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冷战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李世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7期第77～83页
【英文标题】 The U.S.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after the Cold War
【作者简介】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 键 词】国际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国家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traditional security/untraditional security/national security
［中图分类号］K712.5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7—0077—08
冷战结束后，美国流行着“冲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等国际安全理论。美国政府的国际安全政策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美国披着反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和维护“国际安全”的外衣，在使世界“民主化”和“消灭世界上的暴政”的口号下，行霸权主义之实，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而对美国霸权主义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更不应低估，应予以充分揭露和认真对待。
一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西方出现了各种新的安全理论，其中最主要的安全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西方领导下的国家间合作，而建构主义理论则公然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要求建立西方统治下的国际安全模式。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最关心的，并不是权利和能力的无限扩张，而是安全本身。因此当追求更大权力、可能冒更大的风险时，国家之间就可能选择有限合作，并使相关国家组成安全体制，以对国家间的权利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的限制。但是国家间的合作，应在西方民主基础上进行。
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化和普遍，使得在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可能。发展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高机遇。这种理论的核心，一是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二是大规模地出卖国有企业，全面快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贸易、投资等绝对自由化。[1](p4)
建构主义理论则综合了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进行发展，提出了“合作安全观”。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合作是由具有“集体身份”的行为体，出于“利己目的”，在强化“自我约束”形成“协力办事”中相互构建的，这个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安全合作的形成过程。[2](p2)
建构主义学派分为“欧洲派”和“美国派”。欧洲学派以哥本哈根学派和英国学派最为著名。哥本哈根学派以“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为中心。在哥本哈根学派中，又有英国学派、美国学派等之分。
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主权过时论，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国际社会”，以保证国际安全。
冷战结束后，巴里·布赞等人在1990年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对传统国际安全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这些论著有：巴里·布赞等5人合著的《欧洲安全的重铸：后冷战时代的前景》出版；1991年，布赞再版了《人民、国际和恐惧：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一书；1993年布赞的《认同、移民和欧洲的新安全议程》出版。这3本书奠定了哥本哈根学派的范式分析基础。此后，布赞又先后出版了《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1993年）、《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1998年）、《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1998年）《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在构建》（2000年）等著作。[3](p11)
巴里·布赞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对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把安全问题放到国际体系（互动或互相依存的单元的最大集成物）、国际次体系（国际体系中的单元群，主要是区域和区域组织）、单元（由各种次集团组织、国家、民族跨国公司等行为体构成）、次单元（单元中有组织的人的集团，如官僚机关、援外集团）和个体等5个层次进行分析。他迷信在这5个层次中，国家、区域和国际体系在国际安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布赞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承认国家、区域和国家体系，在国际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和全球层次之间，存在一个“地区子系统”，即“安全复合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国家主权已经过时，需要西方领导，建立一个“全球国际社会”，取代国家。[4](p1)
布赞说，自文明肇始以来，军事一政治单位一直是主导单位，但是全球化正把国家从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因此这种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他宣称当代主权国家正在进行“大变革”，国家正在被“空心化”，坚固的边界和强大的主权政治被销蚀，这二者正在被可渗透的边界、分层的主权和共同的国际和跨国际的“空间”（电子空间、市民空间、商业空间、法律空间和文明空间）通过“谈判”达到的安排所取代。通过贸易和金融、通讯和传媒、旅游、法律的某些方面和人权等，边界已经变得可被渗透，而且已经千疮百孔等。[3](p316) 布赞还认为，越落后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抵制就“越发强烈”，其相对落后性可能会成为全球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3](p323)
他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落后的国家是前现代国家、中国等是现代国家，而美国、欧盟等民主国家是后现代国家。国家必然向民主的后现代国家转变等。他强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已经过时。他的观点，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唱和，如阿尔伯特（Albert）和布洛克（Brock ）等人说，“非边界化”正在“有效地摧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沃森（Watson）则公开宣扬“反对国际社会中的无节制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而赞同更多地接受“霸权式权威”。[3](p323) 英国学派的观点对美国学派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学派以亚力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和戴维·鲍德威（David Baldwin）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反对国家主权原则，而鼓吹“霸权”。戴维·鲍德威说：“安全领域源于冷战的国际安全的狭窄军事观念，在处理后冷战世界时已显准备相当不足……其军事优先的治国之术限制了其容纳许多不从属于军事安全的外边和内部问题的能力。”他们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企图否定国家主权；二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
为此，他们反对传统客观描述现实世界的方法，反对传统客观主义主张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并寻求不受分析家自身观点和偏好影响的世界的客观知识的认识论，而主张主观性创造国际安全。他们还反对国家中心、种族中心等冷战“规范和精神”，要求“延伸”和“拓宽”原有的国家安全观。[4](p49)
所谓“延伸安全”，就是将安全的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建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依存关系。在他们看来，安全有很多潜在的指涉对象，如人类集体与个体、特点区域的超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本身。[4](p49)
