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杜鲁门政府的巴勒斯坦政策（1945.4—1948.5）
郝斋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7年1期第66～70页
【作者简介】郝斋田，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关 键 词】杜鲁门/巴勒斯坦政策/分治/承认以色列
中图分类号：D712. 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7)01-0066-05
犹太国家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时刻——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以色列国家出现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但是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和承认以色列是否像我国的一些学者所说，是为了把中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排挤英法势力和遏制苏联势力南下呢？作者将依据相关的资料和著作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杜鲁门政府巴勒斯坦政策的国内背景
杜鲁门上台伊始，国务院就一再要求杜鲁门谨慎对待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的国内压力。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分别在1945年的4月18日和5月28日向他递交备忘录，提醒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可能想促使总统支持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无限制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也想通过国会议员提出这一要求[1](P1,6)。国务院官员的忧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证明美国犹太人的活动这时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8月，犹太复国主义事务紧急委员会进行了重建，更名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斯蒂芬·怀斯和阿巴·希勒尔·西尔弗担任这一组织的两主席。除了扩大这一组织的预算和有针对性地设立相关部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在全国建立了400多个地方性的委员会，组织它们在每一个主要的美国社团中都进行政治活动和公关活动，并接受纽约总部的指导和监督。“在这一组织重组之后，从各郡的杂志到大都市日报在内的各类报刊中的数以千计的社论、支持委员会在华盛顿工作的无数电报和信件以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大量集会、电台演讲和文章都验证了弥漫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新活力”[2](P350)。通过这些活动，这一组织开始把美国犹太人的行动变成一种群众运动，取代了以前的那种单人游说方式。这样，犹太游说集团就在美国出现了，这种集体方式的行动在促进美国公众舆论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推动杜鲁门总统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和承认以色列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还有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和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理事会。前者是一个由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极具威望的组织。在它超过15000人的成员中，包括17名州长、61名参议员、150名众议员和国家宗教界、世俗生活中的著名人士[2](P352)。后者由代表所有基督教派别的2400名最主要的宗教界领导人组成。1946年5月23日，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3](vol.2,P197—8)，他们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除了组织的发展之外，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也处于持续的发展中，这些组织的成员在1935年有5万人，1939年达到了11万人，1945年增加到了28万人，1948年更是发展到了50万人[4]。
正如国务院所预料的，在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1945年7月2日，54名参议员和250名众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信，美国48名州长中的40人在当天也向杜鲁门总统写信，他们都敦促总统在难民问题上采取行动，支持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3](vol.1,P251—2,255)。随后参众两院分别在1945年的12月17日和19日通过了瓦格纳—塔夫脱联合决议案。这一决议呼吁利用美国与受委任管理国的良好关系，促使它向所有犹太人的自由移民和垦殖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犹太共和国[3](vol.2,P2—3)。
除此之外，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犹太人的要求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5](P16,表1—1)。这样，上台伊始的杜鲁门总统在巴勒斯坦政策上就面临国内的重重压力。
杜鲁门总统身边也不乏亲犹太的官员和朋友，最为著名的是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助理戴维·奈尔斯和杜鲁门的密友爱德华·雅各布森，他们在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6]。
