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军政下缅甸左翼的活动
田边寿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南洋资料译丛》(厦门)2007年1期第41～48页
前言
缅甸将日军进犯的1941年底至日军向联军投降的1945年8月这段期间称为“日本时代”(Gyapan Khit)。本文将主要根据缅甸方面的资料，对日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接近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的动向进行探讨。
资料方面有3个问题。首先是数量少。尤其是在这个时代的、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代表并领导了各自势力的德钦昂山和德钦梭这两位重要人物所写的文献极少。因此必须依靠其他人的记录。这样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参加反英运动、反日地下活动及反日叛乱的人们的手记和回忆录等不少，但主张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和树碑立传的记录很多，其中没有把握整体情况的记录特别多，很难作为资料使用。第三个是与该时代和现体制相关的问题。1962年以来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奈温所主导的“缅甸社会主义路线”堪称长命。其执行者是缅甸政府军。从缅甸政府军将其纪念日Tatmadaw Ney定为对日起义的1945年3月27日可以知道，该军在人员上和组织上都是BIA(缅甸独立义勇军)和BDA(缅甸国防军)的直系部队。况且奈温是创设BIA的核心人物“三十志士”(Yebaw Thongyeik)之一，对日起义时任前线司令官。在有关历史和政治的出版物成稿时就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今天，关于奈温个人和政府军前身BIA、BDA的记述多多少少不得不接受现体制的“正史”观。
不用说，该“正史”容易主张现在权力的核心——政府军行动的一贯正确性，对其他势力(当时是政府军外部的抗日势力)则采取过低评价的态度。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对日本人为什么要根据缅甸的资料探讨缅甸的历史这一疑问做出一个回答。
另一个必须说明的是标题所说的“左翼”或其范围。如后文所述，本文很难对日本进犯前或占领期间作为左翼的意识形态集团的动向加以定位。左翼组织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稍显模糊的团体。进一步说，是具有左翼思想的人们和集团参加了为独立这个大目标开展运动的大集团的一部分。该大集团在战前是我缅人协会(德钦党)，战时是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AFPFL)。在这些组织中，可以划分右翼和非左翼，但未必能分得清楚。当然，也有动摇的人们和进出的集团。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标题所说的“左翼”也许应该说是以独立为目标的各种势力中的左翼或学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团。
一. 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左翼势力
1939年9月欧洲即将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前，在英国殖民地下的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在此基础上，有了一定自信的缅甸民族主义势力一边注视欧洲战线的变化，一边提出“英国的困难是缅甸的机会”，朝着似乎更为现实的独立这一大目标，组织了核心的运动。
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期间展开的反英运动称为1300年大暴动(缅甸年历)。被捕者超过了2000人，死者31人。该大暴动因缅甸中部油田地区的英国缅甸石油公司(BOC)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而起。属于我缅人协会的青年和学生们开始声援石油工人朝着仰光进行大规模游行，农民们也在各地提出了减免佃租等要求。结果，这场斗争受到了镇压，但1300年大暴动毕竟是独立斗争的先驱，人们将其总结如下：
(1)工人、农民、学生们所进行的政治性很高的斗争，是独立斗争的先驱；(2)广泛的人们通过实践学会了政治斗争；(3)经历了罢工的不少人后来被培养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人；(4)形成了独立斗争的“核心”；(5)工人、农民、学生的共同斗争显示了将来的统一战线的前景。
以上是现时的总结和评价。1939年缅甸民族主义者势力以这次大暴动为开端，采取了一些指明其后独立斗争路线的明确对策。大体说来，是武装必然论的兴起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消化及对该理论的依赖。
正如其名称所示，1938年至1939年领导了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我缅人协会是民族主义者的团体。它于1930年5月成立，初期就开展了一边高唱“缅人”之歌，一边走遍全国各地鼓舞人们爱国之心的活动。
曾任总理的当时进步的缅甸人代表巴莫博士对反对自己的势力我缅人协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大多数人读过英国左翼——书籍俱乐部的出版物，读过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及从爱尔兰辛芬党的书到中国的孙文著作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文献”。“……从君主主义到民族主义者、费边式的社会主义者、某种共产主义者、平凡的机会主义者、煽动者都混在一起，唱同一首歌，喊同一个口号”。
对英国渐进的扩大自治路线不够满意的我缅人协会的年轻领导人们同时对巴莫所指出的自己的体制也表示不满，便试图设立战斗的组织。
