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理论创新推动政治突围
——英国工党是如何成功转型的
杨雪冬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南方周末》(广州)2007年621E期第(31)页
【作者简介】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英国工党是1990年创建的百年老党，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执政。但1951年后在野达46年，直到1997年大选才以“第三条道路”的政纲重新获胜，并一直执政至今。
超越左与右
早在1948年，工党就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通过经济国有化、社会保障体制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持了经济的正常运行。福利国家理论成了英国工党对整个西方社会的重要贡献，直接指导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工党的部分理论开始趋于僵化，不能吸引选民的支持，导致1951年后长期大选失利。
进入1990年代后，英国工党内部改革进程加快。年轻的布莱尔接替金诺克成为党的新领袖，新领导人为了重振工党，积极汲取理论发展成果，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的吉登斯的理论就成了工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199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吉登斯出版《超越左和右》一书，标志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新政府的口号。
提出“第三条道路”，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标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创新思路，使自己明显区别于老左翼和右翼；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拘泥于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以及突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难以获得足够的选民支持。左翼政党必须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间派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新的中心地位；三是寻找解决国内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跟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者随于偏颇，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突破这两种模式，找到一个全新的思路。
“第三条道路”赢得最大多数
“第三条道路”要义不外四端：
要义之一
建立合作包容的新社会关系
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发挥了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但矫枉过正，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团结，削弱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而且没有解决好外来移民的问题，福利的大幅度削减把移民推到了贫困线之下，与不断强大的资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贫民区的增多。同时执政的右翼还放纵极右翼的发展，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有抬头的迹象。这使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和冲突的危险边缘，破坏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第三条道路”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要建立合作包容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中，培养共同体精神。新型的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个人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为社群服务。19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理论成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支柱，其核心概念——“社群”（Community）成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观念。此外，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被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
2.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关系。“利权人”（Stakeholders）公司理论是1990年代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与“股权人”（Stakeholders）相对应，指的是在公司管理中，参与公司运行的各种人员和组织都要成为公司风险的承担者和利益的分享者，各方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把这个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提倡建立“利权人”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要建设“利权人经济”（Stakeholder Economy）。布莱尔在1996年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出：“今天，中派和中间左派的经济学应该调整到创造利权人经济上来，这种经济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包括进来，不只是有特权的少数。”在这种经济中，公司要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承担对人力资本培养的责任。政府要利用激励和控制手段来支持公司的发展，创造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企业文化。“第三条道路”希望借此消除劳资对立关系。
3.协调国内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培养包容意识，反对排斥行动，塑造“一个国家”。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时的演说中提出：“激发国家精神，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重建符合一个国家要求的核心的共同目标是我们的使命。”此外，政府要肯定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反对贫困，维护移民的基本权益，使他们有能力加入主流社会，并且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要义之二
确立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政党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纲领吸引选民的支持，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和立场的最有效标准。这种政治在阶级界限明显、阶级利益冲突不断的大工业时代是必然而合理的。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产业在生产结构中地位下降，具有分散、灵活、组织平行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上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在许多方面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的阶级界限，削弱了支持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要恢复左翼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措施：
1.在政治思维上打碎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力量尤其是中间力量。对中间力量的争取是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大选获胜的重要因素。为了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要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
2.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是“新左派”从左翼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而且是“第三条道路”借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价值号召力。
3.改革既有封闭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Modernisation）。例如，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布莱尔主张工党由阶级的政党向大众（populist）政党转变，强化党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减小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内政策的影响，以此来使党克服传统左派政党的结构缺陷，唤起更广泛的公众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实现工党的根本性变革。为实现这种变革而在党内通过了“执政中的合作关系”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党的领袖要超越党内成员的控制，他的“主要责任……是对人民、国家的最大多数和议会负责”。除了进行党内改革外，英国工党还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用“比例选举制”，替代现有的“选区内胜者全得制”，使政治格局多元化，并扩大工党的选民范围。开放内阁，吸纳其他政党人士参加内阁，提高政治的效率，等等。
