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我研究美国史的经历
刘绪贻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书屋》(长沙)2007年2期第4～10页
一
我早年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开始研究美国史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希望并且计划以做学问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此，除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那就是要中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发扬科学与民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后来，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发现两千余年的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中、美学者的赞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及其中学同学叶巍读此论文后，认为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崭新视角，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将它译为中文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该社李艳辉编审的支持下，以专著形式出版，全书十八万五千字，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该书出版后，受到开明学术界的好评。另外，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承续我在硕士论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线，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1948年在上海《观察》、《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报刊上发表了三十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后来选了二十三篇，得到武汉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这两件事情说明，我的社会学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开始尝到做学问的味道。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我研究美国史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二
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1964年4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开始半年，我们还为美国史研究做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我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撰写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讲义，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一文（因时局变化，该报只寄来清样，未正式发表）。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是在业余时间偶尔干点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多少对美国史研究有点铺垫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十三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且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堕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紧跟”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做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做出真正成绩的。
三
我的美国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有关的。新中国不是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吗？因此，列宁这本书中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这本书中说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人们研究二十世纪美国史，就不能不得出“美国是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但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增长，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是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另一方面，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邓小平四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据此，1979年4月21日至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1979年1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后受命主持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关于编写《美国史》的问题，与会者达成三点共识：（一）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全面地、理性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形势，使得编写一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二）从当时情况看，我国没有一个学术单位有能力编写出这样一套《美国史》，但把各有关单位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的，这种组织工作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负责；（三）成立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有关教师组成的编写《美国通史》的班子（后来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学退出了，华东师大加入了），并选举杨生茂、刘绪贻任总主编。同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的任务。
现在总结起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在同僚和学生的协助下，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79年至2006年，我一共发表了美国史论文和其他文章七十六篇，译文三篇。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一九零零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三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印行了我主持翻译的《新政》。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刘末合译的《被通缉的女人》（美国黑人女英雄塔布曼传）。1984—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三种。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1988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主译并总校的《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这两本书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说美国有四份华文报纸为后一本书的出版发了消息（我手头只有纽约《联合日报》剪报），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感谢信。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刘末合译的美、苏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艰难的旅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1993年，该馆又出版了我协助朱鸿恩翻译并由我总校的《罗斯福与新政（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零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训协助我撰写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1989—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杨生茂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收入该丛书作为第五、六两卷）。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战后美国史，1945—2000》。同年，人民出版社以这个增订本《战后美国史》作为第六卷，并请《美国通史丛书》其他各卷负责人对原书做了必要的修订，出版了共约三百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2005年，这套《美国通史》又由中国出版集团选入“中国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套《美国通史》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从制订编写这套书的计划起，就不断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此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使这套书具有以下五个特点：首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二战结束时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在写作过程中是力图体现这些特点的，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由读者作出判断。
