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威尔逊：一位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学家
张澜
【专题名称】历史学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年1期第108～115页
【作者简介】张澜，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政法系教师（江西 330013）
【关 键 词】威尔逊/历史观/史学思想
伍德罗·威尔逊对美国外交的深远影响使人们几乎忘记了他还曾是一名著名史学家和教育家。对威尔逊的史学思想，无论是美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都没有做过专门梳理。威尔逊在美国史学中的地位被彻底忽视了。布罗塞赫《历史》① 一书中没有提及威尔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西方史学史著作中只有一本书② 提及威尔逊；相关文章虽有三篇，③但是未能准确反映威尔逊的史观，更未论及他的史学思想。本文将致力于威尔逊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的梳理，并对其在美国史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作一尝试性评价。
一、鲜明的历史观与独到的历史解说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85—1893年是第一阶段，他开始显露史才，标志著作为1893年的《分裂与重新统一》；1894—1899年为第二阶段，确立了一流史家地位，标志作品是1896年出版的《乔治·华盛顿》和1899年为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史之美国现代史撰写专章《州的权利：1850—1860年》；1900—1907年是威尔逊史学著述成熟阶段，标志作品是1902年的《美国人民史》。威尔逊所有史学活动均围绕着现代民主的历史展开并形成民主进步史观、人民史观和边疆史观。
威尔逊认为，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史是现代民主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控制着今天其他政治发展趋势”。④ 他断言，“将来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民主制度”。⑤ 威尔逊正是在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这一前提下确立民主史观，并决心“选择解释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作为学术方向，来探讨政治进步、政治道德……解释时代，解释自己”。⑥ 他既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观察民主，又以民主观念阐释历史进程。他坚信，“目前世界各地朝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插曲，它是长期以来积蓄的永恒力量的自然产物。”⑦ 因此，我们发现威尔逊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是二位一体的民主史研究，民主进步史观贯穿威尔逊的整个学术生涯。
威尔逊认为，现代民主形成的历史时期正是系统的民众教育开始普及之时。现代民主制的产生是全体民智成长的结果。现代民主制与古代民主制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不是少数人的统治，而且“也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全体人民的统治”。因为，“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而且的确是依赖于少数人的合作，不论他们的合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⑧ 因此，民主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在威尔逊思想中，人民主要指中产阶级，但也不排除其他阶层。这与当时多数美国史学家将人民视为与资本家相对抗的各个阶层有明显区别。因为威尔逊认为，民主的历史是各个阶层相互合作、妥协的历史。威尔逊正是以这样的人民史观来考察美国的民主进程，写成《美国人民史》的。
美国的民主与欧洲有很大不同。威尔逊从1884年前后开始研究这一问题。1889年，威尔逊已经确认中西部边疆是促成美国独特性的主要原因。同年8月23日威尔逊在致特纳的信中，表示要将西部在美国民族观念和民族性的成长中所起的巨大主导作用以清晰的文字表达出来。⑨ 在1893年9月5日成稿并于同年在《论坛》上发表的评论戈德文·史密斯的《美国政治史纲》一文中，威尔逊用中西部边疆重新解释了美国历史，标志着边疆史观形成。这一史观是在与特纳相互交流促进下形成的，两人对于中西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认识几乎完全一样。双方都认为，一条不断向西扩张的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威尔逊因较多注意对当时美国政治的研究，在西部研究上未能进行特纳式的理论化研究。
民主进步史观、人民史观和边疆史观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往往表现在同一著述中。威尔逊从这三种史观出发，借助进化论和经济利益冲突论，重新解释美国历史。
在殖民地史研究上，威尔逊反对“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的观点。前者强调和英国历史的承续性，强调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优越性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后者视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为大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威尔逊则认为应该从美国独特的民主进程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美国的历史远非起源的历史，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发展的历史”。“这个当时荒野沉寂的大陆接受了欧洲的移民、生活范式、信仰、目标，找到他们的家园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获得了新个性，依循一种新的成长方式。我们大陆的生活已与旧殖民时代的生活大不一样了，所有渗入大陆的旧生活因素已被吸收成为新生活的元素，正是这一转变构成了我们的历史。”⑩ 他以英军的专制统治与争取民主自由之间的冲突重新诠释了美国独立战争，与其师赫伯特·亚当斯的种族主义观点大异其趣。
美国的民主何以与欧洲如此不同？威尔逊认为：“如果一定要有所侧重，选出一组形成美国历史后来复杂性的影响因素的话，那么中西部州更有资格承担此任。整个18世纪，它们在政体和个性上都比东北部或南部等地方更具有明显的美国味；它们人口混杂、结构多样、物质主义和进步主义看待事物的方法，这些是真正的美国发展出来的特别标记。”正是从这个角度，威尔逊得出结论：“我们国家最具有民族性质的那部分历史是中西部的历史。(11) 从边疆史观出发，威尔逊对美国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评价。他认为：“除了华盛顿之外，典型的美国人都是西部人。”林肯是“美国精神”的化身，“杰弗逊不是彻底的美国人，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法国哲学，削弱了他的思想”，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才是以其伟大和杰出反映美国精神的最早的美国人之一”。(12) 1896年出版的《乔治·华盛顿》是一篇评传，虽仅一册，但是气势恢弘，目光独到，揭示了华盛顿伟人性格和宏富的精神内涵。这本书在当时流传很广，为威尔逊带来了广泛的史学声誉。威尔逊站在美国的立场，认为华盛顿更多是个英国化的伟人。