要义之三
由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19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基本上都肯定了它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权力的滥用有制衡作用。该理论得到执政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肯定和制度支持。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了，市民社会的过强或过弱被认为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论忽视国家应有作用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显然，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协调在一起，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逻辑归宿，“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应运而生。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敏锐把握了这种理论上的最新发展，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政府要成为行动的牵头人，而不是包办人。
由政府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合适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政府则要民主化，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对政府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
2.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起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各种职能，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央要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支持。
3.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绊脚。
4.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制订国际甚至全球规则，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在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治理生态等方面进行合作。
要义之四
由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
福利制度改革可能是西方国家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是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里根—撒切尔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虽然英国政府声称要对福利制度进行巨大改革，削减福利，要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改革的步伐并不大。因为从福利制度中获益的阶层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主要是中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就是由于过于纵容资本而失去了这个阶层的支持，而在选举中落败。显然，单纯地号召削减福利是对选战不利的，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替代现有福利制度的制度来安抚各阶层的选民。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折中”立场，力争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他们提出：要承认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福利制度不是为削减而削减，关键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要把“消极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福利观”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把原来的福利国家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
结语
“第三条道路”的目的是走出一条不同于意识形态对立时代各种选择的新路。它在软化意识形态的同时，借鉴了西方理论界在1990年代的众多创新成果，使自己的理论更多元，与现实的包容度更强。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归结到经济问题上，相反提出了更为全面的社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行为非常实用化，主动适应主流价值观，没有给选民“异类”的印象，这也说明左派在西方选举制度中比他们的前人更成熟。
从1997年至今，英国工党已执政近10年，以“第三条道路”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为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辩护作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南方周末》(广州)2007年621E期第(31)页
【作者简介】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跟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都过于偏颇，无法给今天的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如何突破这两种模式，英国工党“第三条道路”的可贵尝试或能提供新的思路。 |
超越左与右
早在1948年，工党就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通过经济国有化、社会保障体制缓和了阶级矛盾，维持了经济的正常运行。福利国家理论成了英国工党对整个西方社会的重要贡献，直接指导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工党的部分理论开始趋于僵化，不能吸引选民的支持，导致1951年后长期大选失利。
进入1990年代后，英国工党内部改革进程加快。年轻的布莱尔接替金诺克成为党的新领袖，新领导人为了重振工党，积极汲取理论发展成果，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在国际学术界具有一定地位的吉登斯的理论就成了工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1994年，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吉登斯出版《超越左和右》一书，标志英国工党理论的整体转型。1997年，工党重新执政，“第三条道路”成为新政府的口号。
提出“第三条道路”，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标明自己的新左派身份和创新思路，使自己明显区别于老左翼和右翼；二是重构左翼政党的选民基础，实现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拘泥于传统的阶级或阶层的划分以及突出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难以获得足够的选民支持。左翼政党必须突破原来的选民基础，扩大支持者的范围，并且与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中间派求大同存小异，才能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新的中心地位；三是寻找解决国内社会经济诸问题的全面方案。倡导国家干预和福利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跟推崇市场和个人本位的新自由主义者随于偏颇，无法给今天的西方世界提供一个全面解决问题的清单，要解决问题就必须突破这两种模式，找到一个全新的思路。
“第三条道路”赢得最大多数
“第三条道路”要义不外四端：
要义之一
建立合作包容的新社会关系
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虽然调动了个人的积极性，发挥了资本和市场的作用，但矫枉过正，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团结，削弱了国家的经济管理能力；而且没有解决好外来移民的问题，福利的大幅度削减把移民推到了贫困线之下，与不断强大的资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贫民区的增多。同时执政的右翼还放纵极右翼的发展，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有抬头的迹象。这使整个社会处于分裂和冲突的危险边缘，破坏了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第三条道路”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要建立合作包容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中，培养共同体精神。新型的社会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个人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为社群服务。1990年代以来在西方颇有影响的社群主义理论成了“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支柱，其核心概念——“社群”（Community）成了“第三条道路”的重要观念。此外，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被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
