，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共计181.1万，基本上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大城市里，只有2万余人居住在犹太自治州。1989年，苏联的犹太族人口总计172万(13)，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不足8500人。目前，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犹太人主要分布于欧俄的大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犹太居民均在10万人以上，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仅有8000人左右。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归结如下：
首先，远东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令犹太人难以接受。犹太自治州地处偏僻、落后的远东边疆，远离苏联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地，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习惯于发达地区生活的犹太人很难产生吸引力。该地区冬季漫长而干冷，夏季阴雨连绵、洪水频仍，且土壤沼泽化严重，西部一带为蜿蜒起伏的山冈，这样的自然条件更令绝大多数犹太人望而却步。尽管犹太移民享有保留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诸多权利，但是“比罗比詹方案”的支持者和响应者并非想象的那么多。早期的犹太移居者当中，不乏一些心血来潮者或在其他地方无以为生的单身汉，或深受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的外籍犹太人。苏联时代，仅在全国范围内，犹太自治州便无法同克里木半岛等气候和暖的平原地区相媲美，其移民规模从未接近过克里木。
其次，大批苏联（俄罗斯）犹太人向往国外生活。苏联时期，犹太人的社会生活明显改善，但是犹太民族仍屡次遭受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如“大清洗”运动、强制迁移一些少数民族及1948—1949年的反犹浪潮、1953年的“医生间谍案”等。当时苏联政府还设立专门委员会，以负责将犹太人流放西伯利亚的行动。赫鲁晓夫时代，犹太人非但不能在外交、外贸、安全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在教育、旅行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犹、排犹做法使得犹太居民普遍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离开苏联的犹太人逐年增多。70年代后，为了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苏联对要求移居国外的犹太人放宽了限制，苏联犹太人似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61—1970年，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只有1.01万。1971—1980年，移居国外的犹太人达24.89万(14)。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犹太人向国外迁徙的势头愈发强劲。在苏联（俄罗斯）犹太人的移民对象国当中，以色列所接纳的人数居高不下：1948—1963年为5—7万，1970—1982年为18万，1989—2002年为93万(15)。
此外，众多犹太难民被苏联拒之门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躲避法西斯分子的残酷迫害，大批犹太人历经周折逃离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中国上海在1933—1941年间接纳了近3万名犹太难民，因而成为东亚最大的犹太人避风港。可是，号称“犹太民族家园”的苏联犹太自治州却未成为犹太难民的栖宿之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的犹太民族文化一度复苏。1987年，在比罗比詹获得城市地位50周年之际，比罗比詹音乐厅落成。一批犹太文题词赫然镌刻于该市的公共建筑物上。1988年，比罗比詹开办了传授犹太语和现代希伯来语的星期日学校。1989年，比罗比詹师范学院成立，是为犹太自治州第一所高等学府。犹太自治州在苦苦探寻着理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人口仅占4％左右。尽管如此，犹太自治州的居民并不希望改变沿用70 年之久的犹太自治州这一名称。在比罗比詹，犹太民族的文化气息正悄然增长着：每两年举办一次犹太人文化节，犹太中学、幼儿园开设犹太语言文化课，2004年为伟大的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等等。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形势的逐步好转，犹太自治州还出现了犹太人从以色列、德国回归的新迹象。
注释：
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犹太研究方兴未艾。近几年，随着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国家档案馆有关文献资料的相继公布，犹太自治州的创建与发展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维克多莉娅·罗曼诺娃和犹太自治州国家档案馆的专家伊丽娜·日尔诺娃分别对犹太自治州的形成及早期移民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另外，个别论述散见于俄罗斯科学院学者有关苏联少数民族迁移与流放、20世纪俄罗斯人口变化及俄罗斯社会史等方面的出版物中，如Ю．А．波利亚科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人口史纲》（Ю．А．Поляков，{K5R901.JPG}{K5R902.JPG}），莫斯科2005年版；帕·马·波良的《非己所愿：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П．М．Полян，{K5R903.JPG}{K5R904.JPG} СССР），莫斯科2001年版。总体而言，关于犹太自治州的历史与现状问题至今尚缺乏专门著述。
