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历史的西方化
海登·怀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7年2期第14～17页
【作者简介】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教授、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观念史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关 键 词】伯克/西方历史/历史思想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02—0014—04
我们必须感谢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因为他尝试着从事了一项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之下的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所谓的“世界背景”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所谓的特殊的西方历史概念的意思所决定的。在事实或细节问题上，我不和他斤斤计较。他的工作是一项概念化的工作。因而，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像他一样，使西方历史概念化并探求它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一些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
我承认，当“背景”一词由具有形容词功能的名词“世界”修饰时，我有些担心。我能够想象基于地球地理环境的“世界背景”，但是我不能想象，在涉及四千年以来世界不同文化中形成的许多不同历史观念时，一个人如何能够持有相同的看法。事实上，它表明彼得·伯克所谓的“世界背景”是西方的背景，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背景是基于历史的思考，“世界背景”到底可能是什么的一种西方背景观念。伯克把西方历史思考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历史思考进行比较的基础也是令人困惑的。他通过提出历史思考或历史意识是与一般的“对过去的兴趣”相同而开始论述。依我之见，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对过去的兴趣”可以说成是任何一种意识或思考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意识和思考的类型是不同的，其中的许多（在西方传统中）被普遍地认为是不关心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这就是，例如，神话或宗教思考的事实，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主义者所思考的事实，并是某种文学虚构的事实，比如，史诗和历史小说。
对过去记忆或纪念的普遍兴趣通常与一种特别的历史（或者像海德格尔［Heidegger］将具有的，一种历史学的）思考类型相对照的。事实上，说一种特别的对过去的历史兴趣禁得起对比，并经常是对过去的兴趣类型起矫正作用之物，这种兴趣使我们了解记忆和传统，是有争议的。当19世纪（甚至是一些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把上古人类当成“无历史”或“史前的”人类谈起时，他们没有说这些人对过去不感兴趣或没有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他们想要说——并且经常说——的是，这些人没有这种对过去的兴趣，在西方，这种兴趣已经被提到了作为一种专门的探索形式的重要地位，并把探索指向过去的一种特殊的目标，即利用一种特殊的证据（书面的）并要求确保实践与研究这些证据的程序相一致。的确，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把历史思考定义成与神话的、文学的或诗歌的、存在神学的思考相对的，就此而言，“历史”——正如伯克所提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西方解释，这种解释为它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西方解释做出了贡献。正是这一行动，而不是对历史的普遍兴趣，支持对过去的某一特定方面的特定兴趣，这一特定方面是通过研究书面证据而获得的，使西方文化大体上与其他通常看起来对其过去有不同兴趣的文化区别开来。
伯克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西方的背景，这体现在他的论述中：在我们的时代，用类似的而不是相同的实践标准衡量，终于出现了“一个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但是，如果不是指来自不同文化并已经运用西方专业历史学家的“实践标准”的历史学家，“全球团体”指的是什么？能认为因“全球团体”而获得荣誉的这一标准，是非西方历史学家所做出的贡献的产物吗？或者更为可能的是，这一“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是与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全球团体”类似的，也就是说，接受这些实践标准为其行为准则的人构成了这一团体，并在西方独一无二地发展起来了。
伯克在19、20世纪西方和非西方撰史传统中假定了一个“趋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西方史学史的特性”趋于“削弱，如果不是终结的话”。这意味着，对“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的历史思考是非西方的产物，在相同的程度上，又一样是西方实践的产物吗？或者一个非西方的学者采用西方史学实践，是和采用西方的科学、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实践，有时是诸如西方的宗教、建筑、城市设计、工程、绘画之类的东西一样的问题？