至于“延伸安全”，不是将国家及其政府作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安全行为体，而是通过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区域安全安排、各种层次的公民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因此，要采用“一种多纬度的方法”，即由“国家联盟和跨国公民社会的合作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安全”。[5]
而所谓“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性别等新的安全领域。因此安全研究不能只集中在研究传统国家安全方面，而要更关注经济、生态和国内侧面的安全。
“拓宽安全”和“延伸安全”的结合，就产生了西方的“综合安全观”。
西方的“综合安全观”最先是欧安组织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概念基础上提出的。1996年，欧安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一个21世纪的共同和综合安全模式的里斯本宣言》（又被称为《21世纪欧洲安全模式宣言》）。该宣言详尽阐述了欧安组织的“综合安全观”。其基本内容如下：1.新时期国际安全问题呈现综合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国内冲突国际化，主权观念发生变化。2.手段的综合性：应在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的基础上，走安全合作道路，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共赢”的“共同安全”。3.欧安组织成员国应享有平等的安全地位，相互尊重各自安全利益，不以他国安全为代价增加自身的安全。4.“综合安全观”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必要在国际上推广欧洲安全模式。[2](p3)
从表面看，虽然欧洲安全模式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如合作、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共赢”的“共同安全”等，但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因为实现“双赢”、“共赢”和“共同安全”的前提是以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是用美国和西方的民主指导合作、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和“共赢”的“共同安全”。因此，欧洲安全模式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应该受到批判。
欧洲安全模式那种要取消国家主权，在西方价值观下实现“国际安全”的做法，当然不会被非西方国家接受。对欧洲安全模式，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东南亚国际联盟（东盟）在谋求地区安全合作上，虽然借鉴了欧安组织的一些做法，但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强调国家主权优先的原则，强调“通过地区安全，来确保国家安全”。
尽管如此，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国际安全观，还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各国的安全政策和战略，为西方的全球扩张，特别是为美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在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界流行着“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文明冲突范式”理论和“霸权稳定范式”理论。[6](p1)
“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是影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第一种理论，它包括“历史终结论”、“冲突终结论”或“战争终结论”等内容。
“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福山宣称，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众多的信奉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定自由主义必胜、全球市场必胜。在这种思维下，又衍生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鼓吹“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是不倾向于相互开战，而是通过自我克制、劝说和妥协，以和平方式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鼓吹民主和平论的人不是缺乏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众所周知，现代欧洲史上的战争，绝大部分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英、法、美等国是西方“民主国家”，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只不过其“民主”的牌记不同罢了，它们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民主而已。[7](p60)
“冲突终结论”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现任总统小布什以及一批美国学者所鼓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终结”论，或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终结论”。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老布什等人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合作及和平”来解决。美国学者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和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等人则认为，虽然战争仍有可能发生在前发达国家，但很可能战争“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将不会再发生，而且一个能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框架将牢固地建立起来”[8](p176) 。他们还进一步说：“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和小规模战争的增加，使世界形成了两个体系——稳定的‘中心体系’和动荡的‘边缘体系’。”[9](p8) 按照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说法，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被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即北美、欧共体（欧盟）和日本（或环太平洋圈）之间的贸易战所取代，所以，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说：“战争已成为一种只有穷国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6](p4)
为了实现霸权，美国鼓吹民主国家没有冲突，并且在“国际安全”的幌子下，要使全世界“民主化”，公开宣扬“民主化”是美国的外交任务。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便把“民主化”列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根支柱，并公开鼓吹“和平民主论”。克林顿宣称：“保障安全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最好战略，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支持民主的成长。”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参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扩展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扩展战略”的核心，就是“扩展世界由实现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7](p61)
为了美国的扩展“民主”以保卫美国的“安全”，克林顿政府出兵索马里；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积极推行“北约东扩”，用人权为外交政策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等。
影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第二种理论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亨廷顿对“终结主义范式”和各种冲突终结或战争终结论都不满意，他专门批判了所谓的“终结主义”范式，即批判了冷战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发达国家间冲突的终结等观点。他认为历史没有终结、冲突没有终结，相反，冷战后存在着“文明冲突”。他说：“我的假设是，在这个新世界里，冲突的根源将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人类之间最大的分野和冲突的主导原因将是文化。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行为体。但是全球政治的基本冲突将出现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6](p5)
