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李工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1期第63～75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关 键 词】阿尔文·约翰逊/“流亡大学”/流亡科学家
1933至1945年间，纳粹政权在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统治导致了上千名科学家流亡美国，他们中的182名被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创办的“流亡大学”接受。在当时美国一所高校平均只接受不足3名流亡科学家的情况下，“流亡大学”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学术机构。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阿尔文·约翰逊在1933年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做出了创办“流亡大学”的决定？“流亡大学”创办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努力与斗争？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对美国科学、教育事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于这些在当今中国学术界尚无人问津的问题，本人作一初步探讨。
一、“流亡大学”的初期筹划
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希特勒政府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开始在大学校园中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场文化清洗运动立即给德国的大学带来了约500个空位①。纳粹党人对1810年以来德国大学奉行的“科学自由”精神的公开践踏，在西方知识界激起了普遍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一个“拯救知识界的进程”开始了。而在美国，最早做出积极反应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
阿尔文·约翰逊1874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丹麦移民的家庭，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在哥伦比亚、斯坦福、康乃尔等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此期间成为美国知识界“新左派”圈子中的一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与经济学家索尔斯坦·B. 维布伦、维斯利·C. 米切尔，哲学家约翰·杜威，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詹姆斯·H. 鲁滨逊，人类学家弗朗茲·博厄斯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等人共同集资，在纽约西12号大街66号创办了一所名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成人高校。出任院长的阿尔文·约翰逊将“国际谅解”和“社会批评式的启蒙”作为它教学计划的原则，这所学院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成人高校事业发展的开端②。
阿尔文·约翰逊之所以会在1933年最为积极地参与援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与他在20年代就和德国社会科学界有密切交往紧密相关。1924年1月美国对德国实施“道威斯计划”的前夕，约翰逊作为美国经济学界访问团成员第一次来到德国，这使他获得了接触德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通过这些人，他了解到，那些1918年后在德国创立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革新性国民高校，如法兰克福大学、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等，在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是与他在美国主导的那所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追求方向相一致的③。因此，当1927年约翰逊接受他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的委托，主编一套《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时，他很自然地在这些人当中寻找论文的撰写者。六年间，全世界有600多位科学家围绕着这项工作进行了合作，并带来了大量的论文和人事交往。德国科学家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格哈德·科姆、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弗里茨·勒曼以及汉斯·施佩尔等人，提供了数量最多、内容最广泛、质量最高的论文④。
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寄来的论文，部分反映了自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在德国开展的那场热烈的经济理论大讨论中的革新思想，更使约翰逊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中心在德国。30年代初，美国也开展了一场关于如何克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战略讨论，参与其中的约翰逊发现，“美国经济理论界的讨论还远远没有跳出自由放任式的传统经济理论框架，而在德国，这些‘改革派’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相当具体、切实可行的危机克服方案，只不过还没有被在台上执政的统治集团采纳罢了”⑤。因此，1932年10月，约翰逊再度前往德国，求教于这些主张推行积极的“赤字财政”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德国“改革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些德国学者科学工作的政治、理论、方法的基本内容中，他看到了一种重要的开端，能用来突破美国社会科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的开展，使约翰逊为这些德国科学界老朋友们的困境担忧，与此同时，接纳这些人并在纽约创办一所“流亡大学”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开始形成。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纳粹德国《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的第六天，他在给他的密友安格内斯·德·利马的信中谈道：“这些被解聘的德国教授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我将寻求金钱上的资助，使他们中的10位或12位能到这里来，以建立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学’。用它作为‘新学院’的研究生院，不仅能将这所成人高校迅速提升为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能为每一所西方大学所接受。”他后来回顾道，“我是在纽约第五林阴大道的公共汽车上突然产生这个想法的，并赢得了我的老师埃德温·塞利格曼的帮助。”⑥ 在4月24日的信中，他请求塞利格曼“为了从这场文化清洗的废墟中创建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学，必须立即开通以博爱犹太人为方向的美国私人和社会组织的捐助渠道，争取能在两年时间里投入12万美元，为至少15位科学家每年支付4000美元的工资。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工作有联系的人意义重大，许多有名望的德国科学家应该立即来美国”⑦。
在5月13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约翰逊谈到他本人“正在计划创建一所‘流亡大学’”，并表示他“已经有了部分金钱，但还需找到最大的部分”。就在这一信息见报后不久，一位从事炼油业和金融业的犹太富商被约翰逊“创办一所流亡大学”的想法迷住了。这位名叫海勒姆·哈利的犹太富商虽答应提供这笔金钱，但提出暂不公开他姓名的要求。
有了这笔12万美元的创业费，约翰逊开始考虑接受德国科学家的人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尊重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家约瑟夫·A. 熊彼特的意见。熊彼特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是当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中获得最高地位的外国人。自1933年4月以来，熊彼特与不少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有通信来往，这些德国同行想通过他来获得被美国大学接受的门径，因此，阿尔文·约翰逊甚至想邀请他参与整个计划中的援救行动。
然而熊彼特的态度令约翰逊感到十分意外。他向约翰逊表示：他“遵循不参与任何行动的原则，因为这并不属于一位经济学家直接的职业义务”。当约翰逊向他说明，这种援救行动能被理解为反抗纳粹主义时，他反而更固执地坚持这一点：“他并不反对希特勒政府，因为他以前在德国见识过纳粹党人。”他还耿耿于怀地谈到：他之所以“后来求聘于美国哈佛大学，是因为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阻挠他受聘于柏林大学”⑧。事实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维也讷·佐姆巴特领导的右翼保守主义“行动圈子”统治的柏林大学经济系不想要他。熊彼特不仅一再散布这种观点，而且还在40年代撰写、去世后才发表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写道：“他们根据左派的政治倾向来聘用候选人”，以至于“在这种环境中，纳粹主义的实践并不意味着一场如此之大的决裂，也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伤害，不像外国观察家们所期待的那样。希特勒的上台，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但也同样带来了拯救”⑨。正是由于熊彼特的阻挠，哈佛大学在整个援救行动中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德国流亡科学家。
尽管熊彼特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毫不掩饰，但在参与接受人选的意见方面仍然进行了合作。在他为约翰逊提供的名单中，不仅有卡尔·曼海姆、汉斯·施佩尔这样的社会学家，更有埃米尔·雷德勒、阿道夫·勒韦、雅可布·马夏克、格哈德·科姆、汉斯·奈塞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并承认“这些经济学家在德国是最优秀和最有创造性的”，尤其是雷德勒，被他称之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之一”⑩。这种选择与约翰逊对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所作的个人评价完全一致，因为这些人物尽管大多还很年轻，但已在美国科学界和“新政”人士圈子里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名声。
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歧与合作
1933年5月初，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德国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11)。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不仅有包括阿尔文·约翰逊在内的一批美国教育和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也有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代表。
5月23日，“紧急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正是自4月7日以来约翰逊独自一人在研究的问题。与会代表在这点上达成一致：“应在美国大学体制内部为那些遭到解聘的德国教授寻找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在找到可供支配的岗位后，委员会应在岗位的寻求与空位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应给予那些年龄在35至55岁的科学家以优先权，因为这些人本身还有‘产出年’，而且已经证明是优秀的。”根据这一标准，“紧急委员会”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公布了一份“必须给予援助的600多名德国学者的名单”，他们都是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追踪政策所尊重的人物(12)。
早在1928年，为了能在西欧科学家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洛克菲勒基金会便在巴黎设立了办公室，它不仅收集有关欧洲科学，尤其是德国大学的详细情报，而且表现出对促进德国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兴趣(13)。1929至1933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德国科学界总共投入了400万美元，其中有83万美元投向了德国的社会科学界(14)，许多德国的社会科学家都曾得到过它的资助：例如，在被基金会奉为“现代经济研究的麦加”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有专门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并对整个世界经济走向进行预测的阿道夫·勒韦、汉斯·奈塞尔、格哈德·科姆等人；在海德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欧洲普遍经济发展条件研究的阿尔弗雷德·韦伯、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等人；在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普鲁士农业改革及其对地方和全国物价影响问题研究的卡尔·勃兰特；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同样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的欧根·阿特舒尔以及他的研究小组。基金会的这类资助并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同时也涉及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例如，在法兰克福大学，它资助了由卡尔·曼海姆主持下的社会学研究；在科隆大学，它资助了由汉斯·克尔森和埃里希·胡拉领导下的国际法研究所的工作，而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它资助了汉斯·施佩尔和汉斯·西蒙斯领导下的社会学研究项目(15)。
所有这些重要人物在1933年5月不仅都出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那份600多人的名单上，而且也出现在约翰逊与熊彼特草拟的那份名单上。也就是说，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挑中并打算援救的是同一批德国社会科学家。尽管如此，两者的动机却并不相同，它们援救政策上的分歧源于一种原则上的区别。
首先，这种区别涉及对纳粹运动本质的认识问题。约翰逊不相信这个时代的德国只代表了纳粹党人一时的误入歧途，更不相信这会很快地成为过去，他认为，“只要有纳粹政权存在，对知识难民的援救就必须作为长期的事情来坚持，为他们在美国找到长期固定岗位是完全必要的。”(16) 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纳粹主义的过度行动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而对知识难民的长期资助措施和计划是多余的。”(17)
