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日美冲突
吴占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6年4期第57～61页
【作者简介】吴占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关 键 词】日美矛盾/大陆政策/门户开放政策/国家利益
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日美关系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之一。进入20世纪后，日美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和引人注目。日本以东洋盟主自居，利用地缘优势加速推进大陆政策的实施，在与西方列强的争斗中显示出强硬态势；美国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迅猛增长以及美西战争的获胜，已经不满足于只是同列强分一杯羹，也抛出其势必要在远东地区争做霸主地位的门户开放政策。于是日美两国在复杂多变的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中，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较量。
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借助在中国攫取的各种利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迅猛增长。但俄国通过“三国干涉”阻碍了日本大陆政策计划的实施，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国东北及东亚地区的霸权。日俄两国冲突最终导致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打败沙皇俄国。此役，日本不仅扩大了在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地位。
此前，俄国借口1900年义和团事件，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对东北实行“门户关闭”政策。这不仅激化了中俄关系，也激化了俄国与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俄国“门户关闭”政策不允许任何国家政治势力对中国东北的介入和经济上的染指，这就与美国企图向远东扩张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于是美国便采取纵容受俄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来遏制俄国的扩张行为，鼓励日本对俄作战，给予日本政治上的支持、金融上的援助，成为日本强有力后盾，并使日本在这场争斗中取得了胜利。同时，美国对日俄媾和问题也表现了积极的热情，并在其斡旋下，于1905年9月5日签署《朴次茅斯条约》。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扩张的考虑。其目的就是利用日本打开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门户关闭”政策，但同时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取得完全的胜利，独霸中国东北。美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双方的损失尽可能的相等”，在中国东北形成长期牵制和对峙，美国好坐收渔人之利。日俄战争确实基本实现了美国设想的日俄均势的构想，然而，它企图借此均势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如意算盘却并没有实现。在随后的冲突中遭到了日本的对抗，可以说此时日本成了美国向东北扩张势力的主要障碍。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就曾计划收购南满铁路、中东铁路以及西伯利亚铁路，以此修建一条“美国控制下的环球运输线”，从而达到操纵欧亚两大陆的梦想。日俄停战后哈里曼赴日，于1905年10月12日同桂太郎首相签署了美国公司收买南满铁路的《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但小村寿太郎外相坚决反对，使哈里曼吃了一个闭门羹。小村的作为“实际上是发出了要在东北实行‘门户关闭’政策的信号”，打碎了美国分享日俄战争成果的幻想。美国对此自然表示不能容忍，总统和国务卿都向日本表示，“日本逐排他性的俄国于满洲之外”，“今却立即取而代之，以至实行俄国之主义，实属遗憾”①。由此，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冲突急剧发展起来。
日本对哈里曼的行动采取了主动攻势，同时对美国的警惕也与日俱增，并且为了给对抗美国增加砝码，又与刚刚大动干戈的俄国携起手来，并于1907年7月30日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约》和《日俄秘密协约》，形成联俄抗美的防线。日俄协约体制给日本提供了“比日英同盟更为有力的国际外交力量”②，这样，在接下来与美国的较量中日本再一次占得了先机。继哈里曼之后，司戴德又开始为争夺东北路权而奔走，并且利用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幻想与之接近日本对此甚是关注。另外，此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抵制日本移民等问题也影响着两国关系。 双方在权衡利弊后于1908年11月30日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并且抵制日俄同盟，而主动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日美之间的冲突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激烈。
1909年3月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也以新的姿态活跃起来，塔夫脱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③。他主张，“任何竞争者”如果敢于“借政治上的优先权来削弱或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必将“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对付。其具体的措施便是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案”。“满洲铁路中立化案”直接置日、俄于不顾，并摆出与日、俄竞争到底的强硬姿态，来达到本国资本势力进入东北地区的目的。
美国企图在中国东北扩张，不但受到日俄的一致反对，而且还促成了日俄的进一步秘密勾结。1910年7月4日，两国签署了第二次《日俄协约》和第二次《日俄秘密条约》，而这一天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于中国东北之外。美国对此虽然有所考虑，可是这种结果还是令其有些措手不及。日俄协约体系的加强意味着日美对立的加深。在日俄的共同抵制下，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对华借款国际银行团问题上，由于日、俄的处处阻挠，美国也处在了下风。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前后，美国为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亚地区采取了积极的攻势，然而，它想为其利用却成为对手的日本，凭借日俄协约和日英同盟的后盾以及地缘优势，摆出了强硬的对抗姿态，并且暂时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要想卷土重来，就必须扩大力量，掌握时机。于是双方的冲突进入一战期间的第二阶段。