而杜鲁门总统本人对《圣经》的阅读使他对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联系并不陌生——“我经常大量地阅读《圣经》，在我上学之前我至少读了两遍”[7]。而犹太人的苦难也使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例如在1939年英国白皮书发表以后，杜鲁门在参议院发言反对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甚至他还在1941年加入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8]。杜鲁门本身的这种背景和倾向性可以使他较为容易地接受亲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
相对于犹太人来说，阿拉伯人在美国没有强力倡导自己主张、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活动。因此，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在杜鲁门总统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决策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难民问题到分治决议的通过和反复：美国国内力量的角逐
面对二战后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杜鲁门首先派英美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美方代表迪安·厄尔·哈里森去欧洲调查难民问题。在读过哈里森提交的报告之后，杜鲁门称它是“一份令人伤感的文件，不能允许继续发生它所描述的悲剧”[9](P64)。1945年8月31日，在没有同国务院商量的情况下，杜鲁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去信，要求英国允许尽可能多的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并把哈里森建议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报告附在信后，所以实质上是要求艾德礼向10万犹太人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3](vol.1,P279—81)。
1946年4月20日，英美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欧洲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建议立即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杜鲁门总统随后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3](vol.2,P145,190)。杜鲁门的立场是与美国普通民众的态度是相吻合的[5](P17)。
随后在10月4日，犹太教的赎罪日，杜鲁门发表了一个总统声明，呼吁立即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移民，并承诺美国政府准备立即给予援助[3](vol.2,P267—8)。
《赎罪日声明》是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进行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国总统开始正式地支持一个“切实的犹太国家”[9](P70)。这样，美国国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公众舆论和杜鲁门自身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以及国内政治的考虑导致了杜鲁门在难民和分治问题上对犹太人的支持，也基本决定了以后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1947年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表明他们集体反对分治方案，国务卿马歇尔也同样敦促总统不要支持多数派建议[9](P104)，但是杜鲁门还是下令美国代表在10月11日的联大上宣布支持分治方案[10](P47)。而1947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高达65％的被调查者支持分治，反对分治的人仅占10％[5](P18,表2—1)。
在分治决议即将表决的前夕，有关政府部门仍然反对支持分治。1947年10月20日，国务院、陆军、海军和空军情报部门联合准备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当前的局势”的文件，指出如果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将最终会导致阿犹战争，而美国公众对犹太人的同情将可能迫使美国采取一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在中东的声誉，而且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由于整个地区的不稳定而受到威胁[11](P99)。1947年11月28日，这几个部门准备的名为“分治决议的后果”的文件进一步指出，在阿犹战争的情况下，除了苏联会从中渔利之外，美国由于对分治方案的支持而遭到损害的声誉也会再一次遭到重创，并使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和商业利益受到损害[11](P119—20)。11月24日，负责近东和非洲事务的国务院官员洛伊·亨德森撰写了一份强烈反对分治的备忘录，提出为了避免卷入到一场国际困境当中去，美国应该谨慎对待将导致美国派兵的方案[12](1947,P1281—82)。可以看出，这些部门之所以反对分治，一是防范苏联对中东的渗透，二是认为支持分治和美国军队被迫卷入冲突将会损害美国的中东利益。
而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们也对政府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据统计，针对白宫的通讯（包括电报、信件等等）在第三季度有6.5万次，第四季度有7万次[10](P50)。深受杜鲁门敬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钱姆·魏茨曼博士在11月25日给杜鲁门总统去电报，请求杜鲁门总统进行干预，影响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的代表团[13](P369)。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建议杜鲁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事业，认为这一举措可以赢得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10](P49)。
