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的崛起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利用
陈奉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07年2期第11～15页
【作者简介】陈秦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关 键 词】日本/崛起/大国关系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7）02—OO11—05
众所周知，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崛起的国家，也是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然现在日本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8％，国土面积是世界的0.25％，但它却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日本的崛起，必须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把握其发展的总过程和一般特征。深入探讨日本在崛起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只看到日本今天的成就，看不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与教训，只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一、日本在近代的崛起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通向近代崛起的关键，日本由此而获得崛起的基础与条件。明治维新对后来日本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领域，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的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成就极为显著。有资料表明，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1873年）则为3.3％，美国（1861—1873年）为5％，德国（1861—1873年）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① 这一速度远远把欧美国家抛在后面。在社会文化领域，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文明开化”的实质，就是以近代欧洲文明为目标，大力学习和引进欧洲文化与科技，甚至引进欧洲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据此，日本不仅掀起了学习欧洲文明的热潮，向欧洲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完整有效的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民接受教育，以至出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情况。时至今日，接受教育、纳税和服兵役成为日本国民的三大义务。在军事领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1872年，太政官向全国发布征兵令，建立近代陆海军常备军。日本政府是把“强兵”作为“富国”的前提看待的，认为国家的富强首先必须做到“兵强”。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在给明治天皇的一份报告中说：“兵制至此方告完备，能够对内镇压蟊贼，对外加强对峙的力量。”一语道出日本建立军事力量的真正目的。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获得了通向崛起的物质技术与结构性功能等有利条件，国力大增，国家面貌为之一新，很快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的崛起是与侵略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874年日本利用琉球岛漂流民在台湾南部被当地人杀害的“牡丹社”事件，派兵占领了琉球。以此为契机，明治政府向中国清政府施加压力，于同年出兵中国台湾。1876年又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将朝鲜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与此相伴随，日本国内出现了各种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1885年10月，柴四郎发表小说《佳人之奇遇》，鼓吹“外伸国权”，呼吁国民：“当今燃眉之急是，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② 柴四郎的对外扩张理论是日本基本国策下的产物，反过来又对日本国策产生影响，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这种理论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早在1855年，被称为明治元勋导师的吉田松阴说过：“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此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系指中国东北——引者注）、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③ 非常清楚，在对外关系上日本执行的是一条对欧美国家协调和“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亚洲”的外交路线。这与日本此时国力发展的相对不足有关，与东亚邻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有关。
日本在走向崛起过程中的两次重要战争奠定了它在东亚的强国地位。其一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打败中国，不仅强占了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大片国土以及巨额的赔款，更为重要的是切断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联系，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成为东亚一霸。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对外掠夺的野心，也使日本全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一向主张学习中国的思想家们纷纷转向，即由崇拜中国文明转向蔑视中国文明，从中西文明的比较中看到中国儒家文明的落伍，进而强调实力强权的重要。甲午战争对日本思想界影响极大，德富苏峰写道：“不可磨灭的深刻而强烈的感受，的确是从这次战役得到的。换言之，这次战役的感受，远远超过斯宾塞、科布顿、布赖特等之影响。……我由此觉悟到：无实力的道理，胜不过有实力的不讲理，欲使道理能行得通，就必须要有使道理能行得通的实力不可。”④ 其二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血腥厮杀，对日本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打败对手，争取战争胜利，日本极力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在财政上，日本在伦敦、纽约等地四次发行外债8亿日元（实得近7亿日元），其中44％募自英国；外债占日俄战费的40.1％。⑤ 日本在与俄国的较量中获胜，让世界列强感到震惊，承认其强国地位。