二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主要忙于欧洲战场，这样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尤其是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被打破。日本乘机加紧扩张在华势力，妄图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美国同样想伺机在华攫取更多的利权，日美之间的竞争更形激烈，拉开了第二次较量。在针对中国是否参战问题上，日美两国都为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影响而大做文章。随后中国政坛上演的“府院之争”便是日美较量的一出剧目，结果已为众所知，日本支持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牢固地掌握了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权，使得日本在随后的在华利益争夺中形势非常有利，在与美国的冲突、较量中再一次得手。
大隈内阁于1915年1月18日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二十一条，旨在独占东北，进而侵吞全中国。经过一番挣扎，迫于日本压力，5月9日，袁世凯除了第5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此时美国早已获取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可国务卿布赖恩还是迫不及待地声明要享有最惠国待遇，企图利用日本的无耻要求，谋取美国在华的利益。在袁世凯正式签约前，美国给中、日政府发出照会：“美国政府谨通知日本政府：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予以承认。”④ 但是5月6日国务院要求其驻华公使芮施恩“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忍耐和相互宽容”，告诉中国政府要以“忍耐和友好”的精神与侵略方的日本政府谈判，向袁世凯施加压力，出卖中国利益。这种“此地无银”的做法，无疑暴露出美国尽管并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但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仍然坚持偏袒日本牺牲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政策，门户开放的实质和虚伪性也昭然若揭。对华二十一条虽然使日本一时取得了对华外交的主导地位，但是除了遭到中国的激烈反对外，也严重地引起了其他列强的猜疑，所以日本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在外交上再一次面临考验。1916年10月9日，寺内内阁成立。寺内内阁认为，当前日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就是转变大隈内阁时代陷入混乱的对华政策。寺内内阁虽然标榜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试图以有别于大隈内阁采用的强硬手段，然其核心要害，正如本野一郎外相所言，“乃是根据中国局势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⑤ 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特别是谋求二十一条要求中尚未完全实现的权益，仍然是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但事实证明进一步推行与“世界为敌”的路线，即以武力为背景的反袁政策和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挫折。所以这个时期，选择另一条与各国协调的路线也正在上升为重要的日本外交课题。寺内内阁选择了后者。寺内内阁坚持了旨在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媾和地位的《伦敦宣言》（1914年10月19日日本正式加入），并于1916年7月3日，签订第四次《日俄秘密协约》。同时，针对美国的资本攻势，推出了西原借款的新侵略方式。可见寺内内阁基本遵从了“通过怀柔中国政府和输出资本来扩大在中国的利权”，为“对华政策的核心”这条由元老井上馨和山县有朋从大战以来一再主张的路线。
1916年8月21日，美国政府针对第四次日俄协约签订，对日本政府提出了要尊重中国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建议。但是，由于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自己也卷入欧洲战争，一时无力继续与日本在中国对抗，所以美国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寻求与日本妥协的强烈倾向。与此同时日本也有急切地希望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想法。于是就有了1917年11月2日《石井—兰辛协定》的签订。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⑥。但是，协定中保全中国领土和门户开放与承认特殊利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两国均有各自的侧重点，即美国关注门户开放，日本关注特殊利益。这种截然相反的理解，说明了协定没有根本解决美、日在中国的深刻矛盾，它潜伏着一场战后必然发生的更加激烈的争斗。
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问题上与列强既有协调又有对抗之外，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路线的分歧，这种分歧就是政府与军部之间的矛盾。针对政府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后提出的协调同欧美列强关系的路线，军部陆军方面却提出了“创造有利于日本的中国形势”的新路线。1918年的《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以建立在中国霸权地位为根本方针，更是将美国确定为首要敌手，摆明是要抵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势力的争夺。1918年《帝国国防方针》确定的以美为敌战略与实际对外政策之间也是密切结合的，1923年第二次修订和1936年第三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这一点亦无变更。因此，随着军部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其对外交事务的干涉加强，“双重外交”的意味更加浓厚，其路线便是对美强硬。