关于南北战争起因的《分裂与重新统一》一书是美国国内第一部研究这场战争的著作。威尔逊从社会进化和经济关系解放角度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南方在法律和宪法上讲是正确的，但是从历史发展上讲是错的；北方在法律和宪法上是错的，但是从历史发展上是对的。”(13) 因为，“宪法必须反映民意，它的内容必须随着国家的目标变化而变化”。奴隶制显然有违当时社会发展趋向民主的潮流，因此，“南方为落后于国家发展而无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14) 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南北的经济差异，而不是什么宪法之争。他说：“不论我们谈论的其他动机是什么，我们必须记住，总体上讲，人们的行为是由经济动机决定的。”(15) 从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角度，威尔逊对南方的失败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回击批评者时他说，“我对南方的爱不逊色于任何人。但是正因为我爱南方，我为它的失败感到高兴。”(16) 因为，南方的失败使美利坚民族真正诞生了。(17) 由于史学成就突出，英国阿克顿勋爵于1899年请威尔逊为美国现代史部分撰写专章《州的权利：1850—1860年》。(18) 威尔逊的史学成就得到国际承认。
1902年，威尔逊的《美国人民史》出版，这是他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此书取法英国人格林的《英国人民史》，场面宏大，以整个美国社会的精神和文化的演进为对象，反映了美国独立后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威尔逊此前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观。
二、卓尔不凡的史学思想
威尔逊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流历史学家。这不仅表现在高水平的著述上，还反映在他丰富的史学思想上。威尔逊深入探讨了何谓历史真相及如何认识它、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史学家对现在和过去的关系的认识、地方史与国家史的关系、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当时兰克史学派仍然大行其道，史学专业化才刚刚完成的美国史学而言，完全算得上是观念上的革命。
何谓历史真相？是兰克说的历史的本真状态吗？兰克对历史的定义表明他是历史实在论者。因为，兰克并没有追问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威尔逊承认有本真的历史，但否定人能达到历史本真，认为历史真实只是历史学家对“真实历史的印象”，(19) 从而对历史认识的性质作了反思，与兰克学派区别开来。这一“印象”并非无中生有的，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判断。历史判断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现象的真实与否的主观印象。由此，威尔逊进一步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致力于反映其对历史真实的整体印象……不夸张也不扭曲。”(20) 如何有效地反映真实历史的印象呢？威尔逊认为，只有将各部分整合到一个完整的不可分离的构架，历史的真相才能得到揭示。因此，他强烈反对那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主张围绕主题来反映对历史真实的整体印象。是否历史学家写出他对历史真实的印象，他就反映了他心目中的真相了呢？威尔逊认为，史家治史是为了向大众反映真相。因此，“即使他看清了真相，也只是完成工作的一半，而且是较容易的一半；他还得使人们与自己一起认清真相。只有这样，他才算告诉了人们真相。因此，史学家必须克服读者的愚钝、无知和先念意识，使其达于真相。这极为困难。这种技能、技巧是天生的。所以，史学家采用另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他们讲述部分史实——它们最适合史学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并争取与史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相近的读者。”(21) 历史的真相与读者的口味直接相关，这是极为功利主义的史学观念。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真相，因此，威尔逊认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前必须捕捉住读者注意力所在的方向。也就是说，对历史真相的反映必须以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为转移，为时代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知识和解释，意在解决现实问题。亦即，并不是什么历史的真相都有资格在特定的时代得到反映。显然，在威尔逊看来，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是敏锐的社会观察家，然后才是历史学家；他必须洞察社会现实的需要，然后决定其研究的方向。历史学家可以有自己研究的偏好，但这种偏好不能脱离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这种观念，反映在威尔逊的每一本著作中，不论是史学的还是政治学的。这表明，他对兰克的“客观”、“科学”的历史是不以为然的。简言之，威尔逊说的历史真相是对历史研究得出的印象；这个印象是整体性的；值得予以反映的真相应该与社会现实需要关联；能为读者群体接受的历史真相的印象方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威尔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决定了他对史家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独立于史料之外，不带感情地用权威的史料描述历史的进程。只要史料充分，就能完整地反映本真的历史。兰克在这里讲的史料只是指官方档案。威尔逊不认为史料自己无需历史学家的主观介入就能自动反映历史的原貌。他说，“史料不会说明它们自己所构成的真相。因为真相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真相是对事情本意的揭示。它只有通过显示其意义的史料安排和组织才能得到揭示。”(22) 亦即，威尔逊认为，兰克学派的所谓独立于史料的史学家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对史料简单的组织本身就是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此外，威尔逊认为，要反映历史的全部根本就不可能。如果真要这样，我们只能把书写历史的工作推迟到下辈子。
兰克学派反对史学家分析历史，认为史料自己就会说话。威尔逊则断言离开分析就没有历史可言。威尔逊认为，史学家必须在揭示历史的真相中发挥主体作用。因为，“读者是才智贫弱的陪审团，他们需要信息，也需要启迪。……史学家怯于判断就会与其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一样欺骗读者，因为我们必须获得启迪——这是他的职责。我们不仅要求他讲故事，而且要求他揭示事件的性质、伦理和动机。……‘史实’比表面上显示的要藏得深，它们与历史剧中的思想动机相关联，这些不该公诸于众吗？”(23) 这些都离不开判断。而且，“在不断变化的书写真实历史的过程中，每一个句子都必然是判断。”(24) 因此，判断是解释历史的先决条件，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判断。相比当时普遍存在的描述史学，这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为了反映历史真相，史家对史料该如何取舍？威尔逊一贯主张以主题统驭和决定材料取舍。主题的确定以社会现实为转移；因此，并非什么史料都对特定的历史社会主题有用。威尔逊认为，“为了叙述主题，必须将一些史料挑选出来，绝大多数放弃。目的是什么？反映心目中的真相……因此，只需留下关键史料，抛弃次要的。”因为，“史家的目的是让他的主题具有一个真实的印象，把它放在一个紧凑的综合的而非开放的松散的分析框架中展示出来，将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部分团聚在一起，略去对形成一个统一的真相的印象并非绝对必需的成分。”(25) 史料的来源在哪儿？完全依赖官方档案显然不够。威尔逊非常重视地方史料。1889年，他多次写信给特纳，请他帮忙寻找有关西部的史料。(26) 他也重视私人的历史研究活动，尤其是私人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认为“没有这些材料，官方档案就不全，无法鉴别真伪；这两种材料分开了，它们都会令人无法理解。”(27) 亦即，历史学家应该拓宽史料视域，官方史料与地方史料、民间史料并重，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种史料观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威尔逊的史料观比一般史家走得更远。他甚至从文学、诗歌作品中寻找有用的史料，这是与当时史家的史料观大不一样的地方。