1911年日本完全废除了幕末以来欧美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世纪头十年，日本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是亚洲其他国家不曾有的新现象，从而造成日本较之其他国家发展的巨大优势。日本强国地位的获得得益于国外市场的扩大，对整个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占领支持了国内工业革命，两次战争带动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与战争相关的兵器、军舰等实现了自给，钢铁、机车、电力等大部分能够依靠本国的力量得到解决。日本侵占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在内的2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着约占日本人口1／3的殖民地人口（1600万），其工业潜力位居亚洲之首。铁路、航运和公路运输网络将全国城乡连成一体。日本在崛起之前，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机器生产代替了落后笨拙的手工生产，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工业化的推进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工业化不到40年时间即告完成，从而使日本获得了对亚洲国家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进入世界七个帝国主义强国行列。
在一战中，日本充分利用欧洲列强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攫取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大战爆发后不久，元老井上馨在给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的信中说，此次大战“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以举国一致的团结享受这个天佑……处此千载难逢的大局，为了区区的党情或个人的恩怨而不使适才者适所，决非忧国之行为”。⑥ 此信还提到日本必须参与世界大战、与欧美国家相协调、改变日本在亚洲孤立地位等问题。1914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但宣战后它并没有向欧洲战场投派一兵一卒，而是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欧战爆发后，英、法、俄、德、美等国把主要力量集中欧洲，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乘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取得原属德国的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一战给日本带来的是力量的进一步膨胀。日本利用大国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与国际冲突的根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尝试着与欧美强国协调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惜以卑恭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结好，目的在于减少自己的损失，等待机会谋求发展。吉田茂说过：“日本自从与外国建交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为原则的。”⑦
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追求富强和繁荣，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以强凌弱、掠夺邻国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崛起的历程就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一条掠夺和奴役邻国的道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五·三惨案”（1928）、“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1932）、长城事变（1933）、“七·七”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表明，日本的崛起与战争两种过程一直在相互推动地演变着。它的崛起和繁荣不仅没有给亚洲各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给亚洲各国带来威胁与灾难，最后走上祸人毁己、自取覆灭的不归路。日本的崛起深深打上了黩武传统的烙印，内外政策充满了血腥。
二、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形势，实现二战后第二次崛起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国内经济倒退了2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国内一片狼藉，亲眼目睹了当时日本社会惨状的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写道：“国内已变成焦土，无论是粮食、住宅、衣物，都极度缺乏，而濒临饿死边缘，当时又加上复员军人，明治以来移居海外的人群也一齐涌了回来，自然发生了无可形容的混乱。”⑧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同样写道：“当时日本经济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由于这场战争和日本惨败，除极少数人外，国民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整个工业严重荒废”。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本看不到任何复兴的希望。
但是奇迹终于在日本发生。日本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固然与其国民勤劳苦干、特定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强有力的支持有关，也同样是与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关系、与大国结盟分不开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二战后初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不只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协调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光是历史的必然，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性格上，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过，日本是海岛国家，国土狭小，拥有世界上罕见的稠密人口，为养活这些人，对外发展贸易扩大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美国、英国等自由各国才是日本最尊敬的伙伴。如果考虑到日本今后推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对我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⑨ 寥寥数语，表现出日本与世界强国为伍的特点，也表现出战败后日本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
