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法、德波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启示
李秀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06年12期第57～64页
【英文标题】Enlightenment of Franco German and German Poland Researching History Commonly to Improve Textbook
Li Xiushi
【作者简介】李秀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40）
【关 键 词】德法/德波/改善教科书/共同研究历史Franco Germany/German Poland/Improving Textbook/Researching History Commonly
中图分类号：D8;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2-0057-08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战争受害国之间实现了历史和解。在化解历史积怨的过程中，加害国与受害国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的活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深入探讨德国政府与民间在改善教科书方面的举措，总结德法、德波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成功经验，对于亚洲各国实现历史和解、特别是对于即将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无借鉴意义。德法、德波双边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是德国与受害国实现历史和解的两个典型模式。这一活动深化德国的历史认识，遏制新纳粹粉饰战争罪行，增进民族间相互理解，对于发展双边互信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一
国际改善教科书活动在欧洲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教科书包括历史、地理等学科，历史教科书与其他国家关系密切，历来是国际交流的重点。更重要的是，历史教科书是国家记述“正史”的权威载体，直接影响本国青少年的世界观特别是国际关系意识的形成，不同于适用“言论自由”原则的普通出版物。教科书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性质，决定了改善各国历史教科书活动的主旋律——战争与和平。从普遍意义上说，史学记载本民族的伟大事件与壮举，本国与外国作战都是防卫战争，本国征服外国的战争则是为了传播文明与福音①，因此，历史教科书作为民族主义教育的特殊载体发挥着关键作用。20世纪初期，欧洲的和平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倡导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下解放教科书”②，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取得一定成果。进入21世纪，日韩两国于2002年首开亚洲“共同研究历史”的先例，不过，与欧洲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相对照仍有本质区别——没有触及历史教科书。
战后，联合国在开展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时强调“不强加再教育”③，这成为各国改善教科书活动的基调，在此基础上形成完全自愿、自主、自律的国际交流原则：(1)既涉及主权国家的教科书编撰权，又不容许一方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无论在历史上正义还是非正义的一方，都不能向对方强加修正教科书的要求。(2)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改善教科书的共同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何贯彻落实，完全取决于各国教育机构。(3)国际交流活动尊重各国的立场与选择，同时，也提出了活动的理想与最终目标：教科书应该从服务于各国体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为世界和平服务。这一国际改善教科书活动所特有的自愿、自律原则，宽松、民主的性质，得到各国朝野的充分肯定，也是受到大多数国家欢迎的主要原因。
改善教科书活动是双边或多边互动的国际交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中，参加国交换教科书进行研究鉴定，通过共同研究，改善历史教科书内歪曲或遗漏的历史事实表述，达到公正、客观地理解历史的目的，特别是与两国关系有关的历史；在中级阶段，努力实现在教科书内表述有利于加深双边或者多边相互理解的历史事实；高级阶段是将历史教育从民族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服务于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提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理想目标——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态度，崇尚和平民主的正义精神，消除仇视他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重视培养青少年的和平理想、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国际观念，预防潜在的国际冲突等等。事实证明，欧洲区域一体化之所以率先发展，与欧洲开展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时间长、普及程度高、取得成果显著有着必然联系。
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德国，战后成为区域内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中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的加害国，德国朝野尤其是德国政府的“历史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德国历史教科书中最初存在着推卸本国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历史的谬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通过与法国、波兰持续进行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活动，努力化解与受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重建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之一。
德法、德波间的教科书交流创造出两个不同类型的成功模式。德法模式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改善教科书；德波模式则是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完全相反，历史积怨较深的国家间改善教科书。这两个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从尊重历史真相与相互理解的角度，研究和鉴别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在研究批判的基础上，关于对方国家教科书内不符合历史事实或出于感情因素表述的、有害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内容，共同提出改善教科书的建议。改善教科书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教科书，而是参加国共同努力的互动行为，不存在单方面的批判和被动修改。
在德法、德波两个成功模式中，德法模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先进典型，创造出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两国的交流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30年代后半期，第二阶段为 1950年～1967年；第三阶段为1981年至今④。这三个阶段虽然并不连贯，第二阶段的交流还带有宣传纳粹体制“民主”的政治色彩，但两国教师的积极参与为后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50年代德法进行的教科书交流，就建立在1935年两国民间团体交流的基础上——1935年德国教师工会与法国历史地理教师协会共同写成改善教科书的建议，成为50年代两国教科书交流的出发点。德国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前任所长杰斯曼将德法改善教科书的经验总括为五个具体程序：(1)在两国开始教科书交流时有一方担任主导，按照主导方的要求制订工作计划；(2)相互分析对方国内的教科书，确认教科书中表述不充分的内容及问题；(3)专家针对“问题”进行研究，并总结最新研究成果；(4)根据专家总结的研究成果及教科书的现状，由两国参加者共同针对教科书内容撰写建议；(5)在两国国内特别是在教科书撰写者、教师、教育行政官员之间普及上述建议⑤。这五个程序即德法模式的具体内容，至今其他国家仍在沿用。
二
德国改善教科书与受害国实现历史和解的成功经验，是民间与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朝野双方发挥了不同作用。战后德国出于对纳粹高度中央集权的反省，实施地方分权制度，各州教育制度独立。因此，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及民间三个角度考察德国改善教科书的活动。
