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皇室神道的形成与天皇的神化
王金林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7年1期第12～19页
【作者简介】王金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全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关 键 词】皇室神道/天皇/祭祀制度
在纪元7世纪以前，日本的国家统治大权，表面上是掌握在王族手中，但是实际上王权并不稳固，强大的贵族势力，凭着自身的政治、经济实力，左右着朝廷。他们打击、排挤王族，挟持大王，成为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当时，影响朝政的贵族势力，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大和平原为中心发迹起来的葛城氏、平群氏、苏我氏等豪族。另一部分是掌握全国品部实权的大伴氏、物部氏等豪族。这两股势力为争夺朝廷实权，长期以来互相争斗、倾轧。在互相的争斗中，葛城氏、平群氏、大伴氏、物部氏相继或衰落，或被杀。至6世纪末叶，苏我氏独揽朝政，成为王族最大的威胁。苏我氏骄横朝政引发了王族和大多数贵族的不满。加强王权，推进政治改革的要求和呼声日趋强烈。以王族中大兄皇子，贵族中臣镰足为核心，吸收了一批留学隋唐归国的青年知识者，形成了反对苏我氏专权，革新朝政的政治势力。在周密的策划下，645年6月，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人，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朝廷实权，建立了新政府，开始推行改革运动。
自大化改新开始至8世纪前叶的半个多世纪间，日本朝廷的各代天皇的政治重心是全力加强王权，特别是仿效唐代的政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确立这种合法性，保证天皇权力的巩固和发展，朝廷采取了诸项措施，建立新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着力削弱和抑止豪族势力，加强中央的经济实力；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通过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土地赋税制以及律令制度，天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得到了行政、财政和法律的保证，天皇成为天下最有势力者。796年10月15日，圣武天皇曾在发布的诏书中说：①
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反映了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对自己权势的自豪。
行政、财政、法律制度固然能保证皇权的一时巩固，但是，要使天皇的威望永存，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延续，需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相应的建设。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对此都十分重视。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运用儒学和佛教作为中央集权？天皇制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还极力推动传统原始神道向民族宗教的转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皇室神道的成立。所谓皇室神道是指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通过整顿中央、地方的神社，将其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同时通过建立和健全祭祀制度、神祗官制度、伊势神宫及其斋宫制度等，以及树立“天皇是神”、“皇权神授”思想，使神道成为皇权的精神支柱。本文拟对整顿神社、建立祭祀制度、宣扬“天皇是神”思想等方面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整顿神社
佛教从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组织严密、法式健全，且有一整套宗教理论和经文的佛教的传入，对于原始神道无疑是一大威胁。虽然4～6世纪间，原始神道在中国的儒、道等思想的影响下，已开始了宗教化的进程，然而其宗教化的程度，截止7世纪初，与佛教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祭祀的程式，更谈不上拥有作为宗教所必须的教义。在外来宗教的冲击面前，原始神道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自己，适应新的形势。
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神道的变革是从大化元年（645年）开始的。大化宫廷政变成功后，新政权一成立，统治集团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槻树下，集体向天神地祇宣誓。紧接着7月14日听取大臣苏我石川麻吕的奏言：“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②。把祭祀神祇的大事放在政事之先，并派专人到美浓国（今岐阜县）征集“供神之币”。673年天武天皇继位以后，神道宗教化的进程加快。这种神道宗教化进程的加快，是与天武天皇一直对神祇的虔诚信仰以及在“壬申之乱”中，受到东部地区地方势力（常常是地方神的主祭者）的支持分不开的。当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势单力薄悄然离开京城，潜入东部地区时，曾特意在伊势国（今三重县）朝明郡的迹太川河边，举行了“望拜天照大神”的祭仪。“对于大海人皇子来说，最后所以能打败大友皇子军，夺回朝廷权力，除了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指挥正确等原因外，天照大神为首的天神地祇的扶持的精神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③。因此，他登基皇位后，自然要首先把神道的建设纳入重要的国事之一。如恢复伊势斋宫斋王的派遣，规定神社所属神刻上交田租、庸调的分配（供神费用三分之一，神主开支三分之二）等等。
自大化改新至平安时代的前、中期期间的历代天皇中，除了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公开自称“三宝奴”，称德女皇（764～770年在位）自称“佛弟子”，并宣诏说：“三宝”在上位，天社、国社在次位外，大多数天皇也都是极为重视神道建设的。虽然各代天皇积极地扶植佛教，因为佛教的经文中有明显的护国、消灾、祈平安的内容，有益于古代天皇制的巩固，但是神道也具有佛教一样的消弭灾害，祈求国泰平安的作用，对皇室、上层贵族以及地方贵族来说，神道具有佛教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第一，神道祭祀的天神地祇中，既有皇室的祖神、贵族的祖神，也有地方贵族的氏神，以及他们统治地域的地域神等；第二，基于传统信仰的背景，决定了皇室和贵族在面临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或亲自、或遣使到各主要神社去祈祷、祭祀和奉告，而这时候很少有遣使去佛寺祈祷的记载。关于神、佛的作用，757年4月孝谦女皇发过一份诏书，其中写道：④
