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保护
徐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2期第17～25页
【作者简介】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国际经济秩序
人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汹涌而至，给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由于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参与的历史进程，所以人们自然会提出与民族国家主权相关的问题①。经济全球化（即狭义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基本动因，因此本文仅对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保护谈点个人的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方家②。
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
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客观现实。
尽管在理论上对经济全球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定义，但是一般认为，它至少包括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是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不断加深，以寻求最佳配置；其二是指这些流动要遵守一定的共同规则。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从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和洲界的限制并走向全球的趋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③ 19世纪中叶，伴随着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经济的跨国发展和国际化趋势开始大大加强。从近15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可以将经济全球化趋势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以及生产的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但是，这一时期尚未建立国际经济运行的有效机制。
第二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和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货币金融关系和贸易关系一片混乱。然而正是战争的血的教训，才使各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再次走进死胡同，只有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才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从而维护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优势，试图从金融、投资、贸易三个方面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在金融方面，重建国际货币制度，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在投资方面，以鼓励对外投资、筹措资金来促进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贸易方面，以扭转日益盛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来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这就是战后三大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这三大机构共同构成了战后调节世界金融、投资、贸易的三大支柱，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和“经济联合国”④，标志着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在此期间，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不过，由于冷战的爆发，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组成了经互会并实行经济一体化，但实际上只是集体的闭关自守，脱离了世界经济的主体。中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融入世界经济。
第三阶段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80—90年代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此期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冷战的缓和与结束消除了过去东西方实行的“两个平行市场”的分割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市场经济体制获得极大扩展，为建立统一的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第三，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将公司内部的一体化扩散到全球；第四，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把贸易、投资和服务的国际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实际上，到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经济就已经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趋于一体，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反映这一客观现实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在80年代便不断见诸西方的报端。进入90年代之后，这一词汇被更为频繁地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则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10月24日）宣布：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今天，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生产带来了全新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使其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从而把世界各国纳入全球的分工体系，使各国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连成一体。例如，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波音公司，其飞机的零部件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著名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ABB公司的总部设在瑞士，总裁是瑞士人，总部只有工作人员100来人，工作语言是英语，财务报表以美元为单位，在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附属机构和企业并雇用了20多万人，生产销售遍及全世界。该公司的总裁说过，“ABB公司四海为家，是许多个国家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协作的联盟”⑤。
贸易国际化的程度空前扩展。表现在：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世界贸易的增长率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率。另外，世界贸易出现新的变革，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重要，劳务贸易迅速发展，世界旅游业增长很快，特别是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商品贸易。据世贸组织统计，1980年至2003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超过6％，始终快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前者的年均增长率要比后者高50％左右。2003年从出口角度计算的世界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9.5万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3.9倍⑥。
第三，国际投资迅速增加，范围遍及全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达12,710亿美元，是1980年的22倍，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各国国内投资比重由1980年的2.3％提高到2000年的22％。虽然2001年以后受恐怖主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跨国直接投资有所萎缩，但2004年已经实现恢复增长，达到6120亿美元⑦。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是相互直接投资的重点，但是国际投资格局逐渐发生重要变化，即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增加，比重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接受的FDI以年平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达到2651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从而促成了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FDI流动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已经悄然兴起。据统计，仅亚洲发展中国家2001年的对外投资就高达850亿美元⑧。
第四，国际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金融的国际化与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新态势。资金的交易额空前巨大，金融工具和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不断创新。互联网和“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各国金融外汇市场瞬间沟通，处于24小时的全天候运行状态。早在1989年3月31日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现在每日的全球外汇交易平均超过1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5倍，是实物贸易量的50倍，国际上流动的总资产近83兆美元；全球的经济讯息，可在数分钟内全球分享，而资金的进出，各种投资（投机）工具的买卖，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甚至一按钮，几秒钟内完成⑨。
