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拉丁铭文与罗马史研究
冯定雄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求索》(长沙)2007年5期第224～227页
【作者简介】冯定雄，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博士。浙江 舟山 316000
【关 键 词】拉丁铭文/整理与研究/罗马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7）5—224—04
尽管拉丁铭文作为史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在罗马史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则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内学术界，对拉丁铭文的介绍并不多。① 本文试图就拉丁铭文的基本概况，西方学术界对它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它在罗马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局限性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
在拉丁语中，铭文（inscriptio）一词的意思是“写上、签上、题上，标题、标记”，其动词形式为inscribo，英文中的inscription就是由此演化而来。在希腊语中，与这一含义相对应的词是επτγραψ（碑文、铭文），动词形式为επτγρáψω，它的基本意思是“刻上字、刻上标记”，其名词的英文对应词语是epigraphy。在今天的学术界，讲到铭文的时候也基本上把inscription和epigraphy通用。现代用法中，铭文这一术语是指古代存留下来的各种材料上的文字。古代罗马遗留下来的铭文材料极其丰富，现在已发现的铭文数量大约是30万条，而且以每年1,000条的速度增长，[1] 据估计，现在发现的铭文数量大约只占总数的5％左右。[2] 根据英国考古学界的习惯，拉丁铭文通常用“罗马铭文”来代称，[3] 但在我国学术界，我们通常认为拉丁铭文是用拉丁文书写的铭文，而希腊铭文是用希腊文书写的铭文，罗马铭文则既包括拉丁文铭文，又包括希腊文铭文，甚至可以包括古罗马时期的其它铭文，如埃特鲁里亚文铭文。在本文中，我们只把拉丁铭文界定为古罗马时期（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用拉丁文书写的铭文，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拉丁铭文则不在讨论范围。
史学界对拉丁铭文出现的时间颇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它出现的时间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拉丁姆地区出土的陶器碎片，并认为它是所有语言中最早的文本书写。[2] 当代学术界基本上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臆造，没有任何科学依据。[3] 也有人认为最早的拉丁铭文是“公元前7世纪末的一根金饰针上的标号”，[4] 但它作为最早的拉丁铭文的证据也被学术界否定了，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作伪。[5] 得到学术界公认的现存铭文的最早考古证明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被称为“黑宝石”的罗马广场界标石碑，[1] 它是一块石头上的铭文碎片，在其四周都有用古体拉丁文书写的铭文。这个石柱于1898年在波尼广场上发现，那里正是古人认为的罗慕路斯的坟墓并有“黑石”作为标志的地方。这些铭文的语言和书法都非常古老，而且残破得很厉害，它的意义学术界至今也仍未得到完全理解。[6] 早期的铭文并不多，公元前400年以前的铭文材料不超过70条，到共和国末期，数量有所增加，但拉丁铭文最多的时期是帝国时代的公元2—3世纪这100年间，现在发现的拉丁铭文的95％都是这一时期的。[2] 在此之后，拉丁铭文并未间断，中世纪一直得以延续。
拉丁铭文有自己的一些共同特点，综合这些特点可作如下的简要概括。第一，铭文的字数一般都不多，往往用很简洁的语言甚至缩写来表述一件事，如H S E（hic situs/a est）（他／她安葬于此）。第二，在每个字或每个词之间常用区别号作为间隔。这些区别号不仅可以区分各词或字母之间的意义，还可起到简化或装饰的作用。为了起行或排列的需要，任何词语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被任意间隔而缺少区分各词或字母的意义。从公元3世纪起，这种随意错误地加进词语或字母中的区别号的现象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铭文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因而，在此之后，这种区别号又逐渐地停止了使用。第三，铭文中常用词汇的第一个字母或前几个字母的缩写来代替单词本身。这是拉丁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铭文中至少有一个词汇是用缩写形式来替代的。在缩写的词汇中，一个或几个缩写字母往往不止代表一个含义，如A就有可能是很多单词的缩写，如ager（领土、国王；耕地、农事；农村），amicus（朋友），annus（年），Aurelius（人名），avus（祖父，曾祖父，外祖父，外曾祖父；始祖，祖先）等；再如M V F有可能是monumentum vivus fecit（当他活着的时候树立了此纪念碑）的缩写，也有可能是maritus uxori fecit（她的丈夫为妻子立了此碑）的缩写，具体意义得根据上下文的情况来确定。这种缩写情况在拉丁铭文中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多，需要特别留意，同时也要求对一些常见的缩写要非常熟悉。第四，拉丁铭文中常出现连字现象，特别是从公元1世纪起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通常是两个字母连写，但三个字母连写的现象也不少见。如VETVSTATE就有可能连写成VVSTA，TIB有可能连写成B等等。这种连写现象给研究者的解读带来的直接困难是如何判断连写中的第一个字母，这也需要对上下文的背景和对罗马文化的谙熟。这种连写现象不仅在词汇或字母中出现，而且经常出现在数字中，如果出现在数字中，判断难度就更大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人们已经摸索出了拉丁铭文（包括数字）的连写规律，并把它系统整理出来供学习和研究者参考，从而省去后来研究者的很多麻烦。