佛法僧宝，先记国家太平；天地诸神，预示宗社永固。806年桓武天皇在诏书中说：“攘灾植福，佛教最胜，诱善利生，无如斯道”⑤。虽然孝谦女皇、桓武天皇的兴佛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他们的心中，却十分清楚，佛法只能在维护国家与百姓的平安方面，如水旱灾、地震、病疫等时起到平息民情的作用，能诱利民生“攘灾植福”，而神道则不同，它是与皇室的权威，天皇制的长期存续，社稷的巩固紧紧连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类似于天皇继位、都城的迁移、立皇后、立皇太子、叛逆事件、出兵征伐、外交交涉、对唐派遣使团等等政治大事，朝廷都要遣使到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大神社祭祀、祈祷，甚至请求神的“託言”，以获得神的同意和支持。
因此，总体上看，在日本的宗教史上，神道的地位是高于佛教的。
基于上述神道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化改新以后开始的神道宗教化历程，首先是从建立皇室神道开始的。
皇室神道的建立第一步是整顿神社。
神社（或称神宫）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把祭神的地方称为“天津神篱”、“天津磐境”。随着王权的建立，祭神的场所不仅有一定的范围，且有建筑，有的称“灵畤”、“祠”等。这些“神篱”、“灵畤”、“祠”等应是早期的神社。
实际上，《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最早的神祠是作为王族祖神的天照大神的神祠。朝廷“随大神（之）教”，于伊势国的建立伊势神祠之后，各地祭奉的神也相继建立神祠。至6世纪30年代，全日本有“天地社稷百八十神”⑥。所谓“天地社稷”，即是天社、地社。据《神祗令》载：“天神者，伊势、山城鸭、住吉、出云国造斋神等类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鸭、出云大汝神等类是也”。根据中国的天神地祇的含义，天神指天上的神，地祇指地上的神。天社、地社所祭的神不同，但都是直属朝廷的神社。在7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伊势神祠一直受到朝廷的管理和维护外，大多数神祠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681年正月，天武天皇正式发布诏令宣布“畿内及诸国，修理天社、地社、神宫”⑦，765年正月称德天皇以“神灵护国”之由，宣布改元为“天平神护”年号，并赠诸国神祝，加位一阶⑧。同年11月，朝廷“遣使修造神社于天下诸国”⑨。朝廷开始对畿内（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的神社和各地的神社进行修理、整顿和建造，把分散的中央、地方神祠统一在朝廷的管辖之下。为保证神祠的祭祀与管理，在律令的制定中，把中央和地方神祠的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无论是《净御原令》、《养老律令》都规定了管理的官吏，同时还专门增设了“神祇令”。律令规定在中央官僚中，与太政官相并列，设置神祇伯。据《令集解》职员令神祭条载：“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贞，无所不归神祇之德，故以神祇官为百官之首”。神祇官虽然阶位不及太政大臣，但是他的重要地位却是在百官之上的。神祇官在史书上最早出现，是在689年8月2日，这一天“百官会集于神祇官，而奉宣天神地祇之事”⑩。神祇伯属下配置神祇大副、神祇少副、神祇大祐、神祇少祐、神祇大史、神祇少史，并有神部30人、卜部20人、从事杂务的使部30人、直丁2人。在大宰府专门设置了大宰主神。上述中央所设的神祇官主要掌管朝廷管辖的神社及祭祀。地方上的神社的管理则是在中央领导下由地方负责的，702年2月13日，朝廷曾“为班大币，驰驿追诸国国造等入京”(11)。驰驿召各国国造入京，目的就是研究各地神社供奉的事。表明国家对地方神社的控制以及国造（即国守）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事实上律令中也是明文规定国守的职责之一就是“掌祠社”。大宰府被称为“远方的朝廷”，它的官僚组织是朝廷的一个缩影，按《职员令》规定，大宰府设主神1人、帅1人，主神职责是“掌诸祭祠事”，帅的职责之一是“掌祠社”。
除了律令中相关法律规定外，在天皇治政过程中，常常对神社事发布诏书，进行直接过问。（1）关于神社的经费问题，690年1 月持统天皇给畿内地区的神社“增神户、田地”；730年7月，圣武天皇诏书宣布伊势神宫的斋宫年料“皆用官物，不得依旧充用神户庸调等”；（2）关于实行神的位阶和神社社司位阶问题，749年12月圣武天皇奉八幡大神为一品，比咩神为二品。这是神祇授品位的开始。与品位相应，八幡大神给封户800户（在被封一品前的封户为420户）、位田80町（封前为50町）；比咩神封户600户，位田60町(12)。与神社始行品位的同时，神社的主要神职人员也授予位阶，如749年八幡神宫的祢宜社女授从四位下，主神田麻吕授外从五位下。768年伊势神宫祢宜授准从七位，会度宫祢宜授准正八位；（3）关于地方官吏和神社神职人员的不作为行为的整饬。725年7月天皇就各地神社的环境不洁发诏提出警告：“今闻诸国神祇社内，有秽臭及放杂畜，敬神之礼，岂如是乎，宜国司长官自执币帛，情致清扫，常为岁事”(13)。776 年光仁天皇多次就神社的环境问题指责地方官吏和神社神职人员。4月，天皇敕文指出，“祭祀神祇， 国之大典，若不诚敬，何以致福”，可是听闻“诸社不修，人畜损秽，春秋之祀，亦多怠慢”，要求诸国官司“莫令更然”；8月又指出“天下诸社之祝，不勤洒扫，以致芜荒者”，对于有此行为者，责令“收其位记与替”，予以撤职(14)。798年规定诸国神社的宫司、神主选用其氏族中清慎者，每六年更替(15)。881年命令五畿七道诸国神社的祝部氏人的系谱每三年上交一次(16)。可见，朝廷在整顿中央直属大神社的同时，也对地方上的神社进行调查、整顿。
随着神社的整顿，国家从神祇官和中央、地方行政两条线，建立了中央大官社——地方官社——非官社三级神社体系。从史籍记载可知，除伊势神宫外，其他如九州宇佐的八幡神社、摄津国的住吉神社、大和国的飞鸟座神社、筑前国的香椎神社、大和国的大神神社等都是属于中央的大神社。朝廷一有重大事态和决策，常常遣使这些神社奉告神祗。举一例，735年2月，新罗遣使日本，因新罗改国名为“王城国”而没有事先通知日本，朝廷拒绝接纳新罗使节(17)。如此严重的外交措施，必然引起新罗的不满，使节退回后，不再派使赴日。第二年（736 年）日本派使前往新罗交涉。737年2月日本遣新罗使回国，向朝廷“奏新罗国失常礼不受使旨”事。很明显新罗国不接受日本使节使旨的做法，是针对735 年日本对新罗国使节态度的报复性行为，同时也表明新罗国对日本采取对等外交的姿态。对此，日本朝廷非常气愤，召集45名高官在宫内商议，就如何对待新罗的态度，让大家陈述意见，并让各中央机关也发表看法。“诸司奏意见表，或言遣使问其由，或发兵加征伐”，气氛十分紧张。就在与新罗国是和是战难以决断的时候，朝廷派使赴伊势神宫、大和的大神神社、筑紫的住吉、八幡两神社、筑前的香椎神社，“奉币以告新罗无礼之状”(18)。虽然日本与新罗之间关系最终没有激化，但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遣使赴大神社奉告神祇一事，表明了神道在天皇制政治中的地位。
二、祭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据《神名帐》载，官社按宫中、京中、畿内、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分类，并以国别、郡别按社格的大小分别登记。整顿后的大小官社全国共有2861社，祭祀的神共有3132座。其中，中央重视的大社多达22社，即以伊势、石清水、贺茂等为首的平安京周边和大和地区16社为中心、加上北野、吉田、广田、梅宫、祗园、日吉等社的中央直辖神社。
在神社三级体系的形成的同时，祭祀制度也相继建立。律令中的“神祇令”是祭祀制的总成。根据“神祇令”规定：“凡天地神祇者，神祇官皆依常典祭之”。常典祭祀，是按季节不同举行不同的祭典。主要常典祭祀如下：
仲春，祈年祭。以祈求“岁灾不作，时令顺度”，由神祇官行祭。
季春，镇花祭。春花盛开，花瓣飞散之时，也是疫病易于流行之日，所以“为其镇遏，必有此祭，故曰镇花”。主要在大神神社和狭井神社（均在今奈良樱井）举行。祭祀时，祝部从神祇官处领取祭物后，进行祭祀。