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依靠与大国和强国的同盟关系求得发展的，与大国结盟的战略在二战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二战前，有1902年英日同盟、1937年德、意、日“三国同盟”，二战后又有美日同盟。依据1952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关系经过1960年调整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时至今日日美间的同盟关系影响仍有增无减。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前岸信介说过：“日本绝不走向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我们经常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其中与美国的合作最为重要。”⑩ 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国矛盾关系，是二战后日本历届领导人使用的战略手段，也是值得人们充分注意的历史现象。
如何在战败的废墟上重新崛起，处理好与大国尤其与美国的关系是关键。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领导人始终以欧美文明为目标，走与欧美大国协调的道路。奠定二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框架的吉田茂认为，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不能游离于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之外，一个国家要实现平稳而有效的发展，不与大国结盟是不行的。他在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明治维新以来先辈深思熟虑带领日本走过的道路，若应用到今天，就是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各国一道前进。这条道路是不能丢的，也不能轻视其意义。另一方面，必须与先进大国相协调、追随，从自主性丧失的卑屈心理下面摆脱出来。我认为这实在应该是日本前进的道路。”(11) 在这里，可以看到二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倾向。
日本与美国结盟的目的，在于迅速恢复国力，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因为二战后初期当务之急是早日复兴经济，结束外国占领和恢复国家独立。但是作为战败国要做到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必须走一条让美国负担其安全保障的道路。由于冷战需要，从1948年以后美国对日政策经历了由削弱到扶植的转变。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军需供应地，接受大量的“特需”，到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生产设备总量、实际国民生产总投资以及农业生产等，都已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战略目标。自1954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国民实际生产总值在1954—195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7％，1959—1963年达到10.8％，1964—1968年达到1O.9％，1969—1973年为9.6％。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实现了再次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汽车、造船、钢铁、彩色电视、半导体研发方面占世界第一位，计算机、智能机器人、激光、新材料和超导材料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科技、经济、金融方面树起了大国形象：1990年世界最大500家工业公司日本占111家；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日本占20家；在汽车生产方面，1989年日本汽车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25.7％，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22％；在粗钢生产方面，日本的产量占世界总份额的14.1％，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13.5％。(12) 二战后日本的经验证明，日本的道路是成功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顺与大国的关系，重返国际社会。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借助美国的支持完成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谨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并非单纯地受那种内涵狭隘的冷战思维的驱使，只要对国家有益就会作出主动选择。在这方面，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恢复日苏邦交和加入联合国就是突出的例子。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从经济上回到了国际社会。此后面临的问题就是从政治上回到国际社会。鸠山一郎在执政时期说过：“我说过对中共与苏俄贸易有何不好？据说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实际上丝毫都无忧虑的必要。……为避免目前世界人类所恐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多与共产圈从事有无相通的交通与贸易。将共产主义一概视为敌人而不跟它们交通或贸易，反而会诱发战争，若要彼此相安无事，最好是加强彼此的交通与贸易。”(13) 这是对现实比较合理的处理态度。日本深知，苏联是二战后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是联合国中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对国际事务有极大的发言权。日本要真正走向国际社会，就必须加入联合国，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经过谈判，日苏两国于1956年10月签订《日苏联合宣言》，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和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同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日本加入联合国。日本自1933年退出“国联”，23年后又重返了国际政治舞台。