德国联邦政府的努力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德国联邦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领域。首先，德法交流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与苏联围绕德国统一展开较量，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主张，“柏林危机”是造成中欧局势紧张的原因，应该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赫鲁晓夫一面向法国表示，德国迟早会构成威胁，因此不能让德国重新统一并强大起来；一面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法国总统戴高乐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为实现欧洲“均势”与美国保持距离，避免苏联削弱德国或加强苏德合作，采取加强法德关系的外交政策⑥。德国则决定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⑦，迅速向法国靠拢，将两国间的历史和解提上日程。1954年 10月23日，德法缔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文化协定》，决定改善两国教科书：“在国内法律的范围内，协定缔结国可能利用的方法，所有教育机构关于对方国家的问题进行更客观的描述，从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排除依据感情性质的、可能有害于两国国民之间良好关系的评价（第13条）”⑧，表达了双方通过改善历史教科书加强睦邻合作关系的希望和决心。德国为了对抗“进逼到西欧、尤其是德国的面前”的“苏俄共产主义这个庞然大物”，选择了与法国共命运的外交战略。法德两国的历史和解，促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⑨。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不仅贯穿于法德和解的全过程，至今仍发挥着促进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作用。
其次，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与东欧各国和解的“新东方政策”，是推动德波建立教科书交流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与德法之间紧密的政治合作相比，德波之间不仅存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国民众间的感情还因国界问题而严重恶化。1972年德波两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完全不同、军事上相互对峙的状态下，正式启动国际教科书交流，其成果虽然不能与德法交流相比，但却具有消除和缓解两国间历史与现实双重矛盾的重要作用。
197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成立联合政府后，勃兰特出任总理，与苏联、波兰等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同年12月德波缔结华沙条约，西德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奥得·尼斯边境线为波兰的西部国界，解决了因领土问题导致两国长期对峙的外交难题。1972年，德波正式启动两国改善教科书的双边交流，至1976年“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提出改善教科书建议，德国政府不但积极支持，而且还在同年6月与波兰缔结政府间文化协定，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承诺落实建议，在历史教育及教科书中体现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成果：“考虑到学校特别是学校教科书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缔约国为获得关于对方国家的更广泛的知识和促进更好的相互理解，继续努力在教科书中表述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及文化。两国努力照顾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第四条）。”⑩
上述情况表明，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上世纪50年代是建立德法政治合作关系，促进欧洲政治军事独立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70年代则是德国与东欧国家谋求和解的新东方外交的体现。联邦政府以此向东西方展示其正视历史错误、积极消除历史积怨的和解姿态，提高了国际地位，改善了国际形象。
（二）改善教科书与战后赔偿措施并举。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与其对纳粹犯罪受害者的个人赔偿措施配套实施。1954年10月，德国在签订改善教科书的德法文化协定后，1956年颁布了《联邦赔偿法》，开始对纳粹战争犯罪的受害者及遗属进行赔偿，至1964年，德国与第12个国家签订赔偿协定，对西方国家的赔偿告一段落。70年代初，与德波改善教科书的活动并行，勃兰特政府赔偿纳粹人体实验的波兰受害者，向东欧四国支付1亿多马克。德国统一后，1991年德波两国政府成立“和解财团”，德国政府为此支付5亿马克，至1997年约52万纳粹受害幸存者先后得到两次补偿。1998年秋，施罗德领导的左派联合政府取代戈尔的保守中立联合政府以后，对德国军需企业战时强制劳工幸存者的补偿提上日程。2000年7月，建立总额100亿马克的“记忆、责任、未来”财团，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前苏联、东欧以及居住在美国的100万名犹太和斯拉夫民族的强制劳工幸存者进行了经济补偿。德国政府及民间的赔偿及补偿措施，与改善历史教科书的举措并举，成为德国战后和平和解外交中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分。
（三）德国政府首脑不断深化历史认识，向受害国真诚道歉。1970年12月6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11)前下跪的照片传遍全球，德国悔过纳粹罪行的真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此后，德国首脑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不断深化：继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所有德国人“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的讲话之后(12)，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13)前发表讲话说：“今天，我在华沙起义的斗士和所有的战争牺牲者的面前低下头。对德国人向他们所做的一切请求宽恕。”(14)这是德国政府最全面、深刻、诚恳地请求受害者宽恕的正式道歉，表达了四层含义：第一，德国政府明确承认加害者为“德国人”，即德国全体国民都要承担战争责任，没有将罪责推给“纳粹”或“国防军”，也没有区分军队有罪、平民无责；第二，德国政府承认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直至战败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责任；第三，德国明确表示战争给波兰全国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最多的牺牲者。第四，表明德国今后不再重复历史错误的决心，不忘历史教训，警惕纳粹死灰复燃。德国政府首脑以坦诚、谦虚、真挚的态度改善德波关系，为两国间的教科书交流活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与战争受害国主动和解的外交政策，实施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的经济赔偿及补偿，政府首脑不断深化、持续进行的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德国联邦政府的这三大外交举措，直接推动了国内各州政府与民间人士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各州政府支持民间开展双边及多边教科书交流活动，作为联邦政府外交的组成部分和“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和首脑外交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
三
德国16个州政府对民间改善教科书活动持不同态度，虽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并不顽固反对。大部分州政府提供多方支持。各州政府掌握教育监督权，发挥了与联邦政府不同的具体作用。
（一）州政府的组织作用。在德国地方分权状态下，各州教育制度自成一统，彼此互不了解。德方在德法交流中意识到，这种状态难以全面审视本国教育，也不利于国际交流。1951年10月，布莱梅市文化部长召集各州教师并由市财政部援助经费，成立了布莱梅“教师之家”，为全国教师提供信息共享的活动平台，帮助各州教育部门相互沟通，为促进德法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其影响下，1952年7月，西德常设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设立“历史教育工作组”，推动各州改善历史教育。1950年8月，德法在德国弗赖堡举行首次交流活动，受到各州政府的充分重视。除巴伐利亚州外，所有的州政府都派遣教师出席并提供经费(15)。此后，各州文化部在德国国内举行国际教科书会议时，一律派遣代表并给予财政支持，为各地学者与教师参加国际交流做好组织工作。
