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自下而上：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
庞冠群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7年2期第93～100,106页
【作者简介】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关 键 词】达恩顿/启蒙运动/法国革命/观念的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7）02—0093—08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恩顿是一位颇负盛名却又饱受争议的法国史专家。三十多年来，他围绕法国启蒙运动及旧制度末年的社会与文化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改变了启蒙运动研究的方向。其研究不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哲人为主体，甚至不关注启蒙思想本身，而是构筑了一个由穷困潦倒的文人、善于钻营的书商、形形色色的禁书组成的世界。他认为正是这个领域拉近了启蒙思想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可以说，他将“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拉回到地面，将启蒙运动嵌入至社会生活中，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研究。本文尝试分析达恩顿的研究路径形成的背景与重要特征，并初步探讨其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的社会史：探索启蒙运动的另一种途径
20世纪60年代，“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念在英国史学界反响强烈。当时就读牛津大学的达恩顿被这种关注下层的历史学深深触动，于是萌生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撰写思想史、研究启蒙运动的念头。① 然而，原本关注思想精英的启蒙运动研究如何能转而面向大众？达恩顿借助的是所谓“观念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路径。② 那么，这种观念的社会史是如何形成的？达恩顿的这一方法有何特色？
以观念的社会史研究启蒙并非达恩顿首创，而是他从彼得·盖伊（Peter Gay）和“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那里借来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的发展对思想史形成了冲击，关注启蒙运动的一些学者期望将它置于18世纪法国的社会环境中。美国学者盖伊提出将哲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形成一种观念的社会史。③ 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也自称考察观念的社会史（I' histoire sociale des idées），以计量方法考察那个时代的“思想惯性”，探测传统有多深厚。④ 观念的社会史的概念启发了达恩顿，而“书籍与社会”小组要将启蒙运动从抽象的话语世界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是他所追求的。然而，达恩顿又不满于他们的研究，他认为盖伊研究的仍是狭义的启蒙运动，关注哲人的思想，而非启蒙时代的舆论气候。“书籍与社会”小组则更重视连续性而非变迁，他们认为文化惯性在当时的法国仍具强大的影响力，启蒙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它改变不了长时段的因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达恩顿满意⑤，他试图通过新史料和新方法重构研究启蒙运动的观念的社会史。
曾在牛津学习的达恩顿身上有较深的英国经验主义的烙印，如评论者里纳托·帕斯塔（Renato Pasta）所言，在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等人的影响下，“达恩顿形成了关于历史学家技艺的经验主义的观念”。⑥ 这种经验主义主要体现为对档案材料极其重视，并通过小心爬梳被遗忘的档案再现历史的复杂情境。正是凭借对档案材料的敏锐嗅觉，达恩顿发现了原本鲜为人知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这对他而言如同“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纳沙泰尔曾是出版那些在法国无法通过书报检查的书籍的理想场所，所有可能冒犯天主教会、政府以及传统道德的书籍都可以在此出版。这家印刷公司是旧制度崩溃前20年法国图书的一个主要出版和批发公司，在其档案库中保存了当时的印刷商、造纸商、走私人、售书商、出版商以及作者等撰写的大约50000封信件。⑦ 达恩顿几乎把全部的研究精力都投注到了这个档案库上，在史学界他的名字已和纳沙泰尔紧密相联。同时，这批档案构成了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基石。
除了挖掘新史料，达恩顿也强调新方法对于建构其观念的社会史的意义。在此方面，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champ littéraire）的理论对他影响较大。⑧ 布迪厄认为，文学是在特定领域内，依照特定的规则并且为了特定的利害关系而进行的一场游戏。他把这个领域想象成一个围绕着有影响力的作家所占据的位置而形成的一个力量—场域。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决定着声望、影响等象征资本的流动。这一理论促使达恩顿思考18世纪无所不在的特权与文化的关系。⑨ 他指出，对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文化自然是围绕着特权被组织起来的。书籍、印刷商、兜售者、报刊、剧院都有其特权。为了出版书籍，作者要与各种享有特权的团体打交道。此外，文人的生涯也被各种“保护人”主宰，这些保护人是沙龙主人、廷臣及各种大人物，他们能够干预津贴与领干薪的闲差的分配。在18世纪，文人主要靠津贴和领干薪的闲差度日而非靠笔杆子生存。⑩ 因此，达恩顿认为旧制度下的文化界也是一个权力体系，特权、大人物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和布迪厄描述的文学场有些相似。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达恩顿非常关注旧制度下围绕特权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之下的个体的命运。他曾详细研究过苏阿尔（Suard）、布里索（Brissot）、勒塞纳（LeSenne）神甫以及穆里雷（André Morellet）等人的经历。研究这些个体的经历与启蒙运动何干？达恩顿承认，研究经历不能代替研究思想，但是要给启蒙哲人进行定位的话就有必要考察其经历。因为，这些哲人实际生活在一个充满权力和荣誉的世界中，通过研究他们的经历能够避免犯这样的时代错误——“认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精神自由、可以在纯粹理性的国度中不受束缚的遨游”。要在世上生存他们必须做出妥协并遵守游戏规则。但他们的规则是什么？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的？这是他要回答的问题。(11) 通过研究文人的经历，达恩顿发现这些个体的现实利益与其思想、事业之间存在某种微妙关系。比如后来成为著名革命者的布里索在旧制度末年曾为警方做间谍，又如支持启蒙事业的苏阿尔与穆里雷投身于上流社会，拥有了旧制度所能给予他们的所有好处。(12) 达恩顿要阐释的正是这种微妙关系，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令自己以18世纪文人的眼光看待启蒙运动，对他来说这是“把启蒙运动带回到地面”的一种途径。(13) 可以说，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层面便是重现18世纪法国围绕特权形成的文化空间，在其中给文人或哲人定位，并挖掘其现实处境与思想之间的关联。
通过书籍史考察启蒙运动是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方法有别于“书籍与社会”小组那种统计书目和出版许可证申请记录的路数，他更侧重分析书籍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要阐释的是生产、销售及阅读书籍的文化环境。他关心的问题是：作者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怎样与出版商、销售商打交道？出版商、印刷工、书店老板以及沿街兜售的小贩，他们都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对于秘密图书贸易而言，是谁在印刷非法书籍？它们如何传播、交易？这些印刷品对读者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达恩顿的代表作《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年）和他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出版与骚乱》、《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探讨的正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此种书籍史的研究模式与达恩顿研究文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都是要复原当时的社会网络结构，并把他的考察对象嵌入到这个网络之中。比如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达恩顿详细勾勒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庞库克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与其保护人（包括了巴黎警察总监、书报总监、外交大臣等）的关系、他与法兰西院士的关系以及他与合伙人的关系。没有这些重要的社会关系，作为启蒙运动之化身的《百科全书》就不可能创造出版史上的奇迹。达恩顿曾指出，研究观念的社会史的学者“要在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去追踪思想观念”。(14) 这句话很好地概况了其观念的社会史的特色。
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审启蒙与革命
