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演说家与希腊城邦政治
晏绍祥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6年6期第151～166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 430079
【关 键 词】演说家/希腊/城邦/民主政治
引言
1962年，芬利发表他关于雅典民主的经典论文《雅典人民领袖》，强调雅典政治家特征上的一致性，认为从城邦形成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历代政治领袖前后并无本质区别。①1971年，康纳出版其名著《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型政治家》，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芬利相反，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政治的变革，政治领袖的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家从原来主要依靠朋友和亲属，转向主要依靠说服人民，形成康纳所说的“新式民主”和“新型政治家”，并且有意无意地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与新式民主的特征联系起来。在康纳看来，新式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演说家成为政治家。一些年轻人甚至在没有任何军功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具有演说能力就取得了重大政治影响。②芬利和康纳都是西方古典学界重量级的学者，其论点影响甚广。③中国学者的观点更接近康纳，更具有批判意味。不少学者承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雅典人民不再尊重法律，只听那些煽动家的蛊惑，导致政治混乱，朝令夕改。④“民主派的首领堕化为demurgogue（煽动家、蛊惑者）。他们讨好群众，愚弄群众，将公民大会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⑤如果说“‘人民领袖’还多少代表了雅典公民大多数人（山地派、海岸派）的利益，那么‘蛊惑家’就逐渐失去了任何社会基础，而是利用公民的多数，钻营自己的私利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公民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陪审法庭，由于经济的原因，只有老弱病残或者不务正业的人才去任职了”。⑥最近出版的一本专门讨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书在谈到公民大会的局限性时，也提到了煽动家问题，“在雅典民主的历史上，由于身为富人的领袖人物的煽动，经常出现公民大会通过错误决议的事”。“由于蛊惑人民的政客的煽动，公民大会走向极端。”接着作者援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段论述作为证据。⑦在他们笔下，煽动家的出现，既是城邦衰落的原因，也是城邦危机的表征。这些学者心目中的煽动家，显然就是克里昂、安提奥丰等民主派演说家，似乎正是这些演说家的蛊惑，才导致了雅典政治的败坏以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公元前5世纪末演说术在雅典的兴起，正好与民主政治趋向“极端”、政策上出现失误在时间上吻合，似乎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那么，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雅典是否有演说家？如果有，他们和那些“新型政治家”之间有区别吗？更重要的是，其他希腊城邦的政治家是演说家吗？如果是，城邦政治为什么会产生演说家？
极端民主、公民政治技艺与演说家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演说家显然不仅仅是所谓极端民主的产物。从辞源学角度看，希腊语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同一个词。演说家一词首见于《伊利亚特》，写作ρητηρ，指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人，但其政治含义不特别明显。⑧后来成为公共演说家的ρητωρ以及与此有关的术语如演说术等，可能迟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才在雅典产生，指那些政治上活跃、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人，修昔底德、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可能是第一批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后来，因为雅典的政治家同时必然是演说家，该词具有了政治家的含义，甚至成为政治家的同义词。⑨最早把政治家和演说家联系起来的，可能是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人讨论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批评了雅典人对该岛的无知和演说家的煽动以及鼓吹该政策的人所隐藏的私人动机。当远征失败的消息被证实后，雅典人民“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象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⑩在评价伯里克利时，修昔底德更明确地谈到，伯里克利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贤明和廉洁，更在于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11)修昔底德笔下忙于内部斗争和个人阴谋的领袖，显然就是那些演说家。对修昔底德来说，伯里克利之前的政治家同样可能是演说家，而伯里克利之后的演说家之所以应受到谴责，不是因为他们是演说家，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平等的，只知道讨好人民，追求私利，也就是说，是道德品质有问题的演说家。易言之，修昔底德并不否认伯里克利本人和他之前的政治家是演说家。与修昔底德大体同时的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一个将军，“除了具备其他资格之外，必须还是一个会演说的人”。“我们所借以认识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语言学来的；我们所学得的其他一些有用的知识也都是通过语言学得的；最好的教师是最会运用语言的人；懂得最重要道理的人都是最会讲话的人。”(12)在柏拉图笔下，雅典所有政治家都是演说家，但他们并不是“善良的和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使正义在公民的灵魂中扎根，从灵魂中消除不义”，只会讨好人民。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城邦里有任何人可以被证明为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13)