他开列了七八种文明：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一东正教、拉美和非洲等。由于每一种文明有不同的宗教、思想和表达模式，对待国家、婚姻和家庭的传统，关于法律和权威、自由与平等的观点，对传统和变革的重视等，因此其差别很大。他断言文明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基本差别，导致持久的暴力冲突。
文明冲突论的要点是：冷战结束后，各种形式的对立和冲突不再存在，而只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中，核心的冲突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具体来说，伊斯兰文明和动摇不定的夹缝国家竟对西方构成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和儒家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为此，亨廷顿要求美国促进欧洲的统一，加强与日、俄的合作，限制伊斯兰——儒家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7](p61)
在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与“和平民主论”一样，是为了美国的霸权而提出来的。为了美国的安全与霸权，就要在文明冲突的借口下消除与美国立场不同的不同文明的国家。
美国政府政策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美国政府“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以人权干涉主权，开展反恐战争等政策，无不带有文明冲突论的气息。
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第三种理论是“霸权稳定范式”，即“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又称单级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来的，80年代被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这种理论将霸权国的国家权力与国际系统的稳定联系在一起，从权利角度考虑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
“霸权稳定论”的主要观点是：霸权国家建立了霸权系统，这个系统被称为“稳衡系统”。这个系统的最突出特点就是秩序问题。但是，这种稳定并非霸权体系的内在因素，而是霸权国有意维持霸权系统的结果。霸权国凭借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向整个国际系统提供安全、秩序、稳定等公共物资，并容忍其盟国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在霸权体系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因此，霸权国的势力越大，世界和平就越容易达到保证。而当霸权国实力开始衰退时，冲突和争斗就会随之而至。
这种霸权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在美国非常流行，不少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理论。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是防止和平以及国际秩序崩溃的唯一可靠保证，因而美国对外政策的模板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7](p62)
在学者们的鼓吹下，这一理论很快成为美国政府追求世界霸权、实行新安全主义的理论依据。冷战一结束，美国就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多次在其国家安全报告中宣称，美国21世纪的目标就是领导整个世界。与以往的战略相比，这次美国更突出对全球领袖地位的追求和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为了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美国政府要通过美国的引导和控制，对国际事务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动态干预，使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尽可能地过渡到以美国主导式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6](p3)
三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安全理论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上述理论，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其中军事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围绕一个中心、两个方向、两个重点进行。“一个中心”是确保美国“一超”的优势地位，防止冷战后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一个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对手；两个方向是控制大西洋方向和控制亚洲太平洋方向；两个重点是防止地区冲突和防止核扩散。为此美国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为了防止冷战后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性大国出现，确保美国“一超”的优势地位，在军事上，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作为重点。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出台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到2015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
为对付俄罗斯，防止其东山再起，美国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发展空间，在1993年就提出“北约东扩”。
为了制约中国，1996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联合宣言》，继续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与韩国、澳大利亚建立起冷战后的军事同盟，企图拼凑亚洲的“小北约”。美国为了确保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继续保持在欧洲和亚洲驻军，保持冷战时期军事基地的存在。
第二，继续增强军事实力，确保美国军事优势。美国大大增加军事预算，2002年和2003年的军事预算分别高达3180亿美元和3790亿美元。布什政府更是积极推动导弹防御系统（NMD），正式退出《反导条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战略动向。
第三，针对冷战后威胁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强调从总体上塑造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应付来自挑战大国的威胁和来自地区性冲突与核扩散的威胁。这一战略要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10](p288)
1992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提出，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此，需要“塑造”国际关系体系，引导它走向稳定、民主与合作。1997年，克林顿政府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新军事战略。这一战略强调美国要用一切手段来营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塑造”，是实现美国霸权下的国际安全；“反应”，是指一旦“塑造”行动失败，美国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对各种危机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准备”，就是为对付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的潜在强大对手做准备。在这一阶段，美国注重应付地区冲突，而不是全球对抗。克林顿政府1995年提出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目前美军的战略重点，是从“核威慑”转向“预防性防务”，更加重视和平时期用常规军事力量到处进行干预的能力。
第四，对核战略进行调整。继续把核武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和有效打击手段。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列为核打击对象。促成核禁试，完善导弹防御体系。
在2002年的《核战略评估报告》中，美国将中国、俄罗斯等7 个国家列为对美国有威胁，而可能遭到美国核打击的国家。[10](p290) 报告还大大放松了对使用核武器的限制。同时，将核武器精良化、小型化和战术化，直接针对某些国家而运用于某些小型战场。
小布什上台后，奉行更为露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安全政策。在其第一任期内的安全政策，已经完全去掉了任何掩饰，而提出赤裸裸的进攻性的霸权原则，即“先发制人”、“单边主义”。2005年，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布什又提出了新的安全政策，即人们所称的“新布什主义”。布什宣称：“自由在美国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小布什在2005年2月2日的《国情咨文》中，又对上述主义引申扩展，要在全球“推进自由”和“铲除暴政”。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称，长远来看，只有铲除滋生极端主义和以屠杀为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土壤才能赢得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美国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政府向人民负责，并体现各自的文化。他宣称，由于民主国家尊重本国人民和邻国，自由的前进就必然导致和平。