孟夏，神衣祭、三枝祭、大忌祭、风神祭四祭。神衣祭是伊势神宫的祭祀，是供奉神衣之祭。祭祀前由神服部以神调丝织绢，制成神衣，麻绩连用麻织成和衣，织成两衣“以供神明”。三枝祭是以花装饰酒罇供神的祭祀。大忌祭和风神祭是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大忌”是“欲令山谷水变成甘水，浸润苗稼，得其全稔”，“风神”则是“欲令沴风不吹，稼穑滋登”。
季夏，月次祭、道饗祭、镇火祭三祭。月次祭祈求内容，与仲春的祈年祭相近，也是为了求得一年平安的祭祀。月次祭是六月、十二月的十一日举行的祭典。祭祀当时，百官及诸国的神主、祝部集于神祇官。被祭祀的神共有304位，计宫中30 、京中3、畿内231、东海道19、东山道5、北陆道1、山阴道1、山阳道4、南海道10。祭祀时，由中臣氏宣读祝词、忌部氏供祭物。道饗祭，顾名思义是用食物在大道上祭祀鬼魅。主要是在京城四隅的大道上，由神祇官下属的卜部举行祭式，“令鬼魅自外来者不敢入京师”。镇火祭是为防火灾的祭祀，祭祀地点是在宫城四方外角，由卜部“钻火而祭”。
孟秋，大忌祭和风神祭二祭。
季秋，神衣祭和神嘗祭二祭。
仲冬，相嘗祭、镇魂祭和大（新）嘗祭三祭。镇魂祭、大嘗祭（新嘗祭）作为显示皇权与神之间亲缘关系的祭祀，是朝廷极其重要的大祭。现在对镇魂祭、新尝祭和大尝祭稍作详细介绍。
1.镇魂祭
新嘗祭实际上是分两段进行的，首先是仲冬（阴历十一月）的第一个卯日，由宫廷神官祭祀，供奉品是民间上交的当年的庸、调；在第二个卯日，则由天皇亲祭，供奉品主要是当年的新谷。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第一个卯日后的寅日举行的是镇魂祭。也就是说，在天皇亲祭“新嘗祭”前，先要举行镇魂祭。
“镇魂祭”中的“魂”，虽然有不同说法，但核心思想则是指体现太阳神（天照大神）神体的阳光。镇魂祭最早的出现，源自民间对太阳阳光的渴望。每当时令进入冬季，随着地球的运转，北半球的阳光柔弱，万物萧索。立冬是一年中日照最短的时候，此后进入漫长的寒冷期。在寒冷和长夜中，人们是多么希望太阳的温暖啊。于是，由这种朴素的企盼中，产生了祭祀太阳神，祈求阳光重新恢复，寒冬与长夜迅速消失的镇魂祭。
镇魂祭的祭法，是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天之岩户”的故事进行的。祭祀中，颂祝辞、唱神歌。祝辞也好，神歌也好，其内容都离不开对太阳的歌颂与祈求：太阳永驻穹空，光热恩施天地，沐浴神光、神温的大地，万物茂盛。
民间的镇魂祭引入宫中后，便成为由天皇亲祭的大祭，其内容也由单纯祭祀太阳神的“魂”，掺入了祈求作为天神后代的天皇的魂灵的复活。经过一年的活动，天皇的魂灵也如同隆冬时节的阳光，日趋衰弱，而游离本体。为使渐趋游离本体的皇魂回归，成为镇魂祭的重要内容。宫内的镇魂祭一般在绫绮殿封闭举行。因此，这一祭祀具有“咒术性秘密仪礼”的性质。
2.新嘗祭
经过镇魂祭的天皇，由于“魂”的回归，已有了新的活力，便作为斋主，在宫内的神嘉殿举行新嘗祭。新嘗祭供奉的神是以天照大神为主的天神地祇。供奉品有新收获的米和粟煮成的饭和粥，以及用新米酿制的白酒、黑酒，副食有生鱼四种、干鱼四种、水果四种、熟菜、汤汁等。装供物的器皿是用“柏叶”做的碗和盘，使用竹筷。用来煮饭、粥的新米和新粟是从斋田中收获的。斋田有二处，一是悠纪田，另一是主基田。
新嘗祭最关键的是“神膳御亲供”和“御直会”两项内容。所谓“神膳御亲供”，是天皇一人进入祭祀主殿，与神座相对而坐，用水洁净手后，用竹筷将叶碗中的供物，夹入叶盘中，一一向神供奉，大约费时二小时。之后，天皇礼拜并奏诵“御告文”，感谢新谷丰收，祈愿皇室、国家、国民繁荣。接着进行的是“御直会”，即天皇与众神共食供奉的新饭、新粥。天皇以极为虔诚的姿势，首先拍手三次，并口念“一起共膳”，顶礼膜拜。然后，用竹筷三尝新饭，饮白酒四次，黑酒四次，酒盅一次一换。“御直会”的宗教性意义，在于表明天皇与天照大神以及众神的神圣关系。通过面对面的与神的同餐共饮，天皇从以承照大神为首的众神那里得到灵气，与神一体化，自己从祭祀的斋主，也成了被祭祀的神。由此可以看出，原本是民间的祭祀太阳神，感谢神在一年间使稻谷丰盛的原始宗教活动，被引入王宫后，却成了标榜天皇即神，王权神授的仪礼。
3.大嘗祭
如果说新嘗祭被王室利用来标榜王权神授的话，那么，作为天皇继位典礼的“大嘗祭”，在这方面则更为深化。
新嘗祭只是数日间的祭祀，而大嘗祭则是长达数月的祭祀。因为是标志一代新帝的登场，所以特别隆重。一旦确定举行大嘗祭后，八月上旬开始就派大祓使到各地为祭典准备供神的种种器具，九月上旬派神服使赴地方准备服饰。斋田里的稻谷成熟后，要举行拔穗式。首先拔下的四束稻米是用来作祭典的饭和粥的，其余的稻米是造白酒、黑酒用的，并送到京城。十月，新天皇举行“御禊”祭，即在流动的河水中洁身，清除污浊。这种祓除污浊和不祥的“禊”的习俗，在中国早已有之，一般有三月三日的“春禊”，七月中旬的“秋禊”。日本何时始有此习俗，不得而知，但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皆记载了创世神伊奘诺尊从黄泉国回来后，在河流中洗濯身子，祓禊污浊，并产生天照大神等神的神话。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此俗后来成为日本民间和皇室成员的祭祀定式。新天皇的即位典礼一般多在阴历十一月举行，所以典礼前的祓禊祭就定在十月。
在作种种准备的同时，还要建造大嘗宫。大嘗宫的结构由二部分构成，即悠纪院和主基院。两院各有以正殿为主体的种种建筑。建筑物均用带有树皮的大圆木作柱，用青茅草铺顶，以草席为壁。
悠纪院和主基院内部的结构格式相同，即各建有第一神座、第二神座、御座。第一神座位于主室中央，其上建有床，床的基部铺草，草上铺竹席，竹席之上再铺草席，然后放上寝具（“御衾”）、坂枕。第一神座旁，则置御座和第二神座。大嘗宫在祭祀典礼前夕完工。悠纪院和主基院北侧建有回立殿。
大嘗祭的高潮是阴历十一月的第二个卯日。这一天的夜里十时（亥时），天皇进入北侧的回立殿，沐浴洁身。关于洁身沐浴的情况，10世纪的《西宫记》中记载说：“以大锷沸御汤，进两国船，天皇着天羽衣，浴之如常”。文中的“两国船”即是由负责悠纪院、主基院祭物的二处地方政府进贡的浴缸。“天羽衣”则是“现人神”的象征。沐浴之后，天皇首先进入悠纪院，坐在御座上，向神座一一供祭用新米煮的饭、粥和用新米酿的白酒、黑酒。供祭多时之后，新天皇开始与神共餐，食新饭，饮新酒。食用之后，天皇则入卧第一神座的“御衾”，意为与神共床，一直到次日上午十时（寅时），然后返回到回立殿，再次沐浴。入夜十时，进入主基殿，把在悠纪院进行过的祭祀过程同样进行一遍。
如前所述，原本是民间的新嘗祭引入宫作为宫中的仪礼后，与新天皇即位仪式相结合，则具有了新的涵义。大嘗祭中与神（天照大神）共食、同床共眠的程式，使天皇与神成为一体，从而使祭神的仪式掺入了天皇成为“现人神”的内容。通过这一仪式，天皇的位置，从祭祀者转为被祭祀者。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中，已经明示了天皇与高天原的天照大神以及天降的神孙琼琼杵尊的“血缘的”神统系谱。这种所谓的神统关系，通过一夜间的大嘗祭的神秘仪式，最终获得了实现。
三、天皇的神化与“皇权神授”思想的树立
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神化和“皇权神授”。这一思想的树立主要是通过皇室的自我宣传和律令条文规定实现的。
大化改新以后，历代天皇和中央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神化天皇和宣扬皇权神授思想。
大化改新时，即645年6月19日，新统治集团的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召集群臣于大槻树下，举行集体盟誓，誓言的核心思想就是天皇是天（神）的代表者：(19)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贰朝，若贰此盟，天灾地妖，鬼殊人伐，皎如日月也。誓言中的“帝道”是指“天道”。“帝道唯一”是说“天道”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天道”确立君臣秩序也是不可改变的，忠臣者都必须遵守。可是，竟有人违背“天道”，扰乱君臣之秩。为此“皇天”将“诛殄暴逆”的大任委予天皇（我），终于恢复了君臣秩序。今后无论是君，抑或是臣，应共同遵奉“天道”，君奉天意行政，臣则一心仕朝，不违君臣上下之序。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天皇（我）与“天道”、“天意”联系在一起。天皇是天（神）代表者的思想，用集体宣誓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正是基于上述的天皇是天的代表者的思想，在大化改新期间，孝德天皇的诏书中，进一步把它引伸为“皇权神授”的思想。如在645年8月的诏书中宣称：“受天神所授大权，方今始将修万国”。646年3月的诏书中说：“我皇属天皇”，这里的“天皇”系指“皇天上帝”。650年的诏书中指出：“由天委付之故，朕总临而御寓”。这里的“御寓”与“御宇”相通，即君主所治之国。诏书十分明确地说，我统治的国家是天委任的。