确立了主题，对历史真相有了确定的印象，史料业已完备，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就很容易表述出来。能否让读者一起认清历史真相，史家的著述过程十分重要。他必须带领读者同他一起去感受对历史真相的印象。这要求历史学家具备很高的素质。威尔逊认为，“历史学家既要有学术修养，又要有想象力；既要有完美的文学艺术，又要正直和诚实。”威尔逊相信，真正的历史学家具有彻底分清现在与过去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他自己的印象必须与无知的读者一样清新，他的好奇心在每一个阶段都强烈而显得幼稚。随着书越写越厚，历史氛围就会悄悄地渗入他的思想中。只要他小心翼翼推进对叙述中的事实的描述，与他的书同步前进，写作就会按印象的指示继续下去。”(28) 威尔逊在运用想象一词时区分了两种想象：体验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他说：“是通过体验性想象……而非创造性想象”(29) 去体验过去。所谓体验性想象，就是作者必须与所写的时代在思想上同一，具有“同感”；这感觉“必须是身处历史当中的观察者的感觉……象个当地人，而不是个外地人”。(30) 他认为：体验性想象力是理解力、“同感”判断力和神奇的洞察力相结合的产物；想象力工作不可能由编辑完成，甚至不能在某一个天才指导下通过将不同思想或产品融合在一起来完成……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不可沟通的。(31)
威尔逊史学著述均围绕全国性主题。要有效阐述这么大的主题就必须处理好地方与国家史、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他指出：“地方史是国家史的终极本质……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过是其乡村史的放大”；但不是什么地方史都构成为国家史的一部分，“正确的有生命力的地方史应是目光高远且视域广阔的”。(32) 地方史的意义在于它是更大的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它次于国家史。“地方史之次于国家史有如部分之小于整体；没有部分，整体就不会存在；除非部分得到理解，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整体。地方史之次于国家史就好比书的每一页次于整册书；你在每一页中不会发现中心主题，但每一页又含有主题的一部分。”(33) 威尔逊认为，不同的地方史对国家史所作贡献是不一样的。美国中西部诸州的历史就比其他地方史更重要。因为，“在将近300年中，我们的一个不变的事实是，我们一直是一个在蓬车上的民族；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国家历史的核心和占主导地位的事实。”(34) 一句话，中西部塑造出了真正的美国。因此，中西部的历史应该在美国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
在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上，威尔逊认为两者互为经纬。“它们是两种友好而非敌对的历史方法，相互合作以达到各自均无法单独达到的目的”；“两种历史的兴趣都是一样的，每一种都是对人类精神的记录……在一种历史中，我们寻求彰显于行动中的人类精神；在另一种历史中，我们寻求表现于观念中的人类精神”。(35) 威尔逊认为，“所有不同类别的历史……都是为了阐明在社会协作中的人们的行为、思想和人类的精神生活。”(36) 的确，当时美国史学研究是专有余而综合不足。究其因，威尔逊认为，主要是大学史学教育的通专失调和科学主义所致。许多史家是在没有通史功底的基础上开展专史研究的，导致见木不见林；更多的史学家不敢大胆向科学的权威挑战而埋头于细部研究。但是，只要专史研究者着眼于整体去构建他们那部分的历史，综合就会自然产生。亦即综合可以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威尔逊预言：“综合的时代已经来临”，(37) 因为，“我们的思想需要综合，没有大胆的综合方法，所有知识和思想都将变得软弱无力”。(38)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预示了后来美国史学的走向。
三、一点尝试性评价
威尔逊对美国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促成美国史学精神的独立。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史学专业化，但是美国史学的精神并未同时独立。“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占据史坛，均从英国的角度来观察美国的历史进程，美国缺乏解释自己历史的理论。1883—1885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威尔逊与特纳经常谈论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两个人一致认为美国的民族性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中西部地区。运用“边疆”扩张的朴素思想解释美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是威尔逊对美国史学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他的这一解释美国历史的实践对后来特纳“边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威尔逊的边疆思想也受到了特纳很大的启发。但是直到1893年12月特纳向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提交《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之前，威尔逊已经运用中西部的发展和边疆概念来解释美国的历史进程，并在美国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特纳从威尔逊的史学实践中深受启发，于1896年完善了边疆理论。由于威尔逊前期广泛运用边疆概念解释美国历史所作的铺垫和当时已经声誉隆盛的威尔逊极力推荐，特纳的边疆理论迅速确立了它在美国史学中的主流理论地位。一般认为，只是到了特纳边疆理论的提出，美国史学才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威尔逊功不可没。
威尔逊是最早具有长时段观念和运用经济因素解释历史现象的美国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之一。1886年10月18日完稿的《内战的原因》一文是美国最早运用经济因素解释南北战争的史学作品并反映出威尔逊具有长时段理念。他认为：“南北之间的差异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它们远在殖民时代就已经存在。南方几乎完全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且由奴隶进行劳作。……北方有多种收入途径，南方一直只有一种途径，两个部分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且越来越明显。”(39) 他认为差距的产生和扩大与南方的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国家主权原则实际上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真正的是南北社会经济利益不可调和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奴隶制造成的”(40) 因为，“战争的目的极少是为了抽象的理论。”(41) 南方奴隶制与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是不可调和的论断与马克思很相似。
