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俄罗斯史学界关于革命前俄国工业化的争论评析
Л. И. 鲍罗德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6年6期第96～100页
【作者简介】[俄]列昂尼德·约瑟夫·鲍罗德金，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关 键 词】俄国/现代化/工业化/经济增长
俄国现代化进程从彼得大帝改革时期开始，几乎持续了近3个世纪。作为快速摆脱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落后的手段，俄国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国家主导型特征。在俄国，国家主要是通过削弱市场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颠倒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来加强其在“现代化飞跃”过程中的领导作用。这种“自上而下”的赶超型现代化模式之所以具有可行性，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俄国的自然条件因素和经济的粗放增长潜力。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第二阶段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第三阶段是1880—1914年革命前的工业化时期；第四阶段是苏联现代化阶段。目前俄国学者主要从两个视角来研究俄国现代化：一个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这一角度涉及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另一个则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化。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А. С. 阿赫耶泽尔和Р. 帕伊普斯的观点。阿赫耶泽尔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研究俄国的历史进程。他把俄国历史描绘成一种循环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每一发展阶段不仅具有一些新的特征，而且保留了前一阶段的某些特性。Р. 帕伊普斯则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点。他认为，俄国现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国家主导下的、“自上而下”型的现代化。В. В. 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在评价其观点时指出，帕伊普斯关于俄国现代化的观点说明其对俄国社会的传统、民主因素和民众的创造力估计不足。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俄国的现代化是带有偶然性的“赶超型”现代化，这一模式的现代化基本上不是靠内部因素推动而是借鉴西方经验的结果。
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就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存在较大的争议。2005年俄罗斯出版了由俄罗斯友谊大学俄国史教研室编辑的一部论文集(本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С. В. 伊利因教授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特点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围绕他提到的革命前俄国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俄罗斯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俄国工业化的特点、工业化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以下是俄罗斯学者就革命前俄国工业化进行争论的主要问题。
1. 俄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有关俄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俄国的“西方派”认为俄国经济落后，需要西方化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传统派”批驳了“西方派”的观点。作为斯拉夫派的追随者，“传统派”提出另一种俄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没有西方的影响和帮助下，依靠国家内部传统的力量源泉，如利用传统的农民村社使俄国最终依靠自身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场争论中史学家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并且完全依赖西方资本，只是到1917年以后俄国的工业才获得一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革命前工业化进程十分复杂，但是这一进程整体上是卓有成效的，在这一时期内俄国工业获得了高速发展。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是否属于工业化范畴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1880—1913年是俄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伊利因教授虽然也认为在这一时期俄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他对这一时期俄国正在进行“工业化”提出质疑。伊利因对1880—1913年间俄国的工业发展颇有研究，可是在自己的著述中他始终避免使用“工业化”这一概念。他认为，从1885—1887年开始俄国进入工业的基本改造时期，其标志是冶金工业使用焦炭、化学工业使用烧碱、建筑业采用水泥。按照他的理解，工业改造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指的是工业发展，而工业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基本上处于改造时期，能否称之为工业化，很值得商榷。
3. 如何看待战前工业高涨时期(1909—1913)
在俄罗斯史学界，一些学者将战前俄国工业增长称为经济奇迹。随着Л. Б. 卡芬高兹《俄国工业生产的发展(1870—1930)》一书的出版，学者们利用该书公布的统计资料对战前俄国工业的发展重新进行评价。伊利因在对卡芬高兹书中的统计数字进行重新加工、整理的基础上，利用表格来说明在俄国工业发展的两个时期(1887—1900和1901—1913)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年平均增长幅度。他之所以对卡芬高兹统计资料进行了加工，是因为卡芬高兹在自己的书中没有列举1901—1913年间的统计资料，而1901—1913年包括了工业危机、萧条(1901—1908)和高涨(1909—1913)时期。对数字的加工和分析使伊利因得出结论：在第二个时期(1901—1913)“几乎所有工业增长的速度都降低了”。因此，他指出，卡芬高兹著作出版后，如果我们仍然把战前工业高涨时期(1909—1913)称之为“经济奇迹”是不妥当的。遗憾的是，很多教科书仍然沿用了这一传统观点，这实际上是对这位“博学、勤奋和严谨的经济学家的不尊重”。
4. 战前俄国工业体系的危机
