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启蒙运动与德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邢来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7年3期第63～69页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关 键 词】启蒙运动/德国/文化/民族主义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一场时间上起止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① 空间上源于英国，盛于法国，再波及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理性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高举理性、宽容、进步的大旗，极大地冲击了教会的宗教说教和封建专制制度，使人类步入了“理性时代”。
18世纪上半期，随着启蒙运动从英、法向整个欧洲的扩散，德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也汇入启蒙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为，一方面，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建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
一、启蒙运动早期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
17世纪开始，特别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国势强盛，法国文化也因此而繁荣，成为受欧洲各国追捧的强势文化。德国也不例外。当时的德国媚法之风盛行，法国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整个社会上层无不热衷于法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讲法语、写法文、吃法国大餐、跳法国舞、大修法国式建筑。在德国的土地上，以华丽、宏伟、对称为特点，反映君主专制主义威严的法国巴洛克式建筑大行其道。各诸侯宫廷纷纷仿效“凡尔赛”，维也纳、波茨坦、德累斯顿等都打上了“凡尔赛”的烙印。维也纳附近的美泉宫被称为“维也纳的凡尔赛”，是德国哈布斯堡皇家成员最喜欢的去处。②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更是德国统治阶级中崇拜法国文化的代表。他从小接受法国文化的教育，身为德国的君主，却瞧不起德意志文化，甚至以自己的德语“讲得像个马车夫”而沾沾自喜。他的文章和著作大都是用法语写成。由于他在各方面都竭力追求和模仿法国文化，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送了这位儿子一个不雅的绰号：“法国的轻浮浪子”。③ 德国市民阶级在追逐法国时尚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尽量说法语，穿法国款式服装，唱最新的法国流行歌曲。
德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盛行媚法之风。在文学领域，当时德国的戏剧演出中有2／3是法国的剧本或法国剧本的改编本。在德国著名大学中，则流行着法国宫廷风格的诗歌、音乐。1700年建立的柏林科学院不仅将法语作为其正式语言，而且其学报也采用法文出版。德国大学也成了法国化的据点。④ 针对这种状况，一位德国作家曾无奈地写道：“我们这些藐小的德意志跟着法国人走，没有自己的心胸，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法国人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法国的语言、食物、饮料、品行和举止都成为他们的语言、食物、饮料、品行和举止，不论这些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⑤ 更有德国作家忧心忡忡地指出， 如果媚法之风持续下去，德意志民族将不复存在。
虽然存在上述状况，18世纪上半期，两大因素使德国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是来自英、法等国的启蒙思想给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的德国文化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之重现生机；二是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滞后现状的忧虑，奋起直追，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向世人展示德意志民族的智慧和才华。结果，德国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全欧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巨擘，他们的成就使德意志民族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向世人展现了德国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力。
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德国学者首次建立起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不仅推进了启蒙运动，初步向世人展示了德国人的思辨哲学天赋，同时已经流露出民族倾向。
托马西乌斯（1655—1728）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⑥ 作为启蒙思想家，托马西乌斯特别强调理性，反对传统经院哲学和正统神学，主张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下解放出来。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著名学者莱布尼茨（1646—171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代表。他博学多才，在数学、物理学、语言学等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有独到建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之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科学院”。1700年，正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柏林科学院，他本人出任第一任院长。⑦ 莱布尼茨在哲学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继承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吸纳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并且将两者加以折中，认为天赋观念和经验都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从而为日后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解决有关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打下了基础。1714年他提出“单子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单子组成的，数量无限而性质不同的单子构成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这一学说为哲学解释自然现象的规律起了开路作用。
继莱布尼茨之后，另一位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进一步强化了对理性的推崇。他于1719年发表《神、世界和人的灵魂的理性思想》一书，以理性思想为主题，运用数学实证法演绎证实哲学原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系统化。他强调，理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实现人和事物的完善、和谐，“总体的和谐和个体的和谐”。沃尔夫在哲学领域的建树使之成为当时欧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法国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等聘其为名誉院士、教授，他的著作在英国、意大利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因此撼动了欧洲学界。
特别要提及的是，托马西乌斯和沃尔夫等人不仅在哲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还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意识。托马西乌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在大学课堂上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公开用德语讲课，以此体现自己的民族意识。沃尔夫不仅用德语授课，还用德语写作，以体现民族精神。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关于自然物目的的理性思考》等，都是用德语写成的。所有这些努力为直接借用德语词汇解释哲学问题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早期的德国文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且具有民族意识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在高扬启蒙旗帜的同时，也表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高特谢德（1700—176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针对当时德国文学界依附于诸侯宫廷，作品呈现矫揉造作的巴洛克风格，戏剧多取材于历史事件，情节粗糙，杂乱无章的状况，他提出了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来改造德国文坛的呼声，试图将理性因素注入德国文学创作之中。1730年，他发表著名的《德国人批判诗艺试论》，提出了诗歌要表达感情和具有理性的热情等创作原则。他推崇法国古典主义文字关于创作要服从“理性规则”、严谨和符合逻辑规范的观点，把高乃依和拉辛等法国作家的戏剧视为德国文学努力的方向。