从我个人来说，在学术上是否作出过什么贡献呢？外界的评论很多，大都过誉。比如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三位教授说：刘绪贻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①；朱庭光、武文军两位研究员认为，我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自成一个流派②。这都是我不敢当的。具体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根据”，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79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给我的来信所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二）我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解放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③ 有的文章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④ 又有的文章说：“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⑤ 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史实并不相符。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按1958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亿美元增长到二千零九十四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八百九十三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1981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新政”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约到1987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三）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⑥，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这个时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着列宁时代概念的过时，所以有勇气接受的人还不多。（四）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一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⑦。（五）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们，谈何容易，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十九世纪（主要是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大都“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资产阶级则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的逐渐强大和日益觉醒，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⑧ 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⑨ 后来，列宁、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预言的那样，出现“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后来，我通过钻研经典作家、经济学家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早已从一般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单纯附属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工人阶级也尽量不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有矛盾和斗争，但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争取活得更好些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改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发展⑩。我是怎样发展列宁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呢？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压迫和剥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并非如此。我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入手，发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11)。总之，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
如果可以说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和精力有了保证。从1979年1月到2002年，特别是1987年离休以后，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这二十四年来，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国史研究上。近四年来，我虽然热心于探讨民主和法治问题，反对儒学糟粕，但也没有放弃对美国史的关注。要是像以往那样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那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其次是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绝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第三是要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我不独感到我原来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有些帮助，我特别觉得我对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和美国一些著名美国史学家的交往，我到美国的访学和研究，我参加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仅使我获得许多有用的图书资料（包括第一手资料），而且得以借鉴许多性质不同国家的美国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我扩大学术视野是极为有益的，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闭关自守、唯我正确的有害的为学之道。
四
