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影响
陶德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7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7年3期第5～12,44页
【英文标题】British Indian tea industry rise abruptly and its influence
TAO De-chen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Corp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 Nanjing 210007, China)
【作者简介】陶德臣，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07）
【关 键 词】英国/印度/茶业经济/发展/影响British/India/tea industry/develop/influence
印度本不产茶。19世纪30年代初，为谋茶利，英印（1757年印度正式沦为英国殖民地，1947年宣布独立）始从中国引种茶籽茶苗，发展茶业经济。百余年间，英印茶业经济经历了起始、发展、鼎盛、调整4个阶段，一跃成为世界主要茶叶生产和出口地区，对世界茶业尤其是中国茶业影响极大①。
一、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四个发展阶段
1、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起始时期（1833-1872年前）。印度很早就从中国输入茶叶，但植茶时间较迟。1662年曼德尔斯罗在《东印度纪游》中提到印度人饮茶之风“已很普遍”②，然无植茶记载。1780年，欧洲人始提倡在印度植茶，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主从广州运少量茶籽到加尔各答，总督哈斯丁斯与军官凯特成为印度植茶的首创者。但茶植在花园中，仅起观赏作用。实际提倡者为英国自然科学家班克斯，1788年他主张从中国引进茶籽种植，并写成介绍中国种茶法小册子，指出哈尔、兰普尔、库祺比哈尔最宜种茶。他的计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垄断政策相抵触，无法实现。18世纪9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开始考虑引进中国茶树植于印度。培林对使华的马戛尔尼推心置腹地说：“茶之数量及价值均极大，此物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至惬下怀，此事吾人极力祈君注意”③。马戛尔尼心领神会，到中国后千方百计搜集茶籽茶苗，并说：“吾与公等同作此想，此种植物如生长于吾人领土之若干处而不仰给于中国境内，繁茂而完备，实合吾心愿”④。1793年，英国几个科学家随马戛尔尼使华，从中国采买茶籽，寄往加尔各答，种于皇家植物园⑤。此时印度尚无真正意义上的茶业。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加紧在印度植茶，开始了茶业的起始阶段。总督本廷克“上书政府，首倡其议，英国从其言，遂选英人及印度人十三名为委员”⑥，加紧研讨中国茶“可否带至印度试种”⑦。1835年，该会秘书戈登潜入中国茶区，设法偷购到大量武夷茶籽，分3批运往加尔各答，同时聘到四川雅州茶师赴印度传习栽茶制茶方法。
戈登第一次运回的茶籽于1835年种于加尔各答，共育出幼苗4.2万株。后分别移栽于上阿萨姆省2万株，喜马拉雅山的古门和台拉屯2万株，南印度的尼尔吉利山 0.2万株。除这4.2万株分配给各国营茶园外，还有0.9万株分配给170个私人植茶者。这些茶苗“以播于喜马拉雅山一带者，成绩甚佳，播与尼尔盖利山者几尽枯死，播于阿萨姆者，亦多数失败”⑧。英印并未放弃努力，而是继续引进茶种、植茶技术，并加紧研究，“在各处尽心栽种，以敌中国独行之买卖”⑨的既定方针指导下，同时开始试制茶叶，终获成功。
1836年，英印在“阿朔昔州（即阿萨姆省）先建数所茶苗埔，并开小制场”。中国茶师利用塔克区土生茶树嫩芽试制样茶成功，还将5箱样茶运往加尔各答。1837年英印已“暂通制造焙炼诸法”，又遣人往“中国福建厦门购种种之，渐及东北诸州”。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12小箱计480磅精心制作的茶叶，引起轰动，“一致认为如再细心操作，将会证明阿萨姆茶叶即使不能超过中国，也会与中国相等”，从而大大刺激了英印政府的植茶狂热。英印1839年已生产95箱茶叶，但毕竟数量极为有限，为此英印专门成立负责发展茶叶的阿萨姆公司，不断引进茶籽，配合阿萨姆土种进行试验⑩。
19世纪40-50年代印茶在引种基础上实现了某些改良。1848年，茶叶经济间谍福顿潜入中国内地，偷购大批优良茶苗茶籽。12月15日，他写信给英印总督，得意洋洋地说：“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并雇到了8名中国制茶工。 1850-1851年间，福顿向加尔各答运去20余万株茶苗及大批茶籽，培育成新茶树1.2万株，植于喜马拉雅山茶园。此外，福顿还窃取了大量茶叶情报，完全掌握了中国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11)。至此茶树已“渐东北诸州” (12)。由于没有考虑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别，对中国“制茶物件及各项制法，一一仿照”，造成“未谙种制之法，以致出产无多，且货色不佳，所值亦为有限，是以亏本甚巨耳”(13)。1853年，阿萨姆经理威林生大力提倡减少3-4月的采摘量，印度茶业经济才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19世纪50-70年代初，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阿萨姆种也日益代替中国茶种。植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家。印度茶产稳步增长，逐渐成为一项重要产业。1852年，印茶输往英国23.2万磅，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1863年又比4年前增加1倍多，1871年印茶输英1535.16万磅，比20年前增长660倍。至1869年，“印度茶之名竞嗓于世”，“试行以来，著有成效，所收茶品，颇不逊于中华”(14)。
2、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发展时期（1872-1900年）。印度茶业自19世纪70年代始，逐渐向机械化过渡，引发一场技术革命。1872年，杰克逊第一次制成揉茶机并在阿萨姆茶业公司的希利卡茶园中装置使用，以此为起点，机器制茶很快代替手工劳动。1877年另一茶场主沙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一部西洛钩式焙炒机，以热气焙炒取代炭炉炒茶，他的工厂也由7名工人的小厂发展到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厂。80年代后这两种机器得到改进： 1887年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进一步提高为快压卷机，据说“统治市场达二十年之久”。戴维德逊的焙炒机，发展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其他茶机也不断出现(15)。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茶叶“咸用大机器制造”(16)。
茶业机械化推动了茶园不断扩大。由于“印度业茶者财源日盛，年甚一年”(17)，茶业有利可图，植茶公司纷纷成立，“为数日盛一日”，它们“彼此竞争，各不相下”。为此， 188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印度茶业协会，并在阿萨姆、大吉岭、伦敦进行公司整顿，此举使印度茶业经营“进入一普遍化，系统化，及单纯化之时期，嗣后任何茶业事业上之改革提倡，朝令夕行，绝无阻滞，宜乎印茶发展之速也”(18)。协会成立利于茶业发展。从1886-1900年印度茶叶种植面积及产量，可概见茶业发展情况(19)（面积单位：英亩，产量单位：磅）。
上表可知，19世纪后半期印度种茶面积迅速增加。仅14年时间，茶园面积从不足30万英亩发展到50余万亩，指数增长了75.2，每英亩增产约100磅，总产量增加更明显，1900年的茶产量几乎是14年前的2.5倍。
茶业机械化的完成大大刺激了茶叶出口。1879年，“中国上等之茶止当印度第二等，次等则（当）第三等”，这时“印度之茶实已高出中国之上”(20)。市场得到开拓，“买者争先恐后，不胜踊跃”(21)，茶叶输出量急剧增加。1872年，印茶出口仅2000多万磅，1890年则突破亿万磅，增长4倍。嗣后出口量除1893年不足1.1亿磅外，均在1.1亿至1.2亿磅间，1900年接近2亿磅，达19231万磅。不到30年，印茶出口量净增约1.7亿磅，累进增长约7倍(22)。
3、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鼎盛时期（1901-1929年）。这阶段英印茶业继续向前发展，植茶面积扩大，产量不断增多，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茶场及股份制茶厂占据绝对优势，茶业所有环节完全采用经过改良的机械，生产率大为提高。这表明英印茶业进入鼎盛时期。
此20余年，英印茶业迈入“科学时代”。1900年，加尔各答原茶业协业成立科学部，专门研究茶叶生产制作。科学部在阿萨姆省设立试验站，1911年迁至托克雷附近的托格拉，成为著名试验场。1909年南印度马德拉斯邦的加罗尔也设立了科学站。科学站“专负责品种改良、产制、改进等事项，其对印度茶业之贡献，至为重大”(23)，为印茶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印度协调了国内茶业组织者之关系，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印度茶业协会创办伊始，加入该协会茶园总面积为 10.3万英亩，1926年增至523840英亩，约为东北印度植茶总面积的88%。为增强对外竞争力，1903年印度通过茶税法，初每磅征收出口税四分之一派哀（一派哀合中国 3文余），所征茶税用于对外宣传推广之费用。除手续税外，全部交由总督任命的印度茶税委员会负责掌握。此委员会由20人组成，即：本加商会3名，马得拉斯商会1名，印度茶业协会7名，由总督任命的有关官员和团体9名。茶税委员会创办以来，经费充裕，1906年至1907年3月，收入30475万留13安（一留合中国6毫，一安合4分），加上上年余额共有经费504394留8安余。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奖励茶叶输出及登广告、开设茶样陈列室、派人调查茶业等费用。印度奖励、宣传茶业不遗余力，仅1907年用于奖励绿茶输出资金为55097留6安余，与锡兰在北美联合登茶业广告180525留15安，单独登广告 84226留14安余，用于欧洲广告费21553留2安，在英国所设“反对输入茶税同盟会”活动费2000镑，专用于扩张美国销路费用264700多留。这些措施对印茶生产、销售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印度茶业高度繁荣。首先表现为植茶区域“日久推广”，产量大增(24)。1913年印度茶园面积增至610104英亩，每英亩产量增至503.6磅。兹见印度茶业发展趋势简表（面积单位：英亩，产量单位：磅。指数仍以1886年为基准）(25)。