高特谢德的文艺理论虽有“媚法”的时代特征，使德国文坛很长时间内漂浮着崇法的气味，但显然有利于克服德国文坛的混乱状况、提升德国文学作品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高特谢德虽然对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推崇之至，却对德国文坛滥用法语的状况极为不满。他受到沃尔夫等人的影响，也积极提倡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当时在高特谢德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高特谢德的这种做法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他借用法国的古典主义的目的是要为德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鸣锣开道，强调使用纯洁的德语则是已经萌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被誉为“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的、具有全欧意义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⑧ 他一生经历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几乎全过程，在启蒙运动早期就已经是活跃于德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如果说高特谢德由于引进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来规范德国文坛的混乱状况而盛极一时，克洛普施托克则由于坚持德国文学的传统特色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位德国诗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古典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取向。他强调德国文学的传统风格，创作方面突出情感和幻想，作品充满宗教狂热、激情和对祖国的爱。在他的笔下，大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领赫尔曼成了自由的斗士。他先后写了《赫尔曼与图丝内尔达》、《赫尔曼之战》、《赫尔曼之死》等作品，在德国掀起了一股崇拜赫尔曼之风，也因此大大提升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
在启蒙运动早期，音乐领域的巨大成就无疑对德国人的文化自信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18世纪上半期，音乐领域处于巴洛克风格向古典主义风格过渡阶段，就实际影响而言，早期启蒙运动在音乐领域并没有哲学和文学领域那么明显，但这一时期却成了德国音乐盛世的开端，德国涌现出了多位誉冠欧洲的音乐家。巴赫（1685—1750）、亨德尔（1685—1759）、格鲁克（1714—1787 ）等奏响了德国音乐辉煌世纪的第一乐章，使德国成为音乐文化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者。
巴赫是德国巴洛克盛期的音乐代表。他一生勤奋耕耘，成就辉煌，先后创作了500多首作品，其中，《G弦上的永叹调》、《勃兰登堡协奏曲》等成了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他的作品体现了从中世纪宗教文化向近代世俗文化转型时期的音乐风格，兼具宗教和世俗的特征，是启蒙时代通向近代音乐的桥梁，他也因此获得了“欧洲音乐之父”的称号。可贵的是，这位享誉欧洲的音乐家始终不忘自己是德国人。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媚法”浪潮，他顶风而上，对自己的宗教和世俗声乐作品都要求用德语演唱，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情感。⑨ 另一位音乐大师亨德尔则吸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音乐风格，并将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融入音乐内容中，创作了包括著名圣乐《弥赛亚》在内的数十部歌剧作品。由于在歌剧事业上的杰出成就，亨德尔被贝多芬称为“我们之中的最伟大者”，他也因此成为同时代与巴赫齐名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是启蒙运动早期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德国音乐家的代表，毕生致力于歌剧改革。他遵循启蒙主义提倡的真实、朴素、自然等原则，在吸取意大利正歌剧、法国大歌剧和亨德尔的清唱剧的基础上，打破歌剧内容与形式脱节的模式，希图将它改造成戏剧为主、音乐为辅的交响乐剧，使音乐服务于戏剧，服务于歌剧中的诗歌。以上努力使格鲁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18世纪40年代起，他的作品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大大提升了德国音乐的国际知名度。他也因此被称为“领先于时代”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⑩
上述考察表明，早期启蒙运动对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一时期的德国思想文化和艺术受益于启蒙运动思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启蒙运动给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精神来源，他们也对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德意志民族从媚外的文化自卑感中解脱出来，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从而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实际上，到18世纪中叶，德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开始成为欧洲注目的中心。
二、启蒙运动盛期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萌生
如前所述，在启蒙运动早期，包括托马西乌斯、沃尔夫、高特谢德、克洛普施托克、巴赫等在内的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已经显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进入高潮时期，也注入了更多的民族意识因子。德国思想文化界不仅秉持理性、天才、进步等启蒙理念，而且使启蒙运动进一步“德国化”，民族意识进一步彰显，明确提出要创立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开始形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反映出来。
在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欧洲的翘楚。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1700—1766）首先发出了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的呼声，并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德意志文学的榜样，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痛批当时德国戏剧界照搬照抄法国古典主义作品的现状，明确提出要以德国的民族文学对抗法国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甘心让他们的语言处于较不适宜的地位”，(11) 因此，创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成为一种必然。为此，德国作家们必须摆脱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呆板模式，不应做高乃伊、拉辛和伏尔泰等法国人的奴隶，而要挖掘民族题材和素材，创作和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相关观点在他著名的《汉堡剧评》、《拉奥孔》等理论著作中得到反映。他还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创作了《明娜·冯·巴尔赫姆》、《爱米丽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多部具有反映德国社会状况的剧作。莱辛因其在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受到肯定，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12)
莱辛之后，德国文学领域的民族特性愈来愈突出，这种突出的民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莱辛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以赫尔德尔（1744—1803）为代表的德国民族文学推动者进一步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赫尔德尔先后发表《论近代德国文学》、《论语言的起源》等著述，提出了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的理论。他的思想大大推动了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们用德意志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因此对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赫尔德尔还推崇民歌，把搜集民歌与强调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认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习俗的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还把文学与历史联系起来，强调文学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相关的历史特征，由此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的传统民族特性。