（二）州政府的财政援助。各州政府不仅派遣州内教师参与国际交流，还对致力于国际教科书交流的专门机构提供经济援助。国际交流的中心——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6)的经济来源即是典型一例。1951年，德国近现代史学者、担任西德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一所大学历史教师的格奥鲁特·艾卡特，在校内成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最初经费由教育工会联盟承担。从1953年开始，不伦瑞克市及其所属下萨克森州的教育部门提供财政拨款，布莱梅市、汉堡市、（西）柏林市、黑森州、北莱茵·威斯特华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6个地方政府也给予经济支援。德国统一后，至1995年原东德的3个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州也提供了经济支持，全德16个州中援助艾卡特研究所的州政府增至13个(17)。德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为德国民间人士在双边、欧洲乃至联合国的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中发挥了主导、核心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州政府接受并落实改善教科书的建议。各州政府对改善教科书建议的态度，是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能否反映到教科书的关键。由于意识形态、朝野政治力量的对比等因素，各州政府对德法建议与德波建议的态度明显不同，落实德波建议的难度较大。
例如，下萨克森州是最早回应德法改善教科书的地方政府。50年代德法国际交流刚刚起步， 1952年10月，下萨克森州文化部长就向全体教师发出一份文件《德法关于历史教育、欧洲历史见解的分歧问题的德法协议》，敦促关注德法教科书交流达成的共识，要求所有教师在讲授历史课时考虑德法学者的一致观点(18)。德法改善教科书之所以成果显著，是与各州政府积极落实德法教科书建议的努力分不开的。然而，各州对待德波教科书建议的态度存在很大差距。西柏林市早在1972年就曾把“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部分建议作为“基础资料”下发至市内各所学校； 1976年德波建议发表后，1977年就成为西柏林市所有学校的教材。相比之下，巴伐利亚州政府直至1981年才同意把德波建议作为学校教材使用，让学生思考“两国在哪些史实上存在观点分歧”。
如前所述，德国联邦政府虽然在1976年6月与波兰缔结了文化协定，承诺在编撰教科书时“努力照顾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但是，正如日本学者近藤孝弘所指出，按照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最初就没有向波兰做出上述承诺的权力，因为学校监督权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各州政府对待德波建议的态度，基本取决于议会内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即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同盟、基督教社会同盟两大阵营，对德波建议采取截然不同的措施：基督教两同盟反对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在其执政的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对建议持批判和抵制态度；而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北莱茵·威斯特华伦州、汉堡市、布莱梅市、黑森州、西柏林市，德波建议或被作为审定教科书的基准，或被认定为课堂教育应该参考的资料。总之，1976年德波建议发布时，基督教两大同盟作为联邦议会中的在野党，曾经采取激烈反对态度，后来逐渐转为容许，在其恢复执政党地位后，才对德波建议表示支持和称赞(19)。由此可见，就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也达到能够理解建议的程度。这个过程说明，德波建议所指出的历史认识问题得到德国社会的广泛认同，建议提出的具有一定妥当性的历史表述也逐渐被人们理解，发挥了应有的历史和解作用。
另一方面，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也能验证各州政府努力落实德波建议。据常设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委托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进行的调查（1982年），除巴伐利亚州外，在其他各州政府批准使用的13种初中和高中教科书内，与波兰有关的内容约占2%。这个数字并不比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教科书少。但是，不同种类的教科书之间却存在较大差距，内容所占比重从1.2%到3.1%不等，而且基础学校的教科书较少，高级中学较多。这一倾向表明，对德国国民来说，与波兰有关的内容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知识，只不过是学术趣味浓厚的教材。调查还发现另一种倾向，越是新出版的教科书记载波兰历史的内容越多。由此可见，德波建议对德国历史教科书产生了直接影响：波兰历史在德国教科书内的比重上升，与波兰有关的大部分知识已经纳入德国国民应该获得的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的范畴(20)。各州文化部落实德波建议的举措，使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产生有目共睹的实际效果，不仅改善了德国正视战争罪行的历史认识，而且还将与受害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德国教科书除了表述纳粹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残酷统治之外，还用一定篇幅记载波兰人民的抵抗运动，增进了两国民间的友好感情。
四
在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中，民间人士始终是倡导、实施这一活动的主体。无论德法还是德波间的交流都有赖于德国教师的长期努力。换言之，与民间发挥的主体作用相比，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的各种举措，都存在间接发挥作用的局限性。
改善教科书的民间群体包括历史学者、教师及其团体，也有宗教组织。早在战后初期，大多数德国教师就支持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据艾卡特1950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对100名教师进行的调查，67%的教员表示赞成，反对者为29%，未表态者仅占4%。尽管北部地区的赞成者多于南部地区，赞成的理由各异，但2／3的教师赞同开展德法教科书交流。
德国与政治外交取向截然不同的波兰改善教科书遇到巨大障碍。德波交流活动最初是由一名德国历史教师发起的——1954年麦耶尔得到德国和波兰历史学者的帮助，在分析研究德波两国教科书的基础上写成47条建议改善教科书的提纲，刊登在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刊物《国际历史教育年报》上。经过艾卡特所长的事先工作，1955年“故乡被驱逐者同盟”、东方研究所等对波强硬派召开会议，对该提纲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要求，最后获得一致通过，会议还希望将该提纲作为德波历史课的基础资料。艾卡特的协调工作使这些团体具体了解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性质与意义，大大减少了国内阻力。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也对麦耶尔和艾卡特邮寄的提纲做出善意反应(21)。此后，双方因铁幕隔离完全中断了交流。
1965年统领德国新教教会的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一份备忘录《德国国民与难民的地位及对东方各国的关系》。备忘录指出，战败之际，大量德国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但是，仅从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感情出发，不能构筑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国民间的和解，认识德国人对波兰的重大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波兰公民拥有充分的空间，有必要承认现在的国境线。此外，柏林新教教会也于1968、1969年两次召开讨论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会议，邀请麦耶尔以及对47条提纲做出善意反应的波兰学者与会，实现面对面的交流(22)。1969年，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大量散发麦耶尔刊登在《议会》报上呼吁德波两国和解的论文《波兰历史教科书中的德国与德国人》引起很大反响。在德波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两国之间的教科书交流终于提上日程。197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十六届大会，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艾卡特，与波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克拉苏非斯卡决定创立“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1972年改善教科书的活动正式开始，以艾卡特为团长的德国教师代表团一行11人前往华沙，受到波方的热烈欢迎。此后，几乎每年在华沙和不伦瑞克举行两次会议，许多著名学者与会讨论，1976年共同委员会提出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与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两国学者达成历史性和解的智慧。