其次，这种区别还涉及对这些德国科学家的认识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所以资助这些德国科学家，是因为它相信，这些科学家追求的正是它所感兴趣的“现代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方向，而德国的社会科学界过去一直被“古老的哲学方法所统治”，因此，它试图在德国大学体制内部促进这些以经验性研究为方向的“少数派”(18)。而在约翰逊看来，这些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视为“美国主义者”而挑中的人，实际上仍在坚持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理念，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政治上承担了义务。与其说他们是接近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学术倾向的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的，不如说他们是接近那个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具有积极进步精神的美国能动主义“少数派”的。“这些德国科学家在引入经验性方法的同时，也与杜威、维布伦、比尔德、鲁宾逊等人一样，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伦理学上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希望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德国。”(19) 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反映在两者关于援救德国科学家的目标上。约翰逊想获得这批人并在美国保持他们的欧洲本质特点，因为他相信，“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急需欧洲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解毒剂，来反对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实用主义。”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如果这些德国科学家最后真的来到美国，便要按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方针来改造他们。”而这个主流，正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逊以及他的“新学院”加以拒绝的(20)。
最后，对美国普遍蔓延的孤立主义情绪做出的不同反应，直接导致了两者在安置流亡科学家具体政策上的区别。自20年代末以来，由于孤立主义的强烈影响，美国高校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尤其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美国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警惕“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的呼声四起。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特别在美国246所正规高校中，整个教师队伍的近10％，即2600多人被解聘的情况下，有犹太血统的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被不少美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21)。这种情绪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相当强烈的表达。
事实上，就连作为美国犹太人基金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没有完全摆脱反犹主义情绪的影响。纽约总部社会科学部代表艾伦·克雷格甚至表达过这种担忧：“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德国是多么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而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当如此之多的犹太人被安置在美国大学里时，我们很可能是在以一种失控的规模，在美国造就完全同样的非自由主义倾向。”(22)
然而这些社会科学家恰恰是4月以来最早被德国大学扫地出门的人，也是在1933年以前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如果不援救他们，将意味着过去在德国投入的金钱“被扔到了窗外”；如果接受他们，又意味着对美国大学当时实行的反犹限额体制的一种挑战。面对这种令人棘手的局面，基金会董事会做出了决定：“既然我们曾经为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化’提供过金钱，现在就必须考虑如何挽救这笔投资。”“如果驱逐这批科学家后，在德国就不再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考虑将他们安置在西欧诸国，万不得已之时，也可考虑让这些科学家难民进一步的‘美国化’，但在接受他们时，应遵循这个原则：将他们分散到美国各地。”(23) 因此，基金会援救工作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将这些德国科学家安置在西欧诸国上的，而在美国的安置工作中，也一直坚持“每所大学接受的流亡学者一般不超过3人”的分散原则。像约翰逊那样，将一个德国社会科学家的核心集团集中于一所“流亡大学”中的做法，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愿看到的，因为它担心这些欧洲人在美国仍然是‘欧洲化’的。
在约翰逊看来，这所“流亡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接受数量更多的德国科学家，而且能真正继续那种在德国已被扫除掉的批评式的社会研究传统，并能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尽管不少“朋友”对他的计划表示反对，认定“这样一个将犹太人迁居到美国大学中的计划不会有哪怕最小的成功前景”，嘲笑他“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劣质的”(24)。但约翰逊坚定地表示，这些人的特点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就是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的野蛮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这不仅是作为与那些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科学家们保持团结一致的行动来设想的，而且也是要告诉孤立主义公众：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成为一个难民国家，只会使美国成为质量水平最高的国际研究中心！”(25)
尽管有这些原则上的分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仍然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宣布了它的计划：“基金会将为紧急委员会从任何别的来源中筹集到的每一美元追加它的一美元。同时，基金会将为所有科学领域设立一笔总额达14万美元的‘特殊研究援助基金’，其中5万美元用于社会科学，这笔钱供紧急委员会自由支配。”(26) 虽然“紧急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行动，但由于约翰逊是“紧急委员会”中的重要一员，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政策对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也仍然有效。这样，在已获得最初的创业资金的情况下，又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出的“提供一半工资”的保证，约翰逊招聘被驱逐的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作为美国科学界最早的援救行动，终于在1933年6月初开始了。
三、对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阿尔文·约翰逊选择德国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作为他招聘工作的开端，用他的话说：“我挑选埃米尔·雷德勒作为我的教授集团的领导人，是因为他最深刻地打有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烙印，而又绝不是马克斯·韦伯奴隶般的追随者。”(27)
自20年代初以来，埃米尔·雷德勒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外围知识分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1932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转聘到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后，他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讨论政治和战略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几乎都曾为约翰逊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提供过论文，并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也是被熊彼特推荐到优先者名单上的人。由于“他们大多有犹太血统，因而受到《重设公职人员法》的直接震动”(28)。若找到了雷德勒，应能得知这些人的下落。因此，约翰逊委派他的助手埃德温·米姆斯于1933年6月初前往柏林(29)。
米姆斯的柏林之行并不成功，因为雷德勒已于1933年2月以“合法身份”离开了德国。他当时应国联劳动局主任的邀请，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会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移居了伦敦，并在2月底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海因里希·曼等人一起出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由言论”大会上。(30) 幸运的是，米姆斯在柏林意外地遇到了正在雷德勒家中避难的朋友汉斯·施陶丁格尔，并根据他所提供的新地址赶往伦敦，向雷德勒说明了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31)。雷德勒随即前往纽约与约翰逊本人面谈，并达成了一致。雷德勒决定谢绝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聘任，加入“流亡大学”的队伍。随后，两人又在熊彼特提供的优先者名单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有关潜在合作者的大名单，并于6月底返回伦敦，准备与这些人进行聘用性质的洽谈。
这份大名单上的人物在获悉阿尔文·约翰逊或其它外国机构的努力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尤其是其中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他们与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学派”同行相反，在国际科学界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接触与联系，也并不清楚美国的“新政”人士圈子早就在关注他们的事实。由于得不到熊彼特的帮助，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中的头一批人已逃离德国。最早流亡出境的是前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统计部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他于4月3日逃往瑞士日内瓦，在“新学院”的邀请书转到他手中之前，已接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提供的一个教授岗位(32)。海德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也于5月初逃往法国巴黎。这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现代数理经济学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一个设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岗位，因而也未能在此时加盟“流亡大学”。(33)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卡尔·曼海姆于4月流亡伦敦。当约翰逊与他会面并向他发出邀请时，这位“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却提出：“新学院”应办成一所由他的社会思想主导的学院。但约翰逊更想要的是一批“团体赛的成员”，不能只有一位像曼海姆这种声望的科学家。因此，曼海姆没有前往纽约，而是接受了伦敦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岗位。约翰逊对这样的拒绝“感到意外”，他后来回顾道：“我盼望这些德国人能来，呼唤他们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而他们却非常挑剔，但我并不气馁。”(34)
到1933年7月初，约翰逊只获得了雷德勒，还必须找到名单上其他人的逗留地点，招聘他们并安排他们渡海。但由于雷德勒不愿返回德国，约翰逊又不具备必要的德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雷德勒想起了他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时的助手、精力充沛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此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没有犹太血统，既能自由出入德国，又无人身安全上的担忧，因此决定委托他担任信使，代表“新学院”在德国与其他人选进行洽谈。
经施佩尔在德国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到9月初，这所“流亡大学”招聘到它最初的教授队伍，其核心成员由经济学家组成：除埃米尔·雷德勒外，有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卡尔·勃兰特，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金融学家格哈德·科姆，柯尼斯堡大学的经济理论家阿图尔·费勒尔，汉堡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以及柏林社会教育研究所的女劳动学家弗莉达·温德尔里希。此外，还有其它专业的专家，如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家赫尔曼·康托洛维茨，法兰克福大学劳动学院的社会学家卡尔·迈尔，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科隆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萨罗蒙以及音乐学家恩斯特·冯·霍尔波斯特尔。而形态心理学的奠基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马克斯·韦特海默尔由于“国会纵火案”的影响，已于3月初流亡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在布拉格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于9月前往纽约的(35)。