这一时期的德国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1733—1813）则明确表示，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在于点燃“每一个德国人心中隐藏着的爱国主义火焰”，“在散乱的‘日耳曼尼亚’人中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13) 所有这些思想鼓励着包括歌德在内的年轻诗人和作家走入民间，汲取创作营养，并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其次，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德国作家不再满足于构思精妙的古典主义作品，而是更注重将作品与生活情感的宣泄联系起来。他们在莱辛、赫尔德尔等人的影响下，以德国文化和现实为基础，在天才、崇高等启蒙思想的指引下，爆发出巨大的艺术创造力，使德国古典文学登上了她的颠峰。18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德国封建落后和四分五裂的现状，歌德等人发起了“狂飚突进”运动。他们以诗歌、戏剧等作为宣扬自由、平等思想的平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提倡理性与感情的融合，推出了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五月之歌》、《强盗》、《阴谋与爱情》等大批名作。德国文学因之声誉鹊起，以至于“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14) 从而奠定了德国文学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启蒙理性与民族情感交融的局面。一方面，以大哲学家康德（1724—1804）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以理性批判为思考基础，开启了古典主义哲学的辉煌篇章。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三部著作，推翻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旧形而上学体系，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构建起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15) 在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谢林的改造，到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时期，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极至，形成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由此独步世界，德国也因此获得了“哲学王国”的美誉。
在这一时期，德国哲学思想中并非只存在晦涩枯燥的概念和抽象的逻辑推论，同时也闪烁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了民族主义哲学。赫尔德尔被称为“18世纪下半期德国精神和艺术生活最杰出推动者”，(16) 他在拥护启蒙运动倡导的政治自由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同时，不仅创立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历史哲学，通过强调各民族的独特传统等来促进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一个含有各种特性的人和各种民族宗教的家庭”。每一民族都表现出独特的“国民精神”，都必须对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忠贞不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析文化，而是在于描述一种普遍的文化经历，深入探询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喊出了“让我们尽量为民族增添光荣；让我们也在民族成为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时保卫它”(17) 的口号。
其他学者在促进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也功不可没。奥斯纳布吕克的尤斯图斯·默泽尔（1720—1794）以自己的家乡为出发点，在《爱国的幻想》和《奥斯纳布吕克史》中大力鼓吹有关国家共同体起源于民众和民族特性的观点，认为尊重传统和文化的“局部理性”要比普遍理性更值得信赖。约翰·雅可布·莫泽尔等人也推出了各种宣传爱国主义的著作，并在大学中得到传播。其中，卡尔·冯·莫泽尔在其1765年所写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书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民族，由同一个名字和同一种语言，法律规定的共同的首脑、同样的宪法和义务连结成了一个大的自由的利益共同体……”。(18)
上述表明，启蒙运动盛期的德国，启蒙思想已经与民族情感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人们继续秉持启蒙理念，推动启蒙运动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更辉煌成就。在文学领域，歌德、席勒等德国文学家的古典作品步入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在哲学领域，德国人由于康德而成了世界的领先者；在音乐领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杰出成就更使德国人赢得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声望。另一方面，德国文化界的民族自信日益增强，要求体现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呼声日渐增强，而且明确提出了创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要求。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正逐渐膨胀为一种“民族主义”。
三、启蒙运动后期德国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在德国进入了它的后期发展阶段，即所谓的“浪漫启蒙运动”或“启蒙浪漫主义”阶段。(19) 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一方面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反动者，另一方面与德国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
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启蒙运动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前者认为人的认知来源于经验，而不是来源于上帝，反对盲从权威，从而对中世纪以来的封建和教会权威提出了挑战；后者则提倡怀疑，认为理性才是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启蒙运动实际上不仅仅重视理性，也包括感性的成份。只不过在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出于反教会神学和反专制主义的需要，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更多地强调理性的思想成份。而德国学者则不然，他们在处理性和感性的关系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折中的取向，在表达理性要求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感性和直觉经验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中表露无疑。浪漫主义则是这种取向进一步向感性方面倾斜的结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不排除理性，但更倾向于感性。浪漫主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以感性为基础，强调个人的非理性的自由、一切实体的独特性、一切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固有感受、想象和观念的遗传性等。从浪漫主义的这种取向看，它实际上反映了启蒙运动后期的两大变化趋势：一是从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追求的普世价值（一切服从理性规则）和抽象思想回归于传统和本国现实，二是从启蒙运动倡导的刻板化的理性转向自然，并以此重新审视人类社会、艺术和历史。这实际上也是对启蒙运动盛期过于强调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
启蒙运动后期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既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传统倾向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也是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从内因看，德国启蒙运动对人的感性经验的强调无疑是浪漫主义出现的思想基础；赫尔德尔对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和民族传统价值的肯定，则使德国思想文化界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光。从外因看，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催化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法军对德国的占领使德国文化界“精英”们认识到，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从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显得尤其重要。出于以上原因，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潮。
浪漫主义特别珍视历史传统、个体和共同体的独特性，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载体受到高度的关注。德国浪漫主义者从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德·伯克的理论中获取灵感，通过诺瓦利斯、施莱埃马赫和阿达姆·米勒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有机体”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这些人由于血统、传统和历史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国家中，每个人就像它的手足一样，与整体不可分离。有机的国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浪漫主义的这种倾向为德国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20) 加上反抗法国外来侵略的需要，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平台。