最后谈谈我研究美国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帮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献发表后，尽管“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但逐渐有些比较开明的编辑、报刊、出版机构受到影响，愿意并敢于出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打破长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这就是支持和阻碍我的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基础。1979年，我承担编写《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任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先把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研究清楚，是写好这段美国史的关键。于是，我在和两位同僚拟订全书详细提纲的同时，还重点研究罗斯福“新政”。但到1980年我又接受编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时，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外，愿意和敢于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这也难怪，大家对闯禁区心有余悸嘛。1981年5月，我试写出第一篇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在《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杨生茂教授支持下，于同年9月问世，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年11月，我又写出一篇观点更加鲜明的、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12月寄《世界历史》，久久不见动静。1982年6月，《历史研究》严四光编辑读此文后为该刊约稿，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毁约。直到1983年，《世界历史》朱庭光主编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此文才在是年该刊第二期刊出。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12) 和《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13) 两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1985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一位领导同志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位领导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处理，该院长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另一个重大阻力也很有来头。解放初年，武汉市是直辖市，李尔重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杨文祥是其下属，我任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彼此相识。1983年1月14日，杨约我往见卸任河北省长回武汉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新政”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14) 时，他却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想，我们党内虽然有范文澜、李锐、顾准等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学问忽视“真理愈辩愈明”原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英国《大宪章》运动解决的主要是君主必须受宪法、法律约束的问题，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资本家约束自己组织工会的问题，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在一起？罗斯福总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多年的老学者，这点常识当然用不着别人提醒，但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罗斯福这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其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和其他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办法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国史著作中提醒读者了，此处不赘。据此情况，我仍请杨文祥转告李尔重前省长：过去你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市工会宣传部长，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你的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于今是合作做学术研究，你怎么能“一言堂”呢？这样，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事当然是不可能了。但后来李尔重前省长还是抓住我的美国史研究不放。现举两例：1989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谈话2月23日在该报“理论周刊”一百五十一期发表后，当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尔重前省长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995年5月12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拙文《罗斯福与中国抗日战争》，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大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武汉大学有个刘绪贻，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个民主总统，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我说他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说罗斯福总统是民主总统不独斯大林在1946年论述过，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悼念罗斯福逝世的社论题目就是“民主巨星的陨落”；至于罗斯福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这是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位前省委书记、前省长，他还是有机会在一个重要的所谓学术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位老学者“胡说八道！”第三种阻力来自我工作的单位。现举数例：1983年11月16日，我在武汉大学校庆纪念会上以“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很受欢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时代概念已经过时，二战后应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所在系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于12月8日、10日、19日三次来我家劝我不要发表此文。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我犯错误，但其为我研究美国史所设的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1983年，我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两位著名美国史学家的邀请，准备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根据当时规定，这种论文如未公开发表，就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批。由于我投往的《历史研究》迟迟不发表此文，我就提交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查。但是，武大党委审查了四个月却毫无消息。经我催促，武大党委办公室才答复道：此文有悖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请慎重处理（大意）。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真令我啼笑皆非。1985年至1993年，我所在的系总支硬是折腾得我的几位不大驯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学问潜力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留下，使得我们一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史研究室后继无人，不得不解体。
不过幸运的是，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阻力虽然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力量也不小。黄教授的告状信尽管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搬了家，但我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各种论文还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等重要刊物上源源问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在2001年出版拙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集中发表了我研究“新政”的二十篇论文。李尔重前省长狠心攻击的我的两篇文章不独未作废，后来我还不断继续发挥此两文论点，得到各有关出版物的支持。一再被劝阻发表的《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文，1984年第五期《世界历史》还作为头条论文加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一文，虽被当时武大党委委婉地否定，但我1983年12月寄往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后，该刊于1984年第二期即予以发表。《兰州学刊》还于1984年第三期发表了我大加扩充篇幅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资深编审邓蜀生任责任编辑的《美国通史丛书》和《美国通史》，基本上容纳了我所有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从我个人来说，尽管多次穿过小鞋，受过难防的暗箭的伤害，但没有被强大阻力吓倒，坚持将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成果全部写入《美国通史》之中，这是我老来觉得堪可告慰前贤、可以无愧于心的一件事情。2002年以来，我将可以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与精力，转于呼吁加强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糟粕，但往往感到阻力太大，难以克服，这是几年来令我一直很焦急、很难安心的事。