②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③ 米·阿·维诺库罗夫、亚·彼·苏霍多洛夫主编：《西伯利亚经济（1900—1928）》（М．А．Винокуров， А． П． Суходолов，{K5R905.jpg}：1900—1928），新西伯利亚1996年版，第7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⑤ 参见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⑥ 帕·马·波良：《非己所愿：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莫斯科2001年版，第91页。
⑦ 尼·费·布盖：《20—50年代：苏联迁移和驱逐犹太居民》（Н．Ф．Бугай，“20—50—е годы：переселение 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СССР”），《祖国历史》（{K5R906.JPG}）1993年第4期，第177页。
⑧ 帕·马·波良：《非己所愿：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第59页。
⑨ 列·列·雷巴科夫斯基：《远东人口150年》（Л．Л．Рыбаковский，{K5R907.JPG}），莫斯科1990年版，第83页。
⑩ 泽夫·卡茨：《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9页。
(11) 俄罗斯国家计划委员会编：《俄罗斯统计年鉴（2002年）》（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K5R908.JPG} 2002），莫斯科2002年版，第95页。
(12) 联邦国家统计处：《2003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数量与流动情况》（Федералъ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K5R909.JPG}{k5R910.JPG}），莫斯科2004年版，第10页。
(13) 转引自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14) В．Б．日罗姆斯卡娅、В．А．伊苏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人口史纲》（В．Б．Жиромская，В．А．Исупов，{K5R911.JPG}{K5R912.JPG}）第3卷第1册，莫斯科2005年版，第118页。
(15) 费利德曼：《“俄罗斯人”的以色列：两个极端之间》（{K5R913.JPG}），莫斯科2003年版，第1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2期第95～102页
【作者简介】王晓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 【内容提要】 | 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犹太自治州诞生于苏联时代，迄今已有70余年的历史。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行政区，犹太自治州的创建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并明显地带有象征意义，其中不仅反映出东亚局势的风云变幻、苏联远东移民与开发的时代特征，而且折射出苏联对待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态度。 |
一
在阿穆尔河（黑龙江）中游左岸的大弯曲处，坐落着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中惟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犹太自治州。该州为俄罗斯远东的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及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所环绕（与中国的边界线绵延584公里），面积为3.6万平方公里，占俄罗斯联邦领土面积的0.2％，为俄罗斯远东联邦区10个联邦主体中最小的一个。
犹太自治州所在区域原为中国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5月28日），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今犹太自治州辖区即在其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出于军事战略目的，加速东部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步伐。自1891年5月， 俄国动工修筑举世闻名的西伯利亚大铁路。1908年以后，随着阿穆尔铁路的敷设，在横贯今犹太自治州的铁路沿线上陆续出现几处居民点，其中包括建于1912年的季洪卡亚，即今天的犹太自治州首府比罗比詹。
苏联时代，比罗比詹地区的开发同沙皇统治下备受欺凌的犹太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倡导的民族自治原则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1926年11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在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代表大会上表示，必须将“大部分犹太人变成定居的、至少有数十万人聚集的农业居民”。短短几年间，世界上第一个“犹太民族家园”在俄罗斯远东逐步形成。