伊利因认为，战前俄国工业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危机。早在战前经济高涨时期(1909—1913)，俄国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就已经呈现出危机的征兆。征兆的主要表现是这一时期制糖业的增长速度和棉纱产量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制糖业的增长速度由1893—1900年的8.7％下降到战前的5.5％，同期棉纱产量的增长速度则由6.4％降低为3.5％。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伊利因的这一结论带有主观性。因为这一时期制糖业增长速度缓慢与粮食总产量有关：1908—1910年俄国连续三年谷物收成下降。1911、191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增加。也就是说战前俄国制糖业增长速度下降是农业收成不稳定造成的，而不是制糖业本身存在问题。在谈到棉纱产量下降时，伊利因写道：“尽管棉纺工业面向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农民市场，但是在工业高涨时期，它还是遇到了商品销售困难。有人说，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响，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可是就连生产民用精细印花布的莫斯科工厂也遇到了销售困难”。但是，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卡芬高兹书中有关棉纺工业发展的统计数字。按照这些数字，1910—1912年俄国的粗布生产增加了7.6％，精细布料的生产增加了18.3％，而更为精细的呢料生产则增长了22％。卡芬高兹据此认为：战前俄国工业体系存在危机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在战前几年，农民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发生变化，逐渐开始需要更高质量的织物，因此，一些生产廉价的农民用印花布工厂开始转而生产更为贵重的纺织品。
5. 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
在伊利因的著述中曾多次提到居民消费需求减少。他指出，在国内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容易了解居民的购买力情况。从当时的物价和居民实际收入的对比可以看出，居民的购买力是很低的。例如，一块好肥皂价值50戈比，而农民的月收入只有30卢布。因此工厂不得不考虑低收入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在全俄范围内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市场。很遗憾，关于这些资料的来源，伊利因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当然，得出居民需求下降结论的学者并非只有伊利因一人。美国史学家А. 格尔申克隆也认为，战前俄国经济比较落后，政府加速工业化的政策是靠农业，首先是从农民那掠夺的资金来实现的，结果导致“农村居民支付能力的耗尽”。
对于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的观点鲍维金和卡芬高兹提出了不同看法。鲍维金认为这一结论与事实不符。卡芬高兹经过研究得出结论：不同时期居民“直接消费品”需求的变化是不同的。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工业高涨时期，由于广大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有限，因此，对直接消费品的需求增长极为缓慢；在1901—1908年危机和萧条时期，“农村居民对直接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这种需求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也表现在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农民在食品、衣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越来越接近城里人的品位。在萧条时期，由于革命事件和工人阶级影响力的增加，工人工资和消费水平都提高了，这也引起了直接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因此，应该承认，在1900—1908年，直接消费品需求增长比技术性产品需求增长得快”[1] (P110)。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卡芬高兹列举了几个相关的数字。例如，“这一时期，纺织工人人数年平均增长2.8％；居民对纺织品的购买力明显增加，整个纺织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6.4％；农机销售量也逐年增长，只是1905年略微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的下降，不如说是革命时期发生的混乱”[1] (P123)。在1909—1914年战前工业高涨时期，由于农民和城市市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居民直接消费品的需求也在增加。综上所述，卡芬高兹认为，伊利因有关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
6.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的增长速度
关于俄国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史学家们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对于一战前的25年间俄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目前俄国国内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戈尔德斯米特、格尔丘克、孔德拉季耶夫和纳捷尔认为，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不超过6％(戈尔德斯米特认为应为5.1％，孔德拉季耶夫认为应为5.8％)。
第二种观点以卡芬高兹为代表，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在上述时期内俄国工业产值比戈尔德斯米特统计的数字要高出一半。按照他的计算，1887—1913年俄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应为6.65％。[2] 卡芬高兹的这一结论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结论彻底否定了俄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革命前俄国极端落后的观点”。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格列戈里在评述他的观点时说，如果根据卡芬高兹的统计，在一战前的25年间俄国无论从工业增长速度，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说都超过了当时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