从上表可知，印度植茶面积不断上升。1929年茶地面积比1905年净增260796英亩。与此同时产量也大幅上升，1929年产量比1905年增加约1倍，平均产量也由 419.9磅升到548.9磅，每英亩增产129磅。1913年印度植茶就达610104英亩，由于受191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印度茶业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1919-1920年间植茶面积无多大增加，茶叶生产量及平均产量均有下降。 1925年后得到回升，1929年再次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茶叶生产受到影响，采取限产措施，嗣后不得不缩减生产。除此之外，印度茶业此阶段均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印茶外销量是反映茶业发展的晴雨表。1901年印茶输出18259.4万磅，1903年增至20955.2万磅，1914年出口超过3亿磅。此后基本呈稳中有升趋势，一般出口在3亿磅以上，仅1916年、1920年、1922年不足3亿磅(26)。印度成为世界头号茶叶生产、出口大国，其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50%以上，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茶业王国。
4、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调整时期（1930-1947年）。 20世纪初期的限产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而日本、爪哇则利用此良机拼命发展茶业，造成世界市场茶叶供过于求，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英印茶业受到严重挑战，进入调整时期。
1930年印度、锡兰、荷属印度尼西亚茶商团体签订协议，规定了各国茶叶生产限额。但荷印土人茶园不在限产之列，三国茶叶协议限产失败，世界茶叶市场茶价继续下跌。1933年2月9日三国再次签订《国际茶叶限制输出协定》，有效期5年，规定各自出口限制额度，以 1929—1931年最高产量为标准，规定第一年出口额为标准的85%，次年和第5年约为87.5%，第3年和第4年为82.5%。印度采取1929年标准，限产额为382594779磅，茶叶输出减少。1936年11月18日，三国续订茶叶协定，有效期仍为5年，出口标准额，印度为383242916磅， 1938年出口额为标准的92.5%，次年为90%（后改为 95%），1940年为95%(27)。两次限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印度茶叶生产，但印茶借机进行整顿，世界市场茶叶供给量减少，价格回升。
印度茶园及产量在调整时期发生相应变化，基本呈现稳定状态。1930年茶园面积803532英亩，产茶 391080788磅，1933年茶园增至816024英亩，产量减为 383264115磅。这主要是单产从每英亩485磅减为469磅所至。1938年略有上升，茶地832800英亩，茶园6324个。1939年增长不快，茶地846014英亩，茶园6390个。 1941年，茶园面积达到历史顶峰为835444英亩，嗣年降至766980英亩，1943-1947年各年茶地面积比1942年略有下降，基本保持76万余英亩。由于单产增加，总产相应持续上涨，1947年产量为561759765磅，达历史最高水平(28)。
二、英印茶业经济崛起的影响
英印茶业经济崛起不仅改变了印度传统经济结构，为茶业资本家和殖民当局带来了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茶业及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茶业经济冲击巨大。
1、改变了世界茶业中心原有位置，冲击了亚洲茶业固有格局。1835年前，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植茶的国家只有茶业巨头中国及主要供内销的日本，印度、锡兰、爪哇茶业是近代中期左右才直接从中国引进茶籽、茶苗、技术发展起来的(29)。印度茶业发展后，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后，对中国茶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日本绿茶迅速发展，中国垄断世界茶市的局面彻底被打破。南亚、东亚茶业在世界市场展开激烈角逐，产生了世界茶市的新座次表：印度、锡兰高居一、二名，爪哇第三，中国降为三流茶业国家，仅与日本相仿(30)。
(1)贸易起始阶段（1838-1880年）。1838年前，印度生产的茶叶十分有限，仅处于试制阶段。1852年输出的茶也仅23.2万磅，约为中国茶出口量的五百分之一。 1859年印茶出口突破百万磅，10年后又增长10倍(31)。 1868年印度茶出口量占中国茶外销量7.1%，占世界茶市6.5%，它在英国茶市中的比例由1865年的3%上升到11%。嗣后增长较快，1875出口量超过2560万磅，2年后突破3000万磅，占世界茶市9.7%。印茶在世界茶叶市场地位逐渐上升。1879年输出茶占中国输出茶的 15.79%、世界茶市的14%。尽管印度茶10年来发展很快，出口量大增，但世界茶市的90%左右仍由中国垄断。
(2)贸易发展阶段（1881-1890年）。此时期印度茶输出大增，在世界茶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动摇了中国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兹见19世纪80-90年代印度、中国茶叶输出数量及占世界茶市份额表（单位：千磅）(32)。
上表显示，1881年印度茶占世界茶叶市场比例只有 12.27%，而到1887年增为18.09%，1890年更达到 31.20%，增长了1.5倍多。
(3)贸易鼎盛时期（1891-1929年）。此阶段印度茶业全速发展，出口量迭创新高，进入外销全盛时期。兹见印度、中国茶叶输出量及占世界茶叶市场比例（单位：千磅） (33)。
1891年印茶输出占世界总销量23.07%，而中国茶则从绝对优势退居不足一半。嗣后印茶外销量不断增加，中国茶外销量不断减少。综观20世纪前半期，印茶出口量不断攀升，占世界茶叶比重均在30%以上。相反，中国茶在印茶激烈竞争下出口量迅速萎缩，1903年仅占世界茶叶出口总量的33.09%，1921年又减至8.79%，是年其输出量及比例分别比30年前减少4倍和5.7倍，已经丧失世界一流茶叶大国的地位。1900年印度茶叶输出总量首次超过中国，1917年锡兰、1918年爪哇茶叶外销量又分别超过中国，中国屈居世界茶叶输出量第4位，仅与日本相仿。至此世界茶叶中心呈现多元化，由中国一国垄断变成地位不等的5个中心。
(4)贸易调整时期（1930-1947年）。192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茶叶滞销，价格大跌，印度、锡兰、爪哇等国采取限产措施，输出量有所减少，但并不影响业已形成的世界茶市整体格局。兹见1930-1939年印度、中国茶叶输出数量及中国茶占印度茶比例表(34)（见下页）。
20世纪30年代后，印茶外销基本进入稳定时期。 1932年输出稍高，但由于限产，其他年份输出稳定在3亿多磅，40年代有所回升，其中两年年出口超过4亿磅，占世界茶市比例稳定在39%左右，1947年提高到 53.55%。1930年，中国茶输出仅占世界茶市10%左右， 1932年后均在9%以下。由于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茶区沦陷，交通阻塞，1939年中国茶仅出口4973.1万磅，占世界茶市比重为5.66%，失去了茶业大国的资格。抗战后期，外销基本断绝，中国茶几乎从世界茶叶市场消失。
2、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印度茶业“其栽培之法，时时参用最新之学理，制法时时改用新式之机器”(35)，完全采取大机器生产、资本主义大庄园，实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贸易制度，使印度茶业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对世界茶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各国争相仿效印度茶业生产方式、种植和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及贸易方式。
1930-1939年印度、中国茶叶输出数量及中国茶占印度茶比例表（单位：千磅）
日本较早派人到印度考察学习及仿效，成效显著。 1885年日本首次使用揉茶机，到19世纪末日益向茶业机械化过渡，所用采茶机比手工采茶提高工效6倍。进入 20世纪，日本茶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70%以上使用机器生产(36)，成为迅速崛起的茶业大国。资本主义种植方式，则以三井财团在台湾的经营为典型。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占地1318甲，1916-1917年三井合名会社在台湾新竹的茶田有2434甲，1928年建立了大工场。20世纪 20-30年代，“庞大的茶的产业渐渐的形成……台湾茶业进入了高度的发展”(37)茶业机械普遍替代了手工制茶(38)。爪哇茶业发展较迟，它利用后发优势，较快地实现了机械化，其“制茶工厂多为新式，机器完备，设有电灯”(39)。苏联茶业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各茶区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大多是用机器”(40)。
中国同样深受影响，但对印度茶业技术革命的认识相当缓慢：(1)从盲目自尊到不得不正视现实。中国是世界茶业鼻祖，长期在世界茶市中占绝对优势，国人皆沉醉在“中国茶的香味为最好”的迷梦中(41)，讥笑印度茶“茶性甚浓”，只能运销英国一地，但“英人多不喜，惟于中国茶中，稍搀印度之茶而已”(42)，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甚至印度人对茶树“加意照料，这在中国的种茶人看来，即使不是可笑的，至少也是多余的”(43)。印度茶业崛起的客观现实使国人大吃一惊，先觉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突变，认为：“外洋产茶之地印度为多，价贱茶好，西商咸舍远图近，争贩印茶，年盛一年”，感到是一种莫大威胁，故发出“印茶争胜则茶业将无后望矣”之强烈警告(44)。介绍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国茶业的文章不断增多，人们日益具，有一种危机感，主张改良茶业以挽回颓势。《申报》等许多，报纸不断宣传机器制茶的优点，刊登售茶机器广告。
(2)着力培养人才，设立茶业试验场及讲习所。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命郑世璜率团奔赴印锡考察茶业，回国后著成《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一书，主张采用机器制茶，并在南京钟山、青龙山仿印度新式种茶、制茶方法建立江南植茶公所。1909年湖北成立茶业讲习所，赣、湘、皖等地先后成立了茶业试验场，翌年四川灌县创办通省茶业讲习所。1916年湖南茶业讲习所成立，1918年安徽设立屯溪茶务讲习所，1923年云南也设立了讲习所。这些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人才，并成为日后茶业学校或大学茶叶系的骨干(45)。
