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武心波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2007年3期第22～34页
【作者简介】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教授。
【关 键 词】氏族政治/天皇制/民族国家
一 “民族认同”与近代国家
日本是一个基本接近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占了该国总人口的99.5％以上，而少数民族如阿伊努人只占其中的极小部分。日本的同质化程度是地球上多数国家难以匹比的。但日本的民族概念却是在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日本的单元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最终才成为一个民族，其民族认同感只在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才明朗起来。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民族被地理环境和幕藩体制分割得支离破碎，“日本国中，几千万人被封闭在几千万个箱子里，宛如被几千万堵墙所隔离”①。由于封建割据，日本民众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即分属于不同的“藩”，在“藩”与“藩”之间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人们的意识偏向固执、狭隘，缺乏公共性和开放性，更缺乏所谓民族的一体性。这样，近世的“幕藩体制”就成了形成民族统一意识和民族一体化的最大的桎梏，而“德川幕府的现实政策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结构，一味地阻止民族统一意识从下面成长起来”②。
因此，在前近代（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心中，是没有近代的“国家”这一概念的。那时日本人所具有的，事实上是一种居于狭隘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藩国意识”。但“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通常称之为‘意义’——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③。所以，日本要想抵御外来压力，实现近代化，就必须打破这种基于士农工商身份制和幕藩体制的旧意识，形成新的“我是日本人，日本是我的国家”这一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④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它“首先是对属于某个特别的人类群体的人坚信不疑，对此一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信奉不渝；包含在该群体中的个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诸因素塑造的，有时还包括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而除此之外，我们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其个体的特征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价值”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构筑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条件。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报纸、小说、铁路公路和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普及，各种信息在一国之内的迅速交换等等，都为人们想象和虚构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快进入到这种状态，日本通过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日本各开放的港口之间均有了铁路相连，为人员大范围的移动提供了条件。同时，电信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也使信息的传播和上情下达更为快捷，如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到全国各地。以报刊为代表的传媒业也随之开始成熟，这种新型的传媒方式对大众的舆论导向以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方式。这为日本统治者以政府的力量，通过文化、文字、教育、传播等渠道，积极地塑造日本人民的民族想象创造了条件，也为岛国形成“民族”概念，虚构一个民族的实体创造了条件。
各国对民族主义内涵的界定是不同的。福斯勒说：“唯一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二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相异的民族主义的复数。”⑦ 也就是说，“因各民族在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各有独自的形态。……民族主义的主张本质上必然是个性化的”⑧。日本的民族主义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民族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德国的种族主义。⑨ 但这种种族主义又不同于西方式的种族主义，而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政治想象”。
日本的民族主义除了具备种族民族主义应该具有的（如拥有共同的遗传、祖先、血缘、种族特性等）一般特点外，还保留着大量岛国所特有的种族习惯、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原始落后的风貌，而这些折射到日本的“民族”概念中，则决定了其基本的政治内涵主要是以氏族政治的语汇构成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氏族政治倾向。日本民族在政治上的进化是缓慢的，还停留在比较原始落后的人文阶段，其民族的自我表达方式习惯于按照传统的一套程序来进行。氏族内部的分裂性结构孕育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但又同质的氏族共同体，即使是从其最末端的组织之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其政治意志和表述方式与最上层的共同体组织之间，在结构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凭借神话传说、氏族神、传统的规范与族规来构建组织，进行身份认同的。
由于氏族神和氏族领袖在群体内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对民族这一新的群体的集体认同，往往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认同来实现。人们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强烈崇拜、认同和追随，来实现近代民族意识的再造与自我完善，实现对由氏族部落群体演化而来的民族共同体的体验和追随。为此，对氏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便被上升到了民族这一更高的层面，形成了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
所谓“民族认同”（也译为“国家认同”）是来自英文national identity，是nation与identity的结合，将个人认同的来源置于nation这一整体认同之中，使其隶属nation而产生出强大的集体认同。nation是一种由个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相信彼此同属于一个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并且坚持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外壳——国家，只有这样，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自由、平等及社会福祉才能获得最终的保障。
