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张建立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2006年6期第131～142页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关 键 词】日本文化/国民性/特殊论/风土论/课题
国民性，是由一个国家的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创造民族文化中形成的一种群体人格。其成因非常复杂，一般多表现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价值取向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等，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这种曾是一国独具民族特色的群体人格也会出现剧烈的消长变化。从事日本研究的人，无论其从事的专业领域是政治、经济、外交，还是社会、文化，随着其研究的深入，一般都会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为了深化其所从事的研究，较为理性地把握日本国民性是非常必要的。
自19世纪中期至今，日本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与日本国民性相关的研究论著。概言之，这些研究论著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描述分析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一类是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的研究。研究日本国民性，若没有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进行长期系统地学习和较为深刻细致地思索钻研，纵妄涉此域，怕终究也难有所建树。百余年来，研究日本国民性的论著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引起世人共鸣反响者却寥寥无几，这也正说明了研究国民性问题之不易。后学如我者更不敢妄谈什么研究，唯愿草此文，对诸先学在研究日本国民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这两个大问题时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权做一简略的分析。①
一
在研究和描述日本国民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时，粗略地通览诸先学的研究论著，大体上可以总结出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无论是在19世纪初，还是在今天，未经严密的资料考证和历史思索，仅凭借印象直观地进行零散描述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一直比较多。比较早的例子，如在1888年4月创刊、1891年6月因发表攻击政府的论文而被停刊的杂志《日本人》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再有1907年12月由富山房出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也可谓是这一类型论说的代表性著作。芳贺矢一把日本国民性分为十项，即忠君爱国、尊崇祖先重视家名、讲求现世务实、热爱草木喜欢自然、乐观洒脱、淡泊潇洒、精巧纤细、清净廉洁、重视礼仪、温和大度这样十个项目来加以描述，但对于得出这十个特点的根据等却没有做更多的说明。《国民性十论》作为较早地对日本国民性进行全面论述的著作，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对其后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如很多外国留学者的旅日游记式的文章自不必提，乃至今天仍屡屡论及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岛国根性”的论著，或者受时事影响颇大的政论性文章，也往往多是仅凭直观印象进行的描述。
虽然不能一概否认个人的直觉对研究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仅依凭感官印象的日本国民性评述，往往因个人的生活经验之差异等，其关注点和所获得的认识会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日本学者而言，随着日本国力的兴衰消长，那些缺乏理性的分析、仅凭借直观印象得来的零散的日本国民性结论，时而会变成其批判日本民族劣等论的缘由，时而又会成为其主张日本民族优秀论的主要依据；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仅凭一己一时之体验等便高谈阔论日本国民性，往往又会给人一种盲人摸象之感。
第二，明治维新以来，大概是由于日本的崇拜欧美倾向的影响，加之近代以来研究日本的著名学者又以美国人居多的缘故，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论著大多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
而且，当日本的国力尚不是很强大昌盛之时，特别是在日本学者中，发表论述日本民族劣根性的著作相对就要多一些。关于这方面比较早的著作，如在国际法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都很有造诣的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②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书中，作者通过与西洋人的比较，对日本人的国民性，特别是日本国民的劣等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例如，在批评日本人缺乏个性时，甚至称日本女子除了有皮和骨头并会点头哈腰行礼外，一无所有。再比如森有礼从1872年起就倡导废止日语论，主张废除日语而改用英语为国语③，甚至还出现了要求通过日本女子与西洋男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的论调④。此外，作为较早的综合性日本国民性论著，精通西洋思想的三宅雪岭撰写的《真善美日本人》⑤对日本国民性虽褒奖有加，但同时他又撰写了《伪恶丑日本人》⑥对日本国民性的劣根性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反之，当日本国力昌盛时，日本国民性的论著往往又会转而强调日本国民性的特殊性，并进而将这种特殊性视为日本民族优秀论的重要依据来大肆宣扬。如中日甲午战争后，就曾发表了一大批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的日本国民性论著。1905年9月法学家笹川洁在杂志《太阳》第11卷第12号上发表《日本文明论》一文，笹川甚至把日本人的好战性格也鼓吹为日本国民性的优点之一，称日本民族是非常聪明优秀的人种，日本人喜好战争是因为喜好竞争的缘故，喜欢竞争是因为日本人热爱进步的缘故。再比如前面所举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也是阐述日本民族优秀性之作。继《国民性十论》之后，芳贺矢一分别于1912年7月由文会堂出版了《日本人》、1916年1月由富山房出版了《战争与国民性》，这些著作都更进一步地阐发宣扬了日本民族优秀论。
随着日本国运的消长，上述这种国民性论著的特点经常会反复出现。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日本战败不久，明治初年的废止日语论和日本人种改良论又重新抬头。如1946年4月作家志贺直哉发表《国语问题》，认为没有再比日语更不方便不完善的语言了，应该废止日语而改用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法语为国语，为了日本的未来应该下决心实施此方略。⑦还有人主张，为了使日本的血液清新富有活力，应该与世界人进行杂婚。⑧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日本人又逐渐重新找回了自信，那种很自卑的反省式的日本民族劣等论又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文化特殊论及由此而生发的日本民族优秀论。例如，对日本的经营制度及集团主义的评价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理论经济学家饭田经夫等人早就指出的那样，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曾一度被称为日本所独有的经营制度，当人们还未确信日本经济已经获得成功时，很多人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日本坚持这种经营制度不能很好地促进竞争和提高工作热情，是不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可是当日本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后，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所谓的日本式经营制度摇身一变又成了有利于员工忠于职守、加强合作的独一无二的好制度。另外，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日本独特的经营制度，其实是在美国IBM等企业早已推行的经营制度，并非什么日本独有的东西。⑨