(3)建立了一批近代化机器茶厂。19世纪后半期，面对中国茶业的衰落，机器制茶被视为灵丹妙药，张之洞、刘坤一、刘铭传等大员均是积极主张和推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茶业逐渐向机械化过渡(46)。最早采用机器的厂家是汉口的俄商砖茶厂。华商迅速跟进，主要有4个机器茶厂，即：1898年的两湖茶叶公司，1909年的振利茶砖总公司、两湖振兴茶务公司，1906年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华商砖茶厂兴商公司。福州是华商设立机器制茶厂最早的地区。1874年中国买办在福州开办了第一家砖茶厂，翌年增为5家，他们“购入英国机械设厂制造，大获厚利，一时再办三厂”(47)。1891年成立了福州机器焙茶厂。1897年福州成立福建焙茶公司，该厂机械化程度较高，规模较大，实行种植、制造一体化。1910年华商购买俄商砖茶厂改设致和茶厂。浙江于1893年成立温州焙茶公司，翌年又成立一焙茶公司。1898年温州茶厂仿一筛茶机，制成滚茶小机器，其工序“虽亦略仿英京式样，然仍多用人工为之”(48)。浙江裕成茶栈及福州茶厂也从国外购进机器。其他如四川雅安的川藏茶叶公司、上海的恒丰茶栈、江西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等，都采用了机器制茶。
总体而言，中国设立的机器茶厂很少，规模不大，设备陈旧，同时存在大量手工劳动，至于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式茶园更是凤毛麟角。故到解放前中国茶叶手工生产仍占茶值的90%以上(49)。但兴办机械茶厂代表了茶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的进步，当然这是印度茶业“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的结果。
3、冲击了中国茶叶固有市场。世界茶叶消费市场以英国、美国、俄国、澳洲、加拿大等国为主，尤其是英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年进口与复出口茶叶在百万担以上。印茶首先与中国茶激烈争夺英国市场。英国则千方百计驱逐中国茶，扶持印茶进入本国市场。印茶以英国市场为据点，得手后再向世界其他市场极力扩张。
(1)英国市场。印茶很长时间以英国为主市场，而英国市场又是英国专门为印锡茶提供的一块“禁脔”。因为印度“茶园及制造业，大半系英国之资本”(50)，印度茶实质上就是英国茶。英国市场也曾是中国茶主市场，最多时一年出口英国超过百万担，销量占中国茶出口总量的70%以上，1868年为70.26%，1874年仍占62.61%。这就决定了这场争夺战的持久性、激烈性和重要性。
1865年印锡茶（锡兰茶到19世纪80年代才发展起来，嗣后销往英国）在英国茶市中的比例仅3%，中国茶占97%。1869年印锡茶已提高到10%，1878年增至 23%，中国茶退至77%；1881年印锡茶占30%，中国茶占 70%；到1886年印锡茶已达41%，中国茶退至59%(51)，几乎平分秋色。兹见1887-1897年印度、锡兰、中国茶叶比例表（注：以三国总量来计算）(52)。
1890年起印锡二国输英茶已超过中国茶，3年后印锡茶是中国茶的3倍，1897年印锡茶完全垄断了英国市场，中国茶微不足道。进入20世纪后，中国茶更是苟延残喘，1911年印度茶占57.5%，锡兰茶占30.25%，合计为 87.75%，中国茶只有5%，还不如爪哇茶7.25%多。翌年印度茶占56%，锡兰茶占31.75%，合计仍为87.75%，中国茶退至3.5%。1913年印度茶为56.5%，锡兰茶为 30.0%，印锡茶合计为86.5%，中国茶只有3.25%(53)。从此以后印锡茶基本占80%以上，中国茶仅有5%左右。1917年后中国茶输英除1925-1927年过10万担外，余均不足此数，1914-1916年印茶输英每年为1.8亿磅左右。 1927-1931年间印茶输英平均在2.9亿磅以上，印锡茶占英国茶市比例为82-84%左右，1931年最低也有 80.25%，而中国茶1927年仅为2.5%，其余几年均不足2%(54)。显然，中国茶几乎完全丧失英国市场，昔日的垄断地位被印锡茶夺去。
(2)美国市场。印茶在英国市场地位得到巩固后，极力向美国市场渗透扩张。它十分注重推销之术，如包装，“无论至美国何处，皆可于杂货店购得同号同种之茶，购取既便，饮之成癖”(55)。印度以小罐装茶，一磅一罐，售卖便利，“美人初为便利计，试购装置灵便之茶”，长此以往“美人之嗜好逐渐更变”，最终专爱“装于小罐中之茶味矣”。印茶销路愈来愈广，中国茶市场很大部分被挤占(56)。最终印茶几乎成为红茶代名词，“中国茶三字已为稽古之字”(57)。
美国是中国茶第二大市场。1860年中国茶输美为 30558949磅，占美国茶市96.41%，1863年占97.12%，是年以降至19世纪末均在50%以上。印茶虽有输入，但数量不多，重要性还不如日本茶。1900年印锡、爪哇等输入美国之茶仅8612568磅，占美国茶市10.15%，1901年印锡入美茶7800155磅，比例为8.69%，日本占39.76%，中国占51.55%。翌年印锡比例已占11.67%，1903年输美量比2年前增加近2倍，嗣后输美量及所占比例稳步上升，1908年已近2000万磅，比例增为21.15%。表明印锡茶已在美国站稳了脚根，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受印锡、爪哇、日本茶的扩张及美国对中国茶入口限制的影响，是年中国茶输美只有27293278磅，在美国茶市中的比例减为28.99%，比1860年减少3倍多(58)。1914年印锡茶已占美国茶市三分之一，翌年突降至19.3%，但 1916年旋即恢复至32.7%，除191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比例仅为15.9%外，1917年略低，为27.2%。一战结束以后，印锡茶输美更见迅速，1920-1924年平均比例为 38.2%，1925年更高达45.1%，而中国茶比例则平均只有 17.21%(59)，1930年后更不足10%。
(3)其他市场。印茶在其他市场也与中国茶展开激烈争夺，只不过这种竞争来得稍迟一些。1867年澳洲从中国购买全部茶叶，1905年澳大利亚所销茶叶中中国茶份额不足2%，几为印锡所夺占。1913年印锡输往该地的茶叶约28759担，翌年增为244662担。加拿大市场，印锡茶也有较大之输出，每年为10万多担。俄国市场是印锡茶争夺的又一市场。俄国是中国茶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市场，但印锡茶已占很大比例。19世纪末“俄国有好几家大型商号在科伦坡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采购锡兰茶，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国出口俄国的功夫茶从5000万磅下降至 3150万磅，而俄国从锡兰进口的红茶则从150万磅上升至960万磅”，且“今日人民嗜好变迁，多以印茶为重要饮料”(60)。如果不计中国出口的茶砖数量，俄国市场上的印锡茶实际是中国出口茶的1-2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后，中国茶受多种因素影响迅速丧失俄国市场，印锡茶却乘隙而入。兹见1928-1933年印度、锡兰、中国茶输俄数量及其比例表（单位：吨）(61)
可见印锡茶成为俄国市场仅次于中国茶的第二大茶叶来源，平均比例约占30%。如果除去砖茶量，印锡茶几乎与中国茶旗鼓相当。至此，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没有一处不受到印锡茶的有力挑战。这是中国茶输出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62)。
印锡茶对中国本部进行倾销。印锡茶不但在国际市场与中国茶进行激烈争夺，且倒灌于中国市场，使业已衰落的中国茶业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一是输入茶叶。1911年为108担，1912年入口多达16400余担，增长152倍 (63)。1913-1916年均为125421.75担，1917年减为81249担。以后有所减少，但仍有数万担。1921年、1922年较少，分别只有603担、687担(64)。1927年印茶输入中国为 3547294磅（每133.3磅合1担），1928年是2217磅， 1929年1824磅，1930年3110磅，1931年1165799磅 (65)。外国茶入口对中国茶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表面上进口茶仅供外侨消费，但中国“各界招待外宾之时，或自相饮宴时，亦饮舶来茶叶为荣”(66)，几不知有中国茶之事。美国使馆人员安利得“旅行乘中国铁路，欲求华茶为饮，车僮答曰：‘车上所备者，仅有西伦（即锡兰）茶而已’”。他倒是提了个好建议，认为中国茶要复兴，“最好先使中国茶叶在中国畅销”(67)。
二是输入茶末。俄商在汉口、福州、九江制造砖茶需大量茶末，清政府规定茶末入口制砖茶复出口可免税，这就为印锡茶末入口提供了极大便利(68)。茶末入口始于19世纪后期，1907年，科伦坡输出商推测有900万磅（折合为67516.879担）无税茶末、碎茶输往汉口制造砖茶(69)，似乎估计不高，据报道， 1911年汉口就输入锡兰无税茶末10余万担制造砖茶 (70)。既然如此，俄商在砖茶制造、贸易中更占主动地位，而中国商人则限于财力、运输等因素，生产、贸易更加困难，只好收买价格昂贵且加税之茶末做砖茶。
三是侵入康藏市场。西藏人民“嗜饮茶，以平日皆食牛肉，不饮则腹胀也”，四川、云南所产边茶大量运销西藏。历代统治阶级对茶叶销藏非常重视，实行专卖，以利丰裕国家财源，加强政治上统驭。英国为达侵略西藏之目的，企图以印茶倾销西藏，驱逐边茶。1904年英国武装侵入西藏，印茶随之侵入。由于不合藏民口味，印茶打不开销路。但英国不甘心，专门派专家入藏调查，力仿中国边茶，通过“大减其值，少于华茶三倍”进行廉价倾销，并通过赠送茶叶、无息贷款、迟付货款等手段扩展营业，加上运输便捷，印茶终于占了上风，“印茶渐销，内地茶渐减矣”(71)，中国边茶“竟有江河日下之势”，1918年边茶销量仍有800万斤，1938年锐减至400万斤(72)。
总之，英属印度茶业走过了起源、发展、鼎盛、稳定4个阶段。英印茶业在种植、采制、贸易诸方面与世界茶业鼻祖中国的区别，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生产、经营管理、贸易方式与落后的小农经济体制之间的根本不同。英印茶业经济的崛起对世界茶业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确立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茶业新格局，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茶业经济，加速了中国茶业的衰败。
注释：