文学领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映最突出和最强烈的场所。如前所述，赫尔德尔早就形成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受其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人们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从过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当德国各邦在法国军队面前一败再败，祖国处于异族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对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们沉湎于中世纪时期德国的辉煌，希望分裂的德国能重新统一，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对抗法国革命的影响。著名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国各地旅行，搜集民间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遗产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类似著作还有格雷斯的《德国民间书籍》、蒂克的《德国爱情之歌》等。著名诗人阿恩特充满激情的诗句也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他在《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的诗中明确表达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茵河畔？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21) 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在谈及浪漫主义发掘过去的意义时指出：德国的基础不仅在于共同的风俗、语言和文学，而且在于“对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在于对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22)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感染了哲学界，浪漫主义的国家有机体观念在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位哲学大师指出，国家制度本身是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只有在这种受到法律和习俗保护的制度内，人们才能享受不受社会混乱困扰的自由。亲历德国对法战争失败的黑格尔还以历史哲学为名，为德意志民族寻找良方。他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一个民族要获得尊重，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为此，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由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23) 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则于1807年末至1808年3月在柏林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连续发表14次演讲，号召捍卫德意志的自由，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演讲中，费希特回顾了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后，得出结论，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一种较之其他民族更高尚的德意志民族性格。这些学说在德国人心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为德意志的复兴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24)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波及历史学领域。由于历史意识的深化，人们专门成立了德意志史料学会，搜集中世纪德国的相关史料，编成《德国史料集成》，希望以此再现中世纪德国的强国地位，激发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浓浓的民族情感甚至在以“客观史学”著称的著名历史学家兰克那里也得到流露。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得出结论：德国人是奉上帝之命去发展与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纯粹德国的国家”。
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国逐渐演变为一种追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运动，原先盛行于文化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胜利以及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改革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形成，(25) 启蒙运动在德国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启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运动，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份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对于促进德国人的民族感情产生了重大影响，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注释：
① 学术界对启蒙运动起始时间看法大体一致，即17世纪80年代，但对其结束时间看法不一，或认为终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或认为止于19世纪初；也有观点明确启蒙运动起止时间为1680年到1820年。参见彼德·赖尔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言。［荷兰］彼德·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95页。笔者以为， 从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看，19世纪20年代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束似乎更合理一些。
② 参见邢来顺：《德国贵族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155页。
③ 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④ ［德］莱奥·巴莱特、埃·格哈德：《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页。
⑤ 转引自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⑥ 杜美：《德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⑦ Joachim Streisa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K5r803.JPG}ngen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3, S.91.
⑧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1985, S. 44; Arnold Hauser, Sozialgeschichte der Kunst und Literatur, Band 2, München 1953, S. 114.
⑨ 参见邢来顺：《德国精神》，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8—60页。
⑩ ［美］安妮·格雷：《西方音乐史话》，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
(11) 张弘、郭春英编：《德国艺术家随笔》，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7、17页。
(12)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K{K5r804.JPG}nigstein im Taunus 1987, S. 87.
(13) Hans Joachim Hahn, German Thought and Culture from the Holy Roman Empire to the Present Da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1995, pp. 92—93.
(14) 彼德·赖尔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75页。
(15) 参见朱高正：《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
(16)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44
(17)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München 1984, S.301;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32页。
(18) Joachim Streisa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 f{K5r803.JPG}ngen bis zur Gegenwart, S. 104.