再比如对所谓的集团主义的评价，现在人们提到日本的集团主义时，大概很多人都会将其视为日本人特有的优点，但实际上，起初谈到日本的集团主义时，人们大都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特别是欧美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把日本的集团主义视为埋没个人个性，抹杀个人权利，不利于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但日本国外的研究者转而开始对日本的集团主义大加赞扬，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从理论上来论证集团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如滨口惠俊的“人际关系主义”（間人主羲）理论，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尝试。他认为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并非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个人对集团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以个人与集团的协调关系为前提的自发的行动，并非个性的损伤或丧失，因而他提出了“间人”概念来代替“集团与个人”的概念。⑩另外，对日本人的集团主义褒奖有加的论述，在我国许多探讨所谓日本近代化成功之经验的著作中也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这种通过以西方人为参照物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的比较研究手法，对于认识日本国民性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一味偏重与文化传统等截然不同的西方相比，忽略与在文化渊源上关联很深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比较，把西方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点等一概看作是日本独特的东西，结果却往往把许多东方国家所具有的带普遍性的东西也都看成了日本人所固有的特性。如曾经名噪一时的土居健郎的《娇宠的结构》(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土居健郎在与一位会讲日语的英国妇女的对话中得知，对于“娇宠”这个词，用英语无法表达，于是他就把其看作是日本独特的词，然后又运用其心理学专业知识撰写出了《娇宠的结构》这本畅销百余万册的日本论名著。但是，韩国学者李御宁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娇宠”这个词在韩语中有如路边的小石子到处都是，而且类似的意思要比日语的“娇宠”一词使用得更加细腻，与日本相比，“娇宠”这个词倒应该说是与韩国人的精神结构更为密切相关。(12)李御宁的论点从根本上动摇了土居健郎的立论基础。虽然土居健郎对此也曾撰文进行辩解，但终究无法否定李氏的论说。(13)有的学者表示赞同李御宁的批评，在从日语词汇方面解释日本国民性时吸取土居健郎的教训，不仅重视与西方的语言词汇的比较，也比较重视与亚洲国家语言的比较。例如，1987年由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的天沼香的《‘頑張り’的结构——日本人的行动原理》就是一例。但遗憾的是，天沼香只是通过对几个亚洲研究生进行的调查就断定，“頑張り”这个词是日语独有的词汇，并进一步由此展开了其对日本民族性的特殊性的考究。如果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以英语为首的西方语言自不必提了，就是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中韩语言中也的确不存在与“頑張り”一样的词汇，但这不等于说在中韩的语言中不存在相当于“頑張り”意义的词。“娇宠”这个词也是如此的，所以说，天沼香的研究，实际上也犯了几乎与土居健郎同样的错误。
在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论著中，注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比较的论著很少，且多是由外国人撰写的。1928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戴季陶的《日本论》，是属于撰写得比较早、分析得也比较深刻的著作了。《日本论》与下文将介绍的《菊花与刀》，大概因为中日关系波折的缘故，近些年得以再版并成为一时的畅销书。此外，周作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一些论日本国民性的文章虽不具系统性，却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他的这些文章也已于2005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再版了。(14)
接下来值得推举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了，2003年该书被张乃丽译成中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御宁是韩国的文学家、韩国首任文化部长，在韩国文学界特别是当代韩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分析日本的文化现象时，常常用韩国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难免有失偏颇。比如就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而言，或许相对于韩国文化而言，日本文化中所表现出的缩小意识比较强烈鲜明一些，但缩小意识并非日本文化独有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多有体现的，如中国园林文化中的写意手法就是一种典型的缩小意识的体现。不过，李御宁提议，研究日本文化不应仅停留在对既存文化的分析上，而应对创造日本文化的想像力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向还是很值得推介的。(15)
除了上述中韩两国学者的著作而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齐藤正二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与中国的比较研究指出，那些认为日本人生性酷爱美丽的自然、对四季的变化极为敏感的所谓的日本式的自然美礼赞论、酷爱草木说，都是受志贺重昂、芳贺矢一等的国民性论影响所致。其实，日本人对松树、樱花等的自然美的意识，都是当时的日本文人贵族在古代中国诗文的影响下模仿中国古人的自然观的一种产物，日本人的樱花观其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产物。(16)当然，近些年，在日本还出版了一些以“日本人与亚洲某国人”为题目的著作，但大多缺乏新意。
第三，在日本国民性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要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了。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928年，本尼迪克特发表《西南文化心理类型》一文，把心理学引入人类学，正式开辟了“文化与人格”的研究领域；1934年，发表了其成名作《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运用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菊花与刀》便是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而提交的一份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它不仅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国民性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也是西方的国民性理论首次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作为有史以来首次由外国人撰写的综合性日本人论专著，《菊花与刀》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了长谷川松治翻译的该书的日文版，其后又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自初版至今，该书已经成为一本被广泛阅读的日本论名著。近些年由于中日关系受到关注，2005年在中国《菊花与刀》又以多种形式被出版，再度成为年度畅销书之一。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虽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对其批判之声自出版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7)