1928年3月28日， 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远东边疆区阿穆尔沿岸地带的空闲土地划归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以供犹太族劳动者集中居住》的决议，并确定在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将于阿穆尔沿岸地带设立犹太民族行政区。1930年8月20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远东边疆区组建比罗比詹民族区》的决议。翌年，比罗比詹民族区最早的犹太居民点季洪卡亚更名为比罗比詹工人新村。1934年5月7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比罗比詹民族区升格为犹太自治州。1937年3月2日，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犹太自治州的行政中心比罗比詹工人新村获得城市地位。自1938年10月20日起，犹太自治州隶属于新成立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苏联解体以后，犹太自治州脱离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成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主体，但是它未能像俄罗斯境内其他4个自治州（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自治州、阿迪格自治州、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州、哈卡斯自治州）那样升格为共和国，而是依旧保持着原来的称谓。
二
十月革命前，犹太人是俄罗斯帝国境内繁衍快、人口多的一个少数民族。1795年，俄国的犹太人口总计75万至80万，在各民族人口之中列第九位②。根据1897年人口普查资料，俄罗斯帝国有521.58万犹太居民，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大致集中了全球2／3的犹太人。20世纪初，犹太民族位居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之后，为俄罗斯帝国第五大民族。当时，大约只有4 万名犹太人散居于幅员辽阔的西伯利亚③，主要在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次克、叶尼塞斯克等大城市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兰和立陶宛恢复独立、罗马尼亚实现民族统一，俄国大批犹太居民转而成为这些东欧国家的公民。
早在1914年，列宁曾指出，在俄国没有哪一个民族受到犹太民族所受到的那种压迫和迫害，必须废除对犹太人权利的一切限制性法律，保障犹太人同其他民族平等的权利④。苏维埃政权成立伊始，犹太人问题便受到特别关注。1918年1月，俄罗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附设犹太民族事务委员部，以领导援助与安置犹太居民的工作。那时，苏俄境内的200 余万犹太居民基本分布于乌克兰西部的几个州及白俄罗斯，即沙俄时代在西部划出的“犹太人居住区”。
20年代初，美国犹太慈善组织“焦因特”（“犹太战争难民援助基金分配委员会”）建议苏联在乌克兰南部和克里木半岛北部设立犹太自治区，并承诺提供大笔贷款。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的三位犹太裔委员列·达·托洛茨基、列·鲍·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以及政治局委员尼·伊·布哈林、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等对此表示赞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经讨论后认为，犹太自治区宜设于俄罗斯的克里木半岛，由此产生了“克里木方案”。然而，俄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主张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克里木方案”。1924年8月29日，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两个专门机构：其一为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隶属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民族院主席团，直接从事土地划拨和移民工程；其二为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负责舆论宣传、筹集资金以及组织移民的教育、医疗、文化生活等工作。在这两个机构的积极推动下，克里木半岛的犹太民族区建设取得了一定进展。
克里木半岛濒临黑海、亚速海，属温带草原气候，且靠近东欧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区，但苏联在这里建立犹太自治区的尝试无果而终，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早在1921年10月18日，克里木半岛即建有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克里木方案”遭到当地政府和居民（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鞑靼人）的坚决抵制。第二，经苏联政府的准许，约20万鞑靼族侨民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重返故土，地窄人稠的克里木半岛因此面临土地不足的困境。如果苏联政府执意实现“克里木方案”，克里木半岛势必变成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信徒之间利益冲突的发源地。第三，同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同党内左翼和右翼势力的斗争以及对“人民的敌人”的揭露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克里木方案”的命运。1933年以后，苏联党内斗争愈演愈烈，苏联政府对“克里木方案”很快失去兴趣。