注释：
① 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朱庭光：《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建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一期；武文军：《祝刘绪贻先生八十寿辰》（1993年4月29日）。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④ 陈玉珩：《关于罗斯福的评论问题——批判世界现代史教学中关于评价罗斯福的错误观点》，《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四期。
⑤ 顾学顺：《罗斯福新政的反动实质》，《历史教学》1960年六月号。
⑥ 请参阅拙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⑦ 关于这两条规律的论证，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⑩ 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请参阅拙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
(11) 详细论证请参阅刘绪贻、李存训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第五节：“新政”的根本作用与历史地位。
(12) 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
(13) 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
(14) 请参阅拙文《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研究》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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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书屋》(长沙)2007年2期第4～10页
我早年在清华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是学社会学的，开始研究美国史并不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从中学时代起，就希望并且计划以做学问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为此，除主观条件外，还必须有客观条件，那就是要中国民富国强，社会安定。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发扬科学与民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之故，探索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研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力图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失败的原因，就成为我学术活动的主流。1944年底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去的。后来，我通过硕士论文的写作，发现两千余年的儒学统治，是阻碍中国社会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这篇论文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得到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中、美学者的赞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王进及其中学同学叶巍读此论文后，认为它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并且提出了一个批判儒学的崭新视角，于是花了两年时间将它译为中文本，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及该社李艳辉编审的支持下，以专著形式出版，全书十八万五千字，题为《中国的儒学统治——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该书出版后，受到开明学术界的好评。另外，1947年9月，我到武汉大学教授社会学，承续我在硕士论文中形成的思想路线，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1948年在上海《观察》、《时与文》，南京《世纪评论》、《大学评论》，北平《自由与批判》等报刊上发表了三十篇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后来选了二十三篇，得到武汉出版社的支持，出版了《黎明前的沉思与憧憬——1948年文集》。这两件事情说明，我的社会学研究是取得初步成果的，我开始尝到做学问的味道。如果不受干扰，我将继续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可能取得更重要的成就。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边倒”地学习苏联，社会学教研工作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社会学工作者，我的学术生涯不得不暂时中断，并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学校。一直到1964年，武汉大学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成立了美国史研究室，从未忘情于学术研究的我，打听到我有可能参加这个工作，于是积极申请回到武汉大学，这就是我开始研究美国史的原因。也就是说，尽管我当时对研究美国史的重要意义有较清楚的认识，也不无兴趣，但我研究美国史是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
二
我的美国史研究工作开始于1964年4月，大体上可以说是开始醖酿“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因此面临着三个问题：一是缺乏切实可用的图书资料，我们能够得到的图书资料大都是受过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的。二是我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开始半年，我们还为美国史研究做一些准备工作，但到10月，我便被调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直到1965年5月才回到学校。此后一年，我研究美国黑人运动史，撰写出《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黑人运动简史》讲义，并应《光明日报》之约，写成“黑人暴力斗争理论的发展”一文（因时局变化，该报只寄来清样，未正式发表）。从1966年5月到1972年，我奉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美国史研究只能是在业余时间偶尔干点私活。从1973年到1978年底，我又奉命从事世界史、地区史和国别史以及联合国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工作虽然多少对美国史研究有点铺垫作用，但到底不是美国史研究。因此这十三年，对于我这个美国史研究工作者来说，乃是大好年华虚度。第三个问题是，当时我研究美国史，经常感到一种“紧跟”的负担。美国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国历史发展进程遵循什么规律；美国历史上人物和事件应如何评价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做根据的，违反或背离这种根据，不独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而且会招引批判甚至祸灾。因此，除紧跟经典著作，《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外，还得经常打听关于美国的事务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发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来阅读，作为“紧跟”的根据，否则寸步难行。一般说，当时研究美国史，特别是现当代美国史，似乎是存在一个公式的：从经济方面说，是经济危机日益频繁而且严重，几近崩溃；从政治方面说，是实行资产阶级假民主，实际是欺骗、压迫广大人民群众，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政权很不稳；从社会方面说，是机会不平等，人情冷漠，富者骄奢淫逸，贫者无家可归；从文化方面说，是粗俗浅陋，腐朽堕落；从对外关系说，是侵略扩张，失道寡助。因此，美国的综合国力是日益下降，世界的格局是东风压倒西风。总之，美国正是列宁说的一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时的美国史研究，要摆脱这个公式的束缚是极其困难的，也是很危险的。现在想来，由于有这种“紧跟”的负担，当时即使我能自己做主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我也是不可能在美国史研究中做出真正成绩的。