无论以何种视角与方法研究启蒙运动，启蒙与革命的关联都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传统解释强调启蒙运动为革命做了意识形态的准备。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修正派代表科本则否认了启蒙与革命间的线性联系。他断言，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法国革命截然不同。(15) 20世纪80年代末，克赖泽提出，启蒙哲人身上有种保守主义的东西，其总体目标是改良旧制度而非推翻它。对哲人而言，法国革命更多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而非实现之。(16) 沙蒂埃则声称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建构了启蒙运动，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精神遗产为自身辩护。(17) 总之，在启蒙运动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解释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达恩顿试图通过研究下层的启蒙世界来重新阐释启蒙与革命的关联。
1、“格拉布街文人”、启蒙运动以及法国革命
达恩顿研究启蒙运动非常重视以往被史家忽视的一个社会群体——“格拉布街文人”。其实，格拉布街在伦敦，巴黎没有此街名。他使用“格拉布街文人”来指代在阁楼中的饥饿诗人和住在地下室里的写手。尽管这类文人并不都挤在一条街上，但在狄德罗住所附近的穆夫塔尔（Mouffetard）街有很多这样的人。(18) 他们就是伏尔泰和狄德罗描绘过的下层文人，伏尔泰形象地称之为“可怜鬼”（le pauvre diable）。(19) 这些可怜鬼与启蒙运动有怎样的关系？
首先，“格拉布街文人”数量激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传播。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向上发展，哲人拥有了非凡的声名与地位，这使得许多外省少年梦想成为伏尔泰、狄德罗那样的伟大文人。旧制度最后25年，大量外省青年涌入巴黎，来寻找声名、荣耀与财富，这使得巴黎的年轻作家过剩。(20)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格拉布街文人”。达恩顿对此类文人中的典型人物勒塞纳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勒塞纳抄袭、概述启蒙思想，将之通俗化，启蒙运动成了其谋生工具。正是勒塞纳这样的文人把“哲人头脑中迸发出来的思想传播到了读者手中”。与哲人们相比，他们编纂了更多的文本，很可能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没有勒塞纳这样的中间人，启蒙运动只能局限在沙龙之中。(21)
其次，“格拉布街文人”又与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据达恩顿分析，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发生了转变：由于哲人逐渐融入上流社会，甚至为等级社会辩护，该世纪中叶那种具有英雄气质的启蒙运动已被驯服。而且，随着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人相继去世，苏阿尔、穆里雷这样的文人被当作哲人的接班人而倍受器重，他们出入沙龙、入选法兰西学院，获得津贴与好的职位。当启蒙运动传至这些人手中时便失去了昔日的光芒，新一代哲人沐浴在旧制度的甜美生活中，苏阿尔甚至当上了王家书报检查官。(22) 进入社会顶层的新一代哲人为极少数幸运儿，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被边缘化了的“格拉布街文人”群体。巴黎上流社会已没有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的发展空间。在1770和80年代，他们上升的路被挡住了：少数宠儿把持了文学机构，他们占据着法兰西学院大部分席位，而且控制了支持作家的报刊和资助体系。退守到“格拉布街”的年轻文人实际上变为“文学无产者”。他们除抄袭、改编哲人的启蒙思想，还要打各种零工，甚至沿街兜售色情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撰写了大量诽谤文字（libelle）。贫穷困苦的生活令其诅咒封闭的上层文化界，他们以诽谤文字诋毁宫廷、教会、贵族、学院、沙龙，甚至君主制，言语之粗俗是今天无法想象的。(23) 而且他们诉诸启蒙精神中所包含的平等与反特权的思想为自身辩护，并自视为启蒙先贤的真正传人。在达恩顿的研究视野中，考察启蒙运动晚期两个文人群体之间明显的差距，有助于我们思考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最后，达恩顿发现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不断壮大的“格拉布街”变成了革命激进精神的一个策源地，从而迂回建立起一种启蒙与革命的内在关联。“格拉布街”的诽谤文字中虽缺乏抽象的理念与系统的政治计划，但它对上流社会的攻击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达恩顿认为，著名的革命者马拉、埃贝尔、丹东、德穆兰等人“至少有一只脚踏进了格拉布街”，“正是在这条街上埃贝尔学会了《杜歇老爹报》的语言，丹东发现了‘民众骚动’的力量”。(24) 在达恩顿看来，大革命中摧毁学院、驱散沙龙、撤消津贴等颠倒文化界秩序的举措，正可用旧制度末年“文人共和国”分化及其造成的下层文人的仇恨情绪来解释。
在达恩顿的研究中，最能体现“格拉布街文人”与革命之关联的人物是布里索。外省少年布里索立志成为出入巴黎的沙龙和学院的哲人，在追寻理想的奋斗过程中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认为哲人的世界应是完美的共和国。而在巴黎的闯荡未能使他跻身于哲人的世界时，他发觉文人共和国充斥着专制主义。尔后，他又从厌恶文人界的贵族特性变得憎恨贵族整体。(25) 但生活的艰辛令布里索不得不向体制妥协，他曾在1780年代中期为警方充当间谍。作为旧制度下的失败者，革命来临时他看到了希望并投身其中，希望在新制度中找回自我。(26) 达恩顿重视布里索的经历不是要诋毁这位革命者，而是为了理解他的生存与写作环境以及“格拉布街文人”群体的境遇。从中他发现了政治激进主义与革命前想成为牛顿、伏尔泰的受挫青年之间的关联。(27)
2、禁书的启蒙精神：革命意识形态的一种起源
18世纪的法国人读什么书？其读物中是否包含了革命意识形态？早在20世纪初法国史专家莫尔内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对18世纪私人图书馆藏书的拍卖目录进行了统计，结果20000册书中才有1册是被视作革命圣经的《社会契约论》。他发现，18世纪的人似乎更喜欢读情感小说和冒险故事，而不是思考关于人民主权与公意的问题。(28) 但达恩顿指出，“那些印刷出来被用于拍卖的图书目录都是经过书报检查的，莫尔内想在其中发现的意识形态因素已被过滤掉了”。(29) 因此要研究书籍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联，就得远离那些通过书报检查、享有特权的书籍，而要考察地下秘密流通的非法书籍。(30) 通过对纳沙泰尔公司档案资料的研究，达恩顿试图重现革命前法国畅销禁书的流通情况(31)，并着重分析了三本畅销禁书的思想内容与写作技巧，从而揭示禁书如何腐蚀了旧制度的合法性。
达恩顿发现，旧制度末期出版商与销售商喜欢用“哲学书籍”一词来指那些可能给他们惹上麻烦、需要小心对待的图书。(32) 渎神的哲学小册子、黄色小说及反对君主制的诽谤文字皆在此列。这些五花八门的畅销禁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启蒙精神的载体。比如，《2440年》（1771年出版，它将700年后的巴黎描绘成一个乌托邦世界）以空想小说的面目出现，实则讽刺当时的法国社会，它挑战了社会政治秩序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尤其攻击教会与政府。该书作者紧随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律乃公意之体现，最高主权把握在人民手中。(33) 貌似黄色小说的《哲人特雷萨》实际上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大胆想象的机会。它让读者踏进一个不受现实法律、习俗约束的世界：自由恋爱、自由思考、女人成为哲人。依达恩顿之见，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做的也是类似之事。(34) 另一本畅销作品《杜巴丽伯爵夫人轶事》（1775年）则为攻击王权的政治诽谤文字。它描述了出身低贱但受路易十五宠信的杜巴丽夫人如何左右朝政，致使君主制沦为专制主义。达恩顿认为，杜巴丽在此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工具，作者借其攻击王权的腐化和堕落。(35) 通过分析此类文本，达恩顿揭示出这些“哲学书籍”不仅传达了启蒙精神，更“挑战了从路易十四时代继承的价值体系中的一切事物”。(36)
更重要的是，这些禁书广泛传播，构成了旧制度末年法国人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传达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读者的价值体系，并渗透进公众舆论之中，而在18世纪后期公众舆论在政治进程中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至此，达恩顿将非法出版物与公众政治信念的变迁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禁书的传播削弱了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他尤为重视这些书籍对贵族精英的影响。他指出，“如果诽谤文字占据了贵族家藏书的显要位置是不足为奇的”，而对一个政治体制而言，“当其所宠信的精英不再相信其合法性时可能是最危险的”。(37) 类似的论点在对《百科全书》的研究中也出现过，达恩顿通过分析《百科全书》的订购者发现：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名义上属非法书籍的《百科全书》不感兴趣，此书对贵族、法官、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倒更具吸引力。作者藉此告诉我们，“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38) 总之，达恩顿力图通过对书籍史的研究解释旧制度的崩溃与大革命的来临。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中间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这也是他今后要集中解决的问题。(39)
三、达恩顿的解释框架所遭受的质疑