最后，简要概括德法、德波改善教科书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德法交流为遏制德国新纳粹的活动改善了社会环境，对促使德国反省纳粹罪行，在青少年中培养正视历史、爱好和平、民族平等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活动，德法双方完全走出了国民感情对立的阴影，取得世界瞩目的政治成果——两国国民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理解和学习对方，成为主导欧洲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力量。在德波交流中，波方对德国扭曲的历史认识——将近代德国的侵略行为正当化——展开批判，德方学者也努力修正历史教科书内歪曲史实的表述(23)，为化解历史积怨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6年德波建议发表后，德国历史教科书得到进一步改善。德国教科书不仅表述纳粹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残酷统治，而且还用一定篇幅写入波兰人民的抵抗运动，加深了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双方至今仍在通过教科书交流增加对两国关系史的共识。
综上所述，德法、德波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以下经验：
(1)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是参加国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为消除历史积怨，寻求共同利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采取的外交举措。双方政府的政治意愿，是参加国能否担负起组织、支援、落实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2)改善历史教科书是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工程，官民结合影响深入。政府的组织与支援工作，赋予民间参与者代表性；政府的落实工作则是交流成果能否普及的保障。研究教科书的主体，非民间学者与教师莫属，这在历史积怨较深的民族之间能够发挥辐射面广的“民间外交”作用。教科书交流活动的组织形态，在参加国内部、参加国之间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互动促进关系，以民促官、官民连动、两国朝野互相影响，与单纯的官方或民间的交流形式相比，具有阻力小、收效大的综合优势。
(3)受害国一方收效显著：第一，不仅给予加害国发言权，受害国内部也能够统一历史认识，有利于消除历史隔阂。第二，受害国作为历史上正义的一方（如法国），主动积极地与加害国德国开展教科书交流活动，有利于提高其国际声誉，塑造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
(4)按照国际惯例，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建议在参加国内部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在所难免，经过争论达到理解并接受建议的过程，正是争取国内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的必需阶段，也是改善两国国民的历史认识的必经之路。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由批判教科书问题而引发外交争端。
(5)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对于参加国拓宽教育视野不无裨益。参加国的历史认识及教科书都是交流改善的对象，并非单方面针对历史上“作恶”的国家。这对于正确引导各国动辄干扰外交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建设和平与和谐的世界，不失为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光明前途的远大目标。
(6)德国改善历史教科书的经验证明，这一活动既是全面缓和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突破口，也是持续缓解相互猜疑与敌对情绪的沟通渠道，形成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德法、德波间的对话机制运作至今，教科书交流已经发展到更高层次上。
收稿日期：2006-10-13
注释：
①上述观点参见Meyer,Enno,Die deutsch-polnischen Schulbuchgespr{K5R303.JPG}che von 1937/38,in: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10.Jg.(1988),H.4，S.404.［日］B·拉塞尔著《教育与社会体制》，梅根悟编《世界教育学名著选 15（哈库斯里·拉塞尔）明治图书1974年，第113页。［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13-14页。
②Schüddekopf,Otto-Ernst,Zwanzig Jahre Westeurop{K5R303.JPG}ischer Schulgeschichtsbuchrevision 1945-1965.Tatsachen und probleme,Albert Limbach Verlag,Braunschweig,1966,S.11.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14页。
③［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中央公论社1998年版，第20页。
④［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51页。
⑤Jeismann,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S.32。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2章注释(1)，第332页。
⑥⑨［德］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四）1959～19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42、268-269页。
⑦在德国命运成为东西两大阵营协商的对象的情况下，德国总理阿登纳表示：“没有西方盟国的帮助，我们的力量将永远不足以有效地抵抗来自东方的冲击和保卫这里的自由，保卫欧洲的自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0年1月11日阿登纳总理在在柏林市议会上的讲演，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四）1959～1963，第24页。
⑧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74页。
⑩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115页。
(11)1943年春天居住在犹太人街的大约5万7千名犹太人在濒临死亡的绝望中举行起义，遭到德国占领军的彻底镇压，整个犹太街区遭到毁坏。这次起义称为“犹太人区起义”。
(12)德国总统魏茨泽克于1985年5月8日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引自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在45分钟的讲话中爆发13次热烈的掌声。总统官邸收到3万5千封电报和来信。讲演稿被翻译成20国语言出版，一年间接到了150万册的订单。参见［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中央公论社2001年版，前言第5，224页。
(13)1944年华沙的非犹太民族的波兰市民与潜伏在国内的波兰军队相配合发动起义，两个月后被占领波兰的纳粹禁卫队(SS)和德国国防军镇残酷镇压，有20万波兰市民惨遭杀害，华沙市区被彻底摧毁，史称“华沙起义”。
(14)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226页。
(15)［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74页。
(16)德国近现代史学者格奥鲁特·艾卡特是西德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的一名大学历史教师，1948年在多特蒙德召开的德国教师工会大会上就任历史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此后，大力促进德国与法、波等国的历史学者和教师开展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活动。1951年艾卡特在其所在大学成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1974年艾卡特去世，下萨克森州议会决定将该研究所以其名字命名，改称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并将研究所提升为州立研究所，截止1996年该研究所收藏了全世界90个国家的13万册历史、地理及社会科的教科书。