在政策考量中，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再次没有得到采纳，在美国的积极活动下，11月29日，联大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但是决议通过以后的现实情况给了执行部门的官员们改变杜鲁门巴勒斯坦政策的可能性。分治决议通过以后，英国拒绝与根据分治决议成立的联合国委员会合作，并宣布它将在1948年5月14日之前撤出它的10万军队和警察。而阿犹双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敌对行动的方式之一就是武装干预。如果使用武装力量的话，那么作为分治方案主要倡议者的美国、苏联就必须提供军队，这将给苏联提供插足中东的机会。而此时美国民众普遍反对出兵干预。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2月17日，杜鲁门总统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他已经“做了除动员军队之外所有的事情”来表达他对分治的支持，但他“并不想派兵”[9](P111)。而国务院在2月末组织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这些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对分治的支持率已经从1947年11月的65％下降到了38％[14]。这一切都为国务院把美国的立场从支持分治变为支持托管提供了契机。
早在1948年1月26日，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就向时任国务院特别事务部主任的迪安·腊斯克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提出了改变美国在联大中正在执行的巴勒斯坦政策的初步构想[13](P5—10)。对即将发生的改变，美国国务院取得了杜鲁门的事先同意。但是这种同意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在一份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训令中，杜鲁门写道：“我原则上同意这一基本立场。但是我想明确的是，不可以向安理会提交任何这样的东西，即可以被解释为是从我们在联大会议所持（分治）立场上后退的东西。”[10](P59) 很明显杜鲁门认为这种改变是一种修补或完善，而不是推翻美国的分治立场，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推测。
1948年2月24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把安理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权限解释为禁止使用武力[12](1948,vol.5,P651—4)，从而消除了美国军队承担任何责任的可能性。这一行动成为美国政策从分治到托管转变的一座重要桥梁。接着在3月19日，奥斯汀大使在安理会宣称现在由于无法以和平方式实施分治方案，因而“我们认为应该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下建立一种对巴勒斯坦的临时托管”，并立即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终止实施分治方案[15]。
很明显，声明发表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没有经过杜鲁门总统的事先同意，而且也明显违背了杜鲁门对马歇尔的训令。这明显体现在杜鲁门3月20日的日记中：“今天早晨我发现国务院已经改变了我的巴勒斯坦政策。我竟然在报纸上才知道它！真见鬼了！现在我成了一个说谎者和骗子。”[16]
奥斯汀的发言招致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次日，以“美国改变了巴勒斯坦政策”、“愚蠢的行动”、“软弱”、“犹豫不决”、“美国失去了声誉”等为标题的文章充斥了美国的报刊[9](P137—8)。而两党的政治家也对美国政策的转变进行了批评，30名共和党众议员要求立即对政策的改变进行国会调查，民主党国会议员塞勒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任何决定比美国所做的这个决定更加可耻。”[17](P98)
为了缓解压力，杜鲁门总统在3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声明：“所建议的托管并不是分治方案的一种替代，而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填补5月15日委任统治结束后所产生的真空。”[1](P71)
可以认为，杜鲁门总统并没有改变支持分治的立场，由于他已决定不向巴勒斯坦派兵，在巴勒斯坦出现严峻形势的情况下，如他所说，托管建议仅仅是一种缓和局势的权宜之计。
三、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认
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通过以后，英国人一再表示要在5月15日如期结束委任统治。而犹太人也早就清楚地表明，一旦英国人结束他们的委任统治，犹太人将马上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因此，是否承认这个新国家的问题又呈现在杜鲁门政府面前。
1948年作为一个总统选举年，国内政治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杜鲁门总统的考虑之中。1948年2月17日的国会补选记录表明，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已经使犹太选民疏远民主党[17](P80)。美国政府从分治立场上的倒退更使杜鲁门总统的连任前景变得暗淡。迟至1948年4月中旬，民主党委员会还没有决定是否支持总统重新获得提名，两名民主党领导人警告杜鲁门说：“除非这种灾难性的和非美国的政策立即得到纠正，否则在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我们将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情来确保民主党拒绝您的候选人身份。”[17](P99—100) 这一切似乎显示杜鲁门的败局已定，以至于盖洛普和罗杰斯民意测验都一致认为：“我们将不准备进行更多的民意测验，因为杜威州长领先杜鲁门总统太多了，杜鲁门总统不可能会追上他。”[18](P384)
