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法国学者富尔格谈城市史研究
张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1期第154~156页
【作者简介】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审。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邀请,阿妮·富尔格(Anni Fuorcaut)教授于2006年9月15日至19日在世界历史所进行为期4天的学术访问。富尔格教授从2000年起担任法国巴黎一大20世纪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并从事巴黎一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国社会史,尤其是法国城市问题、妇女问题。目前重点研究19—20世纪法国城市政治的起源、新城市中多数人的决议及其代表等。发表的主要著作有:《法国的高层建筑》(2004年出版)、《1926—1960年的郊区》(1992年出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厂女工和福利负责人》(1982年)等。她在世界历史所讲座的题目是“现代法国城市史研究”。
她认为,现代法国城市史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讲还是一个新领域,不过20年的历史。使用历史方法从事研究尤为困难。首先是因为查阅当代史资料的困难。法国在行政上具有较强的集中传统,关于档案资料的立法和规定使得研究近30年来的档案资料尤为困难,并且需要特别许可。而查阅私人或者半公共机构收藏的档案则因各机构的规定而异;而历史学家则希望涉猎记载整个城市建筑过程的全部资料。
另外,所有的公共资料都会引导研究者去了解国家作为建设者的作用以及国家所建立的技术和金融机构的活动情况,而忽略私人主体的作用。有时撰写自传或者出版回忆录的决策者们以及居民们是活的资料,他们见证了共同经历的城市化历程。于是就提出了口述资料的使用问题以及这些自述历史的主体与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不易搞清楚的问题。
此外,很多历史以外的学科已经占先涉足现代城市史研究: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建筑学院和城市规划院也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各学科因学科不同而经常产生论战。社会学成果及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史学的成果比比皆是,难以综合。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要,当然必须进行认真推敲,甚至比使用原始资料还要更加谨慎。
她认为,法国的城市随着缓慢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扩大和不断增多。这种工业化进程有时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而且地域分布也不均衡。在20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工业化使郊区逐步分层,后来波及城市周围,最后是高速公路旁边崛起的新城。新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市镇以及大型超市,逐步构成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区,形成现代城市。
今天既分散又分割成小块儿的城市已经失去了行政和纯粹的形态界限,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去将它们分割开来,历史地加以研究呢?法国的历史学界青睐对市镇进行研究、对反映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小区进行研究、对一个区域的行政和政治划分的基础进行研究,并采用不同时段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长时段的史学研究涉及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化起步到20世纪末期的后工业化时代。中长时段的研究重点是工业分散和区域规划阶段。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考虑的政策,其效果在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时期显现出来。最后,短时段史学研究包括政治决策等,比如1928年改革的转变和1965年创立新城。
我们只能专注于当代城市史中的几个重点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法国城市发展的特性,另一方面是国家史学传统决定的。
关于区域和城市社会问题
富尔格教授认为,民众社会和郊区曾经是工运史学研究的问题。社会学者先于历史学家进入民众居住的远郊改城区的城镇研究中,并且成为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先锋。描写圣德尼斯等城镇的书是这种类型研究的经典著作。当郊区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或者地理概念时,民众社会群体便成为研究主体,他们是组成区域活动的群体。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巴黎郊区早期居民》,由阿兰·福尔(Alain Faure)于1992年主编完成。此书记述19世纪和两次大战之间巴黎的住宅空间和独立居住空间的形成,城市增长危机与住宅建设的矛盾对社会的影响,持续2个世纪的宗教建筑的恢复,宗教重新征服非基督教区域的企图。本书从区域角度描述了工人及民众阶层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研究住宅分区有助于理解民众群体,因为可以通过相应的生活空间的划分来区分他们,如平民区域、矿山城市或者纺织城市、红色郊区、工人城和老板城等等。由此产生着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社交形式和反抗形式,它们是以政治属性的形式出现的。