达恩顿在国际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声誉，其大部分著作被译为法文及多种欧洲文字。学界公认他是当代研究启蒙运动的杰出学者。然而，其解释框架也不断遭受同行的质疑，1998年出版的《达恩顿之争》就是明证。首先，一些学者认为，达恩顿把“格拉布街”文人描述成“文学无产者”并不妥当。1992年埃森斯坦在其研究法国出版史的著作中指出，达恩顿笔下的格拉布街文人布里索、卡拉等人在文坛的生涯是比较成功的，许多不太知名的作家的境遇也并不差。(40) 达恩顿颇为关注的布里索尤其引发争议。1991年，《法国历史研究》杂志便刊登了德吕纳与达恩顿关于布里索的论争。德吕纳认为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布里索曾为警方当间谍，另外，他也不完全同意将布里索视作格拉布街文人，困窘的布里索并未撰写大量的诽谤文字，而是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有关启蒙运动的书籍。(41) 法国革命史专家林·亨特虽未否定达恩顿对布里索生平的阐释，但她不认为这一个案具有典型性。她指出，达恩顿没能将布里索与其他革命者进行比较，没有证据认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写手、警方间谍之类的人物。(42) 围绕布里索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格拉布街文人与法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此波普金明确否定了达恩顿的观点。在他看来，“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穷困的知识分子）仇恨既定秩序、等待1789的来临”，而且当革命爆发时，“革命前的作家们分散至各政治派别中”，比如有位革命前的小册子作者在1797年因密谋复辟波旁王朝而被捕。(43)
在阅读与信念之关系问题上，阅读史专家沙蒂埃与达恩顿见解不同。后者相信禁书的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崇敬国王的信念，而沙蒂埃认为这种关联并非直接的、必然的。他指出，18世纪的读者并不一定相信读物上的内容，只不过这种怀疑态度没有降低他们对禁书的渴求。此外，由于禁书文本中包含多层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为所有读者都怀着同样的态度来阅读这些禁书，而且他们对文本的阐释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宣言。总之，依沙蒂埃之见，阅读并不一定会产生革命信念，读者并非消极的信息接受者。(44) 对于达恩顿所使用的纳沙泰尔档案材料的权威性，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评论者卡夫卡尔（Frank A. Kafker）认为，对于整个法语图书市场而言，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所售非法书籍的数量仍是小的。(45) 波普金进一步指出，尽管纳沙泰尔的资料十分丰富，但并不能藉此重建启蒙运动，因为纳沙泰尔的记录从未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大哲的名字相联系。其原因在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始自1760年代，而此时大哲们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既然如此，这些档案就很难反映出启蒙运动期间思想生活的全貌。(46)
如果说上述批评还算温和的话，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态度问题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47)，在研究《百科全书》的出版史时达恩顿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他强调商业利益是《百科全书》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动力。而达恩顿的某些同行对他以商业视角看待启蒙运动不以为然，比如埃森斯坦将法国边境上的出版社看作18世纪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认为出版商认同于其传播的思想观念，而不仅是受商业利益驱动。(48) 丹尼尔·高登对达恩顿提出了更尖刻的抨击，他称后者的研究是“对启蒙运动的大屠杀”。他指出，达恩顿著作的最大价值是使人认识到法国文化的奇特性，其内容涉及农民的传说、警方报告、出版商信件以及黄色文学等。而旧制度末年的法国正经历着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总体变迁，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应捕捉这一转变进程。但达恩顿关于启蒙与革命的著述并未采用一种适合于分析进程的研究途径，他仅展示了一系列静态的思想生活片断，没有使之成为具有连续性的、动态的进程。(49) 在高登看来，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反精英主义倾向。这种研究路径实际上贬低了思想精英，只关注其经济利益，而同时又拔高了大众文化，将之视为一套思想体系。高登认为，虽然启蒙运动不等同于少数哲人的思想，但是不深入研究那些伟大的思想者就无法界定启蒙运动。(50) 另一位批评者波普金发现，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研究关注非经典著作与次要人物，实际上消解了对于启蒙的宏大叙事，这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倾向颇为相似。(51) 然而，达恩顿本人却在一篇文章中坚决回击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种种批评。(52) 于是，波普金、高登等人认为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与他为启蒙所做的辩护之间存在某种矛盾。一方面达恩顿要超越彼得·盖伊等人对启蒙运动的经典研究，从而构筑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启蒙世界；而另一方面，他又用与盖伊相似的观点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攻击。换言之，达恩顿自身的研究不能为他的回应文字提供学术依托。达恩顿这样的史学家在其学术研究中排除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做法实则强化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偏见，不检省自身的研究就不可能强有力地还击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53)
应如何审视达恩顿的这一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他是在颠覆还是在捍卫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达恩顿的研究框架确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在对旧制度末年文人共和国分化的研究中，他过于强调上流社会的哲人与格拉布街文人的对立，而忽视了处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又如，在研究阅读禁书如何促进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问题上，达恩顿的解释也较为简单、含混。此外，虽然对格拉布街文人的研究与对畅销禁书的考察都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视角，但他没能阐释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达恩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对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关注发生了从顶端到底端的转变，这一转变吸引了若干学者沿达恩顿的路径进行研究，并促使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成为热点。无论波普金、埃森斯坦、德吕纳等人如何批评达恩顿的解释，他们其实已经在他所划定的研究领域内思考问题了。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问题上，达恩顿从未要挑战启蒙思想的价值观念，他只是试图考察在传统的启蒙运动研究中被忽略的文人与非经典文本。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对于小册子作者、出版商、沿街叫卖的小贩的研究已经不是那么新鲜了。与此同时，对经典的启蒙哲人的研究显得停滞不前。几年前，高登甚至指出，现在已很少有历史学家真正精通重要启蒙哲人的作品了。(54) 鉴于此，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似乎应出现新的综合，即令“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与对启蒙经典的探讨并行发展，甚至相互结合，从而勾勒出更加完整、丰富的启蒙运动图景。藉此，启蒙运动史专家才能与质疑启蒙运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展开更深入的对话。
［收稿日期］2007—02—18
注释：
① 参见近期对达恩顿的访谈：“Darnton Interview”,http://his.princeton.edu/people/e58/darnton-interview.html.另外，达恩顿在其文章中也反复提及要以“自下而上”的史学方法考察晚期启蒙运动，参“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Past and Present, No. 51[May, 1971], pp.81—115)以及“The Brissot Dossier”(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7,No.1,1991,p.192)。
② 达恩顿屡屡声称他做的是“观念的社会史”，参见“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The Darnton Debate(Haydn T. Mason ed., Oxford,1998)及伯克夫人对他的访谈（收录于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③ Darnton,“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3,No.1,(Mar.,1971),pp.113—114.