2006年3月初，小布什签署《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过去4年来反恐战争和促进民主是一个始终主导着美国的政策，声称美国的目标是“塑造”世界而不是让世界“塑造”美国，并明确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两个支柱上——“推行民主，结束暴政”，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
小布什的这种政策体现了“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关于美国依靠武力、推广民主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美国一直在鼓吹冷战后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是威胁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并且在“9·11事件”后把反恐作为美国国际安全的主要任务，但是，所谓非传统安全因素，只是美国用于到处扩张和干涉他国事务的借口，而“反恐”在美国的国际安全政策中并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中最核心的内容，是防止任何潜在的向美国霸权挑战的国家兴起，即防止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
四 结论
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国际安全”，就是要建立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盟国参与支配的、以西方“民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如果哪一个国家胆敢影响到这一格局、体系和秩序的建立，那就是影响“国际安全”，就是罪莫大焉，美国就要大加挞伐，加以消灭。这时，美国和西方就不会讲什么民主和自由，就要干涉，就要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搞“颜色”革命，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这就是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捍卫“国际安全”！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给俄罗斯杜马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狼同志”在事关国家利益时，就不讲什么“民主”，而要吃人。
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安全”观，是希望构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由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当代国际关系的准则：保障国家的主权；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同样的权利；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只有建立在这些准则上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才可能是民主的。在这种民主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下，国际安全才有保障。
冷战结束后，由冷战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凸显，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国际安全。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我们不应低估，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但是，当前威胁国际安全的最危险的因素，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对外进行干涉，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
然而，当代国际关系的仍然准则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各项原则。过去60多年，国际关系主体发生很大变化，在数量上翻了两番，但是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地位并没有变化；主权和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也仍然是《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主要原则。
事实也证明，冷战结束后，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以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尚未出现可取代它们的大国或大国集团。
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每次国际格局的变化，都是战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以往的国际格局，美、英、苏、中、法等5 个主要战胜国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大国，并通过设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确立了它们的大国地位。鉴于历史上大国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惨痛教训，五大国在创立联合国时，设计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大国间相互制约的机制，这种机制无论在冷战中，还是在冷战后，都没有发生改变。
例如，在冷战中重新崛起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主要战败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只是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随着非殖民化发展，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与七十七国集团崛起，成为制约东西方对抗的一支新兴力量。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成为多极。在多极化进程中，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追求的也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由此成为政治大国，而不是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
正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所说，在当代国际秩序内，即使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11](p7～8) 由此观之，美国的霸权主义国际安全理论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实践中将会处处碰壁，难以取得预期的结果。
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性，同时要讲究策略性。
一方面，如果不讲原则性，跟在美国和西方后面，极力鼓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把目光集中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为了经济建设的国际安全环境，片面强调与美国和西方的合作，而忽视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阴谋，那么我国不可避免地就会被逐步西化，蜕变为美国和西方系统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如果不讲策略性，领头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挑战，我国就会成为美国和西方打击的重点目标，就会失去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可能保证我国的国家安全。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以及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论述，为中国制定安全战略提供了指导思想。这些报告和讲话可以归纳为：
1.明确认识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既关注大和平，又重视小和平（长期稳定的、和平的周边环境），特别是在实践上，要重视和平。
2.正确界定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将安全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
3.深刻把握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充分考虑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所具有的战略特征，合理分配中国有限的战略资源，制定出合乎中国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国际安全战略。