三
我的美国史研究的春天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春天是怎么来的呢？上面提到的那个美国史研究的公式，是和列宁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有关的。新中国不是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吗？因此，列宁这本书中的所有论点都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既然这本书中说美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又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人们研究二十世纪美国史，就不能不得出“美国是个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结论。但是，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中美关系日渐松动，特别是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各个领域的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国外关于美国和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源源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甚至个别老资格的中共领导干部，从实际接触中感受到、认识到：当代美国还不能说是已经“腐朽的、垂死的国家”，而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甚至还有相当强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还是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但总的趋势是经济不断增长，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种官方书面上的美国和日益扩大的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美国的鲜明对照，使我感到，冲破“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研究美国史，这种学术活动是会越来越有市场的。
另一方面，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论文的发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又给我根据美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研究美国史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从1977年8月8日到次年4月22日，邓小平四次谆谆告诫国人，一定要重视科学和教育，否则四个现代化便是空谈。他还要求制订出具体计划予以落实。在这种形势下，1978年夏在天津召开的史学规划座谈会建议：成立美国史研究会和编写《美国史》，由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牵个头。据此，1979年4月21日至26日，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1979年1月，被控制使用多年后受命主持武大美国史研究室工作的我，负责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关于编写《美国史》的问题，与会者达成三点共识：（一）美国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影响，全面地、理性地、与时俱进地认识和对待美国，对我国四个现代化事业有着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形势，使得编写一套能够帮助国人科学地、深入地、系统地了解美国历史和现状的《美国史》，成为迫切的需要；（二）从当时情况看，我国没有一个学术单位有能力编写出这样一套《美国史》，但把各有关单位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联合攻关，是有可能的，这种组织工作交给即将成立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负责；（三）成立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后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有关教师组成的编写《美国通史》的班子（后来北大、川大和南京大学退出了，华东师大加入了），并选举杨生茂、刘绪贻任总主编。同年11月29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实际上负起了组织编写工作的责任。后来因情况变化，我还不得不负起主编和主撰《美国通史》第五卷《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和第六卷《战后美国史，1945—2000》的任务。
现在总结起来看，大体上可以说，在同僚和学生的协助下，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79年至2006年，我一共发表了美国史论文和其他文章七十六篇，译文三篇。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一九零零年以来的美国史》（上、中、下三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印行了我主持翻译的《新政》。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刘末合译的《被通缉的女人》（美国黑人女英雄塔布曼传）。1984—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美国现代史丛书》三种。1987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主撰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1988年，该社又出版了我主译并总校的《注视未来——乔治·布什自传》，这两本书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影响。据说美国有四份华文报纸为后一本书的出版发了消息（我手头只有纽约《联合日报》剪报），老布什总统还给我写了感谢信。1988年，武汉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和刘末合译的美、苏学者合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和平共处》一书。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并参加撰写的《战后美国史，1945—1986》。199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主持翻译的《艰难的旅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1993年，该馆又出版了我协助朱鸿恩翻译并由我总校的《罗斯福与新政（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零年）》。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存训协助我撰写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所著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1989—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与杨生茂任总主编的六卷本《美国通史丛书》（《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和《战后美国史》收入该丛书作为第五、六两卷）。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李世洞共同主编的《美国研究词典》，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编撰的《战后美国史》增订本《战后美国史，1945—2000》。同年，人民出版社以这个增订本《战后美国史》作为第六卷，并请《美国通史丛书》其他各卷负责人对原书做了必要的修订，出版了共约三百万字的六卷本《美国通史》。2005年，这套《美国通史》又由中国出版集团选入“中国文库”，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这套《美国通史》在学术上有什么贡献呢？我们全体参加编写人员，从制订编写这套书的计划起，就不断探讨这个问题。结合此前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我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必须使这套书具有以下五个特点：首先，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又要克服“左”的教条主义，并结合美国历史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要写出中国美国史著作的特点，体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水平。其次，要理论联系实际，纠正一些流行的对美国历史的错误和模糊认识；既要借鉴美国一些对我国有益的经验，又要消除人们对美国存有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第三，要冲破虽未公开宣布但实际存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界限，不能像以往美国史出版物那样只写到二战结束时止，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今的美国。第四，要全面论述美国历史，不能只写成简单而片面的政治、经济史。第五，要运用比较丰富而新颖的资料，要附有全面扼要的外文参考书目和便利读者的索引。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在写作过程中是力图体现这些特点的，但究竟做到什么程度，当然只能由读者作出判断。