对《菊花与刀》的批判，集中于研究资料的可靠性方面。其实，这也是国民性研究普遍受到批评的主要方面之一。特别是像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撰写的《菊花与刀》这类著作，引起的非议也会更大一些，因为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形成于过去，用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很难确保其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在今后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中，在不忽视历史变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国民性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一个社会中，虽然个体有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通过各类设问，采纳统计方法对各类样本加以集中对比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人在性格等方面往往具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在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和日本广播协会(NHK)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大的。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至1988年间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五本《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广播协会广播舆论调查所从1973年开始也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关于日本人的意识的调查，并且也将调查结果编辑成书。通过对这些历经数十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日本国民性的有些特点变动很大，但也有些特点数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如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上的人情义理观等。近些年来，日本的其他一些新闻媒体也开始注重通过舆论调查等来分析日本的国民性特点。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社会中人格特质进行客观测定，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类型，使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趋于实证化，有其值得评价之处。但是，依靠这种办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还是不免令人担心其缺乏代表性，因为纵使研究者不是依据主观好恶或围绕一定观点收集数据，对其所采纳的极为有限的调查样本而言或许客观性很强，但以通过极少的数据调查得出的结果，去作为某一国家民族群体人格的代表，这还是需要慎重下结论的。
二
那么，在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时，亦即在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成因时，诸多的先行研究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简言之，大多数论著都非常侧重于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而且，同样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国民性的论著，其关注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这一点在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间尤为明显。日本学者关注的多是日本地理环境温和秀丽的一面，而我国学者多关注的是日本国土资源少自然灾害多的一面。
在日本学者中，志贺重昂是较早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述日本国民性的人之一。在1894年10月由政教社出版、后于1937年1月由岩波书店再版的《日本风景论》中，志贺重昂从地理学家的观点对自然地理环境给予日本人的心理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志贺重昂认为，日本山川秀美，植物种类繁多，自古至今对涵养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松柏科植物多，对培养日本国民的气质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日本又称之为松之国。在《日本风景论》中，志贺重昂只强调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注意到社会历史因素对国民性的影响。在从风土论的角度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论著中，无论是与志贺重昂同时代的论著，如1894年5月由警醒社书店出版的内村鉴三的《地理学考》、杂志《日本人》发表的关于日本人的“岛国根性”的评论(18)，还是其后的论著，如1921年4月的《解放四月特大号——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所刊载的“从自然环境看国民性”、和迁哲郎的风土论(19)、久松潜一的文学风土论(20)、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论(21)、上山春平等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22)等，相对而言，虽然这些论著都比《日本风景论》更为注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它们与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充分肯定日本的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还有的学者甚至把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视为日本人优秀论的根据，如欲从独自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科学地论证日本人是优秀人种的大{K5R304.JPG}宪一就认为，大陆及南方的诸民族是因为憧憬日本的国土才迁徙到日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的混血民族。在赤道附近的居民重生，距离两极近的居民轻死，日本的国土恰好居于中间的温带地区，生死两种本能的调和也比较容易，所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日本人自然就应该是优秀的了。(23)
与日本学者相反，在很多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大家关注的则多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因为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多自然灾害的岛国，所以才会常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积极面是使日本人精打细算奋发图强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消极面则是导致右翼势力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于人于己都非常惨重的危害。类似这样的看法散见于许多日本历史文化的论著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赘述了。