我们今天所看到和使用的拉丁铭文，往往都是学者们经过整理后的。在整理铭文的过程中，学术界形成了一些约定的规则。（abc），表示圆括号内的字母是铭刻者所漏掉，现代铭文学家把它补上去的，如leg（ionis）。［abc］，表示方括号内的字母是指由于损坏或风化侵蚀而脱落，但基本可以肯定能恢复的字母，如sept［imio Severo］。［····］，表示原铭文的字母已经因损坏或风化侵蚀而脱落，而且不能恢复，每一个点代表一个脱落的字母。［····］，表示原铭文的字母因损坏或风化侵蚀脱落，不能恢复，而且脱落了多少字母也不知道。〈abc〉，表示铭文字母的偶然意外脱落，并不影响释读，如Benentum。｛abc｝表示铭文中多余的字母，没有必要需要它，也有可能是铭刻时错刻上的，如Imp｛p｝eratori。［［abe］］，表示被人故意涂抹掉的字母。Abe，字母下面加点表示由于损坏或风化侵蚀的字母不能确定。［＼＼＼＼＼］，表示铭文中被删除的字母，而且不能肯定恢复，每一个\表示一个字母。{K5R914.JPG}，表示出现在铭文中的，但铭文学家不能理解的字母。最初，在原铭文的每一行前用阿拉伯数字标明其行数，如，1,Imp(eratori) Caes(ari),2,Hadr(iano)Antonino Aug(usto),3,Pio等等；现在当铭文用草体印刷出版时，更多的情况是，这些表示原铭文行数的数字只写到第5行，后面的行与行之间只用／来表示。
二
学者们对拉丁铭文进行目录分类与整理开始于中世纪晚期，中途曾一度停顿，到14世纪又得以继续。科拉一生热爱古典文化，“他每天都在废墟里寻找铭文器物，没有人比他更能阅读和解释铭文”。他收集的最著名的铭文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弗拉维乌斯·韦伯芗的帝国权力的铜表。当时，这一铜表被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用于建造圣约翰·拉特兰的祭坛，导致上面的文字几乎不能辨认，科拉偷偷地把它取了出来认真研究。[8]15 世纪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齐奥·布拉齐奥里尼“注意到古代碑铭的史料价值，常把它提供的历史事实拿来和李维等人的著作进行对比，并公布了公元9世纪的一位僧侣转抄的铭文集”，[8] 他还把自己在罗马收集到的铭文编纂成册。安科纳的克里亚库斯对古典考古极有热情，他认为文献和碑铭作为史料时，碑铭更为可信。1435—1417年，他游历了希腊大陆和爱琴海诸岛，抄录并公布了他所见到的大量碑铭（主要是希腊铭文）。1492年，齐奥万尼·波塔诺在那不勒斯用古典方式为他刚去世的妻子设立过一个纪念堂，在纪念堂里，陈列着他自己收集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铭刻文本。[3] 继意大利人之后，法国学者也开始注意碑铭的史料价值，其中以约瑟夫·朱斯特·斯卡利格尔成就最大。他在各地旅行期间，抄录了大量希腊文、拉丁文碑铭，将其转交给海德尔堡大学的格鲁特乌斯，协助他编辑出版了一部铭文集。铭文集中不仅包含大量的希腊、拉丁铭文，还有一部分伊达拉里亚铭文。16世纪，由马佐齐编辑的考古册子《古代城市铭文集》（罗马，1521年）出版了。[1]
16世纪晚期，在约瑟夫·斯卡里吉尔的鼓动下，普鲁士科学院的学者们前往欧洲收集古代文本，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收获。斯卡里吉尔还鼓励安特卫普的约哈·格鲁特编纂铭文集，并于1602年出版。学者们收集了很多重要的铭文，斯齐庇奥尼·马菲在维罗纳汇集并出版了这些集子。这一时期铭文编目的主要成就还只是来自于诸如鲁多维柯·安东尼奥特别是巴托罗梅奥·波尔格斯这样的学者的个人知识及广泛旅行。
1847年，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从事从古罗马世界收集到的拉丁铭文的出版，其出版物被称为《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num Latinarum，通常被缩写成CIL），它的发起人就是著名的罗马史的巨擘特奥多尔·蒙森（Theodoi Mommsen），时年仅30岁。这一工作意义非凡，它凝聚着蒙森对所有现存铭文的思考及对早期文献、资料和出版物的钩沉，从而确定其发现地和铭文内容。《拉丁铭文集》的编纂是按地理范围划分的，包括整个意大利及各行省，其中十五卷按地理范围涵盖古罗马各地，另三卷是以主题分类整理的。各卷从1862—1863年开始出版。蒙森本人十分勤奋，他所编纂的关于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各卷成为整个丛书的典范。他们用拉丁文为铭文作注，这些拉丁文注释到现在都还在广泛使用，接着各种语言的注释相继而出。各卷在开头都有一个出土文物表及铭文可靠性的简单介绍，接着是另一目录，列出了那些看起来不可靠、或者明显是伪造的内容。重要的内容都集中在众所周知的城市或地区，各种材料的铭文都包含在内，只是杂项铭文被收在各卷之末（罗马例外，因为它的材料太多，足可以单独成册，即第15卷）。在各城市的前面都有关于该城的简单而颇具价值的历史介绍以及通过铭文理解其市民生活的内容。《拉丁铭文集》的出版在铭文研究史上和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世学者认为“在罗马史研究的成果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曾接近这部铭文集。