彼得·伯克提到了19、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西方范式”的兴趣，提到了在日本，这一范式和其固有的传统之间的“偶遇”，也提到在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时代，西班牙和印加文化的“汇合”。但是他没有举例证明非西方文化对近代“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的思考所做出的基本贡献。无可否认，他区别了专业历史学家和“一般的历史”，并且否认后者具有任何相似于他在前者中所发现的性质。这里，他说，形势与“全球专业艺术家文化”中流行的东西十分相似，在其中，大量不同的“风格”都在传播。但是他所提到的“风格”的例子在本源上都是西方的：“思想史”、“微观历史”、“计量历史”。因而西方历史思考的模式是怎样被它与其自身固有的传统相遇而“终结”或者说“削弱”的，这很难说清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伯克放弃了从“世界背景”下对当前的历史思考进行全面研究，并重新努力界定西方历史思考的十大“特性”的原因。
伯克宣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意识（等同于对过去的意识）。但是，根据伯克的看法，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的重点上与这一共有的历史文化的要素结合。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西方历史思考没有“独特的特征”。因而，他总结说，西方所特有的是其“独特的要素组合……和重点的模式”。无可否认，这些结合与重点会“因时代、宗教、社会群体和个别历史学家的不同而变化”。“独特的要素组合”构成了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传统，而这种变化就构成了将在其中发现的差别。这是因为所有文化都有普遍的历史文化，但是在其要素的不同组合和不同重点中，我们在“全球背景”的历史中能看到历史思考汇合与背离的模式。
换言之，伯克认识到，就西方或者欧洲文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集团而言，“什么是西方历史著述所特有的？”问题，是有意义的。由此，他坚持把西方历史著述与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学、法律制度和经济实践（特别是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是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性大致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相同。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历史的“西方”概念的意思取决于我们把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标为独特的“西方”文明的开始。
我赞成伯克提出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能说成是“西方”的观点。我认为，他把希腊和罗马放到公元前5、6世纪的某个时候开始解体的地中海文化圈是非常正确的。在其后相当晚，独特的“西方”文化才在不同的地点（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欧洲）和时间（大约公元8到11世纪之间）形成的。总之，西欧开始于（后来才被称为是）“中世纪”，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所谓的独特的“西方”历史意识只能在这期间或其后才能形成。
这意味着希腊和罗马对过去的思考，必须比它们被看作与西方历史意识有关的资源更少地被看作西方历史意识的来源。以十分相同的方式，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或城市设计，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的能被引进西方并被应用于近代需要的“内容”，是能得出西欧的“内容”的“形式”。希腊和罗马历史著述为描述过去的事件和概念化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提供了一系列体裁，这些体裁是能够被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现实的根本不同的内容得出的。
希腊和罗马史学与文艺复兴和19世纪中期之间的大部分史学的相似性在哪里？这些相似性不是遗传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一系列从一个较早的到一个较晚的代属的物质进化过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一系列由文化群体或其代表进行的回顾性选择，目的是为其作为前人的后裔和继承人并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而修改其著述以适应希腊和罗马那些古老的标准和价值。
霍布斯（Hobbes）把“暴动”与阅读庆祝诛戮暴君的行为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一行为看起来像用叛乱对抗任何最高统治权的，并抨击了这一观点。但是希腊和罗马模式作为历史现实的恰当代表的功能在19世纪发生了改变，对新近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政权形式来讲，史学开始变成约定性的。那些模式在其文艺复兴时期被糟糕地修改以适应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并且不得不被削弱成倒不如说是史学风格的小的修饰物；为了在新近正在形成的社会科学中取得权威，它们不得不捏造自己的科学性。如果能计算总和，结果会是，流传到今天的西方可敬的专业史学实践，与一般认定的希腊、罗马模式没有任何相似性：就像它与基督教和中世纪的前人没有任何相似性一样。