其次，利用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形势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日本恰好利用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美国对日本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接受的大量军事订货，这种“特需”收入达32亿美元之多。由于全球冷战的需要，美国力促日本减少或终止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例如1956年支付给缅甸的第一笔赔偿，仅占日本总预算的0.6％，若把次年支付给菲律宾的赔偿算在内，赔偿也仅占其总预算的1.1％，即使支付额最高的1965年也仅占预算的2％。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费解，吉田茂已把当时日本的想法和盘托出：虽然《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日本的赔偿义务，“但是日本并未打算坚持执行这一规定”(14)。日本虽属西方阵营，但它并不愿意为盟友付出，时刻想借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经济问题始终是其对外关系中的首要考虑。国外学者指出：“日本人将许多措施和它的目的，都局限于经济的范围，这样一来，他们不但使国际政治活动内在的危机减至最小限度，而且更发展了一套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不大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倒像一个贸易公司的对外政策。”(15)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日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民族生存与美国影响下的独木桥上摇摇晃晃，这可以从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的意图中体会到：“和美国不能吵架，和苏联也不能吵架，和中国嘛，也尽量少吵。把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变成一个中型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让一亿人吃上饭。”(16)
第三，在崛起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进取精神。日本民族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的民族，很少在成绩面前故步自封。在古代，它是中国文明的崇拜者，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近代，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学习欧洲的科技与文化，促进了社会变迁。二战后又学习和依傍美国，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伙伴与追随者。尽管人们对日本的做法褒贬不一，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日本民族的务实精神与灵活性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及的。日本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崛起于东亚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如今它是全球性强国，正处于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未来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日本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更多地借助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实力，丝毫不顾人类正义与公理，没有给亚洲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发展模式是应该加以批判和否定的。二战后日本的崛起则另当别论，其成功经验有可取之处，在积极利用国际条件，学习、模仿和引进西方技术，维护民族遗产与尊严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对日本崛起的几点思考
近代以来的日本崛起是伴随着对外侵略扩张实现的，具有欧美国家大国崛起的共同规律。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向殖民地转嫁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迅速崛起，进入世界大国行列，改变了东亚发展格局。二战后加入西方阵营，只取不予，成为冷战时代最大的受益者。日本的实例表明，一个国家通过内部变革、充分利用好国际有利条件是可以实现崛起的。审时度势，与物迁移，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从其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明确的发展导向。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不仅学习西洋的科技、军事与工艺制造，还要学习“一种无形的东西”，进而提出“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17) 日本历届政府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二战后日本利用东西方冷战时代的特殊条件，通过引进、吸收和发展新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第二次崛起。
第二，与胜者结盟，与强者为伍，充分利用大国关系。如前所述，日本利用欧美大国关系实现了国家崛起和富强的目标，通过发展硬实力，赢得列强刮目相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二战后又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以及东亚在冷战中的前沿地位，取得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全面支持，相对较容易地实现了崛起目标。
第三，经济与科技实力是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近代以来国家间的竞争与较量都是以实力作为基础的，经济规模与质量，决定国家竞争的胜负。日本之所以能在亚洲称雄并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日本崛起相对较晚，但它抓住了19世纪下半期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有利时机，推进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新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力的规模与质量大大提高，从而获得了崛起的物质基础 二战后又紧紧跟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保持了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第四，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社会本身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社会，它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生存状态，打破了过去那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各国间的联系与竞争越来越频繁与激烈，日本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带来的是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国际间的矛盾、冲突与战争。日本崛起后对邻国的侵略以及同欧美列强的殊死竞争，给世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0页。
③ 依田憙家《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④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页。
⑤ 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⑥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8页。