可见，整个一战期间，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较量，日本借助一战的“天佑”仍然处于上风；美国则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牺牲中国一再迁就日本。但美国的东北亚争霸战略实际上对此是难以容忍的，所以随着一战结束，便展开了对日本的新一轮攻势。由此日美之间冲突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确立时期的倾轧。
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日美之间在凡尔赛宫展开了新一轮的明争暗斗。
一战给日本在东北亚特别是中国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打破了东北亚的均势，成为一时独霸中国的主角。另一方面，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中朝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同时进一步引起列强的不满，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从日英同盟转向倚重日俄协商路线的日本外交基础出现破绽。为了扩大和维持已获得的利益，进一步贯彻大陆政策，1918年9月刚刚成立的政友会原敬内阁便制定了对付战后新形势的外交方针。其要点就是“恢复对美协调以取代过去的对英协调；改革对华外交。”⑦ 可见，尽管在前两次的冲突、较量中日本一时得逞，但是从现在开始则必须更加重视这个对手，新内阁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
一战给美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成为战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与经济实力增长同时膨胀起来的是美国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的政治野心。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尽管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但通过其内容，不难看出美国企图以其强大的经济优势，以商业、航海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为旗号，在全世界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在东北亚地区，美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这个宿敌，所以在随后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大陆政策的较量中，美国显得比战前更为积极主动，相反日本则陷于被动局面。
日本为确保一战中攫取的在华和亚洲的权益，对参加和会作了大量准备。1919年3月7日，四巨头会议无理地决定将赤道以北的德国太平洋岛屿委托日本管理。对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亦是毫不松口，并扬言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曾对和会尤其是美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然而美国再一次出卖了中国。带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总统，妄图凭借一战后的有利形势，将欧洲和远东太平洋霸权全部揽入怀中，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于是为了换取日本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再次违反了自己屡屡标榜的公正与自觉原则，决定牺牲中国。4月30日，三巨头开会讨论山东问题，决定把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至此，中国指望在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的幻想完全破灭。在美国的姑息下，日本竟然获得了战胜国中国的山东省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威尔逊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的国内政敌也对其进行猛烈攻击，在国会中没有批准国联盟约。提出建立国联的美国最终却不是它的成员国，凡尔赛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结果使自己在东北亚地区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再次败在了大陆政策手下。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凡尔赛会议上没能遏制住日本的势力，这对希望进一步扩大东北亚地区霸权的美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于是1921年8月13日，美国政府邀请日、英、法和中国等九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其意图就是拆散日英同盟，解决限制军备问题，并使列强承认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同时彻底解决山东问题，摧毁日本对华独霸的地位。可以说，“这次会议是美国对日本发起的一次更为凌厉的攻势”⑧。
日本看出了美国意图，朝野舆论对此反应极为冷淡和消极，甚至称华盛顿会议为“日本危急存亡之秋”的“国难”，相反首相原敬则表现的态度积极。原敬认为一战之后，日本已经进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华盛顿会议无疑是世界上大国之间召开的非常重大的会议，日本应以大国的立场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会议除了裁军问题，还要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日本应积极地对此进行准备并提出自己的要求，通过与各国协商来解决问题，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在原敬的力主下，日本决定参加华盛顿会议。这样日美两国各怀心事，在华盛顿会议上，自凡尔赛会议开始的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第三次较量进入本格阶段。
在此次会议上签署了《四国条约》、《五国海军协定》、《九国公约》等条约，这些条约构成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确立了一战后远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缓解了日美矛盾，确立了美日英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关系。可以说，华盛顿会议上，日本的大陆政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而“美国维护了其在远东尤其是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⑨”，终于赢得了这次较量的胜利。