除了诏书中宣明“皇权天授”外，大化改新以后，作为国家代表者的王的称谓也由大王正式改用天皇。日本最早始用天皇是608年使隋时国书上的外交称谓，但当时适用的“天皇”是与隋朝的“皇帝”相对称的，并无神化的含义。然而大化以后延用的“天皇”则不同，它含有“天授大王之皇”和“朕即是天上之皇（神）”的思想。在发布的诏书中，公开称自己为“明神御宇”、“明神御”。所谓“明神”，其意就是“现世神”。“明神御宇”就是“现世神治国”的意思。
673年，天武天皇即位。从此开始，天皇不但在诏书上自诩为“明神”，而且天皇的谥号进一步与“天”和“神”相连。如天武天皇的谥号是“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译成白话就是“天上的渟中原的瀛真人天皇”。“渟中原”系指水泽平原，“瀛真人”系指瀛洲仙人，显然是中国道教的神仙思想的称谓，也是古神道中成仙思想的体现。天武天皇之后的持统天皇的谥号是“高天原广野姬天皇”。所谓“高天原”就是指天国，是神话传说中皇族祖神天照大神所在的地方。文武天皇的谥号是“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标榜自己是“天的正（真）宗”传承的天皇。这些都体现了皇室的神统意识和“朕即是神”的思想。
“天皇是神”的思想，在《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中作了法律上的明确肯定。据律令的公式令规定，天皇在发布诏书时，因对象的不同和事件重要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称谓：（1）有重要的大事宣于蕃国使者时，用“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2）有次要事宣于蕃国使时，用“明神御宇天皇诏旨”；（3）有国内大事，敕立皇后、皇太子以及每年元旦朝贺时，则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4）国内的一般政事则用“天皇诏旨”或“诏旨”？在正式外交事务上，公开宣称“明神御宇日本”、“明神御宇”，固然一方面表达了天皇自己权力的神圣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蕃国的居高临下的意识。因此可以说，日后一直延续的所谓“日本神国”论，在七、八世纪时就已初露端倪了。
天皇神化思想除了皇室自身的宣扬，律令条文的规定外，在一些官吏和文人的诗文中也常常有所表现。如著名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多首颂扬天皇神化的诗歌。
四、皇室祭祀中的中国因素
这里还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在大嘗祭的祭祀过程中，悠纪院和主基院的环境布置和气氛，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类聚国史》卷8大嘗会条中，记载了834年仁明天皇即位而举行大嘗祭的筹备情况，其中详细地叙及悠纪院与主基院的环境布置情况。虽然记载的是9世纪时的情况，但是一个传统的典礼必然是历史仪礼的继承，保留着历史的遗风，从中也可窥见9世纪以前的状况。为了从中探究9世纪以前大嘗祭的状况，有必要将这段资料译成白话汉文，以飨读者：
悠纪、主基两院树立了标志。悠纪院的标志是在庆山上载梧桐，梧桐上饰有两只凤凰，树被布置成五色彩云那样，云彩上悬挂绣有“悠纪近江”四字的大布标，布标上有日像。庆山前有天老和麒麟像，山后栽连理吴竹；主基院的庆山上栽恒春树，树也被布置成五色云和霞，上挂“主基备中”。庆山上有西王母献益池图，以及偷王母仙桃的童子，还有鸾凤、麒麟和独立的鹤。悠纪院内筑有一只大象，象背是歌舞的平台，有两名童子站在台上两侧，各擎一布幡，上写“周礼曰旌人掌乐”；“礼记曰民劳其舞缀短，民逸其舞缀远”。所以观舞能知民治安否。这段描述中的凤凰、麒麟、天老、吴竹、西王母献益池图、偷王母仙桃童子，以及《周礼》、《礼记》的引文中从百姓对乐舞的冷热，观察社会民情、安危的思想，无不受到中国的习俗、信仰和思想的影响。
皇室的祭祀除了上述常典祭祀外，也偶有一些常典之外的祭祀典礼。如前已叙及的每年的冬至时，朝廷必举行镇魂祭、新嘗祭等祭祀典礼，祭祀地点一般在宫内，主持祭祀的是神祇官。然而785年和787年桓武天皇、856年文德天皇，都在冬至时举行了“交野祭”。桓武天皇交野祭祀典礼的地点在长冈京的南郊柏原，主持祭祀的不是神祇官，而是大纳言兼民部卿藤原继绳。文德天皇的交野祭祀地点在平安京的南郊，主祭官是大纳言藤原良相。《续日本纪》记载了787年冬至祭祀时，藤原继绳唱读的祭文全文，现引录如下：(20)
维延历六年岁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嗣天子臣谨遣从二位行大纳言兼民部卿造东大寺司长官藤原朝臣继绳，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恭膺睠命，嗣守鸿基，幸赖穹苍降祚，复焘腾征，四海晏然，万姓康乐。方今大明南至，长晷初升，敬采燔祀之义，祗修报德之典，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高绍天皇配神作主尚飨。对于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的三次冬至郊祭，日本学者认为不是日本传统的祭天神方式，而是效仿中国天子的郊祀祭天之礼的祭式(21)。但是，细究祭文和祭式，似也不能说完全与中国的郊祭相似。那么，究竟有什么异同呢？大致有如下数点：
（1）据《唐六典》记载，冬至祀圆丘是吉仪中的第一大仪。由皇帝亲祭。如果皇帝不能亲祭，则派太尉（三公之一）代祭。从《续日本纪》记载看，桓武、文德两天皇对交野祭颇为隆重，似乎是作为第一大仪对待的，这一点与中国相似，但交野祭并不是天皇亲祭，而是由大纳言代祭的，从官位上看大纳言职低于中国的太尉。中国的太尉是正一品，与日本的亲王出身的太政大臣相当。而日本的大纳言只有四品。
（2）中国的冬至圆丘之祭，祭祀的对象是“昊天上帝”； 桓武天皇祭祀的是“天神”、“昊天上帝”。很显然他把传统的“天神”与带有道教色彩的“昊天上帝”同等相视，应该说这是合乎常情的，都是祭天之礼，所不同的是与祭祀“昊天上帝”（“天神”）的配祭对象。在中国自古至唐《开元礼》止，一直配祭高祖，在唐代高祖是指开国时期的皇帝。至唐代宗时，才配祭高祖与太祖，即合祭开国皇祖和自己的祖父辈皇帝。桓武天皇配祭的是父皇“高绍天皇”。文德天皇时配祭的除高绍天皇外，还有父皇仁明天皇。
（3）祭文的内容与唐皇帝的冬至祭文相似处颇多。如“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长晷初升”、“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等文句在唐皇帝的冬至祭文都有出现。祭文中的其他词句，虽与唐祭文有所不同，但也未能脱离唐祭文的基本结构(22)。
虽然在日本历史上，冬至郊祭仅有桓武、文德两天皇时的三次，但也表明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拟可归结如下：
第一，在古代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朝廷在依仗儒、佛思想作为天皇制精神支柱的同时，开始固有原始神道的宗教化历程，首先使原始神道嬗变为皇室神道；第二，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的神化和皇权神授。在此前提下，开始整顿神社，构建神社三级体系。同时建立祭祀制度。第三，在皇室的祭祀制度中，存在着中国祭祀因素。
注释：
① 《续日本纪》卷15天平十五年十月条。
② 《日本书纪》卷25大化元年七月条。