一篇最近发表的关于19至20世纪移民的文章论述了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巴黎的生活。这是一篇研究移民和城市空间结合的文章,论述了历次移民潮以及他们遇到并且改变的各种不同的城市社会。同时强调城市和郊区中移民社会和接纳移民社会的矛盾。此文一直谈到三十年繁荣时期,提出了巴黎郊区当地人的民粹主义是否会激化的问题。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如果对城市的郊区尤其是对巴黎的郊区的研究已经较为详尽的话,那么对现代巴黎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某些综合的研究已经存在,如项目和城市规划、经典的政治历史等都有所涉及。但是,老城廉价住宅(HBM)带和对不卫生的市中心住宅区的整治行动以及1959年的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失败原因等都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这大概是因为文献众多,决策机制错综复杂和难以用合适的尺度对局部问题和国家性问题进行划分的结果。
新近关于20世纪巴黎人的研究主要是:1. 从1936年巴黎18区开始实施的婚姻登记制度入手,对城市人口的聚居区形式、网点、聚集趋势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建立在考察夫妇双方的职业、证婚人和家人状况的基础上,论述社会联系的多样性。2. 汽车对城市和市民产生的多种影响。3. 城市和市民如何共同完成了改变街道和城市面貌的城市化。
法国一直游离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城市化历史研究浪潮之外,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主要研究城市中的局部社会和民族问题,城市概念的消失。法国认为,新城历史更多的是以一种新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新研究领域的形式出现。
关于城市政策和社会住房问题
维希政府之前法国的城市中是否有国家调控的问题今天被重新提出。1908年创立社会博物馆、乡村卫生科和1931年创办《城市规划》及《今日建筑》等期刊,都表明城市规划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和一种职业出现。从1953年到1970年修建的郊区大型居住区(新村)改变了法国城市的面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有助于理解国家作用的基本资料。关于郊区大型住宅区的研究专著并不很多,因为这些专著的撰写要得到国家数据和地方支持,有时只能分析当地居民的情况。作为建设者,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刚刚起步。应把法国国家的城市重建计划与被毁灭和重建城市的问题相结合,表明战争和维希政府时期是战后城市现代化管理人才和学派成形的时期。
关于城市文化问题
城市文化政策史使我们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波尔多、第戎、鲁昂等市镇都有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但是辨明当地文化的属性特别是其在百姓街区中的属性十分困难。所有的文化、社团、节日庆典、体育活动都与社会归属、民族出身和政治倾向及它们的分布有关。城市是多样性文化的熔炉。
历史学家结合社会现实、城市地理和社会理想来解读大城市产生的神话。
现代城市历史具有国家史学的特点,这并不稀奇,因为现代历史长时间以来是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领域,历史学界可以查阅的原始档案只能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家从公共政策入手,认为国家是城市现代化和市民社会变化的动因。民众聚集区的研究处于优先地位,是对工人运动及对今天已经消失的工人文化的兴趣使然。
最后,性别史研究几乎无所不包,如妇女在选择住宅中的作用,城市保洁职业的女性化等。妇女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尚待建立。^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7年1期第154~156页
【作者简介】张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审。
她认为,现代法国城市史研究对于历史学家来讲还是一个新领域,不过20年的历史。使用历史方法从事研究尤为困难。首先是因为查阅当代史资料的困难。法国在行政上具有较强的集中传统,关于档案资料的立法和规定使得研究近30年来的档案资料尤为困难,并且需要特别许可。而查阅私人或者半公共机构收藏的档案则因各机构的规定而异;而历史学家则希望涉猎记载整个城市建筑过程的全部资料。
另外,所有的公共资料都会引导研究者去了解国家作为建设者的作用以及国家所建立的技术和金融机构的活动情况,而忽略私人主体的作用。有时撰写自传或者出版回忆录的决策者们以及居民们是活的资料,他们见证了共同经历的城市化历程。于是就提出了口述资料的使用问题以及这些自述历史的主体与他们所经历的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不易搞清楚的问题。
此外,很多历史以外的学科已经占先涉足现代城市史研究: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建筑学院和城市规划院也已经做了许多研究。各学科因学科不同而经常产生论战。社会学成果及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史学的成果比比皆是,难以综合。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要,当然必须进行认真推敲,甚至比使用原始资料还要更加谨慎。
她认为,法国的城市随着缓慢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扩大和不断增多。这种工业化进程有时与城市化进程不同步,而且地域分布也不均衡。在20世纪最后的三十多年中,工业化使郊区逐步分层,后来波及城市周围,最后是高速公路旁边崛起的新城。新的独立住宅组成的市镇以及大型超市,逐步构成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区,形成现代城市。