1933年10月1日，这所已拥有12名教授的“流亡大学”，带着它可观的公众注意力，开始了秋季学期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但约翰逊的招聘行动并未停止，在此后的一年中，又一批欧洲社会科学家来到“流亡大学”，他们当中除来自意大利卡克利阿里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阿斯科利外，其余都是德国社会科学家。这些人当中，除科隆大学的企业管理学家弗里茨·勒曼和莱比锡大学的经济法专家鲁道夫·利陶尔外，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阿道夫·勒韦的弟子、国民经济学家艾马尔·阿尔弗雷德·克勒尔。为逃离德国，克勒尔试图弄到一份去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却遭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拒绝，其理由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只是个锁匠。在这种情况下，勒韦果断地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他推荐到了“流亡大学”(36)。
在这轮招聘中，约翰逊特别希望得到在政治上采取过积极行动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家型的学者的实践经验不仅能对政治领域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而且能促进具有现实意义的危机讨论并能巩固“流亡大学”的政策基础。经雷德勒推荐，三位具有非凡的政治经历的学者来到了“流亡大学”。
宪法学家、公共财政管理专家阿诺尔德·布雷希特曾担任过德国内政部宪法司司长。1932年6月，这位民主党人曾在国家最高法庭上代表普鲁士邦政府与巴本作过坚决的斗争，并在1933年2月联邦议院的斗争中公开抵制过希特勒(37)。政治学家汉斯·西蒙斯是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奠基人，曾担任该院院长达10年之久。布吕宁政府时期，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还担任过两年普鲁士下西里西亚省省长。这两人都是在1933年7月14日纳粹党成为全国惟一合法政党后，因“政治上不可靠”而于8月30日被解除公职的(38)。经济理论家汉斯·施陶丁格尔曾担任过普鲁士商业部长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巴本上台后，于1932年6月移民比利时，但仍以外国人的身份在汉堡领导“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活动。1933年4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6周后，在比利时政府的干预下出狱，但释放的条件是：他必须在6周之内离开德国，并不得与他的任何社会主义朋友联系，否则其他青年社会主义者将被关进集中营。由于不能返回汉堡，他一直在柏林雷德勒的家中避难(39)。这三人都在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立即前往纽约。
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纳粹文化清洗运动在更广的空间里进行，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新一轮科学家难民潮从欧陆涌向美国。此时被“流亡大学”接受的有：现象学的奠基人、维也纳大学的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许茨，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家、前维也纳副市长恩斯特·卡尔·温特尔，马德里大学的政治学家、前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罗马大学的社会学家尼洛·利瓦伊，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哲学家兼外交家、前埃伯特总统办公厅主任库尔特·里泽勒，柏林犹太学研究所的政治哲学家莱奥·施特劳斯，科隆大学的科学哲学家、胡塞尔的弟子费利克斯·考夫曼以及国际法专家埃里希·胡拉(40)。此外，早先流亡海外的科隆大学的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离开了伦敦大学，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离开了牛津大学，基尔大学的经济学家汉斯·奈塞尔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三人也先后加盟“流亡大学”。
在欧战爆发前，约翰逊已为这所“流亡大学”召集了一支由30名流亡科学家组成的专门从事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研究的教授队伍，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德国人，而且是一批德国社会科学界的精英人物。作为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们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和多元主义理想。他们认识到，这场“纳粹革命”必然会有系统地拆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他们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在纳粹德国不再有他们的未来。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所“流亡大学”绝不只是一个临时避难所，更重要的是，它还向他们提供了在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意义上继续工作的可能性。正是在这里，魏玛共和国的理想得以继续存活。
四、欧陆沦陷后的拯救行动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尤其是随着1940年4月德军突袭丹麦、挪威，5月闪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欧洲知识难民问题以更为灾难性的方式尖锐化了。阿尔文·约翰逊从纳粹对欧洲的一场全面胜利的前景出发，认为“欧洲的智力工作和科学研究将会完全陷于瘫痪，美国将会在下一个5年、甚至是10年或20年中成为能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科学精神的惟一国家。”(41) 因此，他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拯救行动。
1940年5月26日，约翰逊向“紧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立即接受200名欧洲科学家的《联合拯救行动》的建议书，提出：“应立即从英国接受100名、从法国接受75名、从欧洲其他国家接受25名教授来美国。”同时，他还极力劝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们相信：“美国只有当它想做的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帮助。而迄今为止，美国各高校只安置了不过400多名科学家，这才刚刚达到美国高校接受能力的1％。由此可见，所有那些关于大学人员泛滥的不吉利的传闻都是谎言，至少还应该加倍地接受流亡学者！”(42)
欧战的爆发也使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对欧洲局势产生了怀疑：“从前景上看，美国将会很快成为躲避纳粹军队的大量欧洲科学家的惟一避难所，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卷入战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43) 这种怀疑很快就被1940年4月以来的欧洲危局所证实。在这场欧洲文明的崩溃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看到了促进美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又一次良机，而且“这些欧洲科学家大多没有犹太血统，与那些德国科学家相比，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环境。通过一种接受上的分散方式，他们能在不受公众注目的情况下，分析最近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美国的未来决策提供最紧迫的帮助”(44)。因此，6月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研究接受欧洲各国科学家的新方案。
然而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此时并未消退，“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于6月5日告知洛克菲勒基金会：“必须清楚这一点，大学目前还尚未改变它们对难民的态度，而且几乎不愿在值得一提的范围内参与性地承担基金会的行动。只有阿尔文·约翰逊支持这个方案，他本人就是在这类方向上工作的，最近，他还特别提交了新建议，并指出：应毫不犹豫地将数量不限的欧洲社会科学家，至少100人接到新学院来，只要他能得到必要的资金推动此事。”(45)
在法国沦亡，英国岌岌可危的局势下，阿尔文·约翰逊这位66岁的老人，仿佛突然间成了“惟一真正能以必不可少的进取心和创新性来考虑欧洲知识难民问题的人”，而且在具体的接受工作上，“他能比紧急委员会的达根先生更具有优势”(46)。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着手考虑约翰逊的建议。7月22日，基金会主席雷蒙德·B. 福斯迪克批准了与约翰逊之间达成的《共同紧急方案》。但在这个方案中，由于经费上的原因，约翰逊提出的那个接受200人的计划被削减为100人，这100人中还包括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前安置在西欧各国的60多名德国流亡科学家(47)。8月19日，头一批，即17位欧洲科学家前往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旅费得到了批准，他们当中有1933年4月流亡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基尔学派”首领、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48)。
在《共同紧急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却一直对约翰逊的援救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这个方案：新来的科学家最大限度只应受聘2年，而约翰逊在接受新来者时却并未宣布对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临时性的聘用，那么“他会将适合于‘流亡大学’扩展计划的大量科学家长期留下来吗？从‘流亡大学’迄今为止的历史看来，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它现已发展到50名固定成员的教授集团中，只有卡尔·勃兰特一人离开了它。而‘流亡大学’的新计划宣布：以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被安置在一个新设立的‘世界经济研究所’里，它将依照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模式来建立，并继续它自20年代以来的工作。由于‘基尔学派’原有成员已几乎尽数集中在‘流亡大学’，尤其是勒韦的到来，使约翰逊现在拥有了最为重要的人物，因此，这个新计划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49)。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危险：“两年后，它很可能要长期对拥有150名成员以及一年多达几十万美元债务的‘流亡大学’负责”(50)。而他们是不愿看到众多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一个中心的现象的，因此总是不间断地询问约翰逊：“在此期间，流亡大学已经解救了多少新来的科学家？”约翰逊最后极不情愿地解释道：“他并不打算让他的流亡大学完全立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先生们。”(51) 为此，他经过艰难的努力，终于在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会、杜克烟草公司、纽约犹太人基金会、古根海默基金会、利塔内尔基金会、“美国犹太劳工总会”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那里找到了新的捐助者。这些机构分别为“流亡大学”提供了1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其中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会提供了40万美元，杜克烟草公司提供了25万美元，纽约基金会提供了23万美元(52)。
后来的事实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担忧是多余的。由于英国并未沦陷，《共同紧急方案》挑选出来的100名欧洲科学家中只聘到89名，其中37名安置在其它国家，52名到了美国。这52名中，有34名安置在“新学院”，3名去了哥伦比亚大学，2名去了耶鲁大学，2名去了国家经济研究局，2名去了布鲁金斯研究所，其余9名去了9所美国的新大学。在新学院接受的这34名科学家中，只有经济学家勒韦一人被很快聘到正教授岗位上，其余的33名中，有17名在2年后被安置到其他美国高校。3名法国科学家因获得了“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额资助，而放弃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2年内的一半工资，即每年2000美元的资助。因此，两年期限结束后，只有13名科学家还在1940年《共同紧急方案》的框架内，他们的一半工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担到1945年6月1日(53)。到此时为止，洛克菲勒基金会总共为接受欧洲各国流亡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即54万美元，投向了约翰逊创办的这所“流亡大学”(54)。
然而，与约翰逊独自采取的援救行动相比，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个《共同紧急方案》只具有较小的意义。事实上，早在这家基金会将那个接纳200人的计划减少为100人时，约翰逊就准备自己来实施一个“新百人计划”了。为了在德军彻底征服整个西欧大陆并封锁所有逃亡道路之前救出如此之多的欧洲科学家，约翰逊加入了由法国独立社会党人保罗·哈根于1940年6月在纽约成立的“新开端组织美国局理事会”，并通过“新学院”派往马赛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为“流亡大学”建立了一条通往欧洲的直接联系热线(55)。
利用这条重要通道，在1940年8月至1941年5月的短短几个月内，“流亡大学”就另外接受了100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后又接受了18名，从而超额完成了它的“新百人计划”。这样，从1933年6月到1945年5月，通过“流亡大学”得到拯救的欧洲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总数达到了182名。他们当中有71名德意志人，23名奥地利人，21名法兰西人，16名俄罗斯人，13名意大利人，10名波兰人，7名匈牙利人，7名捷克斯洛伐克人，5名比利时人，4名西班牙人，3名瑞士人，1名巴勒斯坦人，1名阿根廷人。若按所从事的专业分类，他们当中有31名经济学家，19名艺术家，17名政治学家，15名哲学家，14名历史学家与艺术史专家，12名语言文学家，12名法学家，10名社会学家，9名心理学家，9名医学家，8名化学家，7名物理学家，7名音乐学家与戏剧理论家，5名建筑学家，5名数学家与统计学家，2名教育学家(5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此工作到1945年。
在约翰逊领导的这所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惟一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流亡大学”里，这些躲避纳粹政权迫害的欧洲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位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最为可靠的保护人；而约翰逊则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实现“社会研究新学院”梦想的工具。这个由世界上杰出的、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新家乡”里思索着现代文明社会中那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