①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广泛影响，早在清末已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关注，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开始散见于《申报》、《农学报》、《商务官报》等报刊中。较有系统的研究始自20世纪初，尤以郑世璜、吴觉农等人亲赴印度考察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印度锡兰之茶业》等调查报告，才引起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代表性的成果有吴觉农撰写的《印度锡兰之茶业》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专刊，1936年4月版）、《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浙江建设月刊》第10卷第8期，1937年2月）、《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与胡浩川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国茶业问题》（与范和钧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此外，有耐庵的《印度之茶业》 （载《农商公报》第71期）、程天绶的《印度锡兰茶业概况与华茶之竞争》（载《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6期）、俞海清的《印度茶叶生产及其贸易状况》（载《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6期）、吴仁润的《印度之茶业》（载《贸易月刊》 1942年4月号）等。程启坤等主编《世界茶业10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也涉及到印度茶业发展问题。
②吴仁润：《印度之茶业》，《贸易月刊》1942年4月号，第 27页。
③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01-202页。
④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17页。
⑤陶德臣：《英使马戛尔尼与茶》，《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⑥⑩(12)(1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6、1187、1187、1186页。
⑦《论印度植茶缘起并中国宜整顿茶务》，《时务报》第 59册，1898年闰3月11日。
⑧程天绶：《印度锡兰茶业概况与华茶之竞争》，《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6期，第2页。
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395页。
(11)《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参考消息》2002年3月25日副刊《谁偷走了我们的茶叶？》，内容与之相同。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183页。
(15)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7页。
(16)《印度茶业情形》，译自《日本报》，载《时务报》第25册， 1897年4月初1日。
(17)《申报》1872年4月23日。
(18)(23)吴仁润：《印度之茶业》，《贸易月刊》1942年4月号，第28页。
(19)俞海清：《印度茶叶生产及其贸易状况》，《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6期。该文献1886年至1910年据日本农会《关于茶业调查》第八章第三节，1911年至1914年据日本农务局第三十七号《茶业要览》第三章第二节，其他年份据权威“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第六十卷第三号第285页之数字改写。经本人核算，这些数据与J. Thomas & Company PVT. LTD: Tea Statisties(1988)基本相同。
(20)《申报》1879年闰3月初7日。
(21)《申报》1883年6月初10日。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81页。
(24)章乃炜译：《印度茶》，《商务官报》第9册，1908年。
(25)吴觉农：《印度锡兰之茶业》（续），《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2期，第82页。
(26)（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译本，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印，第119页。
(27)吴仁润：《印度之茶业》，《贸易月刊》1942年4月号，第 29页。
(28)参见程启坤等主编：《世界茶叶100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29)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南亚茶业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经济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历史时期中印茶业经济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30)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中国茶叶外销百年史》，《茶业通报》2004年第2期。
(3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0页。
(32)据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9页及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81页（计算）。
(33)据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第169-172页制成。
(34)（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译本，第119页。
(35)杨志洵译：《英国茶市》，见《商务官报》第33册，1909年。
(36)《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8页。
(37)沙金惠著、于德清译：《台湾茶叶》，《农业通讯》第1卷第6期，第14页。
(38)陶德臣：《日据时期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
(39)《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第35页。
(40)《中俄茶叶贸易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苏俄评论》第5卷第1期，第200页。
(41)(4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第1212页及《农业通讯》第1卷第6期，第14页。
(42)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卷十七《商务四·茶叶》。
(44)《丝茶两业有无转机说》，《申报》1877年闰3月初7日。
(45)陶德臣：《中国近现代茶学教育的诞生和发展》，《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46)陶德臣：《张之洞对近代中国茶业的贡献》，《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4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第1580-1581页。
(48)《申报》1889年3月13日。
(49)参见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9章，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
(50)杨志洵译：《英国茶市》，参见《商务官报》第33册，1909年。
(51)China Maritime Customs, Tea, 1888, P118.
(52)杞庐主人：《时务通考续编》卷十七《商务五·茶叶比较》。
(53)谢恩隆：《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农商公报》第13期。
(54)《英国之茶输出入及其市况》，《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 12期，第8页。
(55)《报告美国茶业及华茶情形》，《农商公报》第24期，第 32页。
(56)《申报》1916年8月6日。
(57)《农商公报》第24期，第36页。
(58)《华茶销美的新展望》，《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3期，第33-35页。
(59)《申报》1926年11月27日。
(60)《世界茶业之概况》，《农商公报》第15期，第13页。
(61)驻赤塔领事馆：《华茶在苏联国内市场上所占之地位》，《外交部公报》第7卷第5期，第54-55页。
(62)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3)《拟改良徽州茶业意见书》，《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2期。
(64)《印度锡兰茶务之发展与华茶之关系》，《中外经济周刊》第28号，第22页。
(65)徐方干：《近五年外茶入华数量》，《中华农学会报》第 117期。
(66)余焕：《中国茶业之衰落及其原因之探讨》，《经济评论》第3卷第4期，第3页。
(6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7页。
(68)陶德臣：《简析中国近代三大砖茶中心》，《福建茶叶》 1993年第4期；《论中国砖茶的生产与贸易》，《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
(69)杨荫杭：《印度锡兰之红茶末》，《商务官报》第15册， 1908年。
(70)《拟改良徽州茶业意见书》，《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2期。
(71)徐柯：《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西藏茶务》，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72)杨逸农：《中印茶叶藏销问题》，《中农月刊》第3卷第5期，第16-1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7期
【原文出处】《安徽史学》(合肥)2007年3期第5～12,44页
【英文标题】British Indian tea industry rise abruptly and its influence
TAO De-chen
(Engineeri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Corp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 Nanjing 210007, China)
【作者简介】陶德臣，解放军理工大学工程兵工程学院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07）