1939年，我缅人协会总书记德钦昂山出于这种反省或不满，为了进行独立、解放的斗争，开始考虑采纳左翼理论。实际上，在第三国际的建立缅甸共产党的指示下，通过与赴缅的印度共产党达斯·古普塔的接触，缅甸已形成了最初的共产党组织。与达斯·古普塔接触是昂山、德钦梭等我缅人协会的年轻领导人团体和以前就与印度共产党保持关系的在缅印度人戈歇尔(音译)等的团体。这样，1939年8月15日，在仰光市成立了缅甸最初的共产党组织。总书记是昂山，群众运动负责人是德钦梭，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戈歇尔，负责学生工作的是巴亨、负责财政的是德钦拉佩(后来的三十志士之一波莱雅)。参与准备的登佩、觉盛、丹东(后来的缅共总书记)这3人因各自的原因并没有加入领导班子。
这样诞生的共产党组织并不能实行作为一个党的任何活动。昂山之兄昂丹如是说：“……说昂山是共产党的先驱也没有错。但在英国的统治下共产党未能得到承认，而且(昂山等主要成员)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我缅人协会的工作，因此实质上的共产党并没有形成”。
初期的共产党说起来是我缅人协会内的一个小组。虽然没有党的活动，但通过个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与其说是作为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作为用于独立、解放的有力武器。因为当时形势逼人。
1940年5月的第一周，在礁拉瓦底举行了我缅人协会总部派的活动人员会议(这时我缅人协会分裂为两派，总部派是以民族诗人德钦哥都迈为首的昂山、德钦梭、巴亨等人的团体；另一派是德钦巴盛、吞屋派。昂山、吞屋等成为“三十志士”的时期，1941年底双方同意进行共同斗争)。在该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决定：对英国的战争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巴莫博士一派结成自由集团，进行以完全独立为目标的活动；进而组织广泛的群众；为了进行独立斗争，让农民、工人手握武器。
具有特征的是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缅甸人基本上没有成为殖民地正规军的缅甸，掌握武器是极为困难的。这个时代已经存在的私人军队、我缅人协会的Letyone Tat及其兄弟组织——全缅学生联合会的Thanmani Tat避开英殖民政府的监督进行了秘密军事训练。1940年中部城市明建的学生联盟主席Chit Kaung在回忆录中记述道：“……秘密军事训练以Letyone Tat士兵教导Thanmani Tat士兵的形式进行，为反英武装斗争进行了准备”。
无疑，仅靠这种程度的武器和私人军队无法对抗英军。于是，我缅人协会的领导层中便出现了应该接受外国援助的意见。对于开始采取收集武器、进行武装训练等非法路线的我缅人协会，英国当局将其大多数领导人作为政治犯投入监狱，与外国势力接触、要求援助等措施对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已成为现实的课题。
二. 对日军采取的措施
1940年，仰光市北郊的永盛监狱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景象。英国并没有对政治犯施以重体力劳动，而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因此他们每天都举行马克思主义讲座。大人物们手把手地指导年轻气盛的青年们。另一方面，在狱中，德钦努(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写了戏曲，德钦梭翻译了克鲁普斯卡娅的《我的丈夫列宁》，德钦丹东则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小史》。
在监狱外面，悬赏5卢比、被英国当局当作小人物，但却被视为年轻领导人的德钦昂山、德钦妙(后来任巴莫内阁副总理)、巴亨等人则忙于准备成立反英地下组织，探索与外国接触的可能性。
当然，狱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没有中断。通过接二连三地出入监狱的德钦(我缅人协会的活动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结果，在日军进攻缅甸之前的1940年至1941年期间，狱中和狱外的动向呈现出相反方向。同是共产党组织创立成员的德钦梭和德钦昂山在形式上走向了两个极端。狱中马克思主义讲座的讲师德钦梭在“永盛文书”中提倡反日反法西斯的斗争，号召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势力临时与英国合作。而德钦昂山在狱外从事地下活动的结果，尽管“预见到日军入侵的可能性”，但却决定接受日本军部的保护，走上了其后“三十志士”脱逃、南机关进行军事训练、创设BIA这样一种道路。促成现体制的缅甸政府军的路线位于后者的延长线上，也就是说，昂山的行动被合理化了。但必须指出，缅甸人中也存在着“虽然了解永盛文书，却采取了对日合作，这显然是错误的”、“由于昂山、德钦拉佩(波莱雅)等被日本拉拢，最初的共产党瓦解了”的想法。
对缅甸的民族主义势力、尤其对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德钦梭的“永盛文书”(后来德钦梭被移到了明建监狱，该文书也被加以补充，成为了“明建文书”)出现时的我缅人协会内部的思潮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朝着独立这个大目标，他们在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
第一是主张接受外国援助，将反英斗争进行到底的一派，这是最多数派。德钦妙、德钦昂山等人属于这一派，狱中的德钦努也属于这一派。第二是主张与英国斗争，也与日本斗争的一派。在共产党组织成立时的成员中，巴亨、戈歇尔属于这一派。第三是主张不应与法西斯日本合作，而应该让反法西斯优先，也要临时与英国合作的、“永盛文书”支持派。在这里，狱中有德钦梭、德钦丹东、德钦觉盛等人，狱外有当时的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礼貌等。
这3种想法并没有强行把各自足以形成一党一派的牢固集团分开。他们仍然作为我缅人协会领导人而团结一致，反过来说，他们都注视着欧洲战线的变化、日本的动态等国际形势，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就总的趋势来看，这些想法一直保留到了1941年中期日军进驻法属印度南部的时候。但到了这个时候，分处狱中、狱外的德钦们已经很难得出一个结论并为之行动，首先实现了与日军接触的德钦昂山们的行动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既成事实限制了其后的独立斗争路线。
关于1941年6月的3个集团，登佩敏(后来逃往印度，试图与联军接触)做了稍微详细的分析。