在1933年，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中“被解聘的教授”的命运是遥远而抽象的，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才具有直接得多的意义。当美国人自己都找不到足够的工作岗位，就更不要说将高校中的岗位让给这些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了，更何况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然而，就在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一种反犹主义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时，“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却构成了一个例外，它不仅用创办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来接纳这些遭受灾难、走投无路的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而且还热情地欢迎他们。
这些被接纳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不仅是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由于他们的科学活动与政治义务之间的联系，才被约翰逊选中的。与约翰逊本人一样，这些德国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应积极研究、探讨政治和社会的改革问题，才能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社会。正是这种自19世纪20年代就发展起来的思想联系，才使约翰逊在1933年4月下定决心要创办这所“流亡大学”。他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德国的残酷政策与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他要在美国保持并发展这种在政治上承担义务的欧洲社会科学传统；他要用这种欧洲传统来改造美国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主流，从而最终达到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目标。
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上，约翰逊创办的这所“流亡大学”获得了成功。与那些被“紧急委员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分散到其它美国高校中的欧洲社会科学家们不同，那些人由于与欧洲大学传统相分离，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初只能从事美国学院式的教学，因而导致了数年间在研究上“几近休克的状态”；而被“流亡大学”接纳的这些欧洲社会科学家，却能在一种相当匀质性的环境中，根据他们所熟悉的方法，继续从事他们的科研与教学，因而发挥出令人难以想像的活力。正因为如此，这所“流亡大学”才迅速地从一所“小小的美国成人高校”一变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它每周举办一次的专题报告会很快成为了世界新思想的讲坛，“美国与欧洲”、“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美国的国家权力”、“社会科学方法论”之类的新主题立即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学中最著名的学者前来参加；它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更是成为了当时惟一的一本汇集西方社会科学界内部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德国的韦伯主义与美国民主主义的工具主义——的科学杂志，并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动力。
到1943年，这所以德国社会科学家为核心的“流亡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世界事务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戏剧与艺术研究所”以及专门从事法兰西文化研究的“自由高等研究所”的欧洲流亡科学家的共同体。“自由高等研究所”由于得到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公开承认，它所授予的美国学位成为在未来获得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中担任最高级职务的凭证。“戏剧与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代表了40年代纽约舞台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并引领了50年代后美国整个舞台艺术的主流。“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最早开启了“法西斯主义理论分析”与“极权主义社会学研究”，从而主导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
“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事务研究所”，由于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学和国际问题专家班子，因而也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流亡大学”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研究上所具有的那种其它美国大学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世界经济研究所”中继承“基尔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构成了“新政”意识形态的“思想库”，他们提出的“增长活力与技术进步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经济计划与凯恩斯主义模式”，为罗斯福“新政”的突破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向华盛顿政府部门输送的大量人才，创立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并为战后德意志西部占领区设计了“货币改革方案”；他们早在40年代提供的“经济计划方案”，也在60年代末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完全运用于改革实践中。
“世界事务研究所”则开启了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国际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涉及“德国军事成功的经济前提”、“纳粹宣传工作”、“德国军备经济的制度框架”、“德国妇女工作研究”、“德国资源分配及工资政策”等这些战时直接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涉及“美国战后对欧洲政策的出发点”、“欧洲战后重建中的德国地位”、“对德国实施占领的政策”、“未来欧洲联邦的宪法草案”、“国际比较中的管理制度研究”、“第三世界与国际公正问题”等这类事关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正是由于“世界事务研究所”以“超越民族界线，为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做广泛思考”为己任，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协调的战后秩序”为目标，才使得这座“构造未来的思想工厂”很快成为了26家美国政府机构的“战略顾问团”，并为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直接提供了行动指南。
总之，在这所“流亡大学”里，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民主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们走到了一起，为他们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当这所“流亡大学”在美国成为继承欧洲社会科学传统的阵地时，当它发挥出对社会进行批评性分析的“战斗中心”的功能时，当它阔步走进美国重点大学的行列时，人们没有忘记，正是阿尔文·约翰逊这位美国民主主义者，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才将这所“流亡大学”创立之初的悲剧变成了人类教育、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场奇遇。
注释：
①从1933年4月到1938年3月，有1800名科学家被逐出大学校园，致使德国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47％，远远超过了平均率，这些学科也成为德国损失最惨重的学科。克里斯蒂安·冯·费尔伯：《德意志大学与高校教师集团的发展，1864—1954》(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K5R602.jpg}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K5R603.jpg}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哥廷根1956年版，第143页。
②阿尔文·约翰逊：《拓荒者的进展，一部自传》(Alvin Johnson, Pioneer' s Progress. An Autobiography)，纽约1952年版，第289页。
③威廉·洛伊希滕贝格：《美国社会的转型》(William Leuchtenber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纽约1959年版，第103页。
④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Claus 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72页。
⑤阿尔文·约翰逊：《经济上的安全与政治上的不安全》(Alvin Johns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纽约1939年版，第134页。
⑥阿尔文·约翰逊：《拓荒者的进展，一部自传》，第340页。
⑦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Ilja Strubar,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K5R603.jpg}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16页。
⑧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88页。
⑨约瑟夫·A.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伦敦1972年版，第1155页。
⑩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4页。
(11)斯蒂芬·达根与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纽约1948年版，第60页。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该组织改名为“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
(12)斯蒂芬·达根与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第16页。
(13)斯蒂芬·达根与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第24页。
(14)《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德国社会科学中活动的报告，1933年6月20日》(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 6. 20. 1933,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1.1，717/7/36。
(15)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1页。
(16)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9页。
(17)《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特殊研究援助基金”的原则性解释，1935年2月15日》(Principled Interpret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for" Special Research Aid Fund" , 2. 15. 1935,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17/38/143。
(18)特蕾西·B. 基特里奇：《“关于1932年德国社会科学条件的报告”，1932年12月15日》(Tracy B. Kittridge,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German Social Sciences in 1932, 12. 15. 1932,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17/59。
(19)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1页。
(20)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0页。
(21)黑尔格·普罗斯：《德意志学者向美国的流亡，1933—1941》(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柏林1955年版，第49页。
(22)《艾伦·克雷格致托马斯·阿普尔盖特，1933年6月13日》(Alan Gregg to Thomas Applegate, 6. 13. 1933,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2，91/754。
(23)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39页。
(24)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30页。
(2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0页。
(26)《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特殊研究援助基金”的原则性解释，1933年5月12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17/38/140。
(27)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3页。
(28)黑尔格·普罗斯：《德意志学者向美国的流亡，1933—1941》，第11页。
(29)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3页。
(30)赖讷·莱帕修斯：《德国与奥地利的社会学，1918—1945》(Rainer Lepsius,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und {K5R605.jpg}sterreich, 1918—1945)，纽约1981年版，第325页。
(31)哈根·舒尔茨：《汉斯·施陶丁格尔，魏玛国家中的经济政策，一位政治官员在德帝国和普鲁士的生活回顾，1889—1934》(Hagen Schulz, Hans Staudinger, Wirtschaftspolitik im Weimarer Staat. Lebenserinnerungen eines politischen Beamten im Reich und in Preuβen 1889 bis 1934)，波恩1982年版，第109页。
(32)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6页。
(33)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5页。
(34)阿尔文，约翰逊：《拓荒者的进展，一部自传》，第361页。
(3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7页。
(36)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80页。
(37)阿诺尔德·布雷希特：《以精神的力量：生活回顾，后半生，1927—1967》(Arnold Brecht, Mit der Kraft des Geistes. Lebenserinnerungen. Zweite H{K5R603.jpg}lfte, 1927—1967)，斯图加特1967年版，第326页。