日本的国家认同是在排除了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氏族共同体的外延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方式加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国家主义的发展是以民族主义的自我整合和发展为途径的，并通过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获得合法性。“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全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⑩ 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某种独特的本质，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有摆脱十分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日本的民族认同方式是基于落后的氏族政治之基础上的，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入来完成，通过神道教的参与和确立起至高无上的氏族神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大化，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了统一民族的再造。
日本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氏族政治的路径，锻造了一个新的大和民族，才使得散乱的部落、氏族等次级社会单位上升并统一到“大和民族”的麾下，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与国家重叠、一致了起来。民族与国家的高度重叠，客观上规定了大和民族的精神首领也必然是国家的总元首。在认同的程序排列上，首先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共同的氏神的认同来认同并整合民族共同体（第一认同），再通过整合后的统一的民族认同来达到对国家的最后认同（第二认同）。当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认同与第二认同就有机地融合起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民族主义”使“国家主义”获得合理性，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之作用，而“国家主义”又使“民族主义”获得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外壳，并使“民族主义”在这一外壳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当时，人民大众完全不理解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和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的共同体之间的正常联系，而这种正常联系的断绝，由于当时那种不理智的爱国心而沟通了起来。”(11)
“国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念，由于日本民族自古缺乏对高度抽象事物的认知能力，因此其对国家这一抽象政治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便不得不借助于民族传统的话语体系，即通过对具有物语漫画性质的氏族神这一图腾力量的崇拜来实现。氏族政治固有的认知模式往往通过具体的神灵图谱来感知抽象的事物，通过对氏族神的认同来移情于国家，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即借助于古老的话语体系——神、灵、血缘、氏神等符号，来认知和把握宏观的、超越具象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念世界。日本在政治层面、国家层面上对近代西方政治的学习和模仿，就是通过自身的这一认同机制——氏族政治原理（“国体论”下的天皇制、神道教等）——来实现的。通过对建立在神道教基础上的氏族领袖的认同和追随来认同与追随国家，靠氏神的号召来获得爱国激情和斗志。
二 “天皇制国家”的建立
古代日本社会是由无数氏族部落共同体构成的，而天皇则是融全国各氏族部落为一体的最大的氏族共同体内的最高的氏神，是得到神道—神话这一传统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背景支撑的“人神”。在日本，氏族部落无论其规模有多大，其内在的结构都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氏神，进行祭祀，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氏神为部落头领，采取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共同的集体负责的形式进行团队活动，对上效忠，对下负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组织。而这些共同体组织又可以根据“力学原则”和“功利原则”进行自由的组合，小共同体可以自愿地依附于较自己势力强大的较大的共同体，而较大的共同体则可以依附于更大的共同体组织，彼此形成层层递进式效忠关系，这种层层递进式的效忠关系，一直可以推到幕府，乃至最后达至天皇（在一般的情况下很少发生，除非发生岛国危机）。这样，具有强烈分裂倾向、貌似散乱的氏族社会在形态上便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变换模式，即大可达及全岛、聚沙成塔，形成以天皇为首的岛国政治共同体；小可分散得四分五裂，形成岛内有国，国中有邦，邦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散乱局面。
从12世纪“幕府”专权以来，天皇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点缀或象征而存在，从而中断了人们对大一统国家的想象力和亲和力。这一被中断的历史过程，在近代受到来自于西方的强势文明的猛烈冲击后，又得到了恢复和延续。当民族危机降临时，各氏族部落会自动消解，以化零为整的变幻方式，纷纷融入岛国共同体，紧密地团聚在作为文化与权威象征的最大的氏族神——天皇的周围，共同抵御外侵。天皇，在危机中显露真相，以太阳神之子的无穷魅力，将岛内各种分散的政治力量，将那些个大大小小几十、几百的氏族部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凝聚了起来，形成一体化力量，一致对外地迎接挑战。
明治维新推倒了幕府统治后，日本固有的氏族制度又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演化，即人们将此前的以“藩”（国）为单位的“家”转变为将整个日本作为“家”，形成了以天皇为总家长的氏族国家。日本学者三户公说，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从以前的藩（国）为单位的“家”向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家”的结构的转变（模仿扩大），即“在幕府末期，藩这个‘家’是由武士负责的，为了强兵富国（藩），推进了奖励国产、引入欧美式工业这一发展生产兴办产业的做法。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推倒幕府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总代表的国家这一家族国家，然后就把本来是为了诸侯领地这个家的利益而推行的发展生产兴办产业、富国强兵的做法原封不动地作为国家针对外国而实行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加以推行”(12)。霍尔说：“结果是把注意力又集中在天皇身上，把他看做历史意义的杰出领袖。……以天皇的名义，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国家。”(13) 可见，“在倒幕维新这场资产阶级变革运动的大旗上，写的不是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而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王’就是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14)。
在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过程中日本竭力模仿西方试图走“以法治国”之路，它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明治宪法），就是在大量抄袭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条款的基础上，在德国法学家若埃斯奈尔的指导下完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行。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施统治”(15)。这一规定，不仅确立了天皇的世俗权力（对帝国实施统治），同时也明确了天皇作为最高祭司神的神圣地位（万世一系）。其第三条曰“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一个近代国家以最高法的形式，把神话所构筑的民族传说确定为日本国家的正式历史，把由世界各民族在原始蒙昧时代普遍存在的“对神的信仰”确定为日本天皇的皇祖（太阳神）与远皇祖（创造日本的天神），“这种对于文明与科学的亵渎，以及在精神形态上对于国民的愚弄，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16)。