第五，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承担者，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和决定性的力量。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急剧增长。据统计，1980—1995年，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从1.5万家增加到约4万家，2005年为6.1万家，它们占据着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全球贸易总量的65％、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和全球高新技术的95％以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迫于激烈的竞争而实行跨国联合或并购重组，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⑩。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上述所说的这些现代经济的要素日益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民族国家参与的全球化，当民族国家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浪潮时，它们自然面临这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关系如何？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民族国家应如何维护自己的主权？
二、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
这里首先要简单叙述一下国家主权的概念。
完整的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主权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产生而形成的。
1618年—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11)。各交战方于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奥斯纳布吕克和约》与《明斯特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各个诸侯邦国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国家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国家主权具有独立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从此以后，国家主权开始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国家凭借这一权力可以处理所有的国内事务；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12)。因此，主权便成为国家的象征，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主要体现为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从此，基于这种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关系体系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便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至今如此。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和与之相联系的三个基本原则。三个要素是：1.领土；2.主权；3.人民。三个原则是：1.领土原则：国家拥有确定的边界，即该国家的统治范围。在边界以内，国家可以制定并行使法律。2.主权原则：国家及其代表拥有在其边界内采取行动和实行统治的主权。3.合法性原则：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协议与国际法的对象，而国际协议和国际法必须得到各个国家的同意才能产生效力(13)。直到今天，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国际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重大挑战。
传统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一国政府拥有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决策权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一国国内，这种权利表现为对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第二，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但是全球化进程对经济主权的冲击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仅从三个视角来看。
首先，从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
这是因为：其一，大量存在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扮演着“第二政府”的角色，它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走势，而且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二，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大规模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兼并与收购以及建立新工厂等方式，控制东道国某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垄断东道国某些产品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东道国的生产、消费、内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经济政策制订，从而削弱了东道国经济的自主权。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155个国家运行，控制着全球44％的软饮料市场，其势力和影响已远非许多单个国家可比。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将中国几乎全部有名的饮料厂兼并。洗衣粉行业也同样如此，当中国最后一个名牌“活力28”被德国本森公司收购之后，中国洗衣粉厂家全军覆没。其三，由于跨国公司牢牢控制了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这就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甚至形成经济的依附性发展，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主导权。
其次，从世贸组织来看，它对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也是很明显的。
世贸组织的建立，是国际社会为了应付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显著成果。尽管加入世贸组织的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维系世贸组织生存的《WTO协议》也是成员方主权行使的结果，但是世贸组织对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也是很明显的。
例如：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成员方不得随意制订关税政策，非关税措施的制订也要遵循相关规定，各成员方采取的技术标准和措施要顾及世贸组织有关协定并要有透明度，还有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实施的有效范围。特别是一向为国内管辖的金融、保险、基础电信等服务行业，也要受制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他专门协定。由此可见，世贸组织的协定所触及的大量政策领域，是过去一直被认为的国内政策的排他领地，其范围延伸到一向为国内专属管辖的行业。其结果必然导致由国家主权原则得出的国内独立权受到侵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曾清理、修改和完善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就是证明。
第三，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实施货币法定升值与贬值的主权权利也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一方面，在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下，大多数国家逐步放松了对本国货币兑换的管制。这不仅是各国在金融全球化的压力下所作出的自动选择，也反映了国家行使外汇管制的权力遭到了一定的侵蚀。另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的金融联系越来越紧密，一国所采取的金融措施，特别是涉及货币对外关系的货币的升值与贬值政策，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活动造成影响。因此金融全球化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而不能只顾本国的利益需求。这就削弱了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例如近几年来西方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人民币也确有小幅升值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14)。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卷入国际经济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加强，这个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15)。
因此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已经冲击了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并改变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但是这决不是像一些人士所说的全球化就导致主权过时和民族国家消亡。
三、经济全球化并未导致主权过时和民族国家消亡
首先，民族国家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全球化的推进过程，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
从历史上来看，民族国家的诞生为国内市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政治保障。现代民族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最活跃的因素：资本家、资本和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化发展的技术动力。在殖民扩张时期，民族国家是资本扩张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为这种扩张提供了武力支持。