它阐明了罗马公私生活的各部门——行政、城市、军队、赋税、宗教、艺术、社会状况与交通运输情况。哈弗菲尔德很适当地把它比作科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卡米耶·朱利昂还宣称，它是一个学者对有关过去的知识所作出的最大贡献。[9] 因此，我们可以说《拉丁铭文集》在学术史上特别是罗马史研究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尽管《拉丁铭文集》在拉丁铭文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要充分利用它，还得仰仗拉丁语知识，这并非易事；同时，尽管很多卷册都有大量的索引，且各卷所包含的内容都被制成了表格，但是真要利用它还真的并不轻松。为了便于研究和利用，赫尔曼·德索编辑了一个大约有9000条铭文的选集，被称为《拉丁铭文选》（Inscn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即ILs）（1892—1916年，柏林）。该选集是按主题编纂目录，并在每一主题下面有简短的评注，以帮助学者们研究各主题时能考证原始资料。由于它的方便、简洁，其使用率并不亚于CIL，从而成为研究拉丁铭文的经典。
早在19世纪，为教学之便而编辑的附有各资料背景的铭文手册就已出现。比较全面的综合指南是1886年出版的由雷拉·卡格纳特用法语编纂的《拉丁铭文基础教程》（1914年又进行过修订），它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在此之后，更多的手册、参考资料陆续出版，如1931—1932年由意大利学者巴罗切利和科拉第编纂有《意大利拉丁铭文》两册出版，其基本格式与蒙森的《拉丁铭文集》基本一致，也用拉丁文写成，但它的使用更为方便。它不仅对有关各地区的铭文参考书有详细的介绍与评论，同时还公布了一些没有发表的铭文并附有所涉及地区的地图，因而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10] 1952年，法国学者雷蒙·布洛赫出版了《拉丁铭文》，主要探讨了非基督教铭文的书写方法，是一部极优秀的拉丁铭文书写方法的总结，对铭文研究颇有意义。1958年戈登夫妇出版了《日期确定的拉丁铭文集：罗马及其周围》，主要搜集整理了帝国早期的拉丁铭文，正如其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所选铭文都是时间比较确定的。1973年，出版了由古史名家H·梅耶尔编纂的《拉丁铭文入门》，由于其语言十分简洁，舍取精当，使用方便，深得学术界的好评。1983年，亚瑟·戈登编写的《图说拉丁铭文》，是作者对铭文进行终身研究的成就总结，颇具价值。[11]
在地区性的铭文集中，以罗马时代不列颠铭文的研究与出版较为突出。英国学者在蒙森的建议下，准备自己编一部不列颠罗马铭文。这项巨大工程从19世纪末开始准备，经哈佛菲尔德、柯林武德、赖特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5年出版了第1卷，即1965年由R·G·柯林武德和R·P·赖特编辑的《不列颠罗马铭文集》（第1卷）（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I,即RIB I）。它包括2400件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每件铭文都有发现地点、时间、现在的位置与状态、译文、绘图及研究性参考文献介绍，因而极便于学者使用，但该铭文集所包含的材料仅限于1954年前的成就，编号为1—2400。25年后，《不列颠罗马铭文》第2卷分8册出版，包含有5000件杂项铭文，与第1卷相同的是，每件铭文都有译文、铭文状况及研究性书目介绍，时间上包含了1965—1986年新发现的一些铭文，主要是杂项铭文，编号为2401—2505。这两部铭文集互为姊妹篇，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罗马不列颠铭文集。第三卷（RIBⅢ）也在酝酿之中，它将包含更多的新近铭文内容。② 有关拉丁铭文的最新考古发现成果主要发表在《罗马研究杂志》、《不列颠》以及其它一些古典学杂志上。近年来还出版了欧洲其它各地区的铭文集，同时还有罗马世界中各城镇的铭文集。
经过众多学者的艰苦工作，历史碎片终于渐渐地得以修复，从而慢慢展现出它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熠熠光辉。这些数量庞大的碎片，在罗马史的研究中往往能起到历史著作和其他文本材料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因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
与恢宏壮丽的古代罗马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它那相对贫乏的文献史料，一千多年历史的文献史料大多集中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前。正因为如此，罗马早期历史至今一片漆黑，帝国历史也常常令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以至于埃利阿努斯·斯帕提阿努斯等人粗制滥造的《帝王传略》（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居然成为3世纪罗马史料不可多得的瑰宝。4世纪时，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努斯的《历史》（Rerum Gestarum Libri）竟然成为“最后的古典”，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最后的古典”的前13卷也亡佚了。[12] 从此以后，异教作家就在基督教的视野中消失了，罗马帝国的历史似乎永恒地定格在寒碜史料的模糊之中。