从我个人来说，在学术上是否作出过什么贡献呢？外界的评论很多，大都过誉。比如黄安年、任东来、杨玉圣三位教授说：刘绪贻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学科规划、队伍组织、人才培养、著书立说、翻译介绍等诸方面，贡献彰著，德高望重”①；朱庭光、武文军两位研究员认为，我的美国史研究可以自成一个流派②。这都是我不敢当的。具体而言，我做了以下一些工作：（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冲破了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禁区。因为经典作家没有人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作过系统的学术论证，人们难以找到“根据”，改革开放以前出版的我国学者写的世界史和国别史，没有一本敢写到二战后的（个别美国史著作略为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79年起，我就陆续发表二战后美国黑人运动史的论文。1980年，我接受了主编并参加撰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从此，除我自己发表涉及战后美国史论文外，还鼓励同僚和指导研究生发表了一系列从杜鲁门到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史论文。这样，就如中国世界现代史研究会理事长齐世荣教授1984年4月5日给我的来信所说：“现代史，尤其是战后的当代史，一向列为禁区，无人敢碰，您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很值得我学习。”的确，不仅美国史研究的战后禁区，就是世界史研究的战后禁区，从此便被冲破了。（二）我成功地为罗斯福“新政”翻了案。解放以来，特别是1960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大都对罗斯福“新政”持否定态度。有的书说：“从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新政完全代表着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③ 有的文章说：“新政摧残了人民民主权利。”④ 又有的文章说：“罗斯福新政与其他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一样，结果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的。”⑤ 我查阅许多有关资料，了解到这些论断大都是“左”倾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产物，与罗斯福实行“新政”的史实并不相符。比如，罗斯福“新政”是在1939年暂时告一段落的。这一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比1932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按1958年美元计算，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33年的一千四百一十五亿美元增长到二千零九十四亿美元。按人口平均可以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从1933年的八百九十三美元，增加到1940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美元，垄断资本利润也增加了。因此，从1981年起，我就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罗斯福“新政”翻案，将它的作用定位如下：罗斯福“新政”是在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迅速地、大规模地向非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保存资本主义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生产关系，限制垄断资本主义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缓和了阶级斗争，基本上克服了1929—1933年美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延长并加强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大约到1987年我主编的《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一书问世后，我国美国史和世界史的出版物中，就再也难看到否定、特别是彻底否定罗斯福“新政”的论点了。（三）我提出了两个新概念。根据上述我对罗斯福“新政”作用的定位，罗斯福“新政”作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既不同于列宁论述的只对资本家、银行家有利而对工人、农民有害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⑥，也不同于对内专制独裁、对外扩张侵略的法西斯式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是一种西方学者称为“福利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我称之为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新概念已被一些美国史和世界史出版物所沿用。其次，我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以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仍然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说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因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已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已不是一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是帝国主义时代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时代起，世界现代史中的许多现象，如果不考虑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引起的变化，是不可能认识和阐述清楚的。这个时代新概念的成立就意味着列宁时代概念的过时，所以有勇气接受的人还不多。（四）我提出了两条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规律。一条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发展到顶点、使它面临崩溃之时，要挽救它并延长它的生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大力加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须有别于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要在保存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局部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生产关系，限制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处境，以便适度减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缓和阶级斗争。另一条是：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可以暂时克服垄断资本主义最严重经济危机并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到一个相当长时期，但是，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政策必然引起通货膨胀，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产停滞的危机也不能避免，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更加难以克服的新型经济危机——滞胀⑦。（五）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原理和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的理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思想体系，要从总体上发展它们，谈何容易，但在个别问题上有所发展，只要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密切结合历史发展的实际，并不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十九世纪（主要是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所写的一些著作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他们大都“几乎得不到或完全得不到保障去免除极度的贫困”，“国家不管他们，甚至把他们一脚踢开”；资产阶级则尽量榨取剩余价值，一般只习惯于原始的工业专制主义——延长工时，压低工资，加强劳动强度，进行血腥镇压。