从现实来看，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全球化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各国积极支持本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全球扩展。另一方面，各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仅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全球性经济组织的建设，而且尽可能参与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建设，协调彼此在投资、关税、贸易等方面的关系，降低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成本。譬如在韩国，国家直接推动本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其措施包括：鼓励本国企业在国外资本市场上集资；国家资助私人企业在海外拓展；资助本地企业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或达成技术合作关系等。以汽车工业为例，尽管韩国的汽车工业起步很晚，但国家注意保护国内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使其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便在世界汽车生产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五位(16)。
其次，经济全球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国家的主权。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并起着核心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让渡主权权利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得到一定的回报。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目的并非为了削弱自己，而是要以此来维护本身的权利，并获得更好地发展，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以中国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为例。该工程位于黄河中下游交界的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干流中游段上，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在综合治理黄河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该工程协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10亿美元，因此世界银行于1988年开始介入该工程，曾先后组团检查小浪底达26次，每次都由世行官员和专家提出工作备忘录，对小浪底工程建设、移民、经济、管理、财务以及环保等方面提出评估、咨询意见和工作要求，并对该项目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根据世行要求，该工程的土建工程采取国际招标，大坝、泄洪排沙系统和引水发电系统等主要工程的施工责任方分别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公司。另外，世界银行还对小浪底工程机构建设给予极大关注，促成水利部于1989年9月批准成立了黄河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YRWHDC），作为项目业主开发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17)。这些做法，对于传统的国家主权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是中国为发展自己而行使国家主权的主动行为。
另外，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发展来看，至今为止尚无一个缔约方和成员方因为加入该组织后而引起该国经济的衰退，反而是加快了其经济的发展。据《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11月7日报道，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近4年后，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生产大国，2001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为5098亿美元，到2004年这一数字已达1.2万亿元，增长了1倍多(18)。事实证明，加入该组织对本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正是该组织不断扩大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的主权权利让渡可以看作是维护和加强各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利用整体优势来提升自己，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的实质。
第三，尽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被西方发达国家“裹挟着”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参与全球经济是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它们行使国家主权作出选择的结果。仅以世贸组织为例，到2005年12月11日，世贸组织已经拥有149个成员方，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全球化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甚至侵蚀了部分经济主权，但是民族国家主权最核心的部分——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利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于是一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具有异质性和互相排斥性，并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已经开始彻底崩溃，国家主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甚至断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主权消亡是一种铁定趋势”，国际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19)。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经济全球化并未造就“没有国界的世界”，各国依然牢牢把守着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变化的实质仅仅是部分主权权力的交换与让渡，并以此换取更大价值的国家利益。但这并不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否定。
第四，民族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施对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保护。
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更加注意保护经济主权。例如：在关贸总协定临时生效的47年中，各成员国之间有过8次关于互相减税的谈判，前四次谈判的时间分别是6个月、6个月、8个月、4个月，时间不长；但后来谈判的时间越来越长，分别为3年、4年、7年和8年，这说明各国都要对自己的关税政策进行保护。中国从“复关”到“入世”的谈判曾经讨价还价15年（1986年至2001年），正是我们既行使国家主权，又保护经济主权并发展国家根本利益的表现。又如：中国于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席位。尽管受到一些限制，但获得了利益。截止到2005年6月30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391亿美元，共支持了263个发展项目，其中有81个项目还在实施中。世行贷款项目目前主要集中在交通（32％）、城市发展（22％）、农村发展（22％）、能源（14％）和人力开发（4％）等领域(20)。在2000年世界银行进行的项目评价中，90％以上的中国项目被评为“满意”。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银行贷款使用和偿还情况最好的借款国之一(21)。
实际上，发达国家同样相当重视经济主权的保护，甚至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最爱讲全球化并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对技术出口抓得特别紧，经常为所谓的技术泄密而大动干戈。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发生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诬告私取美国核武器机密资料的案件，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西欧各国也是一样，丹麦全民公决不支持加入欧元，英国也拒绝加入欧元，2003年9月11日主张加入欧元的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遇刺身亡。9月14日，瑞典就是否加入欧元区举行全民公决。人们尽管对林德事件义愤填膺，但公决的结果仍然是拒绝加入欧元。而挪威当年没有加入欧共体，现在也没有加入欧盟。对国家主权的警惕，显然是导致这些国家对欧元和欧盟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多哈会谈失败，几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美国，认为正是美国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才造成了当前的局面。然而，美国的做法实际是依据自身情况做出的最优决策(22)。
四、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维护国家主权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承认并因势利导地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不是消极地对抗和躲避这种挑战，是国家主权的唯一正确方向。
首先，必须想方设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强国之本，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途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是增加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也同样重要。例如：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政府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仅有经济和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继续加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与之配套的国际组织、国际协议、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这就是国际经济秩序。迄今为止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不够公平，仍然属于旧秩序。这种旧秩序说到底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谁的综合国力强大谁的发言权就大，因而使发达国家享有实际否决权。改变并非易事。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首先是要按照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规则接轨，而不是改变规则。即使要对旧的秩序和规则加以改变，也要通过参与，才能取得发言权，才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的主权。