威尔逊是当时美国史学界极少数具有整体史观并能将其反映在史学作品中的历史学家。如前所述，威尔逊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围绕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的主题展开，而主题的展示必须置于有机联系的整个社会画面之中。于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从政治和宪法扩及社会经济、环境、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威尔逊之前，麦克马斯特就写过一部《美国人民史》，涉及面也很广，并明确提出人民“应是主题”的口号。(42) 但是，这部史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因此有如无所不包的松散的社会史。威尔逊的《美国人民史》由于围绕着美国的民主精神这一主题展开，不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场面宏大，而且结构很紧凑，浑然一体。这种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研究方法后来被广为接受。此外，威尔逊始终坚持运用比较方法，重分析轻描述，这是其史学生涯的一大特色。可以说，他是美国最早的比较史学家和以分析见长的史学家。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也有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史料功夫不够扎实，有时扭曲史料。1896年12月6日美国《国家报》上对《乔治·华盛顿》的评论文章就指出：“所用材料常常令人怀疑。比如，谁知道乔治·华盛顿是伦德·华盛顿的叔叔？”(43) 他的《美国人民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二手材料写出来的，而且许多权威研究成果未能在其书中得到反映，降低了学术质量。总共九篇书评，只有一篇是赞誉有加，其余则毁誉参半。(44) 二是史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严重。威尔逊虽是历史学家，但更是政治学家；论史为治国而非为史论史。由于过分强调实用，导致在历史研究中牵强附会，以文害史。同行对其作品的评价是，“产品要比工具或材料重要得多，结果比过程的价值重要得多。”(45) 三是不重视社会科学，尤其轻视社会学。他曾经嘲笑社会学是说不清楚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并嘲笑凡是说不清楚研究什么的学科都可以称为社会学。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研究手段，威尔逊的史学成就未能达到他自己所期望的高度。
尽管缺点不少，但是从美国史学发展进程来看，威尔逊仍然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与特纳共同创立了边疆理论，堪称为美国史学精神独立的奠基人之一。他最早向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确立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从而解放了历史学家的思想，为美国史学研究由描述性阶段向分析性阶段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注释：
①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Chicago & London, 1985.
② 徐正、侯振彤：《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杨彪：《作为历史学家的威尔逊》，《历史教学》1996年第6期；《威尔逊的史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韩莉：《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及其外交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④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72.阿瑟·S·林克主编的《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是目前最权威的威尔逊文件集。
⑤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62.
⑥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63.
⑦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70.
⑧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76.
⑨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63.
⑩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355.
(1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p.355.
(12)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p. 7354—355.
(13)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1,p.618.
(14) Ray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1927,p.124.
(15)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376.
(16)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1,pp.303—348.
(17) Ray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p.105.
(18)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8,p.375.
(19)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8.
(20)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9.
(2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4.
(22)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5.
(23)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7.
(24)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p.297—298.
(25)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8.
(26)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6,pp.368.
(27)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301.
(28)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304.
(29)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7.
(30)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8.
(3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p. 488—489.
(32)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58.
(33)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59.
(34)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66.
(35)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p. 473—474.
(36)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0.
(37)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3.
(38)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54.
(39)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2.
(40)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5.
(4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6.
(42) 满云龙：《美国社会史学的兴起与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美国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43)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0,p.123.
(44)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248、280、286、309、338、350、441、516.