(19) 学术界一般认为，浪漫主义是以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也有观点认为，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有内在的联系。参见彼德·赖尔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序言、第73—74页；［荷兰］彼德·李伯庚：《欧洲文化史》，第390—396页。
(20)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第68—69页。
(21) Hagen Schulze, Der Weg zum Nationalstaat. Die deutsche Nationalbewegung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München 1985, S. 68.
(22)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S. 305.
(23) 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75页。
(24)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6页。
(25)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8, S. 3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7年3期第63～69页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 【内容提要】 | 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呈现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交融的特点，这种特点使启蒙时期德国思想文化领域呈现浓烈的民族情感。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界的成就奠定了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启蒙运动盛期，德意志民族意识更加浓烈，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倾向；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启蒙运动进入最后的“启蒙浪漫主义”阶段，文化民族主义形成一种思潮。 |
18世纪上半期，随着启蒙运动从英、法向整个欧洲的扩散，德国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们也汇入启蒙运动的洪流之中。但是，德国的启蒙运动有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体现为，一方面，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由于这样一个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过程也成了德意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逐渐成长的过程，它不仅构建起德意志民族的自信，而且最终催生了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
一、启蒙运动早期德意志民族文化自信的构建
17世纪开始，特别是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国势强盛，法国文化也因此而繁荣，成为受欧洲各国追捧的强势文化。德国也不例外。当时的德国媚法之风盛行，法国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整个社会上层无不热衷于法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讲法语、写法文、吃法国大餐、跳法国舞、大修法国式建筑。在德国的土地上，以华丽、宏伟、对称为特点，反映君主专制主义威严的法国巴洛克式建筑大行其道。各诸侯宫廷纷纷仿效“凡尔赛”，维也纳、波茨坦、德累斯顿等都打上了“凡尔赛”的烙印。维也纳附近的美泉宫被称为“维也纳的凡尔赛”，是德国哈布斯堡皇家成员最喜欢的去处。② 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更是德国统治阶级中崇拜法国文化的代表。他从小接受法国文化的教育，身为德国的君主，却瞧不起德意志文化，甚至以自己的德语“讲得像个马车夫”而沾沾自喜。他的文章和著作大都是用法语写成。由于他在各方面都竭力追求和模仿法国文化，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送了这位儿子一个不雅的绰号：“法国的轻浮浪子”。③ 德国市民阶级在追逐法国时尚方面也不甘落后。他们尽量说法语，穿法国款式服装，唱最新的法国流行歌曲。
德国文化界和学术界也盛行媚法之风。在文学领域，当时德国的戏剧演出中有2／3是法国的剧本或法国剧本的改编本。在德国著名大学中，则流行着法国宫廷风格的诗歌、音乐。1700年建立的柏林科学院不仅将法语作为其正式语言，而且其学报也采用法文出版。德国大学也成了法国化的据点。④ 针对这种状况，一位德国作家曾无奈地写道：“我们这些藐小的德意志跟着法国人走，没有自己的心胸，没有自己的语言，而法国人的意见就是他们的意见；法国的语言、食物、饮料、品行和举止都成为他们的语言、食物、饮料、品行和举止，不论这些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⑤ 更有德国作家忧心忡忡地指出， 如果媚法之风持续下去，德意志民族将不复存在。
虽然存在上述状况，18世纪上半期，两大因素使德国文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一是来自英、法等国的启蒙思想给长期处于沉寂状态的德国文化界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使之重现生机；二是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出于对本民族文化滞后现状的忧虑，奋起直追，试图以自己的努力向世人展示德意志民族的智慧和才华。结果，德国在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涌现出一批具有全欧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和艺术巨擘，他们的成就使德意志民族找回了失落已久的文化自信，向世人展现了德国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力。
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德国学者首次建立起自己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不仅推进了启蒙运动，初步向世人展示了德国人的思辨哲学天赋，同时已经流露出民族倾向。
托马西乌斯（1655—1728）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重要人物，被称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⑥ 作为启蒙思想家，托马西乌斯特别强调理性，反对传统经院哲学和正统神学，主张从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下解放出来。他的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学术界引起极大的震动。
著名学者莱布尼茨（1646—171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哲学界的代表。他博学多才，在数学、物理学、语言学等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都有独到建树，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称之为“一个人就是一个科学院”。1700年，正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柏林科学院，他本人出任第一任院长。⑦ 莱布尼茨在哲学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继承法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的同时，也吸纳了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并且将两者加以折中，认为天赋观念和经验都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从而为日后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解决有关感性和理性的关系问题打下了基础。1714年他提出“单子论”学说，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可分割的单子组成的，数量无限而性质不同的单子构成了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这一学说为哲学解释自然现象的规律起了开路作用。
继莱布尼茨之后，另一位启蒙哲学家沃尔夫（1679—1754）进一步强化了对理性的推崇。他于1719年发表《神、世界和人的灵魂的理性思想》一书，以理性思想为主题，运用数学实证法演绎证实哲学原理，使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系统化。他强调，理性可以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实现人和事物的完善、和谐，“总体的和谐和个体的和谐”。沃尔夫在哲学领域的建树使之成为当时欧洲学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法国科学院、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等聘其为名誉院士、教授，他的著作在英国、意大利广为流传。德国哲学因此撼动了欧洲学界。