首先是多数派。该派提出了从反英反殖民地斗争转为内战的口号。日军上校铃木敬司答应德钦昂山要给予独立，这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但是，登佩敏批评说，该派的动向结果“唤来了日本人”。其次是包括登佩敏本身在内的反英、反日的“两正面斗争派”。虽然认为反法西斯是正义的，但由于认识到欧洲与缅甸的形势不同，便提出了反英、反法西斯、反日的斗争。但登佩敏自己也承认这个路线没有获胜的可能。第三是反法西斯人民斗争派，他们基于德钦梭的永盛、明建两文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遗憾的是，站在英国的立场进行反日斗争这一主张很难被迄今进行激烈的反英斗争的人们所接受，在得不到英国保证战后给予独立的情况下，不得不服从于最少数派。
在这个时期，接近于多数派的想法在我缅人协会的另一派(巴盛=吞屋派)中也出现过。德钦吞屋提出“东洋人要携手打击西洋人”，明确地主张反英亲日。试图逃出缅甸前往日本但却被捕关入永盛监狱的德钦巴盛也讨厌狱中的马克思主义讲座，被力主张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注意的是，后来成为创设BIA核心的“三十志士”——缅甸青年、学生活动家们在日军南机关的引导下逃出了缅甸，但德钦昂山所代表的一派和德钦吞屋所代表的一派却汇合在了一起。例如三十志士之一的德钦秀貌(后来的奈温)出自吞屋——巴盛派。
另一个延续到战争时期的动向是很少出面的德钦梭支持派的后来的活动。例如，在三角洲地区活动的德钦之一德钦佩迪(音译)是这样理解德钦梭的主张的。“……苏联跟随联合国，毛泽东也停止了国共内战，组成了反日统一战线。……自由集团的‘武装反英’路线在那个时候是正确的，但现在不是那个时期。缅甸应该与英国联合，与日本战斗。另一方面，要接受英国的武器供给，建立自己的统治区。法西斯必败。……战后，应该利用战时积蓄的力量向英国要求独立”。在这个信念下，他在三角洲地区开展了反日组织活动。佩迪是这个时代德钦地区领导人中常见的典型。
属于第二派的登佩敏后来作为联军和缅甸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络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样，德钦们抱着各自的想法迎来了日本军政时代。日本法西斯所带来的强烈的冲击终于促进了德钦各流派的统一。但是，在探讨统一的过程或对统一加以定位时，不能忽视日本侵占缅甸前夕所出现的各派的主张。
三. 德钦昂山与BIA
德钦昂山逃往国外(1940年8月)、与日军接触(1940年于厦门)、与日军商量设立南机关(1941年2月于东京)、“三十志士”逃出缅甸并接受日军的军事训练(至1941年10月)、在曼谷成立BIA、缅甸独立义勇军(1941年12月)，这些迅速进展的事态对缅甸的民族主义者阵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对策。
仍在狱中的德钦梭对曾一起创立共产党组织的伙伴德钦昂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以下是德钦丁妙(战后任共产党中央委员)所述的有关德钦梭的往事。
“为了独立而请求国外援助，这是我缅人协会同意的事项。为此，昂山、巴亨、拉佩、戈歇尔等人商量的结果，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德钦波介绍了仰光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团体，通过该团体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联系。昂山与接受了共产主义讲习的德钦拉棉(三十志士波延昂，后来成为缅共军事领导人)一起前往厦门与中国交涉。但为什么又去了日本呢？完全不可理解”。
昂山在1942年5-6月、即BIA随日军进军上缅甸地区时曾假装与日军合作伺机反击，对此，德钦梭谴责其“沦为了日军的第五纵队”。而登佩敏对德钦梭的这一见解进行了批评。即：一直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德钦梭看不到BIA所具有的爱国性和反殖民地志向，将BIA定为法西斯的第五纵队，这一定位没能被民族主义力量接受，成为了分派横行的原因，但这种错误由于战争的状况和反日斗争的进展并没有长期存在下去。
并非只有德钦梭受到了冲击。另一位创立共产党组织时的同志巴亨也于1942年夏天BIA举行进攻时不满地说，“任何人都不能相信。不知道如何行动”。对实际的活动也产生了影响。当时德钦们的主要行动是地下运动的组织。那是巴亨、德钦智(音译。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等人的“地下组织最高指挥部”(Supreme Council of Underground Unit)所代表的行动。他们集合狱外的同志，以“缅共”的名义分发“缅甸的革命”的小册子。当时，在遵照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当中，德钦梭、德钦丹东在狱中，德钦昂山、德钦拉佩成为三十志士在国外，成为国内少数领导人的巴亨出于下列考虑进行了行动。
“不应该与法西斯合作的战略是正确的。但能否与不想给予我们独立的英国合作呢？对以独立为目标的我们来说，英国是敌人。法西斯基本上是敌人，但现在日本不是敌人。如果日本暴露出法西斯的本性，那时再战斗。为此，现在要致力于地下运动的组织。对象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做法也是按昂山临时回国时的留言去做的。组织的领导人有德钦智、德钦妙、巴瑞(后来的AFPFL领导人。人民革命党——社会党系统)、觉迎(也是战后的政党领导人。社会党系统)等……”。
1942年4、5月、即日军大体上占领了缅甸全国时，德钦波向从事地下运动的德钦登貌提出了临时停止反日运动、政治学习、收集武器等一切活动的忠告。其理由是日军的间谍在四处活动，实际上等待随日军进攻回来的BIA的行动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率领BIA的德钦昂山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值得探讨。
与日军联手后，德钦昂山也没有料到日军进攻缅甸并占领了缅甸全国的事态。他的想法是在日本进攻缅甸前在国内建立强有力的反英地下组织，便从国外借助日军的力量进行援助。昂山说，为此，1941年12月在曼谷创立BIA时，从曼谷往国内派遣同志，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实现独立，但失败了。与此相呼应，德钦各派在各地建立组织，并等待来自日本的武器。此外，人们还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些事先打下的基础，以少数人成立的BIA在日军进攻缅甸后才能滚雪球似的增加了兵力。