明治宪法的制定，进一步巩固了天皇的地位，在法律上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这部宪法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主义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融合、妥协的政治产物。它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正式形成。曾参与《宪法义解》编撰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在其《崇拜祖先与日本法律》（1912年）一书中，对近代天皇制的多重性作了论述。他说，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三重特性。天皇掌握着国家大权，而这种权力是作为神祖的权力继承下来的，所以具有神政性；同时，天皇是作为日本国民的家长统治国家的，所以具有家长式特性；而天皇的权力又是通过以立宪主义最进步的各项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来实施的，所以具有立宪性。(17) 王金林指出，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三特性中，最基本的是神政、家长式两个特性，它们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立宪主义则是外来的。(18) 实际上，日本只是在外表上披上了一层先进华丽的外衣，而在内里和暗处则依旧在巧妙地兜售着千古不变的古代氏族政治的“旧货”。
要实现近代天皇制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就必须用天皇制意识形态去统一国民意识，而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就是“国家神道”。日本古已有之的“神社神道”受到“天皇制”的国家主义影响，开始发展成“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乃是以幕末维新时期的神道兴隆为背景，把神社、神道与皇室直接联系起来而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宗教”(19)。“国家神道”可以说是将日本皇室家族固有的“皇室神道”融入西方民族国家设立的概念，是以“神社神道”为基础所建立的特殊国家宗教，是一种非宗教前提下的国家祭祀，是一种制度上的宗教。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府，就是借着国家政治的力量在推动着“国家神道”的宗教信仰，试图以神道教为“族群”认同资源，借助于宪政途径炮制出“新”的国教来建立政教合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宗教的民族神话、历史记忆、生活文化等，实际上已成为用来塑造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国民意识的教义。
根据明治宪法，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宗教，被确立为君临于神、佛、基督教等公认宗教之上的国家宗教体制。这样，明治政府一方面可以统一长期以来非统一的“藩国意识”，使人们形成“我是日本人”的意识，同时又不必交给国民以自立权，只是让他们心中形成“日本是我的国家，我要为之献身”的近代意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建立在日本神道教之基础上的。“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的特征，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民主’双重特性。两者相比，‘民主’则是虚弱的，而封建则是殷实的。封建性与民主性的不平衡，导致了近代日本对弱小民族的残酷性和掠夺性，以及外交政策的虚伪性。”(20)
此外，近代教育也成为被日本政府用来打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途径。明治宪法颁布的第二年，即1890年，政府又以天皇的名义颁发了《教育敕语》。这一敕语是作为超越法令的绝对道德规范灌输给大众的。明治政府利用制定宪法的机会，以教育作为“国家主义”教化的先导，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系统教化国民，以防止民权思想的普及和渗透。明治政府把《教育敕语》当作学校教育的根基，同时由此扩张为全社会的教化活动，因此，《教育敕语》发挥了国家神道实际教典的作用。《教育敕语》同样将国家神道中天皇崇拜作为教育的根本思想，它还以命令“臣民”的形式，列举了“臣民”应当遵守的德目。《教育敕语》依次“下赐”给各学校，成为强制性的道德规范。
在长期的天皇统治中，日本统治者通过“神道教”和“皇国民教育”两条渠道对国民强行灌输以“皇权神化”为基本内容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日本国民的思想终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教所禁锢，其行为和思想也为严格的学校道德规范、训诫和行为守则所陶冶和驯化，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宗教式崇拜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日本式的思维定式，即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民应当效忠天皇并将天皇的统治扩大到全世界。“当时，作为主流意识的国家主义，以教育作为其强行灌输的先导，并以国家权力相威胁，强制把国家主义造成为国家的主体意识。”(21)
这样，通过对天皇制的全面打造，日本便完成了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上的一次大转变和大飞跃，天皇制成为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
三 难以走出古代“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
诱发日本主动地向“近代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转换的内外因素有许多。从外部情况看，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不由自主地向构筑民族国家，向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体系转变这一时代大潮中。面对这一世界性的潮流，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走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尽快地摆脱业已过时的，在国际上难以为其他国家所识别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与世界相一致并被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新的国家政治形象。
从内部情况来看，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状态，导致政权效益的低下，尤其是在面对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丧失了作为国家机器所应该具有的抵御外侵保障安全的基本功能。分裂的政权一日不结束，整个民族就无法获得一日之安宁。丸山真男指出：“封建社会的多极性分裂，面临外国势力，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当此之时，为了国家独立而要求民族统一，作为国内政策，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二是，向国民思想的渗透。”(22) 这种落后的政治现状在面临内外危机时势必会在客观上提出改革或改进的政治要求，以尽快地结束这种不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与国际规范相一致，有着高度统一性和集中性能的政权组织。只有在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将全国的各种资源充分而全面地调动起来，才能将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御外来的压力，战胜危机。“身感欧美列强的重压，为了保全国家的独立，根据‘政令归一’——即政治力量的集中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政策，成了燃眉的课题。”(23) 因此，如何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便成为进入近代后日本所面临的首要的任务。
政治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传统文化认同的国家嬗变为民族认同的民族国家。如前所述，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指的是以构成国民单位的民族为基础，在近代特别是18—19世纪于欧洲建立的典型的统一国家，一般通过市民革命自觉地形成民族一体意识。当19世纪末日本被西方各国强力驱赶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后，日本便沿此方向开始了模仿和探索，试图依照西方的模式来完成这种政治嬗变。