③ 拙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④ 《续日本纪》卷20天平宝字元年四月条。
⑤ 《日本后纪》卷13大同元年正月条。
⑥ 《日本书纪》卷19钦明十三年十月条。
⑦ 《日本书纪》卷29天武十年正月条。
⑧ 《续日本纪》卷26天平神护元年正月癸巳条。
⑨ 《续日本纪》卷26天平神护元年十一月壬戌条。
⑩ 《日本书纪》卷30持统三年八月壬午条。
(11) 《续日本纪》卷2大宝二年二月庚戌条。
(12) 《续日本纪》卷18天平胜宝二年二月条。
(13) 《续日本纪》卷9神龟二年七月戊戌条。
(14) 《续日本纪》卷34宝龟七年四月条、同年八月条。
(15) 《类聚国史》卷19神宫司、《类聚三代格》卷1。
(16) 《三代实录》元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条。
(17) 《续日本纪》卷12天平七年二月癸丑条。
(18) 《续日本纪》卷12天平九年四月条。
(19) 《日本书纪》卷25皇极四年即位前纪。
(20) 《续日本纪》卷39延历六年十一月条。
(21) 高取正男：《神道的成立》，平凡社，1979年，第140页。
(22) 《大唐开元礼 吉礼 皇帝冬至祀圆丘》所载祝文为“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长晷初升，万物权舆，六气资始，谨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高祖神尧皇帝配神作主尚飨”。^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7年1期第12～19页
【作者简介】王金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全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
| 【内容提要】 | 自7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开始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设历程。其间，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在利用儒学、佛教思想的同时，极力推动原始神道向民族宗教转化，通过整顿中央、地方神社，建立和健全祭祀制度以及树立“天皇是神”、“皇权神授”思想，最终皇室神道确立，使其成为中央集权天皇制的重要精神支柱。 |
自大化改新开始至8世纪前叶的半个多世纪间，日本朝廷的各代天皇的政治重心是全力加强王权，特别是仿效唐代的政治制度，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为确立这种合法性，保证天皇权力的巩固和发展，朝廷采取了诸项措施，建立新的官僚体制；在经济上，着力削弱和抑止豪族势力，加强中央的经济实力；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通过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官僚制、土地赋税制以及律令制度，天皇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得到了行政、财政和法律的保证，天皇成为天下最有势力者。796年10月15日，圣武天皇曾在发布的诏书中说：①
夫有天下之富者，朕也。有天下之势者，朕也。反映了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对自己权势的自豪。
行政、财政、法律制度固然能保证皇权的一时巩固，但是，要使天皇的威望永存，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延续，需要从意识形态领域加强相应的建设。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对此都十分重视。大化改新以后的历代天皇运用儒学和佛教作为中央集权？天皇制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还极力推动传统原始神道向民族宗教的转化，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皇室神道的成立。所谓皇室神道是指以天皇为中心的朝廷，通过整顿中央、地方的神社，将其纳入国家的管理之下；同时通过建立和健全祭祀制度、神祗官制度、伊势神宫及其斋宫制度等，以及树立“天皇是神”、“皇权神授”思想，使神道成为皇权的精神支柱。本文拟对整顿神社、建立祭祀制度、宣扬“天皇是神”思想等方面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整顿神社
佛教从6世纪中叶传入日本。组织严密、法式健全，且有一整套宗教理论和经文的佛教的传入，对于原始神道无疑是一大威胁。虽然4～6世纪间，原始神道在中国的儒、道等思想的影响下，已开始了宗教化的进程，然而其宗教化的程度，截止7世纪初，与佛教相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尚未建立统一的组织机构、祭祀的程式，更谈不上拥有作为宗教所必须的教义。在外来宗教的冲击面前，原始神道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改变自己，适应新的形势。
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神道的变革是从大化元年（645年）开始的。大化宫廷政变成功后，新政权一成立，统治集团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槻树下，集体向天神地祇宣誓。紧接着7月14日听取大臣苏我石川麻吕的奏言：“先以祭镇神祇，然后应议政事”②。把祭祀神祇的大事放在政事之先，并派专人到美浓国（今岐阜县）征集“供神之币”。673年天武天皇继位以后，神道宗教化的进程加快。这种神道宗教化进程的加快，是与天武天皇一直对神祇的虔诚信仰以及在“壬申之乱”中，受到东部地区地方势力（常常是地方神的主祭者）的支持分不开的。当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势单力薄悄然离开京城，潜入东部地区时，曾特意在伊势国（今三重县）朝明郡的迹太川河边，举行了“望拜天照大神”的祭仪。“对于大海人皇子来说，最后所以能打败大友皇子军，夺回朝廷权力，除了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指挥正确等原因外，天照大神为首的天神地祇的扶持的精神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③。因此，他登基皇位后，自然要首先把神道的建设纳入重要的国事之一。如恢复伊势斋宫斋王的派遣，规定神社所属神刻上交田租、庸调的分配（供神费用三分之一，神主开支三分之二）等等。
自大化改新至平安时代的前、中期期间的历代天皇中，除了圣武天皇（724～749年在位）公开自称“三宝奴”，称德女皇（764～770年在位）自称“佛弟子”，并宣诏说：“三宝”在上位，天社、国社在次位外，大多数天皇也都是极为重视神道建设的。虽然各代天皇积极地扶植佛教，因为佛教的经文中有明显的护国、消灾、祈平安的内容，有益于古代天皇制的巩固，但是神道也具有佛教一样的消弭灾害，祈求国泰平安的作用，对皇室、上层贵族以及地方贵族来说，神道具有佛教无法替代的社会作用：第一，神道祭祀的天神地祇中，既有皇室的祖神、贵族的祖神，也有地方贵族的氏神，以及他们统治地域的地域神等；第二，基于传统信仰的背景，决定了皇室和贵族在面临重大事件、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或亲自、或遣使到各主要神社去祈祷、祭祀和奉告，而这时候很少有遣使去佛寺祈祷的记载。关于神、佛的作用，757年4月孝谦女皇发过一份诏书，其中写道：④
佛法僧宝，先记国家太平；天地诸神，预示宗社永固。806年桓武天皇在诏书中说：“攘灾植福，佛教最胜，诱善利生，无如斯道”⑤。虽然孝谦女皇、桓武天皇的兴佛活动都搞得轰轰烈烈，但是他们的心中，却十分清楚，佛法只能在维护国家与百姓的平安方面，如水旱灾、地震、病疫等时起到平息民情的作用，能诱利民生“攘灾植福”，而神道则不同，它是与皇室的权威，天皇制的长期存续，社稷的巩固紧紧连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类似于天皇继位、都城的迁移、立皇后、立皇太子、叛逆事件、出兵征伐、外交交涉、对唐派遣使团等等政治大事，朝廷都要遣使到以伊势神宫为首的大神社祭祀、祈祷，甚至请求神的“託言”，以获得神的同意和支持。