而1948年5月11日戴维·奈尔斯向杜鲁门总统出示的一份关于承认以色列的民意测验表明，当时大约80％的媒体支持在以色列建立以后予以承认，两党国会议员和各州州长的大多数都支持立即给予承认[19]。
杜鲁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不妙的选情和国内强烈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影响，他也不可能轻易放弃通过承认以色列来争取美国犹太人的选票。更何况杜鲁门本人也支持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宗教联系。而且杜鲁门还将建立以色列国家与解决难民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回忆录中承认道：“在我自己看来，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目标是第二位的，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找到减轻难民人身苦难的方法。”[10](P33) 杜鲁门总统的这种观点使他更容易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思想，也为掩盖他的国内政治动机提供了理由。
此外，抢在苏联之前承认以色列是杜鲁门的另一个考虑。杜鲁门后来告诉罗斯福夫人说：“由于巴勒斯坦出现了一个真空，而且由于俄国人急于首先承认，马歇尔将军、洛维特副国务卿、腊斯克博士……认定正确的事情是承认以色列政府。”[18](P47) 事实上，到4月份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做好了建国的准备，无论美国承认与否，犹太国家的建立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苏联得利，不如美国抢先承认。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及杜鲁门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杜鲁门总统决心承认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家，4月23日，塞缪尔·罗森曼通过电话告诉魏茨曼，一旦新的犹太国家宣布成立，总统将立即承认它[20](P105)。
5月12日，美国宣布放弃对托管方案的支持。同日，为了同国务院在承认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为了确保说服国务院，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两周，杜鲁门总统对克拉克·克利福德说：“现在我想要你为这次会议做准备，马歇尔将军反对我们承认以色列。他将带来他的助手。我想让你为支持以色列的独立做准备，就像你在最高法院面前做出一次辩护一样。”[18](P386) 在会议上，克利福德极力主张承认以色列，甚至在它成立之前就提前承认。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洛维特和马歇尔的反对，马歇尔将军甚至为此威胁要同杜鲁门决裂[9](P155—157)。这次会议由于马歇尔的反对没有做出立即承认以色列的决定。但是随后克利福德通过洛维特告诉马歇尔，这是总统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不得不表示不反对承认以色列，这就最终为承认扫清了障碍[9](P166)。
华盛顿时间1948年5月14日下午6点整，在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同时，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的艺术博物馆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家。11分钟后，杜鲁门总统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宣布了总统的声明：“美国承认临时政府是新的以色列国家事实上的权力机关。”[1](P143)
迅速的承认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它起到了“把这个国家牢固地置于世界政治地图上”[21] 的作用。但是这一决定是在国务院和军事部门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这一最终决定是杜鲁门的，而且是他自己的”[18](P47)。
结语
通过对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一直建立在公众舆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活动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总统本人的宗教经验、对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迫害的同情和选举方面的国内政治考虑也影响着他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制定。但是另一方面，以美国国务院为首的政府部门更多地是从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认为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不符合甚至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一直反对甚至阻挠实施美国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在事关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重大决策上，虽然总统经常做出一些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决策，但是外交事务的日常运作是由通常持反对态度的国务院负责进行的，所以这种分歧经常造成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波动。