但日本的政治文化及历史的发展状况毕竟不同于西方社会。近代日本社会虽然也出现了商品流通下的市场经济萌芽，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所谓城市商品经济，却无法形成能推动日本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资本主义力量”。佩里·安德森认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的冲击，才摧毁了日本旧的政治秩序；由于西方技术的输入，才造成了它利用本身社会经济遗产的素材实现了工业化的可能。当帝国主义成为一种征服世界的体系时，封建主义使得日本——在亚洲、非洲和印第安人美洲社会中独一无二地——跻身于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但是由于地处太平洋的孤立位置，它不能产生出具有自身动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这种封建生产方式内部没有必然推动它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动。”(24)
日本由传统向近代国家转变，是无法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借助于市民社会的力量来自发完成的，日本的近代民族国家是绝不可能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外国船的到来，造成了幕府权力的松弛，为了克服由此带来的国内分裂和无政府混乱状态所需要的政治力量，最终并没有从庶民中间产生出来。”(25) 日本特有的进化模式决定了日本要走出这一历史的困境，就只能靠“外部进化装置”，靠外力推动下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模仿来实现。
一个民族，可能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和对土地的情感而形成共同体的想象，进而组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这种想象的创造不能根植于孕育国人成长的土壤，不能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政治语言和思维方式，而一味地靠后天的人为制作，依靠对外来文化的抄袭，最后一定会失去生命力，遭到国人的反对并被国人所唾弃。日本在模仿与选择上拥有天才般的惊人能力与才华，它没有背离自己的传统而一味地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而是将这种嬗变建立在对本国政治文化传统承袭的根基上，建立在对日本神道教这种民族宗教的复古，或是说托古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在“国体”这一日本独特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
毫无疑问，从形式上看，日本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实现近代化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即借助“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来打造国内的各氏族部落力量，将之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与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
日本的整个政治重建过程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过程都是在这种极其隐蔽的方式下进行的：日本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近代政治的华丽外衣，实际上却在其华丽外表的掩盖下进行着氏族政治的偷梁换柱活动。日本政治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已内含了一种本土传统政治与西方近代政治之间的一种对抗和张力，两者时时处在相互制衡的紧张对立状态之中。西方近代政治与日本传统政治之间的对抗，在日后的日本历史进程中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激烈地爆发出来，而且时至今日两者之间的相互折冲和对决也依然表现得如炽如烈。
在国家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因没有形成发育成熟完好的市民社会，失去了市民社会对近代国家建构的参与和推动，国家近代化进程因此成为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所有力量之上的单刀直入式的孤独进程，而这一单极政治进程虽然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政治的外衣，但实际上借助的依旧是本国古老的氏族政治资源。天皇作为“氏神”和岛国最大的部落头领实际占据了最高的权力地位，是只对“天照大神”负责、而将芸芸众生置于其下任其操纵的最高政治存在。为此，氏族领袖在时空上便获得了无限的超越性和不可替代性，相应地，由氏族领袖担任的国家最高元首一职，也具有了无比的权威性。天皇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及其超越性也因此而决定了国家也和天皇一样成为不可超越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万能的、绝对的，国家意志是最高意志等等。这样，日本的近代国家主义进程就成了一种以天皇意志与精神为主要驱动力的进程，一个不受社会制约与控制的进程，也是一个容易走向毁灭的非理性历史进程。
可见，日本传统的“氏族政治”虽披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时髦外衣，被打扮成楚楚动人的时代少女，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时代虽变，但日本政治却始终无法真正走出古代“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
注释：
①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②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74页。
③ 以赛亚·柏林：《论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④ 俞正梁：《当代国家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⑤ 柏林：《民族主义：被忽视的过去与当代的力量》，http://www.gongfa.com/bolinminzuzhuyixuan.htm/。
⑥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 O.福斯勒：《民族思想：从卢梭到兰克》，1937年，第13页。 转引自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69页。
⑧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69页。
⑨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大致有三种类型或三种概念：第一个是“种族民族主义”，第二个是“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个是“政治民族主义”。在前现代，一般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种族的，一种是文化的。种族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世界性的建国浪潮中曾一度盛行，二战时达到高潮，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规范化，孳生法西斯主义、纳粹党的种族民族主义得到了肃清，现在纯粹意义上的种族民族主义已经基本无法存立并起不了多大作用。文化民族主义则由来已久。据陈寅恪考证，中国文明的扩张，不是靠种族的同一性来唤起人们的认同感，而是靠文化的同一性。列文森认为，儒教中国只是个文化中国，是基于文化认同而统一的，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政治民族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作为政治运动的近代民族主义乃是一大政治原则：政治的群体“国家”与民族的群体应该是等同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民族主义，一定是政治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民族主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使每一个公民都纳入国家体系。
⑩ 以赛亚·柏林：《论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11) 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12) 转引自宫坂纯一：《日本经营概说》，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13) 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3—194页。