(45)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0,p.6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7年1期第108～115页
【作者简介】张澜，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政法系教师（江西 330013）
| 【内容提要】 | 伍德罗·威尔逊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主史观、人民史观和边疆史观对美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新颖的、有见地的分析，二是在史学理论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开拓性的探讨。威尔逊是美国历史学由描述性研究阶段走向分析性研究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 |
一、鲜明的历史观与独到的历史解说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85—1893年是第一阶段，他开始显露史才，标志著作为1893年的《分裂与重新统一》；1894—1899年为第二阶段，确立了一流史家地位，标志作品是1896年出版的《乔治·华盛顿》和1899年为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史之美国现代史撰写专章《州的权利：1850—1860年》；1900—1907年是威尔逊史学著述成熟阶段，标志作品是1902年的《美国人民史》。威尔逊所有史学活动均围绕着现代民主的历史展开并形成民主进步史观、人民史观和边疆史观。
威尔逊认为，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史是现代民主形成、发展和壮大的历史；这一历史进程“控制着今天其他政治发展趋势”。④ 他断言，“将来的政治制度必然是民主制度”。⑤ 威尔逊正是在对世界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握这一前提下确立民主史观，并决心“选择解释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作为学术方向，来探讨政治进步、政治道德……解释时代，解释自己”。⑥ 他既从历史进化的角度观察民主，又以民主观念阐释历史进程。他坚信，“目前世界各地朝向民主政治发展的趋势不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插曲，它是长期以来积蓄的永恒力量的自然产物。”⑦ 因此，我们发现威尔逊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是二位一体的民主史研究，民主进步史观贯穿威尔逊的整个学术生涯。
威尔逊认为，现代民主形成的历史时期正是系统的民众教育开始普及之时。现代民主制的产生是全体民智成长的结果。现代民主制与古代民主制的区别不仅在于它不是少数人的统治，而且“也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全体人民的统治”。因为，“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而且的确是依赖于少数人的合作，不论他们的合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⑧ 因此，民主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在威尔逊思想中，人民主要指中产阶级，但也不排除其他阶层。这与当时多数美国史学家将人民视为与资本家相对抗的各个阶层有明显区别。因为威尔逊认为，民主的历史是各个阶层相互合作、妥协的历史。威尔逊正是以这样的人民史观来考察美国的民主进程，写成《美国人民史》的。
美国的民主与欧洲有很大不同。威尔逊从1884年前后开始研究这一问题。1889年，威尔逊已经确认中西部边疆是促成美国独特性的主要原因。同年8月23日威尔逊在致特纳的信中，表示要将西部在美国民族观念和民族性的成长中所起的巨大主导作用以清晰的文字表达出来。⑨ 在1893年9月5日成稿并于同年在《论坛》上发表的评论戈德文·史密斯的《美国政治史纲》一文中，威尔逊用中西部边疆重新解释了美国历史，标志着边疆史观形成。这一史观是在与特纳相互交流促进下形成的，两人对于中西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的认识几乎完全一样。双方都认为，一条不断向西扩张的边疆是美国历史发展的关键。威尔逊因较多注意对当时美国政治的研究，在西部研究上未能进行特纳式的理论化研究。
民主进步史观、人民史观和边疆史观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往往表现在同一著述中。威尔逊从这三种史观出发，借助进化论和经济利益冲突论，重新解释美国历史。
在殖民地史研究上，威尔逊反对“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的观点。前者强调和英国历史的承续性，强调盎格鲁—萨克逊种族的优越性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后者视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历史为大英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威尔逊则认为应该从美国独特的民主进程角度来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因为“美国的历史远非起源的历史，恰恰相反，它是一部发展的历史”。“这个当时荒野沉寂的大陆接受了欧洲的移民、生活范式、信仰、目标，找到他们的家园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烙印。但是，他们获得了新个性，依循一种新的成长方式。我们大陆的生活已与旧殖民时代的生活大不一样了，所有渗入大陆的旧生活因素已被吸收成为新生活的元素，正是这一转变构成了我们的历史。”⑩ 他以英军的专制统治与争取民主自由之间的冲突重新诠释了美国独立战争，与其师赫伯特·亚当斯的种族主义观点大异其趣。
美国的民主何以与欧洲如此不同？威尔逊认为：“如果一定要有所侧重，选出一组形成美国历史后来复杂性的影响因素的话，那么中西部州更有资格承担此任。整个18世纪，它们在政体和个性上都比东北部或南部等地方更具有明显的美国味；它们人口混杂、结构多样、物质主义和进步主义看待事物的方法，这些是真正的美国发展出来的特别标记。”正是从这个角度，威尔逊得出结论：“我们国家最具有民族性质的那部分历史是中西部的历史。(11) 从边疆史观出发，威尔逊对美国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评价。他认为：“除了华盛顿之外，典型的美国人都是西部人。”林肯是“美国精神”的化身，“杰弗逊不是彻底的美国人，因为他满脑子都是法国哲学，削弱了他的思想”，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才是以其伟大和杰出反映美国精神的最早的美国人之一”。(12) 1896年出版的《乔治·华盛顿》是一篇评传，虽仅一册，但是气势恢弘，目光独到，揭示了华盛顿伟人性格和宏富的精神内涵。这本书在当时流传很广，为威尔逊带来了广泛的史学声誉。威尔逊站在美国的立场，认为华盛顿更多是个英国化的伟人。
关于南北战争起因的《分裂与重新统一》一书是美国国内第一部研究这场战争的著作。威尔逊从社会进化和经济关系解放角度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南方在法律和宪法上讲是正确的，但是从历史发展上讲是错的；北方在法律和宪法上是错的，但是从历史发展上是对的。”(13) 因为，“宪法必须反映民意，它的内容必须随着国家的目标变化而变化”。奴隶制显然有违当时社会发展趋向民主的潮流，因此，“南方为落后于国家发展而无可避免地付出了代价”。(14) 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南北的经济差异，而不是什么宪法之争。他说：“不论我们谈论的其他动机是什么，我们必须记住，总体上讲，人们的行为是由经济动机决定的。”(15) 从社会进化和发展的角度，威尔逊对南方的失败一点都不感到遗憾。回击批评者时他说，“我对南方的爱不逊色于任何人。但是正因为我爱南方，我为它的失败感到高兴。”(16) 因为，南方的失败使美利坚民族真正诞生了。(17) 由于史学成就突出，英国阿克顿勋爵于1899年请威尔逊为美国现代史部分撰写专章《州的权利：1850—1860年》。(18) 威尔逊的史学成就得到国际承认。