把政治家和演说家等同起来的，还有希腊城邦的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演说划分为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三类。其中的议事演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意在劝说或劝阻”，“目的在于阐明议事提案的利或弊，劝说者力陈提议的益处，劝阻者则力陈提议的害处，所有其他问题如公正与不公正、高尚与丑恶，都不过是附带牵涉到而已。”就涉及的具体问题而言，包括“赋税的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的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4)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想把自己的设想变成国家的政策，首先必须说服民众。因此，政治家必然同时是演说家。德摩斯提尼一句民主政治是“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15)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演说家和政治家之间的联系。
现代学者中，芬利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演说家是雅典政治必然产物的学者。他从分析雅典政治体制的直接参与特征入手，指出公民大会乃民主政治的无冕之王。它的主权地位决定了演说家、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之间的一致性。(16)奥贝尔以雅典流传下来的大量演说词为基础，考察了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之间的关系，指出“强调其演说能力与建议职能之类描述性话语的流行，暗示公共演说乃他们（即雅典政治领袖）领导角色的一个主要方面……称呼雅典政治积极分子的术语显示，直接的公共交流是雅典领袖(rhetor)希望行使权力、权威或者发挥影响的主要方面”。(17)他们的看法在中国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郭小凌有关雅典民主的论述并未把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的雅典民主视为极端民主，而是肯定了演说家在公民大会中的作用，指出公民“大会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辩论文明……力求以充足的论据和雄辩的论点感染和说服听众，发言逻辑严密，修辞恰到好处，见不到哗众取宠、言之无物的大话空话”。(18)蒋保在对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决策、意识形态和司法诉讼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就是‘平民领袖’，而同时他们又是演说家，即那些公认的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建议的人和在公共案件中与对手竞争的人。‘平民领袖’和演说家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雅典政治领袖的称呼，‘平民领袖’强调的是领导特性，演说家强调的是演说特性，他们所指代的是同一类人，即雅典政治领袖。显然，在雅典历史上，无论是梭伦、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还是德摩斯提尼等，他们既是雅典历史上伟大的政治领袖，同时又是著名的演说家”。(19)
笔者完全赞同芬利等的看法。不过，他们的论证仍嫌不够充分。芬利重点分析的是雅典政治体制与人民领袖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雅典政治领袖特征上的一致，演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主要是学理上的推论，缺少具体深入的资料。奥贝尔的眼光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对此前涉及甚少。蒋保虽然提及伯里克利之前雅典的政治家是演说家的问题，但不曾提供任何证据，仍像芬利一样，停留在学理推测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结论几乎全部以盛期的雅典民主作为例证，不曾考虑到民主政治之前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情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的关系进行适当的追溯。
由于奥贝尔和蒋保的论著已经对伯里克利及其以后演说家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过比较充分的讨论，笔者的探讨将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不过笔者还是希望指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虽然在一个时期非常活跃的政治人物可能数量不多，(20)但狄奥多托斯那样偶露峥嵘的人肯定不少。(21)伊索克拉底就指出，专业的演说家有时长篇大论却抓不住要点，而一个名不见经传、平时默默无闻的人反倒有可能发表最恰当的意见。(22)戴维斯发现，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雅典勒石公布的国家法令骤增。而这些法令多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提议。(23)根据雅典公民大会的议事规程，这些人显然需要发表演说以说服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曾经就雅典国是发表过见解的，某种程度上都是演说家。因此，雅典之所以能产生众多的演说家，是因为有大量中小演说家的存在，成为演说技术提高最雄厚的基础。我们能见到的那些大演说家，只是众多演说家中最拔尖的人物。历史文献证明了我们推测的正确性。色诺芬曾经提到，一个贵族子弟为了成为政治家，在家中努力练习演说技术。(24)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先后发表过演说的雅典人有13个，其中除伯里克利、阿克比阿德斯、尼西阿斯、克里昂等知名人物外，还有狄奥多托斯、希波克拉特斯、德摩斯提尼（雅典将军）、福密俄等不那么知名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大部分演说出自使者、将军或者其他小人物之口。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阐述雅典帝国政策理由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姓名的使者；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出现的雅典人同样也是不知名的使者。(25)这些演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能出自修昔底德的想象和杜撰，不可能完全真实。(26)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修昔底德以及古代希腊的读者相信，使者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当狄开奥波里斯准备干扰公民大会关于战争的讨论时，他所想到的办法是“要求吵闹、来打岔、来痛骂那些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他们只谈别的，不谈和平”。(27)