| 【内容提要】 | 印度是当今世界主要产茶和茶叶出口大国。100多年前，为了打破中国茶叶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牟取厚利，英国殖民当局从中国全面输入茶籽、茶苗、茶工、种制技术，大力发展印度茶业。经几十年努力，一跃成为世界主要茶叶生产和出口地区，对世界茶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India is leading nation in tea industry and trade. Over one hundred years ago, to break the monopoly of Chinese tea for world tea market, seek thick advantage, British colonial the authorities develop Indian tea trade vigorously from Chinese all-sidedly input tea seed, tea sprout, tea worker and kind system technology. By tens of years, effort becomes world major tea production and export area very quickly, as world tea trade has produced profound influence. |
一、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四个发展阶段
1、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起始时期（1833-1872年前）。印度很早就从中国输入茶叶，但植茶时间较迟。1662年曼德尔斯罗在《东印度纪游》中提到印度人饮茶之风“已很普遍”②，然无植茶记载。1780年，欧洲人始提倡在印度植茶，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船主从广州运少量茶籽到加尔各答，总督哈斯丁斯与军官凯特成为印度植茶的首创者。但茶植在花园中，仅起观赏作用。实际提倡者为英国自然科学家班克斯，1788年他主张从中国引进茶籽种植，并写成介绍中国种茶法小册子，指出哈尔、兰普尔、库祺比哈尔最宜种茶。他的计划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垄断政策相抵触，无法实现。18世纪90年代初，东印度公司开始考虑引进中国茶树植于印度。培林对使华的马戛尔尼推心置腹地说：“茶之数量及价值均极大，此物如能在印度本公司领土内种植，至惬下怀，此事吾人极力祈君注意”③。马戛尔尼心领神会，到中国后千方百计搜集茶籽茶苗，并说：“吾与公等同作此想，此种植物如生长于吾人领土之若干处而不仰给于中国境内，繁茂而完备，实合吾心愿”④。1793年，英国几个科学家随马戛尔尼使华，从中国采买茶籽，寄往加尔各答，种于皇家植物园⑤。此时印度尚无真正意义上的茶业。1833年，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被取消，英国加紧在印度植茶，开始了茶业的起始阶段。总督本廷克“上书政府，首倡其议，英国从其言，遂选英人及印度人十三名为委员”⑥，加紧研讨中国茶“可否带至印度试种”⑦。1835年，该会秘书戈登潜入中国茶区，设法偷购到大量武夷茶籽，分3批运往加尔各答，同时聘到四川雅州茶师赴印度传习栽茶制茶方法。
戈登第一次运回的茶籽于1835年种于加尔各答，共育出幼苗4.2万株。后分别移栽于上阿萨姆省2万株，喜马拉雅山的古门和台拉屯2万株，南印度的尼尔吉利山 0.2万株。除这4.2万株分配给各国营茶园外，还有0.9万株分配给170个私人植茶者。这些茶苗“以播于喜马拉雅山一带者，成绩甚佳，播与尼尔盖利山者几尽枯死，播于阿萨姆者，亦多数失败”⑧。英印并未放弃努力，而是继续引进茶种、植茶技术，并加紧研究，“在各处尽心栽种，以敌中国独行之买卖”⑨的既定方针指导下，同时开始试制茶叶，终获成功。
1836年，英印在“阿朔昔州（即阿萨姆省）先建数所茶苗埔，并开小制场”。中国茶师利用塔克区土生茶树嫩芽试制样茶成功，还将5箱样茶运往加尔各答。1837年英印已“暂通制造焙炼诸法”，又遣人往“中国福建厦门购种种之，渐及东北诸州”。1838年，东印度公司收到12小箱计480磅精心制作的茶叶，引起轰动，“一致认为如再细心操作，将会证明阿萨姆茶叶即使不能超过中国，也会与中国相等”，从而大大刺激了英印政府的植茶狂热。英印1839年已生产95箱茶叶，但毕竟数量极为有限，为此英印专门成立负责发展茶叶的阿萨姆公司，不断引进茶籽，配合阿萨姆土种进行试验⑩。
19世纪40-50年代印茶在引种基础上实现了某些改良。1848年，茶叶经济间谍福顿潜入中国内地，偷购大批优良茶苗茶籽。12月15日，他写信给英印总督，得意洋洋地说：“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并雇到了8名中国制茶工。 1850-1851年间，福顿向加尔各答运去20余万株茶苗及大批茶籽，培育成新茶树1.2万株，植于喜马拉雅山茶园。此外，福顿还窃取了大量茶叶情报，完全掌握了中国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11)。至此茶树已“渐东北诸州” (12)。由于没有考虑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别，对中国“制茶物件及各项制法，一一仿照”，造成“未谙种制之法，以致出产无多，且货色不佳，所值亦为有限，是以亏本甚巨耳”(13)。1853年，阿萨姆经理威林生大力提倡减少3-4月的采摘量，印度茶业经济才走上正常发展轨道。
19世纪50-70年代初，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阿萨姆种也日益代替中国茶种。植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家。印度茶产稳步增长，逐渐成为一项重要产业。1852年，印茶输往英国23.2万磅，1859年突破百万磅大关。1863年又比4年前增加1倍多，1871年印茶输英1535.16万磅，比20年前增长660倍。至1869年，“印度茶之名竞嗓于世”，“试行以来，著有成效，所收茶品，颇不逊于中华”(14)。
2、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发展时期（1872-1900年）。印度茶业自19世纪70年代始，逐渐向机械化过渡，引发一场技术革命。1872年，杰克逊第一次制成揉茶机并在阿萨姆茶业公司的希利卡茶园中装置使用，以此为起点，机器制茶很快代替手工劳动。1877年另一茶场主沙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一部西洛钩式焙炒机，以热气焙炒取代炭炉炒茶，他的工厂也由7名工人的小厂发展到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工厂。80年代后这两种机器得到改进： 1887年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进一步提高为快压卷机，据说“统治市场达二十年之久”。戴维德逊的焙炒机，发展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其他茶机也不断出现(15)。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茶叶“咸用大机器制造”(16)。
茶业机械化推动了茶园不断扩大。由于“印度业茶者财源日盛，年甚一年”(17)，茶业有利可图，植茶公司纷纷成立，“为数日盛一日”，它们“彼此竞争，各不相下”。为此， 1881年在加尔各答成立了印度茶业协会，并在阿萨姆、大吉岭、伦敦进行公司整顿，此举使印度茶业经营“进入一普遍化，系统化，及单纯化之时期，嗣后任何茶业事业上之改革提倡，朝令夕行，绝无阻滞，宜乎印茶发展之速也”(18)。协会成立利于茶业发展。从1886-1900年印度茶叶种植面积及产量，可概见茶业发展情况(19)（面积单位：英亩，产量单位：磅）。
年代 1886年 1889年 1892年 1895年 1898年 1900年 面积 298219 333701 374869 415717 501680 522487 指数 100 111.89 125.70 139.40 168.23 175.20 产量 82452812 107042875 121994274 143407827 157475400 197460664 指数 100 132.27 147.96 173.93 190.99 239.48 亩产 276.5 320.8 325.4 345 313.9 377.9 指数 100 116 117.7 124.8 113.5 136.7 |
上表可知，19世纪后半期印度种茶面积迅速增加。仅14年时间，茶园面积从不足30万英亩发展到50余万亩，指数增长了75.2，每英亩增产约100磅，总产量增加更明显，1900年的茶产量几乎是14年前的2.5倍。
茶业机械化的完成大大刺激了茶叶出口。1879年，“中国上等之茶止当印度第二等，次等则（当）第三等”，这时“印度之茶实已高出中国之上”(20)。市场得到开拓，“买者争先恐后，不胜踊跃”(21)，茶叶输出量急剧增加。1872年，印茶出口仅2000多万磅，1890年则突破亿万磅，增长4倍。嗣后出口量除1893年不足1.1亿磅外，均在1.1亿至1.2亿磅间，1900年接近2亿磅，达19231万磅。不到30年，印茶出口量净增约1.7亿磅，累进增长约7倍(22)。
3、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鼎盛时期（1901-1929年）。这阶段英印茶业继续向前发展，植茶面积扩大，产量不断增多，大规模的资本主义茶场及股份制茶厂占据绝对优势，茶业所有环节完全采用经过改良的机械，生产率大为提高。这表明英印茶业进入鼎盛时期。
此20余年，英印茶业迈入“科学时代”。1900年，加尔各答原茶业协业成立科学部，专门研究茶叶生产制作。科学部在阿萨姆省设立试验站，1911年迁至托克雷附近的托格拉，成为著名试验场。1909年南印度马德拉斯邦的加罗尔也设立了科学站。科学站“专负责品种改良、产制、改进等事项，其对印度茶业之贡献，至为重大”(23)，为印茶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印度协调了国内茶业组织者之关系，采取措施，鼓励出口。印度茶业协会创办伊始，加入该协会茶园总面积为 10.3万英亩，1926年增至523840英亩，约为东北印度植茶总面积的88%。为增强对外竞争力，1903年印度通过茶税法，初每磅征收出口税四分之一派哀（一派哀合中国 3文余），所征茶税用于对外宣传推广之费用。除手续税外，全部交由总督任命的印度茶税委员会负责掌握。此委员会由20人组成，即：本加商会3名，马得拉斯商会1名，印度茶业协会7名，由总督任命的有关官员和团体9名。茶税委员会创办以来，经费充裕，1906年至1907年3月，收入30475万留13安（一留合中国6毫，一安合4分），加上上年余额共有经费504394留8安余。这些经费主要用于奖励茶叶输出及登广告、开设茶样陈列室、派人调查茶业等费用。印度奖励、宣传茶业不遗余力，仅1907年用于奖励绿茶输出资金为55097留6安余，与锡兰在北美联合登茶业广告180525留15安，单独登广告 84226留14安余，用于欧洲广告费21553留2安，在英国所设“反对输入茶税同盟会”活动费2000镑，专用于扩张美国销路费用264700多留。这些措施对印茶生产、销售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印度茶业高度繁荣。首先表现为植茶区域“日久推广”，产量大增(24)。1913年印度茶园面积增至610104英亩，每英亩产量增至503.6磅。兹见印度茶业发展趋势简表（面积单位：英亩，产量单位：磅。指数仍以1886年为基准）(25)。
年代 1905年 1910年 1915年 1920年 1929年 面积 528004 563449 631300 700850 788800 指数 177.52 188.98 211.69 235.01 264.72 产量 221712407 264927592 372298500 344890040 432998000 指数 268.89 321.27 451.53 418.29 526.31 亩产 419.9 470.2 589.7 492.1 548.9 指数 151.9 170.1 213.3 178.0 198.5 |