好在热衷“荣誉”的罗马人经常会在铭文中留下他们的活动，这些不经意的东西又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些铭文正好成为文献材料匮乏的补充。事实上，史学界对于拉丁铭文（包括其它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的地位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在西方的罗马史学术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一本从没有利用过拉丁铭文的作品，难怪柯林武德踌躇满志地评价道：“作为历史材料的铭文的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论怎样夸张都不过分。除了那些极少且极易分辨的现代伪造铭文，其余的都是当时的真实的文件，学者们已经习惯于大规模地使用它们。可读的铭文文本是不能被损坏的，铭文积累的价值实在令人吃惊。它们是罗马帝国历史与组织的最重要的材料。”[13] 这一略有夸张的评价其实并不过分，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可以从众多的罗马史著作特别是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中也可看出。如牛津大学教授莱维克在她的以罗马早期帝国统治为主题的著作《罗马帝国的统治：史料集》中，各种铭文材料（主要是拉丁铭文）几乎与文献材料平分秋色。[14] 在罗马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拉丁铭文的作用就更不必言了，弗兰克在其经典之作《古代罗马经济概览》的索引中，用了长达37页的篇幅列举其所引用过的铭文，[15] 诸如此类的大规模利用铭文进行研究的著作不胜枚举，更不用说专门利用铭文材料进行研究的著作了。
利用拉丁铭文研究罗马史，常常能把文献没有或者叙述模糊的内容表现清楚。如乔治·麦克唐纳利用铭文详细研究了苏格兰长达36英里的安东尼城墙，考察了它的20个要塞及其军团情况，并公布了17件铭文原件的照片，从而恢复了安东尼城墙及其周围布局的原貌。[16] 1920年，德国学者冯·多玛舍夫斯基通过对当时罗马驻军遗留在罗马道路边上的铭文的研究，重新恢复了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地区的罗马道路网。[17] 70年代以来，在英国雯都兰达出土的罗马驻军木牍文书更是名噪一时，这些木牍填补了自阿古利可拉离任（公元85年）以后到哈德良视察不列颠（122年）之间长达30多年无史料的空白，对恢复当时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在这里的驻军历史意义非凡。[18] 更有甚者，西方学术界把铭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予以探讨，越发增加了其魅力。[19] 在著名的《罗马研究杂志》和《不列颠》杂志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卷都有关于拉丁铭文的整理、介绍或充分利用它进行研究的文章发表，由此也可见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的作用。
尽管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它毕竟有其固有的缺陷，因此在利用它进行研究时必须十分审慎。拉丁铭文文字往往十分简短，很多铭文仅10多字甚至几个字，信息量极少，所以铭文反映的历史不如文献史料系统全面，因而绝不可能代替文献史料。同时，由于拉丁铭文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因而对于罗马其它时期的历史研究颇受限制，特别是早期历史。科瓦略夫哀叹利用拉丁铭文研究早期罗马史就犹如我们利用早期罗马历史文献研究罗马民族的起源一样，终会一无所获，因为这些稀少的铭文“没有真正的历史意义”。[6] 就是在研究铭文集中时期的历史时，我们同样不能仅仅依赖于铭文，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显得缺乏说服力。法国学者J.—D.杜朗在《从罗马墓志铭中统计的死亡率》一文中，主要通过对墓志铭文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古罗马儿童的死亡率应当在30％—40％之间，结果就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20] 就连对拉丁铭文踌躇满志的柯林武德也很惋惜地说：“作为文献，铭文在批判式的详尽研究下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不如文字材料传达的东西多。作为遗物，它传达的信息少于考古材料本身。对于我要问的那些问题，铭文几乎不能提供什么有助于解答的帮助。”[21] 德国考古协会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杰哈德认为，要想理解一件铭文，就必须考察同类的相关例子，并进行充分的比较，才能得出正确背景下的个体特征及其全部意义，他的名言是“一个人单独看一件作品，什么也看不到；当看了一千件作品后，就能看清一件”。[22] 爱德华·杰哈德教授从认识铭文本身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指出了在进行研究时如何利用铭文，自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们进行罗马史的研究时，也许格雷安·奥利弗教授对利用铭文的看法更具方法论意义：“如果有人把铭文文本与它的纪念物和背景分割开来，那么他就失去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内容。传统的铭文出版物已经有一种强调铭文文本的分割倾向。著名的《希腊铭文集》（Inscriptiones Graecae）和《拉丁铭文集》为读者提供了极好且极具权威的版本，但它们也正在走向产生一种高质量的文本倾向，这对于任何想研究铭文所反映的更广阔背景的人来说，它们都有局限。铭文所提供的考古学或地形学背景并非总是详细或容易理解。铭文证据只是遗存的古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如果有人希望理解更广阔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铭文，他就不会把铭文背景与之相分离。”[23] 这与我国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铭文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24] 因此，在罗马史研究中，一方面要看到拉丁铭文作为基础史料之一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它作为史料的局限性。