因此，总体上看，在日本的宗教史上，神道的地位是高于佛教的。
基于上述神道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化改新以后开始的神道宗教化历程，首先是从建立皇室神道开始的。
皇室神道的建立第一步是整顿神社。
神社（或称神宫）的出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把祭神的地方称为“天津神篱”、“天津磐境”。随着王权的建立，祭神的场所不仅有一定的范围，且有建筑，有的称“灵畤”、“祠”等。这些“神篱”、“灵畤”、“祠”等应是早期的神社。
实际上，《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最早的神祠是作为王族祖神的天照大神的神祠。朝廷“随大神（之）教”，于伊势国的建立伊势神祠之后，各地祭奉的神也相继建立神祠。至6世纪30年代，全日本有“天地社稷百八十神”⑥。所谓“天地社稷”，即是天社、地社。据《神祗令》载：“天神者，伊势、山城鸭、住吉、出云国造斋神等类是也。地祇者，大神、大倭、葛木鸭、出云大汝神等类是也”。根据中国的天神地祇的含义，天神指天上的神，地祇指地上的神。天社、地社所祭的神不同，但都是直属朝廷的神社。在7世纪80年代以前，除了伊势神祠一直受到朝廷的管理和维护外，大多数神祠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681年正月，天武天皇正式发布诏令宣布“畿内及诸国，修理天社、地社、神宫”⑦，765年正月称德天皇以“神灵护国”之由，宣布改元为“天平神护”年号，并赠诸国神祝，加位一阶⑧。同年11月，朝廷“遣使修造神社于天下诸国”⑨。朝廷开始对畿内（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的神社和各地的神社进行修理、整顿和建造，把分散的中央、地方神祠统一在朝廷的管辖之下。为保证神祠的祭祀与管理，在律令的制定中，把中央和地方神祠的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无论是《净御原令》、《养老律令》都规定了管理的官吏，同时还专门增设了“神祇令”。律令规定在中央官僚中，与太政官相并列，设置神祇伯。据《令集解》职员令神祭条载：“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贞，无所不归神祇之德，故以神祇官为百官之首”。神祇官虽然阶位不及太政大臣，但是他的重要地位却是在百官之上的。神祇官在史书上最早出现，是在689年8月2日，这一天“百官会集于神祇官，而奉宣天神地祇之事”⑩。神祇伯属下配置神祇大副、神祇少副、神祇大祐、神祇少祐、神祇大史、神祇少史，并有神部30人、卜部20人、从事杂务的使部30人、直丁2人。在大宰府专门设置了大宰主神。上述中央所设的神祇官主要掌管朝廷管辖的神社及祭祀。地方上的神社的管理则是在中央领导下由地方负责的，702年2月13日，朝廷曾“为班大币，驰驿追诸国国造等入京”(11)。驰驿召各国国造入京，目的就是研究各地神社供奉的事。表明国家对地方神社的控制以及国造（即国守）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事实上律令中也是明文规定国守的职责之一就是“掌祠社”。大宰府被称为“远方的朝廷”，它的官僚组织是朝廷的一个缩影，按《职员令》规定，大宰府设主神1人、帅1人，主神职责是“掌诸祭祠事”，帅的职责之一是“掌祠社”。
除了律令中相关法律规定外，在天皇治政过程中，常常对神社事发布诏书，进行直接过问。（1）关于神社的经费问题，690年1 月持统天皇给畿内地区的神社“增神户、田地”；730年7月，圣武天皇诏书宣布伊势神宫的斋宫年料“皆用官物，不得依旧充用神户庸调等”；（2）关于实行神的位阶和神社社司位阶问题，749年12月圣武天皇奉八幡大神为一品，比咩神为二品。这是神祇授品位的开始。与品位相应，八幡大神给封户800户（在被封一品前的封户为420户）、位田80町（封前为50町）；比咩神封户600户，位田60町(12)。与神社始行品位的同时，神社的主要神职人员也授予位阶，如749年八幡神宫的祢宜社女授从四位下，主神田麻吕授外从五位下。768年伊势神宫祢宜授准从七位，会度宫祢宜授准正八位；（3）关于地方官吏和神社神职人员的不作为行为的整饬。725年7月天皇就各地神社的环境不洁发诏提出警告：“今闻诸国神祇社内，有秽臭及放杂畜，敬神之礼，岂如是乎，宜国司长官自执币帛，情致清扫，常为岁事”(13)。776 年光仁天皇多次就神社的环境问题指责地方官吏和神社神职人员。4月，天皇敕文指出，“祭祀神祇， 国之大典，若不诚敬，何以致福”，可是听闻“诸社不修，人畜损秽，春秋之祀，亦多怠慢”，要求诸国官司“莫令更然”；8月又指出“天下诸社之祝，不勤洒扫，以致芜荒者”，对于有此行为者，责令“收其位记与替”，予以撤职(14)。798年规定诸国神社的宫司、神主选用其氏族中清慎者，每六年更替(15)。881年命令五畿七道诸国神社的祝部氏人的系谱每三年上交一次(16)。可见，朝廷在整顿中央直属大神社的同时，也对地方上的神社进行调查、整顿。
随着神社的整顿，国家从神祇官和中央、地方行政两条线，建立了中央大官社——地方官社——非官社三级神社体系。从史籍记载可知，除伊势神宫外，其他如九州宇佐的八幡神社、摄津国的住吉神社、大和国的飞鸟座神社、筑前国的香椎神社、大和国的大神神社等都是属于中央的大神社。朝廷一有重大事态和决策，常常遣使这些神社奉告神祗。举一例，735年2月，新罗遣使日本，因新罗改国名为“王城国”而没有事先通知日本，朝廷拒绝接纳新罗使节(17)。如此严重的外交措施，必然引起新罗的不满，使节退回后，不再派使赴日。第二年（736 年）日本派使前往新罗交涉。737年2月日本遣新罗使回国，向朝廷“奏新罗国失常礼不受使旨”事。很明显新罗国不接受日本使节使旨的做法，是针对735 年日本对新罗国使节态度的报复性行为，同时也表明新罗国对日本采取对等外交的姿态。对此，日本朝廷非常气愤，召集45名高官在宫内商议，就如何对待新罗的态度，让大家陈述意见，并让各中央机关也发表看法。“诸司奏意见表，或言遣使问其由，或发兵加征伐”，气氛十分紧张。就在与新罗国是和是战难以决断的时候，朝廷派使赴伊势神宫、大和的大神神社、筑紫的住吉、八幡两神社、筑前的香椎神社，“奉币以告新罗无礼之状”(18)。虽然日本与新罗之间关系最终没有激化，但是在国家面临重大决策的时候，遣使赴大神社奉告神祇一事，表明了神道在天皇制政治中的地位。
二、祭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据《神名帐》载，官社按宫中、京中、畿内、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分类，并以国别、郡别按社格的大小分别登记。整顿后的大小官社全国共有2861社，祭祀的神共有3132座。其中，中央重视的大社多达22社，即以伊势、石清水、贺茂等为首的平安京周边和大和地区16社为中心、加上北野、吉田、广田、梅宫、祗园、日吉等社的中央直辖神社。
在神社三级体系的形成的同时，祭祀制度也相继建立。律令中的“神祇令”是祭祀制的总成。根据“神祇令”规定：“凡天地神祇者，神祇官皆依常典祭之”。常典祭祀，是按季节不同举行不同的祭典。主要常典祭祀如下：
仲春，祈年祭。以祈求“岁灾不作，时令顺度”，由神祇官行祭。
季春，镇花祭。春花盛开，花瓣飞散之时，也是疫病易于流行之日，所以“为其镇遏，必有此祭，故曰镇花”。主要在大神神社和狭井神社（均在今奈良樱井）举行。祭祀时，祝部从神祇官处领取祭物后，进行祭祀。
孟夏，神衣祭、三枝祭、大忌祭、风神祭四祭。神衣祭是伊势神宫的祭祀，是供奉神衣之祭。祭祀前由神服部以神调丝织绢，制成神衣，麻绩连用麻织成和衣，织成两衣“以供神明”。三枝祭是以花装饰酒罇供神的祭祀。大忌祭和风神祭是祈求风调雨顺的祭祀。“大忌”是“欲令山谷水变成甘水，浸润苗稼，得其全稔”，“风神”则是“欲令沴风不吹，稼穑滋登”。