实际上，中国在不断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中国的进口关税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0％，下降到2005年的9.9％，2006年维持这个水平；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出口国。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23.6％。
2003年11月6日，在中国珠海召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工商界企业代表2000人，见证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经济发展宣言的发表；中国首次以组织、策划、发展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宣言的主要参与制定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劳伦斯·罗·克莱因说：“中国第一次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23)。此话虽然过誉，但说明了中国从服从规则、实行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的角色的转变。
注释：
① 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说，自20世纪60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在美国提出之后，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就始终不衰，90年代达到高潮。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从重点描述全球化的社会现象，发展到对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讨论，其中自然涉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其代表论著有：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劳：《治理全球化》（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政治出版社，2002年版；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未来》（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State”），《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第24卷，1995年第3期，等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关注与研究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199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持的、以俞可平为总主编的《全球化译丛》（全7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1999年， 以龙永图为学术总指导，刘力、刘光溪为主编的《经济全球化丛书》（全5册）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界则更为关注全球化与全球史观的问题，并组织了有关全球化与全球史观的笔谈（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这些文章从史学的角度说明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其影响是多元的，全球化、全球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冲动”是并存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俞可平撰写的《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但是总体来说，该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②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的资助。本文及《圣经时代以色列人的国家观念与国家形态》、《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属性和功能”研讨会论文。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④ 作者曾在拙文《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中对这三大机构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见《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⑤ 转引自龙永图为《经济全球化丛书》所写的总序言，见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⑥ 安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作者为商务部副部长，文章为作者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首页：资料：专题：经济与外交，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jjywj/t196795.htm,2005年5月23日。
⑦ 安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
⑧ 沈丹阳：《居安思危：全球FDI流动新趋势下我国引资策略创新思考》，《中国外资》2003年第7期。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也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据国家商务部统计，载至2002年年底，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近7000家，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约90亿美元，实际上未经批准的对外投资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2003年第一季度，我国海外投资又比去年增长了约60％。
⑨ 转引自吴江：《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⑩ 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兼及考察全球化的方法问题》，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35页；安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美国《财富》杂志2004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占绝大多数；若把韩国、新加坡等包括在内，发展中国家也只有38家，其中中国16家。
(11) “三十年战争”的基本背景和情况是：16世纪，德意志首先发生了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德意志的宗教分裂，并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教派势力：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618年爆发了战争。战争爆发后，欧洲的各大国也逐渐卷了进来，西班牙、波兰和罗马教皇国站在天主教同盟一边，英国、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站在新教一边，形成了一场欧洲各国的大混战。这场战争持续了30年，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十年战争”。参战各国不仅带有宗教的狂热，也有十分明显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政治目标。
(12) 按照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的话来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内涵的主权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对国内居民和领土进行统治的权威与正当性；摆脱他国控制的独立权，外交自律权及其正当性。星野昭吉著，刘小云、梁云祥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就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而言，所有国家都平等地独立于外部权力。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法律平等被视为国际关系的特征。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3)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14) 根据中国银行外汇牌价，2006年11月25日人民币／美元的基准价为100美元／785.36人民币，而2005年11月25日人民币／美元的基准价为100美元／808.15人民币。
(15) 另外，一些区域性的货币联盟也对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提出了挑战。例如，从1999年开始，欧盟部分成员如法国、德国等国已不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由欧洲中央银行履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职能；从2002年起，这些国家已使用数百年之久的、作为国家主权重要象征的本国货币法郎、马克等也被“欧元”（Euro）所取代。尽管这些成员国在加入货币联盟时自愿将这种主权权利“让渡”给联盟，但它毕竟侵蚀了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
(16) 巴西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巴西的汽车工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通过引进外资实现了零部件的本地生产，但国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对西方大公司落后技术的转移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只能生产美欧接近淘汰的车型和部分零部件，因此到90年代其汽车工业已经落后于韩国。参见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第135—136页。
(17) 参见《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历程》，见小浪底网：水利枢纽工程首页：建设历程，www.xiaolangdi.com.cn,2006年11月25日。
(18)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5年11月7日文章。
(19) 德国著名全球化研究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当代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都多少持有这种看法。前者认为国家主权现在遇到了困境：“在全球性时代，国家主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才能实现。”后者也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多少已经过时了。参见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第14页、第78—79页。