⑦(14)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第76页。
⑧ 大久保传藏《一页珍贵的历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9年版第99页。
⑨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4卷东京白川书院1983年版第24—25页。
⑩(13) 施嘉明编译《战后日本外交简史——战败至越战》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69页，第115页。
(11) 吉田茂《世界与日本》番町书房1963年版第127页。
(12) 参见特伦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3页。
(15) 当奴·亥尔民《日本与东亚》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7页。
(16) 田尻育三等《岸信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7)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京)2007年2期第11～15页
【作者简介】陈秦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
| 【内容提要】 | 日本的崛起是其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内部改革、重视科技和国民教育之外，对大国关系的利用也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由于日本具备了崛起的物质技术与国际环境等有利条件，因此相对较早地实现了国家崛起，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现代化国家。但是，日本崛起后对邻国的侵略以及同欧美国家的殊死争夺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
众所周知，日本是亚洲近代第一个实现崛起的国家，也是基督教文化圈以外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然现在日本人口只有世界人口的1.8％，国土面积是世界的0.25％，但它却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科技强国。因此，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日本的崛起，必须从历史的宏观视野把握其发展的总过程和一般特征。深入探讨日本在崛起过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对于我国的和平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只看到日本今天的成就，看不到它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与教训，只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一、日本在近代的崛起
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是日本通向近代崛起的关键，日本由此而获得崛起的基础与条件。明治维新对后来日本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经济领域，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日本的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成就极为显著。有资料表明，1866年至1873年日本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2.2％，而英国（1851—1873年）则为3.3％，美国（1861—1873年）为5％，德国（1861—1873年）为3.8％；1874至1890年日本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1％，而英国则为1.7％，美国为5.2％，法国为2.1％，德国为3.5％。① 这一速度远远把欧美国家抛在后面。在社会文化领域，实行“文明开化”政策。“文明开化”的实质，就是以近代欧洲文明为目标，大力学习和引进欧洲文化与科技，甚至引进欧洲的价值观和伦理观。据此，日本不仅掀起了学习欧洲文明的热潮，向欧洲派遣了大批的留学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完整有效的大学、中学、小学教育体系，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国民接受教育，以至出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情况。时至今日，接受教育、纳税和服兵役成为日本国民的三大义务。在军事领域，实行“富国强兵”政策。1872年，太政官向全国发布征兵令，建立近代陆海军常备军。日本政府是把“强兵”作为“富国”的前提看待的，认为国家的富强首先必须做到“兵强”。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在给明治天皇的一份报告中说：“兵制至此方告完备，能够对内镇压蟊贼，对外加强对峙的力量。”一语道出日本建立军事力量的真正目的。
经过明治维新，日本获得了通向崛起的物质技术与结构性功能等有利条件，国力大增，国家面貌为之一新，很快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日本的崛起是与侵略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874年日本利用琉球岛漂流民在台湾南部被当地人杀害的“牡丹社”事件，派兵占领了琉球。以此为契机，明治政府向中国清政府施加压力，于同年出兵中国台湾。1876年又以武力威胁，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将朝鲜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实施其“大陆政策”。与此相伴随，日本国内出现了各种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1885年10月，柴四郎发表小说《佳人之奇遇》，鼓吹“外伸国权”，呼吁国民：“当今燃眉之急是，与其内张十尺之自由，不如外伸一尺之国权”。② 柴四郎的对外扩张理论是日本基本国策下的产物，反过来又对日本国策产生影响，进一步加强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这种理论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早在1855年，被称为明治元勋导师的吉田松阴说过：“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此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系指中国东北——引者注）、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③ 非常清楚，在对外关系上日本执行的是一条对欧美国家协调和“失之于欧美，取之于亚洲”的外交路线。这与日本此时国力发展的相对不足有关，与东亚邻国积贫积弱的现实有关。