针对这种研究倾向的缺陷，刘德有先生曾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在研究日本的国民性的时候，要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必然看不准，而且容易主观片面。例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民族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日本的多自然灾害。这种论断，我认为也是不那么科学的。中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仍，是任人皆知的。不能说中国自然灾害多，而中国人缺乏危机感。”(24)从刘德有先生的呼吁中，我们再一次感到，研究日本国民性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只是就日本论日本，缺乏对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有时难免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欲从日本多自然灾害的独特地理环境来解释日本的宗教观、审美观、发展观等的文章，其研究视野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而是尝试着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释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一点虽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评价，但还是有些过于看重地理环境因素之嫌。(25)反过来，也有的学者几乎完全抛开地理环境论，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发生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左右着民族心理、性格结构的形成，但随着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弱，并且越向近代、现代及未来推移，这种影响力就越接近于零”(26)，这类观点又给人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感觉了。
三
以上极为简略地概述了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最后，想谈一谈今后从事该研究所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依然有必要采纳比较研究的方法，拓展研究范围，进一步加强对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与欧美国家的比较，其研究成果虽然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于真正了解日本人却有很大的妨碍作用。中日两国虽然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却令很多日本学者也觉得日本人非但一笔难画而且实在是数笔亦难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虽可以列举出很多原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日本研究人员对中国文化本身缺乏了解所致。因为当研究人员对自身的文化缺乏了解又不愿求甚解时，就难免会不加分辨人云亦云地把某些亚洲国家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也说成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了。
例如，对于“神道”的认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提起“神道”，包括许多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在内，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神道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其实当你认真地对照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来梳理日本神道的发展史时就会发现，无论是从神道的理论上，还是从各种祭神的仪礼上，想找到所谓的日本独特之处反倒不是件容易事了。顺便提一句，就连“神道”这个词也都是出自《易经》的。(27)
第二，对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分析依然很重要，但应摆脱传统的地理政治学的影响，加强对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另外，对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分析，不应仅成为对既存文化现象的追认式分析，而应对创造日本文化的想像力进行历史性地追根溯源的研究。为此，除了借鉴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理论外，还应尝试理论创新，使日本国民性研究更具科学性。
第三，无论是研究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问题时，还是在研究“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时，可以说所有的先行研究都是以“日本国民性”必然存在为大前提而进行的。那么，所谓的日本独特的国民性是否真的存在呢？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恐怕很多研究人员关注得还很不够。退一步讲，假定所谓的日本独特的国民性确实存在，那么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日本的国民性会是一成不变，还是将会被赋予更多的时代特性呢？如果发生变化，又将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变化呢？利用文献资料等或利用统计学手法推论出的国民性，都还只是一种溯因研究，还只是对眼下的价值取向等的一种事后追认，今后的研究则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研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28)这段经典文字，对于我们今后从事关于日本国民性的前瞻性研究，应该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在南博《明治以来的日本人论》（岩波书店，1994年）和杨劲松《日本人论的演变轨迹——从文明开化到经济大国》（《日本学刊》2005年第1期）这二位先学的论著中，都曾按时代顺序对“日本人论”的研究成果等进行过整理分析。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对二位先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及南博监修《日本人论》第1-40卷（大空社，1996年）多有参照。
②有賀長雄“国家哲論”、牧野書房、1888年。
③森有礼‘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明六雑誌”第1号、1874年。
④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出版人石川半次郎、1884年。
⑤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政教社、1891年。
⑥三宅雪嶺“僞悪醜日本人”、政教社、1891年。
⑦志賀直哉‘国語問題’“志賀直哉全集”第七卷、岩波書店、1974年。
⑧茅原廉太郎“日本人民の誕生”、岩波書店、1946年。
⑨飯田経夫‘なぜ日本だけが異貭·特殊なのか’など、（濱口惠俊{K5R305.JPG}著“日本文化は異質か”、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6年）。
⑩濱口惠俊“‘日本らしさ’の再{K5R306.JPG}見”、日本経済新聞社1977年；濱口惠俊“間人主義の社会——日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濱口惠俊·公文俊平{K5R305.JPG}“日本の集団主義——その真価を問ぅ”、有斐閣、1982年。
(11)土居健郎“‘甘ぇ’の構造”、弘文堂、1971年。
(12)李御寧“‘{K5R307.JPG}み’志向の日本人”、学生社、1982年、12-13頁。
(13)同上，第293页。
(14)参见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李御寧“‘缩み’志向の日本人”、307頁。
(16)斉藤正二“日本的自然観の研究”、八坂書房、1978年；同“日本人とサクラ”、講談社、1980年。