(20) 吉喆：《世界银行与中国》，《财经界》2006年第3期。
(21) 祝宪：《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0期，第25—27页。作者当时是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
(22) 韩燕：《多哈会谈无果而终：谁动了谁的蛋糕》，《世界知识》2006年第16期。
(23) 刘箴、杨连成：《全球化需要全球性规则》，《光明日报》2003年11月6日。^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2期第17～25页
【作者简介】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37
| 【内容提要】 |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客观现实。经济全球化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确立的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进行着挑战，但并未导致主权的终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的主权。 |
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
经济全球化也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它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客观现实。
尽管在理论上对经济全球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严格的定义，但是一般认为，它至少包括两个基本含义：其一是指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跨国界自由流动的不断加深，以寻求最佳配置；其二是指这些流动要遵守一定的共同规则。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追溯到15世纪新航路的开辟和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从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打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地方狭隘性，表现出一种外向的、突破国界和洲界的限制并走向全球的趋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③ 19世纪中叶，伴随着欧美各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经济的跨国发展和国际化趋势开始大大加强。从近150多年的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可以将经济全球化趋势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以及生产的国际分工为主要特征。但是，这一时期尚未建立国际经济运行的有效机制。
第二个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和蔓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货币金融关系和贸易关系一片混乱。然而正是战争的血的教训，才使各国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必将导致世界经济再次走进死胡同，只有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才是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从而维护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为了恢复世界经济的有序发展，美国凭借其军事、政治和经济的绝对优势，试图从金融、投资、贸易三个方面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在金融方面，重建国际货币制度，以维持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在投资方面，以鼓励对外投资、筹措资金来促进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在贸易方面，以扭转日益盛行的高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性的贸易政策来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这就是战后三大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的建立。这三大机构共同构成了战后调节世界金融、投资、贸易的三大支柱，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三驾马车”和“经济联合国”④，标志着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在此期间，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不过，由于冷战的爆发，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组成了经互会并实行经济一体化，但实际上只是集体的闭关自守，脱离了世界经济的主体。中国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起门来搞建设，没有融入世界经济。
第三阶段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并于80—90年代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此期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冷战的缓和与结束消除了过去东西方实行的“两个平行市场”的分割状况，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原来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使市场经济体制获得极大扩展，为建立统一的世界市场提供了条件；第三，跨国公司迅猛发展，将公司内部的一体化扩散到全球；第四，世界贸易组织的诞生，把贸易、投资和服务的国际化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实际上，到20世纪80年代，各国的经济就已经相互渗透、相互依存，趋于一体，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反映这一客观现实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在80年代便不断见诸西方的报端。进入90年代之后，这一词汇被更为频繁地使用，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则在1992年的联合国日（10月24日）宣布：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今天，经济全球化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生产带来了全新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使其更加专业化和精细化，从而把世界各国纳入全球的分工体系，使各国的生产活动密切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连成一体。例如，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波音公司，其飞机的零部件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著名的电力和自动化技术集团ABB公司的总部设在瑞士，总裁是瑞士人，总部只有工作人员100来人，工作语言是英语，财务报表以美元为单位，在全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附属机构和企业并雇用了20多万人，生产销售遍及全世界。该公司的总裁说过，“ABB公司四海为家，是许多个国家的公司在世界范围内协作的联盟”⑤。
贸易国际化的程度空前扩展。表现在：世界贸易增长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世界贸易的增长率高于世界生产的增长率。另外，世界贸易出现新的变革，高科技产品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知识产权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重要，劳务贸易迅速发展，世界旅游业增长很快，特别是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商品贸易。据世贸组织统计，1980年至2003年，世界贸易年均增长超过6％，始终快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前者的年均增长率要比后者高50％左右。2003年从出口角度计算的世界贸易总额（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达9.5万亿美元，相当于1980年的3.9倍⑥。
第三，国际投资迅速增加，范围遍及全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0年国际直接投资（FDI）流入量达12,710亿美元，是1980年的22倍，国际直接投资占世界各国国内投资比重由1980年的2.3％提高到2000年的22％。虽然2001年以后受恐怖主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跨国直接投资有所萎缩，但2004年已经实现恢复增长，达到6120亿美元⑦。尽管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是相互直接投资的重点，但是国际投资格局逐渐发生重要变化，即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数量增加，比重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接受的FDI以年平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到2000年达到2651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从而促成了新兴资本市场的崛起。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FDI流动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已经悄然兴起。据统计，仅亚洲发展中国家2001年的对外投资就高达850亿美元⑧。
第四，国际金融市场异常活跃，金融的国际化与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新态势。资金的交易额空前巨大，金融工具和金融业的运作方式不断创新。互联网和“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各国金融外汇市场瞬间沟通，处于24小时的全天候运行状态。早在1989年3月31日香港《信报》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现在每日的全球外汇交易平均超过1万亿美元，是10年前的5倍，是实物贸易量的50倍，国际上流动的总资产近83兆美元；全球的经济讯息，可在数分钟内全球分享，而资金的进出，各种投资（投机）工具的买卖，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甚至一按钮，几秒钟内完成⑨。