④ 该小组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隶属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由孚雷领导。它探讨启蒙运动的方式是将抽象的概念放置一边，专门考察大众历书、巴黎沙龙中的精英在通信、日记和回忆录中提到的书目，以及外省出版商申请种种出版许可证的记录等内容，藉此勾勒18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外貌。
⑤ 另外，达恩顿认为该小组的计量方法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研究对象选取的问题上。比如，对出版许可证的研究不能展现外省图书贸易的全貌，因为书商常常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获得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出版的图书。参“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p.128.
⑥ Haydn T. Mason(ed.), The Darnton Debate, p.211.达恩顿在牛津曾受科布指导（参“Darnton Interview“），科布对于法国旧制度的警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对他影响很大，他本人也很重视警方档案。达恩顿还声称要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社会史的关注结合起来，参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页。
⑦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90,p.137;《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04—206页。
⑧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pp.255,257—258;“Darnton Interview”.
⑨ 达恩顿指出，特权是旧制度的支配性原则，它是指对于某种活动或事物排他性的权利。在18世纪的法国几乎人人享有特权，不只贵族享有，那些比邻人少交些盐税或磨房费用的农民也算享有特权。此外，特权也和团体联系在一起，等级、市政机构、行会等各式团体都拥有特权。参The Darnton Debate,p.258.
⑩ The Darnton Debate, p.258.
(11)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p.270.
(12) 关于布里索参“A Spy in Grub Street”,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苏阿尔参“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穆里雷参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Paris, 1992).
(13)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p.82.
(14) The Kiss of Lamourette, p.211.
(15) Alfred Cobba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1968.
(16) Thomas E. Kraiser, “The Strange Offspring of Philosophi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5, No.3,1988,pp.557—559.
(17)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87—89.
(18)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p.261.
(19)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p.11—12.
(20)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pp.94—95.据达恩顿统计，在革命前夕，2600万人口中出现了至少3000“作家”，这几乎是世纪中叶的3倍。Darnton, 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Markham Press Fund,1990,p.23; The Darnton Debate,p.257.
(21)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11.
(22)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pp. 85—92;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p.47—67.
(23)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p.105.
(24) The Darnton Debate,p.254.埃贝尔于1790年创办了《杜歇老爹报》，其语言通俗、粗野。
(25) Darnton,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91,98,101.
(26)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p.69.
(27)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p.92.达恩顿还指出，在大革命中格拉布街文人主要充当小册子作者、记者或官僚，但也有一些人加入了反革命队伍。参“The Brissot Dossier”,p.204.
(28) Daniel Mornet,“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s(1750—1780)”,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7(1910).18世纪的法国人读什么书的问题对达恩顿启发很大，他屡次提及此问题并将它作为研究起点。莫尔内后来仍继续追踪启蒙思想如何促进革命来临的问题，1933年推出了《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K5R805.JPG}aise）一书。达恩顿批评此书将一切事物都塞进一个狭窄的框架，以解释启蒙与革命的线性联系。Darnton,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1995,p.171.
(29)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xvii-xviii.
(30) 旧制度下通过了严格的书报检查便获得了由国王恩准的一项特权——复制这个文本的排他性权利。
(31) 纳沙泰尔公司为降低风险，其非法书籍主要从其他急于盈利、敢于冒险的小公司交换得来，因此它流通的禁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p.52—59.
(32) Darnton, Edition et Séditon, L' univers de la littérature clandestine au XVIIIe siècle. Gallimard, 1991,pp.11—12;The Forbidden Best Sellers, p.7.
(33)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p.129—130.
(34)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14.
(35)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63.
(36)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96.
(37)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93.
(38) 《启蒙运动的生意》，第514—515页。
(39)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13页。
(40) Elizabeth Eisenstein, Grub Street Abroad. Aspects of the French Cosmopolitan Press from the Age of Louis XIV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92.
(41) Frederic A. de Luna,“The Dean Street Style of Revolution: J.-P. Brissot, Jeune Philosoph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7,No.1,(Spring,1991).pp.183—186.
(42) Lynn Hunt,“Great Reception”,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6,2003.
(43) The Darnton Debate, p.111.
(44)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83—87.沙蒂埃批评达恩顿的研究时，《出版与骚乱》、《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都还未推出，不过他在相关文章中已勾勒了其关于禁书与革命问题的主要观点。在《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中达恩顿回应了沙蒂埃的批评。
(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7,No.5.(Dec.,1992),p.1533.
(46) The Darnton Debate,p.114.
(47) 《启蒙运动的生意》，第25页。
(48) Elizabeth Eisenstein, Grub Street Abroad.
(49) Daniel Gordon,“The Great Enlightenment Massacre”, The Darnton Debate,pp.129—130.
(50) Daniel Gordon,“The Great Enlightenment Massacre”, pp.131—132;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Routledge, 2001,p.2.
(51) The Darnton Debate, p.128.
(52) 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March 1997, pp.34—38;此文后收于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rton, 2003. 达恩顿在此将对启蒙运动的抨击主要归为以下几点：它倡导的普世主义实为西方霸权的幌子；它狂热追求知识以致削弱了伦理道德；它过分相信理性；它是极权主义的源头；面对当代问题，它已过时。达恩顿则认为，首先应把启蒙看作一场致力于改变思想与制度的具体运动，不能把启蒙运动视为西方文化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让它来承担西方文化的一切问题。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19世纪的现象，它是从浪漫派而非哲人那里找到了灵感。20世纪极权主义的罪行恰恰违背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对个体、自由和人权的尊重。此外，启蒙运动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文化之中，不可能预见20世纪的问题。我们在谴责越战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时仍要依据《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原则，因此不能说启蒙精神已过时。
(53)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pp.4—5.