第三种观点以Ю. П. 博卡科夫为代表，他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特别是卡芬高兹有关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的年增长速度超过6％，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相媲美的乐观论点提出了质疑。他首先对前两种观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他认为，孔德拉季耶夫和卡芬高兹的统计数字上存在的差别主要源于双方选择的用于统计的商品的不同。两个人选择的商品只有9种是完全一样的。孔德拉季耶夫统计数据中的商品都是传统商品或大众消费品。卡芬高兹所选用的商品多是产量增长很快的新兴工业品。我们姑且将前者称为第一类商品，后者称为第二类商品。根据博卡科夫统计，1887—1913年在第一类商品中石油产量增长了2.4倍，铁矿增长3.8倍，盐产量增长了0.7倍，酒精产量增加了0.8倍，亚麻产量增加1.9倍，而属于第二类的硅酸盐水泥产量增长了45倍，汽油增长218倍，润滑油增长13倍。[1] (P290，P297)由于第一类商品在俄国早就已经开始生产，因此其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而第二类产品在俄国开始进行生产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增长速度很快。博卡科夫认为，由于卡芬高兹在统计中偏重于第二类商品，他所研究的工业产品不包括金属加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除外)、船舶制造、机床制造、皮革制造、面粉和面包业产品等。在用于统计的商品品种不多的情况下，他所计算出的俄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明显偏高。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产品增长速度，而是按照产品的产量来计算，我们就会发现，第二类产品在俄国工业产值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卡芬高兹认为的那样重要。卡芬高兹的统计数字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数据主要考察的是大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而漏掉了小企业、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的产品。卡芬高兹统计数据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些统计资料只包括1939年以前的苏联领土，而不是帝俄时期俄国的全部领土。在孔德拉季耶夫的统计数据中也存在这一问题。博卡科夫指出，俄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失去一部分领土，这部分领土在1887—1913年间共生产了全俄30.1％的石炭，22.1％的金属制品，63.3％的化学工业产品，22.6％的纺织工业产品。[2] 在帝俄领土上工业的增长速度要比后来的苏联领土上的工业增长速度慢。因为在帝俄领土上(除乌拉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外)，1887—1913年工业生产是比较落后的。
在对卡芬高兹等人统计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后，博卡科夫还特别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当时俄国与西方国家关于工业增长的数字指标进行对比，因为二者在统计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分歧。18—19世纪俄国经济学家统计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指机械化大工业生产的产品，不包括小企业、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的产品。而国外的统计学家们所指的工业产品是指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及农产品加工。这种按照部门进行统计的方法最初被德国经济学家所采用。依据这种统计方法有些产品为工业品，有些为农业和林业产品。19世纪下半叶部门统计方法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按照这种方法工业产品产量应包括所有工业产品，而不是大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博卡科夫在选择70余种工业产品对1883—1913年俄国工业增长数字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数字应为4.7％。[2]
7. 革命前俄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伊利因认为，革命前的俄国严重落后于主要西方国家。在谈到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时，他指出：“从前，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列举了相应的数字。现在，人们认为最好不谈这些数字。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1913年，俄国生产的工业品产量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4、德国的1/6和英国的1/5左右。按照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俄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英国的1/14和德国的1/13”[1] (P123)。因此，按照伊利因的观点，在上个世纪初俄国大大落后于主要西方国家。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可信的统计资料。这些统计资料的公布使一些学者对革命前俄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的看法提出疑问。例如，作为《俄国1913》这本统计手册的俄国工业部分的编撰人，В. И. 鲍维金在这本手册中列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美、英、德、法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其中俄国在1881—1885、1896—1900和1913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相应为3.4％、5％和5.3％。[3] (P51)这实际上否定了伊利因有关俄国与西方国家工业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当然，В. И. 鲍维金也承认当时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上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远没有伊利因所认为的那样大。按他的统计，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值约占美国的15％，占德国的33％，占英国的38％。[3] (P51)的确，俄罗斯明显落后于三个主要西方大国，但是，这种落后并非伊利因著述中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另外，在В. И. 鲍维金出版的另一本书中，他还利用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发展比较资料进一步指出，就工业发展速度来说，1885—1913年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差距缩减了1/2，与德国之间的差距则缩减了3/4。[4] (P7)