根据上述原则，只要我们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运用综合手段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同时，为维护并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需要根据当代世界具有多极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结合当代国际安全的新现实，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具体化，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指导原则，就能有效地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
收稿日期：2006—11—0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9期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2007年7期第77～83页
【英文标题】 The U.S.International Security Theories after the Cold War
【作者简介】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内容提要】 | 冷战结束后，为维持“一超”霸权地位，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理论上，“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文明冲突范式”理论和“霸权稳定范式”理论在美国政府的决策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理论鼓吹大国之间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冲突已经结束，现在的冲突，是异质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文明冲突”。为了国际安全，需要改造异质文化，消除“暴政”，推行“民主”。为此，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对“威胁”其国际安全的国家或其他行为体进行军事打击，以“结束世界上的暴政”。这些理论导致了美国的对外干涉、战争和冲突。这充分证明，在冷战结束后，不仅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国际安全，美国霸权主义更威胁着国际安全，需要充分揭露和批判。 After the Cold War, the popular international theories in the U.S.are largely influenced by the paradigms o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bility Under Hegemony. These paradigms advocate that the conflicts and wars between great powers, particularly between democratic western nations, have ended forever. If there is any conflict in the world, that would be between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s in the world and advanced western culture. Therefore, the task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ecurity and peace depends on the efforts to change the undemocratic countries into democratic countries.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theoretical paradigms, the U.S administr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have been advocating a policy of “democratization” of the world and to “end the despotism in the world”. |
冷战结束后，美国流行着“冲突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等国际安全理论。美国政府的国际安全政策深受这些理论的影响。美国披着反对“非传统安全因素”和维护“国际安全”的外衣，在使世界“民主化”和“消灭世界上的暴政”的口号下，行霸权主义之实，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而对美国霸权主义对国际安全的严重威胁，更不应低估，应予以充分揭露和认真对待。
一 冷战结束后西方的国际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西方出现了各种新的安全理论，其中最主要的安全理论是：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西方领导下的国家间合作，而建构主义理论则公然鼓吹国家主权过时，要求建立西方统治下的国际安全模式。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最关心的，并不是权利和能力的无限扩张，而是安全本身。因此当追求更大权力、可能冒更大的风险时，国家之间就可能选择有限合作，并使相关国家组成安全体制，以对国家间的权利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的限制。但是国家间的合作，应在西方民主基础上进行。
新自由主义理论鼓吹，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化和普遍，使得在安全问题上的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可能。发展国家间的制度化合作，可以为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安全提高机遇。这种理论的核心，一是全面市场化，反对政府的任何干预；二是大规模地出卖国有企业，全面快速地私有化；三是金融、贸易、投资等绝对自由化。[1](p4)
建构主义理论则综合了新现实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进行发展，提出了“合作安全观”。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合作是由具有“集体身份”的行为体，出于“利己目的”，在强化“自我约束”形成“协力办事”中相互构建的，这个建构过程实际上就是安全合作的形成过程。[2](p2)
建构主义学派分为“欧洲派”和“美国派”。欧洲学派以哥本哈根学派和英国学派最为著名。哥本哈根学派以“哥本哈根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为中心。在哥本哈根学派中，又有英国学派、美国学派等之分。
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主权过时论，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国际社会”，以保证国际安全。
冷战结束后，巴里·布赞等人在1990年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著，对传统国际安全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这些论著有：巴里·布赞等5人合著的《欧洲安全的重铸：后冷战时代的前景》出版；1991年，布赞再版了《人民、国际和恐惧：国际关系中国家安全问题》一书；1993年布赞的《认同、移民和欧洲的新安全议程》出版。这3本书奠定了哥本哈根学派的范式分析基础。此后，布赞又先后出版了《无政府的逻辑：新现实主义到建构现实主义》（1993年）、《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1998年）、《世界政治中的军备动力》（1998年）《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的在构建》（2000年）等著作。[3](p11)
巴里·布赞从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面对冷战后的安全问题进行分析，把安全问题放到国际体系（互动或互相依存的单元的最大集成物）、国际次体系（国际体系中的单元群，主要是区域和区域组织）、单元（由各种次集团组织、国家、民族跨国公司等行为体构成）、次单元（单元中有组织的人的集团，如官僚机关、援外集团）和个体等5个层次进行分析。他迷信在这5个层次中，国家、区域和国际体系在国际安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布赞的这些观点，有合理的部分，但也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他承认国家、区域和国家体系，在国际安全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国家和全球层次之间，存在一个“地区子系统”，即“安全复合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国家主权已经过时，需要西方领导，建立一个“全球国际社会”，取代国家。[4](p1)
布赞说，自文明肇始以来，军事一政治单位一直是主导单位，但是全球化正把国家从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因此这种模式不能持续下去。他宣称当代主权国家正在进行“大变革”，国家正在被“空心化”，坚固的边界和强大的主权政治被销蚀，这二者正在被可渗透的边界、分层的主权和共同的国际和跨国际的“空间”（电子空间、市民空间、商业空间、法律空间和文明空间）通过“谈判”达到的安排所取代。通过贸易和金融、通讯和传媒、旅游、法律的某些方面和人权等，边界已经变得可被渗透，而且已经千疮百孔等。[3](p316) 布赞还认为，越落后的国家，对全球化的抵制就“越发强烈”，其相对落后性可能会成为全球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张的主要障碍。[3](p323)
他把国家分为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落后的国家是前现代国家、中国等是现代国家，而美国、欧盟等民主国家是后现代国家。国家必然向民主的后现代国家转变等。他强调，《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规定的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已经过时。他的观点，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唱和，如阿尔伯特（Albert）和布洛克（Brock ）等人说，“非边界化”正在“有效地摧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沃森（Watson）则公开宣扬“反对国际社会中的无节制的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而赞同更多地接受“霸权式权威”。[3](p323) 英国学派的观点对美国学派有很大的影响。