从这些条约内容的表面来看，日本失去了日英同盟的靠山，海军军备也排在美英之后，《九国公约》更是终结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在签署上述条约时，并非一味的妥协让步，而是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和极力的抵制，使让步降至最低限度。进一步分析，从日本当时实际的国情实力来看，其所做出的让步，其实无疑为日本获得了实质上极为有利的大多条件。第一，日英同盟的瓦解虽对日本是个损失，但却由于日本的退让换来了东北亚地区的均势，缓解了日美矛盾。第二，海军军备的限制也符合日本当时实际的经济承受限度，避免了在随后的军备竞争中被美英在经济上拖垮的危险。第三，《九国公约》虽然结束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但也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列强的猜忌，为其经济侵华提供了保障。所以从结果上看，日本以退为进，为其在一战后发展国力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番较量之后，可以说大陆政策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强势逐渐地减弱，相反美国不仅在东北亚地区、在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则不断地增强。在凡而赛华盛顿体系下，无论是世界格局，还是中国对外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门户开放政策处于了优势地位。
四
有学者在分析国家外交政策时指出：“一国在实现国际关系中所追求的目的以及所采用的手段，随着其相对实力的扩大而增加和强硬，也会随着其相对实力的衰落而减少和软弱。”而这种实力地位“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等多种力量共同构建的，且又受到国际的各种重要因素的制约。”⑩ 日本的近代外交基本上说完全遵循了这一理论，随着自己实力地位的变化，时而与列强采取相互勾结协调，时而采取对抗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样遵循了这一原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其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实施其在东北亚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无论美国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中都采取了怎样的套路，在其制定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的精神。
正是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日美两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在东北亚地区冲突不断升级，在日俄战争到华盛顿体系确立这段时期，展开了三番较量。随着华盛顿体制的确立，日美在东北亚地区针锋相对的倾轧进入了将近十的相对缓和阶段。然而，日本决不会甘愿在华盛顿体制下一直受制于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华利益。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大陆政策势必要卷土重来。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国展开了最后的生死之战。
注释：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9卷，第1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9年，第238页。
②⑩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4—265、6页。
③ W·I·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68页。
④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66页。
⑤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9年，第426—427页。
⑥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68年，第813—817页。
⑦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4页。
⑧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⑨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1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6年4期第57～61页
【作者简介】吴占军，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 【内容提要】 | 进入20世纪，围绕东北亚霸权，日美两国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较量。在日俄战争前后到华盛顿体制确立的20年左右的冲突中，日本大陆政策在对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较量中基本处于优势地位。美国对日政策由软到硬，妥协和遏制相结合，究其根本原因是国家利益使然。 |
一
甲午战争后，日本借助在中国攫取的各种利权，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都得到了迅猛增长。但俄国通过“三国干涉”阻碍了日本大陆政策计划的实施，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中国东北及东亚地区的霸权。日俄两国冲突最终导致1905年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打败沙皇俄国。此役，日本不仅扩大了在华利益，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国际地位。
此前，俄国借口1900年义和团事件，武装占领了中国东北，对东北实行“门户关闭”政策。这不仅激化了中俄关系，也激化了俄国与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俄国“门户关闭”政策不允许任何国家政治势力对中国东北的介入和经济上的染指，这就与美国企图向远东扩张的门户开放政策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于是美国便采取纵容受俄国威胁最大的日本来遏制俄国的扩张行为，鼓励日本对俄作战，给予日本政治上的支持、金融上的援助，成为日本强有力后盾，并使日本在这场争斗中取得了胜利。同时，美国对日俄媾和问题也表现了积极的热情，并在其斡旋下，于1905年9月5日签署《朴次茅斯条约》。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扩张的考虑。其目的就是利用日本打开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门户关闭”政策，但同时也不愿意看到日本取得完全的胜利，独霸中国东北。美国希望的最好结果是“双方的损失尽可能的相等”，在中国东北形成长期牵制和对峙，美国好坐收渔人之利。日俄战争确实基本实现了美国设想的日俄均势的构想，然而，它企图借此均势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如意算盘却并没有实现。在随后的冲突中遭到了日本的对抗，可以说此时日本成了美国向东北扩张势力的主要障碍。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就曾计划收购南满铁路、中东铁路以及西伯利亚铁路，以此修建一条“美国控制下的环球运输线”，从而达到操纵欧亚两大陆的梦想。日俄停战后哈里曼赴日，于1905年10月12日同桂太郎首相签署了美国公司收买南满铁路的《桂太郎—哈里曼备忘录》。但小村寿太郎外相坚决反对，使哈里曼吃了一个闭门羹。小村的作为“实际上是发出了要在东北实行‘门户关闭’政策的信号”，打碎了美国分享日俄战争成果的幻想。美国对此自然表示不能容忍，总统和国务卿都向日本表示，“日本逐排他性的俄国于满洲之外”，“今却立即取而代之，以至实行俄国之主义，实属遗憾”①。由此，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冲突急剧发展起来。