以上是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就俄国工业化问题展开争论的情况。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史研究中史料的选择、整理和分析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某些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客观的结论不仅要求进行统计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应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而且要求他们对选择的统计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结论更为客观，更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否则，错误的结论不仅是对后人的误导，更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为经济史学家，我们应该牢记并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春)2006年6期第96～100页
【作者简介】[俄]列昂尼德·约瑟夫·鲍罗德金，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吉林大学名誉教授。
| 【内容提要】 | 如何评价革命前工业化的性质和后果是当前俄罗斯史学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历史学家们就工业化主要持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即传统苏维埃派)悲观审视俄国革命前的工业化，第二种观点则相对乐观得多。工业化可以被视为现代化框架中的一个概念，据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俄国工业化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但却是后起现代化中比较成功的范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是工业增长率比较高的西方国家之一。 |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第二阶段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大改革”；第三阶段是1880—1914年革命前的工业化时期；第四阶段是苏联现代化阶段。目前俄国学者主要从两个视角来研究俄国现代化：一个是从“进化论”的角度，这一角度涉及到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另一个则是从“文明”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化。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А. С. 阿赫耶泽尔和Р. 帕伊普斯的观点。阿赫耶泽尔从社会文化因素以及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来研究俄国的历史进程。他把俄国历史描绘成一种循环运动，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每一发展阶段不仅具有一些新的特征，而且保留了前一阶段的某些特性。Р. 帕伊普斯则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点。他认为，俄国现代化的特征就在于它是国家主导下的、“自上而下”型的现代化。В. В. 阿列克谢耶夫等人在评价其观点时指出，帕伊普斯关于俄国现代化的观点说明其对俄国社会的传统、民主因素和民众的创造力估计不足。他们认为，从总体上看俄国的现代化是带有偶然性的“赶超型”现代化，这一模式的现代化基本上不是靠内部因素推动而是借鉴西方经验的结果。
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就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存在较大的争议。2005年俄罗斯出版了由俄罗斯友谊大学俄国史教研室编辑的一部论文集(本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论文集)。在这部论文集中，С. В. 伊利因教授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特点阐述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围绕他提到的革命前俄国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俄罗斯史学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俄国工业化的特点、工业化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等。以下是俄罗斯学者就革命前俄国工业化进行争论的主要问题。
1. 俄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有关俄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9世纪。当时俄国的“西方派”认为俄国经济落后，需要西方化和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传统派”批驳了“西方派”的观点。作为斯拉夫派的追随者，“传统派”提出另一种俄国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没有西方的影响和帮助下，依靠国家内部传统的力量源泉，如利用传统的农民村社使俄国最终依靠自身潜力来发展经济。在这场争论中史学家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并且完全依赖西方资本，只是到1917年以后俄国的工业才获得一定的发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尽管革命前工业化进程十分复杂，但是这一进程整体上是卓有成效的，在这一时期内俄国工业获得了高速发展。
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发展是否属于工业化范畴
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1880—1913年是俄国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伊利因教授虽然也认为在这一时期俄国的工业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但他对这一时期俄国正在进行“工业化”提出质疑。伊利因对1880—1913年间俄国的工业发展颇有研究，可是在自己的著述中他始终避免使用“工业化”这一概念。他认为，从1885—1887年开始俄国进入工业的基本改造时期，其标志是冶金工业使用焦炭、化学工业使用烧碱、建筑业采用水泥。按照他的理解，工业改造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指的是工业发展，而工业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因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基本上处于改造时期，能否称之为工业化，很值得商榷。
3. 如何看待战前工业高涨时期(1909—1913)