1902年，威尔逊的《美国人民史》出版，这是他的学术代表作之一。此书取法英国人格林的《英国人民史》，场面宏大，以整个美国社会的精神和文化的演进为对象，反映了美国独立后社会的整体发展状况。这本书也可以说是威尔逊此前史学研究的一个总结，充分体现了他的历史观。
二、卓尔不凡的史学思想
威尔逊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流历史学家。这不仅表现在高水平的著述上，还反映在他丰富的史学思想上。威尔逊深入探讨了何谓历史真相及如何认识它、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史学家对现在和过去的关系的认识、地方史与国家史的关系、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当时兰克史学派仍然大行其道，史学专业化才刚刚完成的美国史学而言，完全算得上是观念上的革命。
何谓历史真相？是兰克说的历史的本真状态吗？兰克对历史的定义表明他是历史实在论者。因为，兰克并没有追问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威尔逊承认有本真的历史，但否定人能达到历史本真，认为历史真实只是历史学家对“真实历史的印象”，(19) 从而对历史认识的性质作了反思，与兰克学派区别开来。这一“印象”并非无中生有的，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判断。历史判断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现象的真实与否的主观印象。由此，威尔逊进一步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致力于反映其对历史真实的整体印象……不夸张也不扭曲。”(20) 如何有效地反映真实历史的印象呢？威尔逊认为，只有将各部分整合到一个完整的不可分离的构架，历史的真相才能得到揭示。因此，他强烈反对那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主张围绕主题来反映对历史真实的整体印象。是否历史学家写出他对历史真实的印象，他就反映了他心目中的真相了呢？威尔逊认为，史家治史是为了向大众反映真相。因此，“即使他看清了真相，也只是完成工作的一半，而且是较容易的一半；他还得使人们与自己一起认清真相。只有这样，他才算告诉了人们真相。因此，史学家必须克服读者的愚钝、无知和先念意识，使其达于真相。这极为困难。这种技能、技巧是天生的。所以，史学家采用另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他们讲述部分史实——它们最适合史学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并争取与史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相近的读者。”(21) 历史的真相与读者的口味直接相关，这是极为功利主义的史学观念。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真相，因此，威尔逊认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前必须捕捉住读者注意力所在的方向。也就是说，对历史真相的反映必须以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为转移，为时代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知识和解释，意在解决现实问题。亦即，并不是什么历史的真相都有资格在特定的时代得到反映。显然，在威尔逊看来，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是敏锐的社会观察家，然后才是历史学家；他必须洞察社会现实的需要，然后决定其研究的方向。历史学家可以有自己研究的偏好，但这种偏好不能脱离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这种观念，反映在威尔逊的每一本著作中，不论是史学的还是政治学的。这表明，他对兰克的“客观”、“科学”的历史是不以为然的。简言之，威尔逊说的历史真相是对历史研究得出的印象；这个印象是整体性的；值得予以反映的真相应该与社会现实需要关联；能为读者群体接受的历史真相的印象方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威尔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决定了他对史家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独立于史料之外，不带感情地用权威的史料描述历史的进程。只要史料充分，就能完整地反映本真的历史。兰克在这里讲的史料只是指官方档案。威尔逊不认为史料自己无需历史学家的主观介入就能自动反映历史的原貌。他说，“史料不会说明它们自己所构成的真相。因为真相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真相是对事情本意的揭示。它只有通过显示其意义的史料安排和组织才能得到揭示。”(22) 亦即，威尔逊认为，兰克学派的所谓独立于史料的史学家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对史料简单的组织本身就是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此外，威尔逊认为，要反映历史的全部根本就不可能。如果真要这样，我们只能把书写历史的工作推迟到下辈子。
兰克学派反对史学家分析历史，认为史料自己就会说话。威尔逊则断言离开分析就没有历史可言。威尔逊认为，史学家必须在揭示历史的真相中发挥主体作用。因为，“读者是才智贫弱的陪审团，他们需要信息，也需要启迪。……史学家怯于判断就会与其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一样欺骗读者，因为我们必须获得启迪——这是他的职责。我们不仅要求他讲故事，而且要求他揭示事件的性质、伦理和动机。……‘史实’比表面上显示的要藏得深，它们与历史剧中的思想动机相关联，这些不该公诸于众吗？”(23) 这些都离不开判断。而且，“在不断变化的书写真实历史的过程中，每一个句子都必然是判断。”(24) 因此，判断是解释历史的先决条件，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判断。相比当时普遍存在的描述史学，这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为了反映历史真相，史家对史料该如何取舍？威尔逊一贯主张以主题统驭和决定材料取舍。主题的确定以社会现实为转移；因此，并非什么史料都对特定的历史社会主题有用。威尔逊认为，“为了叙述主题，必须将一些史料挑选出来，绝大多数放弃。目的是什么？反映心目中的真相……因此，只需留下关键史料，抛弃次要的。”因为，“史家的目的是让他的主题具有一个真实的印象，把它放在一个紧凑的综合的而非开放的松散的分析框架中展示出来，将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部分团聚在一起，略去对形成一个统一的真相的印象并非绝对必需的成分。”(25) 史料的来源在哪儿？完全依赖官方档案显然不够。威尔逊非常重视地方史料。1889年，他多次写信给特纳，请他帮忙寻找有关西部的史料。(26) 他也重视私人的历史研究活动，尤其是私人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认为“没有这些材料，官方档案就不全，无法鉴别真伪；这两种材料分开了，它们都会令人无法理解。”(27) 亦即，历史学家应该拓宽史料视域，官方史料与地方史料、民间史料并重，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种史料观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威尔逊的史料观比一般史家走得更远。他甚至从文学、诗歌作品中寻找有用的史料，这是与当时史家的史料观大不一样的地方。