(54)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p.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8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7年2期第93～100,106页
【作者简介】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 【内容提要】 | 通过挖掘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并借鉴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罗伯特·达恩顿形成了研究法国启蒙运动的独特路径——“观念的社会史”。此种研究方法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力图在社会的网络结构中追踪思想观念的传播。达恩顿认为，被研究者忽视的下层文人和地下出版物是启蒙精神与革命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重要载体。通过考察格拉布街文人的悲惨境遇与激进思想，勾勒传播畅销禁书的文化与社会环境，他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并重新阐释了启蒙与革命的关联。达恩顿史学对18世纪法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影响深远，但同时也因其解释框架排除了著名哲人与经典文本而遭受批评。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罗伯特·达恩顿是一位颇负盛名却又饱受争议的法国史专家。三十多年来，他围绕法国启蒙运动及旧制度末年的社会与文化所撰写的一系列著作改变了启蒙运动研究的方向。其研究不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哲人为主体，甚至不关注启蒙思想本身，而是构筑了一个由穷困潦倒的文人、善于钻营的书商、形形色色的禁书组成的世界。他认为正是这个领域拉近了启蒙思想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距离。可以说，他将“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拉回到地面，将启蒙运动嵌入至社会生活中，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启蒙运动”研究。本文尝试分析达恩顿的研究路径形成的背景与重要特征，并初步探讨其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一、观念的社会史：探索启蒙运动的另一种途径
20世纪60年代，“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观念在英国史学界反响强烈。当时就读牛津大学的达恩顿被这种关注下层的历史学深深触动，于是萌生了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撰写思想史、研究启蒙运动的念头。① 然而，原本关注思想精英的启蒙运动研究如何能转而面向大众？达恩顿借助的是所谓“观念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路径。② 那么，这种观念的社会史是如何形成的？达恩顿的这一方法有何特色？
以观念的社会史研究启蒙并非达恩顿首创，而是他从彼得·盖伊（Peter Gay）和“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那里借来的想法。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的发展对思想史形成了冲击，关注启蒙运动的一些学者期望将它置于18世纪法国的社会环境中。美国学者盖伊提出将哲学史和社会史相结合，形成一种观念的社会史。③ 法国的“书籍与社会”研究小组也自称考察观念的社会史（I' histoire sociale des idées），以计量方法考察那个时代的“思想惯性”，探测传统有多深厚。④ 观念的社会史的概念启发了达恩顿，而“书籍与社会”小组要将启蒙运动从抽象的话语世界中解脱出来的努力，也是他所追求的。然而，达恩顿又不满于他们的研究，他认为盖伊研究的仍是狭义的启蒙运动，关注哲人的思想，而非启蒙时代的舆论气候。“书籍与社会”小组则更重视连续性而非变迁，他们认为文化惯性在当时的法国仍具强大的影响力，启蒙思想的影响十分有限，它改变不了长时段的因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达恩顿满意⑤，他试图通过新史料和新方法重构研究启蒙运动的观念的社会史。
曾在牛津学习的达恩顿身上有较深的英国经验主义的烙印，如评论者里纳托·帕斯塔（Renato Pasta）所言，在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等人的影响下，“达恩顿形成了关于历史学家技艺的经验主义的观念”。⑥ 这种经验主义主要体现为对档案材料极其重视，并通过小心爬梳被遗忘的档案再现历史的复杂情境。正是凭借对档案材料的敏锐嗅觉，达恩顿发现了原本鲜为人知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这对他而言如同“走进了历史学家的梦境”。纳沙泰尔曾是出版那些在法国无法通过书报检查的书籍的理想场所，所有可能冒犯天主教会、政府以及传统道德的书籍都可以在此出版。这家印刷公司是旧制度崩溃前20年法国图书的一个主要出版和批发公司，在其档案库中保存了当时的印刷商、造纸商、走私人、售书商、出版商以及作者等撰写的大约50000封信件。⑦ 达恩顿几乎把全部的研究精力都投注到了这个档案库上，在史学界他的名字已和纳沙泰尔紧密相联。同时，这批档案构成了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基石。
除了挖掘新史料，达恩顿也强调新方法对于建构其观念的社会史的意义。在此方面，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champ littéraire）的理论对他影响较大。⑧ 布迪厄认为，文学是在特定领域内，依照特定的规则并且为了特定的利害关系而进行的一场游戏。他把这个领域想象成一个围绕着有影响力的作家所占据的位置而形成的一个力量—场域。那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决定着声望、影响等象征资本的流动。这一理论促使达恩顿思考18世纪无所不在的特权与文化的关系。⑨ 他指出，对18世纪的法国人来说，文化自然是围绕着特权被组织起来的。书籍、印刷商、兜售者、报刊、剧院都有其特权。为了出版书籍，作者要与各种享有特权的团体打交道。此外，文人的生涯也被各种“保护人”主宰，这些保护人是沙龙主人、廷臣及各种大人物，他们能够干预津贴与领干薪的闲差的分配。在18世纪，文人主要靠津贴和领干薪的闲差度日而非靠笔杆子生存。⑩ 因此，达恩顿认为旧制度下的文化界也是一个权力体系，特权、大人物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和布迪厄描述的文学场有些相似。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达恩顿非常关注旧制度下围绕特权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之下的个体的命运。他曾详细研究过苏阿尔（Suard）、布里索（Brissot）、勒塞纳（LeSenne）神甫以及穆里雷（André Morellet）等人的经历。研究这些个体的经历与启蒙运动何干？达恩顿承认，研究经历不能代替研究思想，但是要给启蒙哲人进行定位的话就有必要考察其经历。因为，这些哲人实际生活在一个充满权力和荣誉的世界中，通过研究他们的经历能够避免犯这样的时代错误——“认为18世纪的知识分子精神自由、可以在纯粹理性的国度中不受束缚的遨游”。要在世上生存他们必须做出妥协并遵守游戏规则。但他们的规则是什么？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的？这是他要回答的问题。(11) 通过研究文人的经历，达恩顿发现这些个体的现实利益与其思想、事业之间存在某种微妙关系。比如后来成为著名革命者的布里索在旧制度末年曾为警方做间谍，又如支持启蒙事业的苏阿尔与穆里雷投身于上流社会，拥有了旧制度所能给予他们的所有好处。(12) 达恩顿要阐释的正是这种微妙关系，在这个研究过程中他令自己以18世纪文人的眼光看待启蒙运动，对他来说这是“把启蒙运动带回到地面”的一种途径。(13) 可以说，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层面便是重现18世纪法国围绕特权形成的文化空间，在其中给文人或哲人定位，并挖掘其现实处境与思想之间的关联。
通过书籍史考察启蒙运动是达恩顿之观念的社会史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他的研究方法有别于“书籍与社会”小组那种统计书目和出版许可证申请记录的路数，他更侧重分析书籍作者、出版商、印刷商、销售商以及读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要阐释的是生产、销售及阅读书籍的文化环境。他关心的问题是：作者的生存状况如何？他们追求什么？他们怎样与出版商、销售商打交道？出版商、印刷工、书店老板以及沿街兜售的小贩，他们都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对于秘密图书贸易而言，是谁在印刷非法书籍？它们如何传播、交易？这些印刷品对读者形成了怎样的影响？达恩顿的代表作《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年）和他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出版与骚乱》、《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探讨的正是这些问题。实际上，此种书籍史的研究模式与达恩顿研究文人的方法有相似之处：都是要复原当时的社会网络结构，并把他的考察对象嵌入到这个网络之中。比如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达恩顿详细勾勒了《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庞库克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与其保护人（包括了巴黎警察总监、书报总监、外交大臣等）的关系、他与法兰西院士的关系以及他与合伙人的关系。没有这些重要的社会关系，作为启蒙运动之化身的《百科全书》就不可能创造出版史上的奇迹。达恩顿曾指出，研究观念的社会史的学者“要在整个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去追踪思想观念”。(14) 这句话很好地概况了其观念的社会史的特色。