(17)［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25-26页。
(18)［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95-96页。
(19)(20)［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116、121－122、124-126;129-131页。
(21)(23)［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42-43、140-142;143-145、221页。
(22)［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58-59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沪)2006年12期第57～64页
【英文标题】Enlightenment of Franco German and German Poland Researching History Commonly to Improve Textbook
Li Xiushi
【作者简介】李秀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40）
| 【内容提要】 | 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以自愿、自律为原则，公正、客观地理解历史，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及民间人士三个角度，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开展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总结德法、德波两个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交流模式的实效及意义——消除战争加害国与被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改善加害国教科书内扭曲的历史认识，以及双方教科书中不利于发展相互友好关系的内容，形成政府主导但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 The international activity of improving textbook supported by most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the form of the principles of voluntary and self-discipline and understanding history justly and objectively. From three points that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improving the textbo ok in Germany after the WWII, concludes effection and significant of Franco German and German Polish--two kinds of historical textbooks' communicated pattern among Germany, France and Poland-eliminating historical hatred that the war gave the two sides of countries, and improve vanquished countries' tortois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textbook and some adverse content for development friendly relationship.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战争受害国之间实现了历史和解。在化解历史积怨的过程中，加害国与受害国共同研究历史、改善教科书的活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深入探讨德国政府与民间在改善教科书方面的举措，总结德法、德波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成功经验，对于亚洲各国实现历史和解、特别是对于即将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不无借鉴意义。德法、德波双边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是德国与受害国实现历史和解的两个典型模式。这一活动深化德国的历史认识，遏制新纳粹粉饰战争罪行，增进民族间相互理解，对于发展双边互信合作关系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一
国际改善教科书活动在欧洲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教科书包括历史、地理等学科，历史教科书与其他国家关系密切，历来是国际交流的重点。更重要的是，历史教科书是国家记述“正史”的权威载体，直接影响本国青少年的世界观特别是国际关系意识的形成，不同于适用“言论自由”原则的普通出版物。教科书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性质，决定了改善各国历史教科书活动的主旋律——战争与和平。从普遍意义上说，史学记载本民族的伟大事件与壮举，本国与外国作战都是防卫战争，本国征服外国的战争则是为了传播文明与福音①，因此，历史教科书作为民族主义教育的特殊载体发挥着关键作用。20世纪初期，欧洲的和平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开始倡导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束缚下解放教科书”②，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取得一定成果。进入21世纪，日韩两国于2002年首开亚洲“共同研究历史”的先例，不过，与欧洲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相对照仍有本质区别——没有触及历史教科书。
战后，联合国在开展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时强调“不强加再教育”③，这成为各国改善教科书活动的基调，在此基础上形成完全自愿、自主、自律的国际交流原则：(1)既涉及主权国家的教科书编撰权，又不容许一方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无论在历史上正义还是非正义的一方，都不能向对方强加修正教科书的要求。(2)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改善教科书的共同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何贯彻落实，完全取决于各国教育机构。(3)国际交流活动尊重各国的立场与选择，同时，也提出了活动的理想与最终目标：教科书应该从服务于各国体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为世界和平服务。这一国际改善教科书活动所特有的自愿、自律原则，宽松、民主的性质，得到各国朝野的充分肯定，也是受到大多数国家欢迎的主要原因。
改善教科书活动是双边或多边互动的国际交流，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初级阶段中，参加国交换教科书进行研究鉴定，通过共同研究，改善历史教科书内歪曲或遗漏的历史事实表述，达到公正、客观地理解历史的目的，特别是与两国关系有关的历史；在中级阶段，努力实现在教科书内表述有利于加深双边或者多边相互理解的历史事实；高级阶段是将历史教育从民族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服务于建立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提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的理想目标——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态度，崇尚和平民主的正义精神，消除仇视他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重视培养青少年的和平理想、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的国际观念，预防潜在的国际冲突等等。事实证明，欧洲区域一体化之所以率先发展，与欧洲开展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时间长、普及程度高、取得成果显著有着必然联系。
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策源地德国，战后成为区域内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中心。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给其他国家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的加害国，德国朝野尤其是德国政府的“历史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德国历史教科书中最初存在着推卸本国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历史的谬误。半个世纪以来，德国通过与法国、波兰持续进行改善历史教科书的活动，努力化解与受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在重建睦邻友好关系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地位，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国家之一。