注释：
① 国内著作对拉丁铭文介绍相对较多的可参见：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48页；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相关内容。
② 关于RIB Ⅱ的详细介绍参见：Britannia,Vol.22.1991;Vol.25,1994;Vol.29,199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求索》(长沙)2007年5期第224～227页
【作者简介】冯定雄，浙江海洋学院人文学院博士。浙江 舟山 316000
| 【内容提要】 | 拉丁铭文是研究罗马史的基础史料之一，西方学术界早已把它作为最普遍的材料运用到相关研究中，但它在我国学术界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简单地介绍了拉丁铭文的基本情况，回顾了西方学术界对拉丁铭文的整理和研究，同时分析了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作为史料的局限性。 |
尽管拉丁铭文作为史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在罗马史研究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则是不争的事实。在国内学术界，对拉丁铭文的介绍并不多。① 本文试图就拉丁铭文的基本概况，西方学术界对它的整理与研究以及它在罗马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局限性作一简要的介绍。
一
在拉丁语中，铭文（inscriptio）一词的意思是“写上、签上、题上，标题、标记”，其动词形式为inscribo，英文中的inscription就是由此演化而来。在希腊语中，与这一含义相对应的词是επτγραψ（碑文、铭文），动词形式为επτγρáψω，它的基本意思是“刻上字、刻上标记”，其名词的英文对应词语是epigraphy。在今天的学术界，讲到铭文的时候也基本上把inscription和epigraphy通用。现代用法中，铭文这一术语是指古代存留下来的各种材料上的文字。古代罗马遗留下来的铭文材料极其丰富，现在已发现的铭文数量大约是30万条，而且以每年1,000条的速度增长，[1] 据估计，现在发现的铭文数量大约只占总数的5％左右。[2] 根据英国考古学界的习惯，拉丁铭文通常用“罗马铭文”来代称，[3] 但在我国学术界，我们通常认为拉丁铭文是用拉丁文书写的铭文，而希腊铭文是用希腊文书写的铭文，罗马铭文则既包括拉丁文铭文，又包括希腊文铭文，甚至可以包括古罗马时期的其它铭文，如埃特鲁里亚文铭文。在本文中，我们只把拉丁铭文界定为古罗马时期（到西罗马帝国灭亡）用拉丁文书写的铭文，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拉丁铭文则不在讨论范围。
史学界对拉丁铭文出现的时间颇有分歧，有学者认为它出现的时间很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年拉丁姆地区出土的陶器碎片，并认为它是所有语言中最早的文本书写。[2] 当代学术界基本上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臆造，没有任何科学依据。[3] 也有人认为最早的拉丁铭文是“公元前7世纪末的一根金饰针上的标号”，[4] 但它作为最早的拉丁铭文的证据也被学术界否定了，认为它只不过是一种作伪。[5] 得到学术界公认的现存铭文的最早考古证明是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被称为“黑宝石”的罗马广场界标石碑，[1] 它是一块石头上的铭文碎片，在其四周都有用古体拉丁文书写的铭文。这个石柱于1898年在波尼广场上发现，那里正是古人认为的罗慕路斯的坟墓并有“黑石”作为标志的地方。这些铭文的语言和书法都非常古老，而且残破得很厉害，它的意义学术界至今也仍未得到完全理解。[6] 早期的铭文并不多，公元前400年以前的铭文材料不超过70条，到共和国末期，数量有所增加，但拉丁铭文最多的时期是帝国时代的公元2—3世纪这100年间，现在发现的拉丁铭文的95％都是这一时期的。[2] 在此之后，拉丁铭文并未间断，中世纪一直得以延续。
拉丁铭文有自己的一些共同特点，综合这些特点可作如下的简要概括。第一，铭文的字数一般都不多，往往用很简洁的语言甚至缩写来表述一件事，如H S E（hic situs/a est）（他／她安葬于此）。第二，在每个字或每个词之间常用区别号作为间隔。这些区别号不仅可以区分各词或字母之间的意义，还可起到简化或装饰的作用。为了起行或排列的需要，任何词语都可以在使用过程中被任意间隔而缺少区分各词或字母的意义。从公元3世纪起，这种随意错误地加进词语或字母中的区别号的现象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铭文本身所要表达的意义，因而，在此之后，这种区别号又逐渐地停止了使用。第三，铭文中常用词汇的第一个字母或前几个字母的缩写来代替单词本身。这是拉丁铭文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几乎所有的铭文中至少有一个词汇是用缩写形式来替代的。