美国学派以亚力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和戴维·鲍德威（David Baldwin）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反对国家主权原则，而鼓吹“霸权”。戴维·鲍德威说：“安全领域源于冷战的国际安全的狭窄军事观念，在处理后冷战世界时已显准备相当不足……其军事优先的治国之术限制了其容纳许多不从属于军事安全的外边和内部问题的能力。”他们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本体论上的“国家主义”，企图否定国家主权；二是批判传统安全研究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
为此，他们反对传统客观描述现实世界的方法，反对传统客观主义主张明确区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并寻求不受分析家自身观点和偏好影响的世界的客观知识的认识论，而主张主观性创造国际安全。他们还反对国家中心、种族中心等冷战“规范和精神”，要求“延伸”和“拓宽”原有的国家安全观。[4](p49)
所谓“延伸安全”，就是将安全的对象，从国家向下延伸到“次国家”和个人，向上延伸到全球和整个人类，建立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依存关系。在他们看来，安全有很多潜在的指涉对象，如人类集体与个体、特点区域的超国家层次和国际体系本身。[4](p49)
至于“延伸安全”，不是将国家及其政府作为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安全行为体，而是通过国际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区域安全安排、各种层次的公民社会共同发挥作用。因此，要采用“一种多纬度的方法”，即由“国家联盟和跨国公民社会的合作来实现人类的共同安全”。[5]
而所谓“拓宽安全”，就是从水平层次上，将安全议题从军事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性别等新的安全领域。因此安全研究不能只集中在研究传统国家安全方面，而要更关注经济、生态和国内侧面的安全。
“拓宽安全”和“延伸安全”的结合，就产生了西方的“综合安全观”。
西方的“综合安全观”最先是欧安组织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概念基础上提出的。1996年，欧安组织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一个21世纪的共同和综合安全模式的里斯本宣言》（又被称为《21世纪欧洲安全模式宣言》）。该宣言详尽阐述了欧安组织的“综合安全观”。其基本内容如下：1.新时期国际安全问题呈现综合性、不确定性的特征，国内冲突国际化，主权观念发生变化。2.手段的综合性：应在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经济等价值观的基础上，走安全合作道路，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共赢”的“共同安全”。3.欧安组织成员国应享有平等的安全地位，相互尊重各自安全利益，不以他国安全为代价增加自身的安全。4.“综合安全观”具有普遍适用性，有必要在国际上推广欧洲安全模式。[2](p3)
从表面看，虽然欧洲安全模式有许多合理的地方，如合作、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共赢”的“共同安全”等，但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因为实现“双赢”、“共赢”和“共同安全”的前提是以西方民主、人权、自由和市场等价值观为基础的，是用美国和西方的民主指导合作、建立信任、预防冲突、谋求安全“双赢”和“共赢”的“共同安全”。因此，欧洲安全模式是一种欧洲中心论，应该受到批判。
欧洲安全模式那种要取消国家主权，在西方价值观下实现“国际安全”的做法，当然不会被非西方国家接受。对欧洲安全模式，许多国家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东南亚国际联盟（东盟）在谋求地区安全合作上，虽然借鉴了欧安组织的一些做法，但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强调国家主权优先的原则，强调“通过地区安全，来确保国家安全”。
尽管如此，新现实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以及建构主义理论的国际安全观，还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各国的安全政策和战略，为西方的全球扩张，特别是为美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
在新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特别是建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国际安全理论界流行着“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文明冲突范式”理论和“霸权稳定范式”理论。[6](p1)
“终结主义范式”理论是影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第一种理论，它包括“历史终结论”、“冲突终结论”或“战争终结论”等内容。
“历史终结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前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福山宣称，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胜利是“历史的终结”。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众多的信奉者。持这种观点的人认定自由主义必胜、全球市场必胜。在这种思维下，又衍生出“民主和平论”。“民主和平论”鼓吹“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或是不倾向于相互开战，而是通过自我克制、劝说和妥协，以和平方式有效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鼓吹民主和平论的人不是缺乏历史知识，就是别有用心。众所周知，现代欧洲史上的战争，绝大部分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民主国家之间进行的，英、法、美等国是西方“民主国家”，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只不过其“民主”的牌记不同罢了，它们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民主而已。[7](p60)
“冲突终结论”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现任总统小布什以及一批美国学者所鼓吹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终结”论，或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终结论”。在他们看来，发达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老布什等人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合作及和平”来解决。美国学者约翰·米勒（John Mueller）和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等人则认为，虽然战争仍有可能发生在前发达国家，但很可能战争“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将不会再发生，而且一个能维持国际秩序的稳定框架将牢固地建立起来”[8](p176) 。他们还进一步说：“大规模战争的消失和小规模战争的增加，使世界形成了两个体系——稳定的‘中心体系’和动荡的‘边缘体系’。”[9](p8) 按照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的说法，大国之间的武装冲突被世界主要经济中心，即北美、欧共体（欧盟）和日本（或环太平洋圈）之间的贸易战所取代，所以，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说：“战争已成为一种只有穷国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6](p4)
为了实现霸权，美国鼓吹民主国家没有冲突，并且在“国际安全”的幌子下，要使全世界“民主化”，公开宣扬“民主化”是美国的外交任务。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便把“民主化”列为其外交政策的第三根支柱，并公开鼓吹“和平民主论”。克林顿宣称：“保障安全和建立持久和平的最好战略，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支持民主的成长。”1993年，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在《参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扩展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扩展战略”的核心，就是“扩展世界由实现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7](p61)
为了美国的扩展“民主”以保卫美国的“安全”，克林顿政府出兵索马里；通过《赫尔姆斯——伯顿法》，积极推行“北约东扩”，用人权为外交政策工具，干涉他国内政等。