(17)如《菊花与刀》的日文版出版不久，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学研究》杂志就出版了一期讨论《菊花与刀》的专集，发表了法学家川岛武宜、心理学家南博、农村社会学家有贺喜左卫门、哲学家和辻哲郎、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论文，对该书在理论、分析、资料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
(18)‘所謂島国的根性に就き’（“日本人”3次141号、1901年6月）、同‘島国根性と海国思想’（“日本人”3次159号、1902年3月）。这两篇没有署名的论文，都是主张日本地处孤岛的有利之处的。
(19)和辻哲郎“風土—人間学的考察”、岩波書店、1935年。
(20)久松潜一“我が風土·国民性と文学”、文部省教学局、1938年。
(21)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中央公論社、1967年。
(22)上山春平{K5R305.JPG}“照葉樹林文化”、中央公論社、1969年。
(23)大槻憲一“科学的皇道世界観”、東京精神分析学研究所、1943年。
(24)刘德有：《日本文化研究之我见》，载孙新主编：《世界中的日本文化——摩擦与融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3页。
(25)参见梁晓君：《日本国民性之政治地理学解读》，《国际论坛》第7卷第6期。
(26)吕超：《从原始文化看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日本研究》1994年第2期。
(27)《易经》“观卦·彖辞”中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记述。这是关于“神道”一词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日本学刊》(京)2006年6期第131～142页
【作者简介】张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 【内容提要】 | 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是什么”和“为什么”这两大问题上。关于前者，先行研究多侧重于与欧美国家的比较，而忽略了与在文化渊源上关联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其研究成果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后者，大多数的先行研究都非常重视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交往的不断深入，加强对日本国民性的前瞻性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
自19世纪中期至今，日本国内外学者已经发表了大量的与日本国民性相关的研究论著。概言之，这些研究论著的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描述分析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一类是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的研究。研究日本国民性，若没有对日本的历史文化进行长期系统地学习和较为深刻细致地思索钻研，纵妄涉此域，怕终究也难有所建树。百余年来，研究日本国民性的论著的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引起世人共鸣反响者却寥寥无几，这也正说明了研究国民性问题之不易。后学如我者更不敢妄谈什么研究，唯愿草此文，对诸先学在研究日本国民性“是什么”和“为什么是这样”这两个大问题时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权做一简略的分析。①
一
在研究和描述日本国民性“是什么”这个问题时，粗略地通览诸先学的研究论著，大体上可以总结出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无论是在19世纪初，还是在今天，未经严密的资料考证和历史思索，仅凭借印象直观地进行零散描述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论著一直比较多。比较早的例子，如在1888年4月创刊、1891年6月因发表攻击政府的论文而被停刊的杂志《日本人》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再有1907年12月由富山房出版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也可谓是这一类型论说的代表性著作。芳贺矢一把日本国民性分为十项，即忠君爱国、尊崇祖先重视家名、讲求现世务实、热爱草木喜欢自然、乐观洒脱、淡泊潇洒、精巧纤细、清净廉洁、重视礼仪、温和大度这样十个项目来加以描述，但对于得出这十个特点的根据等却没有做更多的说明。《国民性十论》作为较早地对日本国民性进行全面论述的著作，不仅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而且对其后的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如很多外国留学者的旅日游记式的文章自不必提，乃至今天仍屡屡论及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岛国根性”的论著，或者受时事影响颇大的政论性文章，也往往多是仅凭直观印象进行的描述。
虽然不能一概否认个人的直觉对研究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仅依凭感官印象的日本国民性评述，往往因个人的生活经验之差异等，其关注点和所获得的认识会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对日本学者而言，随着日本国力的兴衰消长，那些缺乏理性的分析、仅凭借直观印象得来的零散的日本国民性结论，时而会变成其批判日本民族劣等论的缘由，时而又会成为其主张日本民族优秀论的主要依据；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仅凭一己一时之体验等便高谈阔论日本国民性，往往又会给人一种盲人摸象之感。
第二，明治维新以来，大概是由于日本的崇拜欧美倾向的影响，加之近代以来研究日本的著名学者又以美国人居多的缘故，日本国民性的研究论著大多偏重通过与西方人的比较，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
而且，当日本的国力尚不是很强大昌盛之时，特别是在日本学者中，发表论述日本民族劣根性的著作相对就要多一些。关于这方面比较早的著作，如在国际法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都很有造诣的有贺长雄的《国家哲论》②就是其中之一。在该书中，作者通过与西洋人的比较，对日本人的国民性，特别是日本国民的劣等性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例如，在批评日本人缺乏个性时，甚至称日本女子除了有皮和骨头并会点头哈腰行礼外，一无所有。再比如森有礼从1872年起就倡导废止日语论，主张废除日语而改用英语为国语③，甚至还出现了要求通过日本女子与西洋男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的论调④。此外，作为较早的综合性日本国民性论著，精通西洋思想的三宅雪岭撰写的《真善美日本人》⑤对日本国民性虽褒奖有加，但同时他又撰写了《伪恶丑日本人》⑥对日本国民性的劣根性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批判。
反之，当日本国力昌盛时，日本国民性的论著往往又会转而强调日本国民性的特殊性，并进而将这种特殊性视为日本民族优秀论的重要依据来大肆宣扬。如中日甲午战争后，就曾发表了一大批宣扬日本民族优秀论的日本国民性论著。1905年9月法学家笹川洁在杂志《太阳》第11卷第12号上发表《日本文明论》一文，笹川甚至把日本人的好战性格也鼓吹为日本国民性的优点之一，称日本民族是非常聪明优秀的人种，日本人喜好战争是因为喜好竞争的缘故，喜欢竞争是因为日本人热爱进步的缘故。再比如前面所举的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也是阐述日本民族优秀性之作。继《国民性十论》之后，芳贺矢一分别于1912年7月由文会堂出版了《日本人》、1916年1月由富山房出版了《战争与国民性》，这些著作都更进一步地阐发宣扬了日本民族优秀论。
随着日本国运的消长，上述这种国民性论著的特点经常会反复出现。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日本战败不久，明治初年的废止日语论和日本人种改良论又重新抬头。如1946年4月作家志贺直哉发表《国语问题》，认为没有再比日语更不方便不完善的语言了，应该废止日语而改用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法语为国语，为了日本的未来应该下决心实施此方略。⑦还有人主张，为了使日本的血液清新富有活力，应该与世界人进行杂婚。⑧