现代西方专业史学实践表面上的连续性——连同它一般被认定（但依我之见纯属臆造的模糊的）过去——通过把线性和循环的宏观模型用于表现解释两种模式推断而来的暂时性特征，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暂时性在本质上相当于“想象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可以确定时间的准确地“历史”概念。伯克发现，在西方的“进步”观念中，线性神秘性的一个现代看法，依他之见，是把通常所讲的西方文化与相应的非西方文化传统主义者区别开来。在他看来，“进步”先是犹太教后来是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完成”、“完善”、“救世主论”和“太平盛世论”观念的一种“世俗化”形式。他在这些观念中放入后者的来源，尤其是“现代性”、“革命”、“进化”、“不可逆性”和“发展”的历史观念——他发现所有这些都比其相应的非西方观念更具西方历史思考的典型性。但是在他用以区分那些具有“一般历史文化”的人和“专业历史学家团体”时，分析技巧中仍具神秘性的观念被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分析技巧是他们带来的对他们的数据和调整他们的写作风格有影响；这种分析技巧抵制过分的归纳、简化的解释和史诗的夸张风格（例如在丘吉尔那里）。
西方的历史概念——被认为既是世界存在的形式又是独特的学术目标——起源于中世纪封建文化环境中；它们随着西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就是这些变化的经验使许多不同的对历史的“看法”成为可能，这些看法在“西方”产生；在以罗马陷落为始、神圣罗马帝国形成为止的一段时期中，“西方”形成于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欧洲。换言之，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继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潜在可以利用的对历史的看法，就像在被不同的生产方式调节的同时，在我们的文化中仍流行着同样多象征性地代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模型一样。
历史意识是社会再生产的文化手段，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可获得的生产方式，它都能拥有。随之而来的是，由现代西方专业化的历史研究者所代表的“西方”对历史的看法将建立在西方以外，并且大部分是在现代西方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最现代的西方生产方式，也即是，跨国公司资本主义之中建立的，而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传播到西方自身的限定以外。
据此看来，彼得·伯克认为是西方史学标志的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必须被理解为与职业的普遍专业化相一致的，这种专业化在“西方”是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来的。简言之，独特的对历史的“西方”看法，被理解成是现在的全球化“专业”历史学家的看法，它必须被看作世界商品化的又一表现；并且我们对它的知识受处于其最发达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如果这一看法现在渴望成为全球视野或眼界，那这个渴望本身必须被看作西方全球视野的又一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的科技方式使这个渴望成为可能。
我认为伯克已经（像马克思一样）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思考模式于与之对立的封建模式的绝对优势。确实，在对“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性”论述中，他确切地指出：那些特性，使我们可能证明它属于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上层建筑。这样，他把诸如以下几个历史思考特性归纳为西方特有的：1、发展的线性模式和相信时间的不可逆性；2、寻求因果解释；3、数量；4、个人主义者的倾向；5、专注于认识论及与“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的密切关系；与6、独特的空间论观念作为殖民主义的决定因素的经历。相比之下，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历史思考的那些方面与其他文化共同拥有诸如以下几个“传统主义者”观念：（1）时间的循环观念；（2）意识到文化形式的变化；（3）在对过去的研究中探索“意义”而不是“原因”的解释学趋势；和（4）某种用于历史著述的文学形式。
无可否认，伯克认识到旧的近代以前或传统主义者的历史概念与西方历史思考的这些“独特的”性质一起继续存在了下来。实际上，他指出时间和进化循环观念在从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正常的”。并且他把西方线性发展（“进步”）的观念归因于基督教末世论和太平盛世观的世俗化。因此他又指出了在西方，完整的时代形式的观念、对“意义”而不是“原因”的解释学兴趣和西方史学实践中某些文学形式（例如“悲剧”）的保留，都在中断后继续流行着。但这是说惟有如此，就像旧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方式一起很好地存在到近代时期一样，旧的封建的历史意识形态才能和与之相对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形式一起存在了下来。但是“西方”和非西方直到最近仍共同拥有的就是历史思考的这些方面。并且如果非西方最终采用了西方“专业”历史思考的方式，那是因为并且只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非西方社会已经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确实，既然实际上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重大变化而成为一种多国的或国际的形式，把它称之为“西方的”不再有多大意义。事实证明，就像适用于西方的科学、数学和技术一样，它也适用于（并具偿付能力）局部的社会—文化环境。