(14) 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5)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16) 严绍璗：《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亚太论坛》2005年创刊号。
(17) 参见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构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18) 同上书，第284页。
(19)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页。
(20)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构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21) 参见严绍璗：《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 《亚太论坛》2005年创刊号。
(22)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96页。
(23) 同上书，第299页。
(24)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448—449页。
(25)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9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2007年3期第22～34页
【作者简介】武心波，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副教授。
| 【内容提要】 |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
日本是一个基本接近单一民族的国家，大和民族占了该国总人口的99.5％以上，而少数民族如阿伊努人只占其中的极小部分。日本的同质化程度是地球上多数国家难以匹比的。但日本的民族概念却是在近代以后才形成的。日本国际政治学者猪口孝认为，日本的单元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最终才成为一个民族，其民族认同感只在近代——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才明朗起来。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民族被地理环境和幕藩体制分割得支离破碎，“日本国中，几千万人被封闭在几千万个箱子里，宛如被几千万堵墙所隔离”①。由于封建割据，日本民众事实上分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即分属于不同的“藩”，在“藩”与“藩”之间相互隔离、各自独立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人们的意识偏向固执、狭隘，缺乏公共性和开放性，更缺乏所谓民族的一体性。这样，近世的“幕藩体制”就成了形成民族统一意识和民族一体化的最大的桎梏，而“德川幕府的现实政策正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结构，一味地阻止民族统一意识从下面成长起来”②。
因此，在前近代（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心中，是没有近代的“国家”这一概念的。那时日本人所具有的，事实上是一种居于狭隘的血缘与地缘关系基础上的“藩国意识”。但“家庭、部落、氏族及地区等次级社会单位若要充分维持生存，就必须尽力创造并维系自己的民族；因为这些社会单位的本性和目标——通常称之为‘意义’——都源自民族的本性和目标；这本性和目标不能通过理性分析显现，只能由特殊的自觉意识领会，把个体的人与不可能进一步解析的有机整体结合为一体的独特关系，人们未必完全意识到”③。所以，日本要想抵御外来压力，实现近代化，就必须打破这种基于士农工商身份制和幕藩体制的旧意识，形成新的“我是日本人，日本是我的国家”这一近代民族—国家意识。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④ “民族”是一个近代话语，最早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就其基本含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生活方式等）而言，这个话语足以揭示我们所涉及的问题，它“首先是对属于某个特别的人类群体的人坚信不疑，对此一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生活方式信奉不渝；包含在该群体中的个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疆界、习俗、法律、记忆、信仰、语言、艺术和宗教表达方式、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诸因素塑造的，有时还包括共同的遗传、血缘、种族特性，而除此之外，我们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来解释其个体的特征的；正是这些因素塑造了具体的人，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价值”⑤。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构筑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条件。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报纸、小说、铁路公路和现代化通讯手段的普及，各种信息在一国之内的迅速交换等等，都为人们想象和虚构民族这一政治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条件。⑥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很快进入到这种状态，日本通过大量地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在日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日本各开放的港口之间均有了铁路相连，为人员大范围的移动提供了条件。同时，电信业和印刷业的发展也使信息的传播和上情下达更为快捷，如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传到全国各地。以报刊为代表的传媒业也随之开始成熟，这种新型的传媒方式对大众的舆论导向以及对民众思想的影响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种方式。这为日本统治者以政府的力量，通过文化、文字、教育、传播等渠道，积极地塑造日本人民的民族想象创造了条件，也为岛国形成“民族”概念，虚构一个民族的实体创造了条件。
各国对民族主义内涵的界定是不同的。福斯勒说：“唯一的民族主义、全世界无二性的民族主义并不存在，所存在的只是一些相异的民族主义的复数。”⑦ 也就是说，“因各民族在世界史上所处的地位不同，所以民族国家的形成乃至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与此相应，民族主义自身的发展也各有独自的形态。……民族主义的主张本质上必然是个性化的”⑧。日本的民族主义既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民族主义，也不同于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而是更接近于德国的种族主义。⑨ 但这种种族主义又不同于西方式的种族主义，而是一种十分独特的话语体系和“政治想象”。
日本的民族主义除了具备种族民族主义应该具有的（如拥有共同的遗传、祖先、血缘、种族特性等）一般特点外，还保留着大量岛国所特有的种族习惯、文化基因和生活方式，呈现出一种原始落后的风貌，而这些折射到日本的“民族”概念中，则决定了其基本的政治内涵主要是以氏族政治的语汇构成的，具有非常强烈的氏族政治倾向。日本民族在政治上的进化是缓慢的，还停留在比较原始落后的人文阶段，其民族的自我表达方式习惯于按照传统的一套程序来进行。氏族内部的分裂性结构孕育了许许多多大小不一、但又同质的氏族共同体，即使是从其最末端的组织之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其政治意志和表述方式与最上层的共同体组织之间，在结构上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是凭借神话传说、氏族神、传统的规范与族规来构建组织，进行身份认同的。
由于氏族神和氏族领袖在群体内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人们对民族这一新的群体的集体认同，往往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认同来实现。人们通过对氏族神和氏族领袖的强烈崇拜、认同和追随，来实现近代民族意识的再造与自我完善，实现对由氏族部落群体演化而来的民族共同体的体验和追随。为此，对氏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便被上升到了民族这一更高的层面，形成了对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与“认同”。