因此，对于以前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出的美国帮助犹太复国主义、承认以色列是为了要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是为美国的侵略计划服务的论断，作者不敢苟同。美国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公众舆论和国会，虽然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和运作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也是美国国内的一支合法力量，也是美国公众舆论的一部分，更何况美国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也一直遭到美国国务院等相关部门的反对，只是总统的权威使得美国推行一种主要以道德利益为基础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由于在国际政治考虑中更多的是注重防范苏联对中东的渗透，因此美国不可能故意打击自己的盟友英国，造成权力真空，给苏联提供渗入的机会，所以美国在中东取代英国地位的这一结果充其量只能是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
收稿日期：2006-07-18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新乡)2007年1期第66～70页
【作者简介】郝斋田，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9
| 【内容提要】 | 杜鲁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背离了罗斯福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全面磋商原则。在国务院和军事部门的反对下，杜鲁门仍然要求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英国立即接纳10万犹太难民、支持巴勒斯坦分治，以及在以色列成立后立即予以承认。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政策的制定基本上是杜鲁门总统个人意志的体现，其基础是杜鲁门本人的宗教信念和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其推动力是国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的压力和公众舆论、国会等对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支持以及赢得选举的政治考虑。 |
犹太国家发展史上的两个重大时刻——巴勒斯坦分治和建立以色列国家出现在杜鲁门政府时期，但是美国支持巴勒斯坦分治和承认以色列是否像我国的一些学者所说，是为了把中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排挤英法势力和遏制苏联势力南下呢？作者将依据相关的资料和著作得出自己的结论。
一、杜鲁门政府巴勒斯坦政策的国内背景
杜鲁门上台伊始，国务院就一再要求杜鲁门谨慎对待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的国内压力。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分别在1945年的4月18日和5月28日向他递交备忘录，提醒他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可能想促使总统支持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无限制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而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也想通过国会议员提出这一要求[1](P1,6)。国务院官员的忧虑是有一定道理的，事实证明美国犹太人的活动这时确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1943年8月，犹太复国主义事务紧急委员会进行了重建，更名为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紧急委员会，由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斯蒂芬·怀斯和阿巴·希勒尔·西尔弗担任这一组织的两主席。除了扩大这一组织的预算和有针对性地设立相关部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在全国建立了400多个地方性的委员会，组织它们在每一个主要的美国社团中都进行政治活动和公关活动，并接受纽约总部的指导和监督。“在这一组织重组之后，从各郡的杂志到大都市日报在内的各类报刊中的数以千计的社论、支持委员会在华盛顿工作的无数电报和信件以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大量集会、电台演讲和文章都验证了弥漫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新活力”[2](P350)。通过这些活动，这一组织开始把美国犹太人的行动变成一种群众运动，取代了以前的那种单人游说方式。这样，犹太游说集团就在美国出现了，这种集体方式的行动在促进美国公众舆论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推动杜鲁门总统决定支持巴勒斯坦分治方案和承认以色列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还有美国巴勒斯坦委员会和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理事会。前者是一个由国会议员、政府高官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组成的极具威望的组织。在它超过15000人的成员中，包括17名州长、61名参议员、150名众议员和国家宗教界、世俗生活中的著名人士[2](P352)。后者由代表所有基督教派别的2400名最主要的宗教界领导人组成。1946年5月23日，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3](vol.2,P197—8)，他们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上的影响力和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
除了组织的发展之外，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也处于持续的发展中，这些组织的成员在1935年有5万人，1939年达到了11万人，1945年增加到了28万人，1948年更是发展到了50万人[4]。