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随着无产阶级的逐渐强大和日益觉醒，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⑧ 恩格斯在1847年末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较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⑨ 后来，列宁、斯大林也一再宣布资本主义制度就要灭亡。但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爬上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宝座的美国，工业、财富、生产力高度发展，为什么没有像经典作家们预言的那样，出现“剥夺者被剥夺”的革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答案的；找到答案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后来，我通过钻研经典作家、经济学家们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了解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早已从一般或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大多数已成为中产阶级，不再是机器的单纯附属品，不再是活不下去；资产阶级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工人阶级也尽量不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方法，而是一方面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一方面微妙地迎合工人的自我意识，把两者结合起来。这样，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仍有矛盾和斗争，但已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而是“争取活得更好些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目的，不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是改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因此，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以上所述，就是我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发展⑩。我是怎样发展列宁帝国主义亦即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的呢？列宁在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认为工人、农民将受到更严重压迫和剥削，资本家将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润。这样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然会加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但是，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发展并非如此。我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入手，发现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列宁看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德、意、日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能减轻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缓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延长并加强垄断资本主义；目前，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基本上都是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我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11)。总之，如不少评论者所说，我对列宁逝世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是有独创见解的，但这种见解是否正确，则有待于读者判断和时间考验。
如果可以说我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那么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是时间和精力有了保证。从1979年1月到2002年，特别是1987年离休以后，我放弃了一切节假日，这二十四年来，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美国史研究上。近四年来，我虽然热心于探讨民主和法治问题，反对儒学糟粕，但也没有放弃对美国史的关注。要是像以往那样对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运用不能自己做主，那是很难做出成绩的。其次是要对学术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增长知识，是为了对国家、对人民、甚至对人类有益处，绝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这样才能具有学术勇气，敢于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第三是要进行学术交流，扩大学术视野。我不独感到我原来对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有些帮助，我特别觉得我对经济学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对我的美国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另外，我和美国一些著名美国史学家的交往，我到美国的访学和研究，我参加的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不仅使我获得许多有用的图书资料（包括第一手资料），而且得以借鉴许多性质不同国家的美国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对我扩大学术视野是极为有益的，也彻底改变了以往那种闭关自守、唯我正确的有害的为学之道。
四
最后谈谈我研究美国史得到的主要支持和帮助以及遇到的主要阻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两篇文献发表后，尽管“左”倾教条主义的势力仍然雄厚，但逐渐有些比较开明的编辑、报刊、出版机构受到影响，愿意并敢于出来反对“左”倾教条主义，打破长期思想僵化的局面了，这就是支持和阻碍我的美国史研究的社会基础。1979年，我承担编写《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一书任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认为先把罗斯福“新政”的历史研究清楚，是写好这段美国史的关键。于是，我在和两位同僚拟订全书详细提纲的同时，还重点研究罗斯福“新政”。但到1980年我又接受编写《战后美国史》的任务时，除“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外，愿意和敢于和我合作的同僚只剩一人。这也难怪，大家对闯禁区心有余悸嘛。1981年5月，我试写出第一篇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在《历史教学》编辑部和杨生茂教授支持下，于同年9月问世，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这年11月，我又写出一篇观点更加鲜明的、为罗斯福“新政”翻案的论文《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12月寄《世界历史》，久久不见动静。1982年6月，《历史研究》严四光编辑读此文后为该刊约稿，但不知何故，后来又毁约。直到1983年，《世界历史》朱庭光主编向我详细了解情况后，此文才在是年该刊第二期刊出。此文发表后，引起较广泛共鸣，有些出版物全文转载。但是，由于此文对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黄绍湘教授美国史著作中对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写了《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12) 和《开创我国美国史研究新局面的浅见》(13) 两文，对我的观点进行批驳。1985年，《世界历史》又先后发表了我和黄先生争鸣文章。本来，学术争鸣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发展学术有好处。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观点的人较多，黄先生就不再遵循学术争论的正途，却写信给她的朋友，当时一位领导同志告了我的状，说我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领导得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位领导同志将此告状信批转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处理，该院长又将信批转给该院所属世界历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挂靠单位。该所虽然并不支持黄先生告状信（尽管黄是该所研究人员），但它顶不住那么大政治压力，只好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转到南开大学去了事。另一个重大阻力也很有来头。