影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的第二种理论是“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提出的。亨廷顿对“终结主义范式”和各种冲突终结或战争终结论都不满意，他专门批判了所谓的“终结主义”范式，即批判了冷战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发达国家间冲突的终结等观点。他认为历史没有终结、冲突没有终结，相反，冷战后存在着“文明冲突”。他说：“我的假设是，在这个新世界里，冲突的根源将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人类之间最大的分野和冲突的主导原因将是文化。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行为体。但是全球政治的基本冲突将出现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6](p5)
他开列了七八种文明：西方、儒家、日本、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一东正教、拉美和非洲等。由于每一种文明有不同的宗教、思想和表达模式，对待国家、婚姻和家庭的传统，关于法律和权威、自由与平等的观点，对传统和变革的重视等，因此其差别很大。他断言文明的差别是真实存在的基本差别，导致持久的暴力冲突。
文明冲突论的要点是：冷战结束后，各种形式的对立和冲突不再存在，而只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世界上存在的各种文明中，核心的冲突是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具体来说，伊斯兰文明和动摇不定的夹缝国家竟对西方构成挑战，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和儒家国家的结合，将是西方面临的头号威胁。为此，亨廷顿要求美国促进欧洲的统一，加强与日、俄的合作，限制伊斯兰——儒家国家的军事力量的发展。[7](p61)
在文明冲突论中，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与“和平民主论”一样，是为了美国的霸权而提出来的。为了美国的安全与霸权，就要在文明冲突的借口下消除与美国立场不同的不同文明的国家。
美国政府政策深受这种理论的影响，美国政府“民主”改造中东的“大中东”计划，以人权干涉主权，开展反恐战争等政策，无不带有文明冲突论的气息。
影响美国安全政策的第三种理论是“霸权稳定范式”，即“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又称单级稳定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在经济领域提出来的，80年代被应用于国际安全领域。这种理论将霸权国的国家权力与国际系统的稳定联系在一起，从权利角度考虑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演变。
“霸权稳定论”的主要观点是：霸权国家建立了霸权系统，这个系统被称为“稳衡系统”。这个系统的最突出特点就是秩序问题。但是，这种稳定并非霸权体系的内在因素，而是霸权国有意维持霸权系统的结果。霸权国凭借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后盾，向整个国际系统提供安全、秩序、稳定等公共物资，并容忍其盟国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在霸权体系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因此，霸权国的势力越大，世界和平就越容易达到保证。而当霸权国实力开始衰退时，冲突和争斗就会随之而至。
这种霸权主义的国际安全理论在美国非常流行，不少学者极力鼓吹这种理论。他们认为，美国的霸权是防止和平以及国际秩序崩溃的唯一可靠保证，因而美国对外政策的模板就应该是尽可能地在将来保持霸权。[7](p62)
在学者们的鼓吹下，这一理论很快成为美国政府追求世界霸权、实行新安全主义的理论依据。冷战一结束，美国就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并多次在其国家安全报告中宣称，美国21世纪的目标就是领导整个世界。与以往的战略相比，这次美国更突出对全球领袖地位的追求和维护对其有利的国际机制。为了有利于美国的长期稳定，美国政府要通过美国的引导和控制，对国际事务的发展进行深层次的动态干预，使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尽可能地过渡到以美国主导式霸权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6](p3)
三 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际安全理论的实践
冷战结束后，美国根据上述理论，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调整，其中军事战略是美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冷战后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围绕一个中心、两个方向、两个重点进行。“一个中心”是确保美国“一超”的优势地位，防止冷战后在世界上重新出现一个对美国构成挑战的对手；两个方向是控制大西洋方向和控制亚洲太平洋方向；两个重点是防止地区冲突和防止核扩散。为此美国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为了防止冷战后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性大国出现，确保美国“一超”的优势地位，在军事上，美国将俄罗斯和中国作为重点。克林顿政府在1997年出台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到2015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
为对付俄罗斯，防止其东山再起，美国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发展空间，在1993年就提出“北约东扩”。
为了制约中国，1996年，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联合宣言》，继续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与韩国、澳大利亚建立起冷战后的军事同盟，企图拼凑亚洲的“小北约”。美国为了确保在欧亚大陆的主导地位，继续保持在欧洲和亚洲驻军，保持冷战时期军事基地的存在。
第二，继续增强军事实力，确保美国军事优势。美国大大增加军事预算，2002年和2003年的军事预算分别高达3180亿美元和3790亿美元。布什政府更是积极推动导弹防御系统（NMD），正式退出《反导条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战略动向。
第三，针对冷战后威胁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强调从总体上塑造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应付来自挑战大国的威胁和来自地区性冲突与核扩散的威胁。这一战略要求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10](p288)
1992年年初，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提出，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此，需要“塑造”国际关系体系，引导它走向稳定、民主与合作。1997年，克林顿政府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的新军事战略。这一战略强调美国要用一切手段来营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塑造”，是实现美国霸权下的国际安全；“反应”，是指一旦“塑造”行动失败，美国就要采取军事行动，“对各种危机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准备”，就是为对付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的潜在强大对手做准备。在这一阶段，美国注重应付地区冲突，而不是全球对抗。克林顿政府1995年提出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目前美军的战略重点，是从“核威慑”转向“预防性防务”，更加重视和平时期用常规军事力量到处进行干预的能力。
第四，对核战略进行调整。继续把核武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和有效打击手段。在保持核威慑的同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列为核打击对象。促成核禁试，完善导弹防御体系。
在2002年的《核战略评估报告》中，美国将中国、俄罗斯等7 个国家列为对美国有威胁，而可能遭到美国核打击的国家。[10](p290) 报告还大大放松了对使用核武器的限制。同时，将核武器精良化、小型化和战术化，直接针对某些国家而运用于某些小型战场。
小布什上台后，奉行更为露骨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安全政策。在其第一任期内的安全政策，已经完全去掉了任何掩饰，而提出赤裸裸的进攻性的霸权原则，即“先发制人”、“单边主义”。2005年，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布什又提出了新的安全政策，即人们所称的“新布什主义”。布什宣称：“自由在美国能否继续存在下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国家取得成功。”“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小布什在2005年2月2日的《国情咨文》中，又对上述主义引申扩展，要在全球“推进自由”和“铲除暴政”。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称，长远来看，只有铲除滋生极端主义和以屠杀为目的的意识形态的土壤才能赢得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美国的目标是建立和维护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共同体，政府向人民负责，并体现各自的文化。他宣称，由于民主国家尊重本国人民和邻国，自由的前进就必然导致和平。
2006年3月初，小布什签署《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过去4年来反恐战争和促进民主是一个始终主导着美国的政策，声称美国的目标是“塑造”世界而不是让世界“塑造”美国，并明确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建立在两个支柱上——“推行民主，结束暴政”，目标是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由“民主国家”组成的世界。