(38)阿诺尔德·布雷希特：《以精神的力量：生活回顾，后半生，1927—1967》，第327页。
(39)哈根·舒尔茨：《汉斯·施陶丁格尔，魏玛国家中的经济政策，一位政治官员在德帝国和普鲁士的生活回顾，1889—1934》，第108页。
(40)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87页。
(41)阿尔文·约翰逊：《在美国避难的学者》(Alvin Johnson, The Refugee Scholar in America)，纽约1941年版，第225页。
(42)阿尔文·约翰逊：《在美国避难的学者》，第226页。
(43)约翰·H. 威利茨：《洛克菲勒基金会备忘录，1939年10月10日》(John H. Willits, Memoranda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10. 1939,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00/15/115。
(44)约翰·H. 威利茨，“关于欧洲难民在本国的安置”，1940年7月9日(John H. Willits, " Arrangements for European Refugee in this Country" , 7. 9.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46/530。
(4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93页。
(46)安东尼·海尔布特：《天堂中的流亡，在美国避难的德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从19世纪30年代到现在》(Anthony Heilbut, Exiled in Paradise: German Refugee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in America from the 1930' s to the Present)，波士顿1983年版，第225页。
(47)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92页。
(48)约翰·H. 威利茨：《记录，1940年8月19日》(John H. Willits, Record, 8. 19.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52/621。
(49)约翰·H. 威利茨：《摘记，1940年8月14日》(John H. Willits, Note, 8. 14.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46/531。
(50)约翰·H. 威利茨：《摘记，1940年8月14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46/531。
(51)约翰·H. 威利茨：《洛克菲勒基金会备忘录，1940年10月27日》(John H. Willits, Memoranda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27.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53/625。
(52)纽约基金会：《40年报告，1909—1949》(New York Foundation, Forty Year Report 1909—1949)，纽约1950年版，第46页。
(53)约翰·H. 威利茨：《关于新学院中避难学者的报告，1944年6月16日》(John H. Willits, Report on the Refugee Scholars at the New School, 6. 16. 1944.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53/629。
(54)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40页。
(5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96页。
(56)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227—232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1期第63～75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 【内容提要】 | 20世纪30至40年代，为对抗纳粹德国的残暴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在拯救欧洲知识难民的行动中，美国知识界“新左派”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在他领导的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创办了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接受了182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和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
一、“流亡大学”的初期筹划
1933年4月7日，纳粹德国希特勒政府颁布《重设公职人员法》，开始在大学校园中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这场文化清洗运动立即给德国的大学带来了约500个空位①。纳粹党人对1810年以来德国大学奉行的“科学自由”精神的公开践踏，在西方知识界激起了普遍的强烈愤慨，与此同时，一个“拯救知识界的进程”开始了。而在美国，最早做出积极反应的是“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
阿尔文·约翰逊1874年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一个丹麦移民的家庭，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在哥伦比亚、斯坦福、康乃尔等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并在此期间成为美国知识界“新左派”圈子中的一员。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与经济学家索尔斯坦·B. 维布伦、维斯利·C. 米切尔，哲学家约翰·杜威，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詹姆斯·H. 鲁滨逊，人类学家弗朗茲·博厄斯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哈罗德·拉斯基等人共同集资，在纽约西12号大街66号创办了一所名为“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成人高校。出任院长的阿尔文·约翰逊将“国际谅解”和“社会批评式的启蒙”作为它教学计划的原则，这所学院同时也成为了美国成人高校事业发展的开端②。
阿尔文·约翰逊之所以会在1933年最为积极地参与援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与他在20年代就和德国社会科学界有密切交往紧密相关。1924年1月美国对德国实施“道威斯计划”的前夕，约翰逊作为美国经济学界访问团成员第一次来到德国，这使他获得了接触德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他们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机会。通过这些人，他了解到，那些1918年后在德国创立的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革新性国民高校，如法兰克福大学、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等，在教育和政治理念上是与他在美国主导的那所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追求方向相一致的③。因此，当1927年约翰逊接受他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埃德温·塞利格曼的委托，主编一套《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时，他很自然地在这些人当中寻找论文的撰写者。六年间，全世界有600多位科学家围绕着这项工作进行了合作，并带来了大量的论文和人事交往。德国科学家对这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格哈德·科姆、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弗里茨·勒曼以及汉斯·施佩尔等人，提供了数量最多、内容最广泛、质量最高的论文④。
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寄来的论文，部分反映了自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在德国开展的那场热烈的经济理论大讨论中的革新思想，更使约翰逊认识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中心在德国。30年代初，美国也开展了一场关于如何克服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理论战略讨论，参与其中的约翰逊发现，“美国经济理论界的讨论还远远没有跳出自由放任式的传统经济理论框架，而在德国，这些‘改革派’理论家们已经提出了相当具体、切实可行的危机克服方案，只不过还没有被在台上执政的统治集团采纳罢了”⑤。因此，1932年10月，约翰逊再度前往德国，求教于这些主张推行积极的“赤字财政”和“有计划的国家干预”政策的德国“改革派”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这些德国学者科学工作的政治、理论、方法的基本内容中，他看到了一种重要的开端，能用来突破美国社会科学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的开展，使约翰逊为这些德国科学界老朋友们的困境担忧，与此同时，接纳这些人并在纽约创办一所“流亡大学”的想法在他的脑海中开始形成。1933年4月13日，也就是纳粹德国《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的第六天，他在给他的密友安格内斯·德·利马的信中谈道：“这些被解聘的德国教授中有许多人是我的朋友，我将寻求金钱上的资助，使他们中的10位或12位能到这里来，以建立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学’。用它作为‘新学院’的研究生院，不仅能将这所成人高校迅速提升为一所正规大学，而且能为每一所西方大学所接受。”他后来回顾道，“我是在纽约第五林阴大道的公共汽车上突然产生这个想法的，并赢得了我的老师埃德温·塞利格曼的帮助。”⑥ 在4月24日的信中，他请求塞利格曼“为了从这场文化清洗的废墟中创建一所德意志流亡大学，必须立即开通以博爱犹太人为方向的美国私人和社会组织的捐助渠道，争取能在两年时间里投入12万美元，为至少15位科学家每年支付4000美元的工资。特别是那些与《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工作有联系的人意义重大，许多有名望的德国科学家应该立即来美国”⑦。
在5月13日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时，约翰逊谈到他本人“正在计划创建一所‘流亡大学’”，并表示他“已经有了部分金钱，但还需找到最大的部分”。就在这一信息见报后不久，一位从事炼油业和金融业的犹太富商被约翰逊“创办一所流亡大学”的想法迷住了。这位名叫海勒姆·哈利的犹太富商虽答应提供这笔金钱，但提出暂不公开他姓名的要求。
有了这笔12万美元的创业费，约翰逊开始考虑接受德国科学家的人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非常尊重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家约瑟夫·A. 熊彼特的意见。熊彼特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是当时在美国社会科学界中获得最高地位的外国人。自1933年4月以来，熊彼特与不少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有通信来往，这些德国同行想通过他来获得被美国大学接受的门径，因此，阿尔文·约翰逊甚至想邀请他参与整个计划中的援救行动。
然而熊彼特的态度令约翰逊感到十分意外。他向约翰逊表示：他“遵循不参与任何行动的原则，因为这并不属于一位经济学家直接的职业义务”。当约翰逊向他说明，这种援救行动能被理解为反抗纳粹主义时，他反而更固执地坚持这一点：“他并不反对希特勒政府，因为他以前在德国见识过纳粹党人。”他还耿耿于怀地谈到：他之所以“后来求聘于美国哈佛大学，是因为193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阻挠他受聘于柏林大学”⑧。事实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维也讷·佐姆巴特领导的右翼保守主义“行动圈子”统治的柏林大学经济系不想要他。熊彼特不仅一再散布这种观点，而且还在40年代撰写、去世后才发表的《经济分析史》一书中写道：“他们根据左派的政治倾向来聘用候选人”，以至于“在这种环境中，纳粹主义的实践并不意味着一场如此之大的决裂，也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伤害，不像外国观察家们所期待的那样。希特勒的上台，可能意味着一场灾难，但也同样带来了拯救”⑨。正是由于熊彼特的阻挠，哈佛大学在整个援救行动中没有接受过任何一位德国流亡科学家。
尽管熊彼特对自己的政治信念毫不掩饰，但在参与接受人选的意见方面仍然进行了合作。在他为约翰逊提供的名单中，不仅有卡尔·曼海姆、汉斯·施佩尔这样的社会学家，更有埃米尔·雷德勒、阿道夫·勒韦、雅可布·马夏克、格哈德·科姆、汉斯·奈塞尔这样的经济学家，并承认“这些经济学家在德国是最优秀和最有创造性的”，尤其是雷德勒，被他称之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经济学家之一”⑩。这种选择与约翰逊对这些德国社会科学家所作的个人评价完全一致，因为这些人物尽管大多还很年轻，但已在美国科学界和“新政”人士圈子里赢得了相当可观的名声。
二、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分歧与合作
1933年5月初，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德国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11)。参加这个委员会的不仅有包括阿尔文·约翰逊在内的一批美国教育和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也有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私人基金会的代表。
5月23日，“紧急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正是自4月7日以来约翰逊独自一人在研究的问题。与会代表在这点上达成一致：“应在美国大学体制内部为那些遭到解聘的德国教授寻找尽可能多的工作岗位。在找到可供支配的岗位后，委员会应在岗位的寻求与空位之间充当中介人。”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应给予那些年龄在35至55岁的科学家以优先权，因为这些人本身还有‘产出年’，而且已经证明是优秀的。”根据这一标准，“紧急委员会”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委托，公布了一份“必须给予援助的600多名德国学者的名单”，他们都是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追踪政策所尊重的人物(12)。
早在1928年，为了能在西欧科学家共同体中占有一席之地，洛克菲勒基金会便在巴黎设立了办公室，它不仅收集有关欧洲科学，尤其是德国大学的详细情报，而且表现出对促进德国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兴趣(13)。1929至1933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德国科学界总共投入了400万美元，其中有83万美元投向了德国的社会科学界(14)，许多德国的社会科学家都曾得到过它的资助：例如，在被基金会奉为“现代经济研究的麦加”的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有专门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并对整个世界经济走向进行预测的阿道夫·勒韦、汉斯·奈塞尔、格哈德·科姆等人；在海德堡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欧洲普遍经济发展条件研究的阿尔弗雷德·韦伯、埃米尔·雷德勒、雅可布·马夏克等人；在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有专门从事普鲁士农业改革及其对地方和全国物价影响问题研究的卡尔·勃兰特；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有同样从事经济发展趋势理论研究的欧根·阿特舒尔以及他的研究小组。基金会的这类资助并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同时也涉及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例如，在法兰克福大学，它资助了由卡尔·曼海姆主持下的社会学研究；在科隆大学，它资助了由汉斯·克尔森和埃里希·胡拉领导下的国际法研究所的工作，而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它资助了汉斯·施佩尔和汉斯·西蒙斯领导下的社会学研究项目(15)。