今天既分散又分割成小块儿的城市已经失去了行政和纯粹的形态界限,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去将它们分割开来,历史地加以研究呢?法国的历史学界青睐对市镇进行研究、对反映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的小区进行研究、对一个区域的行政和政治划分的基础进行研究,并采用不同时段的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长时段的史学研究涉及19世纪40年代的工业化起步到20世纪末期的后工业化时代。中长时段的研究重点是工业分散和区域规划阶段。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考虑的政策,其效果在第四和第五共和国时期显现出来。最后,短时段史学研究包括政治决策等,比如1928年改革的转变和1965年创立新城。
我们只能专注于当代城市史中的几个重点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问题具有法国城市发展的特性,另一方面是国家史学传统决定的。
关于区域和城市社会问题
富尔格教授认为,民众社会和郊区曾经是工运史学研究的问题。社会学者先于历史学家进入民众居住的远郊改城区的城镇研究中,并且成为研究城市社会问题的先锋。描写圣德尼斯等城镇的书是这种类型研究的经典著作。当郊区不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或者地理概念时,民众社会群体便成为研究主体,他们是组成区域活动的群体。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巴黎郊区早期居民》,由阿兰·福尔(Alain Faure)于1992年主编完成。此书记述19世纪和两次大战之间巴黎的住宅空间和独立居住空间的形成,城市增长危机与住宅建设的矛盾对社会的影响,持续2个世纪的宗教建筑的恢复,宗教重新征服非基督教区域的企图。本书从区域角度描述了工人及民众阶层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研究住宅分区有助于理解民众群体,因为可以通过相应的生活空间的划分来区分他们,如平民区域、矿山城市或者纺织城市、红色郊区、工人城和老板城等等。由此产生着一种独特的城市文化、社交形式和反抗形式,它们是以政治属性的形式出现的。
一篇最近发表的关于19至20世纪移民的文章论述了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在巴黎的生活。这是一篇研究移民和城市空间结合的文章,论述了历次移民潮以及他们遇到并且改变的各种不同的城市社会。同时强调城市和郊区中移民社会和接纳移民社会的矛盾。此文一直谈到三十年繁荣时期,提出了巴黎郊区当地人的民粹主义是否会激化的问题。这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如果对城市的郊区尤其是对巴黎的郊区的研究已经较为详尽的话,那么对现代巴黎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某些综合的研究已经存在,如项目和城市规划、经典的政治历史等都有所涉及。但是,老城廉价住宅(HBM)带和对不卫生的市中心住宅区的整治行动以及1959年的规划的实施、效果及失败原因等都未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这大概是因为文献众多,决策机制错综复杂和难以用合适的尺度对局部问题和国家性问题进行划分的结果。
新近关于20世纪巴黎人的研究主要是:1. 从1936年巴黎18区开始实施的婚姻登记制度入手,对城市人口的聚居区形式、网点、聚集趋势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建立在考察夫妇双方的职业、证婚人和家人状况的基础上,论述社会联系的多样性。2. 汽车对城市和市民产生的多种影响。3. 城市和市民如何共同完成了改变街道和城市面貌的城市化。
法国一直游离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城市化历史研究浪潮之外,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他们主要研究城市中的局部社会和民族问题,城市概念的消失。法国认为,新城历史更多的是以一种新形式出现的,而不是以新研究领域的形式出现。
关于城市政策和社会住房问题
维希政府之前法国的城市中是否有国家调控的问题今天被重新提出。1908年创立社会博物馆、乡村卫生科和1931年创办《城市规划》及《今日建筑》等期刊,都表明城市规划已经作为一个学科和一种职业出现。从1953年到1970年修建的郊区大型居住区(新村)改变了法国城市的面貌。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有助于理解国家作用的基本资料。关于郊区大型住宅区的研究专著并不很多,因为这些专著的撰写要得到国家数据和地方支持,有时只能分析当地居民的情况。作为建设者,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刚刚起步。应把法国国家的城市重建计划与被毁灭和重建城市的问题相结合,表明战争和维希政府时期是战后城市现代化管理人才和学派成形的时期。
关于城市文化问题
城市文化政策史使我们可以更直接地了解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波尔多、第戎、鲁昂等市镇都有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但是辨明当地文化的属性特别是其在百姓街区中的属性十分困难。所有的文化、社团、节日庆典、体育活动都与社会归属、民族出身和政治倾向及它们的分布有关。城市是多样性文化的熔炉。
历史学家结合社会现实、城市地理和社会理想来解读大城市产生的神话。
现代城市历史具有国家史学的特点,这并不稀奇,因为现代历史长时间以来是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领域,历史学界可以查阅的原始档案只能是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学家从公共政策入手,认为国家是城市现代化和市民社会变化的动因。民众聚集区的研究处于优先地位,是对工人运动及对今天已经消失的工人文化的兴趣使然。
最后,性别史研究几乎无所不包,如妇女在选择住宅中的作用,城市保洁职业的女性化等。妇女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尚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