所谓“民族认同”（也译为“国家认同”）是来自英文national identity，是nation与identity的结合，将个人认同的来源置于nation这一整体认同之中，使其隶属nation而产生出强大的集体认同。nation是一种由个人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其成员相信彼此同属于一个福祸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并且坚持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外壳——国家，只有这样，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的自由、平等及社会福祉才能获得最终的保障。
日本的国家认同是在排除了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对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扩大氏族共同体的外延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方式加以实现的。也就是说，日本近代国家主义的发展是以民族主义的自我整合和发展为途径的，并通过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获得合法性。“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全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⑩ 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本质上所具有的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某种独特的本质，决定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政治表现形式依然没有摆脱十分落后的氏族政治的范式，日本的民族认同方式是基于落后的氏族政治之基础上的，即往往通过神道教仪式和氏神的介入来完成，通过神道教的参与和确立起至高无上的氏族神来实现民族认同的最大化，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实现了统一民族的再造。
日本的国家认同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氏族政治的路径，锻造了一个新的大和民族，才使得散乱的部落、氏族等次级社会单位上升并统一到“大和民族”的麾下，在更高的政治层面与国家重叠、一致了起来。民族与国家的高度重叠，客观上规定了大和民族的精神首领也必然是国家的总元首。在认同的程序排列上，首先通过对至高无上的共同的氏神的认同来认同并整合民族共同体（第一认同），再通过整合后的统一的民族认同来达到对国家的最后认同（第二认同）。当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第一认同与第二认同就有机地融合起来，“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民族主义”使“国家主义”获得合理性，并在政治上发挥着对国家的认同与忠诚之作用，而“国家主义”又使“民族主义”获得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外壳，并使“民族主义”在这一外壳下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当时，人民大众完全不理解自己所在的小共同体和整个国家的人民大众的共同体之间的正常联系，而这种正常联系的断绝，由于当时那种不理智的爱国心而沟通了起来。”(11)
“国家”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理念，由于日本民族自古缺乏对高度抽象事物的认知能力，因此其对国家这一抽象政治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便不得不借助于民族传统的话语体系，即通过对具有物语漫画性质的氏族神这一图腾力量的崇拜来实现。氏族政治固有的认知模式往往通过具体的神灵图谱来感知抽象的事物，通过对氏族神的认同来移情于国家，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即借助于古老的话语体系——神、灵、血缘、氏神等符号，来认知和把握宏观的、超越具象世界的高度抽象的理念世界。日本在政治层面、国家层面上对近代西方政治的学习和模仿，就是通过自身的这一认同机制——氏族政治原理（“国体论”下的天皇制、神道教等）——来实现的。通过对建立在神道教基础上的氏族领袖的认同和追随来认同与追随国家，靠氏神的号召来获得爱国激情和斗志。
二 “天皇制国家”的建立
古代日本社会是由无数氏族部落共同体构成的，而天皇则是融全国各氏族部落为一体的最大的氏族共同体内的最高的氏神，是得到神道—神话这一传统的话语体系和话语背景支撑的“人神”。在日本，氏族部落无论其规模有多大，其内在的结构都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氏神，进行祭祀，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以氏神为部落头领，采取共同的思维方式，以共同的集体负责的形式进行团队活动，对上效忠，对下负责，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共同体组织。而这些共同体组织又可以根据“力学原则”和“功利原则”进行自由的组合，小共同体可以自愿地依附于较自己势力强大的较大的共同体，而较大的共同体则可以依附于更大的共同体组织，彼此形成层层递进式效忠关系，这种层层递进式的效忠关系，一直可以推到幕府，乃至最后达至天皇（在一般的情况下很少发生，除非发生岛国危机）。这样，具有强烈分裂倾向、貌似散乱的氏族社会在形态上便展现出了其独特的变换模式，即大可达及全岛、聚沙成塔，形成以天皇为首的岛国政治共同体；小可分散得四分五裂，形成岛内有国，国中有邦，邦中有党，党中有派的散乱局面。
从12世纪“幕府”专权以来，天皇只是作为一种政治点缀或象征而存在，从而中断了人们对大一统国家的想象力和亲和力。这一被中断的历史过程，在近代受到来自于西方的强势文明的猛烈冲击后，又得到了恢复和延续。当民族危机降临时，各氏族部落会自动消解，以化零为整的变幻方式，纷纷融入岛国共同体，紧密地团聚在作为文化与权威象征的最大的氏族神——天皇的周围，共同抵御外侵。天皇，在危机中显露真相，以太阳神之子的无穷魅力，将岛内各种分散的政治力量，将那些个大大小小几十、几百的氏族部落在极短的时间内凝聚了起来，形成一体化力量，一致对外地迎接挑战。
明治维新推倒了幕府统治后，日本固有的氏族制度又以另一种方式开始演化，即人们将此前的以“藩”（国）为单位的“家”转变为将整个日本作为“家”，形成了以天皇为总家长的氏族国家。日本学者三户公说，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从以前的藩（国）为单位的“家”向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家”的结构的转变（模仿扩大），即“在幕府末期，藩这个‘家’是由武士负责的，为了强兵富国（藩），推进了奖励国产、引入欧美式工业这一发展生产兴办产业的做法。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推倒幕府后，形成了以天皇为总代表的国家这一家族国家，然后就把本来是为了诸侯领地这个家的利益而推行的发展生产兴办产业、富国强兵的做法原封不动地作为国家针对外国而实行富国强兵的基本国策加以推行”(12)。霍尔说：“结果是把注意力又集中在天皇身上，把他看做历史意义的杰出领袖。……以天皇的名义，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国家。”(13) 可见，“在倒幕维新这场资产阶级变革运动的大旗上，写的不是自由、平等、民主等口号，而是‘尊王攘夷’四个大字。‘王’就是天皇，就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14)。
在建立近代天皇制国家的过程中日本竭力模仿西方试图走“以法治国”之路，它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也称明治宪法），就是在大量抄袭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条款的基础上，在德国法学家若埃斯奈尔的指导下完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颁行。宪法第一条就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实施统治”(15)。这一规定，不仅确立了天皇的世俗权力（对帝国实施统治），同时也明确了天皇作为最高祭司神的神圣地位（万世一系）。其第三条曰“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一个近代国家以最高法的形式，把神话所构筑的民族传说确定为日本国家的正式历史，把由世界各民族在原始蒙昧时代普遍存在的“对神的信仰”确定为日本天皇的皇祖（太阳神）与远皇祖（创造日本的天神），“这种对于文明与科学的亵渎，以及在精神形态上对于国民的愚弄，在世界近代史上是罕见的”(16)。