为了寻找“没有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多支考察队分赴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山区、北高加索草原等地区。1927年夏，受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的委托，农学家鲍·利·布鲁克教授率领科学考察队前往远东比罗比詹地区。该地区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矿物资源较为丰富，其主要居民、支持白匪活动的阿穆尔哥萨克在国内战争时期多已离散。根据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这里共有500余人，其中包括284名俄罗斯人、160名乌克兰人、13名白俄罗斯人、73名朝鲜人、30名中国人。依据专家们的考察结果，比罗比詹地区被确定为辟建“犹太民族家园”的合适区域，“比罗比詹方案”应运而生。
“比罗比詹方案”得到联共（布）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和具有犹太血统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拉·卡冈诺维奇等领导人的支持，进而在30年代最终取代了“克里木方案”。该方案之所以备受苏联高层人物的青睐，并被加以实施，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加强远东边境地带的安全防卫。远东地区与日本隔海相望，与中国有着三千多公里的漫长边界线，对苏联来说，其地缘政治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20年代末以来，东亚局势的复杂多变引起苏联的高度警觉。1929年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爆发，导致中苏两国断绝外交关系。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1932年，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以长春为中心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与此同时，日本密切关注着苏联的“比罗比詹方案”。1934年，日本炮制出臭名昭著的“河豚鱼计划”，拟将5万名德国犹太人迁至中国东北⑤，以利用犹太人的资金及其对美国的影响力在东北地区站稳脚跟。面对日本的威胁和挑战，苏联政府着力加强远东边境地带的防卫。比罗比詹民族区的移民策略有所改变，一是采取招募办法吸引移民，二是依靠全盘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被剥夺的农民来增加非犹太族人口的流入，三是动员退役的犹太族红军战士到这里安家落户。1934年5月，苏联宣布设立犹太自治州，此举也是针对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所做的一种对抗性回应。
第二，吸引高技能劳动力，加速远东开发步伐。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森林、水产、有色金属等自然资源，对苏联来说，其经济开发意义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远东人口形势急剧恶化。远东南部边境省份仍依靠朝鲜移民和中国移民保持人口增长。根据1926年苏联人口普查资料，方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远东边疆区仅有160万人口，其中包括16.9万名朝鲜人、7.7万名中国人和约1000名日本人⑥。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国家工业化的方针，苏联开始采取优惠、鼓励政策向远东地区大量移民。吸引犹太移民实际上是苏联远东移民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比罗比詹方案”，将在一定程度上为远东地区提供传统上由犹太人保证的高技能劳动力。
第三，抵御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营造独具特色的“巴勒斯坦”。十月革命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俄国影响颇深，各组织成员约有30万人。1919年，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被苏俄政府取缔。20年代末，苏联废除“新经济政策”，一些犹太居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势下，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在苏联日渐盛行。许多人考虑回归“圣地”巴勒斯坦。对于苏联而言，这意味着熟练劳动力与智力资源将严重流失，也就是苏联将失去大批最优秀的医生、教师、技术人员、工厂管理者、物理学家、化学家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其他科研工作者。苏联希望将犹太人的注意力从犹太复国主义转向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方案，幻想比罗比詹成为全世界犹太人心驰神往的家园，从而给犹太复国主义思潮以沉重的打击。
应该指出的是，俄共（布）犹太局领导人亚·布拉金和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领导人尤里·拉林等许多有识之士从一开始便对“比罗比詹方案”表示质疑。他们认为，比罗比詹一带偏僻、荒凉，移居者和慈善家的热情将逐渐冷却下来。然而，1928年苏联确定了远东边疆区开发计划，同年载着犹太移民的第一列火车义无反顾地驶向遥远的东方……
三