所有这些重要人物在1933年5月不仅都出现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那份600多人的名单上，而且也出现在约翰逊与熊彼特草拟的那份名单上。也就是说，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挑中并打算援救的是同一批德国社会科学家。尽管如此，两者的动机却并不相同，它们援救政策上的分歧源于一种原则上的区别。
首先，这种区别涉及对纳粹运动本质的认识问题。约翰逊不相信这个时代的德国只代表了纳粹党人一时的误入歧途，更不相信这会很快地成为过去，他认为，“只要有纳粹政权存在，对知识难民的援救就必须作为长期的事情来坚持，为他们在美国找到长期固定岗位是完全必要的。”(16) 而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纳粹主义的过度行动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因而对知识难民的长期资助措施和计划是多余的。”(17)
其次，这种区别还涉及对这些德国科学家的认识问题。洛克菲勒基金会之所以资助这些德国科学家，是因为它相信，这些科学家追求的正是它所感兴趣的“现代经验性的”社会科学方向，而德国的社会科学界过去一直被“古老的哲学方法所统治”，因此，它试图在德国大学体制内部促进这些以经验性研究为方向的“少数派”(18)。而在约翰逊看来，这些被洛克菲勒基金会视为“美国主义者”而挑中的人，实际上仍在坚持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传统理念，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在政治上承担了义务。与其说他们是接近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学术倾向的美国社会科学主流的，不如说他们是接近那个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中具有积极进步精神的美国能动主义“少数派”的。“这些德国科学家在引入经验性方法的同时，也与杜威、维布伦、比尔德、鲁宾逊等人一样，对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伦理学上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家，他们希望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德国。”(19) 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也反映在两者关于援救德国科学家的目标上。约翰逊想获得这批人并在美国保持他们的欧洲本质特点，因为他相信，“美国的社会科学界急需欧洲的理性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解毒剂，来反对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实用主义。”洛克菲勒基金会却认为，“如果这些德国科学家最后真的来到美国，便要按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方针来改造他们。”而这个主流，正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逊以及他的“新学院”加以拒绝的(20)。
最后，对美国普遍蔓延的孤立主义情绪做出的不同反应，直接导致了两者在安置流亡科学家具体政策上的区别。自20年代末以来，由于孤立主义的强烈影响，美国高校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尤其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美国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警惕“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的呼声四起。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特别在美国246所正规高校中，整个教师队伍的近10％，即2600多人被解聘的情况下，有犹太血统的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被不少美国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21)。这种情绪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相当强烈的表达。
事实上，就连作为美国犹太人基金会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没有完全摆脱反犹主义情绪的影响。纽约总部社会科学部代表艾伦·克雷格甚至表达过这种担忧：“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德国是多么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而我们正在面临一种巨大的危险：当如此之多的犹太人被安置在美国大学里时，我们很可能是在以一种失控的规模，在美国造就完全同样的非自由主义倾向。”(22)
然而这些社会科学家恰恰是4月以来最早被德国大学扫地出门的人，也是在1933年以前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如果不援救他们，将意味着过去在德国投入的金钱“被扔到了窗外”；如果接受他们，又意味着对美国大学当时实行的反犹限额体制的一种挑战。面对这种令人棘手的局面，基金会董事会做出了决定：“既然我们曾经为德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化’提供过金钱，现在就必须考虑如何挽救这笔投资。”“如果驱逐这批科学家后，在德国就不再能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考虑将他们安置在西欧诸国，万不得已之时，也可考虑让这些科学家难民进一步的‘美国化’，但在接受他们时，应遵循这个原则：将他们分散到美国各地。”(23) 因此，基金会援救工作的重心最初是放在将这些德国科学家安置在西欧诸国上的，而在美国的安置工作中，也一直坚持“每所大学接受的流亡学者一般不超过3人”的分散原则。像约翰逊那样，将一个德国社会科学家的核心集团集中于一所“流亡大学”中的做法，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愿看到的，因为它担心这些欧洲人在美国仍然是‘欧洲化’的。
在约翰逊看来，这所“流亡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能接受数量更多的德国科学家，而且能真正继续那种在德国已被扫除掉的批评式的社会研究传统，并能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尽管不少“朋友”对他的计划表示反对，认定“这样一个将犹太人迁居到美国大学中的计划不会有哪怕最小的成功前景”，嘲笑他“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劣质的”(24)。但约翰逊坚定地表示，这些人的特点正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就是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的野蛮政策和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这不仅是作为与那些在德国遭到驱逐的科学家们保持团结一致的行动来设想的，而且也是要告诉孤立主义公众：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成为一个难民国家，只会使美国成为质量水平最高的国际研究中心！”(25)
尽管有这些原则上的分歧，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仍然在5月23日的会议上宣布了它的计划：“基金会将为紧急委员会从任何别的来源中筹集到的每一美元追加它的一美元。同时，基金会将为所有科学领域设立一笔总额达14万美元的‘特殊研究援助基金’，其中5万美元用于社会科学，这笔钱供紧急委员会自由支配。”(26) 虽然“紧急委员会”实际上是在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行动，但由于约翰逊是“紧急委员会”中的重要一员，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政策对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也仍然有效。这样，在已获得最初的创业资金的情况下，又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做出的“提供一半工资”的保证，约翰逊招聘被驱逐的德国科学家的行动，作为美国科学界最早的援救行动，终于在1933年6月初开始了。
三、对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阿尔文·约翰逊选择德国经济学家埃米尔·雷德勒作为他招聘工作的开端，用他的话说：“我挑选埃米尔·雷德勒作为我的教授集团的领导人，是因为他最深刻地打有马克斯·韦伯的思想烙印，而又绝不是马克斯·韦伯奴隶般的追随者。”(27)
自20年代初以来，埃米尔·雷德勒一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外围知识分子集团中的核心人物，1932年他从海德堡大学转聘到柏林政治高等学院后，他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讨论政治和战略问题的社会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几乎都曾为约翰逊主编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提供过论文，并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也是被熊彼特推荐到优先者名单上的人。由于“他们大多有犹太血统，因而受到《重设公职人员法》的直接震动”(28)。若找到了雷德勒，应能得知这些人的下落。因此，约翰逊委派他的助手埃德温·米姆斯于1933年6月初前往柏林(29)。
米姆斯的柏林之行并不成功，因为雷德勒已于1933年2月以“合法身份”离开了德国。他当时应国联劳动局主任的邀请，前往巴黎出席一次国际会议，会后他没有返回德国，而是移居了伦敦，并在2月底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海因里希·曼等人一起出现在反法西斯主义的“自由言论”大会上。(30) 幸运的是，米姆斯在柏林意外地遇到了正在雷德勒家中避难的朋友汉斯·施陶丁格尔，并根据他所提供的新地址赶往伦敦，向雷德勒说明了约翰逊的“流亡大学”计划(31)。雷德勒随即前往纽约与约翰逊本人面谈，并达成了一致。雷德勒决定谢绝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一项聘任，加入“流亡大学”的队伍。随后，两人又在熊彼特提供的优先者名单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份有关潜在合作者的大名单，并于6月底返回伦敦，准备与这些人进行聘用性质的洽谈。
这份大名单上的人物在获悉阿尔文·约翰逊或其它外国机构的努力以前，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尤其是其中的“改革派”经济学家，他们与奥地利“新古典主义”的“正统学派”同行相反，在国际科学界还没有建立起牢固的接触与联系，也并不清楚美国的“新政”人士圈子早就在关注他们的事实。由于得不到熊彼特的帮助，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他们中的头一批人已逃离德国。最早流亡出境的是前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统计部领导人、著名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他于4月3日逃往瑞士日内瓦，在“新学院”的邀请书转到他手中之前，已接受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提供的一个教授岗位(32)。海德堡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也于5月初逃往法国巴黎。这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世界上居领导地位的现代数理经济学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一个设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岗位，因而也未能在此时加盟“流亡大学”。(33)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卡尔·曼海姆于4月流亡伦敦。当约翰逊与他会面并向他发出邀请时，这位“马克斯·韦伯去世后世界上最重要的社会学家”却提出：“新学院”应办成一所由他的社会思想主导的学院。但约翰逊更想要的是一批“团体赛的成员”，不能只有一位像曼海姆这种声望的科学家。因此，曼海姆没有前往纽约，而是接受了伦敦大学的一个副教授岗位。约翰逊对这样的拒绝“感到意外”，他后来回顾道：“我盼望这些德国人能来，呼唤他们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而他们却非常挑剔，但我并不气馁。”(34)
到1933年7月初，约翰逊只获得了雷德勒，还必须找到名单上其他人的逗留地点，招聘他们并安排他们渡海。但由于雷德勒不愿返回德国，约翰逊又不具备必要的德语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雷德勒想起了他在柏林政治高等学院时的助手、精力充沛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此人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没有犹太血统，既能自由出入德国，又无人身安全上的担忧，因此决定委托他担任信使，代表“新学院”在德国与其他人选进行洽谈。
经施佩尔在德国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到9月初，这所“流亡大学”招聘到它最初的教授队伍，其核心成员由经济学家组成：除埃米尔·雷德勒外，有柏林农业高等学院农业市场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卡尔·勃兰特，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金融学家格哈德·科姆，柯尼斯堡大学的经济理论家阿图尔·费勒尔，汉堡大学的经济学家爱德华·海曼，以及柏林社会教育研究所的女劳动学家弗莉达·温德尔里希。此外，还有其它专业的专家，如法兰克福大学的法学家赫尔曼·康托洛维茨，法兰克福大学劳动学院的社会学家卡尔·迈尔，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社会学家汉斯·施佩尔，科隆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的社会学家阿尔伯特·萨罗蒙以及音乐学家恩斯特·冯·霍尔波斯特尔。而形态心理学的奠基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马克斯·韦特海默尔由于“国会纵火案”的影响，已于3月初流亡捷克斯洛伐克，他是在布拉格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于9月前往纽约的(35)。
1933年10月1日，这所已拥有12名教授的“流亡大学”，带着它可观的公众注意力，开始了秋季学期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但约翰逊的招聘行动并未停止，在此后的一年中，又一批欧洲社会科学家来到“流亡大学”，他们当中除来自意大利卡克利阿里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斯·阿斯科利外，其余都是德国社会科学家。这些人当中，除科隆大学的企业管理学家弗里茨·勒曼和莱比锡大学的经济法专家鲁道夫·利陶尔外，尤其值得提及的是阿道夫·勒韦的弟子、国民经济学家艾马尔·阿尔弗雷德·克勒尔。为逃离德国，克勒尔试图弄到一份去剑桥大学的奖学金，却遭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拒绝，其理由是他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只是个锁匠。在这种情况下，勒韦果断地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将他推荐到了“流亡大学”(36)。