在缩写的词汇中，一个或几个缩写字母往往不止代表一个含义，如A就有可能是很多单词的缩写，如ager（领土、国王；耕地、农事；农村），amicus（朋友），annus（年），Aurelius（人名），avus（祖父，曾祖父，外祖父，外曾祖父；始祖，祖先）等；再如M V F有可能是monumentum vivus fecit（当他活着的时候树立了此纪念碑）的缩写，也有可能是maritus uxori fecit（她的丈夫为妻子立了此碑）的缩写，具体意义得根据上下文的情况来确定。这种缩写情况在拉丁铭文中非常重要，而且也非常多，需要特别留意，同时也要求对一些常见的缩写要非常熟悉。第四，拉丁铭文中常出现连字现象，特别是从公元1世纪起这种现象越来越常见，通常是两个字母连写，但三个字母连写的现象也不少见。如VETVSTATE就有可能连写成VVSTA，TIB有可能连写成B等等。这种连写现象给研究者的解读带来的直接困难是如何判断连写中的第一个字母，这也需要对上下文的背景和对罗马文化的谙熟。这种连写现象不仅在词汇或字母中出现，而且经常出现在数字中，如果出现在数字中，判断难度就更大了。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人们已经摸索出了拉丁铭文（包括数字）的连写规律，并把它系统整理出来供学习和研究者参考，从而省去后来研究者的很多麻烦。
我们今天所看到和使用的拉丁铭文，往往都是学者们经过整理后的。在整理铭文的过程中，学术界形成了一些约定的规则。（abc），表示圆括号内的字母是铭刻者所漏掉，现代铭文学家把它补上去的，如leg（ionis）。［abc］，表示方括号内的字母是指由于损坏或风化侵蚀而脱落，但基本可以肯定能恢复的字母，如sept［imio Severo］。［····］，表示原铭文的字母已经因损坏或风化侵蚀而脱落，而且不能恢复，每一个点代表一个脱落的字母。［····］，表示原铭文的字母因损坏或风化侵蚀脱落，不能恢复，而且脱落了多少字母也不知道。〈abc〉，表示铭文字母的偶然意外脱落，并不影响释读，如Ben
二
学者们对拉丁铭文进行目录分类与整理开始于中世纪晚期，中途曾一度停顿，到14世纪又得以继续。科拉一生热爱古典文化，“他每天都在废墟里寻找铭文器物，没有人比他更能阅读和解释铭文”。他收集的最著名的铭文是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授予弗拉维乌斯·韦伯芗的帝国权力的铜表。当时，这一铜表被罗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用于建造圣约翰·拉特兰的祭坛，导致上面的文字几乎不能辨认，科拉偷偷地把它取了出来认真研究。[8]15 世纪时，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齐奥·布拉齐奥里尼“注意到古代碑铭的史料价值，常把它提供的历史事实拿来和李维等人的著作进行对比，并公布了公元9世纪的一位僧侣转抄的铭文集”，[8] 他还把自己在罗马收集到的铭文编纂成册。安科纳的克里亚库斯对古典考古极有热情，他认为文献和碑铭作为史料时，碑铭更为可信。1435—1417年，他游历了希腊大陆和爱琴海诸岛，抄录并公布了他所见到的大量碑铭（主要是希腊铭文）。1492年，齐奥万尼·波塔诺在那不勒斯用古典方式为他刚去世的妻子设立过一个纪念堂，在纪念堂里，陈列着他自己收集的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铭刻文本。[3] 继意大利人之后，法国学者也开始注意碑铭的史料价值，其中以约瑟夫·朱斯特·斯卡利格尔成就最大。他在各地旅行期间，抄录了大量希腊文、拉丁文碑铭，将其转交给海德尔堡大学的格鲁特乌斯，协助他编辑出版了一部铭文集。铭文集中不仅包含大量的希腊、拉丁铭文，还有一部分伊达拉里亚铭文。16世纪，由马佐齐编辑的考古册子《古代城市铭文集》（罗马，1521年）出版了。[1]
16世纪晚期，在约瑟夫·斯卡里吉尔的鼓动下，普鲁士科学院的学者们前往欧洲收集古代文本，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收获。斯卡里吉尔还鼓励安特卫普的约哈·格鲁特编纂铭文集，并于1602年出版。学者们收集了很多重要的铭文，斯齐庇奥尼·马菲在维罗纳汇集并出版了这些集子。这一时期铭文编目的主要成就还只是来自于诸如鲁多维柯·安东尼奥特别是巴托罗梅奥·波尔格斯这样的学者的个人知识及广泛旅行。
1847年，在柏林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从事从古罗马世界收集到的拉丁铭文的出版，其出版物被称为《拉丁铭文集》（Corpus Inscriptinum Latinarum，通常被缩写成CIL），它的发起人就是著名的罗马史的巨擘特奥多尔·蒙森（Theodoi Mommsen），时年仅30岁。这一工作意义非凡，它凝聚着蒙森对所有现存铭文的思考及对早期文献、资料和出版物的钩沉，从而确定其发现地和铭文内容。《拉丁铭文集》的编纂是按地理范围划分的，包括整个意大利及各行省，其中十五卷按地理范围涵盖古罗马各地，另三卷是以主题分类整理的。各卷从1862—1863年开始出版。蒙森本人十分勤奋，他所编纂的关于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各卷成为整个丛书的典范。他们用拉丁文为铭文作注，这些拉丁文注释到现在都还在广泛使用，接着各种语言的注释相继而出。各卷在开头都有一个出土文物表及铭文可靠性的简单介绍，接着是另一目录，列出了那些看起来不可靠、或者明显是伪造的内容。重要的内容都集中在众所周知的城市或地区，各种材料的铭文都包含在内，只是杂项铭文被收在各卷之末（罗马例外，因为它的材料太多，足可以单独成册，即第15卷）。在各城市的前面都有关于该城的简单而颇具价值的历史介绍以及通过铭文理解其市民生活的内容。《拉丁铭文集》的出版在铭文研究史上和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后世学者认为“在罗马史研究的成果方面，没有任何著作曾接近这部铭文集。它阐明了罗马公私生活的各部门——行政、城市、军队、赋税、宗教、艺术、社会状况与交通运输情况。哈弗菲尔德很适当地把它比作科学上的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卡米耶·朱利昂还宣称，它是一个学者对有关过去的知识所作出的最大贡献。