从上表可知，印度植茶面积不断上升。1929年茶地面积比1905年净增260796英亩。与此同时产量也大幅上升，1929年产量比1905年增加约1倍，平均产量也由 419.9磅升到548.9磅，每英亩增产129磅。1913年印度植茶就达610104英亩，由于受1919年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印度茶业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1919-1920年间植茶面积无多大增加，茶叶生产量及平均产量均有下降。 1925年后得到回升，1929年再次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冲击，茶叶生产受到影响，采取限产措施，嗣后不得不缩减生产。除此之外，印度茶业此阶段均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印茶外销量是反映茶业发展的晴雨表。1901年印茶输出18259.4万磅，1903年增至20955.2万磅，1914年出口超过3亿磅。此后基本呈稳中有升趋势，一般出口在3亿磅以上，仅1916年、1920年、1922年不足3亿磅(26)。印度成为世界头号茶叶生产、出口大国，其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50%以上，成了名符其实的世界茶业王国。
4、英属印度茶业经济的调整时期（1930-1947年）。 20世纪初期的限产活动，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而日本、爪哇则利用此良机拼命发展茶业，造成世界市场茶叶供过于求，加上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英印茶业受到严重挑战，进入调整时期。
1930年印度、锡兰、荷属印度尼西亚茶商团体签订协议，规定了各国茶叶生产限额。但荷印土人茶园不在限产之列，三国茶叶协议限产失败，世界茶叶市场茶价继续下跌。1933年2月9日三国再次签订《国际茶叶限制输出协定》，有效期5年，规定各自出口限制额度，以 1929—1931年最高产量为标准，规定第一年出口额为标准的85%，次年和第5年约为87.5%，第3年和第4年为82.5%。印度采取1929年标准，限产额为382594779磅，茶叶输出减少。1936年11月18日，三国续订茶叶协定，有效期仍为5年，出口标准额，印度为383242916磅， 1938年出口额为标准的92.5%，次年为90%（后改为 95%），1940年为95%(27)。两次限产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印度茶叶生产，但印茶借机进行整顿，世界市场茶叶供给量减少，价格回升。
印度茶园及产量在调整时期发生相应变化，基本呈现稳定状态。1930年茶园面积803532英亩，产茶 391080788磅，1933年茶园增至816024英亩，产量减为 383264115磅。这主要是单产从每英亩485磅减为469磅所至。1938年略有上升，茶地832800英亩，茶园6324个。1939年增长不快，茶地846014英亩，茶园6390个。 1941年，茶园面积达到历史顶峰为835444英亩，嗣年降至766980英亩，1943-1947年各年茶地面积比1942年略有下降，基本保持76万余英亩。由于单产增加，总产相应持续上涨，1947年产量为561759765磅，达历史最高水平(28)。
二、英印茶业经济崛起的影响
英印茶业经济崛起不仅改变了印度传统经济结构，为茶业资本家和殖民当局带来了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茶业及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茶业经济冲击巨大。
1、改变了世界茶业中心原有位置，冲击了亚洲茶业固有格局。1835年前，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植茶的国家只有茶业巨头中国及主要供内销的日本，印度、锡兰、爪哇茶业是近代中期左右才直接从中国引进茶籽、茶苗、技术发展起来的(29)。印度茶业发展后，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后，对中国茶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加之日本绿茶迅速发展，中国垄断世界茶市的局面彻底被打破。南亚、东亚茶业在世界市场展开激烈角逐，产生了世界茶市的新座次表：印度、锡兰高居一、二名，爪哇第三，中国降为三流茶业国家，仅与日本相仿(30)。
(1)贸易起始阶段（1838-1880年）。1838年前，印度生产的茶叶十分有限，仅处于试制阶段。1852年输出的茶也仅23.2万磅，约为中国茶出口量的五百分之一。 1859年印茶出口突破百万磅，10年后又增长10倍(31)。 1868年印度茶出口量占中国茶外销量7.1%，占世界茶市6.5%，它在英国茶市中的比例由1865年的3%上升到11%。嗣后增长较快，1875出口量超过2560万磅，2年后突破3000万磅，占世界茶市9.7%。印茶在世界茶叶市场地位逐渐上升。1879年输出茶占中国输出茶的 15.79%、世界茶市的14%。尽管印度茶10年来发展很快，出口量大增，但世界茶市的90%左右仍由中国垄断。
(2)贸易发展阶段（1881-1890年）。此时期印度茶输出大增，在世界茶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动摇了中国茶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兹见19世纪80-90年代印度、中国茶叶输出数量及占世界茶市份额表（单位：千磅）(32)。
年代 1881年 1884年 1887年 1890年 印度茶输出量 45250 60500 78500 100685 印度茶比例 12.27% 16.21% 18.09% 31.20% 中国茶输出量 284996 268829 287070 222054 中国茶比例 77.29% 72.04% 66.14% 68.80% 世界茶输出总量 368730 373165 434018 322739 |
上表显示，1881年印度茶占世界茶叶市场比例只有 12.27%，而到1887年增为18.09%，1890年更达到 31.20%，增长了1.5倍多。
(3)贸易鼎盛时期（1891-1929年）。此阶段印度茶业全速发展，出口量迭创新高，进入外销全盛时期。兹见印度、中国茶叶输出量及占世界茶叶市场比例（单位：千磅） (33)。
年代 1891年 1897年 1903年 1909年 1915年 1921年 1927年 1929年 印度茶销量 108028 150433 209552 250521 340433 317567 367387 382595 印度茶比例 23.07% 27.75% 31.00% 33.64% 34.95% 48.65% 39.63% 38.67% 中国茶销量 233337 204288 223670 199792 237646 57377 116290 126364 中国茶比例 49.8% 37.68% 33.09% 26.83% 24.40% 8.79% 12.55% 12.77% 世界总销量 468265 542111 675958 744738 974032 652698 926977 989393 |
1891年印茶输出占世界总销量23.07%，而中国茶则从绝对优势退居不足一半。嗣后印茶外销量不断增加，中国茶外销量不断减少。综观20世纪前半期，印茶出口量不断攀升，占世界茶叶比重均在30%以上。相反，中国茶在印茶激烈竞争下出口量迅速萎缩，1903年仅占世界茶叶出口总量的33.09%，1921年又减至8.79%，是年其输出量及比例分别比30年前减少4倍和5.7倍，已经丧失世界一流茶叶大国的地位。1900年印度茶叶输出总量首次超过中国，1917年锡兰、1918年爪哇茶叶外销量又分别超过中国，中国屈居世界茶叶输出量第4位，仅与日本相仿。至此世界茶叶中心呈现多元化，由中国一国垄断变成地位不等的5个中心。
(4)贸易调整时期（1930-1947年）。1929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世界茶叶滞销，价格大跌，印度、锡兰、爪哇等国采取限产措施，输出量有所减少，但并不影响业已形成的世界茶市整体格局。兹见1930-1939年印度、中国茶叶输出数量及中国茶占印度茶比例表(34)（见下页）。
20世纪30年代后，印茶外销基本进入稳定时期。 1932年输出稍高，但由于限产，其他年份输出稳定在3亿多磅，40年代有所回升，其中两年年出口超过4亿磅，占世界茶市比例稳定在39%左右，1947年提高到 53.55%。1930年，中国茶输出仅占世界茶市10%左右， 1932年后均在9%以下。由于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茶区沦陷，交通阻塞，1939年中国茶仅出口4973.1万磅，占世界茶市比重为5.66%，失去了茶业大国的资格。抗战后期，外销基本断绝，中国茶几乎从世界茶叶市场消失。
2、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印度茶业“其栽培之法，时时参用最新之学理，制法时时改用新式之机器”(35)，完全采取大机器生产、资本主义大庄园，实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贸易制度，使印度茶业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对世界茶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各国争相仿效印度茶业生产方式、种植和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及贸易方式。
1930-1939年印度、中国茶叶输出数量及中国茶占印度茶比例表（单位：千磅）
年代 1930年 1932年 1935年 1937年 1940年 1942年 1947年 印度茶输出量 362094 385395 324833 330506 350070 329612 406305 中国茶输出量 93540 87141 84085 89634 76042 176 23320 中国茶占印度茶比例 25.83% 22.61% 25.89% 27.12% 21.72% 0.05% 5.74% |
日本较早派人到印度考察学习及仿效，成效显著。 1885年日本首次使用揉茶机，到19世纪末日益向茶业机械化过渡，所用采茶机比手工采茶提高工效6倍。进入 20世纪，日本茶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70%以上使用机器生产(36)，成为迅速崛起的茶业大国。资本主义种植方式，则以三井财团在台湾的经营为典型。台湾拓殖制茶株式会社占地1318甲，1916-1917年三井合名会社在台湾新竹的茶田有2434甲，1928年建立了大工场。20世纪 20-30年代，“庞大的茶的产业渐渐的形成……台湾茶业进入了高度的发展”(37)茶业机械普遍替代了手工制茶(38)。爪哇茶业发展较迟，它利用后发优势，较快地实现了机械化，其“制茶工厂多为新式，机器完备，设有电灯”(39)。苏联茶业也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各茶区除了很少数的例外，大多是用机器”(40)。
中国同样深受影响，但对印度茶业技术革命的认识相当缓慢：(1)从盲目自尊到不得不正视现实。中国是世界茶业鼻祖，长期在世界茶市中占绝对优势，国人皆沉醉在“中国茶的香味为最好”的迷梦中(41)，讥笑印度茶“茶性甚浓”，只能运销英国一地，但“英人多不喜，惟于中国茶中，稍搀印度之茶而已”(42)，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甚至印度人对茶树“加意照料，这在中国的种茶人看来，即使不是可笑的，至少也是多余的”(43)。印度茶业崛起的客观现实使国人大吃一惊，先觉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突变，认为：“外洋产茶之地印度为多，价贱茶好，西商咸舍远图近，争贩印茶，年盛一年”，感到是一种莫大威胁，故发出“印茶争胜则茶业将无后望矣”之强烈警告(44)。介绍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国茶业的文章不断增多，人们日益具，有一种危机感，主张改良茶业以挽回颓势。《申报》等许多，报纸不断宣传机器制茶的优点，刊登售茶机器广告。