但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强，日本人又逐渐重新找回了自信，那种很自卑的反省式的日本民族劣等论又开始退潮，取而代之的则是日本文化特殊论及由此而生发的日本民族优秀论。例如，对日本的经营制度及集团主义的评价的变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理论经济学家饭田经夫等人早就指出的那样，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曾一度被称为日本所独有的经营制度，当人们还未确信日本经济已经获得成功时，很多人对此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日本坚持这种经营制度不能很好地促进竞争和提高工作热情，是不利于日本的经济发展的；可是当日本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后，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所谓的日本式经营制度摇身一变又成了有利于员工忠于职守、加强合作的独一无二的好制度。另外，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日本独特的经营制度，其实是在美国IBM等企业早已推行的经营制度，并非什么日本独有的东西。⑨
再比如对所谓的集团主义的评价，现在人们提到日本的集团主义时，大概很多人都会将其视为日本人特有的优点，但实际上，起初谈到日本的集团主义时，人们大都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特别是欧美的日本研究者，往往把日本的集团主义视为埋没个人个性，抹杀个人权利，不利于个人自由发展的桎梏。但是，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但日本国外的研究者转而开始对日本的集团主义大加赞扬，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开始尝试从理论上来论证集团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如滨口惠俊的“人际关系主义”（間人主羲）理论，就是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尝试。他认为日本人的集团主义并非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个人对集团的从属关系，而是一种以个人与集团的协调关系为前提的自发的行动，并非个性的损伤或丧失，因而他提出了“间人”概念来代替“集团与个人”的概念。⑩另外，对日本人的集团主义褒奖有加的论述，在我国许多探讨所谓日本近代化成功之经验的著作中也比比皆是，不再赘述。
这种通过以西方人为参照物来凸现日本人的国民性的比较研究手法，对于认识日本国民性虽有它积极的一面，但一味偏重与文化传统等截然不同的西方相比，忽略与在文化渊源上关联很深的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的比较，把西方人所不具备的性格特点等一概看作是日本独特的东西，结果却往往把许多东方国家所具有的带普遍性的东西也都看成了日本人所固有的特性。如曾经名噪一时的土居健郎的《娇宠的结构》(11)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土居健郎在与一位会讲日语的英国妇女的对话中得知，对于“娇宠”这个词，用英语无法表达，于是他就把其看作是日本独特的词，然后又运用其心理学专业知识撰写出了《娇宠的结构》这本畅销百余万册的日本论名著。但是，韩国学者李御宁通过大量的例证指出，“娇宠”这个词在韩语中有如路边的小石子到处都是，而且类似的意思要比日语的“娇宠”一词使用得更加细腻，与日本相比，“娇宠”这个词倒应该说是与韩国人的精神结构更为密切相关。(12)李御宁的论点从根本上动摇了土居健郎的立论基础。虽然土居健郎对此也曾撰文进行辩解，但终究无法否定李氏的论说。(13)有的学者表示赞同李御宁的批评，在从日语词汇方面解释日本国民性时吸取土居健郎的教训，不仅重视与西方的语言词汇的比较，也比较重视与亚洲国家语言的比较。例如，1987年由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的天沼香的《‘頑張り’的结构——日本人的行动原理》就是一例。但遗憾的是，天沼香只是通过对几个亚洲研究生进行的调查就断定，“頑張り”这个词是日语独有的词汇，并进一步由此展开了其对日本民族性的特殊性的考究。如果单纯从文字表达上看，以英语为首的西方语言自不必提了，就是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中韩语言中也的确不存在与“頑張り”一样的词汇，但这不等于说在中韩的语言中不存在相当于“頑張り”意义的词。“娇宠”这个词也是如此的，所以说，天沼香的研究，实际上也犯了几乎与土居健郎同样的错误。
在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论著中，注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比较的论著很少，且多是由外国人撰写的。1928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的戴季陶的《日本论》，是属于撰写得比较早、分析得也比较深刻的著作了。《日本论》与下文将介绍的《菊花与刀》，大概因为中日关系波折的缘故，近些年得以再版并成为一时的畅销书。此外，周作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一些论日本国民性的文章虽不具系统性，却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他的这些文章也已于2005年9月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再版了。(14)
接下来值得推举的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了，2003年该书被张乃丽译成中文，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御宁是韩国的文学家、韩国首任文化部长，在韩国文学界特别是当代韩国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分析日本的文化现象时，常常用韩国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难免有失偏颇。比如就日本人的缩小意识而言，或许相对于韩国文化而言，日本文化中所表现出的缩小意识比较强烈鲜明一些，但缩小意识并非日本文化独有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也是多有体现的，如中国园林文化中的写意手法就是一种典型的缩小意识的体现。不过，李御宁提议，研究日本文化不应仅停留在对既存文化的分析上，而应对创造日本文化的想像力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向还是很值得推介的。(15)
除了上述中韩两国学者的著作而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齐藤正二的研究成果。他通过与中国的比较研究指出，那些认为日本人生性酷爱美丽的自然、对四季的变化极为敏感的所谓的日本式的自然美礼赞论、酷爱草木说，都是受志贺重昂、芳贺矢一等的国民性论影响所致。其实，日本人对松树、樱花等的自然美的意识，都是当时的日本文人贵族在古代中国诗文的影响下模仿中国古人的自然观的一种产物，日本人的樱花观其实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产物。(16)当然，近些年，在日本还出版了一些以“日本人与亚洲某国人”为题目的著作，但大多缺乏新意。
第三，在日本国民性研究中，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的研究也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要推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了。本尼迪克特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文化与人格理论（心理人类学）的重要人物。1928年，本尼迪克特发表《西南文化心理类型》一文，把心理学引入人类学，正式开辟了“文化与人格”的研究领域；1934年，发表了其成名作《文化模式》。本尼迪克特运用其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菊花与刀》便是其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者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而提交的一份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报告，它不仅是本尼迪克特把研究国民性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成果，也是西方的国民性理论首次直接应用于现实的杰出范例。作为有史以来首次由外国人撰写的综合性日本人论专著，《菊花与刀》的出版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日本社会思想社出版了长谷川松治翻译的该书的日文版，其后又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自初版至今，该书已经成为一本被广泛阅读的日本论名著。近些年由于中日关系受到关注，2005年在中国《菊花与刀》又以多种形式被出版，再度成为年度畅销书之一。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虽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对其批判之声自出版始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7)