二、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审启蒙与革命
无论以何种视角与方法研究启蒙运动，启蒙与革命的关联都是无法绕开的问题。传统解释强调启蒙运动为革命做了意识形态的准备。法国革命史研究的修正派代表科本则否认了启蒙与革命间的线性联系。他断言，启蒙运动几乎不包含政治内容，与法国革命截然不同。(15) 20世纪80年代末，克赖泽提出，启蒙哲人身上有种保守主义的东西，其总体目标是改良旧制度而非推翻它。对哲人而言，法国革命更多是对启蒙精神的背叛而非实现之。(16) 沙蒂埃则声称不是启蒙运动导致了法国革命，而是法国革命建构了启蒙运动，是革命者利用了启蒙的精神遗产为自身辩护。(17) 总之，在启蒙运动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传统解释受到了冲击。在此背景下，达恩顿试图通过研究下层的启蒙世界来重新阐释启蒙与革命的关联。
1、“格拉布街文人”、启蒙运动以及法国革命
达恩顿研究启蒙运动非常重视以往被史家忽视的一个社会群体——“格拉布街文人”。其实，格拉布街在伦敦，巴黎没有此街名。他使用“格拉布街文人”来指代在阁楼中的饥饿诗人和住在地下室里的写手。尽管这类文人并不都挤在一条街上，但在狄德罗住所附近的穆夫塔尔（Mouffetard）街有很多这样的人。(18) 他们就是伏尔泰和狄德罗描绘过的下层文人，伏尔泰形象地称之为“可怜鬼”（le pauvre diable）。(19) 这些可怜鬼与启蒙运动有怎样的关系？
首先，“格拉布街文人”数量激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促进了启蒙运动的传播。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向上发展，哲人拥有了非凡的声名与地位，这使得许多外省少年梦想成为伏尔泰、狄德罗那样的伟大文人。旧制度最后25年，大量外省青年涌入巴黎，来寻找声名、荣耀与财富，这使得巴黎的年轻作家过剩。(20)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成了“格拉布街文人”。达恩顿对此类文人中的典型人物勒塞纳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勒塞纳抄袭、概述启蒙思想，将之通俗化，启蒙运动成了其谋生工具。正是勒塞纳这样的文人把“哲人头脑中迸发出来的思想传播到了读者手中”。与哲人们相比，他们编纂了更多的文本，很可能对公众舆论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没有勒塞纳这样的中间人，启蒙运动只能局限在沙龙之中。(21)
其次，“格拉布街文人”又与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据达恩顿分析，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发生了转变：由于哲人逐渐融入上流社会，甚至为等级社会辩护，该世纪中叶那种具有英雄气质的启蒙运动已被驯服。而且，随着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人相继去世，苏阿尔、穆里雷这样的文人被当作哲人的接班人而倍受器重，他们出入沙龙、入选法兰西学院，获得津贴与好的职位。当启蒙运动传至这些人手中时便失去了昔日的光芒，新一代哲人沐浴在旧制度的甜美生活中，苏阿尔甚至当上了王家书报检查官。(22) 进入社会顶层的新一代哲人为极少数幸运儿，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被边缘化了的“格拉布街文人”群体。巴黎上流社会已没有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的发展空间。在1770和80年代，他们上升的路被挡住了：少数宠儿把持了文学机构，他们占据着法兰西学院大部分席位，而且控制了支持作家的报刊和资助体系。退守到“格拉布街”的年轻文人实际上变为“文学无产者”。他们除抄袭、改编哲人的启蒙思想，还要打各种零工，甚至沿街兜售色情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撰写了大量诽谤文字（libelle）。贫穷困苦的生活令其诅咒封闭的上层文化界，他们以诽谤文字诋毁宫廷、教会、贵族、学院、沙龙，甚至君主制，言语之粗俗是今天无法想象的。(23) 而且他们诉诸启蒙精神中所包含的平等与反特权的思想为自身辩护，并自视为启蒙先贤的真正传人。在达恩顿的研究视野中，考察启蒙运动晚期两个文人群体之间明显的差距，有助于我们思考启蒙与革命的关系问题。
最后，达恩顿发现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不断壮大的“格拉布街”变成了革命激进精神的一个策源地，从而迂回建立起一种启蒙与革命的内在关联。“格拉布街”的诽谤文字中虽缺乏抽象的理念与系统的政治计划，但它对上流社会的攻击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达恩顿认为，著名的革命者马拉、埃贝尔、丹东、德穆兰等人“至少有一只脚踏进了格拉布街”，“正是在这条街上埃贝尔学会了《杜歇老爹报》的语言，丹东发现了‘民众骚动’的力量”。(24) 在达恩顿看来，大革命中摧毁学院、驱散沙龙、撤消津贴等颠倒文化界秩序的举措，正可用旧制度末年“文人共和国”分化及其造成的下层文人的仇恨情绪来解释。
在达恩顿的研究中，最能体现“格拉布街文人”与革命之关联的人物是布里索。外省少年布里索立志成为出入巴黎的沙龙和学院的哲人，在追寻理想的奋斗过程中他对政治产生了兴趣，他认为哲人的世界应是完美的共和国。而在巴黎的闯荡未能使他跻身于哲人的世界时，他发觉文人共和国充斥着专制主义。尔后，他又从厌恶文人界的贵族特性变得憎恨贵族整体。(25) 但生活的艰辛令布里索不得不向体制妥协，他曾在1780年代中期为警方充当间谍。作为旧制度下的失败者，革命来临时他看到了希望并投身其中，希望在新制度中找回自我。(26) 达恩顿重视布里索的经历不是要诋毁这位革命者，而是为了理解他的生存与写作环境以及“格拉布街文人”群体的境遇。从中他发现了政治激进主义与革命前想成为牛顿、伏尔泰的受挫青年之间的关联。(27)
2、禁书的启蒙精神：革命意识形态的一种起源
18世纪的法国人读什么书？其读物中是否包含了革命意识形态？早在20世纪初法国史专家莫尔内就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他对18世纪私人图书馆藏书的拍卖目录进行了统计，结果20000册书中才有1册是被视作革命圣经的《社会契约论》。他发现，18世纪的人似乎更喜欢读情感小说和冒险故事，而不是思考关于人民主权与公意的问题。(28) 但达恩顿指出，“那些印刷出来被用于拍卖的图书目录都是经过书报检查的，莫尔内想在其中发现的意识形态因素已被过滤掉了”。(29) 因此要研究书籍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关联，就得远离那些通过书报检查、享有特权的书籍，而要考察地下秘密流通的非法书籍。(30) 通过对纳沙泰尔公司档案资料的研究，达恩顿试图重现革命前法国畅销禁书的流通情况(31)，并着重分析了三本畅销禁书的思想内容与写作技巧，从而揭示禁书如何腐蚀了旧制度的合法性。
达恩顿发现，旧制度末期出版商与销售商喜欢用“哲学书籍”一词来指那些可能给他们惹上麻烦、需要小心对待的图书。(32) 渎神的哲学小册子、黄色小说及反对君主制的诽谤文字皆在此列。这些五花八门的畅销禁书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启蒙精神的载体。比如，《2440年》（1771年出版，它将700年后的巴黎描绘成一个乌托邦世界）以空想小说的面目出现，实则讽刺当时的法国社会，它挑战了社会政治秩序中的一些根本原则，尤其攻击教会与政府。该书作者紧随卢梭的观点，认为法律乃公意之体现，最高主权把握在人民手中。(33) 貌似黄色小说的《哲人特雷萨》实际上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大胆想象的机会。它让读者踏进一个不受现实法律、习俗约束的世界：自由恋爱、自由思考、女人成为哲人。依达恩顿之见，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做的也是类似之事。(34) 另一本畅销作品《杜巴丽伯爵夫人轶事》（1775年）则为攻击王权的政治诽谤文字。它描述了出身低贱但受路易十五宠信的杜巴丽夫人如何左右朝政，致使君主制沦为专制主义。达恩顿认为，杜巴丽在此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工具，作者借其攻击王权的腐化和堕落。(35) 通过分析此类文本，达恩顿揭示出这些“哲学书籍”不仅传达了启蒙精神，更“挑战了从路易十四时代继承的价值体系中的一切事物”。(36)
更重要的是，这些禁书广泛传播，构成了旧制度末年法国人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所传达的思想观念影响了读者的价值体系，并渗透进公众舆论之中，而在18世纪后期公众舆论在政治进程中扮演着日益突出的角色。至此，达恩顿将非法出版物与公众政治信念的变迁联系在了一起，认为禁书的传播削弱了旧制度的合法性，而且他尤为重视这些书籍对贵族精英的影响。他指出，“如果诽谤文字占据了贵族家藏书的显要位置是不足为奇的”，而对一个政治体制而言，“当其所宠信的精英不再相信其合法性时可能是最危险的”。(37) 类似的论点在对《百科全书》的研究中也出现过，达恩顿通过分析《百科全书》的订购者发现：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对名义上属非法书籍的《百科全书》不感兴趣，此书对贵族、法官、神职人员等传统精英倒更具吸引力。作者藉此告诉我们，“一种进步的意识形态竟然渗透了社会结构中最为陈旧和锈蚀的部分，这看起来似乎有些荒谬，但大革命正是从悖论开始的——在自下而上的大变动开始之前，上层已经崩溃了”。(38) 总之，达恩顿力图通过对书籍史的研究解释旧制度的崩溃与大革命的来临。但他自己也承认这中间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这也是他今后要集中解决的问题。(39)