在这轮招聘中，约翰逊特别希望得到在政治上采取过积极行动的社会科学家。在他看来，这种政治家型的学者的实践经验不仅能对政治领域进行极有价值的科学研究，而且能促进具有现实意义的危机讨论并能巩固“流亡大学”的政策基础。经雷德勒推荐，三位具有非凡的政治经历的学者来到了“流亡大学”。
宪法学家、公共财政管理专家阿诺尔德·布雷希特曾担任过德国内政部宪法司司长。1932年6月，这位民主党人曾在国家最高法庭上代表普鲁士邦政府与巴本作过坚决的斗争，并在1933年2月联邦议院的斗争中公开抵制过希特勒(37)。政治学家汉斯·西蒙斯是柏林政治高等学院的奠基人，曾担任该院院长达10年之久。布吕宁政府时期，这位社会民主党人还担任过两年普鲁士下西里西亚省省长。这两人都是在1933年7月14日纳粹党成为全国惟一合法政党后，因“政治上不可靠”而于8月30日被解除公职的(38)。经济理论家汉斯·施陶丁格尔曾担任过普鲁士商业部长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巴本上台后，于1932年6月移民比利时，但仍以外国人的身份在汉堡领导“德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组织”的活动。1933年4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6周后，在比利时政府的干预下出狱，但释放的条件是：他必须在6周之内离开德国，并不得与他的任何社会主义朋友联系，否则其他青年社会主义者将被关进集中营。由于不能返回汉堡，他一直在柏林雷德勒的家中避难(39)。这三人都在接到约翰逊的邀请书后立即前往纽约。
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后，纳粹文化清洗运动在更广的空间里进行，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从而导致新一轮科学家难民潮从欧陆涌向美国。此时被“流亡大学”接受的有：现象学的奠基人、维也纳大学的社会学家阿尔弗雷德·许茨，维也纳大学的政治学家、前维也纳副市长恩斯特·卡尔·温特尔，马德里大学的政治学家、前西班牙共和国驻美大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罗马大学的社会学家尼洛·利瓦伊，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哲学家兼外交家、前埃伯特总统办公厅主任库尔特·里泽勒，柏林犹太学研究所的政治哲学家莱奥·施特劳斯，科隆大学的科学哲学家、胡塞尔的弟子费利克斯·考夫曼以及国际法专家埃里希·胡拉(40)。此外，早先流亡海外的科隆大学的历史学家法伊特·瓦伦丁离开了伦敦大学，海德堡大学的经济学家雅可布·马夏克离开了牛津大学，基尔大学的经济学家汉斯·奈塞尔离开了哥伦比亚大学，这三人也先后加盟“流亡大学”。
在欧战爆发前，约翰逊已为这所“流亡大学”召集了一支由30名流亡科学家组成的专门从事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研究的教授队伍，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德国人，而且是一批德国社会科学界的精英人物。作为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他们代表了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主义和多元主义理想。他们认识到，这场“纳粹革命”必然会有系统地拆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他们建立起来的所有东西，在纳粹德国不再有他们的未来。因此，对他们来说，这所“流亡大学”绝不只是一个临时避难所，更重要的是，它还向他们提供了在社会民主主义理想意义上继续工作的可能性。正是在这里，魏玛共和国的理想得以继续存活。
四、欧陆沦陷后的拯救行动
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尤其是随着1940年4月德军突袭丹麦、挪威，5月闪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欧洲知识难民问题以更为灾难性的方式尖锐化了。阿尔文·约翰逊从纳粹对欧洲的一场全面胜利的前景出发，认为“欧洲的智力工作和科学研究将会完全陷于瘫痪，美国将会在下一个5年、甚至是10年或20年中成为能保持自由思想和独立科学精神的惟一国家。”(41) 因此，他准备采取更大规模的拯救行动。
1940年5月26日，约翰逊向“紧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立即接受200名欧洲科学家的《联合拯救行动》的建议书，提出：“应立即从英国接受100名、从法国接受75名、从欧洲其他国家接受25名教授来美国。”同时，他还极力劝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们相信：“美国只有当它想做的时候，才能开始真正的帮助。而迄今为止，美国各高校只安置了不过400多名科学家，这才刚刚达到美国高校接受能力的1％。由此可见，所有那些关于大学人员泛滥的不吉利的传闻都是谎言，至少还应该加倍地接受流亡学者！”(42)
欧战的爆发也使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对欧洲局势产生了怀疑：“从前景上看，美国将会很快成为躲避纳粹军队的大量欧洲科学家的惟一避难所，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卷入战争也并不是不可能的。”(43) 这种怀疑很快就被1940年4月以来的欧洲危局所证实。在这场欧洲文明的崩溃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看到了促进美国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又一次良机，而且“这些欧洲科学家大多没有犹太血统，与那些德国科学家相比，他们能更好地适应美国的环境。通过一种接受上的分散方式，他们能在不受公众注目的情况下，分析最近在欧洲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美国的未来决策提供最紧迫的帮助”(44)。因此，6月初，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研究接受欧洲各国科学家的新方案。
然而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此时并未消退，“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于6月5日告知洛克菲勒基金会：“必须清楚这一点，大学目前还尚未改变它们对难民的态度，而且几乎不愿在值得一提的范围内参与性地承担基金会的行动。只有阿尔文·约翰逊支持这个方案，他本人就是在这类方向上工作的，最近，他还特别提交了新建议，并指出：应毫不犹豫地将数量不限的欧洲社会科学家，至少100人接到新学院来，只要他能得到必要的资金推动此事。”(45)
在法国沦亡，英国岌岌可危的局势下，阿尔文·约翰逊这位66岁的老人，仿佛突然间成了“惟一真正能以必不可少的进取心和创新性来考虑欧洲知识难民问题的人”，而且在具体的接受工作上，“他能比紧急委员会的达根先生更具有优势”(46)。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着手考虑约翰逊的建议。7月22日，基金会主席雷蒙德·B. 福斯迪克批准了与约翰逊之间达成的《共同紧急方案》。但在这个方案中，由于经费上的原因，约翰逊提出的那个接受200人的计划被削减为100人，这100人中还包括由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前安置在西欧各国的60多名德国流亡科学家(47)。8月19日，头一批，即17位欧洲科学家前往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旅费得到了批准，他们当中有1933年4月流亡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基尔学派”首领、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48)。
在《共同紧急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却一直对约翰逊的援救战略持怀疑态度。因为根据这个方案：新来的科学家最大限度只应受聘2年，而约翰逊在接受新来者时却并未宣布对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临时性的聘用，那么“他会将适合于‘流亡大学’扩展计划的大量科学家长期留下来吗？从‘流亡大学’迄今为止的历史看来，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它现已发展到50名固定成员的教授集团中，只有卡尔·勃兰特一人离开了它。而‘流亡大学’的新计划宣布：以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被安置在一个新设立的‘世界经济研究所’里，它将依照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模式来建立，并继续它自20年代以来的工作。由于‘基尔学派’原有成员已几乎尽数集中在‘流亡大学’，尤其是勒韦的到来，使约翰逊现在拥有了最为重要的人物，因此，这个新计划完全有可能变为现实”(49)。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计划者们现在看到了这种危险：“两年后，它很可能要长期对拥有150名成员以及一年多达几十万美元债务的‘流亡大学’负责”(50)。而他们是不愿看到众多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一个中心的现象的，因此总是不间断地询问约翰逊：“在此期间，流亡大学已经解救了多少新来的科学家？”约翰逊最后极不情愿地解释道：“他并不打算让他的流亡大学完全立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先生们。”(51) 为此，他经过艰难的努力，终于在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会、杜克烟草公司、纽约犹太人基金会、古根海默基金会、利塔内尔基金会、“美国犹太劳工总会”以及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那里找到了新的捐助者。这些机构分别为“流亡大学”提供了10万美元以上的捐款，其中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会提供了40万美元，杜克烟草公司提供了25万美元，纽约基金会提供了23万美元(52)。
后来的事实证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担忧是多余的。由于英国并未沦陷，《共同紧急方案》挑选出来的100名欧洲科学家中只聘到89名，其中37名安置在其它国家，52名到了美国。这52名中，有34名安置在“新学院”，3名去了哥伦比亚大学，2名去了耶鲁大学，2名去了国家经济研究局，2名去了布鲁金斯研究所，其余9名去了9所美国的新大学。在新学院接受的这34名科学家中，只有经济学家勒韦一人被很快聘到正教授岗位上，其余的33名中，有17名在2年后被安置到其他美国高校。3名法国科学家因获得了“自由法国运动”的全额资助，而放弃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2年内的一半工资，即每年2000美元的资助。因此，两年期限结束后，只有13名科学家还在1940年《共同紧急方案》的框架内，他们的一半工资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负担到1945年6月1日(53)。到此时为止，洛克菲勒基金会总共为接受欧洲各国流亡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其中最大的一笔，即54万美元，投向了约翰逊创办的这所“流亡大学”(54)。
然而，与约翰逊独自采取的援救行动相比，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个《共同紧急方案》只具有较小的意义。事实上，早在这家基金会将那个接纳200人的计划减少为100人时，约翰逊就准备自己来实施一个“新百人计划”了。为了在德军彻底征服整个西欧大陆并封锁所有逃亡道路之前救出如此之多的欧洲科学家，约翰逊加入了由法国独立社会党人保罗·哈根于1940年6月在纽约成立的“新开端组织美国局理事会”，并通过“新学院”派往马赛的代表瓦里安·费赖伊，为“流亡大学”建立了一条通往欧洲的直接联系热线(55)。
利用这条重要通道，在1940年8月至1941年5月的短短几个月内，“流亡大学”就另外接受了100名来自欧洲各国的著名科学家和艺术家，后又接受了18名，从而超额完成了它的“新百人计划”。这样，从1933年6月到1945年5月，通过“流亡大学”得到拯救的欧洲科学家和艺术家的总数达到了182名。他们当中有71名德意志人，23名奥地利人，21名法兰西人，16名俄罗斯人，13名意大利人，10名波兰人，7名匈牙利人，7名捷克斯洛伐克人，5名比利时人，4名西班牙人，3名瑞士人，1名巴勒斯坦人，1名阿根廷人。若按所从事的专业分类，他们当中有31名经济学家，19名艺术家，17名政治学家，15名哲学家，14名历史学家与艺术史专家，12名语言文学家，12名法学家，10名社会学家，9名心理学家，9名医学家，8名化学家，7名物理学家，7名音乐学家与戏剧理论家，5名建筑学家，5名数学家与统计学家，2名教育学家(56)。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此工作到1945年。
在约翰逊领导的这所当时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惟一没有任何种族歧视的“流亡大学”里，这些躲避纳粹政权迫害的欧洲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位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和最为可靠的保护人；而约翰逊则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实现“社会研究新学院”梦想的工具。这个由世界上杰出的、富有创造力的知识分子们组成的集团，在这个“新家乡”里思索着现代文明社会中那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使这所“流亡大学”成为了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突破口。
在1933年，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中“被解聘的教授”的命运是遥远而抽象的，那场世界经济大危机才具有直接得多的意义。当美国人自己都找不到足够的工作岗位，就更不要说将高校中的岗位让给这些来自欧洲的知识难民了，更何况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犹太人。然而，就在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一种反犹主义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时，“新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文·约翰逊领导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却构成了一个例外，它不仅用创办一所被称之为“流亡大学”的研究生院来接纳这些遭受灾难、走投无路的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而且还热情地欢迎他们。
这些被接纳的德国社会科学家，不仅是由于他们在科学上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也是由于他们的科学活动与政治义务之间的联系，才被约翰逊选中的。与约翰逊本人一样，这些德国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应积极研究、探讨政治和社会的改革问题，才能造就一个经济上更为公平合理、政治上更为民主的社会。正是这种自19世纪20年代就发展起来的思想联系，才使约翰逊在1933年4月下定决心要创办这所“流亡大学”。他要用这种“行动中的抗议”来反对纳粹德国的残酷政策与美国社会的冷漠态度；他要在美国保持并发展这种在政治上承担义务的欧洲社会科学传统；他要用这种欧洲传统来改造美国那种不问政治并具有保守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主流，从而最终达到使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化”的目标。
在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上，约翰逊创办的这所“流亡大学”获得了成功。与那些被“紧急委员会”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分散到其它美国高校中的欧洲社会科学家们不同，那些人由于与欧洲大学传统相分离，绝大多数情况下最初只能从事美国学院式的教学，因而导致了数年间在研究上“几近休克的状态”；而被“流亡大学”接纳的这些欧洲社会科学家，却能在一种相当匀质性的环境中，根据他们所熟悉的方法，继续从事他们的科研与教学，因而发挥出令人难以想像的活力。正因为如此，这所“流亡大学”才迅速地从一所“小小的美国成人高校”一变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它每周举办一次的专题报告会很快成为了世界新思想的讲坛，“美国与欧洲”、“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美国的国家权力”、“社会科学方法论”之类的新主题立即吸引了几乎所有美国大学中最著名的学者前来参加；它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更是成为了当时惟一的一本汇集西方社会科学界内部两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德国的韦伯主义与美国民主主义的工具主义——的科学杂志，并为美国社会科学的跨学科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推动力。