日本对哈里曼的行动采取了主动攻势，同时对美国的警惕也与日俱增，并且为了给对抗美国增加砝码，又与刚刚大动干戈的俄国携起手来，并于1907年7月30日签订了第一次《日俄协约》和《日俄秘密协约》，形成联俄抗美的防线。日俄协约体制给日本提供了“比日英同盟更为有力的国际外交力量”②，这样，在接下来与美国的较量中日本再一次占得了先机。继哈里曼之后，司戴德又开始为争夺东北路权而奔走，并且利用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幻想与之接近日本对此甚是关注。另外，此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抵制日本移民等问题也影响着两国关系。 双方在权衡利弊后于1908年11月30日签订了《罗脱—高平协定》。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持东北亚地区的利益并且抵制日俄同盟，而主动缓和同日本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日美之间的冲突并未因此而得到缓解，反而更加激烈。
1909年3月塔夫脱出任美国总统，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也以新的姿态活跃起来，塔夫脱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③。他主张，“任何竞争者”如果敢于“借政治上的优先权来削弱或损害”美国在华利益，美国必将“以一切合法手段”来对付。其具体的措施便是提出了“满洲铁路中立化案”。“满洲铁路中立化案”直接置日、俄于不顾，并摆出与日、俄竞争到底的强硬姿态，来达到本国资本势力进入东北地区的目的。
美国企图在中国东北扩张，不但受到日俄的一致反对，而且还促成了日俄的进一步秘密勾结。1910年7月4日，两国签署了第二次《日俄协约》和第二次《日俄秘密条约》，而这一天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东北亚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于中国东北之外。美国对此虽然有所考虑，可是这种结果还是令其有些措手不及。日俄协约体系的加强意味着日美对立的加深。在日俄的共同抵制下，诺克斯的“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也以失败告终。不仅如此，在此后的对华借款国际银行团问题上，由于日、俄的处处阻挠，美国也处在了下风。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在日俄战争前后，美国为推行其门户开放政策，在东北亚地区采取了积极的攻势，然而，它想为其利用却成为对手的日本，凭借日俄协约和日英同盟的后盾以及地缘优势，摆出了强硬的对抗姿态，并且暂时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要想卷土重来，就必须扩大力量，掌握时机。于是双方的冲突进入一战期间的第二阶段。
二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主要忙于欧洲战场，这样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尤其是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被打破。日本乘机加紧扩张在华势力，妄图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美国同样想伺机在华攫取更多的利权，日美之间的竞争更形激烈，拉开了第二次较量。在针对中国是否参战问题上，日美两国都为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影响而大做文章。随后中国政坛上演的“府院之争”便是日美较量的一出剧目，结果已为众所知，日本支持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牢固地掌握了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权，使得日本在随后的在华利益争夺中形势非常有利，在与美国的冲突、较量中再一次得手。
大隈内阁于1915年1月18日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二十一条，旨在独占东北，进而侵吞全中国。经过一番挣扎，迫于日本压力，5月9日，袁世凯除了第5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此时美国早已获取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可国务卿布赖恩还是迫不及待地声明要享有最惠国待遇，企图利用日本的无耻要求，谋取美国在华的利益。在袁世凯正式签约前，美国给中、日政府发出照会：“美国政府谨通知日本政府：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予以承认。”④ 但是5月6日国务院要求其驻华公使芮施恩“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忍耐和相互宽容”，告诉中国政府要以“忍耐和友好”的精神与侵略方的日本政府谈判，向袁世凯施加压力，出卖中国利益。这种“此地无银”的做法，无疑暴露出美国尽管并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但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仍然坚持偏袒日本牺牲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政策，门户开放的实质和虚伪性也昭然若揭。对华二十一条虽然使日本一时取得了对华外交的主导地位，但是除了遭到中国的激烈反对外，也严重地引起了其他列强的猜疑，所以日本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在外交上再一次面临考验。1916年10月9日，寺内内阁成立。寺内内阁认为，当前日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就是转变大隈内阁时代陷入混乱的对华政策。寺内内阁虽然标榜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试图以有别于大隈内阁采用的强硬手段，然其核心要害，正如本野一郎外相所言，“乃是根据中国局势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⑤ 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特别是谋求二十一条要求中尚未完全实现的权益，仍然是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但事实证明进一步推行与“世界为敌”的路线，即以武力为背景的反袁政策和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挫折。所以这个时期，选择另一条与各国协调的路线也正在上升为重要的日本外交课题。寺内内阁选择了后者。寺内内阁坚持了旨在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媾和地位的《伦敦宣言》（1914年10月19日日本正式加入），并于1916年7月3日，签订第四次《日俄秘密协约》。同时，针对美国的资本攻势，推出了西原借款的新侵略方式。可见寺内内阁基本遵从了“通过怀柔中国政府和输出资本来扩大在中国的利权”，为“对华政策的核心”这条由元老井上馨和山县有朋从大战以来一再主张的路线。