再说，马克思主义者团体以疑惑的眼光和混乱的状态迎接了德钦昂山，而后者则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团体表示不满。他感叹，自己想要建立地下组织，阻碍日本统治权的确立，但缅甸的领导人们却没有充分理解BIA，产生了混乱。这个时期是在1942年中期。此后大约两年期间，在日本的统治下，展开了3种类型的不公开的抗日、反日活动。德钦昂山们一边假装与日本合作，一边指导BIA内部及其周边的抗日工作；标榜德钦梭们反法西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三角洲地区为中心致力于建立反日组织；登佩敏们一边起到在两派之间调停的作用，一边逃往国外(先往中国，后往印度)，试图与联军接触。在1944年8月各派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集中起来之前，他们分别展开了运动。
四. 日本军政下的不公开活动
在日本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恢复得很快。他们首先对轻视日本对策进行了自我批评。根据登佩敏所述，他们对①自身不成熟、②1300年大暴动时缺乏组织力及领导性、③仅重视武器的收集等进行了反省，面对眼前的日军开始了战线的构建。而日军的举动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德钦伦的下列叙述准确地把握了这段时期的情况。
“……(强烈希望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全缅人民)在所有的城镇、所有的村庄都欢天喜地地迎接日军与BIA一起到来。……法西斯日军则没有理睬缅甸独立的呼声。只是憎恨充满对独立的热情而开始行动的缅甸大众。……日本的将士无论何种阶层，都将缅甸人当作奴隶看待。他们强行扒下缅甸人的手表、戒指、自来水笔，想要的东西统统夺走。……对年轻女子极尽粗野之能事……。在所有地方做尽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粗暴之事……”。
这里再来看看登佩敏的描述：“日本并非玩弄巧妙战术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暴露无遗的法西斯，爱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很快认识到了错误，开始了反法西斯斗争”。
最早奋起反日、反法西斯斗争的是德钦梭及其周围的团体。德钦梭从日军进攻后不久开始，为了与联军取得联系，伺机逃往国外，但结果于1942年6月决定留在国内致力于建立反日地下组织。其后德钦梭便成为了反日地下运动的开山祖式的存在。其活动形式是重视单线联系的一味的秘密主义形式。登佩敏就反日斗争期间德钦梭的领导性及其局限性做了如下叙述。
“……将独立斗争作为人民战争来打的德钦梭的缅共独立宣言之一显示了正确的路线。在其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反日组织，人民革命党也接受了这个路线。……但是，德钦梭的运动的做法是沙龙式的、以学习为中心的，对工人大众的渗透力不强，有效的游击活动也组织不起来”。
有一派虽然希望德钦梭的领导，但却联系不上，便走上冒险主义道路，结果失败了。这一派便是KS派(觉盛Kyaw Sein派)。KS派一直按照德钦梭永盛文书进行了活动，即便没有联络上德钦梭，还是进行了散发传单等抵抗活动。但是，1944年KS派约有300人被宪兵队逮捕，其后觉盛成为了日军的爪牙。这些失败的分派行动也成为了提高德钦梭声望的因素之一。德钦昂山(当时已是将军)所率领的缅甸政府军的年轻将校们也在最后阶段就反日计划征求了德钦梭的意见。
此外，德钦梭本身的动向虽然并不显眼，但其弟子们却积极地从事地下组织间的联络及军队内部的政治教育等。后来与北缅甸的美军接触、在其协助下进行反日游击活动的温貌(Win Maung)报告了在曼德勒向东盛(音译)学习共产主义的情况。东盛是6名中央委员之一。关于同是中央委员的德钦丁妙，Chit Kaung(干部候补队出身。后来逃往印度。在加尔各答和锡兰岛接受了英军136部队的军事技术训练)也将其作为接受了政治学习的讲师提了出来。进而，温貌就共产党的军队内部工作记述道：“这是依靠血缘、地缘、出身学校等的一条线方式，相互之间并没有横向联系”。这段话暗示了德钦梭的活动形式，意味深长。
BIA(1942年7月以后改编为BDA)不用接受共产主义者的指导，从成立时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反日志向。例如，领导人之一的奈温在BIA进攻之前为了将国内搅乱而进入仰光时，对日本没有送来地下组织所需的武器表示了愤慨，并说也不能指望其给予独立的约定，既然如此，我们只有一边进行自己的地下运动，一边加强BIA。
将这种反日志向提高到理论高度的是BDA内部的昂吉、貌貌等年轻将校团体(吴巴当将其称为Army Young Resistance Group)。他们自加入BIA之前就参加了地下运动，因此可以说是与德钦的家谱息息相关的人们。该团体的活动特征是一直保持着与军队外部地下抵抗组织的联系。1943年8月，年轻将校团体在BDA第一大队的驻扎地举行了第一次秘密地方会议。在那里，与其他抵抗团体之间进行了路线调整，决定“重视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外国势力”，“不仅要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还要将朝着独立的反帝、反殖民地斗争进行到底”。
作为上述动向的归结，1944年8月“消灭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以下简称“AFO”)成立了。AFO领导层由军代表昂山、奈温、波莱雅、人民革命党代表巴瑞、觉迎、德钦智、共产党代表德钦梭、丹东、丁妙等成员组成，昂山、德钦梭、丹东等3人分别成为了军事、政治、对外谈判的负责人。不用说，可以将1945年3月27日缅甸政府军的对日起义定位在AFO活动的延长线上。
这里没有富余的篇幅详述AFO成立前后至政府军起义期间的形势，但想指出如下几点。首先，就围绕缅甸的情况来看，有1943年8月日本所给予的“独立”的冲击、1944年3月开始的英帕尔作战的失败、随之而来的联军的反攻和日军的明显败势。其次，就缅甸方面的主要动向来看，有以下种种事件的发生：政府军司令昂山们打入日军、德钦丹东们进行半地下活动及向印度派遣志士、驻扎在印度的登佩敏们与联军接触、与北缅甸的美军情报部队合作、若开邦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团体举行起义等。
为了表明AFO的战斗，下面来看看1944年11月东盛(缅共中央委员)对北缅甸反日组织的指示。
“如果英军还没有进入杰沙地区(北缅甸的一个地区)，就要组织群众抗日。即使英军已经进入，仍要建立群众组织。即使反日结束了，还有对英独立斗争。……英军是临时的同盟军，只是为了让反日起义成功才与他们联合。他们(英国)无疑是帝国主义者。我们不仅要竭尽全力对付日本，还要做好不让英国重新实行殖民统治的准备”。