伯克认为西方史学在专注于认识论或历史知识的问题方面是与众不同的，但是这种对认识论的专注是“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还是以一般的“对过去的兴趣”为特征的外行的特色，还是有争议的。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甚至在中世纪，历史著述都被认为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到了19世纪早期，历史著述才从修辞学中脱离出去，建立了其严肃性（或者是科学的或者是诗歌的）并表明了成为对政治秩序特别是民族国家尽职的正规的仆从的必要性。只有到那时，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才被认真对待——虽然历史被认为是科学的一类，它还仍然是整个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争论的主题。但西方谁或哪些历史学家显示了对存在论的明显兴趣？他意指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概念”问题？
伯克列举了历史思考的难点，这些难点构成了19世纪历史思考的专业化到现在的一段时期的特征。在19世纪早期以前，历史著述是一项业余活动：退休军人、法学家、有钱的绅士、教士、法庭演说家、古文物收藏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19世纪历史研究转移到了大学，为这一时期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提供服务，并且承担了为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提供相应的家谱的工作。史学研究的这一“合并”是伴随着专业社团的成立而来的，这些社团是为历史学家、记者和期刊报告发现结果而准许成立的，并在专业的和因而将被认为“只不过”是这一领域的业余工作者之间有了严格的区分。
这样，历史研究没有经历任何“科学革命”就专业化了。19世纪，历史学对其科学地位的要求纯粹是恪守成规的；通过合并的法令，历史研究从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了一门新的“科学”。正是这一传统标准作为历史科学地位的标志一直流行到大约20世纪50年代，那时某些历史哲学最终转而注意历史权威作为一门科学的问题。
以上论述表明，年代学与使伯克为人所了解的对“西方历史思考”的论述有些许不同，他希望在“世界背景”下观察这一思考。此外，它暗指了“西方历史思考”的一个不同的概念，他希望把它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伯克从没提到过历史研究或至少是历史著述与修辞学的长期结合。这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个观念：历史、历史意识、历史思考和历史著述共同具有某一基本特征或特性，这一特征或特性出现于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经历了一定变迁但仍继续发展，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开始了一个实现阶段或盛行起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最后获得完善。这样，虽然伯克拒绝承认西方历史思考优于其他文化的历史思考的观点，并且实际上验证了发展、完成、完善和像纯粹的西方历史思考的“主题”之类的概念，他以论述历史思考同样的措辞对那种历史思考的演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要是我们打算把西方历史思考的演化看成是一系列不间断和转换，这一不间断和转换产生于文化统治观念里对过去、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和我们理解这些不间断和转换应该采取的方法中；而不是看成对一个单一理解模式的显现，又怎样？伯克自己对职业（“可以取得成果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一般的民众外行的看法进行了区别。并且他着重强调了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生活的其他诸如宗教、科学、政治、文学、经济之类的领域的历史学家遇到的困难。同时，他提到在20世纪西方专业历史学家于其他文化的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兴趣的融合，在这一融合中，就像在绘画的情况中一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所有那些不同的风格、流派，和在近代为普遍理解历史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理解模式。伯克没有表明这一兴趣的融合可能是西方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的一项职能，独特的西方历史观念在其中取得了对于其他“本土文化”观念的霸权。反过来，他把“专业化”观念作为一个超验的观念接受了下来，在其中，关于过去的知识增长在其本身被认为是一件好事。