对《菊花与刀》的批判，集中于研究资料的可靠性方面。其实，这也是国民性研究普遍受到批评的主要方面之一。特别是像主要依据文献资料撰写的《菊花与刀》这类著作，引起的非议也会更大一些，因为其所使用的文献资料形成于过去，用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很难确保其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在今后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中，在不忽视历史变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对文献资料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的日本国民性研究越来越占据主流地位。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国民性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材料。在一个社会中，虽然个体有时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通过各类设问，采纳统计方法对各类样本加以集中对比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人在性格等方面往往具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在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和日本广播协会(NHK)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大的。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至1988年间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五本《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广播协会广播舆论调查所从1973年开始也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关于日本人的意识的调查，并且也将调查结果编辑成书。通过对这些历经数十年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日本国民性的有些特点变动很大，但也有些特点数十年来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如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上的人情义理观等。近些年来，日本的其他一些新闻媒体也开始注重通过舆论调查等来分析日本的国民性特点。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社会中人格特质进行客观测定，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类型，使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趋于实证化，有其值得评价之处。但是，依靠这种办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还是不免令人担心其缺乏代表性，因为纵使研究者不是依据主观好恶或围绕一定观点收集数据，对其所采纳的极为有限的调查样本而言或许客观性很强，但以通过极少的数据调查得出的结果，去作为某一国家民族群体人格的代表，这还是需要慎重下结论的。
二
那么，在探讨所谓的日本国民性“为什么是这样”这个问题时，亦即在探讨日本国民性的成因时，诸多的先行研究又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简言之，大多数论著都非常侧重于从“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而且，同样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探讨国民性的论著，其关注点和结论也不尽相同，这一点在中日两国研究日本国民性的学者间尤为明显。日本学者关注的多是日本地理环境温和秀丽的一面，而我国学者多关注的是日本国土资源少自然灾害多的一面。
在日本学者中，志贺重昂是较早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论述日本国民性的人之一。在1894年10月由政教社出版、后于1937年1月由岩波书店再版的《日本风景论》中，志贺重昂从地理学家的观点对自然地理环境给予日本人的心理影响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志贺重昂认为，日本山川秀美，植物种类繁多，自古至今对涵养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松柏科植物多，对培养日本国民的气质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日本又称之为松之国。在《日本风景论》中，志贺重昂只强调了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注意到社会历史因素对国民性的影响。在从风土论的角度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论著中，无论是与志贺重昂同时代的论著，如1894年5月由警醒社书店出版的内村鉴三的《地理学考》、杂志《日本人》发表的关于日本人的“岛国根性”的评论(18)，还是其后的论著，如1921年4月的《解放四月特大号——日本国民性的研究》所刊载的“从自然环境看国民性”、和迁哲郎的风土论(19)、久松潜一的文学风土论(20)、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态论(21)、上山春平等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22)等，相对而言，虽然这些论著都比《日本风景论》更为注重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但它们与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充分肯定日本的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还有的学者甚至把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视为日本人优秀论的根据，如欲从独自的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科学地论证日本人是优秀人种的大{K5R304.JPG}宪一就认为，大陆及南方的诸民族是因为憧憬日本的国土才迁徙到日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民族是一个非常好的混血民族。在赤道附近的居民重生，距离两极近的居民轻死，日本的国土恰好居于中间的温带地区，生死两种本能的调和也比较容易，所以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日本人自然就应该是优秀的了。(23)
与日本学者相反，在很多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讨日本国民性成因的中国学者的论著中，大家关注的则多是频发的自然灾害对日本国民性的影响。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因为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多自然灾害的岛国，所以才会常抱有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积极面是使日本人精打细算奋发图强成长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消极面则是导致右翼势力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对外侵略扩张造成于人于己都非常惨重的危害。类似这样的看法散见于许多日本历史文化的论著中，也可以说是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观点，这里就不再一一举例赘述了。