德法、德波间的教科书交流创造出两个不同类型的成功模式。德法模式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相同的国家之间改善教科书；德波模式则是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完全相反，历史积怨较深的国家间改善教科书。这两个模式具有普遍意义：从尊重历史真相与相互理解的角度，研究和鉴别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内容；在研究批判的基础上，关于对方国家教科书内不符合历史事实或出于感情因素表述的、有害于两国友好关系的内容，共同提出改善教科书的建议。改善教科书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教科书，而是参加国共同努力的互动行为，不存在单方面的批判和被动修改。
在德法、德波两个成功模式中，德法模式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先进典型，创造出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两国的交流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30年代后半期，第二阶段为 1950年～1967年；第三阶段为1981年至今④。这三个阶段虽然并不连贯，第二阶段的交流还带有宣传纳粹体制“民主”的政治色彩，但两国教师的积极参与为后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50年代德法进行的教科书交流，就建立在1935年两国民间团体交流的基础上——1935年德国教师工会与法国历史地理教师协会共同写成改善教科书的建议，成为50年代两国教科书交流的出发点。德国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前任所长杰斯曼将德法改善教科书的经验总括为五个具体程序：(1)在两国开始教科书交流时有一方担任主导，按照主导方的要求制订工作计划；(2)相互分析对方国内的教科书，确认教科书中表述不充分的内容及问题；(3)专家针对“问题”进行研究，并总结最新研究成果；(4)根据专家总结的研究成果及教科书的现状，由两国参加者共同针对教科书内容撰写建议；(5)在两国国内特别是在教科书撰写者、教师、教育行政官员之间普及上述建议⑤。这五个程序即德法模式的具体内容，至今其他国家仍在沿用。
二
德国改善教科书与受害国实现历史和解的成功经验，是民间与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朝野双方发挥了不同作用。战后德国出于对纳粹高度中央集权的反省，实施地方分权制度，各州教育制度独立。因此，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及民间三个角度考察德国改善教科书的活动。
德国联邦政府的努力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德国联邦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外交领域。首先，德法交流是德国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英法等西方大国与苏联围绕德国统一展开较量，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主张，“柏林危机”是造成中欧局势紧张的原因，应该把西柏林变成“自由城市”。赫鲁晓夫一面向法国表示，德国迟早会构成威胁，因此不能让德国重新统一并强大起来；一面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柏林问题重新谈判达成协议。法国总统戴高乐从本国战略利益出发，为实现欧洲“均势”与美国保持距离，避免苏联削弱德国或加强苏德合作，采取加强法德关系的外交政策⑥。德国则决定与西方阵营加强合作⑦，迅速向法国靠拢，将两国间的历史和解提上日程。1954年 10月23日，德法缔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文化协定》，决定改善两国教科书：“在国内法律的范围内，协定缔结国可能利用的方法，所有教育机构关于对方国家的问题进行更客观的描述，从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教科书中，排除依据感情性质的、可能有害于两国国民之间良好关系的评价（第13条）”⑧，表达了双方通过改善历史教科书加强睦邻合作关系的希望和决心。德国为了对抗“进逼到西欧、尤其是德国的面前”的“苏俄共产主义这个庞然大物”，选择了与法国共命运的外交战略。法德两国的历史和解，促进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诞生⑨。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不仅贯穿于法德和解的全过程，至今仍发挥着促进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作用。
其次，德国勃兰特政府推行与东欧各国和解的“新东方政策”，是推动德波建立教科书交流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与德法之间紧密的政治合作相比，德波之间不仅存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国民众间的感情还因国界问题而严重恶化。1972年德波两国在政治、经济及社会体制完全不同、军事上相互对峙的状态下，正式启动国际教科书交流，其成果虽然不能与德法交流相比，但却具有消除和缓解两国间历史与现实双重矛盾的重要作用。
197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成立联合政府后，勃兰特出任总理，与苏联、波兰等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同年12月德波缔结华沙条约，西德正式承认事实上的奥得·尼斯边境线为波兰的西部国界，解决了因领土问题导致两国长期对峙的外交难题。1972年，德波正式启动两国改善教科书的双边交流，至1976年“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提出改善教科书建议，德国政府不但积极支持，而且还在同年6月与波兰缔结政府间文化协定，以国际公约的形式承诺落实建议，在历史教育及教科书中体现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成果：“考虑到学校特别是学校教科书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要性，缔约国为获得关于对方国家的更广泛的知识和促进更好的相互理解，继续努力在教科书中表述对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及文化。两国努力照顾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第四条）。”⑩
上述情况表明，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上世纪50年代是建立德法政治合作关系，促进欧洲政治军事独立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70年代则是德国与东欧国家谋求和解的新东方外交的体现。联邦政府以此向东西方展示其正视历史错误、积极消除历史积怨的和解姿态，提高了国际地位，改善了国际形象。
（二）改善教科书与战后赔偿措施并举。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与其对纳粹犯罪受害者的个人赔偿措施配套实施。1954年10月，德国在签订改善教科书的德法文化协定后，1956年颁布了《联邦赔偿法》，开始对纳粹战争犯罪的受害者及遗属进行赔偿，至1964年，德国与第12个国家签订赔偿协定，对西方国家的赔偿告一段落。70年代初，与德波改善教科书的活动并行，勃兰特政府赔偿纳粹人体实验的波兰受害者，向东欧四国支付1亿多马克。德国统一后，1991年德波两国政府成立“和解财团”，德国政府为此支付5亿马克，至1997年约52万纳粹受害幸存者先后得到两次补偿。1998年秋，施罗德领导的左派联合政府取代戈尔的保守中立联合政府以后，对德国军需企业战时强制劳工幸存者的补偿提上日程。2000年7月，建立总额100亿马克的“记忆、责任、未来”财团，对纳粹德国占领下的前苏联、东欧以及居住在美国的100万名犹太和斯拉夫民族的强制劳工幸存者进行了经济补偿。德国政府及民间的赔偿及补偿措施，与改善历史教科书的举措并举，成为德国战后和平和解外交中最有说服力的一部分。
（三）德国政府首脑不断深化历史认识，向受害国真诚道歉。1970年12月6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区起义英雄纪念碑(11)前下跪的照片传遍全球，德国悔过纳粹罪行的真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此后，德国首脑对战争责任的反省不断深化：继1985年5月8日西德总统魏茨泽克发表所有德国人“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的讲话之后(12)，1994年8月1日，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华沙起义纪念碑”(13)前发表讲话说：“今天，我在华沙起义的斗士和所有的战争牺牲者的面前低下头。对德国人向他们所做的一切请求宽恕。”(14)这是德国政府最全面、深刻、诚恳地请求受害者宽恕的正式道歉，表达了四层含义：第一，德国政府明确承认加害者为“德国人”，即德国全体国民都要承担战争责任，没有将罪责推给“纳粹”或“国防军”，也没有区分军队有罪、平民无责；第二，德国政府承认自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直至战败的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责任；第三，德国明确表示战争给波兰全国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痛苦和最多的牺牲者。第四，表明德国今后不再重复历史错误的决心，不忘历史教训，警惕纳粹死灰复燃。德国政府首脑以坦诚、谦虚、真挚的态度改善德波关系，为两国间的教科书交流活动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与战争受害国主动和解的外交政策，实施对战争受害者个人的经济赔偿及补偿，政府首脑不断深化、持续进行的深刻反省和真诚道歉，德国联邦政府的这三大外交举措，直接推动了国内各州政府与民间人士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各州政府支持民间开展双边及多边教科书交流活动，作为联邦政府外交的组成部分和“民间外交”，与政府外交和首脑外交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