确立了主题，对历史真相有了确定的印象，史料业已完备，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就很容易表述出来。能否让读者一起认清历史真相，史家的著述过程十分重要。他必须带领读者同他一起去感受对历史真相的印象。这要求历史学家具备很高的素质。威尔逊认为，“历史学家既要有学术修养，又要有想象力；既要有完美的文学艺术，又要正直和诚实。”威尔逊相信，真正的历史学家具有彻底分清现在与过去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他自己的印象必须与无知的读者一样清新，他的好奇心在每一个阶段都强烈而显得幼稚。随着书越写越厚，历史氛围就会悄悄地渗入他的思想中。只要他小心翼翼推进对叙述中的事实的描述，与他的书同步前进，写作就会按印象的指示继续下去。”(28) 威尔逊在运用想象一词时区分了两种想象：体验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他说：“是通过体验性想象……而非创造性想象”(29) 去体验过去。所谓体验性想象，就是作者必须与所写的时代在思想上同一，具有“同感”；这感觉“必须是身处历史当中的观察者的感觉……象个当地人，而不是个外地人”。(30) 他认为：体验性想象力是理解力、“同感”判断力和神奇的洞察力相结合的产物；想象力工作不可能由编辑完成，甚至不能在某一个天才指导下通过将不同思想或产品融合在一起来完成……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不可沟通的。(31)
威尔逊史学著述均围绕全国性主题。要有效阐述这么大的主题就必须处理好地方与国家史、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他指出：“地方史是国家史的终极本质……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过是其乡村史的放大”；但不是什么地方史都构成为国家史的一部分，“正确的有生命力的地方史应是目光高远且视域广阔的”。(32) 地方史的意义在于它是更大的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它次于国家史。“地方史之次于国家史有如部分之小于整体；没有部分，整体就不会存在；除非部分得到理解，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整体。地方史之次于国家史就好比书的每一页次于整册书；你在每一页中不会发现中心主题，但每一页又含有主题的一部分。”(33) 威尔逊认为，不同的地方史对国家史所作贡献是不一样的。美国中西部诸州的历史就比其他地方史更重要。因为，“在将近300年中，我们的一个不变的事实是，我们一直是一个在蓬车上的民族；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国家历史的核心和占主导地位的事实。”(34) 一句话，中西部塑造出了真正的美国。因此，中西部的历史应该在美国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
在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上，威尔逊认为两者互为经纬。“它们是两种友好而非敌对的历史方法，相互合作以达到各自均无法单独达到的目的”；“两种历史的兴趣都是一样的，每一种都是对人类精神的记录……在一种历史中，我们寻求彰显于行动中的人类精神；在另一种历史中，我们寻求表现于观念中的人类精神”。(35) 威尔逊认为，“所有不同类别的历史……都是为了阐明在社会协作中的人们的行为、思想和人类的精神生活。”(36) 的确，当时美国史学研究是专有余而综合不足。究其因，威尔逊认为，主要是大学史学教育的通专失调和科学主义所致。许多史家是在没有通史功底的基础上开展专史研究的，导致见木不见林；更多的史学家不敢大胆向科学的权威挑战而埋头于细部研究。但是，只要专史研究者着眼于整体去构建他们那部分的历史，综合就会自然产生。亦即综合可以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威尔逊预言：“综合的时代已经来临”，(37) 因为，“我们的思想需要综合，没有大胆的综合方法，所有知识和思想都将变得软弱无力”。(38)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预示了后来美国史学的走向。
三、一点尝试性评价
威尔逊对美国史学的最大贡献是促成美国史学精神的独立。1884年，美国历史学会的建立标志着美国史学专业化，但是美国史学的精神并未同时独立。“种族主义学派”和“帝国学派”占据史坛，均从英国的角度来观察美国的历史进程，美国缺乏解释自己历史的理论。1883—1885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威尔逊与特纳经常谈论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两个人一致认为美国的民族性形成的关键因素在中西部地区。运用“边疆”扩张的朴素思想解释美国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是威尔逊对美国史学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他的这一解释美国历史的实践对后来特纳“边疆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威尔逊的边疆思想也受到了特纳很大的启发。但是直到1893年12月特纳向美国历史协会年会提交《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之前，威尔逊已经运用中西部的发展和边疆概念来解释美国的历史进程，并在美国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特纳从威尔逊的史学实践中深受启发，于1896年完善了边疆理论。由于威尔逊前期广泛运用边疆概念解释美国历史所作的铺垫和当时已经声誉隆盛的威尔逊极力推荐，特纳的边疆理论迅速确立了它在美国史学中的主流理论地位。一般认为，只是到了特纳边疆理论的提出，美国史学才真正走上了独立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威尔逊功不可没。
威尔逊是最早具有长时段观念和运用经济因素解释历史现象的美国进步主义历史学家之一。1886年10月18日完稿的《内战的原因》一文是美国最早运用经济因素解释南北战争的史学作品并反映出威尔逊具有长时段理念。他认为：“南北之间的差异是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它们远在殖民时代就已经存在。南方几乎完全是单一的农业经济，而且由奴隶进行劳作。……北方有多种收入途径，南方一直只有一种途径，两个部分的差距日益扩大而且越来越明显。”(39) 他认为差距的产生和扩大与南方的地理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国家主权原则实际上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真正的是南北社会经济利益不可调和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奴隶制造成的”(40) 因为，“战争的目的极少是为了抽象的理论。”(41) 南方奴隶制与北方资本主义工业制度是不可调和的论断与马克思很相似。
威尔逊是当时美国史学界极少数具有整体史观并能将其反映在史学作品中的历史学家。如前所述，威尔逊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围绕与现实社会生活相关的主题展开，而主题的展示必须置于有机联系的整个社会画面之中。于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比以前扩大了许多，从政治和宪法扩及社会经济、环境、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在威尔逊之前，麦克马斯特就写过一部《美国人民史》，涉及面也很广，并明确提出人民“应是主题”的口号。(42) 但是，这部史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因此有如无所不包的松散的社会史。威尔逊的《美国人民史》由于围绕着美国的民主精神这一主题展开，不仅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场面宏大，而且结构很紧凑，浑然一体。这种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研究方法后来被广为接受。此外，威尔逊始终坚持运用比较方法，重分析轻描述，这是其史学生涯的一大特色。可以说，他是美国最早的比较史学家和以分析见长的史学家。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也有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史料功夫不够扎实，有时扭曲史料。1896年12月6日美国《国家报》上对《乔治·华盛顿》的评论文章就指出：“所用材料常常令人怀疑。比如，谁知道乔治·华盛顿是伦德·华盛顿的叔叔？”(43) 他的《美国人民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二手材料写出来的，而且许多权威研究成果未能在其书中得到反映，降低了学术质量。总共九篇书评，只有一篇是赞誉有加，其余则毁誉参半。(44) 二是史学研究的政治化倾向严重。威尔逊虽是历史学家，但更是政治学家；论史为治国而非为史论史。由于过分强调实用，导致在历史研究中牵强附会，以文害史。同行对其作品的评价是，“产品要比工具或材料重要得多，结果比过程的价值重要得多。”(45) 三是不重视社会科学，尤其轻视社会学。他曾经嘲笑社会学是说不清楚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并嘲笑凡是说不清楚研究什么的学科都可以称为社会学。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研究手段，威尔逊的史学成就未能达到他自己所期望的高度。