从该指示已经看出为了赶走日本、为了独立如何与英国合作这样一种引起战后缅甸左翼阵营分裂的路线问题的萌芽。而到了1945年2月27日共产党发表“起义的时候来临！”的声明时，这种征兆就更加明显了。
“……全国同时打一场人民战争！……不依赖英国是左翼修正主义，过于依赖英国是右翼修正主义。……波莫乔(南机关长官铃木敬司上校的缅甸名，“雷将军”之意)出于让自己出名和在缅甸易于进行作战的目的，利用了‘三十志士’。……英国也可能会使用这种手段，因此不能上当。……不是等待机会，而是通过驱逐日军来加强力量，提高发言权。……”
“拉拢日本”的总结与路线问题一样耐人寻味。缅甸的左翼阵营认为对日合作是失败的，反过来在与英军合作时，则贯彻了自力本位，并联系到了独立斗争，这种姿态已明显地表露出来。这大概就是缅甸左翼阵营的关于日本时代的不可歪曲的总结。
(原载田中宏编《日本军政与亚洲的民族运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南洋资料译丛》(厦门)2007年1期第41～48页
缅甸将日军进犯的1941年底至日军向联军投降的1945年8月这段期间称为“日本时代”(Gyapan Khit)。本文将主要根据缅甸方面的资料，对日本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或接近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的动向进行探讨。
资料方面有3个问题。首先是数量少。尤其是在这个时代的、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民族主义者当中，代表并领导了各自势力的德钦昂山和德钦梭这两位重要人物所写的文献极少。因此必须依靠其他人的记录。这样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参加反英运动、反日地下活动及反日叛乱的人们的手记和回忆录等不少，但主张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和树碑立传的记录很多，其中没有把握整体情况的记录特别多，很难作为资料使用。第三个是与该时代和现体制相关的问题。1962年以来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奈温所主导的“缅甸社会主义路线”堪称长命。其执行者是缅甸政府军。从缅甸政府军将其纪念日Tatmadaw Ney定为对日起义的1945年3月27日可以知道，该军在人员上和组织上都是BIA(缅甸独立义勇军)和BDA(缅甸国防军)的直系部队。况且奈温是创设BIA的核心人物“三十志士”(Yebaw Thongyeik)之一，对日起义时任前线司令官。在有关历史和政治的出版物成稿时就必须得到政府批准的今天，关于奈温个人和政府军前身BIA、BDA的记述多多少少不得不接受现体制的“正史”观。
不用说，该“正史”容易主张现在权力的核心——政府军行动的一贯正确性，对其他势力(当时是政府军外部的抗日势力)则采取过低评价的态度。笔者认为由此可以对日本人为什么要根据缅甸的资料探讨缅甸的历史这一疑问做出一个回答。
另一个必须说明的是标题所说的“左翼”或其范围。如后文所述，本文很难对日本进犯前或占领期间作为左翼的意识形态集团的动向加以定位。左翼组织是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稍显模糊的团体。进一步说，是具有左翼思想的人们和集团参加了为独立这个大目标开展运动的大集团的一部分。该大集团在战前是我缅人协会(德钦党)，战时是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AFPFL)。在这些组织中，可以划分右翼和非左翼，但未必能分得清楚。当然，也有动摇的人们和进出的集团。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标题所说的“左翼”也许应该说是以独立为目标的各种势力中的左翼或学习并实践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团。
一. 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与左翼势力
1939年9月欧洲即将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前，在英国殖民地下的缅甸，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在此基础上，有了一定自信的缅甸民族主义势力一边注视欧洲战线的变化，一边提出“英国的困难是缅甸的机会”，朝着似乎更为现实的独立这一大目标，组织了核心的运动。
1938年12月至1939年3月期间展开的反英运动称为1300年大暴动(缅甸年历)。被捕者超过了2000人，死者31人。该大暴动因缅甸中部油田地区的英国缅甸石油公司(BOC)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而起。属于我缅人协会的青年和学生们开始声援石油工人朝着仰光进行大规模游行，农民们也在各地提出了减免佃租等要求。结果，这场斗争受到了镇压，但1300年大暴动毕竟是独立斗争的先驱，人们将其总结如下：
(1)工人、农民、学生们所进行的政治性很高的斗争，是独立斗争的先驱；(2)广泛的人们通过实践学会了政治斗争；(3)经历了罢工的不少人后来被培养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人；(4)形成了独立斗争的“核心”；(5)工人、农民、学生的共同斗争显示了将来的统一战线的前景。
以上是现时的总结和评价。1939年缅甸民族主义者势力以这次大暴动为开端，采取了一些指明其后独立斗争路线的明确对策。大体说来，是武装必然论的兴起和共产主义理论的消化及对该理论的依赖。
正如其名称所示，1938年至1939年领导了大规模群众斗争的我缅人协会是民族主义者的团体。它于1930年5月成立，初期就开展了一边高唱“缅人”之歌，一边走遍全国各地鼓舞人们爱国之心的活动。
曾任总理的当时进步的缅甸人代表巴莫博士对反对自己的势力我缅人协会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大多数人读过英国左翼——书籍俱乐部的出版物，读过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及从爱尔兰辛芬党的书到中国的孙文著作等各种各样的革命文献”。“……从君主主义到民族主义者、费边式的社会主义者、某种共产主义者、平凡的机会主义者、煽动者都混在一起，唱同一首歌，喊同一个口号”。
对英国渐进的扩大自治路线不够满意的我缅人协会的年轻领导人们同时对巴莫所指出的自己的体制也表示不满，便试图设立战斗的组织。