第五，跨国公司特别是大的跨国公司，是推动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和承担者，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和决定性的力量。八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数量上和规模上急剧增长。据统计，1980—1995年，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从1.5万家增加到约4万家，2005年为6.1万家，它们占据着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90％、全球贸易总量的65％、全球技术交易总量的80％和全球高新技术的95％以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开始崛起，越来越多的大跨国公司迫于激烈的竞争而实行跨国联合或并购重组，从而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⑩。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上述所说的这些现代经济的要素日益要求冲破民族国家的壁垒，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民族国家参与的全球化，当民族国家越来越深地卷入这一浪潮时，它们自然面临这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关系如何？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民族国家应如何维护自己的主权？
二、经济全球化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的挑战
这里首先要简单叙述一下国家主权的概念。
完整的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主权概念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产生而形成的。
1618年—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11)。各交战方于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亚签订了《奥斯纳布吕克和约》与《明斯特和约》，史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根据这一条约，独立的各个诸侯邦国不分大小，主权一律平等；国家对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国内统治权，对外享有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国家主权具有独立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从此以后，国家主权开始具备对内对外的双重属性：主权在国内是最高的权力，不受任何国内法的约束，国家凭借这一权力可以处理所有的国内事务；主权对外是独立自主的，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的干涉，也不受外部力量的侵犯(12)。因此，主权便成为国家的象征，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主要体现为主权的完整和独立。从此，基于这种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关系体系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便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的核心，至今如此。一般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和与之相联系的三个基本原则。三个要素是：1.领土；2.主权；3.人民。三个原则是：1.领土原则：国家拥有确定的边界，即该国家的统治范围。在边界以内，国家可以制定并行使法律。2.主权原则：国家及其代表拥有在其边界内采取行动和实行统治的主权。3.合法性原则：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协议与国际法的对象，而国际协议和国际法必须得到各个国家的同意才能产生效力(13)。直到今天，这样的民族国家仍然是现实国际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全球化的实际参与者。然而，不可阻挡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的主权构成了重大挑战。
传统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一国政府拥有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这种自主决策权又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一国国内，这种权利表现为对对外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对外经济法规的自主权；第二，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自主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但是全球化进程对经济主权的冲击是广泛而深刻的。我们仅从三个视角来看。
首先，从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
这是因为：其一，大量存在的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正扮演着“第二政府”的角色，它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影响着国际贸易的方式和未来发展的走势，而且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理论和政策，因而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利益。其二，跨国公司在海外的大规模直接投资活动，通过兼并与收购以及建立新工厂等方式，控制东道国某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垄断东道国某些产品和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东道国的生产、消费、内外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家经济政策制订，从而削弱了东道国经济的自主权。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155个国家运行，控制着全球44％的软饮料市场，其势力和影响已远非许多单个国家可比。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将中国几乎全部有名的饮料厂兼并。洗衣粉行业也同样如此，当中国最后一个名牌“活力28”被德国本森公司收购之后，中国洗衣粉厂家全军覆没。其三，由于跨国公司牢牢控制了生产技术的创新和转移，这就使得技术落后的发展中东道国处于被动的依赖地位，甚至形成经济的依附性发展，从而削弱了国家的经济主导权。
其次，从世贸组织来看，它对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也是很明显的。
世贸组织的建立，是国际社会为了应付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而进行国际合作的显著成果。尽管加入世贸组织的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体现，维系世贸组织生存的《WTO协议》也是成员方主权行使的结果，但是世贸组织对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侵蚀也是很明显的。
例如：根据世贸组织规则，成员方不得随意制订关税政策，非关税措施的制订也要遵循相关规定，各成员方采取的技术标准和措施要顾及世贸组织有关协定并要有透明度，还有诸如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劳工和妇女权利保护等，都会制约本国政策的实施和实施的有效范围。特别是一向为国内管辖的金融、保险、基础电信等服务行业，也要受制于《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他专门协定。由此可见，世贸组织的协定所触及的大量政策领域，是过去一直被认为的国内政策的排他领地，其范围延伸到一向为国内专属管辖的行业。其结果必然导致由国家主权原则得出的国内独立权受到侵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曾清理、修改和完善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就是证明。
第三，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实施货币法定升值与贬值的主权权利也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一方面，在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下，大多数国家逐步放松了对本国货币兑换的管制。这不仅是各国在金融全球化的压力下所作出的自动选择，也反映了国家行使外汇管制的权力遭到了一定的侵蚀。另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的情况下，各国的金融联系越来越紧密，一国所采取的金融措施，特别是涉及货币对外关系的货币的升值与贬值政策，会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金融活动造成影响。因此金融全球化要求各国中央银行在制定本国货币政策时，必须考虑全球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而不能只顾本国的利益需求。这就削弱了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例如近几年来西方国家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以及人民币也确有小幅升值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14)。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卷入国际经济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加强，这个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15)。
因此经济全球化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变革，已经冲击了传统民族国家主权，并改变着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但是这决不是像一些人士所说的全球化就导致主权过时和民族国家消亡。
三、经济全球化并未导致主权过时和民族国家消亡
首先，民族国家是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全球化的推进过程，民族国家是全球化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
从历史上来看，民族国家的诞生为国内市场的最终形成提供了政治保障。现代民族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为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最活跃的因素：资本家、资本和跨国公司，以及全球化发展的技术动力。在殖民扩张时期，民族国家是资本扩张背后的强大支持力量，为这种扩张提供了武力支持。