解放初年，武汉市是直辖市，李尔重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杨文祥是其下属，我任市总工会宣传部长，彼此相识。1983年1月14日，杨约我往见卸任河北省长回武汉市定居的原湖北省委书记李尔重，说是他想与我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问题，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当我提到罗斯福“新政”曾有助于美国工会运动这一铁的史实(14) 时，他却没让我把话说完，就疾言厉色地打断我说：“这个问题英国《大宪章》运动时就解决了。罗斯福是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他还会帮助美国工会运动？”结果当然是不欢而散。后来我想，我们党内虽然有范文澜、李锐、顾准等这样一些真正的学者，但也有些老革命做学问忽视“真理愈辩愈明”原理，自以为真理在握，唯我正确，听不得不同意见。英国《大宪章》运动解决的主要是君主必须受宪法、法律约束的问题，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主要是工人不受资本家约束自己组织工会的问题，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怎么能扯在一起？罗斯福总统是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作为一个研究美国史多年的老学者，这点常识当然用不着别人提醒，但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罗斯福这个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其解决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可以和其他垄断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办法不同的。这个问题，我已在我的不少美国史著作中提醒读者了，此处不赘。据此情况，我仍请杨文祥转告李尔重前省长：过去你是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市工会宣传部长，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你的话我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于今是合作做学术研究，你怎么能“一言堂”呢？这样，合作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事当然是不可能了。但后来李尔重前省长还是抓住我的美国史研究不放。现举两例：1989年，我经《湖北日报》理论部一再要求接受了采访，当我“论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的谈话2月23日在该报“理论周刊”一百五十一期发表后，当时任湖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尔重前省长在列席湖北省委常委会时发言说：刘绪贻在《湖北日报》发表的言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1995年5月12日，《长江日报》周末版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拙文《罗斯福与中国抗日战争》，他又在湖北省委、省人大联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说：武汉大学有个刘绪贻，他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是个民主总统，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我说他是胡说八道。实际上，说罗斯福总统是民主总统不独斯大林在1946年论述过，中共《新华日报》1945年悼念罗斯福逝世的社论题目就是“民主巨星的陨落”；至于罗斯福帮助过中国抗日战争，这是目前我国世界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一位前省委书记、前省长，他还是有机会在一个重要的所谓学术会议上点名批评一位老学者“胡说八道！”第三种阻力来自我工作的单位。现举数例：1983年11月16日，我在武汉大学校庆纪念会上以“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为题作了学术报告，很受欢迎，但因其中我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种时代概念已经过时，二战后应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我所在系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于12月8日、10日、19日三次来我家劝我不要发表此文。他们可能是出于好心，怕我犯错误，但其为我研究美国史所设的阻力，则是不争的事实。1983年，我接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两位著名美国史学家的邀请，准备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贝拉焦参加一个名为“外国人心目中的美国史”国际学术会议。为此，我写了一篇准备提交会议的论文《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根据当时规定，这种论文如未公开发表，就必须由作者所在单位党组织审批。由于我投往的《历史研究》迟迟不发表此文，我就提交给武汉大学党委审查。但是，武大党委审查了四个月却毫无消息。经我催促，武大党委办公室才答复道：此文有悖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请慎重处理（大意）。这种模棱两可的答复，真令我啼笑皆非。1985年至1993年，我所在的系总支硬是折腾得我的几位不大驯服但具有很大研究学问潜力的研究生，一个也没有留下，使得我们一度在国内美国史学界很有地位的美国史研究室后继无人，不得不解体。
不过幸运的是，时代毕竟有些不同了，阻力虽然很大，支持和帮助的力量也不小。黄教授的告状信尽管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秘书处搬了家，但我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各种论文还是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美国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等重要刊物上源源问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在2001年出版拙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集中发表了我研究“新政”的二十篇论文。李尔重前省长狠心攻击的我的两篇文章不独未作废，后来我还不断继续发挥此两文论点，得到各有关出版物的支持。一再被劝阻发表的《世界现代史体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一文，1984年第五期《世界历史》还作为头条论文加了编者按予以发表，引起很大反响。《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与马列主义》一文，虽被当时武大党委委婉地否定，但我1983年12月寄往上海《社会科学》杂志后，该刊于1984年第二期即予以发表。《兰州学刊》还于1984年第三期发表了我大加扩充篇幅的《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与马列主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资深编审邓蜀生任责任编辑的《美国通史丛书》和《美国通史》，基本上容纳了我所有的美国史研究成果。从我个人来说，尽管多次穿过小鞋，受过难防的暗箭的伤害，但没有被强大阻力吓倒，坚持将我认为正确的研究成果全部写入《美国通史》之中，这是我老来觉得堪可告慰前贤、可以无愧于心的一件事情。2002年以来，我将可以自己支配的全部时间与精力，转于呼吁加强民主与法治，反对儒学糟粕，但往往感到阻力太大，难以克服，这是几年来令我一直很焦急、很难安心的事。
注释：
① 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② 朱庭光：《对美国史研究的一点建议》，《世界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一期；武文军：《祝刘绪贻先生八十寿辰》（1993年4月29日）。
③ 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现代部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页。
④ 陈玉珩：《关于罗斯福的评论问题——批判世界现代史教学中关于评价罗斯福的错误观点》，《合肥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四期。
⑤ 顾学顺：《罗斯福新政的反动实质》，《历史教学》1960年六月号。
⑥ 请参阅拙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⑦ 关于这两条规律的论证，请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
⑩ 对此问题的详细论证，请参阅拙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导论”：《战后美国社会阶级斗争新探》。
(11) 详细论证请参阅刘绪贻、李存训著：《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五章第五节：“新政”的根本作用与历史地位。
(12) 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的《美国史论文集》（1981—1983）。
(13) 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
(14) 请参阅拙文《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美国研究》1992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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