伯克提到一种可能：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近代西方观念可能是世俗化了的宗教传统的相等物。他说，“重视发展或进步”、“有关过去的线性观”、时间的“不可逆”观念、现代化革命、进化和发展的观念等等，可能恰恰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完成”、“完善”、“救世主”和“太平盛世”的观念。并且，他把“进步”观念理解为西方首要的历史观念；他说，这种“进步”观念可能恰恰是这些宗教观念的“世俗”形式。但是同时，他看起来把西方历史思考中可能是从宗教观念发展而来的那部分，与它当前的“世俗的”化身——比如“数量历史”、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作为一门“事实”的科学的理想——分离开来了。这些化身作为理想典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各地，控制了专业历史学的实践。
这里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在哪种程度上，现代历史思考可以被视为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知识概念趋于一致或突然改变。因为事实上，西方知识唯一被证明没有折衷（without compromise）而输出到其他文化的就是近代物理学，没有把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改写”以适用于“本地”传统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想制造能飞的飞机或能爆炸的原子弹，他就不得不利用西方的物理学。文化中的西方化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西方化，就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历史思考，因为它超越了而不是遵循构成我们文化西方性的那些所有其他方面。
收稿日期：2006—10—26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5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7年2期第14～17页
【作者简介】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教授、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观念史教授、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
| 【内容提要】 | 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尝试着从事的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之下的工作，是一项重要的课题。这是一项概念化的工作，他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背景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背景。在伯克看来，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性大致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相同，而历史研究的“专业化”是西方史学的标志，这事实上意味着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思考模式的绝对优势。 |
我们必须感谢彼得·伯克（Peter Burke），因为他尝试着从事了一项把西方历史思考纳入世界背景之下的工作。这是一项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所谓的“世界背景”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所谓的特殊的西方历史概念的意思所决定的。在事实或细节问题上，我不和他斤斤计较。他的工作是一项概念化的工作。因而，我们的工作必须是，像他一样，使西方历史概念化并探求它与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遇到的一些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
我承认，当“背景”一词由具有形容词功能的名词“世界”修饰时，我有些担心。我能够想象基于地球地理环境的“世界背景”，但是我不能想象，在涉及四千年以来世界不同文化中形成的许多不同历史观念时，一个人如何能够持有相同的看法。事实上，它表明彼得·伯克所谓的“世界背景”是西方的背景，也就是说，他的世界背景是基于历史的思考，“世界背景”到底可能是什么的一种西方背景观念。伯克把西方历史思考与世界上其他文化的历史思考进行比较的基础也是令人困惑的。他通过提出历史思考或历史意识是与一般的“对过去的兴趣”相同而开始论述。依我之见，这是不可靠的，因为“对过去的兴趣”可以说成是任何一种意识或思考方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意识和思考的类型是不同的，其中的许多（在西方传统中）被普遍地认为是不关心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这就是，例如，神话或宗教思考的事实，是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主义者所思考的事实，并是某种文学虚构的事实，比如，史诗和历史小说。
对过去记忆或纪念的普遍兴趣通常与一种特别的历史（或者像海德格尔［Heidegger］将具有的，一种历史学的）思考类型相对照的。事实上，说一种特别的对过去的历史兴趣禁得起对比，并经常是对过去的兴趣类型起矫正作用之物，这种兴趣使我们了解记忆和传统，是有争议的。当19世纪（甚至是一些20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把上古人类当成“无历史”或“史前的”人类谈起时，他们没有说这些人对过去不感兴趣或没有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差别。他们想要说——并且经常说——的是，这些人没有这种对过去的兴趣，在西方，这种兴趣已经被提到了作为一种专门的探索形式的重要地位，并把探索指向过去的一种特殊的目标，即利用一种特殊的证据（书面的）并要求确保实践与研究这些证据的程序相一致。的确，许多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把历史思考定义成与神话的、文学的或诗歌的、存在神学的思考相对的，就此而言，“历史”——正如伯克所提到的——是一种特殊的西方解释，这种解释为它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西方解释做出了贡献。正是这一行动，而不是对历史的普遍兴趣，支持对过去的某一特定方面的特定兴趣，这一特定方面是通过研究书面证据而获得的，使西方文化大体上与其他通常看起来对其过去有不同兴趣的文化区别开来。