三、达恩顿的解释框架所遭受的质疑
达恩顿在国际史学界具有较高的声誉，其大部分著作被译为法文及多种欧洲文字。学界公认他是当代研究启蒙运动的杰出学者。然而，其解释框架也不断遭受同行的质疑，1998年出版的《达恩顿之争》就是明证。首先，一些学者认为，达恩顿把“格拉布街”文人描述成“文学无产者”并不妥当。1992年埃森斯坦在其研究法国出版史的著作中指出，达恩顿笔下的格拉布街文人布里索、卡拉等人在文坛的生涯是比较成功的，许多不太知名的作家的境遇也并不差。(40) 达恩顿颇为关注的布里索尤其引发争议。1991年，《法国历史研究》杂志便刊登了德吕纳与达恩顿关于布里索的论争。德吕纳认为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布里索曾为警方当间谍，另外，他也不完全同意将布里索视作格拉布街文人，困窘的布里索并未撰写大量的诽谤文字，而是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有关启蒙运动的书籍。(41) 法国革命史专家林·亨特虽未否定达恩顿对布里索生平的阐释，但她不认为这一个案具有典型性。她指出，达恩顿没能将布里索与其他革命者进行比较，没有证据认为大多数革命者都是写手、警方间谍之类的人物。(42) 围绕布里索的争论实际上涉及到格拉布街文人与法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此波普金明确否定了达恩顿的观点。在他看来，“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穷困的知识分子）仇恨既定秩序、等待1789的来临”，而且当革命爆发时，“革命前的作家们分散至各政治派别中”，比如有位革命前的小册子作者在1797年因密谋复辟波旁王朝而被捕。(43)
在阅读与信念之关系问题上，阅读史专家沙蒂埃与达恩顿见解不同。后者相信禁书的广泛流传在很大程度上腐蚀了崇敬国王的信念，而沙蒂埃认为这种关联并非直接的、必然的。他指出，18世纪的读者并不一定相信读物上的内容，只不过这种怀疑态度没有降低他们对禁书的渴求。此外，由于禁书文本中包含多层面的内容，因此不能认为所有读者都怀着同样的态度来阅读这些禁书，而且他们对文本的阐释也不能简化为一个单纯的意识形态的宣言。总之，依沙蒂埃之见，阅读并不一定会产生革命信念，读者并非消极的信息接受者。(44) 对于达恩顿所使用的纳沙泰尔档案材料的权威性，也有研究者提出质疑。评论者卡夫卡尔（Frank A. Kafker）认为，对于整个法语图书市场而言，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所售非法书籍的数量仍是小的。(45) 波普金进一步指出，尽管纳沙泰尔的资料十分丰富，但并不能藉此重建启蒙运动，因为纳沙泰尔的记录从未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大哲的名字相联系。其原因在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始自1760年代，而此时大哲们的主要作品都已出版。既然如此，这些档案就很难反映出启蒙运动期间思想生活的全貌。(46)
如果说上述批评还算温和的话，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态度问题则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47)，在研究《百科全书》的出版史时达恩顿做出了这样的论断，他强调商业利益是《百科全书》广泛传播的重要推动力。而达恩顿的某些同行对他以商业视角看待启蒙运动不以为然，比如埃森斯坦将法国边境上的出版社看作18世纪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认为出版商认同于其传播的思想观念，而不仅是受商业利益驱动。(48) 丹尼尔·高登对达恩顿提出了更尖刻的抨击，他称后者的研究是“对启蒙运动的大屠杀”。他指出，达恩顿著作的最大价值是使人认识到法国文化的奇特性，其内容涉及农民的传说、警方报告、出版商信件以及黄色文学等。而旧制度末年的法国正经历着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总体变迁，对启蒙运动的研究应捕捉这一转变进程。但达恩顿关于启蒙与革命的著述并未采用一种适合于分析进程的研究途径，他仅展示了一系列静态的思想生活片断，没有使之成为具有连续性的、动态的进程。(49) 在高登看来，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反精英主义倾向。这种研究路径实际上贬低了思想精英，只关注其经济利益，而同时又拔高了大众文化，将之视为一套思想体系。高登认为，虽然启蒙运动不等同于少数哲人的思想，但是不深入研究那些伟大的思想者就无法界定启蒙运动。(50) 另一位批评者波普金发现，达恩顿的启蒙运动研究关注非经典著作与次要人物，实际上消解了对于启蒙的宏大叙事，这与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倾向颇为相似。(51) 然而，达恩顿本人却在一篇文章中坚决回击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种种批评。(52) 于是，波普金、高登等人认为达恩顿对启蒙运动的研究与他为启蒙所做的辩护之间存在某种矛盾。一方面达恩顿要超越彼得·盖伊等人对启蒙运动的经典研究，从而构筑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启蒙世界；而另一方面，他又用与盖伊相似的观点回应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攻击。换言之，达恩顿自身的研究不能为他的回应文字提供学术依托。达恩顿这样的史学家在其学术研究中排除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做法实则强化了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偏见，不检省自身的研究就不可能强有力地还击后现代主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53)
应如何审视达恩顿的这一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他是在颠覆还是在捍卫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念？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达恩顿的研究框架确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在对旧制度末年文人共和国分化的研究中，他过于强调上流社会的哲人与格拉布街文人的对立，而忽视了处于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又如，在研究阅读禁书如何促进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问题上，达恩顿的解释也较为简单、含混。此外，虽然对格拉布街文人的研究与对畅销禁书的考察都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视角，但他没能阐释这两个主题之间的内在关联。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达恩顿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使对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关注发生了从顶端到底端的转变，这一转变吸引了若干学者沿达恩顿的路径进行研究，并促使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成为热点。无论波普金、埃森斯坦、德吕纳等人如何批评达恩顿的解释，他们其实已经在他所划定的研究领域内思考问题了。在对待启蒙运动的态度问题上，达恩顿从未要挑战启蒙思想的价值观念，他只是试图考察在传统的启蒙运动研究中被忽略的文人与非经典文本。然而，时过境迁，今天对于小册子作者、出版商、沿街叫卖的小贩的研究已经不是那么新鲜了。与此同时，对经典的启蒙哲人的研究显得停滞不前。几年前，高登甚至指出，现在已很少有历史学家真正精通重要启蒙哲人的作品了。(54) 鉴于此，关于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似乎应出现新的综合，即令“自下而上”的启蒙运动研究与对启蒙经典的探讨并行发展，甚至相互结合，从而勾勒出更加完整、丰富的启蒙运动图景。藉此，启蒙运动史专家才能与质疑启蒙运动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展开更深入的对话。
［收稿日期］2007—02—18
注释：
① 参见近期对达恩顿的访谈：“Darnton Interview”,http://his.princeton.edu/people/e58/darnton-interview.html.另外，达恩顿在其文章中也反复提及要以“自下而上”的史学方法考察晚期启蒙运动，参“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Past and Present, No. 51[May, 1971], pp.81—115)以及“The Brissot Dossier”(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7,No.1,1991,p.192)。
② 达恩顿屡屡声称他做的是“观念的社会史”，参见“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The Darnton Debate(Haydn T. Mason ed., Oxford,1998)及伯克夫人对他的访谈（收录于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彭刚译《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9页）。
③ Darnton,“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3,No.1,(Mar.,1971),pp.113—114.