1916年8月21日，美国政府针对第四次日俄协约签订，对日本政府提出了要尊重中国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建议。但是，由于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自己也卷入欧洲战争，一时无力继续与日本在中国对抗，所以美国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寻求与日本妥协的强烈倾向。与此同时日本也有急切地希望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想法。于是就有了1917年11月2日《石井—兰辛协定》的签订。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⑥。但是，协定中保全中国领土和门户开放与承认特殊利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两国均有各自的侧重点，即美国关注门户开放，日本关注特殊利益。这种截然相反的理解，说明了协定没有根本解决美、日在中国的深刻矛盾，它潜伏着一场战后必然发生的更加激烈的争斗。
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问题上与列强既有协调又有对抗之外，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路线的分歧，这种分歧就是政府与军部之间的矛盾。针对政府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后提出的协调同欧美列强关系的路线，军部陆军方面却提出了“创造有利于日本的中国形势”的新路线。1918年的《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以建立在中国霸权地位为根本方针，更是将美国确定为首要敌手，摆明是要抵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势力的争夺。1918年《帝国国防方针》确定的以美为敌战略与实际对外政策之间也是密切结合的，1923年第二次修订和1936年第三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这一点亦无变更。因此，随着军部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其对外交事务的干涉加强，“双重外交”的意味更加浓厚，其路线便是对美强硬。
可见，整个一战期间，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较量，日本借助一战的“天佑”仍然处于上风；美国则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牺牲中国一再迁就日本。但美国的东北亚争霸战略实际上对此是难以容忍的，所以随着一战结束，便展开了对日本的新一轮攻势。由此日美之间冲突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确立时期的倾轧。
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日美之间在凡尔赛宫展开了新一轮的明争暗斗。
一战给日本在东北亚特别是中国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打破了东北亚的均势，成为一时独霸中国的主角。另一方面，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中朝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同时进一步引起列强的不满，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从日英同盟转向倚重日俄协商路线的日本外交基础出现破绽。为了扩大和维持已获得的利益，进一步贯彻大陆政策，1918年9月刚刚成立的政友会原敬内阁便制定了对付战后新形势的外交方针。其要点就是“恢复对美协调以取代过去的对英协调；改革对华外交。”⑦ 可见，尽管在前两次的冲突、较量中日本一时得逞，但是从现在开始则必须更加重视这个对手，新内阁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
一战给美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成为战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与经济实力增长同时膨胀起来的是美国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的政治野心。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尽管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但通过其内容，不难看出美国企图以其强大的经济优势，以商业、航海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为旗号，在全世界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在东北亚地区，美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这个宿敌，所以在随后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大陆政策的较量中，美国显得比战前更为积极主动，相反日本则陷于被动局面。
日本为确保一战中攫取的在华和亚洲的权益，对参加和会作了大量准备。1919年3月7日，四巨头会议无理地决定将赤道以北的德国太平洋岛屿委托日本管理。对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亦是毫不松口，并扬言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曾对和会尤其是美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然而美国再一次出卖了中国。带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总统，妄图凭借一战后的有利形势，将欧洲和远东太平洋霸权全部揽入怀中，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于是为了换取日本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再次违反了自己屡屡标榜的公正与自觉原则，决定牺牲中国。4月30日，三巨头开会讨论山东问题，决定把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至此，中国指望在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的幻想完全破灭。