1928年5月，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部的数百名犹太移民千里迢迢抵达季洪卡亚，中苏边境上这片寂静的原始森林地带迎来了一个陌生的民族⑦。
苏联在远东边疆区创建“犹太民族家园”的举动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反响。许多犹太组织慷慨解囊。美国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在费城、洛杉矶及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尼伯等城市举行群众集会，筹措大量资金。到1928年7月1日前，该协会已将11台拖拉机、6辆摩托车、2辆汽车及其他一些设备运往比罗比詹。自1931年7月起，大批国外犹太人不远万里来到比罗比詹。到1932年， 比罗比詹先后接纳了大约1100名国外犹太人，他们主要来自立陶宛、拉脱维亚、法国、德国、比利时、波兰、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巴勒斯坦。尽管苏联的“犹太民族家园”受到西方一些媒体的肆意诋毁，直到1937年，仍有苏联及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的犹太进步人士远道而来。
苏联对比罗比詹地区实施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性开发。1934年犹太自治州诞生之时，这里已有缝纫厂、几家砖厂、发电站及日后比罗比詹最大的企业——远东农机厂。1935年12月29日，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劳改营第13支队以超常的速度出色地完成了比罗比詹火车站扩建工程，比罗比詹出现了第一座石结构建筑物。1938年，始建于1911年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居民点奥布卢奇耶成为犹太自治州的第二座城市。
随着犹太人的不断涌入，比罗比詹逐步朝着苏联犹太民族文化中心的方向发展。1930年，犹太文的《比罗比詹之星报》和俄文版的同名报纸先后问世。1934年，以犹太文学大师肖洛姆—阿莱汉姆命名的犹太剧院和犹太自治州科学图书馆相继创办。犹太自治州的犹太移民在苏联犹太人口中的比例虽然微乎其微，但却成为苏联犹太民族文学与艺术舞台的主要角色。有关犹太移民的素材广泛反映在苏联文学、摄影和电影等文化作品之中。描写比罗比詹的有最负声望的犹太散文作家达维德·别尔格利松，还有杰尔·尼斯捷尔、佩列茨·马尔基什、达维德·戈弗斯坦等作家。埃姆·卡扎克维奇、鲍利斯·米勒等一代青年文学家也在比罗比詹脱颖而出。
1937—1938年，“大清洗”使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蒙受劫难。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委员会和犹太族劳动者土地规划协会等苏联各犹太组织作为“特务巢穴”被摧毁，其干部、员工成了“人民的敌人”。犹太自治州执行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利别尔伯格、州委书记马·帕·哈夫金等许多领导干部被指控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而被处决或遭迫害。来自国外的犹太移民大多被指控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充当美国、日本间谍而遭逮捕。博物馆、犹太教会、报社、学校、剧院等各类犹太文化机构被查封。犹太自治州同国外犹太人机构之间的联系完全中断。自1938年起，即使本国公民迁移到犹太自治州也几乎不再可能。
卫国战争爆发后，犹太自治州的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战争期间，犹太自治州向前线运送了48列重型武器和粮草、被服等军需物资、1500车皮弹药、38车皮军用卫生物资及食品和慰问品，同时有1.2万余人奔赴前线，其中约有7000人牺牲或失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苏联试图通过发展东部工业的途径带动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增长。犹太自治州迎来一段令人难忘的繁荣岁月。比罗比詹制鞋厂、糖果点心厂、毡靴厂和水泥厂陆续投产，现有企业在扩建。在比罗比詹以及许多村镇的街头巷尾，现代犹太语不绝于耳。1946年4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一项有关扶植犹太自治州文化教育工作的决议，准许《比罗比詹之星报》由原来的每周一期改为每周二期，而该报俄文版的印数增至1万份，版面扩大为4个。此外，在犹太自治州还建立了图书出版机关，出版犹太语丛刊。同年5月， 比罗比詹游击队员大街以犹太经典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的名字重新命名。特别是在以色列建国前夕，为了防止犹太复国主义思潮蔓延，苏联曾酝酿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旗帜下把国内所有犹太族公民——从集体农庄庄员到科学院院士及国外的大部分犹太人聚拢过来，将犹太自治州提升为犹太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犹太人有组织的或自发性的移民活动源源不断。1947年春，来自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中亚等国内各地区的犹太移民多达数百户。1947—1948年，12辆移民专列自乌克兰的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敖德萨驶来，移民人数近1万， 这对于犹太自治州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可是，好景不长。苏联与以色列关系的迅速恶化给苏联犹太人的命运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49—1953年犹太自治州良好的发展态势被阻断，犹太民族文化日益萎缩。此后的30多年里，除了州的名称和犹太文的《比罗比詹之星报》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人联想起犹太自治州的民族属性。尤其是1969年3 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犹太自治州顷刻间变成了与世隔绝的军事基地。在苏联的犹太人中间，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即比罗比詹是犹太人流放地。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才是梦寐以求的“乳蜜之源”。