1939年，我缅人协会总书记德钦昂山出于这种反省或不满，为了进行独立、解放的斗争，开始考虑采纳左翼理论。实际上，在第三国际的建立缅甸共产党的指示下，通过与赴缅的印度共产党达斯·古普塔的接触，缅甸已形成了最初的共产党组织。与达斯·古普塔接触是昂山、德钦梭等我缅人协会的年轻领导人团体和以前就与印度共产党保持关系的在缅印度人戈歇尔(音译)等的团体。这样，1939年8月15日，在仰光市成立了缅甸最初的共产党组织。总书记是昂山，群众运动负责人是德钦梭，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戈歇尔，负责学生工作的是巴亨、负责财政的是德钦拉佩(后来的三十志士之一波莱雅)。参与准备的登佩、觉盛、丹东(后来的缅共总书记)这3人因各自的原因并没有加入领导班子。
这样诞生的共产党组织并不能实行作为一个党的任何活动。昂山之兄昂丹如是说：“……说昂山是共产党的先驱也没有错。但在英国的统治下共产党未能得到承认，而且(昂山等主要成员)必须全力以赴地从事我缅人协会的工作，因此实质上的共产党并没有形成”。
初期的共产党说起来是我缅人协会内的一个小组。虽然没有党的活动，但通过个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发扬光大。这与其说是作为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作为用于独立、解放的有力武器。因为当时形势逼人。
1940年5月的第一周，在礁拉瓦底举行了我缅人协会总部派的活动人员会议(这时我缅人协会分裂为两派，总部派是以民族诗人德钦哥都迈为首的昂山、德钦梭、巴亨等人的团体；另一派是德钦巴盛、吞屋派。昂山、吞屋等成为“三十志士”的时期，1941年底双方同意进行共同斗争)。在该会议上，通过了以下几个重要的决定：对英国的战争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与巴莫博士一派结成自由集团，进行以完全独立为目标的活动；进而组织广泛的群众；为了进行独立斗争，让农民、工人手握武器。
具有特征的是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缅甸人基本上没有成为殖民地正规军的缅甸，掌握武器是极为困难的。这个时代已经存在的私人军队、我缅人协会的Letyone Tat及其兄弟组织——全缅学生联合会的Thanmani Tat避开英殖民政府的监督进行了秘密军事训练。1940年中部城市明建的学生联盟主席Chit Kaung在回忆录中记述道：“……秘密军事训练以Letyone Tat士兵教导Thanmani Tat士兵的形式进行，为反英武装斗争进行了准备”。
无疑，仅靠这种程度的武器和私人军队无法对抗英军。于是，我缅人协会的领导层中便出现了应该接受外国援助的意见。对于开始采取收集武器、进行武装训练等非法路线的我缅人协会，英国当局将其大多数领导人作为政治犯投入监狱，与外国势力接触、要求援助等措施对缅甸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已成为现实的课题。
二. 对日军采取的措施
1940年，仰光市北郊的永盛监狱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学校的景象。英国并没有对政治犯施以重体力劳动，而让他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因此他们每天都举行马克思主义讲座。大人物们手把手地指导年轻气盛的青年们。另一方面，在狱中，德钦努(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写了戏曲，德钦梭翻译了克鲁普斯卡娅的《我的丈夫列宁》，德钦丹东则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小史》。
在监狱外面，悬赏5卢比、被英国当局当作小人物，但却被视为年轻领导人的德钦昂山、德钦妙(后来任巴莫内阁副总理)、巴亨等人则忙于准备成立反英地下组织，探索与外国接触的可能性。
当然，狱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并没有中断。通过接二连三地出入监狱的德钦(我缅人协会的活动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但结果，在日军进攻缅甸之前的1940年至1941年期间，狱中和狱外的动向呈现出相反方向。同是共产党组织创立成员的德钦梭和德钦昂山在形式上走向了两个极端。狱中马克思主义讲座的讲师德钦梭在“永盛文书”中提倡反日反法西斯的斗争，号召缅甸的民族主义者势力临时与英国合作。而德钦昂山在狱外从事地下活动的结果，尽管“预见到日军入侵的可能性”，但却决定接受日本军部的保护，走上了其后“三十志士”脱逃、南机关进行军事训练、创设BIA这样一种道路。促成现体制的缅甸政府军的路线位于后者的延长线上，也就是说，昂山的行动被合理化了。但必须指出，缅甸人中也存在着“虽然了解永盛文书，却采取了对日合作，这显然是错误的”、“由于昂山、德钦拉佩(波莱雅)等被日本拉拢，最初的共产党瓦解了”的想法。
对缅甸的民族主义势力、尤其对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德钦梭的“永盛文书”(后来德钦梭被移到了明建监狱，该文书也被加以补充，成为了“明建文书”)出现时的我缅人协会内部的思潮大致可分为以下3种类型。朝着独立这个大目标，他们在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意见分歧。
第一是主张接受外国援助，将反英斗争进行到底的一派，这是最多数派。德钦妙、德钦昂山等人属于这一派，狱中的德钦努也属于这一派。第二是主张与英国斗争，也与日本斗争的一派。在共产党组织成立时的成员中，巴亨、戈歇尔属于这一派。第三是主张不应与法西斯日本合作，而应该让反法西斯优先，也要临时与英国合作的、“永盛文书”支持派。在这里，狱中有德钦梭、德钦丹东、德钦觉盛等人，狱外有当时的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礼貌等。
这3种想法并没有强行把各自足以形成一党一派的牢固集团分开。他们仍然作为我缅人协会领导人而团结一致，反过来说，他们都注视着欧洲战线的变化、日本的动态等国际形势，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就总的趋势来看，这些想法一直保留到了1941年中期日军进驻法属印度南部的时候。但到了这个时候，分处狱中、狱外的德钦们已经很难得出一个结论并为之行动，首先实现了与日军接触的德钦昂山们的行动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既成事实限制了其后的独立斗争路线。
关于1941年6月的3个集团，登佩敏(后来逃往印度，试图与联军接触)做了稍微详细的分析。