2.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关系。“利权人”（Stakeholders）公司理论是1990年代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与“股权人”（Stakeholders）相对应，指的是在公司管理中，参与公司运行的各种人员和组织都要成为公司风险的承担者和利益的分享者，各方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条道路”把这个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不仅提倡建立“利权人”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要建设“利权人经济”（Stakeholder Economy）。布莱尔在1996年访问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提出：“今天，中派和中间左派的经济学应该调整到创造利权人经济上来，这种经济把我们所有的人民都包括进来，不只是有特权的少数。”在这种经济中，公司要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承担对人力资本培养的责任。政府要利用激励和控制手段来支持公司的发展，创造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企业文化。“第三条道路”希望借此消除劳资对立关系。
3.协调国内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培养包容意识，反对排斥行动，塑造“一个国家”。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时的演说中提出：“激发国家精神，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重建符合一个国家要求的核心的共同目标是我们的使命。”此外，政府要肯定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反对贫困，维护移民的基本权益，使他们有能力加入主流社会，并且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要义之二
确立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天下，政党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纲领吸引选民的支持，左／右两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和立场的最有效标准。这种政治在阶级界限明显、阶级利益冲突不断的大工业时代是必然而合理的。但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第二产业在生产结构中地位下降，具有分散、灵活、组织平行等特点的第三产业在就业人口和产值上都超过了第二产业。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制度建设也越来越完善，在许多方面软化模糊了原来明确的阶级界限，削弱了支持阶级政党的传统理论的解释力和吸引力。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认为，要恢复左翼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他们提出了以下几个措施：
1.在政治思维上打碎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力量尤其是中间力量。对中间力量的争取是布莱尔领导的工党大选获胜的重要因素。为了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提出要实现观点的多元化，把更多的利益集团的要求涵盖进来。
2.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是“新左派”从左翼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而且是“第三条道路”借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的价值号召力。
3.改革既有封闭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Modernisation）。例如，针对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工党制度，布莱尔主张工党由阶级的政党向大众（populist）政党转变，强化党领袖的权威和权力，减小工会和地方党组织对党内政策的影响，以此来使党克服传统左派政党的结构缺陷，唤起更广泛的公众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实现工党的根本性变革。为实现这种变革而在党内通过了“执政中的合作关系”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党的领袖要超越党内成员的控制，他的“主要责任……是对人民、国家的最大多数和议会负责”。除了进行党内改革外，英国工党还提出改革选举制度，用“比例选举制”，替代现有的“选区内胜者全得制”，使政治格局多元化，并扩大工党的选民范围。开放内阁，吸纳其他政党人士参加内阁，提高政治的效率，等等。
要义之三
由政府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19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尽管对于市民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基本上都肯定了它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的民间领域，对政治权力的滥用有制衡作用。该理论得到执政的新自由主义者的肯定和制度支持。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化了，市民社会的过强或过弱被认为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最小国家”理论忽视国家应有作用的缺陷也暴露出来。显然，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协调在一起，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逻辑归宿，“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应运而生。所谓的“治理”指的是在政治力量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的良性关系。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敏锐把握了这种理论上的最新发展，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政府要成为行动的牵头人，而不是包办人。
由政府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起更多的合适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政府则要民主化，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负责的方向转变，成为公众可以信赖的公共机构。对政府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
2.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使之承担起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各种职能，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中央要为地方提供必要的支持。
3.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绊脚。
4.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制订国际甚至全球规则，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在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治理生态等方面进行合作。
要义之四
由改革福利制度，重新定位国家
福利制度改革可能是西方国家最棘手的问题，但也是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上台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里根—撒切尔主义盛行的1980年代，虽然英国政府声称要对福利制度进行巨大改革，削减福利，要个人对自己负责，但改革的步伐并不大。因为从福利制度中获益的阶层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主要是中产阶级。新自由主义就是由于过于纵容资本而失去了这个阶层的支持，而在选举中落败。显然，单纯地号召削减福利是对选战不利的，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替代现有福利制度的制度来安抚各阶层的选民。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折中”立场，力争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制度。他们提出：要承认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是不争的事实。按照吉登斯的观点，福利制度不是为削减而削减，关键是使它适应我们生活的新环境。要把“消极福利观”转变为“积极福利观”确立“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原则，把原来的福利国家改革为“社会投资国家”。
结语
“第三条道路”的目的是走出一条不同于意识形态对立时代各种选择的新路。它在软化意识形态的同时，借鉴了西方理论界在1990年代的众多创新成果，使自己的理论更多元，与现实的包容度更强。没有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把所有问题的解决归结到经济问题上，相反提出了更为全面的社会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行为非常实用化，主动适应主流价值观，没有给选民“异类”的印象，这也说明左派在西方选举制度中比他们的前人更成熟。
从1997年至今，英国工党已执政近10年，以“第三条道路”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为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辩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