[9] 因此，我们可以说《拉丁铭文集》在学术史上特别是罗马史研究史上的地位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尽管《拉丁铭文集》在拉丁铭文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要充分利用它，还得仰仗拉丁语知识，这并非易事；同时，尽管很多卷册都有大量的索引，且各卷所包含的内容都被制成了表格，但是真要利用它还真的并不轻松。为了便于研究和利用，赫尔曼·德索编辑了一个大约有9000条铭文的选集，被称为《拉丁铭文选》（Inscnriptiones Latinae Selectae，即ILs）（1892—1916年，柏林）。该选集是按主题编纂目录，并在每一主题下面有简短的评注，以帮助学者们研究各主题时能考证原始资料。由于它的方便、简洁，其使用率并不亚于CIL，从而成为研究拉丁铭文的经典。
早在19世纪，为教学之便而编辑的附有各资料背景的铭文手册就已出现。比较全面的综合指南是1886年出版的由雷拉·卡格纳特用法语编纂的《拉丁铭文基础教程》（1914年又进行过修订），它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在此之后，更多的手册、参考资料陆续出版，如1931—1932年由意大利学者巴罗切利和科拉第编纂有《意大利拉丁铭文》两册出版，其基本格式与蒙森的《拉丁铭文集》基本一致，也用拉丁文写成，但它的使用更为方便。它不仅对有关各地区的铭文参考书有详细的介绍与评论，同时还公布了一些没有发表的铭文并附有所涉及地区的地图，因而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10] 1952年，法国学者雷蒙·布洛赫出版了《拉丁铭文》，主要探讨了非基督教铭文的书写方法，是一部极优秀的拉丁铭文书写方法的总结，对铭文研究颇有意义。1958年戈登夫妇出版了《日期确定的拉丁铭文集：罗马及其周围》，主要搜集整理了帝国早期的拉丁铭文，正如其书名所揭示的那样，所选铭文都是时间比较确定的。1973年，出版了由古史名家H·梅耶尔编纂的《拉丁铭文入门》，由于其语言十分简洁，舍取精当，使用方便，深得学术界的好评。1983年，亚瑟·戈登编写的《图说拉丁铭文》，是作者对铭文进行终身研究的成就总结，颇具价值。[11]
在地区性的铭文集中，以罗马时代不列颠铭文的研究与出版较为突出。英国学者在蒙森的建议下，准备自己编一部不列颠罗马铭文。这项巨大工程从19世纪末开始准备，经哈佛菲尔德、柯林武德、赖特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65年出版了第1卷，即1965年由R·G·柯林武德和R·P·赖特编辑的《不列颠罗马铭文集》（第1卷）（Roman Inscriptions of Britain I,即RIB I）。它包括2400件刻在石头上的铭文，每件铭文都有发现地点、时间、现在的位置与状态、译文、绘图及研究性参考文献介绍，因而极便于学者使用，但该铭文集所包含的材料仅限于1954年前的成就，编号为1—2400。25年后，《不列颠罗马铭文》第2卷分8册出版，包含有5000件杂项铭文，与第1卷相同的是，每件铭文都有译文、铭文状况及研究性书目介绍，时间上包含了1965—1986年新发现的一些铭文，主要是杂项铭文，编号为2401—2505。这两部铭文集互为姊妹篇，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罗马不列颠铭文集。第三卷（RIBⅢ）也在酝酿之中，它将包含更多的新近铭文内容。② 有关拉丁铭文的最新考古发现成果主要发表在《罗马研究杂志》、《不列颠》以及其它一些古典学杂志上。近年来还出版了欧洲其它各地区的铭文集，同时还有罗马世界中各城镇的铭文集。
经过众多学者的艰苦工作，历史碎片终于渐渐地得以修复，从而慢慢展现出它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熠熠光辉。这些数量庞大的碎片，在罗马史的研究中往往能起到历史著作和其他文本材料所无法代替的作用，因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
与恢宏壮丽的古代罗马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它那相对贫乏的文献史料，一千多年历史的文献史料大多集中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前。正因为如此，罗马早期历史至今一片漆黑，帝国历史也常常令人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感觉，以至于埃利阿努斯·斯帕提阿努斯等人粗制滥造的《帝王传略》（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居然成为3世纪罗马史料不可多得的瑰宝。4世纪时，阿米阿努斯·马尔凯努斯的《历史》（Rerum Gestarum Libri）竟然成为“最后的古典”，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最后的古典”的前13卷也亡佚了。[12] 从此以后，异教作家就在基督教的视野中消失了，罗马帝国的历史似乎永恒地定格在寒碜史料的模糊之中。
好在热衷“荣誉”的罗马人经常会在铭文中留下他们的活动，这些不经意的东西又是如此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现实生活，以至于我们可以说这些铭文正好成为文献材料匮乏的补充。事实上，史学界对于拉丁铭文（包括其它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的地位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在西方的罗马史学术著作中，我们很难找到一本从没有利用过拉丁铭文的作品，难怪柯林武德踌躇满志地评价道：“作为历史材料的铭文的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无论怎样夸张都不过分。除了那些极少且极易分辨的现代伪造铭文，其余的都是当时的真实的文件，学者们已经习惯于大规模地使用它们。可读的铭文文本是不能被损坏的，铭文积累的价值实在令人吃惊。它们是罗马帝国历史与组织的最重要的材料。”[13] 这一略有夸张的评价其实并不过分，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这可以从众多的罗马史著作特别是带有资料汇编性质的著作中也可看出。如牛津大学教授莱维克在她的以罗马早期帝国统治为主题的著作《罗马帝国的统治：史料集》中，各种铭文材料（主要是拉丁铭文）几乎与文献材料平分秋色。[14] 在罗马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拉丁铭文的作用就更不必言了，弗兰克在其经典之作《古代罗马经济概览》的索引中，用了长达37页的篇幅列举其所引用过的铭文，[15] 诸如此类的大规模利用铭文进行研究的著作不胜枚举，更不用说专门利用铭文材料进行研究的著作了。