日本在走向崛起过程中的两次重要战争奠定了它在东亚的强国地位。其一是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日本打败中国，不仅强占了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大片国土以及巨额的赔款，更为重要的是切断了中国与朝鲜的传统联系，加强了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成为东亚一霸。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对外掠夺的野心，也使日本全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一向主张学习中国的思想家们纷纷转向，即由崇拜中国文明转向蔑视中国文明，从中西文明的比较中看到中国儒家文明的落伍，进而强调实力强权的重要。甲午战争对日本思想界影响极大，德富苏峰写道：“不可磨灭的深刻而强烈的感受，的确是从这次战役得到的。换言之，这次战役的感受，远远超过斯宾塞、科布顿、布赖特等之影响。……我由此觉悟到：无实力的道理，胜不过有实力的不讲理，欲使道理能行得通，就必须要有使道理能行得通的实力不可。”④ 其二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血腥厮杀，对日本同样具有重大意义。为了打败对手，争取战争胜利，日本极力争取英美两国的支持。在财政上，日本在伦敦、纽约等地四次发行外债8亿日元（实得近7亿日元），其中44％募自英国；外债占日俄战费的40.1％。⑤ 日本在与俄国的较量中获胜，让世界列强感到震惊，承认其强国地位。1911年日本完全废除了幕末以来欧美列强强加给日本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20世纪头十年，日本通过工业革命，实现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是亚洲其他国家不曾有的新现象，从而造成日本较之其他国家发展的巨大优势。日本强国地位的获得得益于国外市场的扩大，对整个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占领支持了国内工业革命，两次战争带动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快速发展，与战争相关的兵器、军舰等实现了自给，钢铁、机车、电力等大部分能够依靠本国的力量得到解决。日本侵占了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在内的29.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奴役着约占日本人口1／3的殖民地人口（1600万），其工业潜力位居亚洲之首。铁路、航运和公路运输网络将全国城乡连成一体。日本在崛起之前，首先实现了工业化，机器生产代替了落后笨拙的手工生产，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率。工业化的推进引起了社会的急剧变迁，工业化不到40年时间即告完成，从而使日本获得了对亚洲国家经济、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进入世界七个帝国主义强国行列。
在一战中，日本充分利用欧洲列强间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攫取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大战爆发后不久，元老井上馨在给大隈重信和山县有朋的信中说，此次大战“是对大正时代发展日本国运的天佑，日本国必须立即以举国一致的团结享受这个天佑……处此千载难逢的大局，为了区区的党情或个人的恩怨而不使适才者适所，决非忧国之行为”。⑥ 此信还提到日本必须参与世界大战、与欧美国家相协调、改变日本在亚洲孤立地位等问题。1914年8月日本对德国宣战，但宣战后它并没有向欧洲战场投派一兵一卒，而是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欧战爆发后，英、法、俄、德、美等国把主要力量集中欧洲，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乘机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取得原属德国的太平洋上的几个岛屿。一战给日本带来的是力量的进一步膨胀。日本利用大国关系实现自己的利益，有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原因与国际冲突的根源。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就尝试着与欧美强国协调的外交政策，甚至不惜以卑恭的态度与欧美国家结好，目的在于减少自己的损失，等待机会谋求发展。吉田茂说过：“日本自从与外国建交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协调为原则的。”⑦
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追求富强和繁荣，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发展自己、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以强凌弱、掠夺邻国作为自己的基本国策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纵观日本近代以来崛起的历程就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一条掠夺和奴役邻国的道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五·三惨案”（1928）、“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1932）、长城事变（1933）、“七·七”卢沟桥事变、太平洋战争表明，日本的崛起与战争两种过程一直在相互推动地演变着。它的崛起和繁荣不仅没有给亚洲各国带来和平与繁荣，反而给亚洲各国带来威胁与灾难，最后走上祸人毁己、自取覆灭的不归路。日本的崛起深深打上了黩武传统的烙印，内外政策充满了血腥。
二、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形势，实现二战后第二次崛起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国内经济倒退了25年，几乎所有的工厂都陷于瘫痪，国内一片狼藉，亲眼目睹了当时日本社会惨状的海外撤侨对策特别委员会委员长大久保传藏写道：“国内已变成焦土，无论是粮食、住宅、衣物，都极度缺乏，而濒临饿死边缘，当时又加上复员军人，明治以来移居海外的人群也一齐涌了回来，自然发生了无可形容的混乱。”⑧ 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小林义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一书中同样写道：“当时日本经济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由于这场战争和日本惨败，除极少数人外，国民都陷入了极度的贫困，整个工业严重荒废”。在这样的形势下根本看不到任何复兴的希望。
但是奇迹终于在日本发生。日本在二战后重新崛起，固然与其国民勤劳苦干、特定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强有力的支持有关，也同样是与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关系、与大国结盟分不开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是冷战的最大受益者。二战后初期担任日本首相的吉田茂不只一次地讲过：“日本的立国基调，应该置于自由各国特别是与美国亲善协调上”，“日美关系的重要性，不光是历史的必然，从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性格上，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他还说过，日本是海岛国家，国土狭小，拥有世界上罕见的稠密人口，为养活这些人，对外发展贸易扩大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美国、英国等自由各国才是日本最尊敬的伙伴。如果考虑到日本今后推进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外国资本，在他们当中特别是与美国的亲善关系对我国来说比什么都重要”。⑨ 寥寥数语，表现出日本与世界强国为伍的特点，也表现出战败后日本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