特别要提及的是，托马西乌斯和沃尔夫等人不仅在哲学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还表现出了较强的民族意识。托马西乌斯率先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在大学课堂上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公开用德语讲课，以此体现自己的民族意识。沃尔夫不仅用德语授课，还用德语写作，以体现民族精神。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关于人类理解力的理性思考》、《关于上帝、宇宙和人类灵魂的理性思考》、《关于自然物目的的理性思考》等，都是用德语写成的。所有这些努力为直接借用德语词汇解释哲学问题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早期的德国文学界也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且具有民族意识的诗人和作家。他们在高扬启蒙旗帜的同时，也表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高特谢德（1700—1766）是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 针对当时德国文学界依附于诸侯宫廷，作品呈现矫揉造作的巴洛克风格，戏剧多取材于历史事件，情节粗糙，杂乱无章的状况，他提出了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来改造德国文坛的呼声，试图将理性因素注入德国文学创作之中。1730年，他发表著名的《德国人批判诗艺试论》，提出了诗歌要表达感情和具有理性的热情等创作原则。他推崇法国古典主义文字关于创作要服从“理性规则”、严谨和符合逻辑规范的观点，把高乃依和拉辛等法国作家的戏剧视为德国文学努力的方向。高特谢德的文艺理论虽有“媚法”的时代特征，使德国文坛很长时间内漂浮着崇法的气味，但显然有利于克服德国文坛的混乱状况、提升德国文学作品的质量。值得注意的是，高特谢德虽然对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推崇之至，却对德国文坛滥用法语的状况极为不满。他受到沃尔夫等人的影响，也积极提倡使用纯洁的民族语言。当时在高特谢德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以讲德语为荣的作家。高特谢德的这种做法虽然看上去有些矛盾，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他借用法国的古典主义的目的是要为德国资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鸣锣开道，强调使用纯洁的德语则是已经萌生的德国资产阶级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
克洛普施托克（1724—1803）被誉为“标志着德国伟大诗歌开端”的、具有全欧意义的“第一位德国职业诗人”。⑧ 他一生经历了德国启蒙运动的几乎全过程，在启蒙运动早期就已经是活跃于德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人物。如果说高特谢德由于引进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来规范德国文坛的混乱状况而盛极一时，克洛普施托克则由于坚持德国文学的传统特色而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地位。这位德国诗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与古典主义文学迥然不同的取向。他强调德国文学的传统风格，创作方面突出情感和幻想，作品充满宗教狂热、激情和对祖国的爱。在他的笔下，大败罗马人的日耳曼人首领赫尔曼成了自由的斗士。他先后写了《赫尔曼与图丝内尔达》、《赫尔曼之战》、《赫尔曼之死》等作品，在德国掀起了一股崇拜赫尔曼之风，也因此大大提升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
在启蒙运动早期，音乐领域的巨大成就无疑对德国人的文化自信起了极大的鼓励作用。18世纪上半期，音乐领域处于巴洛克风格向古典主义风格过渡阶段，就实际影响而言，早期启蒙运动在音乐领域并没有哲学和文学领域那么明显，但这一时期却成了德国音乐盛世的开端，德国涌现出了多位誉冠欧洲的音乐家。巴赫（1685—1750）、亨德尔（1685—1759）、格鲁克（1714—1787 ）等奏响了德国音乐辉煌世纪的第一乐章，使德国成为音乐文化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先者。
巴赫是德国巴洛克盛期的音乐代表。他一生勤奋耕耘，成就辉煌，先后创作了500多首作品，其中，《G弦上的永叹调》、《勃兰登堡协奏曲》等成了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他的作品体现了从中世纪宗教文化向近代世俗文化转型时期的音乐风格，兼具宗教和世俗的特征，是启蒙时代通向近代音乐的桥梁，他也因此获得了“欧洲音乐之父”的称号。可贵的是，这位享誉欧洲的音乐家始终不忘自己是德国人。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媚法”浪潮，他顶风而上，对自己的宗教和世俗声乐作品都要求用德语演唱，鲜明表达了自己的民族情感。⑨ 另一位音乐大师亨德尔则吸纳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音乐风格，并将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融入音乐内容中，创作了包括著名圣乐《弥赛亚》在内的数十部歌剧作品。由于在歌剧事业上的杰出成就，亨德尔被贝多芬称为“我们之中的最伟大者”，他也因此成为同时代与巴赫齐名的音乐大师。格鲁克是启蒙运动早期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德国音乐家的代表，毕生致力于歌剧改革。他遵循启蒙主义提倡的真实、朴素、自然等原则，在吸取意大利正歌剧、法国大歌剧和亨德尔的清唱剧的基础上，打破歌剧内容与形式脱节的模式，希图将它改造成戏剧为主、音乐为辅的交响乐剧，使音乐服务于戏剧，服务于歌剧中的诗歌。以上努力使格鲁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从18世纪40年代起，他的作品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大大提升了德国音乐的国际知名度。他也因此被称为“领先于时代”的“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⑩
上述考察表明，早期启蒙运动对德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是明显的。这一时期的德国思想文化和艺术受益于启蒙运动思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启蒙运动给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精神来源，他们也对早期启蒙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同时，启蒙运动早期德国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德意志民族从媚外的文化自卑感中解脱出来，提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自信心，从而为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实际上，到18世纪中叶，德国思想文化界已经开始成为欧洲注目的中心。
二、启蒙运动盛期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萌生
如前所述，在启蒙运动早期，包括托马西乌斯、沃尔夫、高特谢德、克洛普施托克、巴赫等在内的德国思想文化界精英已经显露出较强的民族意识。18世纪中期以后，启蒙运动在德国的发展进入高潮时期，也注入了更多的民族意识因子。德国思想文化界不仅秉持理性、天才、进步等启蒙理念，而且使启蒙运动进一步“德国化”，民族意识进一步彰显，明确提出要创立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思想文化，开始形成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这种民族主义倾向在文学、哲学等多个领域反映出来。
在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因其非凡的成就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成为欧洲的翘楚。有“德意志的伏尔泰”之称的莱辛（1700—1766）首先发出了开辟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道路的呼声，并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德意志文学的榜样，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人。他痛批当时德国戏剧界照搬照抄法国古典主义作品的现状，明确提出要以德国的民族文学对抗法国文化的影响。他指出，“我们仍然是一切外国东西的信守誓约的摹仿者，尤其是永远崇拜不够的法国人的恭顺的崇拜者”，但是“没有哪一个民族甘心让他们的语言处于较不适宜的地位”，(11) 因此，创立德意志民族自己的文学成为一种必然。为此，德国作家们必须摆脱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呆板模式，不应做高乃伊、拉辛和伏尔泰等法国人的奴隶，而要挖掘民族题材和素材，创作和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相关观点在他著名的《汉堡剧评》、《拉奥孔》等理论著作中得到反映。他还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创作了《明娜·冯·巴尔赫姆》、《爱米丽娅·迦洛蒂》、《智者纳旦》等多部具有反映德国社会状况的剧作。莱辛因其在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方面的杰出贡献而受到肯定，成为“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开路先锋”。(12)
莱辛之后，德国文学领域的民族特性愈来愈突出，这种突出的民族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莱辛的民族文学理论的基础上，以赫尔德尔（1744—1803）为代表的德国民族文学推动者进一步形成了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赫尔德尔先后发表《论近代德国文学》、《论语言的起源》等著述，提出了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的理论。他的思想大大推动了同时代的德国作家们用德意志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因此对德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赫尔德尔还推崇民歌，把搜集民歌与强调民族意识结合在一起，认为民歌是民族文化和习俗的载体，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他还把文学与历史联系起来，强调文学与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相关的历史特征，由此进一步加强了文学的传统民族特性。这一时期的德国诗人和小说家维兰德（1733—1813）则明确表示，德意志文学的目的在于点燃“每一个德国人心中隐藏着的爱国主义火焰”，“在散乱的‘日耳曼尼亚’人中激发起只有伟大、高尚、勇敢和进步的人民才具有的那种共同体精神”。(13) 所有这些思想鼓励着包括歌德在内的年轻诗人和作家走入民间，汲取创作营养，并创作出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