正如国务院所预料的，在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推动下，1945年7月2日，54名参议员和250名众议员共同签署了一封信，美国48名州长中的40人在当天也向杜鲁门总统写信，他们都敦促总统在难民问题上采取行动，支持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的犹太移民和建立一个犹太国家[3](vol.1,P251—2,255)。随后参众两院分别在1945年的12月17日和19日通过了瓦格纳—塔夫脱联合决议案。这一决议呼吁利用美国与受委任管理国的良好关系，促使它向所有犹太人的自由移民和垦殖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并把巴勒斯坦建设成为一个犹太共和国[3](vol.2,P2—3)。
除此之外，美国的公众舆论对犹太人的要求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5](P16,表1—1)。这样，上台伊始的杜鲁门总统在巴勒斯坦政策上就面临国内的重重压力。
杜鲁门总统身边也不乏亲犹太的官员和朋友，最为著名的是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负责少数民族事务的行政助理戴维·奈尔斯和杜鲁门的密友爱德华·雅各布森，他们在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制定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6]。
而杜鲁门总统本人对《圣经》的阅读使他对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联系并不陌生——“我经常大量地阅读《圣经》，在我上学之前我至少读了两遍”[7]。而犹太人的苦难也使他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例如在1939年英国白皮书发表以后，杜鲁门在参议院发言反对白皮书对犹太移民的限制，甚至他还在1941年加入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基督教巴勒斯坦委员会[8]。杜鲁门本身的这种背景和倾向性可以使他较为容易地接受亲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
相对于犹太人来说，阿拉伯人在美国没有强力倡导自己主张、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和活动。因此，这些有利于犹太人的因素在杜鲁门总统的巴勒斯坦问题的决策上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难民问题到分治决议的通过和反复：美国国内力量的角逐
面对二战后的欧洲犹太难民问题，杜鲁门首先派英美难民问题政府间委员会美方代表迪安·厄尔·哈里森去欧洲调查难民问题。在读过哈里森提交的报告之后，杜鲁门称它是“一份令人伤感的文件，不能允许继续发生它所描述的悲剧”[9](P64)。1945年8月31日，在没有同国务院商量的情况下，杜鲁门给英国首相艾德礼去信，要求英国允许尽可能多的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并把哈里森建议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的报告附在信后，所以实质上是要求艾德礼向10万犹太人敞开巴勒斯坦的大门[3](vol.1,P279—81)。
1946年4月20日，英美巴勒斯坦调查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欧洲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报告，建议立即接纳1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杜鲁门总统随后在4月30日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建议[3](vol.2,P145,190)。杜鲁门的立场是与美国普通民众的态度是相吻合的[5](P17)。
随后在10月4日，犹太教的赎罪日，杜鲁门发表了一个总统声明，呼吁立即向巴勒斯坦进行大规模移民，并承诺美国政府准备立即给予援助[3](vol.2,P267—8)。
《赎罪日声明》是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而进行的政治和外交斗争中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美国总统开始正式地支持一个“切实的犹太国家”[9](P70)。这样，美国国内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活动、公众舆论和杜鲁门自身对犹太人苦难的同情以及国内政治的考虑导致了杜鲁门在难民和分治问题上对犹太人的支持，也基本决定了以后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1947年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表明他们集体反对分治方案，国务卿马歇尔也同样敦促总统不要支持多数派建议[9](P104)，但是杜鲁门还是下令美国代表在10月11日的联大上宣布支持分治方案[10](P47)。而1947年10月的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高达65％的被调查者支持分治，反对分治的人仅占10％[5](P18,表2—1)。
在分治决议即将表决的前夕，有关政府部门仍然反对支持分治。1947年10月20日，国务院、陆军、海军和空军情报部门联合准备了一份名为“巴勒斯坦当前的局势”的文件，指出如果联大通过分治决议，将最终会导致阿犹战争，而美国公众对犹太人的同情将可能迫使美国采取一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立场。这不仅会损害美国在中东的声誉，而且美国的战略利益将会由于整个地区的不稳定而受到威胁[11](P99)。1947年11月28日，这几个部门准备的名为“分治决议的后果”的文件进一步指出，在阿犹战争的情况下，除了苏联会从中渔利之外，美国由于对分治方案的支持而遭到损害的声誉也会再一次遭到重创，并使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石油和商业利益受到损害[11](P119—20)。11月24日，负责近东和非洲事务的国务院官员洛伊·亨德森撰写了一份强烈反对分治的备忘录，提出为了避免卷入到一场国际困境当中去，美国应该谨慎对待将导致美国派兵的方案[12](1947,P1281—82)。可以看出，这些部门之所以反对分治，一是防范苏联对中东的渗透，二是认为支持分治和美国军队被迫卷入冲突将会损害美国的中东利益。