(2)着力培养人才，设立茶业试验场及讲习所。1905年两江总督周馥命郑世璜率团奔赴印锡考察茶业，回国后著成《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一书，主张采用机器制茶，并在南京钟山、青龙山仿印度新式种茶、制茶方法建立江南植茶公所。1909年湖北成立茶业讲习所，赣、湘、皖等地先后成立了茶业试验场，翌年四川灌县创办通省茶业讲习所。1916年湖南茶业讲习所成立，1918年安徽设立屯溪茶务讲习所，1923年云南也设立了讲习所。这些讲习所培养了一批人才，并成为日后茶业学校或大学茶叶系的骨干(45)。
(3)建立了一批近代化机器茶厂。19世纪后半期，面对中国茶业的衰落，机器制茶被视为灵丹妙药，张之洞、刘坤一、刘铭传等大员均是积极主张和推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中国茶业逐渐向机械化过渡(46)。最早采用机器的厂家是汉口的俄商砖茶厂。华商迅速跟进，主要有4个机器茶厂，即：1898年的两湖茶叶公司，1909年的振利茶砖总公司、两湖振兴茶务公司，1906年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华商砖茶厂兴商公司。福州是华商设立机器制茶厂最早的地区。1874年中国买办在福州开办了第一家砖茶厂，翌年增为5家，他们“购入英国机械设厂制造，大获厚利，一时再办三厂”(47)。1891年成立了福州机器焙茶厂。1897年福州成立福建焙茶公司，该厂机械化程度较高，规模较大，实行种植、制造一体化。1910年华商购买俄商砖茶厂改设致和茶厂。浙江于1893年成立温州焙茶公司，翌年又成立一焙茶公司。1898年温州茶厂仿一筛茶机，制成滚茶小机器，其工序“虽亦略仿英京式样，然仍多用人工为之”(48)。浙江裕成茶栈及福州茶厂也从国外购进机器。其他如四川雅安的川藏茶叶公司、上海的恒丰茶栈、江西的宁茶振植有限公司等，都采用了机器制茶。
总体而言，中国设立的机器茶厂很少，规模不大，设备陈旧，同时存在大量手工劳动，至于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式茶园更是凤毛麟角。故到解放前中国茶叶手工生产仍占茶值的90%以上(49)。但兴办机械茶厂代表了茶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历史的进步，当然这是印度茶业“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的结果。
3、冲击了中国茶叶固有市场。世界茶叶消费市场以英国、美国、俄国、澳洲、加拿大等国为主，尤其是英国是世界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年进口与复出口茶叶在百万担以上。印茶首先与中国茶激烈争夺英国市场。英国则千方百计驱逐中国茶，扶持印茶进入本国市场。印茶以英国市场为据点，得手后再向世界其他市场极力扩张。
(1)英国市场。印茶很长时间以英国为主市场，而英国市场又是英国专门为印锡茶提供的一块“禁脔”。因为印度“茶园及制造业，大半系英国之资本”(50)，印度茶实质上就是英国茶。英国市场也曾是中国茶主市场，最多时一年出口英国超过百万担，销量占中国茶出口总量的70%以上，1868年为70.26%，1874年仍占62.61%。这就决定了这场争夺战的持久性、激烈性和重要性。
1865年印锡茶（锡兰茶到19世纪80年代才发展起来，嗣后销往英国）在英国茶市中的比例仅3%，中国茶占97%。1869年印锡茶已提高到10%，1878年增至 23%，中国茶退至77%；1881年印锡茶占30%，中国茶占 70%；到1886年印锡茶已达41%，中国茶退至59%(51)，几乎平分秋色。兹见1887-1897年印度、锡兰、中国茶叶比例表（注：以三国总量来计算）(52)。
年代 1887年 1890年 1893年 1897年 印度茶比例 35.49% 47.5% 47.33% 49.61% 锡兰茶比例 3.90% 15.20% 28.67% 36.82% 印锡茶之和 39.41% 40.02% 76.00% 86.43% 中国茶比例 60.59% 39.98% 24.00% 13.57% |
1890年起印锡二国输英茶已超过中国茶，3年后印锡茶是中国茶的3倍，1897年印锡茶完全垄断了英国市场，中国茶微不足道。进入20世纪后，中国茶更是苟延残喘，1911年印度茶占57.5%，锡兰茶占30.25%，合计为 87.75%，中国茶只有5%，还不如爪哇茶7.25%多。翌年印度茶占56%，锡兰茶占31.75%，合计仍为87.75%，中国茶退至3.5%。1913年印度茶为56.5%，锡兰茶为 30.0%，印锡茶合计为86.5%，中国茶只有3.25%(53)。从此以后印锡茶基本占80%以上，中国茶仅有5%左右。1917年后中国茶输英除1925-1927年过10万担外，余均不足此数，1914-1916年印茶输英每年为1.8亿磅左右。 1927-1931年间印茶输英平均在2.9亿磅以上，印锡茶占英国茶市比例为82-84%左右，1931年最低也有 80.25%，而中国茶1927年仅为2.5%，其余几年均不足2%(54)。显然，中国茶几乎完全丧失英国市场，昔日的垄断地位被印锡茶夺去。
(2)美国市场。印茶在英国市场地位得到巩固后，极力向美国市场渗透扩张。它十分注重推销之术，如包装，“无论至美国何处，皆可于杂货店购得同号同种之茶，购取既便，饮之成癖”(55)。印度以小罐装茶，一磅一罐，售卖便利，“美人初为便利计，试购装置灵便之茶”，长此以往“美人之嗜好逐渐更变”，最终专爱“装于小罐中之茶味矣”。印茶销路愈来愈广，中国茶市场很大部分被挤占(56)。最终印茶几乎成为红茶代名词，“中国茶三字已为稽古之字”(57)。
美国是中国茶第二大市场。1860年中国茶输美为 30558949磅，占美国茶市96.41%，1863年占97.12%，是年以降至19世纪末均在50%以上。印茶虽有输入，但数量不多，重要性还不如日本茶。1900年印锡、爪哇等输入美国之茶仅8612568磅，占美国茶市10.15%，1901年印锡入美茶7800155磅，比例为8.69%，日本占39.76%，中国占51.55%。翌年印锡比例已占11.67%，1903年输美量比2年前增加近2倍，嗣后输美量及所占比例稳步上升，1908年已近2000万磅，比例增为21.15%。表明印锡茶已在美国站稳了脚根，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受印锡、爪哇、日本茶的扩张及美国对中国茶入口限制的影响，是年中国茶输美只有27293278磅，在美国茶市中的比例减为28.99%，比1860年减少3倍多(58)。1914年印锡茶已占美国茶市三分之一，翌年突降至19.3%，但 1916年旋即恢复至32.7%，除1919年受经济危机影响，比例仅为15.9%外，1917年略低，为27.2%。一战结束以后，印锡茶输美更见迅速，1920-1924年平均比例为 38.2%，1925年更高达45.1%，而中国茶比例则平均只有 17.21%(59)，1930年后更不足10%。
(3)其他市场。印茶在其他市场也与中国茶展开激烈争夺，只不过这种竞争来得稍迟一些。1867年澳洲从中国购买全部茶叶，1905年澳大利亚所销茶叶中中国茶份额不足2%，几为印锡所夺占。1913年印锡输往该地的茶叶约28759担，翌年增为244662担。加拿大市场，印锡茶也有较大之输出，每年为10万多担。俄国市场是印锡茶争夺的又一市场。俄国是中国茶19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市场，但印锡茶已占很大比例。19世纪末“俄国有好几家大型商号在科伦坡设立了分支机构，专门采购锡兰茶，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国出口俄国的功夫茶从5000万磅下降至 3150万磅，而俄国从锡兰进口的红茶则从150万磅上升至960万磅”，且“今日人民嗜好变迁，多以印茶为重要饮料”(60)。如果不计中国出口的茶砖数量，俄国市场上的印锡茶实际是中国出口茶的1-2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后，中国茶受多种因素影响迅速丧失俄国市场，印锡茶却乘隙而入。兹见1928-1933年印度、锡兰、中国茶输俄数量及其比例表（单位：吨）(61)
年代 1928年 1929年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印锡茶 1709 8202 8695 4815 5176 不详 比例 28.37% 28.69% 35.89% 23.25% 32.45% 不详 中国茶 3384 18012 10691 11597 5968 5047 比例 56.18 63% 44.1% 59% 37.42% 48.87% |
可见印锡茶成为俄国市场仅次于中国茶的第二大茶叶来源，平均比例约占30%。如果除去砖茶量，印锡茶几乎与中国茶旗鼓相当。至此，中国茶叶在世界市场没有一处不受到印锡茶的有力挑战。这是中国茶输出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62)。
印锡茶对中国本部进行倾销。印锡茶不但在国际市场与中国茶进行激烈争夺，且倒灌于中国市场，使业已衰落的中国茶业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一是输入茶叶。1911年为108担，1912年入口多达16400余担，增长152倍 (63)。1913-1916年均为125421.75担，1917年减为81249担。以后有所减少，但仍有数万担。1921年、1922年较少，分别只有603担、687担(64)。1927年印茶输入中国为 3547294磅（每133.3磅合1担），1928年是2217磅， 1929年1824磅，1930年3110磅，1931年1165799磅 (65)。外国茶入口对中国茶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表面上进口茶仅供外侨消费，但中国“各界招待外宾之时，或自相饮宴时，亦饮舶来茶叶为荣”(66)，几不知有中国茶之事。美国使馆人员安利得“旅行乘中国铁路，欲求华茶为饮，车僮答曰：‘车上所备者，仅有西伦（即锡兰）茶而已’”。他倒是提了个好建议，认为中国茶要复兴，“最好先使中国茶叶在中国畅销”(67)。
二是输入茶末。俄商在汉口、福州、九江制造砖茶需大量茶末，清政府规定茶末入口制砖茶复出口可免税，这就为印锡茶末入口提供了极大便利(68)。茶末入口始于19世纪后期，1907年，科伦坡输出商推测有900万磅（折合为67516.879担）无税茶末、碎茶输往汉口制造砖茶(69)，似乎估计不高，据报道， 1911年汉口就输入锡兰无税茶末10余万担制造砖茶 (70)。既然如此，俄商在砖茶制造、贸易中更占主动地位，而中国商人则限于财力、运输等因素，生产、贸易更加困难，只好收买价格昂贵且加税之茶末做砖茶。
三是侵入康藏市场。西藏人民“嗜饮茶，以平日皆食牛肉，不饮则腹胀也”，四川、云南所产边茶大量运销西藏。历代统治阶级对茶叶销藏非常重视，实行专卖，以利丰裕国家财源，加强政治上统驭。英国为达侵略西藏之目的，企图以印茶倾销西藏，驱逐边茶。1904年英国武装侵入西藏，印茶随之侵入。由于不合藏民口味，印茶打不开销路。但英国不甘心，专门派专家入藏调查，力仿中国边茶，通过“大减其值，少于华茶三倍”进行廉价倾销，并通过赠送茶叶、无息贷款、迟付货款等手段扩展营业，加上运输便捷，印茶终于占了上风，“印茶渐销，内地茶渐减矣”(71)，中国边茶“竟有江河日下之势”，1918年边茶销量仍有800万斤，1938年锐减至400万斤(72)。