伯克进行历史思考的历史背景实际上是西方的背景，这体现在他的论述中：在我们的时代，用类似的而不是相同的实践标准衡量，终于出现了“一个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但是，如果不是指来自不同文化并已经运用西方专业历史学家的“实践标准”的历史学家，“全球团体”指的是什么？能认为因“全球团体”而获得荣誉的这一标准，是非西方历史学家所做出的贡献的产物吗？或者更为可能的是，这一“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是与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全球团体”类似的，也就是说，接受这些实践标准为其行为准则的人构成了这一团体，并在西方独一无二地发展起来了。
伯克在19、20世纪西方和非西方撰史传统中假定了一个“趋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西方史学史的特性”趋于“削弱，如果不是终结的话”。这意味着，对“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的历史思考是非西方的产物，在相同的程度上，又一样是西方实践的产物吗？或者一个非西方的学者采用西方史学实践，是和采用西方的科学、西方的经济制度和实践，有时是诸如西方的宗教、建筑、城市设计、工程、绘画之类的东西一样的问题？
彼得·伯克提到了19、20世纪世界范围内对“西方范式”的兴趣，提到了在日本，这一范式和其固有的传统之间的“偶遇”，也提到在加西拉索·德·拉·维加（Garcilaso de la Vega）时代，西班牙和印加文化的“汇合”。但是他没有举例证明非西方文化对近代“全球专业历史学家团体”的思考所做出的基本贡献。无可否认，他区别了专业历史学家和“一般的历史”，并且否认后者具有任何相似于他在前者中所发现的性质。这里，他说，形势与“全球专业艺术家文化”中流行的东西十分相似，在其中，大量不同的“风格”都在传播。但是他所提到的“风格”的例子在本源上都是西方的：“思想史”、“微观历史”、“计量历史”。因而西方历史思考的模式是怎样被它与其自身固有的传统相遇而“终结”或者说“削弱”的，这很难说清楚。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伯克放弃了从“世界背景”下对当前的历史思考进行全面研究，并重新努力界定西方历史思考的十大“特性”的原因。
伯克宣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意识（等同于对过去的意识）。但是，根据伯克的看法，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的重点上与这一共有的历史文化的要素结合。在他看来，这意味着西方历史思考没有“独特的特征”。因而，他总结说，西方所特有的是其“独特的要素组合……和重点的模式”。无可否认，这些结合与重点会“因时代、宗教、社会群体和个别历史学家的不同而变化”。“独特的要素组合”构成了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传统，而这种变化就构成了将在其中发现的差别。这是因为所有文化都有普遍的历史文化，但是在其要素的不同组合和不同重点中，我们在“全球背景”的历史中能看到历史思考汇合与背离的模式。
换言之，伯克认识到，就西方或者欧洲文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集团而言，“什么是西方历史著述所特有的？”问题，是有意义的。由此，他坚持把西方历史著述与西方的宗教、科学、文学、法律制度和经济实践（特别是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是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性大致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相同。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所谓的历史的“西方”概念的意思取决于我们把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标为独特的“西方”文明的开始。
我赞成伯克提出的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不能说成是“西方”的观点。我认为，他把希腊和罗马放到公元前5、6世纪的某个时候开始解体的地中海文化圈是非常正确的。在其后相当晚，独特的“西方”文化才在不同的地点（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欧洲）和时间（大约公元8到11世纪之间）形成的。总之，西欧开始于（后来才被称为是）“中世纪”，那么随之而来的是，我们所谓的独特的“西方”历史意识只能在这期间或其后才能形成。
这意味着希腊和罗马对过去的思考，必须比它们被看作与西方历史意识有关的资源更少地被看作西方历史意识的来源。以十分相同的方式，希腊和罗马的建筑或城市设计，而不是他们自身具有的能被引进西方并被应用于近代需要的“内容”，是能得出西欧的“内容”的“形式”。希腊和罗马历史著述为描述过去的事件和概念化的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提供了一系列体裁，这些体裁是能够被中世纪和近代历史现实的根本不同的内容得出的。
希腊和罗马史学与文艺复兴和19世纪中期之间的大部分史学的相似性在哪里？这些相似性不是遗传性的，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一系列从一个较早的到一个较晚的代属的物质进化过程。更确切地说，它们是一系列由文化群体或其代表进行的回顾性选择，目的是为其作为前人的后裔和继承人并为特定的意识形态而修改其著述以适应希腊和罗马那些古老的标准和价值。