尽管缺点不少，但是从美国史学发展进程来看，威尔逊仍然是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与特纳共同创立了边疆理论，堪称为美国史学精神独立的奠基人之一。他最早向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确立了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从而解放了历史学家的思想，为美国史学研究由描述性阶段向分析性阶段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注释：
① Ernst 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Chicago & London, 1985.
② 徐正、侯振彤：《西方史学的源流与现状》，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③ 杨彪：《作为历史学家的威尔逊》，《历史教学》1996年第6期；《威尔逊的史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韩莉：《威尔逊的社会政治观、历史观及其外交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④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p.72.阿瑟·S·林克主编的《伍德罗·威尔逊文件集》是目前最权威的威尔逊文件集。
⑤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62.
⑥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63.
⑦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70.
⑧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76.
⑨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63.
⑩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355.
(1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p.355.
(12)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p. 7354—355.
(13)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1,p.618.
(14) Ray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ife and Letters, New York,1927,p.124.
(15)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8,p.376.
(16)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1,pp.303—348.
(17) Ray Baker, 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p.105.
(18)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 8,p.375.
(19)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8.
(20)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9.
(2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4.
(22)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5.
(23)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7.
(24) Arthru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p.297—298.
(25)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98.
(26)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6,pp.368.
(27)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301.
(28)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304.
(29)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7.
(30)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8.
(3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p. 488—489.
(32)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58.
(33)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59.
(34)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9,p.266.
(35)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p. 473—474.
(36)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0.
(37)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483.
(38)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454.
(39)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2.
(40)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5.
(41) Arthur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5,p.356.
(42) 满云龙：《美国社会史学的兴起与美国的社会和文化》，载中国留美历史学会编：《当代美国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7页。
(43)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0,p.123.
(44)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5,p.248、280、286、309、338、350、441、516.
(45) Arthui S. Link,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Vol.10,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