从现实来看，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全球化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各国积极支持本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进行全球扩展。另一方面，各国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仅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等全球性经济组织的建设，而且尽可能参与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建设，协调彼此在投资、关税、贸易等方面的关系，降低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成本。譬如在韩国，国家直接推动本国企业的全球化战略，其措施包括：鼓励本国企业在国外资本市场上集资；国家资助私人企业在海外拓展；资助本地企业同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或达成技术合作关系等。以汽车工业为例，尽管韩国的汽车工业起步很晚，但国家注意保护国内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使其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便在世界汽车生产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五位(16)。
其次，经济全球化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国家的主权。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然处于核心地位并起着核心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让渡主权权利是有条件的，即要求得到一定的回报。各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目的并非为了削弱自己，而是要以此来维护本身的权利，并获得更好地发展，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以中国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为例。该工程位于黄河中下游交界的河南省境内的黄河干流中游段上，以防洪、防凌、减淤为主，兼顾供水、灌溉、发电，在综合治理黄河的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该工程协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10亿美元，因此世界银行于1988年开始介入该工程，曾先后组团检查小浪底达26次，每次都由世行官员和专家提出工作备忘录，对小浪底工程建设、移民、经济、管理、财务以及环保等方面提出评估、咨询意见和工作要求，并对该项目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高度重视。根据世行要求，该工程的土建工程采取国际招标，大坝、泄洪排沙系统和引水发电系统等主要工程的施工责任方分别为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的公司。另外，世界银行还对小浪底工程机构建设给予极大关注，促成水利部于1989年9月批准成立了黄河水利水电开发总公司（YRWHDC），作为项目业主开发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17)。这些做法，对于传统的国家主权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但这是中国为发展自己而行使国家主权的主动行为。
另外，从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发展来看，至今为止尚无一个缔约方和成员方因为加入该组织后而引起该国经济的衰退，反而是加快了其经济的发展。据《国际先驱论坛报》2005年11月7日报道，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近4年后，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个举足轻重的生产大国，2001年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为5098亿美元，到2004年这一数字已达1.2万亿元，增长了1倍多(18)。事实证明，加入该组织对本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正是该组织不断扩大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自愿的主权权利让渡可以看作是维护和加强各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利用整体优势来提升自己，并没有损害国家主权的实质。
第三，尽管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是被西方发达国家“裹挟着”纳入全球化进程的，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参与全球经济是自身经济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要素，也是它们行使国家主权作出选择的结果。仅以世贸组织为例，到2005年12月11日，世贸组织已经拥有149个成员方，其中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尽管经济全球化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领域对民族国家的主权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甚至侵蚀了部分经济主权，但是民族国家主权最核心的部分——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利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于是一些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主权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具有异质性和互相排斥性，并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已经开始彻底崩溃，国家主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甚至断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主权消亡是一种铁定趋势”，国际政治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19)。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经济全球化并未造就“没有国界的世界”，各国依然牢牢把守着国家主权。国家主权变化的实质仅仅是部分主权权力的交换与让渡，并以此换取更大价值的国家利益。但这并不是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否定。
第四，民族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施对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保护。
实际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更加注意保护经济主权。例如：在关贸总协定临时生效的47年中，各成员国之间有过8次关于互相减税的谈判，前四次谈判的时间分别是6个月、6个月、8个月、4个月，时间不长；但后来谈判的时间越来越长，分别为3年、4年、7年和8年，这说明各国都要对自己的关税政策进行保护。中国从“复关”到“入世”的谈判曾经讨价还价15年（1986年至2001年），正是我们既行使国家主权，又保护经济主权并发展国家根本利益的表现。又如：中国于1980年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合法席位。尽管受到一些限制，但获得了利益。截止到2005年6月30日，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总承诺额累计近391亿美元，共支持了263个发展项目，其中有81个项目还在实施中。世行贷款项目目前主要集中在交通（32％）、城市发展（22％）、农村发展（22％）、能源（14％）和人力开发（4％）等领域(20)。在2000年世界银行进行的项目评价中，90％以上的中国项目被评为“满意”。中国被认为是世界银行贷款使用和偿还情况最好的借款国之一(21)。
实际上，发达国家同样相当重视经济主权的保护，甚至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例如最爱讲全球化并标榜自由贸易的美国，对技术出口抓得特别紧，经常为所谓的技术泄密而大动干戈。克林顿总统任期内发生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诬告私取美国核武器机密资料的案件，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西欧各国也是一样，丹麦全民公决不支持加入欧元，英国也拒绝加入欧元，2003年9月11日主张加入欧元的瑞典外交大臣安娜·林德遇刺身亡。9月14日，瑞典就是否加入欧元区举行全民公决。人们尽管对林德事件义愤填膺，但公决的结果仍然是拒绝加入欧元。而挪威当年没有加入欧共体，现在也没有加入欧盟。对国家主权的警惕，显然是导致这些国家对欧元和欧盟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7月24日，世贸组织多哈会谈失败，几乎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美国，认为正是美国在农产品补贴问题上的强硬态度才造成了当前的局面。然而，美国的做法实际是依据自身情况做出的最优决策(22)。
四、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中维护国家主权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承认并因势利导地积极迎接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国家主权的挑战，而不是消极地对抗和躲避这种挑战，是国家主权的唯一正确方向。
首先，必须想方设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强国之本，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途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是增加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的其他要素也同样重要。例如：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政府的凝聚力和社会的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仅有经济和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
其次，同样重要的是，必须继续加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有与之配套的国际组织、国际协议、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这就是国际经济秩序。迄今为止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展中国家不够公平，仍然属于旧秩序。这种旧秩序说到底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谁的综合国力强大谁的发言权就大，因而使发达国家享有实际否决权。改变并非易事。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首先是要按照现行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规则接轨，而不是改变规则。即使要对旧的秩序和规则加以改变，也要通过参与，才能取得发言权，才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维护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的主权。
实际上，中国在不断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已经显现。2001年11月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方。中国的进口关税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0％，下降到2005年的9.9％，2006年维持这个水平；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出口国。根据经济学家的统计，200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23.6％。