在俄罗斯史学界，一些学者将战前俄国工业增长称为经济奇迹。随着Л. Б. 卡芬高兹《俄国工业生产的发展(1870—1930)》一书的出版，学者们利用该书公布的统计资料对战前俄国工业的发展重新进行评价。伊利因在对卡芬高兹书中的统计数字进行重新加工、整理的基础上，利用表格来说明在俄国工业发展的两个时期(1887—1900和1901—1913)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年平均增长幅度。他之所以对卡芬高兹统计资料进行了加工，是因为卡芬高兹在自己的书中没有列举1901—1913年间的统计资料，而1901—1913年包括了工业危机、萧条(1901—1908)和高涨(1909—1913)时期。对数字的加工和分析使伊利因得出结论：在第二个时期(1901—1913)“几乎所有工业增长的速度都降低了”。因此，他指出，卡芬高兹著作出版后，如果我们仍然把战前工业高涨时期(1909—1913)称之为“经济奇迹”是不妥当的。遗憾的是，很多教科书仍然沿用了这一传统观点，这实际上是对这位“博学、勤奋和严谨的经济学家的不尊重”。
4. 战前俄国工业体系的危机
伊利因认为，战前俄国工业体系存在着一定的危机。早在战前经济高涨时期(1909—1913)，俄国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就已经呈现出危机的征兆。征兆的主要表现是这一时期制糖业的增长速度和棉纱产量增长速度出现下降。制糖业的增长速度由1893—1900年的8.7％下降到战前的5.5％，同期棉纱产量的增长速度则由6.4％降低为3.5％。
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伊利因的这一结论带有主观性。因为这一时期制糖业增长速度缓慢与粮食总产量有关：1908—1910年俄国连续三年谷物收成下降。1911、191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增加。也就是说战前俄国制糖业增长速度下降是农业收成不稳定造成的，而不是制糖业本身存在问题。在谈到棉纱产量下降时，伊利因写道：“尽管棉纺工业面向广阔的市场、特别是农民市场，但是在工业高涨时期，它还是遇到了商品销售困难。有人说，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影响，农民的生活变得更好了。可是就连生产民用精细印花布的莫斯科工厂也遇到了销售困难”。但是，对于这一观点笔者不能苟同。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卡芬高兹书中有关棉纺工业发展的统计数字。按照这些数字，1910—1912年俄国的粗布生产增加了7.6％，精细布料的生产增加了18.3％，而更为精细的呢料生产则增长了22％。卡芬高兹据此认为：战前俄国工业体系存在危机的观点与事实不符。在战前几年，农民对棉纺织品的需求发生变化，逐渐开始需要更高质量的织物，因此，一些生产廉价的农民用印花布工厂开始转而生产更为贵重的纺织品。
5. 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
在伊利因的著述中曾多次提到居民消费需求减少。他指出，在国内历史文献中我们很容易了解居民的购买力情况。从当时的物价和居民实际收入的对比可以看出，居民的购买力是很低的。例如，一块好肥皂价值50戈比，而农民的月收入只有30卢布。因此工厂不得不考虑低收入的因素，最大限度地在全俄范围内扩大自己产品的销售市场。很遗憾，关于这些资料的来源，伊利因没有做更多的解释。当然，得出居民需求下降结论的学者并非只有伊利因一人。美国史学家А. 格尔申克隆也认为，战前俄国经济比较落后，政府加速工业化的政策是靠农业，首先是从农民那掠夺的资金来实现的，结果导致“农村居民支付能力的耗尽”。
对于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的观点鲍维金和卡芬高兹提出了不同看法。鲍维金认为这一结论与事实不符。卡芬高兹经过研究得出结论：不同时期居民“直接消费品”需求的变化是不同的。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工业高涨时期，由于广大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有限，因此，对直接消费品的需求增长极为缓慢；在1901—1908年危机和萧条时期，“农村居民对直接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这种需求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数量的增长，也表现在质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农民在食品、衣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上越来越接近城里人的品位。在萧条时期，由于革命事件和工人阶级影响力的增加，工人工资和消费水平都提高了，这也引起了直接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因此，应该承认，在1900—1908年，直接消费品需求增长比技术性产品需求增长得快”[1] (P110)。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卡芬高兹列举了几个相关的数字。例如，“这一时期，纺织工人人数年平均增长2.8％；居民对纺织品的购买力明显增加，整个纺织工业产值年平均增长6.4％；农机销售量也逐年增长，只是1905年略微有所下降。下降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的下降，不如说是革命时期发生的混乱”[1] (P123)。在1909—1914年战前工业高涨时期，由于农民和城市市民收入大幅度增长，居民直接消费品的需求也在增加。综上所述，卡芬高兹认为，伊利因有关工业化时期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的观点缺乏事实根据。
6.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工业的增长速度
关于俄国工业的增长速度是史学家们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对于一战前的25年间俄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目前俄国国内大体上存在三种观点：戈尔德斯米特、格尔丘克、孔德拉季耶夫和纳捷尔认为，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的年均增长速度不超过6％(戈尔德斯米特认为应为5.1％，孔德拉季耶夫认为应为5.8％)。
第二种观点以卡芬高兹为代表，他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在上述时期内俄国工业产值比戈尔德斯米特统计的数字要高出一半。按照他的计算，1887—1913年俄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应为6.65％。[2] 卡芬高兹的这一结论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一结论彻底否定了俄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革命前俄国极端落后的观点”。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格列戈里在评述他的观点时说，如果根据卡芬高兹的统计，在一战前的25年间俄国无论从工业增长速度，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说都超过了当时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