1956年8月29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在会见加拿大劳工进步代表团时指出，苏联投入大量资金建起了比罗比詹，但犹太人只在这座城市留下一些犹太语的标记。1958年4月9日，赫鲁晓夫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杂志》采访时正式承认，“比罗比詹方案”是不成功的。
四
由于自然条件与人为因素的影响，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对大多数犹太人来说缺乏吸引力，其突出表现是移居者数量有限、移民外流现象颇为严重。1928年，也就是犹太人迁居比罗比詹的第一年，即有60％以上的移民回流或移居远东其他地区。1928—1933年间，约有2.15万名犹太人迁移到比罗比詹地区，但其中1.15万人最后离开了阿穆尔沿岸的“红色锡安”⑧。尤其是俄罗斯独立以来，迫于严峻的社会经济形势，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不仅流往国内其他地区，而且大量流向国外。仅在苏联解体后的七年间，犹太自治州即有近6000名犹太人徙居以色列、美国、加拿大和德国。
事实上，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明显带有象征意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总体上看，犹太人并非犹太自治州的主体民族。1934年5 月犹太自治州设立之时，犹太居民占20％，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的较高比例。二战以后的苏联人口普查资料显示，犹太居民在犹太自治州人口中一直占较小比例。1959年，犹太人占犹太自治州人口的7.7％⑨。1970年，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总计11452人，仅占该州人口的6.6％⑩。1979年，犹太人占该州人口的12％。此后，犹太居民在犹太自治州人口中的比例基本呈下降趋势。1989年，犹太自治州总人口为20.09万，其中俄罗斯人占83.2％、乌克兰人占7.4％、犹太人占4.2％、其他民族占5.2％(11) 。截至2004年1月1日，犹太自治州总人口减至18.98万(12)，其中犹太人的比例仅逾4％。
第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仅为国内犹太人口的极小部分。20世纪30年代末，犹太自治州的犹太人口达到最高峰时约为4万， 而同期苏联和俄罗斯的犹太人口分别为200万、120万左右。1959年，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为14269人， 仅占苏联犹太居民总数的0.7％。1979年，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共计181.1万，基本上居住在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的大城市里，只有2万余人居住在犹太自治州。1989年，苏联的犹太族人口总计172万(13)，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不足8500人。目前，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犹太人主要分布于欧俄的大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的犹太居民均在10万人以上，而犹太自治州的犹太居民仅有8000人左右。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归结如下：
首先，远东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令犹太人难以接受。犹太自治州地处偏僻、落后的远东边疆，远离苏联犹太人的传统聚居地，远离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对习惯于发达地区生活的犹太人很难产生吸引力。该地区冬季漫长而干冷，夏季阴雨连绵、洪水频仍，且土壤沼泽化严重，西部一带为蜿蜒起伏的山冈，这样的自然条件更令绝大多数犹太人望而却步。尽管犹太移民享有保留语言、文化、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诸多权利，但是“比罗比詹方案”的支持者和响应者并非想象的那么多。早期的犹太移居者当中，不乏一些心血来潮者或在其他地方无以为生的单身汉，或深受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影响的外籍犹太人。苏联时代，仅在全国范围内，犹太自治州便无法同克里木半岛等气候和暖的平原地区相媲美，其移民规模从未接近过克里木。
其次，大批苏联（俄罗斯）犹太人向往国外生活。苏联时期，犹太人的社会生活明显改善，但是犹太民族仍屡次遭受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如“大清洗”运动、强制迁移一些少数民族及1948—1949年的反犹浪潮、1953年的“医生间谍案”等。当时苏联政府还设立专门委员会，以负责将犹太人流放西伯利亚的行动。赫鲁晓夫时代，犹太人非但不能在外交、外贸、安全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在教育、旅行等方面依然受到歧视。苏联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犹、排犹做法使得犹太居民普遍怀有不同程度的不满情绪。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离开苏联的犹太人逐年增多。70年代后，为了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苏联对要求移居国外的犹太人放宽了限制，苏联犹太人似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61—1970年，移居国外的犹太人只有1.01万。1971—1980年，移居国外的犹太人达24.89万(14)。90年代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犹太人向国外迁徙的势头愈发强劲。在苏联（俄罗斯）犹太人的移民对象国当中，以色列所接纳的人数居高不下：1948—1963年为5—7万，1970—1982年为18万，1989—2002年为93万(15)。