在近现代史上，日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依靠与大国和强国的同盟关系求得发展的，与大国结盟的战略在二战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二战前，有1902年英日同盟、1937年德、意、日“三国同盟”，二战后又有美日同盟。依据1952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建立起来的日美同盟关系经过1960年调整之后得到进一步加强，时至今日日美间的同盟关系影响仍有增无减。在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前岸信介说过：“日本绝不走向共产主义和中立主义，我们经常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其中与美国的合作最为重要。”⑩ 利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大国矛盾关系，是二战后日本历届领导人使用的战略手段，也是值得人们充分注意的历史现象。
如何在战败的废墟上重新崛起，处理好与大国尤其与美国的关系是关键。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领导人始终以欧美文明为目标，走与欧美大国协调的道路。奠定二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框架的吉田茂认为，日本是“世界中的日本”，不能游离于近代以来的国际秩序之外，一个国家要实现平稳而有效的发展，不与大国结盟是不行的。他在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明治维新以来先辈深思熟虑带领日本走过的道路，若应用到今天，就是与以英美为中心的自由各国一道前进。这条道路是不能丢的，也不能轻视其意义。另一方面，必须与先进大国相协调、追随，从自主性丧失的卑屈心理下面摆脱出来。我认为这实在应该是日本前进的道路。”(11) 在这里，可以看到二战后日本外交的主要倾向。
日本与美国结盟的目的，在于迅速恢复国力，改变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因为二战后初期当务之急是早日复兴经济，结束外国占领和恢复国家独立。但是作为战败国要做到这些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在对外关系上必须走一条让美国负担其安全保障的道路。由于冷战需要，从1948年以后美国对日政策经历了由削弱到扶植的转变。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成为美国军需供应地，接受大量的“特需”，到1951年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人均国民收入、劳动生产率、生产设备总量、实际国民生产总投资以及农业生产等，都已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恢复的战略目标。自1954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日本国民实际生产总值在1954—195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7％，1959—1963年达到10.8％，1964—1968年达到1O.9％，1969—1973年为9.6％。这一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实现了再次崛起，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汽车、造船、钢铁、彩色电视、半导体研发方面占世界第一位，计算机、智能机器人、激光、新材料和超导材料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在科技、经济、金融方面树起了大国形象：1990年世界最大500家工业公司日本占111家；世界最大的50家银行日本占20家；在汽车生产方面，1989年日本汽车生产占世界总产量的25.7％，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22％；在粗钢生产方面，日本的产量占世界总份额的14.1％，高于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和的13.5％。(12) 二战后日本的经验证明，日本的道路是成功的。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理顺与大国的关系，重返国际社会。日本奉行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借助美国的支持完成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也谨慎地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并非单纯地受那种内涵狭隘的冷战思维的驱使，只要对国家有益就会作出主动选择。在这方面，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恢复日苏邦交和加入联合国就是突出的例子。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从经济上回到了国际社会。此后面临的问题就是从政治上回到国际社会。鸠山一郎在执政时期说过：“我说过对中共与苏俄贸易有何不好？据说美国对此深感不安，实际上丝毫都无忧虑的必要。……为避免目前世界人类所恐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好多与共产圈从事有无相通的交通与贸易。将共产主义一概视为敌人而不跟它们交通或贸易，反而会诱发战争，若要彼此相安无事，最好是加强彼此的交通与贸易。”(13) 这是对现实比较合理的处理态度。日本深知，苏联是二战后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大国，是联合国中拥有否决权的国家，对国际事务有极大的发言权。日本要真正走向国际社会，就必须加入联合国，而这一切又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经过谈判，日苏两国于1956年10月签订《日苏联合宣言》，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和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苏联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同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日本加入联合国。日本自1933年退出“国联”，23年后又重返了国际政治舞台。
其次，利用东西方对峙的国际形势致力于国内经济建设。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日本恰好利用了这种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美国对日本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以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接受的大量军事订货，这种“特需”收入达32亿美元之多。由于全球冷战的需要，美国力促日本减少或终止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例如1956年支付给缅甸的第一笔赔偿，仅占日本总预算的0.6％，若把次年支付给菲律宾的赔偿算在内，赔偿也仅占其总预算的1.1％，即使支付额最高的1965年也仅占预算的2％。出现这种情况并不令人费解，吉田茂已把当时日本的想法和盘托出：虽然《旧金山和约》规定了日本的赔偿义务，“但是日本并未打算坚持执行这一规定”(14)。日本虽属西方阵营，但它并不愿意为盟友付出，时刻想借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经济问题始终是其对外关系中的首要考虑。国外学者指出：“日本人将许多措施和它的目的，都局限于经济的范围，这样一来，他们不但使国际政治活动内在的危机减至最小限度，而且更发展了一套外交政策。这种政策，不大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倒像一个贸易公司的对外政策。”(15) 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日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民族生存与美国影响下的独木桥上摇摇晃晃，这可以从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的意图中体会到：“和美国不能吵架，和苏联也不能吵架，和中国嘛，也尽量少吵。把东南亚、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都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变成一个中型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让一亿人吃上饭。”(16)