2003年11月6日，在中国珠海召开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来自全球各地的经济学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工商界企业代表2000人，见证了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经济发展宣言的发表；中国首次以组织、策划、发展者的身份参与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宣言的主要参与制定者、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劳伦斯·罗·克莱因说：“中国第一次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23)。此话虽然过誉，但说明了中国从服从规则、实行规则到参与制定规则的角色的转变。
注释：
① 全球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可以说，自20世纪60年代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在美国提出之后，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就始终不衰，90年代达到高潮。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从重点描述全球化的社会现象，发展到对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讨论，其中自然涉及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其代表论著有：戴维·赫尔德等著，杨雪冬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戴维·赫尔德和安东尼·麦克劳：《治理全球化》（David Held & Anthony McGrew, Governing Globalization），政治出版社，2002年版；保罗·赫斯特和格雷厄姆·汤普森：《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未来》（Paul Hirst & Grahame Thompson,“Globaliza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State”），《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第24卷，1995年第3期，等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关注与研究从80年代就已经开始。1998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主持的、以俞可平为总主编的《全球化译丛》（全7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1999年， 以龙永图为学术总指导，刘力、刘光溪为主编的《经济全球化丛书》（全5册）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界则更为关注全球化与全球史观的问题，并组织了有关全球化与全球史观的笔谈（见《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这些文章从史学的角度说明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其影响是多元的，全球化、全球史观和“民族主义的冲动”是并存的。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俞可平撰写的《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但是总体来说，该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②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的资助。本文及《圣经时代以色列人的国家观念与国家形态》、《论赫梯国王的对外政策》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上的国家：形态、属性和功能”研讨会论文。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④ 作者曾在拙文《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中对这三大机构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见《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
⑤ 转引自龙永图为《经济全球化丛书》所写的总序言，见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1—15页。
⑥ 安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作者为商务部副部长，文章为作者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论坛上的演讲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首页：资料：专题：经济与外交，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jjywj/t196795.htm,2005年5月23日。
⑦ 安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
⑧ 沈丹阳：《居安思危：全球FDI流动新趋势下我国引资策略创新思考》，《中国外资》2003年第7期。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走出去”战略，也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会有一个显著的增长。据国家商务部统计，载至2002年年底，经原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近7000家，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约90亿美元，实际上未经批准的对外投资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2003年第一季度，我国海外投资又比去年增长了约60％。
⑨ 转引自吴江：《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⑩ 纪玉祥：《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兼及考察全球化的方法问题》，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35页；安民：《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美国《财富》杂志2004年世界500强企业中，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占绝大多数；若把韩国、新加坡等包括在内，发展中国家也只有38家，其中中国16家。
(11) “三十年战争”的基本背景和情况是：16世纪，德意志首先发生了反对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导致了德意志的宗教分裂，并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教派势力：天主教和新教。这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在1618年爆发了战争。战争爆发后，欧洲的各大国也逐渐卷了进来，西班牙、波兰和罗马教皇国站在天主教同盟一边，英国、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站在新教一边，形成了一场欧洲各国的大混战。这场战争持续了30年，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三十年战争”。参战各国不仅带有宗教的狂热，也有十分明显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政治目标。
(12) 按照日本学者星野昭吉的话来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内涵的主权可以分解为两方面：对国内居民和领土进行统治的权威与正当性；摆脱他国控制的独立权，外交自律权及其正当性。星野昭吉著，刘小云、梁云祥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主权国家体系中，就对领土和人口的控制而言，所有国家都平等地独立于外部权力。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法律平等被视为国际关系的特征。约瑟夫·A.凯米莱里，吉米·福尔克著，李东燕译：《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13) 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14) 根据中国银行外汇牌价，2006年11月25日人民币／美元的基准价为100美元／785.36人民币，而2005年11月25日人民币／美元的基准价为100美元／808.15人民币。
(15) 另外，一些区域性的货币联盟也对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提出了挑战。例如，从1999年开始，欧盟部分成员如法国、德国等国已不再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由欧洲中央银行履行制定统一货币政策的职能；从2002年起，这些国家已使用数百年之久的、作为国家主权重要象征的本国货币法郎、马克等也被“欧元”（Euro）所取代。尽管这些成员国在加入货币联盟时自愿将这种主权权利“让渡”给联盟，但它毕竟侵蚀了传统的国家货币主权。
(16) 巴西是一个相反的例子。巴西的汽车工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通过引进外资实现了零部件的本地生产，但国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对西方大公司落后技术的转移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只能生产美欧接近淘汰的车型和部分零部件，因此到90年代其汽车工业已经落后于韩国。参见张碧琼：《经济全球化：风险与控制》，第135—136页。
(17) 参见《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历程》，见小浪底网：水利枢纽工程首页：建设历程，www.xiaolangdi.com.cn,2006年11月25日。
(18) 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5年11月7日文章。
(19) 德国著名全球化研究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当代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都多少持有这种看法。前者认为国家主权现在遇到了困境：“在全球性时代，国家主权只有通过放弃国家主权才能实现。”后者也认为传统的国家主权多少已经过时了。参见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乌尔里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第14页、第78—79页。
(20) 吉喆：《世界银行与中国》，《财经界》2006年第3期。
(21) 祝宪：《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关系的回顾与前瞻》，《国际金融研究》1997年第10期，第25—27页。作者当时是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司长。
(22) 韩燕：《多哈会谈无果而终：谁动了谁的蛋糕》，《世界知识》2006年第16期。
(23) 刘箴、杨连成：《全球化需要全球性规则》，《光明日报》2003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