总之，英属印度茶业走过了起源、发展、鼎盛、稳定4个阶段。英印茶业在种植、采制、贸易诸方面与世界茶业鼻祖中国的区别，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的科学生产、经营管理、贸易方式与落后的小农经济体制之间的根本不同。英印茶业经济的崛起对世界茶业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确立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茶业新格局，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茶业经济，加速了中国茶业的衰败。
注释：
①印度茶业经济的崛起及其广泛影响，早在清末已引起社会有识之士关注，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开始散见于《申报》、《农学报》、《商务官报》等报刊中。较有系统的研究始自20世纪初，尤以郑世璜、吴觉农等人亲赴印度考察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乙巳考察印锡茶土日记》、《印度锡兰之茶业》等调查报告，才引起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代表性的成果有吴觉农撰写的《印度锡兰之茶业》 （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专刊，1936年4月版）、《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浙江建设月刊》第10卷第8期，1937年2月）、《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与胡浩川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中国茶业问题》（与范和钧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此外，有耐庵的《印度之茶业》 （载《农商公报》第71期）、程天绶的《印度锡兰茶业概况与华茶之竞争》（载《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6期）、俞海清的《印度茶叶生产及其贸易状况》（载《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6期）、吴仁润的《印度之茶业》（载《贸易月刊》 1942年4月号）等。程启坤等主编《世界茶业100年》（上海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也涉及到印度茶业发展问题。
②吴仁润：《印度之茶业》，《贸易月刊》1942年4月号，第 27页。
③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01-202页。
④朱杰勤：《中外关系史译丛》，海洋出版社1984年版，第 217页。
⑤陶德臣：《英使马戛尔尼与茶》，《镇江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⑥⑩(12)(1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6、1187、1187、1186页。
⑦《论印度植茶缘起并中国宜整顿茶务》，《时务报》第 59册，1898年闰3月11日。
⑧程天绶：《印度锡兰茶业概况与华茶之竞争》，《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6期，第2页。
⑨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395页。
(11)《谁偷走了中国的茶叶》，《茶报》2002年第3期。《参考消息》2002年3月25日副刊《谁偷走了我们的茶叶？》，内容与之相同。
(13)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183页。
(15)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7页。
(16)《印度茶业情形》，译自《日本报》，载《时务报》第25册， 1897年4月初1日。
(17)《申报》1872年4月23日。
(18)(23)吴仁润：《印度之茶业》，《贸易月刊》1942年4月号，第28页。
(19)俞海清：《印度茶叶生产及其贸易状况》，《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6期。该文献1886年至1910年据日本农会《关于茶业调查》第八章第三节，1911年至1914年据日本农务局第三十七号《茶业要览》第三章第二节，其他年份据权威“Tea and Coffee Trade Journal”第六十卷第三号第285页之数字改写。经本人核算，这些数据与J. Thomas & Company PVT. LTD: Tea Statisties(1988)基本相同。
(20)《申报》1879年闰3月初7日。
(21)《申报》1883年6月初10日。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81页。
(24)章乃炜译：《印度茶》，《商务官报》第9册，1908年。
(25)吴觉农：《印度锡兰之茶业》（续），《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2期，第82页。
(26)（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译本，中国茶叶研究社1949年印，第119页。
(27)吴仁润：《印度之茶业》，《贸易月刊》1942年4月号，第 29页。
(28)参见程启坤等主编：《世界茶叶100年》，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29)陶德臣：《荷属印度尼西亚茶产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南亚茶业述论》，《农业考古》1996年第4期；《近代日本茶产与市场》，《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中印茶业经济比较研究》，《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历史时期中印茶业经济交流研究》，《饮食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30)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的发展阶段与特点》，《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中国茶叶外销百年史》，《茶业通报》2004年第2期。
(31)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第490页。
(32)据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9页及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81页（计算）。
(33)据吴觉农、范和钧：《中国茶业问题》，第169-172页制成。
(34)（美）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下册，中译本，第119页。
(35)杨志洵译：《英国茶市》，见《商务官报》第33册，1909年。
(36)《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第8页。
(37)沙金惠著、于德清译：《台湾茶叶》，《农业通讯》第1卷第6期，第14页。
(38)陶德臣：《日据时期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光复初期的台湾茶业》，《中国农史》2000年第1期。
(39)《爪哇之茶业》，《中外经济周刊》第49号，第35页。
(40)《中俄茶叶贸易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苏俄评论》第5卷第1期，第200页。
(41)(4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第1212页及《农业通讯》第1卷第6期，第14页。
(42)杞庐主人：《时务通考》卷十七《商务四·茶叶》。
(44)《丝茶两业有无转机说》，《申报》1877年闰3月初7日。
(45)陶德臣：《中国近现代茶学教育的诞生和发展》，《古今农业》2005年第2期。
(46)陶德臣：《张之洞对近代中国茶业的贡献》，《近代中国》第11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4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二），第1580-1581页。
(48)《申报》1889年3月13日。
(49)参见陶德臣、王金水：《中国茶叶商品经济研究》第9章，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版。
(50)杨志洵译：《英国茶市》，参见《商务官报》第33册，1909年。
(51)China Maritime Customs, Tea, 1888, P118.
(52)杞庐主人：《时务通考续编》卷十七《商务五·茶叶比较》。
(53)谢恩隆：《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农商公报》第13期。
(54)《英国之茶输出入及其市况》，《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 12期，第8页。
(55)《报告美国茶业及华茶情形》，《农商公报》第24期，第 32页。
(56)《申报》1916年8月6日。
(57)《农商公报》第24期，第36页。
(58)《华茶销美的新展望》，《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3期，第33-35页。
(59)《申报》1926年11月27日。
(60)《世界茶业之概况》，《农商公报》第15期，第13页。
(61)驻赤塔领事馆：《华茶在苏联国内市场上所占之地位》，《外交部公报》第7卷第5期，第54-55页。
(62)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63)《拟改良徽州茶业意见书》，《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2期。
(64)《印度锡兰茶务之发展与华茶之关系》，《中外经济周刊》第28号，第22页。
(65)徐方干：《近五年外茶入华数量》，《中华农学会报》第 117期。
(66)余焕：《中国茶业之衰落及其原因之探讨》，《经济评论》第3卷第4期，第3页。
(6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37页。
(68)陶德臣：《简析中国近代三大砖茶中心》，《福建茶叶》 1993年第4期；《论中国砖茶的生产与贸易》，《古今农业》1997年第4期。
(69)杨荫杭：《印度锡兰之红茶末》，《商务官报》第15册， 1908年。
(70)《拟改良徽州茶业意见书》，《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2期。
(71)徐柯：《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西藏茶务》，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72)杨逸农：《中印茶叶藏销问题》，《中农月刊》第3卷第5期，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