其次，以歌德、席勒等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德国作家不再满足于构思精妙的古典主义作品，而是更注重将作品与生活情感的宣泄联系起来。他们在莱辛、赫尔德尔等人的影响下，以德国文化和现实为基础，在天才、崇高等启蒙思想的指引下，爆发出巨大的艺术创造力，使德国古典文学登上了她的颠峰。18世纪70年代，针对当时德国封建落后和四分五裂的现状，歌德等人发起了“狂飚突进”运动。他们以诗歌、戏剧等作为宣扬自由、平等思想的平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提倡理性与感情的融合，推出了包括《少年维特之烦恼》、《五月之歌》、《强盗》、《阴谋与爱情》等大批名作。德国文学因之声誉鹊起，以至于“人们对德语文学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14) 从而奠定了德国文学在欧洲乃至世界文坛的重要地位，提升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启蒙理性与民族情感交融的局面。一方面，以大哲学家康德（1724—1804）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以理性批判为思考基础，开启了古典主义哲学的辉煌篇章。康德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三部著作，推翻了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独断论）和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怀疑论）的旧形而上学体系，开拓了从主客体关系去讨论哲学根本问题的新方向，构建起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15) 在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谢林的改造，到哲学大师黑格尔（1770—1831）时期，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极至，形成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由此独步世界，德国也因此获得了“哲学王国”的美誉。
在这一时期，德国哲学思想中并非只存在晦涩枯燥的概念和抽象的逻辑推论，同时也闪烁着浓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了民族主义哲学。赫尔德尔被称为“18世纪下半期德国精神和艺术生活最杰出推动者”，(16) 他在拥护启蒙运动倡导的政治自由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同时，不仅创立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民族主义历史哲学，通过强调各民族的独特传统等来促进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他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中指出，人类“是一个含有各种特性的人和各种民族宗教的家庭”。每一民族都表现出独特的“国民精神”，都必须对其自身独特的传统忠贞不二。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解析文化，而是在于描述一种普遍的文化经历，深入探询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喊出了“让我们尽量为民族增添光荣；让我们也在民族成为非正义行为的牺牲品时保卫它”(17) 的口号。
其他学者在促进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方面也功不可没。奥斯纳布吕克的尤斯图斯·默泽尔（1720—1794）以自己的家乡为出发点，在《爱国的幻想》和《奥斯纳布吕克史》中大力鼓吹有关国家共同体起源于民众和民族特性的观点，认为尊重传统和文化的“局部理性”要比普遍理性更值得信赖。约翰·雅可布·莫泽尔等人也推出了各种宣传爱国主义的著作，并在大学中得到传播。其中，卡尔·冯·莫泽尔在其1765年所写的《论德意志民族精神》一书中明确表示：“我们是一个民族，由同一个名字和同一种语言，法律规定的共同的首脑、同样的宪法和义务连结成了一个大的自由的利益共同体……”。(18)
上述表明，启蒙运动盛期的德国，启蒙思想已经与民族情感交融在一起。一方面，人们继续秉持启蒙理念，推动启蒙运动深入，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了更辉煌成就。在文学领域，歌德、席勒等德国文学家的古典作品步入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在哲学领域，德国人由于康德而成了世界的领先者；在音乐领域，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杰出成就更使德国人赢得了首屈一指的世界声望。另一方面，德国文化界的民族自信日益增强，要求体现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呼声日渐增强，而且明确提出了创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要求。德国人的“民族意识”正逐渐膨胀为一种“民族主义”。
三、启蒙运动后期德国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18世纪末19世纪初，启蒙运动在德国进入了它的后期发展阶段，即所谓的“浪漫启蒙运动”或“启蒙浪漫主义”阶段。(19) 在这一时期，浪漫主义一方面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和反动者，另一方面与德国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潮。
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启蒙运动思想的两个主要来源是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前者认为人的认知来源于经验，而不是来源于上帝，反对盲从权威，从而对中世纪以来的封建和教会权威提出了挑战；后者则提倡怀疑，认为理性才是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启蒙运动实际上不仅仅重视理性，也包括感性的成份。只不过在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出于反教会神学和反专制主义的需要，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更多地强调理性的思想成份。而德国学者则不然，他们在处理性和感性的关系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折中的取向，在表达理性要求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感性和直觉经验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莱布尼茨、沃尔夫和康德的哲学思想中表露无疑。浪漫主义则是这种取向进一步向感性方面倾斜的结果，也就是说，浪漫主义不排除理性，但更倾向于感性。浪漫主义的内容十分庞杂。它以感性为基础，强调个人的非理性的自由、一切实体的独特性、一切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固有感受、想象和观念的遗传性等。从浪漫主义的这种取向看，它实际上反映了启蒙运动后期的两大变化趋势：一是从启蒙运动早期和盛期追求的普世价值（一切服从理性规则）和抽象思想回归于传统和本国现实，二是从启蒙运动倡导的刻板化的理性转向自然，并以此重新审视人类社会、艺术和历史。这实际上也是对启蒙运动盛期过于强调理性主义的一种反动。
启蒙运动后期浪漫主义在德国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既是德国启蒙运动的传统倾向进一步发展的产物，也是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从内因看，德国启蒙运动对人的感性经验的强调无疑是浪漫主义出现的思想基础；赫尔德尔对民族独特性的认识和民族传统价值的肯定，则使德国思想文化界将更多的目光转向本国的人文传统和自然风光。从外因看，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是浪漫主义思潮的催化剂。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法军对德国的占领使德国文化界“精英”们认识到，在物质和军事上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从文化角度保持德意志民族的独特性已经显得尤其重要。出于以上原因，德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浪漫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为特征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思潮。
浪漫主义特别珍视历史传统、个体和共同体的独特性，民族共同体作为一个载体受到高度的关注。德国浪漫主义者从英国政治哲学家埃德蒙德·伯克的理论中获取灵感，通过诺瓦利斯、施莱埃马赫和阿达姆·米勒等人的发展，形成了所谓的“有机体”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是许多个人的总和，这些人由于血统、传统和历史而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国家中，每个人就像它的手足一样，与整体不可分离。有机的国家有自己的精神和独特的个性。浪漫主义的这种倾向为德国浪漫主义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打下了理论基础。(20) 加上反抗法国外来侵略的需要，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的共同平台。