三
德国16个州政府对民间改善教科书活动持不同态度，虽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并不顽固反对。大部分州政府提供多方支持。各州政府掌握教育监督权，发挥了与联邦政府不同的具体作用。
（一）州政府的组织作用。在德国地方分权状态下，各州教育制度自成一统，彼此互不了解。德方在德法交流中意识到，这种状态难以全面审视本国教育，也不利于国际交流。1951年10月，布莱梅市文化部长召集各州教师并由市财政部援助经费，成立了布莱梅“教师之家”，为全国教师提供信息共享的活动平台，帮助各州教育部门相互沟通，为促进德法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其影响下，1952年7月，西德常设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设立“历史教育工作组”，推动各州改善历史教育。1950年8月，德法在德国弗赖堡举行首次交流活动，受到各州政府的充分重视。除巴伐利亚州外，所有的州政府都派遣教师出席并提供经费(15)。此后，各州文化部在德国国内举行国际教科书会议时，一律派遣代表并给予财政支持，为各地学者与教师参加国际交流做好组织工作。
（二）州政府的财政援助。各州政府不仅派遣州内教师参与国际交流，还对致力于国际教科书交流的专门机构提供经济援助。国际交流的中心——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16)的经济来源即是典型一例。1951年，德国近现代史学者、担任西德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一所大学历史教师的格奥鲁特·艾卡特，在校内成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最初经费由教育工会联盟承担。从1953年开始，不伦瑞克市及其所属下萨克森州的教育部门提供财政拨款，布莱梅市、汉堡市、（西）柏林市、黑森州、北莱茵·威斯特华伦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6个地方政府也给予经济支援。德国统一后，至1995年原东德的3个州——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州也提供了经济支持，全德16个州中援助艾卡特研究所的州政府增至13个(17)。德国大部分地方政府的财政援助，为德国民间人士在双边、欧洲乃至联合国的国际教科书交流活动中发挥了主导、核心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州政府接受并落实改善教科书的建议。各州政府对改善教科书建议的态度，是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能否反映到教科书的关键。由于意识形态、朝野政治力量的对比等因素，各州政府对德法建议与德波建议的态度明显不同，落实德波建议的难度较大。
例如，下萨克森州是最早回应德法改善教科书的地方政府。50年代德法国际交流刚刚起步， 1952年10月，下萨克森州文化部长就向全体教师发出一份文件《德法关于历史教育、欧洲历史见解的分歧问题的德法协议》，敦促关注德法教科书交流达成的共识，要求所有教师在讲授历史课时考虑德法学者的一致观点(18)。德法改善教科书之所以成果显著，是与各州政府积极落实德法教科书建议的努力分不开的。然而，各州对待德波教科书建议的态度存在很大差距。西柏林市早在1972年就曾把“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部分建议作为“基础资料”下发至市内各所学校； 1976年德波建议发表后，1977年就成为西柏林市所有学校的教材。相比之下，巴伐利亚州政府直至1981年才同意把德波建议作为学校教材使用，让学生思考“两国在哪些史实上存在观点分歧”。
如前所述，德国联邦政府虽然在1976年6月与波兰缔结了文化协定，承诺在编撰教科书时“努力照顾到”共同教科书委员会的建议。但是，正如日本学者近藤孝弘所指出，按照宪法规定，联邦政府最初就没有向波兰做出上述承诺的权力，因为学校监督权掌握在各州政府手中。各州政府对待德波建议的态度，基本取决于议会内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即社会民主党或基督教民主同盟、基督教社会同盟两大阵营，对德波建议采取截然不同的措施：基督教两同盟反对社民党与自民党联合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在其执政的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巴伐利亚州、巴登·符腾堡州——对建议持批判和抵制态度；而在社会民主党主政的北莱茵·威斯特华伦州、汉堡市、布莱梅市、黑森州、西柏林市，德波建议或被作为审定教科书的基准，或被认定为课堂教育应该参考的资料。总之，1976年德波建议发布时，基督教两大同盟作为联邦议会中的在野党，曾经采取激烈反对态度，后来逐渐转为容许，在其恢复执政党地位后，才对德波建议表示支持和称赞(19)。由此可见，就连最顽固的反对派也达到能够理解建议的程度。这个过程说明，德波建议所指出的历史认识问题得到德国社会的广泛认同，建议提出的具有一定妥当性的历史表述也逐渐被人们理解，发挥了应有的历史和解作用。
另一方面，从德国历史教科书的变化也能验证各州政府努力落实德波建议。据常设各州文化部长会议委托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进行的调查（1982年），除巴伐利亚州外，在其他各州政府批准使用的13种初中和高中教科书内，与波兰有关的内容约占2%。这个数字并不比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教科书少。但是，不同种类的教科书之间却存在较大差距，内容所占比重从1.2%到3.1%不等，而且基础学校的教科书较少，高级中学较多。这一倾向表明，对德国国民来说，与波兰有关的内容不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知识，只不过是学术趣味浓厚的教材。调查还发现另一种倾向，越是新出版的教科书记载波兰历史的内容越多。由此可见，德波建议对德国历史教科书产生了直接影响：波兰历史在德国教科书内的比重上升，与波兰有关的大部分知识已经纳入德国国民应该获得的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的范畴(20)。各州文化部落实德波建议的举措，使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产生有目共睹的实际效果，不仅改善了德国正视战争罪行的历史认识，而且还将与受害国之间的相互理解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德国教科书除了表述纳粹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残酷统治之外，还用一定篇幅记载波兰人民的抵抗运动，增进了两国民间的友好感情。
四
在德国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中，民间人士始终是倡导、实施这一活动的主体。无论德法还是德波间的交流都有赖于德国教师的长期努力。换言之，与民间发挥的主体作用相比，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的各种举措，都存在间接发挥作用的局限性。
改善教科书的民间群体包括历史学者、教师及其团体，也有宗教组织。早在战后初期，大多数德国教师就支持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据艾卡特1950年1月在全国范围内对100名教师进行的调查，67%的教员表示赞成，反对者为29%，未表态者仅占4%。尽管北部地区的赞成者多于南部地区，赞成的理由各异，但2／3的教师赞同开展德法教科书交流。
德国与政治外交取向截然不同的波兰改善教科书遇到巨大障碍。德波交流活动最初是由一名德国历史教师发起的——1954年麦耶尔得到德国和波兰历史学者的帮助，在分析研究德波两国教科书的基础上写成47条建议改善教科书的提纲，刊登在国际教科书研究所的刊物《国际历史教育年报》上。经过艾卡特所长的事先工作，1955年“故乡被驱逐者同盟”、东方研究所等对波强硬派召开会议，对该提纲进行讨论并提出修改要求，最后获得一致通过，会议还希望将该提纲作为德波历史课的基础资料。艾卡特的协调工作使这些团体具体了解两国教科书交流的性质与意义，大大减少了国内阻力。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者也对麦耶尔和艾卡特邮寄的提纲做出善意反应(21)。此后，双方因铁幕隔离完全中断了交流。
1965年统领德国新教教会的德国福音教会发表一份备忘录《德国国民与难民的地位及对东方各国的关系》。备忘录指出，战败之际，大量德国人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不能容许的行为。但是，仅从其权利受到侵害的感情出发，不能构筑两国国民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国民间的和解，认识德国人对波兰的重大违法行为，切实保障波兰公民拥有充分的空间，有必要承认现在的国境线。此外，柏林新教教会也于1968、1969年两次召开讨论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会议，邀请麦耶尔以及对47条提纲做出善意反应的波兰学者与会，实现面对面的交流(22)。1969年，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大量散发麦耶尔刊登在《议会》报上呼吁德波两国和解的论文《波兰历史教科书中的德国与德国人》引起很大反响。在德波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两国之间的教科书交流终于提上日程。1970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十六届大会，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艾卡特，与波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克拉苏非斯卡决定创立“德波共同教科书委员会”。1972年改善教科书的活动正式开始，以艾卡特为团长的德国教师代表团一行11人前往华沙，受到波方的热烈欢迎。此后，几乎每年在华沙和不伦瑞克举行两次会议，许多著名学者与会讨论，1976年共同委员会提出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与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充分体现了两国学者达成历史性和解的智慧。