针对这种研究倾向的缺陷，刘德有先生曾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在研究日本的国民性的时候，要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戴着有色眼镜来观察事物，必然看不准，而且容易主观片面。例如有的学者在分析日本战后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原因之一是存在着民族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来自于日本的多自然灾害。这种论断，我认为也是不那么科学的。中国各地的自然灾害频仍，是任人皆知的。不能说中国自然灾害多，而中国人缺乏危机感。”(24)从刘德有先生的呼吁中，我们再一次感到，研究日本国民性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只是就日本论日本，缺乏对与日本文化渊源很深的亚洲国家的比较，有时难免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境。
近些年发表的一些欲从日本多自然灾害的独特地理环境来解释日本的宗教观、审美观、发展观等的文章，其研究视野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而是尝试着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重新阐释地理环境对国民性的影响，这一点虽有一定的新意值得评价，但还是有些过于看重地理环境因素之嫌。(25)反过来，也有的学者几乎完全抛开地理环境论，认为“地理环境在文化发生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左右着民族心理、性格结构的形成，但随着人类改造征服自然能力的增强即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影响力就会逐渐减弱，并且越向近代、现代及未来推移，这种影响力就越接近于零”(26)，这类观点又给人一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感觉了。
三
以上极为简略地概述了日本国民性研究的现状及其特点。最后，想谈一谈今后从事该研究所应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依然有必要采纳比较研究的方法，拓展研究范围，进一步加强对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与欧美国家的比较，其研究成果虽然对某些人宣扬“日本文化特殊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对于真正了解日本人却有很大的妨碍作用。中日两国虽然在地理上一衣带水，却令很多日本学者也觉得日本人非但一笔难画而且实在是数笔亦难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虽可以列举出很多原因，但我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日本研究人员对中国文化本身缺乏了解所致。因为当研究人员对自身的文化缺乏了解又不愿求甚解时，就难免会不加分辨人云亦云地把某些亚洲国家普遍具有的文化现象也说成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了。
例如，对于“神道”的认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提起“神道”，包括许多专门从事日本研究的学者在内，人们的第一个反应往往是认为神道是日本独特的文化，其实当你认真地对照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来梳理日本神道的发展史时就会发现，无论是从神道的理论上，还是从各种祭神的仪礼上，想找到所谓的日本独特之处反倒不是件容易事了。顺便提一句，就连“神道”这个词也都是出自《易经》的。(27)
第二，对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分析依然很重要，但应摆脱传统的地理政治学的影响，加强对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另外，对日本国民性的成因分析，不应仅成为对既存文化现象的追认式分析，而应对创造日本文化的想像力进行历史性地追根溯源的研究。为此，除了借鉴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理论外，还应尝试理论创新，使日本国民性研究更具科学性。
第三，无论是研究日本国民性“是什么”的问题时，还是在研究“为什么是这样”的问题时，可以说所有的先行研究都是以“日本国民性”必然存在为大前提而进行的。那么，所谓的日本独特的国民性是否真的存在呢？针对这一问题，目前，恐怕很多研究人员关注得还很不够。退一步讲，假定所谓的日本独特的国民性确实存在，那么在全球化突飞猛进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日本的国民性会是一成不变，还是将会被赋予更多的时代特性呢？如果发生变化，又将可能向哪个方向发展变化呢？利用文献资料等或利用统计学手法推论出的国民性，都还只是一种溯因研究，还只是对眼下的价值取向等的一种事后追认，今后的研究则更需要具有前瞻性的研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28)这段经典文字，对于我们今后从事关于日本国民性的前瞻性研究，应该是颇具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在南博《明治以来的日本人论》（岩波书店，1994年）和杨劲松《日本人论的演变轨迹——从文明开化到经济大国》（《日本学刊》2005年第1期）这二位先学的论著中，都曾按时代顺序对“日本人论”的研究成果等进行过整理分析。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对二位先学的上述研究成果及南博监修《日本人论》第1-40卷（大空社，1996年）多有参照。
②有賀長雄“国家哲論”、牧野書房、1888年。
③森有礼‘洋字ヲ以テ国語ヲ書スルノ論’、“明六雑誌”第1号、1874年。
④高橋義雄“日本人種改良論”、出版人石川半次郎、1884年。
⑤三宅雪嶺“真善美日本人”、政教社、1891年。
⑥三宅雪嶺“僞悪醜日本人”、政教社、1891年。
⑦志賀直哉‘国語問題’“志賀直哉全集”第七卷、岩波書店、1974年。
⑧茅原廉太郎“日本人民の誕生”、岩波書店、1946年。
⑨飯田経夫‘なぜ日本だけが異貭·特殊なのか’など、（濱口惠俊{K5R305.JPG}著“日本文化は異質か”、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6年）。
⑩濱口惠俊“‘日本らしさ’の再{K5R306.JPG}見”、日本経済新聞社1977年；濱口惠俊“間人主義の社会——日本”、東洋経済新報社、1982年；濱口惠俊·公文俊平{K5R305.JPG}“日本の集団主義——その真価を問ぅ”、有斐閣、1982年。
(11)土居健郎“‘甘ぇ’の構造”、弘文堂、1971年。
(12)李御寧“‘{K5R307.JPG}み’志向の日本人”、学生社、1982年、12-13頁。
(13)同上，第293页。
(14)参见周作人：《周作人论日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李御寧“‘缩み’志向の日本人”、307頁。
(16)斉藤正二“日本的自然観の研究”、八坂書房、1978年；同“日本人とサクラ”、講談社、1980年。
(17)如《菊花与刀》的日文版出版不久，1950年5月日本《民族学研究》杂志就出版了一期讨论《菊花与刀》的专集，发表了法学家川岛武宜、心理学家南博、农村社会学家有贺喜左卫门、哲学家和辻哲郎、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论文，对该书在理论、分析、资料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
(18)‘所謂島国的根性に就き’（“日本人”3次141号、1901年6月）、同‘島国根性と海国思想’（“日本人”3次159号、1902年3月）。这两篇没有署名的论文，都是主张日本地处孤岛的有利之处的。
(19)和辻哲郎“風土—人間学的考察”、岩波書店、1935年。
(20)久松潜一“我が風土·国民性と文学”、文部省教学局、1938年。
(21)梅棹忠夫“文明の生態史観”、中央公論社、1967年。
(22)上山春平{K5R305.JPG}“照葉樹林文化”、中央公論社、1969年。
(23)大槻憲一“科学的皇道世界観”、東京精神分析学研究所、1943年。
(24)刘德有：《日本文化研究之我见》，载孙新主编：《世界中的日本文化——摩擦与融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第13页。
(25)参见梁晓君：《日本国民性之政治地理学解读》，《国际论坛》第7卷第6期。
(26)吕超：《从原始文化看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日本研究》1994年第2期。
(27)《易经》“观卦·彖辞”中有“观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的记述。这是关于“神道”一词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