在美国的姑息下，日本竟然获得了战胜国中国的山东省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威尔逊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的国内政敌也对其进行猛烈攻击，在国会中没有批准国联盟约。提出建立国联的美国最终却不是它的成员国，凡尔赛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结果使自己在东北亚地区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再次败在了大陆政策手下。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凡尔赛会议上没能遏制住日本的势力，这对希望进一步扩大东北亚地区霸权的美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于是1921年8月13日，美国政府邀请日、英、法和中国等九国参加华盛顿会议，讨论限制军备和太平洋、远东问题，其意图就是拆散日英同盟，解决限制军备问题，并使列强承认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同时彻底解决山东问题，摧毁日本对华独霸的地位。可以说，“这次会议是美国对日本发起的一次更为凌厉的攻势”⑧。
日本看出了美国意图，朝野舆论对此反应极为冷淡和消极，甚至称华盛顿会议为“日本危急存亡之秋”的“国难”，相反首相原敬则表现的态度积极。原敬认为一战之后，日本已经进入世界五大强国之列，华盛顿会议无疑是世界上大国之间召开的非常重大的会议，日本应以大国的立场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会议除了裁军问题，还要讨论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日本应积极地对此进行准备并提出自己的要求，通过与各国协商来解决问题，来维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在原敬的力主下，日本决定参加华盛顿会议。这样日美两国各怀心事，在华盛顿会议上，自凡尔赛会议开始的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第三次较量进入本格阶段。
在此次会议上签署了《四国条约》、《五国海军协定》、《九国公约》等条约，这些条约构成华盛顿体系。华盛顿体系确立了一战后远东地区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缓解了日美矛盾，确立了美日英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关系。可以说，华盛顿会议上，日本的大陆政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遏制，而“美国维护了其在远东尤其是对中国的门户开放的政策⑨”，终于赢得了这次较量的胜利。
从这些条约内容的表面来看，日本失去了日英同盟的靠山，海军军备也排在美英之后，《九国公约》更是终结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但是，日本在签署上述条约时，并非一味的妥协让步，而是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和极力的抵制，使让步降至最低限度。进一步分析，从日本当时实际的国情实力来看，其所做出的让步，其实无疑为日本获得了实质上极为有利的大多条件。第一，日英同盟的瓦解虽对日本是个损失，但却由于日本的退让换来了东北亚地区的均势，缓解了日美矛盾。第二，海军军备的限制也符合日本当时实际的经济承受限度，避免了在随后的军备竞争中被美英在经济上拖垮的危险。第三，《九国公约》虽然结束了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但也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列强的猜忌，为其经济侵华提供了保障。所以从结果上看，日本以退为进，为其在一战后发展国力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此番较量之后，可以说大陆政策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强势逐渐地减弱，相反美国不仅在东北亚地区、在整个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则不断地增强。在凡而赛华盛顿体系下，无论是世界格局，还是中国对外关系方面，都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门户开放政策处于了优势地位。
四
有学者在分析国家外交政策时指出：“一国在实现国际关系中所追求的目的以及所采用的手段，随着其相对实力的扩大而增加和强硬，也会随着其相对实力的衰落而减少和软弱。”而这种实力地位“是由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等多种力量共同构建的，且又受到国际的各种重要因素的制约。”⑩ 日本的近代外交基本上说完全遵循了这一理论，随着自己实力地位的变化，时而与列强采取相互勾结协调，时而采取对抗抵制。美国的外交政策同样遵循了这一原理，一切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其相对实力地位的变化实施其在东北亚地区的门户开放政策。无论美国在具体的外交事务中都采取了怎样的套路，在其制定的过程中无一不体现了美国人实用主义的精神。
正是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前提下，日美两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在东北亚地区冲突不断升级，在日俄战争到华盛顿体系确立这段时期，展开了三番较量。随着华盛顿体制的确立，日美在东北亚地区针锋相对的倾轧进入了将近十的相对缓和阶段。然而，日本决不会甘愿在华盛顿体制下一直受制于美国，也决不会放弃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华利益。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大陆政策势必要卷土重来。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与美国展开了最后的生死之战。
注释：
①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9卷，第1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9年，第238页。
②⑩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64—265、6页。
③ W·I·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中译本1989年版，第68页。
④ 纳罗奇尼茨基等：《远东国际关系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66页。
⑤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9年，第426—427页。
⑥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六年，第3册，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68年，第813—817页。
⑦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4页。
⑧ 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
⑨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