第三，在崛起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进取精神。日本民族是一个不断向外学习的民族，很少在成绩面前故步自封。在古代，它是中国文明的崇拜者，全面学习中国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近代，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学习欧洲的科技与文化，促进了社会变迁。二战后又学习和依傍美国，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伙伴与追随者。尽管人们对日本的做法褒贬不一，但是我们还是要说，日本民族的务实精神与灵活性是亚洲其他国家所不及的。日本作为全球性的经济大国崛起于东亚已有几十年的时间，如今它是全球性强国，正处于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过程中，未来发展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国家的崛起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日本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更多地借助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只承认实力，丝毫不顾人类正义与公理，没有给亚洲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发展模式是应该加以批判和否定的。二战后日本的崛起则另当别论，其成功经验有可取之处，在积极利用国际条件，学习、模仿和引进西方技术，维护民族遗产与尊严方面，是值得称道的。
三、对日本崛起的几点思考
近代以来的日本崛起是伴随着对外侵略扩张实现的，具有欧美国家大国崛起的共同规律。在崛起的过程中通过向殖民地转嫁危机，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迅速崛起，进入世界大国行列，改变了东亚发展格局。二战后加入西方阵营，只取不予，成为冷战时代最大的受益者。日本的实例表明，一个国家通过内部变革、充分利用好国际有利条件是可以实现崛起的。审时度势，与物迁移，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从其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具有明确的发展导向。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略》中明确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不仅学习西洋的科技、军事与工艺制造，还要学习“一种无形的东西”，进而提出“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17) 日本历届政府都是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二战后日本利用东西方冷战时代的特殊条件，通过引进、吸收和发展新技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第二次崛起。
第二，与胜者结盟，与强者为伍，充分利用大国关系。如前所述，日本利用欧美大国关系实现了国家崛起和富强的目标，通过发展硬实力，赢得列强刮目相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二战后又利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以及东亚在冷战中的前沿地位，取得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的全面支持，相对较容易地实现了崛起目标。
第三，经济与科技实力是国家崛起的物质基础。近代以来国家间的竞争与较量都是以实力作为基础的，经济规模与质量，决定国家竞争的胜负。日本之所以能在亚洲称雄并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日本崛起相对较晚，但它抓住了19世纪下半期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有利时机，推进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以技术为中心的新的生产方式，使生产力的规模与质量大大提高，从而获得了崛起的物质基础 二战后又紧紧跟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保持了在世界的领先地位。
第四，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近代社会本身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社会，它的发展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生存状态，打破了过去那种封闭的、与世隔绝的状态，各国间的联系与竞争越来越频繁与激烈，日本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竞争与分工带来的是国际秩序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国际间的矛盾、冲突与战争。日本崛起后对邻国的侵略以及同欧美列强的殊死竞争，给世界留下了诸多的历史教训。
注释：
①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9页。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10页。
③ 依田憙家《近代日本与中国·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的比较》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④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3页。
⑤ 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页。
⑥ 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2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8页。
⑦(14) 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72页，第76页。
⑧ 大久保传藏《一页珍贵的历史》台北海外出版社1969年版第99页。
⑨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4卷东京白川书院1983年版第24—25页。
⑩(13) 施嘉明编译《战后日本外交简史——战败至越战》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69页，第115页。
(11) 吉田茂《世界与日本》番町书房1963年版第127页。
(12) 参见特伦斯·K．霍普金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83页。
(15) 当奴·亥尔民《日本与东亚》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版第7页。
(16) 田尻育三等《岸信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17)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