小布什的这种政策体现了“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和“霸权稳定论”关于美国依靠武力、推广民主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思想。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美国一直在鼓吹冷战后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因素是威胁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并且在“9·11事件”后把反恐作为美国国际安全的主要任务，但是，所谓非传统安全因素，只是美国用于到处扩张和干涉他国事务的借口，而“反恐”在美国的国际安全政策中并不占据最重要的地位。美国国际安全政策中最核心的内容，是防止任何潜在的向美国霸权挑战的国家兴起，即防止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
四 结论
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国际安全”，就是要建立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盟国参与支配的、以西方“民主”为基础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如果哪一个国家胆敢影响到这一格局、体系和秩序的建立，那就是影响“国际安全”，就是罪莫大焉，美国就要大加挞伐，加以消灭。这时，美国和西方就不会讲什么民主和自由，就要干涉，就要使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搞“颜色”革命，颠覆这个国家的政权。这就是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捍卫“国际安全”！正如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最近给俄罗斯杜马的国情咨文中所说，“狼同志”在事关国家利益时，就不讲什么“民主”，而要吃人。
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安全”观，是希望构建一个和平、民主的国际安全环境，以利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这里所说的“民主”，是指由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当代国际关系的准则：保障国家的主权；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同样的权利；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只有建立在这些准则上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才可能是民主的。在这种民主的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下，国际安全才有保障。
冷战结束后，由冷战所掩盖的各种矛盾凸显，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着国际安全。因此，对于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我们不应低估，应当采取措施加以防范。但是，当前威胁国际安全的最危险的因素，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冷战结束后，美国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对外进行干涉，发动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把世界搞得很不安宁。
然而，当代国际关系的仍然准则是《联合国宪章》确立的各项原则。过去60多年，国际关系主体发生很大变化，在数量上翻了两番，但是这些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的地位并没有变化；主权和平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也仍然是《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个主要原则。
事实也证明，冷战结束后，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从总体上说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联合国宪章认可的五大国仍然是影响以至主导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尚未出现可取代它们的大国或大国集团。
自近代以来，国际关系中每次国际格局的变化，都是战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以往的国际格局，美、英、苏、中、法等5 个主要战胜国成为主导国际关系的大国，并通过设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确立了它们的大国地位。鉴于历史上大国之间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惨痛教训，五大国在创立联合国时，设计了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决策”的表决程序，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大国间相互制约的机制，这种机制无论在冷战中，还是在冷战后，都没有发生改变。
例如，在冷战中重新崛起的德国、意大利、日本三个主要战败国，没有成为独立的势力，只是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随着非殖民化发展，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与七十七国集团崛起，成为制约东西方对抗的一支新兴力量。
冷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结束，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成为多极。在多极化进程中，德国、日本、印度、巴西等国追求的也是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由此成为政治大国，而不是改变现行的国际秩序。
正如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所说，在当代国际秩序内，即使世界多极化进一步发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11](p7～8) 由此观之，美国的霸权主义国际安全理论违背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实践中将会处处碰壁，难以取得预期的结果。
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原则性，同时要讲究策略性。
一方面，如果不讲原则性，跟在美国和西方后面，极力鼓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把目光集中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为了经济建设的国际安全环境，片面强调与美国和西方的合作，而忽视了反对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阴谋，那么我国不可避免地就会被逐步西化，蜕变为美国和西方系统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如果不讲策略性，领头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挑战，我国就会成为美国和西方打击的重点目标，就会失去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也就不可能保证我国的国家安全。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报告，以及中共领导人关于新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论述，为中国制定安全战略提供了指导思想。这些报告和讲话可以归纳为：
1.明确认识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的特点，既关注大和平，又重视小和平（长期稳定的、和平的周边环境），特别是在实践上，要重视和平。
2.正确界定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将安全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其他方面结合起来。
3.深刻把握中国独特的地缘政治经济地位，充分考虑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国家所具有的战略特征，合理分配中国有限的战略资源，制定出合乎中国国家利益和未来发展的国际安全战略。
根据上述原则，只要我们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正确的战略与策略，运用综合手段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安全可靠的、长期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同时，为维护并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需要根据当代世界具有多极化、全球化和多样化的特点，结合当代国际安全的新现实，把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具体化，推动建立国际安全新秩序，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指导原则，就能有效地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环境，确保中国的国家安全。
收稿日期：2006—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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