文学领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反映最突出和最强烈的场所。如前所述，赫尔德尔早就形成了一套民族主义的文学理论。受其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浪漫主义特别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人们希望通过历史研究，从过去找到自己民族的未来发展之路。因此，当德国各邦在法国军队面前一败再败，祖国处于异族占领之下时，无力面对现实的德国文人开始从历史中寻找对德意志民族的慰藉。人们沉湎于中世纪时期德国的辉煌，希望分裂的德国能重新统一，再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强盛。他们从历史中挖掘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特性，借以对抗法国革命的影响。著名的《格林童话》（《德国儿童和家庭故事》）就是格林兄弟在德国各地旅行，搜集民间故事而成，出版后成了德意志民族遗产的重要体现。这一时期出版的类似著作还有格雷斯的《德国民间书籍》、蒂克的《德国爱情之歌》等。著名诗人阿恩特充满激情的诗句也激发了德国人的民族情感。他在《德国人的祖国是什么？》的诗中明确表达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茵河畔？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21) 德国著名教育家威廉·冯·洪堡在谈及浪漫主义发掘过去的意义时指出：德国的基础不仅在于共同的风俗、语言和文学，而且在于“对共同获得的荣誉和所处的危险的追忆，在于对祖先们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怀念”。(22)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感染了哲学界，浪漫主义的国家有机体观念在著名哲学大师黑格尔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位哲学大师指出，国家制度本身是一个自然的有机体，只有在这种受到法律和习俗保护的制度内，人们才能享受不受社会混乱困扰的自由。亲历德国对法战争失败的黑格尔还以历史哲学为名，为德意志民族寻找良方。他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一个民族要获得尊重，必须拥有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为此，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由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23) 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则于1807年末至1808年3月在柏林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连续发表14次演讲，号召捍卫德意志的自由，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演讲中，费希特回顾了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以后，得出结论，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一种较之其他民族更高尚的德意志民族性格。这些学说在德国人心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为德意志的复兴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24)
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还波及历史学领域。由于历史意识的深化，人们专门成立了德意志史料学会，搜集中世纪德国的相关史料，编成《德国史料集成》，希望以此再现中世纪德国的强国地位，激发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浓浓的民族情感甚至在以“客观史学”著称的著名历史学家兰克那里也得到流露。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得出结论：德国人是奉上帝之命去发展与法国人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注定要“建立符合本民族精神的纯粹德国的国家”。
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后，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在德国逐渐演变为一种追求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政治运动，原先盛行于文化领域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了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胜利以及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改革以后德意志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形成，(25) 启蒙运动在德国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启蒙运动作为一次思想文化运动，从英、法等国传入德国以后，由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出现了新的特点。启蒙运动在德国的政治努力成份相对不足。它既不像英国一样是17世纪中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也不像法国那样以1789年大革命的思想准备而出现，而是针对当时德国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状况，在宣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理念的同时，将民族意识的提升和民族的文化认同作为自己努力的主要目标，希图以此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由于相关努力纯粹是文化领域的，它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对于促进德国人的民族感情产生了重大影响，为19世纪德意志民族的政治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注释：
① 学术界对启蒙运动起始时间看法大体一致，即17世纪80年代，但对其结束时间看法不一，或认为终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或认为止于19世纪初；也有观点明确启蒙运动起止时间为1680年到1820年。参见彼德·赖尔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序言。［荷兰］彼德·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95页。笔者以为， 从欧洲思想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看，19世纪20年代作为启蒙运动的结束似乎更合理一些。
② 参见邢来顺：《德国贵族文化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4—155页。
③ 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④ ［德］莱奥·巴莱特、埃·格哈德：《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页。
⑤ 转引自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⑥ 杜美：《德国文化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98页。
⑦ Joachim Streisa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K5r803.JPG}ngen bis zur Gegenwart, Berlin 1983, S.91.
⑧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München 1985, S. 44; Arnold Hauser, Sozialgeschichte der Kunst und Literatur, Band 2, München 1953, S. 114.
⑨ 参见邢来顺：《德国精神》，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8—60页。
⑩ ［美］安妮·格雷：《西方音乐史话》，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4—35页。
(11) 张弘、郭春英编：《德国艺术家随笔》，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7、17页。
(12) Klaus Schulz, Deuts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K{K5r804.JPG}nigstein im Taunus 1987, S. 87.
(13) Hans Joachim Hahn, German Thought and Culture from the Holy Roman Empire to the Present Day.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1995, pp. 92—93.
(14) 彼德·赖尔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第75页。
(15) 参见朱高正：《康德批判哲学的启蒙意义》，《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
(16) Diether Raff, Deutsche Geschichte. 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 S.44
(17)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München 1984, S.301;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32页。
(18) Joachim Streisa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 f{K5r803.JPG}ngen bis zur Gegenwart, S. 104.
(19) 学术界一般认为，浪漫主义是以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出现的。但也有观点认为，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有内在的联系。参见彼德·赖尔等：《启蒙运动百科全书》，序言、第73—74页；［荷兰］彼德·李伯庚：《欧洲文化史》，第390—396页。
(20) 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第68—69页。
(21) Hagen Schulze, Der Weg zum Nationalstaat. Die deutsche Nationalbewegung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Reichsgründung, München 1985, S. 68.
(22)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6, S. 305.
(23) 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4—75页。
(24) ［德］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上），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6页。
(25) Thomas Nipperdey, Deutsche Geschichte 1800—1868, S.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