到1943年，这所以德国社会科学家为核心的“流亡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世界事务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戏剧与艺术研究所”以及专门从事法兰西文化研究的“自由高等研究所”的欧洲流亡科学家的共同体。“自由高等研究所”由于得到了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公开承认，它所授予的美国学位成为在未来获得解放后的法国政府中担任最高级职务的凭证。“戏剧与艺术研究所”的研究与实践成果代表了40年代纽约舞台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并引领了50年代后美国整个舞台艺术的主流。“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研究所”最早开启了“法西斯主义理论分析”与“极权主义社会学研究”，从而主导了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潮流。
“世界经济研究所”与“世界事务研究所”，由于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学和国际问题专家班子，因而也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流亡大学”在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研究上所具有的那种其它美国大学无法取代的特殊地位。“世界经济研究所”中继承“基尔学派”传统的经济学家们，构成了“新政”意识形态的“思想库”，他们提出的“增长活力与技术进步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理论”、“经济计划与凯恩斯主义模式”，为罗斯福“新政”的突破阶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向华盛顿政府部门输送的大量人才，创立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并为战后德意志西部占领区设计了“货币改革方案”；他们早在40年代提供的“经济计划方案”，也在60年代末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完全运用于改革实践中。
“世界事务研究所”则开启了对美国最有价值的国际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涉及“德国军事成功的经济前提”、“纳粹宣传工作”、“德国军备经济的制度框架”、“德国妇女工作研究”、“德国资源分配及工资政策”等这些战时直接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重要研究领域，而且涉及“美国战后对欧洲政策的出发点”、“欧洲战后重建中的德国地位”、“对德国实施占领的政策”、“未来欧洲联邦的宪法草案”、“国际比较中的管理制度研究”、“第三世界与国际公正问题”等这类事关战后世界和平发展战略的重大课题。正是由于“世界事务研究所”以“超越民族界线，为一个和平的战后世界做广泛思考”为己任，以“建立一种稳定的、国际协调的战后秩序”为目标，才使得这座“构造未来的思想工厂”很快成为了26家美国政府机构的“战略顾问团”，并为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直接提供了行动指南。
总之，在这所“流亡大学”里，欧洲大陆和美国的民主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们走到了一起，为他们共同关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基础。当这所“流亡大学”在美国成为继承欧洲社会科学传统的阵地时，当它发挥出对社会进行批评性分析的“战斗中心”的功能时，当它阔步走进美国重点大学的行列时，人们没有忘记，正是阿尔文·约翰逊这位美国民主主义者，以他非凡的胆识、乐观主义的精神和顽强的努力，才将这所“流亡大学”创立之初的悲剧变成了人类教育、科学发展史上的一场奇遇。
注释：
①从1933年4月到1938年3月，有1800名科学家被逐出大学校园，致使德国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47％，远远超过了平均率，这些学科也成为德国损失最惨重的学科。克里斯蒂安·冯·费尔伯：《德意志大学与高校教师集团的发展，1864—1954》(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K5R602.jpg}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K5R603.jpg}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哥廷根1956年版，第143页。
②阿尔文·约翰逊：《拓荒者的进展，一部自传》(Alvin Johnson, Pioneer' s Progress. An Autobiography)，纽约1952年版，第289页。
③威廉·洛伊希滕贝格：《美国社会的转型》(William Leuchtenberg,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Society)，纽约1959年版，第103页。
④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Claus 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法兰克福1987年版，第72页。
⑤阿尔文·约翰逊：《经济上的安全与政治上的不安全》(Alvin Johnson, Economic Security and Political Insecurity)，纽约1939年版，第134页。
⑥阿尔文·约翰逊：《拓荒者的进展，一部自传》，第340页。
⑦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Ilja Strubar, Exil, Wissenschaft, Identit{K5R603.jpg}t. Die Emigration deut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er, 1933—1945)，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116页。
⑧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88页。
⑨约瑟夫·A.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Joseph A.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伦敦1972年版，第1155页。
⑩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4页。
(11)斯蒂芬·达根与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纽约1948年版，第60页。1938年3月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该组织改名为“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
(12)斯蒂芬·达根与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第16页。
(13)斯蒂芬·达根与贝蒂·德鲁里：《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第24页。
(14)《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德国社会科学中活动的报告，1933年6月20日》(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 6. 20. 1933,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1.1，717/7/36。
(15)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1页。
(16)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9页。
(17)《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特殊研究援助基金”的原则性解释，1935年2月15日》(Principled Interpret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for" Special Research Aid Fund" , 2. 15. 1935,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17/38/143。
(18)特蕾西·B. 基特里奇：《“关于1932年德国社会科学条件的报告”，1932年12月15日》(Tracy B. Kittridge, Report on the Condition of German Social Sciences in 1932, 12. 15. 1932,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17/59。
(19)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11页。
(20)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0页。
(21)黑尔格·普罗斯：《德意志学者向美国的流亡，1933—1941》(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柏林1955年版，第49页。
(22)《艾伦·克雷格致托马斯·阿普尔盖特，1933年6月13日》(Alan Gregg to Thomas Applegate, 6. 13. 1933,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2，91/754。
(23)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39页。
(24)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30页。
(2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0页。
(26)《洛克菲勒基金会关于“特殊研究援助基金”的原则性解释，1933年5月12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17/38/140。
(27)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3页。
(28)黑尔格·普罗斯：《德意志学者向美国的流亡，1933—1941》，第11页。
(29)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3页。
(30)赖讷·莱帕修斯：《德国与奥地利的社会学，1918—1945》(Rainer Lepsius, Soziologie in Deutschland und {K5R605.jpg}sterreich, 1918—1945)，纽约1981年版，第325页。
(31)哈根·舒尔茨：《汉斯·施陶丁格尔，魏玛国家中的经济政策，一位政治官员在德帝国和普鲁士的生活回顾，1889—1934》(Hagen Schulz, Hans Staudinger, Wirtschaftspolitik im Weimarer Staat. Lebenserinnerungen eines politischen Beamten im Reich und in Preuβen 1889 bis 1934)，波恩1982年版，第109页。
(32)伊尔加·施特鲁巴尔：《流亡，科学，认同，德意志社会科学家的流亡，1933—1945》，第126页。
(33)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5页。
(34)阿尔文，约翰逊：《拓荒者的进展，一部自传》，第361页。
(3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77页。
(36)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80页。
(37)阿诺尔德·布雷希特：《以精神的力量：生活回顾，后半生，1927—1967》(Arnold Brecht, Mit der Kraft des Geistes. Lebenserinnerungen. Zweite H{K5R603.jpg}lfte, 1927—1967)，斯图加特1967年版，第326页。
(38)阿诺尔德·布雷希特：《以精神的力量：生活回顾，后半生，1927—1967》，第327页。
(39)哈根·舒尔茨：《汉斯·施陶丁格尔，魏玛国家中的经济政策，一位政治官员在德帝国和普鲁士的生活回顾，1889—1934》，第108页。
(40)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87页。
(41)阿尔文·约翰逊：《在美国避难的学者》(Alvin Johnson, The Refugee Scholar in America)，纽约1941年版，第225页。
(42)阿尔文·约翰逊：《在美国避难的学者》，第226页。
(43)约翰·H. 威利茨：《洛克菲勒基金会备忘录，1939年10月10日》(John H. Willits, Memoranda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10. 1939,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700/15/115。
(44)约翰·H. 威利茨，“关于欧洲难民在本国的安置”，1940年7月9日(John H. Willits, " Arrangements for European Refugee in this Country" , 7. 9.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46/530。
(4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93页。
(46)安东尼·海尔布特：《天堂中的流亡，在美国避难的德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从19世纪30年代到现在》(Anthony Heilbut, Exiled in Paradise: German Refugee Artists and Intellectuals in America from the 1930' s to the Present)，波士顿1983年版，第225页。
(47)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92页。
(48)约翰·H. 威利茨：《记录，1940年8月19日》(John H. Willits, Record, 8. 19.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52/621。
(49)约翰·H. 威利茨：《摘记，1940年8月14日》(John H. Willits, Note, 8. 14.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46/531。
(50)约翰·H. 威利茨：《摘记，1940年8月14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46/531。
(51)约翰·H. 威利茨：《洛克菲勒基金会备忘录，1940年10月27日》(John H. Willits, Memoranda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27. 1940,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53/625。
(52)纽约基金会：《40年报告，1909—1949》(New York Foundation, Forty Year Report 1909—1949)，纽约1950年版，第46页。
(53)约翰·H. 威利茨：《关于新学院中避难学者的报告，1944年6月16日》(John H. Willits, Report on the Refugee Scholars at the New School, 6. 16. 1944. RFA)，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RG 1.1，200/53/629。
(54)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40页。
(55)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96页。
(56)克劳斯·迪特尔·克罗恩：《流亡中的科学，在美国和社会研究新学院中的德意志社会科学家与经济学家》，第227—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