明治宪法的制定，进一步巩固了天皇的地位，在法律上确立了以天皇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这部宪法是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主义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融合、妥协的政治产物。它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的正式形成。曾参与《宪法义解》编撰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穗积陈重在其《崇拜祖先与日本法律》（1912年）一书中，对近代天皇制的多重性作了论述。他说，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三重特性。天皇掌握着国家大权，而这种权力是作为神祖的权力继承下来的，所以具有神政性；同时，天皇是作为日本国民的家长统治国家的，所以具有家长式特性；而天皇的权力又是通过以立宪主义最进步的各项原则而制定的宪法来实施的，所以具有立宪性。(17) 王金林指出，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三特性中，最基本的是神政、家长式两个特性，它们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立宪主义则是外来的。(18) 实际上，日本只是在外表上披上了一层先进华丽的外衣，而在内里和暗处则依旧在巧妙地兜售着千古不变的古代氏族政治的“旧货”。
要实现近代天皇制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就必须用天皇制意识形态去统一国民意识，而天皇制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就是“国家神道”。日本古已有之的“神社神道”受到“天皇制”的国家主义影响，开始发展成“国家神道”。所谓国家神道，“乃是以幕末维新时期的神道兴隆为背景，把神社、神道与皇室直接联系起来而形成的特殊的民族宗教”(19)。“国家神道”可以说是将日本皇室家族固有的“皇室神道”融入西方民族国家设立的概念，是以“神社神道”为基础所建立的特殊国家宗教，是一种非宗教前提下的国家祭祀，是一种制度上的宗教。日本明治时期的政府，就是借着国家政治的力量在推动着“国家神道”的宗教信仰，试图以神道教为“族群”认同资源，借助于宪政途径炮制出“新”的国教来建立政教合一的民族国家。民族宗教的民族神话、历史记忆、生活文化等，实际上已成为用来塑造近代日本民族国家国民意识的教义。
根据明治宪法，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宗教，被确立为君临于神、佛、基督教等公认宗教之上的国家宗教体制。这样，明治政府一方面可以统一长期以来非统一的“藩国意识”，使人们形成“我是日本人”的意识，同时又不必交给国民以自立权，只是让他们心中形成“日本是我的国家，我要为之献身”的近代意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日本帝国宪法》是建立在日本神道教之基础上的。“近代天皇制具有神政、家长式、立宪主义的特征，其实质，则是以立宪为外表，神政和家长式为内核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规定了近代天皇制的封建、‘民主’双重特性。两者相比，‘民主’则是虚弱的，而封建则是殷实的。封建性与民主性的不平衡，导致了近代日本对弱小民族的残酷性和掠夺性，以及外交政策的虚伪性。”(20)
此外，近代教育也成为被日本政府用来打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和途径。明治宪法颁布的第二年，即1890年，政府又以天皇的名义颁发了《教育敕语》。这一敕语是作为超越法令的绝对道德规范灌输给大众的。明治政府利用制定宪法的机会，以教育作为“国家主义”教化的先导，以天皇制的意识形态系统教化国民，以防止民权思想的普及和渗透。明治政府把《教育敕语》当作学校教育的根基，同时由此扩张为全社会的教化活动，因此，《教育敕语》发挥了国家神道实际教典的作用。《教育敕语》同样将国家神道中天皇崇拜作为教育的根本思想，它还以命令“臣民”的形式，列举了“臣民”应当遵守的德目。《教育敕语》依次“下赐”给各学校，成为强制性的道德规范。
在长期的天皇统治中，日本统治者通过“神道教”和“皇国民教育”两条渠道对国民强行灌输以“皇权神化”为基本内容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日本国民的思想终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教所禁锢，其行为和思想也为严格的学校道德规范、训诫和行为守则所陶冶和驯化，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宗教式崇拜逐渐成了一种习惯，形成了日本式的思维定式，即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天皇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国民应当效忠天皇并将天皇的统治扩大到全世界。“当时，作为主流意识的国家主义，以教育作为其强行灌输的先导，并以国家权力相威胁，强制把国家主义造成为国家的主体意识。”(21)
这样，通过对天皇制的全面打造，日本便完成了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现了国家政治形态上的一次大转变和大飞跃，天皇制成为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核心。
三 难以走出古代“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
诱发日本主动地向“近代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转换的内外因素有许多。从外部情况看，是因为整个世界都处在不由自主地向构筑民族国家，向以国际法为基础的主权国家体系转变这一时代大潮中。面对这一世界性的潮流，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走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尽快地摆脱业已过时的，在国际上难以为其他国家所识别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与世界相一致并被世界所广泛接受的新的国家政治形象。
从内部情况来看，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状态，导致政权效益的低下，尤其是在面对外来文明的猛烈冲击时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丧失了作为国家机器所应该具有的抵御外侵保障安全的基本功能。分裂的政权一日不结束，整个民族就无法获得一日之安宁。丸山真男指出：“封建社会的多极性分裂，面临外国势力，暴露出它的软弱无力。当此之时，为了国家独立而要求民族统一，作为国内政策，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政治力量向国家凝聚；二是，向国民思想的渗透。”(22) 这种落后的政治现状在面临内外危机时势必会在客观上提出改革或改进的政治要求，以尽快地结束这种不利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与国际规范相一致，有着高度统一性和集中性能的政权组织。只有在高度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将全国的各种资源充分而全面地调动起来，才能将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御外来的压力，战胜危机。“身感欧美列强的重压，为了保全国家的独立，根据‘政令归一’——即政治力量的集中而达到富国强兵的政策，成了燃眉的课题。”(23) 因此，如何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便成为进入近代后日本所面临的首要的任务。
政治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传统文化认同的国家嬗变为民族认同的民族国家。如前所述，所谓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指的是以构成国民单位的民族为基础，在近代特别是18—19世纪于欧洲建立的典型的统一国家，一般通过市民革命自觉地形成民族一体意识。当19世纪末日本被西方各国强力驱赶到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后，日本便沿此方向开始了模仿和探索，试图依照西方的模式来完成这种政治嬗变。
但日本的政治文化及历史的发展状况毕竟不同于西方社会。近代日本社会虽然也出现了商品流通下的市场经济萌芽，但这种处在萌芽状态的所谓城市商品经济，却无法形成能推动日本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资本主义力量”。佩里·安德森认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的冲击，才摧毁了日本旧的政治秩序；由于西方技术的输入，才造成了它利用本身社会经济遗产的素材实现了工业化的可能。当帝国主义成为一种征服世界的体系时，封建主义使得日本——在亚洲、非洲和印第安人美洲社会中独一无二地——跻身于先进资本主义的行列，但是由于地处太平洋的孤立位置，它不能产生出具有自身动力的民族资本主义。因此，这种封建生产方式内部没有必然推动它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冲动。”(24)