利用拉丁铭文研究罗马史，常常能把文献没有或者叙述模糊的内容表现清楚。如乔治·麦克唐纳利用铭文详细研究了苏格兰长达36英里的安东尼城墙，考察了它的20个要塞及其军团情况，并公布了17件铭文原件的照片，从而恢复了安东尼城墙及其周围布局的原貌。[16] 1920年，德国学者冯·多玛舍夫斯基通过对当时罗马驻军遗留在罗马道路边上的铭文的研究，重新恢复了莱茵河—多瑙河沿岸地区的罗马道路网。[17] 70年代以来，在英国雯都兰达出土的罗马驻军木牍文书更是名噪一时，这些木牍填补了自阿古利可拉离任（公元85年）以后到哈德良视察不列颠（122年）之间长达30多年无史料的空白，对恢复当时的历史特别是罗马在这里的驻军历史意义非凡。[18] 更有甚者，西方学术界把铭文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予以探讨，越发增加了其魅力。[19] 在著名的《罗马研究杂志》和《不列颠》杂志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卷都有关于拉丁铭文的整理、介绍或充分利用它进行研究的文章发表，由此也可见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的作用。
尽管拉丁铭文在罗马史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但是它毕竟有其固有的缺陷，因此在利用它进行研究时必须十分审慎。拉丁铭文文字往往十分简短，很多铭文仅10多字甚至几个字，信息量极少，所以铭文反映的历史不如文献史料系统全面，因而绝不可能代替文献史料。同时，由于拉丁铭文主要集中在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因而对于罗马其它时期的历史研究颇受限制，特别是早期历史。科瓦略夫哀叹利用拉丁铭文研究早期罗马史就犹如我们利用早期罗马历史文献研究罗马民族的起源一样，终会一无所获，因为这些稀少的铭文“没有真正的历史意义”。[6] 就是在研究铭文集中时期的历史时，我们同样不能仅仅依赖于铭文，否则得出的结论可能显得缺乏说服力。法国学者J.—D.杜朗在《从罗马墓志铭中统计的死亡率》一文中，主要通过对墓志铭文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古罗马儿童的死亡率应当在30％—40％之间，结果就遭到了学者们的批评。[20] 就连对拉丁铭文踌躇满志的柯林武德也很惋惜地说：“作为文献，铭文在批判式的详尽研究下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不如文字材料传达的东西多。作为遗物，它传达的信息少于考古材料本身。对于我要问的那些问题，铭文几乎不能提供什么有助于解答的帮助。”[21] 德国考古协会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杰哈德认为，要想理解一件铭文，就必须考察同类的相关例子，并进行充分的比较，才能得出正确背景下的个体特征及其全部意义，他的名言是“一个人单独看一件作品，什么也看不到；当看了一千件作品后，就能看清一件”。[22] 爱德华·杰哈德教授从认识铭文本身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指出了在进行研究时如何利用铭文，自然具有指导意义。在我们进行罗马史的研究时，也许格雷安·奥利弗教授对利用铭文的看法更具方法论意义：“如果有人把铭文文本与它的纪念物和背景分割开来，那么他就失去了大量极其重要的内容。传统的铭文出版物已经有一种强调铭文文本的分割倾向。著名的《希腊铭文集》（Inscriptiones Graecae）和《拉丁铭文集》为读者提供了极好且极具权威的版本，但它们也正在走向产生一种高质量的文本倾向，这对于任何想研究铭文所反映的更广阔背景的人来说，它们都有局限。铭文所提供的考古学或地形学背景并非总是详细或容易理解。铭文证据只是遗存的古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如果有人希望理解更广阔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的铭文，他就不会把铭文背景与之相分离。”[23] 这与我国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对铭文的看法几乎如出一辙：“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24] 因此，在罗马史研究中，一方面要看到拉丁铭文作为基础史料之一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它作为史料的局限性。
注释：
① 国内著作对拉丁铭文介绍相对较多的可参见：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48页；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的相关内容。
② 关于RIB Ⅱ的详细介绍参见：Britannia,Vol.22.1991;Vol.25,1994;Vol.29,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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