首先是多数派。该派提出了从反英反殖民地斗争转为内战的口号。日军上校铃木敬司答应德钦昂山要给予独立，这成为了一个既成事实。但是，登佩敏批评说，该派的动向结果“唤来了日本人”。其次是包括登佩敏本身在内的反英、反日的“两正面斗争派”。虽然认为反法西斯是正义的，但由于认识到欧洲与缅甸的形势不同，便提出了反英、反法西斯、反日的斗争。但登佩敏自己也承认这个路线没有获胜的可能。第三是反法西斯人民斗争派，他们基于德钦梭的永盛、明建两文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遗憾的是，站在英国的立场进行反日斗争这一主张很难被迄今进行激烈的反英斗争的人们所接受，在得不到英国保证战后给予独立的情况下，不得不服从于最少数派。
在这个时期，接近于多数派的想法在我缅人协会的另一派(巴盛=吞屋派)中也出现过。德钦吞屋提出“东洋人要携手打击西洋人”，明确地主张反英亲日。试图逃出缅甸前往日本但却被捕关入永盛监狱的德钦巴盛也讨厌狱中的马克思主义讲座，被力主张希特勒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应该注意的是，后来成为创设BIA核心的“三十志士”——缅甸青年、学生活动家们在日军南机关的引导下逃出了缅甸，但德钦昂山所代表的一派和德钦吞屋所代表的一派却汇合在了一起。例如三十志士之一的德钦秀貌(后来的奈温)出自吞屋——巴盛派。
另一个延续到战争时期的动向是很少出面的德钦梭支持派的后来的活动。例如，在三角洲地区活动的德钦之一德钦佩迪(音译)是这样理解德钦梭的主张的。“……苏联跟随联合国，毛泽东也停止了国共内战，组成了反日统一战线。……自由集团的‘武装反英’路线在那个时候是正确的，但现在不是那个时期。缅甸应该与英国联合，与日本战斗。另一方面，要接受英国的武器供给，建立自己的统治区。法西斯必败。……战后，应该利用战时积蓄的力量向英国要求独立”。在这个信念下，他在三角洲地区开展了反日组织活动。佩迪是这个时代德钦地区领导人中常见的典型。
属于第二派的登佩敏后来作为联军和缅甸抗日力量之间的联络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样，德钦们抱着各自的想法迎来了日本军政时代。日本法西斯所带来的强烈的冲击终于促进了德钦各流派的统一。但是，在探讨统一的过程或对统一加以定位时，不能忽视日本侵占缅甸前夕所出现的各派的主张。
三. 德钦昂山与BIA
德钦昂山逃往国外(1940年8月)、与日军接触(1940年于厦门)、与日军商量设立南机关(1941年2月于东京)、“三十志士”逃出缅甸并接受日军的军事训练(至1941年10月)、在曼谷成立BIA、缅甸独立义勇军(1941年12月)，这些迅速进展的事态对缅甸的民族主义者阵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他们不得不采取对策。
仍在狱中的德钦梭对曾一起创立共产党组织的伙伴德钦昂山的行动产生了怀疑。以下是德钦丁妙(战后任共产党中央委员)所述的有关德钦梭的往事。
“为了独立而请求国外援助，这是我缅人协会同意的事项。为此，昂山、巴亨、拉佩、戈歇尔等人商量的结果，决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德钦波介绍了仰光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团体，通过该团体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联系。昂山与接受了共产主义讲习的德钦拉棉(三十志士波延昂，后来成为缅共军事领导人)一起前往厦门与中国交涉。但为什么又去了日本呢？完全不可理解”。
昂山在1942年5-6月、即BIA随日军进军上缅甸地区时曾假装与日军合作伺机反击，对此，德钦梭谴责其“沦为了日军的第五纵队”。而登佩敏对德钦梭的这一见解进行了批评。即：一直坚持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德钦梭看不到BIA所具有的爱国性和反殖民地志向，将BIA定为法西斯的第五纵队，这一定位没能被民族主义力量接受，成为了分派横行的原因，但这种错误由于战争的状况和反日斗争的进展并没有长期存在下去。
并非只有德钦梭受到了冲击。另一位创立共产党组织时的同志巴亨也于1942年夏天BIA举行进攻时不满地说，“任何人都不能相信。不知道如何行动”。对实际的活动也产生了影响。当时德钦们的主要行动是地下运动的组织。那是巴亨、德钦智(音译。后来成为共产党领导人)等人的“地下组织最高指挥部”(Supreme Council of Underground Unit)所代表的行动。他们集合狱外的同志，以“缅共”的名义分发“缅甸的革命”的小册子。当时，在遵照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当中，德钦梭、德钦丹东在狱中，德钦昂山、德钦拉佩成为三十志士在国外，成为国内少数领导人的巴亨出于下列考虑进行了行动。
“不应该与法西斯合作的战略是正确的。但能否与不想给予我们独立的英国合作呢？对以独立为目标的我们来说，英国是敌人。法西斯基本上是敌人，但现在日本不是敌人。如果日本暴露出法西斯的本性，那时再战斗。为此，现在要致力于地下运动的组织。对象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做法也是按昂山临时回国时的留言去做的。组织的领导人有德钦智、德钦妙、巴瑞(后来的AFPFL领导人。人民革命党——社会党系统)、觉迎(也是战后的政党领导人。社会党系统)等……”。
1942年4、5月、即日军大体上占领了缅甸全国时，德钦波向从事地下运动的德钦登貌提出了临时停止反日运动、政治学习、收集武器等一切活动的忠告。其理由是日军的间谍在四处活动，实际上等待随日军进攻回来的BIA的行动也是很大的原因之一。率领BIA的德钦昂山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值得探讨。
与日军联手后，德钦昂山也没有料到日军进攻缅甸并占领了缅甸全国的事态。他的想法是在日本进攻缅甸前在国内建立强有力的反英地下组织，便从国外借助日军的力量进行援助。昂山说，为此，1941年12月在曼谷创立BIA时，从曼谷往国内派遣同志，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实现独立，但失败了。与此相呼应，德钦各派在各地建立组织，并等待来自日本的武器。此外，人们还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些事先打下的基础，以少数人成立的BIA在日军进攻缅甸后才能滚雪球似的增加了兵力。
再说，马克思主义者团体以疑惑的眼光和混乱的状态迎接了德钦昂山，而后者则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团体表示不满。他感叹，自己想要建立地下组织，阻碍日本统治权的确立，但缅甸的领导人们却没有充分理解BIA，产生了混乱。这个时期是在1942年中期。此后大约两年期间，在日本的统治下，展开了3种类型的不公开的抗日、反日活动。德钦昂山们一边假装与日本合作，一边指导BIA内部及其周边的抗日工作；标榜德钦梭们反法西斯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以三角洲地区为中心致力于建立反日组织；登佩敏们一边起到在两派之间调停的作用，一边逃往国外(先往中国，后往印度)，试图与联军接触。在1944年8月各派作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集中起来之前，他们分别展开了运动。