第三种观点以Ю. П. 博卡科夫为代表，他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特别是卡芬高兹有关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的年增长速度超过6％，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相媲美的乐观论点提出了质疑。他首先对前两种观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他认为，孔德拉季耶夫和卡芬高兹的统计数字上存在的差别主要源于双方选择的用于统计的商品的不同。两个人选择的商品只有9种是完全一样的。孔德拉季耶夫统计数据中的商品都是传统商品或大众消费品。卡芬高兹所选用的商品多是产量增长很快的新兴工业品。我们姑且将前者称为第一类商品，后者称为第二类商品。根据博卡科夫统计，1887—1913年在第一类商品中石油产量增长了2.4倍，铁矿增长3.8倍，盐产量增长了0.7倍，酒精产量增加了0.8倍，亚麻产量增加1.9倍，而属于第二类的硅酸盐水泥产量增长了45倍，汽油增长218倍，润滑油增长13倍。[1] (P290，P297)由于第一类商品在俄国早就已经开始生产，因此其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而第二类产品在俄国开始进行生产的时间并不长，所以增长速度很快。博卡科夫认为，由于卡芬高兹在统计中偏重于第二类商品，他所研究的工业产品不包括金属加工业(机器制造业产品除外)、船舶制造、机床制造、皮革制造、面粉和面包业产品等。在用于统计的商品品种不多的情况下，他所计算出的俄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明显偏高。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产品增长速度，而是按照产品的产量来计算，我们就会发现，第二类产品在俄国工业产值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并没有卡芬高兹认为的那样重要。卡芬高兹的统计数字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些数据主要考察的是大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而漏掉了小企业、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的产品。卡芬高兹统计数据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些统计资料只包括1939年以前的苏联领土，而不是帝俄时期俄国的全部领土。在孔德拉季耶夫的统计数据中也存在这一问题。博卡科夫指出，俄国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曾失去一部分领土，这部分领土在1887—1913年间共生产了全俄30.1％的石炭，22.1％的金属制品，63.3％的化学工业产品，22.6％的纺织工业产品。[2] 在帝俄领土上工业的增长速度要比后来的苏联领土上的工业增长速度慢。因为在帝俄领土上(除乌拉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外)，1887—1913年工业生产是比较落后的。
在对卡芬高兹等人统计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后，博卡科夫还特别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当时俄国与西方国家关于工业增长的数字指标进行对比，因为二者在统计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分歧。18—19世纪俄国经济学家统计的工业生产主要是指机械化大工业生产的产品，不包括小企业、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的产品。而国外的统计学家们所指的工业产品是指矿产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加工及农产品加工。这种按照部门进行统计的方法最初被德国经济学家所采用。依据这种统计方法有些产品为工业品，有些为农业和林业产品。19世纪下半叶部门统计方法在西方国家被广泛采用，按照这种方法工业产品产量应包括所有工业产品，而不是大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考虑到上述诸多因素，博卡科夫在选择70余种工业产品对1883—1913年俄国工业增长数字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这一时期俄国工业的年平均增长数字应为4.7％。[2]
7. 革命前俄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
伊利因认为，革命前的俄国严重落后于主要西方国家。在谈到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时，他指出：“从前，中学和大学的教科书中列举了相应的数字。现在，人们认为最好不谈这些数字。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1913年，俄国生产的工业品产量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14、德国的1/6和英国的1/5左右。按照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俄国分别相当于美国的1/21、英国的1/14和德国的1/13”[1] (P123)。因此，按照伊利因的观点，在上个世纪初俄国大大落后于主要西方国家。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可信的统计资料。这些统计资料的公布使一些学者对革命前俄国与西方国家存在很大差距的看法提出疑问。例如，作为《俄国1913》这本统计手册的俄国工业部分的编撰人，В. И. 鲍维金在这本手册中列举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美、英、德、法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其中俄国在1881—1885、1896—1900和1913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相应为3.4％、5％和5.3％。[3] (P51)这实际上否定了伊利因有关俄国与西方国家工业存在巨大差距的结论。当然，В. И. 鲍维金也承认当时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上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远没有伊利因所认为的那样大。按他的统计，1913年，俄国的工业产值约占美国的15％，占德国的33％，占英国的38％。[3] (P51)的确，俄罗斯明显落后于三个主要西方大国，但是，这种落后并非伊利因著述中的统计数字所反映的那样。另外，在В. И. 鲍维金出版的另一本书中，他还利用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发展比较资料进一步指出，就工业发展速度来说，1885—1913年俄罗斯与英国之间的差距缩减了1/2，与德国之间的差距则缩减了3/4。[4] (P7)
以上是目前俄罗斯史学界就俄国工业化问题展开争论的情况。通过这场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史研究中史料的选择、整理和分析对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某些结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个客观的结论不仅要求进行统计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应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而且要求他们对选择的统计资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结论更为客观，更大程度上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否则，错误的结论不仅是对后人的误导，更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为经济史学家，我们应该牢记并严格遵守这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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