日本由传统向近代国家转变，是无法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借助于市民社会的力量来自发完成的，日本的近代民族国家是绝不可能从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外国船的到来，造成了幕府权力的松弛，为了克服由此带来的国内分裂和无政府混乱状态所需要的政治力量，最终并没有从庶民中间产生出来。”(25) 日本特有的进化模式决定了日本要走出这一历史的困境，就只能靠“外部进化装置”，靠外力推动下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模仿来实现。
一个民族，可能会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和对土地的情感而形成共同体的想象，进而组成一个国家。但如果这种想象的创造不能根植于孕育国人成长的土壤，不能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政治语言和思维方式，而一味地靠后天的人为制作，依靠对外来文化的抄袭，最后一定会失去生命力，遭到国人的反对并被国人所唾弃。日本在模仿与选择上拥有天才般的惊人能力与才华，它没有背离自己的传统而一味地模仿和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模式，而是将这种嬗变建立在对本国政治文化传统承袭的根基上，建立在对日本神道教这种民族宗教的复古，或是说托古改造的基础上，建立在“国体”这一日本独特的传统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上。
毫无疑问，从形式上看，日本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实现近代化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的传统政治资源，即借助“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来打造国内的各氏族部落力量，将之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与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
日本的整个政治重建过程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过程都是在这种极其隐蔽的方式下进行的：日本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近代政治的华丽外衣，实际上却在其华丽外表的掩盖下进行着氏族政治的偷梁换柱活动。日本政治的近代化从一开始就已内含了一种本土传统政治与西方近代政治之间的一种对抗和张力，两者时时处在相互制衡的紧张对立状态之中。西方近代政治与日本传统政治之间的对抗，在日后的日本历史进程中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激烈地爆发出来，而且时至今日两者之间的相互折冲和对决也依然表现得如炽如烈。
在国家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日本因没有形成发育成熟完好的市民社会，失去了市民社会对近代国家建构的参与和推动，国家近代化进程因此成为一种超越社会、超越所有力量之上的单刀直入式的孤独进程，而这一单极政治进程虽然表面上披上了一层西方政治的外衣，但实际上借助的依旧是本国古老的氏族政治资源。天皇作为“氏神”和岛国最大的部落头领实际占据了最高的权力地位，是只对“天照大神”负责、而将芸芸众生置于其下任其操纵的最高政治存在。为此，氏族领袖在时空上便获得了无限的超越性和不可替代性，相应地，由氏族领袖担任的国家最高元首一职，也具有了无比的权威性。天皇的神圣性与不可侵犯性及其超越性也因此而决定了国家也和天皇一样成为不可超越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是万能的、绝对的，国家意志是最高意志等等。这样，日本的近代国家主义进程就成了一种以天皇意志与精神为主要驱动力的进程，一个不受社会制约与控制的进程，也是一个容易走向毁灭的非理性历史进程。
可见，日本传统的“氏族政治”虽披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时髦外衣，被打扮成楚楚动人的时代少女，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时代虽变，但日本政治却始终无法真正走出古代“氏族政治”的历史困境。
注释：
① 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
②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74页。
③ 以赛亚·柏林：《论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④ 俞正梁：《当代国家关系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
⑤ 柏林：《民族主义：被忽视的过去与当代的力量》，http://www.gongfa.com/bolinminzuzhuyixuan.htm/。
⑥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⑦ O.福斯勒：《民族思想：从卢梭到兰克》，1937年，第13页。 转引自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69页。
⑧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69页。
⑨ 一般说来，“民族主义”大致有三种类型或三种概念：第一个是“种族民族主义”，第二个是“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个是“政治民族主义”。在前现代，一般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种族的，一种是文化的。种族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世界性的建国浪潮中曾一度盛行，二战时达到高潮，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渐规范化，孳生法西斯主义、纳粹党的种族民族主义得到了肃清，现在纯粹意义上的种族民族主义已经基本无法存立并起不了多大作用。文化民族主义则由来已久。据陈寅恪考证，中国文明的扩张，不是靠种族的同一性来唤起人们的认同感，而是靠文化的同一性。列文森认为，儒教中国只是个文化中国，是基于文化认同而统一的，所要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政治民族主义是近代才出现的。作为政治运动的近代民族主义乃是一大政治原则：政治的群体“国家”与民族的群体应该是等同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民族主义，一定是政治民族主义，而不是文化民族主义。通过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使每一个公民都纳入国家体系。
⑩ 以赛亚·柏林：《论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
(11) 福武直：《日本社会结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12) 转引自宫坂纯一：《日本经营概说》，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第59页。
(13) 约翰·惠特尼·霍尔：《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3—194页。
(14) 王健：《“神体儒用”的辨析：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5) 安冈昭男：《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16) 严绍璗：《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亚太论坛》2005年创刊号。
(17) 参见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构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18) 同上书，第284页。
(19) 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69页。
(20) 王金林：《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构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21) 参见严绍璗：《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 《亚太论坛》2005年创刊号。
(22)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96页。
(23) 同上书，第299页。
(24)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448—449页。
(25)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