霍布斯（Hobbes）把“暴动”与阅读庆祝诛戮暴君的行为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联系起来，——这一行为看起来像用叛乱对抗任何最高统治权的，并抨击了这一观点。但是希腊和罗马模式作为历史现实的恰当代表的功能在19世纪发生了改变，对新近形成中的民族国家政权形式来讲，史学开始变成约定性的。那些模式在其文艺复兴时期被糟糕地修改以适应商业资产阶级的需要和利益，并且不得不被削弱成倒不如说是史学风格的小的修饰物；为了在新近正在形成的社会科学中取得权威，它们不得不捏造自己的科学性。如果能计算总和，结果会是，流传到今天的西方可敬的专业史学实践，与一般认定的希腊、罗马模式没有任何相似性：就像它与基督教和中世纪的前人没有任何相似性一样。
现代西方专业史学实践表面上的连续性——连同它一般被认定（但依我之见纯属臆造的模糊的）过去——通过把线性和循环的宏观模型用于表现解释两种模式推断而来的暂时性特征，被证明是正确的；这种暂时性在本质上相当于“想象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可以确定时间的准确地“历史”概念。伯克发现，在西方的“进步”观念中，线性神秘性的一个现代看法，依他之见，是把通常所讲的西方文化与相应的非西方文化传统主义者区别开来。在他看来，“进步”先是犹太教后来是基督教本身所具有的“完成”、“完善”、“救世主论”和“太平盛世论”观念的一种“世俗化”形式。他在这些观念中放入后者的来源，尤其是“现代性”、“革命”、“进化”、“不可逆性”和“发展”的历史观念——他发现所有这些都比其相应的非西方观念更具西方历史思考的典型性。但是在他用以区分那些具有“一般历史文化”的人和“专业历史学家团体”时，分析技巧中仍具神秘性的观念被进一步削弱了；这种分析技巧是他们带来的对他们的数据和调整他们的写作风格有影响；这种分析技巧抵制过分的归纳、简化的解释和史诗的夸张风格（例如在丘吉尔那里）。
西方的历史概念——被认为既是世界存在的形式又是独特的学术目标——起源于中世纪封建文化环境中；它们随着西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式的变化而变化。就是这些变化的经验使许多不同的对历史的“看法”成为可能，这些看法在“西方”产生；在以罗马陷落为始、神圣罗马帝国形成为止的一段时期中，“西方”形成于阿尔卑斯山以外的欧洲。换言之，在近代西方文化中继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潜在可以利用的对历史的看法，就像在被不同的生产方式调节的同时，在我们的文化中仍流行着同样多象征性地代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模型一样。
历史意识是社会再生产的文化手段，任何特定的社会形式可获得的生产方式，它都能拥有。随之而来的是，由现代西方专业化的历史研究者所代表的“西方”对历史的看法将建立在西方以外，并且大部分是在现代西方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最现代的西方生产方式，也即是，跨国公司资本主义之中建立的，而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传播到西方自身的限定以外。
据此看来，彼得·伯克认为是西方史学标志的历史研究的“专业化”，必须被理解为与职业的普遍专业化相一致的，这种专业化在“西方”是随着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来的。简言之，独特的对历史的“西方”看法，被理解成是现在的全球化“专业”历史学家的看法，它必须被看作世界商品化的又一表现；并且我们对它的知识受处于其最发达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如果这一看法现在渴望成为全球视野或眼界，那这个渴望本身必须被看作西方全球视野的又一表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的科技方式使这个渴望成为可能。
我认为伯克已经（像马克思一样）决定了资本主义历史思考模式于与之对立的封建模式的绝对优势。确实，在对“西方历史思考”的“独特性”论述中，他确切地指出：那些特性，使我们可能证明它属于体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化上层建筑。这样，他把诸如以下几个历史思考特性归纳为西方特有的：1、发展的线性模式和相信时间的不可逆性；2、寻求因果解释；3、数量；4、个人主义者的倾向；5、专注于认识论及与“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的密切关系；与6、独特的空间论观念作为殖民主义的决定因素的经历。相比之下，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历史思考的那些方面与其他文化共同拥有诸如以下几个“传统主义者”观念：（1）时间的循环观念；（2）意识到文化形式的变化；（3）在对过去的研究中探索“意义”而不是“原因”的解释学趋势；和（4）某种用于历史著述的文学形式。
无可否认，伯克认识到旧的近代以前或传统主义者的历史概念与西方历史思考的这些“独特的”性质一起继续存在了下来。实际上，他指出时间和进化循环观念在从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正常的”。并且他把西方线性发展（“进步”）的观念归因于基督教末世论和太平盛世观的世俗化。因此他又指出了在西方，完整的时代形式的观念、对“意义”而不是“原因”的解释学兴趣和西方史学实践中某些文学形式（例如“悲剧”）的保留，都在中断后继续流行着。但这是说惟有如此，就像旧的封建生产方式和与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方式一起很好地存在到近代时期一样，旧的封建的历史意识形态才能和与之相对立的近代资本主义形式一起存在了下来。但是“西方”和非西方直到最近仍共同拥有的就是历史思考的这些方面。并且如果非西方最终采用了西方“专业”历史思考的方式，那是因为并且只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非西方社会已经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确实，既然实际上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重大变化而成为一种多国的或国际的形式，把它称之为“西方的”不再有多大意义。事实证明，就像适用于西方的科学、数学和技术一样，它也适用于（并具偿付能力）局部的社会—文化环境。