四. 日本军政下的不公开活动
在日本统治时期，马克思主义者们恢复得很快。他们首先对轻视日本对策进行了自我批评。根据登佩敏所述，他们对①自身不成熟、②1300年大暴动时缺乏组织力及领导性、③仅重视武器的收集等进行了反省，面对眼前的日军开始了战线的构建。而日军的举动则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德钦伦的下列叙述准确地把握了这段时期的情况。
“……(强烈希望从英国独立出来的全缅人民)在所有的城镇、所有的村庄都欢天喜地地迎接日军与BIA一起到来。……法西斯日军则没有理睬缅甸独立的呼声。只是憎恨充满对独立的热情而开始行动的缅甸大众。……日本的将士无论何种阶层，都将缅甸人当作奴隶看待。他们强行扒下缅甸人的手表、戒指、自来水笔，想要的东西统统夺走。……对年轻女子极尽粗野之能事……。在所有地方做尽了令人无法忍受的粗暴之事……”。
这里再来看看登佩敏的描述：“日本并非玩弄巧妙战术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暴露无遗的法西斯，爱国力量和马克思主义者们很快认识到了错误，开始了反法西斯斗争”。
最早奋起反日、反法西斯斗争的是德钦梭及其周围的团体。德钦梭从日军进攻后不久开始，为了与联军取得联系，伺机逃往国外，但结果于1942年6月决定留在国内致力于建立反日地下组织。其后德钦梭便成为了反日地下运动的开山祖式的存在。其活动形式是重视单线联系的一味的秘密主义形式。登佩敏就反日斗争期间德钦梭的领导性及其局限性做了如下叙述。
“……将独立斗争作为人民战争来打的德钦梭的缅共独立宣言之一显示了正确的路线。在其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反日组织，人民革命党也接受了这个路线。……但是，德钦梭的运动的做法是沙龙式的、以学习为中心的，对工人大众的渗透力不强，有效的游击活动也组织不起来”。
有一派虽然希望德钦梭的领导，但却联系不上，便走上冒险主义道路，结果失败了。这一派便是KS派(觉盛Kyaw Sein派)。KS派一直按照德钦梭永盛文书进行了活动，即便没有联络上德钦梭，还是进行了散发传单等抵抗活动。但是，1944年KS派约有300人被宪兵队逮捕，其后觉盛成为了日军的爪牙。这些失败的分派行动也成为了提高德钦梭声望的因素之一。德钦昂山(当时已是将军)所率领的缅甸政府军的年轻将校们也在最后阶段就反日计划征求了德钦梭的意见。
此外，德钦梭本身的动向虽然并不显眼，但其弟子们却积极地从事地下组织间的联络及军队内部的政治教育等。后来与北缅甸的美军接触、在其协助下进行反日游击活动的温貌(Win Maung)报告了在曼德勒向东盛(音译)学习共产主义的情况。东盛是6名中央委员之一。关于同是中央委员的德钦丁妙，Chit Kaung(干部候补队出身。后来逃往印度。在加尔各答和锡兰岛接受了英军136部队的军事技术训练)也将其作为接受了政治学习的讲师提了出来。进而，温貌就共产党的军队内部工作记述道：“这是依靠血缘、地缘、出身学校等的一条线方式，相互之间并没有横向联系”。这段话暗示了德钦梭的活动形式，意味深长。
BIA(1942年7月以后改编为BDA)不用接受共产主义者的指导，从成立时就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反日志向。例如，领导人之一的奈温在BIA进攻之前为了将国内搅乱而进入仰光时，对日本没有送来地下组织所需的武器表示了愤慨，并说也不能指望其给予独立的约定，既然如此，我们只有一边进行自己的地下运动，一边加强BIA。
将这种反日志向提高到理论高度的是BDA内部的昂吉、貌貌等年轻将校团体(吴巴当将其称为Army Young Resistance Group)。他们自加入BIA之前就参加了地下运动，因此可以说是与德钦的家谱息息相关的人们。该团体的活动特征是一直保持着与军队外部地下抵抗组织的联系。1943年8月，年轻将校团体在BDA第一大队的驻扎地举行了第一次秘密地方会议。在那里，与其他抵抗团体之间进行了路线调整，决定“重视自己的力量，不依赖外国势力”，“不仅要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还要将朝着独立的反帝、反殖民地斗争进行到底”。
作为上述动向的归结，1944年8月“消灭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以下简称“AFO”)成立了。AFO领导层由军代表昂山、奈温、波莱雅、人民革命党代表巴瑞、觉迎、德钦智、共产党代表德钦梭、丹东、丁妙等成员组成，昂山、德钦梭、丹东等3人分别成为了军事、政治、对外谈判的负责人。不用说，可以将1945年3月27日缅甸政府军的对日起义定位在AFO活动的延长线上。
这里没有富余的篇幅详述AFO成立前后至政府军起义期间的形势，但想指出如下几点。首先，就围绕缅甸的情况来看，有1943年8月日本所给予的“独立”的冲击、1944年3月开始的英帕尔作战的失败、随之而来的联军的反攻和日军的明显败势。其次，就缅甸方面的主要动向来看，有以下种种事件的发生：政府军司令昂山们打入日军、德钦丹东们进行半地下活动及向印度派遣志士、驻扎在印度的登佩敏们与联军接触、与北缅甸的美军情报部队合作、若开邦地区的民族主义者团体举行起义等。
为了表明AFO的战斗，下面来看看1944年11月东盛(缅共中央委员)对北缅甸反日组织的指示。
“如果英军还没有进入杰沙地区(北缅甸的一个地区)，就要组织群众抗日。即使英军已经进入，仍要建立群众组织。即使反日结束了，还有对英独立斗争。……英军是临时的同盟军，只是为了让反日起义成功才与他们联合。他们(英国)无疑是帝国主义者。我们不仅要竭尽全力对付日本，还要做好不让英国重新实行殖民统治的准备”。
从该指示已经看出为了赶走日本、为了独立如何与英国合作这样一种引起战后缅甸左翼阵营分裂的路线问题的萌芽。而到了1945年2月27日共产党发表“起义的时候来临！”的声明时，这种征兆就更加明显了。
“……全国同时打一场人民战争！……不依赖英国是左翼修正主义，过于依赖英国是右翼修正主义。……波莫乔(南机关长官铃木敬司上校的缅甸名，“雷将军”之意)出于让自己出名和在缅甸易于进行作战的目的，利用了‘三十志士’。……英国也可能会使用这种手段，因此不能上当。……不是等待机会，而是通过驱逐日军来加强力量，提高发言权。……”
“拉拢日本”的总结与路线问题一样耐人寻味。缅甸的左翼阵营认为对日合作是失败的，反过来在与英军合作时，则贯彻了自力本位，并联系到了独立斗争，这种姿态已明显地表露出来。这大概就是缅甸左翼阵营的关于日本时代的不可歪曲的总结。
(原载田中宏编《日本军政与亚洲的民族运动》，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