季夏，月次祭、道饗祭、镇火祭三祭。月次祭祈求内容，与仲春的祈年祭相近，也是为了求得一年平安的祭祀。月次祭是六月、十二月的十一日举行的祭典。祭祀当时，百官及诸国的神主、祝部集于神祇官。被祭祀的神共有304位，计宫中30 、京中3、畿内231、东海道19、东山道5、北陆道1、山阴道1、山阳道4、南海道10。祭祀时，由中臣氏宣读祝词、忌部氏供祭物。道饗祭，顾名思义是用食物在大道上祭祀鬼魅。主要是在京城四隅的大道上，由神祇官下属的卜部举行祭式，“令鬼魅自外来者不敢入京师”。镇火祭是为防火灾的祭祀，祭祀地点是在宫城四方外角，由卜部“钻火而祭”。
孟秋，大忌祭和风神祭二祭。
季秋，神衣祭和神嘗祭二祭。
仲冬，相嘗祭、镇魂祭和大（新）嘗祭三祭。镇魂祭、大嘗祭（新嘗祭）作为显示皇权与神之间亲缘关系的祭祀，是朝廷极其重要的大祭。现在对镇魂祭、新尝祭和大尝祭稍作详细介绍。
1.镇魂祭
新嘗祭实际上是分两段进行的，首先是仲冬（阴历十一月）的第一个卯日，由宫廷神官祭祀，供奉品是民间上交的当年的庸、调；在第二个卯日，则由天皇亲祭，供奉品主要是当年的新谷。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第一个卯日后的寅日举行的是镇魂祭。也就是说，在天皇亲祭“新嘗祭”前，先要举行镇魂祭。
“镇魂祭”中的“魂”，虽然有不同说法，但核心思想则是指体现太阳神（天照大神）神体的阳光。镇魂祭最早的出现，源自民间对太阳阳光的渴望。每当时令进入冬季，随着地球的运转，北半球的阳光柔弱，万物萧索。立冬是一年中日照最短的时候，此后进入漫长的寒冷期。在寒冷和长夜中，人们是多么希望太阳的温暖啊。于是，由这种朴素的企盼中，产生了祭祀太阳神，祈求阳光重新恢复，寒冬与长夜迅速消失的镇魂祭。
镇魂祭的祭法，是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天之岩户”的故事进行的。祭祀中，颂祝辞、唱神歌。祝辞也好，神歌也好，其内容都离不开对太阳的歌颂与祈求：太阳永驻穹空，光热恩施天地，沐浴神光、神温的大地，万物茂盛。
民间的镇魂祭引入宫中后，便成为由天皇亲祭的大祭，其内容也由单纯祭祀太阳神的“魂”，掺入了祈求作为天神后代的天皇的魂灵的复活。经过一年的活动，天皇的魂灵也如同隆冬时节的阳光，日趋衰弱，而游离本体。为使渐趋游离本体的皇魂回归，成为镇魂祭的重要内容。宫内的镇魂祭一般在绫绮殿封闭举行。因此，这一祭祀具有“咒术性秘密仪礼”的性质。
2.新嘗祭
经过镇魂祭的天皇，由于“魂”的回归，已有了新的活力，便作为斋主，在宫内的神嘉殿举行新嘗祭。新嘗祭供奉的神是以天照大神为主的天神地祇。供奉品有新收获的米和粟煮成的饭和粥，以及用新米酿制的白酒、黑酒，副食有生鱼四种、干鱼四种、水果四种、熟菜、汤汁等。装供物的器皿是用“柏叶”做的碗和盘，使用竹筷。用来煮饭、粥的新米和新粟是从斋田中收获的。斋田有二处，一是悠纪田，另一是主基田。
新嘗祭最关键的是“神膳御亲供”和“御直会”两项内容。所谓“神膳御亲供”，是天皇一人进入祭祀主殿，与神座相对而坐，用水洁净手后，用竹筷将叶碗中的供物，夹入叶盘中，一一向神供奉，大约费时二小时。之后，天皇礼拜并奏诵“御告文”，感谢新谷丰收，祈愿皇室、国家、国民繁荣。接着进行的是“御直会”，即天皇与众神共食供奉的新饭、新粥。天皇以极为虔诚的姿势，首先拍手三次，并口念“一起共膳”，顶礼膜拜。然后，用竹筷三尝新饭，饮白酒四次，黑酒四次，酒盅一次一换。“御直会”的宗教性意义，在于表明天皇与天照大神以及众神的神圣关系。通过面对面的与神的同餐共饮，天皇从以承照大神为首的众神那里得到灵气，与神一体化，自己从祭祀的斋主，也成了被祭祀的神。由此可以看出，原本是民间的祭祀太阳神，感谢神在一年间使稻谷丰盛的原始宗教活动，被引入王宫后，却成了标榜天皇即神，王权神授的仪礼。
3.大嘗祭
如果说新嘗祭被王室利用来标榜王权神授的话，那么，作为天皇继位典礼的“大嘗祭”，在这方面则更为深化。
新嘗祭只是数日间的祭祀，而大嘗祭则是长达数月的祭祀。因为是标志一代新帝的登场，所以特别隆重。一旦确定举行大嘗祭后，八月上旬开始就派大祓使到各地为祭典准备供神的种种器具，九月上旬派神服使赴地方准备服饰。斋田里的稻谷成熟后，要举行拔穗式。首先拔下的四束稻米是用来作祭典的饭和粥的，其余的稻米是造白酒、黑酒用的，并送到京城。十月，新天皇举行“御禊”祭，即在流动的河水中洁身，清除污浊。这种祓除污浊和不祥的“禊”的习俗，在中国早已有之，一般有三月三日的“春禊”，七月中旬的“秋禊”。日本何时始有此习俗，不得而知，但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皆记载了创世神伊奘诺尊从黄泉国回来后，在河流中洗濯身子，祓禊污浊，并产生天照大神等神的神话。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此俗后来成为日本民间和皇室成员的祭祀定式。新天皇的即位典礼一般多在阴历十一月举行，所以典礼前的祓禊祭就定在十月。
在作种种准备的同时，还要建造大嘗宫。大嘗宫的结构由二部分构成，即悠纪院和主基院。两院各有以正殿为主体的种种建筑。建筑物均用带有树皮的大圆木作柱，用青茅草铺顶，以草席为壁。
悠纪院和主基院内部的结构格式相同，即各建有第一神座、第二神座、御座。第一神座位于主室中央，其上建有床，床的基部铺草，草上铺竹席，竹席之上再铺草席，然后放上寝具（“御衾”）、坂枕。第一神座旁，则置御座和第二神座。大嘗宫在祭祀典礼前夕完工。悠纪院和主基院北侧建有回立殿。
大嘗祭的高潮是阴历十一月的第二个卯日。这一天的夜里十时（亥时），天皇进入北侧的回立殿，沐浴洁身。关于洁身沐浴的情况，10世纪的《西宫记》中记载说：“以大锷沸御汤，进两国船，天皇着天羽衣，浴之如常”。文中的“两国船”即是由负责悠纪院、主基院祭物的二处地方政府进贡的浴缸。“天羽衣”则是“现人神”的象征。沐浴之后，天皇首先进入悠纪院，坐在御座上，向神座一一供祭用新米煮的饭、粥和用新米酿的白酒、黑酒。供祭多时之后，新天皇开始与神共餐，食新饭，饮新酒。食用之后，天皇则入卧第一神座的“御衾”，意为与神共床，一直到次日上午十时（寅时），然后返回到回立殿，再次沐浴。入夜十时，进入主基殿，把在悠纪院进行过的祭祀过程同样进行一遍。
如前所述，原本是民间的新嘗祭引入宫作为宫中的仪礼后，与新天皇即位仪式相结合，则具有了新的涵义。大嘗祭中与神（天照大神）共食、同床共眠的程式，使天皇与神成为一体，从而使祭神的仪式掺入了天皇成为“现人神”的内容。通过这一仪式，天皇的位置，从祭祀者转为被祭祀者。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中，已经明示了天皇与高天原的天照大神以及天降的神孙琼琼杵尊的“血缘的”神统系谱。这种所谓的神统关系，通过一夜间的大嘗祭的神秘仪式，最终获得了实现。
三、天皇的神化与“皇权神授”思想的树立
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神化和“皇权神授”。这一思想的树立主要是通过皇室的自我宣传和律令条文规定实现的。
大化改新以后，历代天皇和中央统治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非常重要的手段，就是神化天皇和宣扬皇权神授思想。
大化改新时，即645年6月19日，新统治集团的孝德天皇、中大兄皇子，召集群臣于大槻树下，举行集体盟誓，誓言的核心思想就是天皇是天（神）的代表者：(19)
天覆地载，帝道唯一，而末代浇薄，君臣失序，皇天假手于我，诛殄暴逆，今共沥心血，而自今以后，君无二政，臣无贰朝，若贰此盟，天灾地妖，鬼殊人伐，皎如日月也。誓言中的“帝道”是指“天道”。“帝道唯一”是说“天道”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可改变的，“天道”确立君臣秩序也是不可改变的，忠臣者都必须遵守。可是，竟有人违背“天道”，扰乱君臣之秩。为此“皇天”将“诛殄暴逆”的大任委予天皇（我），终于恢复了君臣秩序。今后无论是君，抑或是臣，应共同遵奉“天道”，君奉天意行政，臣则一心仕朝，不违君臣上下之序。
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天皇（我）与“天道”、“天意”联系在一起。天皇是天（神）代表者的思想，用集体宣誓的形式被确定了下来。正是基于上述的天皇是天的代表者的思想，在大化改新期间，孝德天皇的诏书中，进一步把它引伸为“皇权神授”的思想。如在645年8月的诏书中宣称：“受天神所授大权，方今始将修万国”。646年3月的诏书中说：“我皇属天皇”，这里的“天皇”系指“皇天上帝”。650年的诏书中指出：“由天委付之故，朕总临而御寓”。这里的“御寓”与“御宇”相通，即君主所治之国。诏书十分明确地说，我统治的国家是天委任的。