伯克认为西方史学在专注于认识论或历史知识的问题方面是与众不同的，但是这种对认识论的专注是“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还是以一般的“对过去的兴趣”为特征的外行的特色，还是有争议的。在其大部分历史中，甚至在中世纪，历史著述都被认为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到了19世纪早期，历史著述才从修辞学中脱离出去，建立了其严肃性（或者是科学的或者是诗歌的）并表明了成为对政治秩序特别是民族国家尽职的正规的仆从的必要性。只有到那时，历史与科学的关系才被认真对待——虽然历史被认为是科学的一类，它还仍然是整个19世纪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争论的主题。但西方谁或哪些历史学家显示了对存在论的明显兴趣？他意指的是“方法论”问题还是“概念”问题？
伯克列举了历史思考的难点，这些难点构成了19世纪历史思考的专业化到现在的一段时期的特征。在19世纪早期以前，历史著述是一项业余活动：退休军人、法学家、有钱的绅士、教士、法庭演说家、古文物收藏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19世纪历史研究转移到了大学，为这一时期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提供服务，并且承担了为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提供相应的家谱的工作。史学研究的这一“合并”是伴随着专业社团的成立而来的，这些社团是为历史学家、记者和期刊报告发现结果而准许成立的，并在专业的和因而将被认为“只不过”是这一领域的业余工作者之间有了严格的区分。
这样，历史研究没有经历任何“科学革命”就专业化了。19世纪，历史学对其科学地位的要求纯粹是恪守成规的；通过合并的法令，历史研究从修辞学的一个分支变成了一门新的“科学”。正是这一传统标准作为历史科学地位的标志一直流行到大约20世纪50年代，那时某些历史哲学最终转而注意历史权威作为一门科学的问题。
以上论述表明，年代学与使伯克为人所了解的对“西方历史思考”的论述有些许不同，他希望在“世界背景”下观察这一思考。此外，它暗指了“西方历史思考”的一个不同的概念，他希望把它与西方文化的其他方面联系。伯克从没提到过历史研究或至少是历史著述与修辞学的长期结合。这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不加鉴别地接受了这个观念：历史、历史意识、历史思考和历史著述共同具有某一基本特征或特性，这一特征或特性出现于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经历了一定变迁但仍继续发展，并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开始了一个实现阶段或盛行起来，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最后获得完善。这样，虽然伯克拒绝承认西方历史思考优于其他文化的历史思考的观点，并且实际上验证了发展、完成、完善和像纯粹的西方历史思考的“主题”之类的概念，他以论述历史思考同样的措辞对那种历史思考的演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要是我们打算把西方历史思考的演化看成是一系列不间断和转换，这一不间断和转换产生于文化统治观念里对过去、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和我们理解这些不间断和转换应该采取的方法中；而不是看成对一个单一理解模式的显现，又怎样？伯克自己对职业（“可以取得成果的”）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和一般的民众外行的看法进行了区别。并且他着重强调了努力理解西方文化生活的其他诸如宗教、科学、政治、文学、经济之类的领域的历史学家遇到的困难。同时，他提到在20世纪西方专业历史学家于其他文化的专业历史学家之间兴趣的融合，在这一融合中，就像在绘画的情况中一样，每个人都有机会使用所有那些不同的风格、流派，和在近代为普遍理解历史而发展起来的历史理解模式。伯克没有表明这一兴趣的融合可能是西方政治、经济帝国主义的一项职能，独特的西方历史观念在其中取得了对于其他“本土文化”观念的霸权。反过来，他把“专业化”观念作为一个超验的观念接受了下来，在其中，关于过去的知识增长在其本身被认为是一件好事。
伯克提到一种可能：大多数有关历史的近代西方观念可能是世俗化了的宗教传统的相等物。他说，“重视发展或进步”、“有关过去的线性观”、时间的“不可逆”观念、现代化革命、进化和发展的观念等等，可能恰恰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完成”、“完善”、“救世主”和“太平盛世”的观念。并且，他把“进步”观念理解为西方首要的历史观念；他说，这种“进步”观念可能恰恰是这些宗教观念的“世俗”形式。但是同时，他看起来把西方历史思考中可能是从宗教观念发展而来的那部分，与它当前的“世俗的”化身——比如“数量历史”、科学的历史观和历史作为一门“事实”的科学的理想——分离开来了。这些化身作为理想典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世界各地，控制了专业历史学的实践。
这里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是，在哪种程度上，现代历史思考可以被视为与自然科学所使用的知识概念趋于一致或突然改变。因为事实上，西方知识唯一被证明没有折衷（without compromise）而输出到其他文化的就是近代物理学，没有把牛顿或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改写”以适用于“本地”传统的可能性。如果一个人想制造能飞的飞机或能爆炸的原子弹，他就不得不利用西方的物理学。文化中的西方化也是如此。如果你想西方化，就不得不采用西方的历史思考，因为它超越了而不是遵循构成我们文化西方性的那些所有其他方面。
收稿日期：2006—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