而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们也对政府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据统计，针对白宫的通讯（包括电报、信件等等）在第三季度有6.5万次，第四季度有7万次[10](P50)。深受杜鲁门敬重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钱姆·魏茨曼博士在11月25日给杜鲁门总统去电报，请求杜鲁门总统进行干预，影响在联合国投弃权票的代表团[13](P369)。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也建议杜鲁门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事业，认为这一举措可以赢得犹太人和自由主义者的支持[10](P49)。
在政策考量中，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再次没有得到采纳，在美国的积极活动下，11月29日，联大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但是决议通过以后的现实情况给了执行部门的官员们改变杜鲁门巴勒斯坦政策的可能性。分治决议通过以后，英国拒绝与根据分治决议成立的联合国委员会合作，并宣布它将在1948年5月14日之前撤出它的10万军队和警察。而阿犹双方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阻止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敌对行动的方式之一就是武装干预。如果使用武装力量的话，那么作为分治方案主要倡议者的美国、苏联就必须提供军队，这将给苏联提供插足中东的机会。而此时美国民众普遍反对出兵干预。在这种情况下，1948年2月17日，杜鲁门总统告诉克拉克·克利福德说，他已经“做了除动员军队之外所有的事情”来表达他对分治的支持，但他“并不想派兵”[9](P111)。而国务院在2月末组织了一系列的民意测验，这些测验表明美国公众对分治的支持率已经从1947年11月的65％下降到了38％[14]。这一切都为国务院把美国的立场从支持分治变为支持托管提供了契机。
早在1948年1月26日，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就向时任国务院特别事务部主任的迪安·腊斯克递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提出了改变美国在联大中正在执行的巴勒斯坦政策的初步构想[13](P5—10)。对即将发生的改变，美国国务院取得了杜鲁门的事先同意。但是这种同意是有一定限制条件的，在一份给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训令中，杜鲁门写道：“我原则上同意这一基本立场。但是我想明确的是，不可以向安理会提交任何这样的东西，即可以被解释为是从我们在联大会议所持（分治）立场上后退的东西。”[10](P59) 很明显杜鲁门认为这种改变是一种修补或完善，而不是推翻美国的分治立场，事态的发展也验证了这一推测。
1948年2月24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沃伦·奥斯汀把安理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权限解释为禁止使用武力[12](1948,vol.5,P651—4)，从而消除了美国军队承担任何责任的可能性。这一行动成为美国政策从分治到托管转变的一座重要桥梁。接着在3月19日，奥斯汀大使在安理会宣称现在由于无法以和平方式实施分治方案，因而“我们认为应该在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下建立一种对巴勒斯坦的临时托管”，并立即召开一次联大特别会议，在会议召开之前终止实施分治方案[15]。
很明显，声明发表的时间和具体内容没有经过杜鲁门总统的事先同意，而且也明显违背了杜鲁门对马歇尔的训令。这明显体现在杜鲁门3月20日的日记中：“今天早晨我发现国务院已经改变了我的巴勒斯坦政策。我竟然在报纸上才知道它！真见鬼了！现在我成了一个说谎者和骗子。”[16]
奥斯汀的发言招致了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次日，以“美国改变了巴勒斯坦政策”、“愚蠢的行动”、“软弱”、“犹豫不决”、“美国失去了声誉”等为标题的文章充斥了美国的报刊[9](P137—8)。而两党的政治家也对美国政策的转变进行了批评，30名共和党众议员要求立即对政策的改变进行国会调查，民主党国会议员塞勒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没有任何决定比美国所做的这个决定更加可耻。”[17](P98)
为了缓解压力，杜鲁门总统在3月25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一份总统声明，声明：“所建议的托管并不是分治方案的一种替代，而是一种努力，是为了填补5月15日委任统治结束后所产生的真空。”[1](P71)
可以认为，杜鲁门总统并没有改变支持分治的立场，由于他已决定不向巴勒斯坦派兵，在巴勒斯坦出现严峻形势的情况下，如他所说，托管建议仅仅是一种缓和局势的权宜之计。
三、美国对以色列的承认
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通过以后，英国人一再表示要在5月15日如期结束委任统治。而犹太人也早就清楚地表明，一旦英国人结束他们的委任统治，犹太人将马上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因此，是否承认这个新国家的问题又呈现在杜鲁门政府面前。
1948年作为一个总统选举年，国内政治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杜鲁门总统的考虑之中。1948年2月17日的国会补选记录表明，杜鲁门的巴勒斯坦政策已经使犹太选民疏远民主党[17](P80)。美国政府从分治立场上的倒退更使杜鲁门总统的连任前景变得暗淡。迟至1948年4月中旬，民主党委员会还没有决定是否支持总统重新获得提名，两名民主党领导人警告杜鲁门说：“除非这种灾难性的和非美国的政策立即得到纠正，否则在即将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我们将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任何事情来确保民主党拒绝您的候选人身份。”[17](P99—100) 这一切似乎显示杜鲁门的败局已定，以至于盖洛普和罗杰斯民意测验都一致认为：“我们将不准备进行更多的民意测验，因为杜威州长领先杜鲁门总统太多了，杜鲁门总统不可能会追上他。”[18](P384)
而1948年5月11日戴维·奈尔斯向杜鲁门总统出示的一份关于承认以色列的民意测验表明，当时大约80％的媒体支持在以色列建立以后予以承认，两党国会议员和各州州长的大多数都支持立即给予承认[19]。