除了诏书中宣明“皇权天授”外，大化改新以后，作为国家代表者的王的称谓也由大王正式改用天皇。日本最早始用天皇是608年使隋时国书上的外交称谓，但当时适用的“天皇”是与隋朝的“皇帝”相对称的，并无神化的含义。然而大化以后延用的“天皇”则不同，它含有“天授大王之皇”和“朕即是天上之皇（神）”的思想。在发布的诏书中，公开称自己为“明神御宇”、“明神御”。所谓“明神”，其意就是“现世神”。“明神御宇”就是“现世神治国”的意思。
673年，天武天皇即位。从此开始，天皇不但在诏书上自诩为“明神”，而且天皇的谥号进一步与“天”和“神”相连。如天武天皇的谥号是“天渟中原瀛真人天皇”，译成白话就是“天上的渟中原的瀛真人天皇”。“渟中原”系指水泽平原，“瀛真人”系指瀛洲仙人，显然是中国道教的神仙思想的称谓，也是古神道中成仙思想的体现。天武天皇之后的持统天皇的谥号是“高天原广野姬天皇”。所谓“高天原”就是指天国，是神话传说中皇族祖神天照大神所在的地方。文武天皇的谥号是“天之真宗丰祖父天皇”，标榜自己是“天的正（真）宗”传承的天皇。这些都体现了皇室的神统意识和“朕即是神”的思想。
“天皇是神”的思想，在《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中作了法律上的明确肯定。据律令的公式令规定，天皇在发布诏书时，因对象的不同和事件重要程度不同，采取不同的称谓：（1）有重要的大事宣于蕃国使者时，用“明神御宇日本天皇诏旨”；（2）有次要事宣于蕃国使时，用“明神御宇天皇诏旨”；（3）有国内大事，敕立皇后、皇太子以及每年元旦朝贺时，则用“明神御大八洲天皇诏旨”；（4）国内的一般政事则用“天皇诏旨”或“诏旨”？在正式外交事务上，公开宣称“明神御宇日本”、“明神御宇”，固然一方面表达了天皇自己权力的神圣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蕃国的居高临下的意识。因此可以说，日后一直延续的所谓“日本神国”论，在七、八世纪时就已初露端倪了。
天皇神化思想除了皇室自身的宣扬，律令条文的规定外，在一些官吏和文人的诗文中也常常有所表现。如著名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就有多首颂扬天皇神化的诗歌。
四、皇室祭祀中的中国因素
这里还必须告诉读者的是在大嘗祭的祭祀过程中，悠纪院和主基院的环境布置和气氛，都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类聚国史》卷8大嘗会条中，记载了834年仁明天皇即位而举行大嘗祭的筹备情况，其中详细地叙及悠纪院与主基院的环境布置情况。虽然记载的是9世纪时的情况，但是一个传统的典礼必然是历史仪礼的继承，保留着历史的遗风，从中也可窥见9世纪以前的状况。为了从中探究9世纪以前大嘗祭的状况，有必要将这段资料译成白话汉文，以飨读者：
悠纪、主基两院树立了标志。悠纪院的标志是在庆山上载梧桐，梧桐上饰有两只凤凰，树被布置成五色彩云那样，云彩上悬挂绣有“悠纪近江”四字的大布标，布标上有日像。庆山前有天老和麒麟像，山后栽连理吴竹；主基院的庆山上栽恒春树，树也被布置成五色云和霞，上挂“主基备中”。庆山上有西王母献益池图，以及偷王母仙桃的童子，还有鸾凤、麒麟和独立的鹤。悠纪院内筑有一只大象，象背是歌舞的平台，有两名童子站在台上两侧，各擎一布幡，上写“周礼曰旌人掌乐”；“礼记曰民劳其舞缀短，民逸其舞缀远”。所以观舞能知民治安否。这段描述中的凤凰、麒麟、天老、吴竹、西王母献益池图、偷王母仙桃童子，以及《周礼》、《礼记》的引文中从百姓对乐舞的冷热，观察社会民情、安危的思想，无不受到中国的习俗、信仰和思想的影响。
皇室的祭祀除了上述常典祭祀外，也偶有一些常典之外的祭祀典礼。如前已叙及的每年的冬至时，朝廷必举行镇魂祭、新嘗祭等祭祀典礼，祭祀地点一般在宫内，主持祭祀的是神祇官。然而785年和787年桓武天皇、856年文德天皇，都在冬至时举行了“交野祭”。桓武天皇交野祭祀典礼的地点在长冈京的南郊柏原，主持祭祀的不是神祇官，而是大纳言兼民部卿藤原继绳。文德天皇的交野祭祀地点在平安京的南郊，主祭官是大纳言藤原良相。《续日本纪》记载了787年冬至祭祀时，藤原继绳唱读的祭文全文，现引录如下：(20)
维延历六年岁次丁卯十一月庚戌朔甲寅，嗣天子臣谨遣从二位行大纳言兼民部卿造东大寺司长官藤原朝臣继绳，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恭膺睠命，嗣守鸿基，幸赖穹苍降祚，复焘腾征，四海晏然，万姓康乐。方今大明南至，长晷初升，敬采燔祀之义，祗修报德之典，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高绍天皇配神作主尚飨。对于桓武天皇和文德天皇的三次冬至郊祭，日本学者认为不是日本传统的祭天神方式，而是效仿中国天子的郊祀祭天之礼的祭式(21)。但是，细究祭文和祭式，似也不能说完全与中国的郊祭相似。那么，究竟有什么异同呢？大致有如下数点：
（1）据《唐六典》记载，冬至祀圆丘是吉仪中的第一大仪。由皇帝亲祭。如果皇帝不能亲祭，则派太尉（三公之一）代祭。从《续日本纪》记载看，桓武、文德两天皇对交野祭颇为隆重，似乎是作为第一大仪对待的，这一点与中国相似，但交野祭并不是天皇亲祭，而是由大纳言代祭的，从官位上看大纳言职低于中国的太尉。中国的太尉是正一品，与日本的亲王出身的太政大臣相当。而日本的大纳言只有四品。
（2）中国的冬至圆丘之祭，祭祀的对象是“昊天上帝”； 桓武天皇祭祀的是“天神”、“昊天上帝”。很显然他把传统的“天神”与带有道教色彩的“昊天上帝”同等相视，应该说这是合乎常情的，都是祭天之礼，所不同的是与祭祀“昊天上帝”（“天神”）的配祭对象。在中国自古至唐《开元礼》止，一直配祭高祖，在唐代高祖是指开国时期的皇帝。至唐代宗时，才配祭高祖与太祖，即合祭开国皇祖和自己的祖父辈皇帝。桓武天皇配祭的是父皇“高绍天皇”。文德天皇时配祭的除高绍天皇外，还有父皇仁明天皇。
（3）祭文的内容与唐皇帝的冬至祭文相似处颇多。如“嗣天子臣”、“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长晷初升”、“谨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等文句在唐皇帝的冬至祭文都有出现。祭文中的其他词句，虽与唐祭文有所不同，但也未能脱离唐祭文的基本结构(22)。
虽然在日本历史上，冬至郊祭仅有桓武、文德两天皇时的三次，但也表明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拟可归结如下：
第一，在古代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过程中，朝廷在依仗儒、佛思想作为天皇制精神支柱的同时，开始固有原始神道的宗教化历程，首先使原始神道嬗变为皇室神道；第二，皇室神道的核心思想是天皇的神化和皇权神授。在此前提下，开始整顿神社，构建神社三级体系。同时建立祭祀制度。第三，在皇室的祭祀制度中，存在着中国祭祀因素。
注释：
① 《续日本纪》卷15天平十五年十月条。
② 《日本书纪》卷25大化元年七月条。
③ 拙著：《日本人的原始信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5页。
④ 《续日本纪》卷20天平宝字元年四月条。
⑤ 《日本后纪》卷13大同元年正月条。
⑥ 《日本书纪》卷19钦明十三年十月条。
⑦ 《日本书纪》卷29天武十年正月条。
⑧ 《续日本纪》卷26天平神护元年正月癸巳条。
⑨ 《续日本纪》卷26天平神护元年十一月壬戌条。
⑩ 《日本书纪》卷30持统三年八月壬午条。
(11) 《续日本纪》卷2大宝二年二月庚戌条。
(12) 《续日本纪》卷18天平胜宝二年二月条。
(13) 《续日本纪》卷9神龟二年七月戊戌条。
(14) 《续日本纪》卷34宝龟七年四月条、同年八月条。
(15) 《类聚国史》卷19神宫司、《类聚三代格》卷1。
(16) 《三代实录》元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条。
(17) 《续日本纪》卷12天平七年二月癸丑条。
(18) 《续日本纪》卷12天平九年四月条。
(19) 《日本书纪》卷25皇极四年即位前纪。
(20) 《续日本纪》卷39延历六年十一月条。
(21) 高取正男：《神道的成立》，平凡社，1979年，第140页。
(22) 《大唐开元礼 吉礼 皇帝冬至祀圆丘》所载祝文为“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长晷初升，万物权舆，六气资始，谨遵彝典，慎修礼物，敬以玉帛、牺齐、粢盛庶品，备兹禋燎，祗荐洁诚，高祖神尧皇帝配神作主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