最后，简要概括德法、德波改善教科书国际交流活动的成果。德法交流为遏制德国新纳粹的活动改善了社会环境，对促使德国反省纳粹罪行，在青少年中培养正视历史、爱好和平、民族平等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一活动，德法双方完全走出了国民感情对立的阴影，取得世界瞩目的政治成果——两国国民以更加开阔的视野理解和学习对方，成为主导欧洲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力量。在德波交流中，波方对德国扭曲的历史认识——将近代德国的侵略行为正当化——展开批判，德方学者也努力修正历史教科书内歪曲史实的表述(23)，为化解历史积怨做出了积极贡献。 1976年德波建议发表后，德国历史教科书得到进一步改善。德国教科书不仅表述纳粹以种族灭绝为代表的残酷统治，而且还用一定篇幅写入波兰人民的抵抗运动，加深了两国国民之间的理解。双方至今仍在通过教科书交流增加对两国关系史的共识。
综上所述，德法、德波模式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以下经验：
(1)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是参加国从国家发展战略出发，为消除历史积怨，寻求共同利益，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而采取的外交举措。双方政府的政治意愿，是参加国能否担负起组织、支援、落实责任的决定性因素。
(2)改善历史教科书是政府主导下的民间工程，官民结合影响深入。政府的组织与支援工作，赋予民间参与者代表性；政府的落实工作则是交流成果能否普及的保障。研究教科书的主体，非民间学者与教师莫属，这在历史积怨较深的民族之间能够发挥辐射面广的“民间外交”作用。教科书交流活动的组织形态，在参加国内部、参加国之间形成垂直和横向的互动促进关系，以民促官、官民连动、两国朝野互相影响，与单纯的官方或民间的交流形式相比，具有阻力小、收效大的综合优势。
(3)受害国一方收效显著：第一，不仅给予加害国发言权，受害国内部也能够统一历史认识，有利于消除历史隔阂。第二，受害国作为历史上正义的一方（如法国），主动积极地与加害国德国开展教科书交流活动，有利于提高其国际声誉，塑造和平国家的国际形象。
(4)按照国际惯例，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建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建议在参加国内部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在所难免，经过争论达到理解并接受建议的过程，正是争取国内多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的必需阶段，也是改善两国国民的历史认识的必经之路。这种方式能够有效避免由批判教科书问题而引发外交争端。
(5)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国际交流对于参加国拓宽教育视野不无裨益。参加国的历史认识及教科书都是交流改善的对象，并非单方面针对历史上“作恶”的国家。这对于正确引导各国动辄干扰外交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建设和平与和谐的世界，不失为一个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光明前途的远大目标。
(6)德国改善历史教科书的经验证明，这一活动既是全面缓和国与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突破口，也是持续缓解相互猜疑与敌对情绪的沟通渠道，形成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德法、德波间的对话机制运作至今，教科书交流已经发展到更高层次上。
收稿日期：2006-10-13
注释：
①上述观点参见Meyer,Enno,Die deutsch-polnischen Schulbuchgespr{K5R303.JPG}che von 1937/38,in: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10.Jg.(1988),H.4，S.404.［日］B·拉塞尔著《教育与社会体制》，梅根悟编《世界教育学名著选 15（哈库斯里·拉塞尔）明治图书1974年，第113页。［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版，第13-14页。
②Schüddekopf,Otto-Ernst,Zwanzig Jahre Westeurop{K5R303.JPG}ischer Schulgeschichtsbuchrevision 1945-1965.Tatsachen und probleme,Albert Limbach Verlag,Braunschweig,1966,S.11.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14页。
③［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中央公论社1998年版，第20页。
④［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51页。
⑤Jeismann,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S.32。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2章注释(1)，第332页。
⑥⑨［德］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四）1959～19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42、268-269页。
⑦在德国命运成为东西两大阵营协商的对象的情况下，德国总理阿登纳表示：“没有西方盟国的帮助，我们的力量将永远不足以有效地抵抗来自东方的冲击和保卫这里的自由，保卫欧洲的自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60年1月11日阿登纳总理在在柏林市议会上的讲演，康拉德·阿登纳著《阿登纳回忆录》（四）1959～1963，第24页。
⑧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74页。
⑩转引自［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115页。
(11)1943年春天居住在犹太人街的大约5万7千名犹太人在濒临死亡的绝望中举行起义，遭到德国占领军的彻底镇压，整个犹太街区遭到毁坏。这次起义称为“犹太人区起义”。
(12)德国总统魏茨泽克于1985年5月8日发表讲话说：“我们德国人醒悟到，历史问题是无法克服的，是难以洗刷的，也是不能回避的。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我们大家都受到历史后果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引自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在45分钟的讲话中爆发13次热烈的掌声。总统官邸收到3万5千封电报和来信。讲演稿被翻译成20国语言出版，一年间接到了150万册的订单。参见［日］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中央公论社2001年版，前言第5，224页。
(13)1944年华沙的非犹太民族的波兰市民与潜伏在国内的波兰军队相配合发动起义，两个月后被占领波兰的纳粹禁卫队(SS)和德国国防军镇残酷镇压，有20万波兰市民惨遭杀害，华沙市区被彻底摧毁，史称“华沙起义”。
(14)引自木佐芳男《何谓“战争责任”——德国未被清算的过去》，第226页。
(15)［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74页。
(16)德国近现代史学者格奥鲁特·艾卡特是西德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的一名大学历史教师，1948年在多特蒙德召开的德国教师工会大会上就任历史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此后，大力促进德国与法、波等国的历史学者和教师开展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活动。1951年艾卡特在其所在大学成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1974年艾卡特去世，下萨克森州议会决定将该研究所以其名字命名，改称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并将研究所提升为州立研究所，截止1996年该研究所收藏了全世界90个国家的13万册历史、地理及社会科的教科书。
(17)［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25-26页。
(18)［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95-96页。
(19)(20)［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116、121－122、124-126;129-131页。
(21)(23)［日］近藤孝弘：《德国现代史与国际教科书改善》，第42-43、140-142;143-145、221页。
(22)［日］近藤孝弘：《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