杜鲁门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不妙的选情和国内强烈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情绪的影响，他也不可能轻易放弃通过承认以色列来争取美国犹太人的选票。更何况杜鲁门本人也支持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的宗教联系。而且杜鲁门还将建立以色列国家与解决难民问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回忆录中承认道：“在我自己看来，这一时期犹太复国主义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目标是第二位的，更为紧迫的问题是找到减轻难民人身苦难的方法。”[10](P33) 杜鲁门总统的这种观点使他更容易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思想，也为掩盖他的国内政治动机提供了理由。
此外，抢在苏联之前承认以色列是杜鲁门的另一个考虑。杜鲁门后来告诉罗斯福夫人说：“由于巴勒斯坦出现了一个真空，而且由于俄国人急于首先承认，马歇尔将军、洛维特副国务卿、腊斯克博士……认定正确的事情是承认以色列政府。”[18](P47) 事实上，到4月份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做好了建国的准备，无论美国承认与否，犹太国家的建立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让苏联得利，不如美国抢先承认。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及杜鲁门总统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杜鲁门总统决心承认即将成立的犹太国家，4月23日，塞缪尔·罗森曼通过电话告诉魏茨曼，一旦新的犹太国家宣布成立，总统将立即承认它[20](P105)。
5月12日，美国宣布放弃对托管方案的支持。同日，为了同国务院在承认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杜鲁门在白宫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为了确保说服国务院，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两周，杜鲁门总统对克拉克·克利福德说：“现在我想要你为这次会议做准备，马歇尔将军反对我们承认以色列。他将带来他的助手。我想让你为支持以色列的独立做准备，就像你在最高法院面前做出一次辩护一样。”[18](P386) 在会议上，克利福德极力主张承认以色列，甚至在它成立之前就提前承认。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了洛维特和马歇尔的反对，马歇尔将军甚至为此威胁要同杜鲁门决裂[9](P155—157)。这次会议由于马歇尔的反对没有做出立即承认以色列的决定。但是随后克利福德通过洛维特告诉马歇尔，这是总统自己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不得不表示不反对承认以色列，这就最终为承认扫清了障碍[9](P166)。
华盛顿时间1948年5月14日下午6点整，在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同时，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的艺术博物馆宣布成立以色列国家。11分钟后，杜鲁门总统的新闻秘书查尔斯·罗斯宣布了总统的声明：“美国承认临时政府是新的以色列国家事实上的权力机关。”[1](P143)
迅速的承认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它起到了“把这个国家牢固地置于世界政治地图上”[21] 的作用。但是这一决定是在国务院和军事部门持反对态度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这一最终决定是杜鲁门的，而且是他自己的”[18](P47)。
结语
通过对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一直建立在公众舆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活动的基础上，除此之外，总统本人的宗教经验、对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迫害的同情和选举方面的国内政治考虑也影响着他对巴勒斯坦的政策制定。但是另一方面，以美国国务院为首的政府部门更多地是从国家利益的考虑出发，认为美国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不符合甚至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们一直反对甚至阻挠实施美国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在事关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重大决策上，虽然总统经常做出一些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决策，但是外交事务的日常运作是由通常持反对态度的国务院负责进行的，所以这种分歧经常造成美国巴勒斯坦政策的波动。
因此，对于以前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出的美国帮助犹太复国主义、承认以色列是为了要取代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是为美国的侵略计划服务的论断，作者不敢苟同。美国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力量是公众舆论和国会，虽然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宣传和运作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不能否认他们也是美国国内的一支合法力量，也是美国公众舆论的一部分，更何况美国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也一直遭到美国国务院等相关部门的反对，只是总统的权威使得美国推行一种主要以道德利益为基础的亲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由于在国际政治考虑中更多的是注重防范苏联对中东的渗透，因此美国不可能故意打击自己的盟友英国，造成权力真空，给苏联提供渗入的机会，所以美国在中东取代英国地位的这一结果充其量只能是这一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
收稿日期：2006-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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