此外，众多犹太难民被苏联拒之门外。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了躲避法西斯分子的残酷迫害，大批犹太人历经周折逃离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欧洲国家。坐落于黄浦江畔的中国上海在1933—1941年间接纳了近3万名犹太难民，因而成为东亚最大的犹太人避风港。可是，号称“犹太民族家园”的苏联犹太自治州却未成为犹太难民的栖宿之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的犹太民族文化一度复苏。1987年，在比罗比詹获得城市地位50周年之际，比罗比詹音乐厅落成。一批犹太文题词赫然镌刻于该市的公共建筑物上。1988年，比罗比詹开办了传授犹太语和现代希伯来语的星期日学校。1989年，比罗比詹师范学院成立，是为犹太自治州第一所高等学府。犹太自治州在苦苦探寻着理应属于自己的一切……时至今日，在俄罗斯远东的“犹太民族家园”，犹太人口仅占4％左右。尽管如此，犹太自治州的居民并不希望改变沿用70 年之久的犹太自治州这一名称。在比罗比詹，犹太民族的文化气息正悄然增长着：每两年举办一次犹太人文化节，犹太中学、幼儿园开设犹太语言文化课，2004年为伟大的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等等。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经济、社会形势的逐步好转，犹太自治州还出现了犹太人从以色列、德国回归的新迹象。
注释：
①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犹太研究方兴未艾。近几年，随着俄罗斯犹太自治州国家档案馆有关文献资料的相继公布，犹太自治州的创建与发展问题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维克多莉娅·罗曼诺娃和犹太自治州国家档案馆的专家伊丽娜·日尔诺娃分别对犹太自治州的形成及早期移民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另外，个别论述散见于俄罗斯科学院学者有关苏联少数民族迁移与流放、20世纪俄罗斯人口变化及俄罗斯社会史等方面的出版物中，如Ю．А．波利亚科夫主编的《20世纪俄罗斯人口史纲》（Ю．А．Поляков，{K5R901.JPG}{K5R902.JPG}），莫斯科2005年版；帕·马·波良的《非己所愿：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П．М．Полян，{K5R903.JPG}{K5R904.JPG} СССР），莫斯科2001年版。总体而言，关于犹太自治州的历史与现状问题至今尚缺乏专门著述。
②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③ 米·阿·维诺库罗夫、亚·彼·苏霍多洛夫主编：《西伯利亚经济（1900—1928）》（М．А．Винокуров， А． П． Суходолов，{K5R905.jpg}：1900—1928），新西伯利亚1996年版，第71页。
④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⑤ 参见马文·托克耶、玛丽·斯沃茨：《河豚鱼计划》，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⑥ 帕·马·波良：《非己所愿：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莫斯科2001年版，第91页。
⑦ 尼·费·布盖：《20—50年代：苏联迁移和驱逐犹太居民》（Н．Ф．Бугай，“20—50—е годы：переселение и депортации евре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в СССР”），《祖国历史》（{K5R906.JPG}）1993年第4期，第177页。
⑧ 帕·马·波良：《非己所愿：苏联强迫迁移的历史与区域》，第59页。
⑨ 列·列·雷巴科夫斯基：《远东人口150年》（Л．Л．Рыбаковский，{K5R907.JPG}），莫斯科1990年版，第83页。
⑩ 泽夫·卡茨：《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9页。
(11) 俄罗斯国家计划委员会编：《俄罗斯统计年鉴（2002年）》（Госкомстат России，{K5R908.JPG} 2002），莫斯科2002年版，第95页。
(12) 联邦国家统计处：《2003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数量与流动情况》（Федералъ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K5R909.JPG}{k5R910.JPG}），莫斯科2004年版，第10页。
(13) 转引自徐新、凌继尧主编：《犹太百科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14) В．Б．日罗姆斯卡娅、В．А．伊苏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人口史纲》（В．Б．Жиромская，В．А．Исупов，{K5R911.JPG}{K5R912.JPG}）第3卷第1册，莫斯科2005年版，第118页。
(15) 费利德曼：《“俄罗斯人”的以色列：两个极端之间》（{K5R913.JPG}），莫斯科2003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