④ 该小组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隶属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由孚雷领导。它探讨启蒙运动的方式是将抽象的概念放置一边，专门考察大众历书、巴黎沙龙中的精英在通信、日记和回忆录中提到的书目，以及外省出版商申请种种出版许可证的记录等内容，藉此勾勒18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外貌。
⑤ 另外，达恩顿认为该小组的计量方法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在研究对象选取的问题上。比如，对出版许可证的研究不能展现外省图书贸易的全貌，因为书商常常以交换或购买的方式获得在其他地区和国家出版的图书。参“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p.128.
⑥ Haydn T. Mason(ed.), The Darnton Debate, p.211.达恩顿在牛津曾受科布指导（参“Darnton Interview“），科布对于法国旧制度的警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对他影响很大，他本人也很重视警方档案。达恩顿还声称要把英国的经验主义和法国对社会史的关注结合起来，参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2页。
⑦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o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1990,p.137;《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04—206页。
⑧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pp.255,257—258;“Darnton Interview”.
⑨ 达恩顿指出，特权是旧制度的支配性原则，它是指对于某种活动或事物排他性的权利。在18世纪的法国几乎人人享有特权，不只贵族享有，那些比邻人少交些盐税或磨房费用的农民也算享有特权。此外，特权也和团体联系在一起，等级、市政机构、行会等各式团体都拥有特权。参The Darnton Debate,p.258.
⑩ The Darnton Debate, p.258.
(11)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p.270.
(12) 关于布里索参“A Spy in Grub Street”,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苏阿尔参“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穆里雷参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Paris, 1992).
(13)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p.82.
(14) The Kiss of Lamourette, p.211.
(15) Alfred Cobba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York,1968.
(16) Thomas E. Kraiser, “The Strange Offspring of Philosophi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5, No.3,1988,pp.557—559.
(17)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87—89.
(18) “Two Paths through the Social History of Ideas”,p.261.
(19)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p.11—12.
(20)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pp.94—95.据达恩顿统计，在革命前夕，2600万人口中出现了至少3000“作家”，这几乎是世纪中叶的3倍。Darnton, 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Markham Press Fund,1990,p.23; The Darnton Debate,p.257.
(21) 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11.
(22)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pp. 85—92;Gens de lettres, gens du livre, pp.47—67.
(23) “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p.105.
(24) The Darnton Debate,p.254.埃贝尔于1790年创办了《杜歇老爹报》，其语言通俗、粗野。
(25) Darnton,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91,98,101.
(26)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p.69.
(27) 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 p.92.达恩顿还指出，在大革命中格拉布街文人主要充当小册子作者、记者或官僚，但也有一些人加入了反革命队伍。参“The Brissot Dossier”,p.204.
(28) Daniel Mornet,“Les enseignements des bibliothèques privées(1750—1780)”,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17(1910).18世纪的法国人读什么书的问题对达恩顿启发很大，他屡次提及此问题并将它作为研究起点。莫尔内后来仍继续追踪启蒙思想如何促进革命来临的问题，1933年推出了《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K5R805.JPG}aise）一书。达恩顿批评此书将一切事物都塞进一个狭窄的框架，以解释启蒙与革命的线性联系。Darnton,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1995,p.171.
(29)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p.xvii-xviii.
(30) 旧制度下通过了严格的书报检查便获得了由国王恩准的一项特权——复制这个文本的排他性权利。
(31) 纳沙泰尔公司为降低风险，其非法书籍主要从其他急于盈利、敢于冒险的小公司交换得来，因此它流通的禁书具有很强的代表性。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p.52—59.
(32) Darnton, Edition et Séditon, L' univers de la littérature clandestine au XVIIIe siècle. Gallimard, 1991,pp.11—12;The Forbidden Best Sellers, p.7.
(33)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p.129—130.
(34)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14.
(35)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63.
(36)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96.
(37)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p.193.
(38) 《启蒙运动的生意》，第514—515页。
(39)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第213页。
(40) Elizabeth Eisenstein, Grub Street Abroad. Aspects of the French Cosmopolitan Press from the Age of Louis XIV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92.
(41) Frederic A. de Luna,“The Dean Street Style of Revolution: J.-P. Brissot, Jeune Philosoph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Vol.17,No.1,(Spring,1991).pp.183—186.
(42) Lynn Hunt,“Great Reception”, The New Republic, October 6,2003.
(43) The Darnton Debate, p.111.
(44) Roger Chartier, The Cultur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pp.83—87.沙蒂埃批评达恩顿的研究时，《出版与骚乱》、《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都还未推出，不过他在相关文章中已勾勒了其关于禁书与革命问题的主要观点。在《法国革命前被禁的畅销书》中达恩顿回应了沙蒂埃的批评。
(45)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97,No.5.(Dec.,1992),p.1533.
(46) The Darnton Debate,p.114.
(47) 《启蒙运动的生意》，第25页。
(48) Elizabeth Eisenstein, Grub Street Abroad.
(49) Daniel Gordon,“The Great Enlightenment Massacre”, The Darnton Debate,pp.129—130.
(50) Daniel Gordon,“The Great Enlightenment Massacre”, pp.131—132;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Routledge, 2001,p.2.
(51) The Darnton Debate, p.128.
(52) Darnton,“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March 1997, pp.34—38;此文后收于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 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rton, 2003. 达恩顿在此将对启蒙运动的抨击主要归为以下几点：它倡导的普世主义实为西方霸权的幌子；它狂热追求知识以致削弱了伦理道德；它过分相信理性；它是极权主义的源头；面对当代问题，它已过时。达恩顿则认为，首先应把启蒙看作一场致力于改变思想与制度的具体运动，不能把启蒙运动视为西方文化的全部内容，更不能让它来承担西方文化的一切问题。帝国主义本质上是一种19世纪的现象，它是从浪漫派而非哲人那里找到了灵感。20世纪极权主义的罪行恰恰违背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对个体、自由和人权的尊重。此外，启蒙运动产生于特定的时代与文化之中，不可能预见20世纪的问题。我们在谴责越战或美国的种族主义时仍要依据《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原则，因此不能说启蒙精神已过时。
(53)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pp.4—5.
(54) Postmodernism and the Enlightenment,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