必须承认，能够证明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前雅典政治家同时是演说家的资料相当少，不过并非完全无迹可循。地米斯托克利可能是一个非常擅长演说的将军。在希罗多德笔下，他曾经多次舌战希腊众将，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虽然希罗多德不像修昔底德那样对演说有兴趣，但仍然记录了几段。当希腊人准备撤离撒拉米斯前往科林斯地峡时，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演说，使希腊舰队留了下来。在遭到阿德曼托斯攻击时，“地米斯托克利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德曼托斯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200艘满载乘员的舰只，那雅典人就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领土。”(28)关于演说的详情，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但应当是非常有力的，因为海军统帅、斯巴达国王优利比亚德斯以及其他希腊将领终于同意留在撒拉米斯了。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样，在《历史》中，也出现了不少没有姓名的雅典演说家，他们有的是使者，有的则被笼统地称为雅典人。而他们的演说才能看来并不在地米斯托克利之下，不仅能够把道理阐述清楚，而且能够引经据典，颇有雄辩家的风采。(29)从这些情况看，当时雅典人中具有演说能力者可能不在少数。
由地米斯托克利上推，我们会看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政治家如克里斯提尼、庇西特拉图和梭伦等人。可惜对于克里斯提尼争取雅典民众的演说，史传无书。但既然他的改革是在得到雅典民众支持下进行的，而且很可能由公民大会通过相关决议，所以，他很可能发表过相关演说。关于庇西特拉图，我们也没有他的演说词，不过亚里士多德提到，为解除雅典公民的武装，他曾经在提修斯庙举行公民大会，故意把说话的声音放低，而且“尽量花费时间，发表演说”，同时让自己的属下将公民的武器搜集起来，锁到了提修斯庙中。(30)从这个事实看，庇西特拉图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讲可能是经常的事情。梭伦是否可归入演说家存在疑问。公元前4世纪不少雅典人都把梭伦作为民主政治之父，一个优秀的演说家。(31)西塞罗似乎认为，梭伦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32)为鼓动重开争夺撒拉米斯岛的战争，梭伦曾经佯装疯癫，在广场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从而促使雅典人废除了不合理的法律，重开对麦加拉的战争。据说这首诗的标题就是《撒拉米斯》，有100节，估计有一定长度。当然，这些诗歌可能是他事先创作好的，但无论如何，他是在广场上向公民背诵的，可以认为他是在发表演说。(33)在完成对雅典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后，许多人对梭伦表示不满，他仍然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改革目标和意图。(34)这些当众口述的诗歌可视为诗歌体演说。
演说术并不是民主派政治家的专长，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不仅擅长演说，而且是真正的煽动家。安提芬在公元前411年推翻民主政治的政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据修昔底德，“他是当时最能干的雅典人之一……有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辩才……民主政治恢复之后，设立法庭来审判‘四百人’的行为的时候，安提芬本人被控告，有帮助建立这个政府的罪行，因而受审判，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的答辩词是自古到我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篇答辩词。”另一个参与政变、后来成为三十僭主之一的特拉门尼“是一个有辩才、有计划的人”。(35)其他参与公元前411年政变的寡头分子，从修昔底德的行文看，也有善于演讲者，并且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即使是废除民主政治的提议，首先也是在公民大会上讨论通过的。(36)
上述事实表明，至少自梭伦以来，雅典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演说家。演说家的产生与发展，比我们所谓的激进民主要早得多，而演说家也不都是拥护民主政治的。修昔底德对雅典政治决策的描述，可以说是关于演说的政治功能的经典表述。在批评雅典人试图改变有关密提林问题的决议时，他借克里昂之口说，雅典人“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作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看见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你们每个人的愿望是自己能够演说，如果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次最好的就是利用下面的方法来和那些能够演说的人竞赛。……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37)修昔底德这段话批评的是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政治，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就演说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对于梭伦以后的雅典政治，它大体适用。(38)因此，把演说家视为激进民主的产物，进而把演说家称为煽动家或者蛊惑家，宣称他们导致了雅典政治的混乱和衰落，于史无据。如果要到雅典历史上去寻找那些摇唇鼓舌的煽动家，发动公元前411年政变和在斯巴达扶植下建立起来的三十寡头，可以归入此列。
演说家并不都是雅典人
检阅史籍，我们发现在其他城邦，同样也是演说家在倡导各种政策。我们仍采取追溯的方式，简单罗列非雅典演说家的名单以说明问题。公元前4世纪中期底比斯最著名的军事家厄帕米农达可能就是个有名的演说家。奈波斯说他作为使者，在阿卡地亚人的集会上挫败了雅典使者、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演说家卡利斯特拉图斯。在斯巴达，他作为使者在盟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攻击斯巴达人的专制，“其演说的感染力就像琉克特拉战役一样动摇了他们（即斯巴达人）的影响。”(39)色诺芬的《远征记》所记录的是公元前4世纪初万名希腊雇佣兵从两河流域北部返回希腊的经历。因为是雇佣兵，成员来自希腊不同地区，最能反映希腊城邦的一般情况。雇佣兵将领中最初有拉西第梦人克利尔库斯、叙拉古人索西斯、阿卡狄亚人阿基亚斯等。如果色诺芬的记载可信，则号称希腊言辞最简洁的斯巴达人克利尔库斯就很有表演和演说天赋，把本不愿追随居鲁士向苏萨进军的雇佣兵说服了。(40)在雇佣兵将领被波斯诱杀、他们重新选举领袖时，不少人发表了演讲，其中既有雅典人色诺芬，还有斯巴达人克里索甫斯、国籍不明的阿波罗尼德斯、斯腾法利亚人阿加西亚、伊利斯人希罗尼穆斯、奥科美纳斯人克里安诺等。(41)这些城邦显然不都实行民主政治，但在色诺芬看来，所有希腊人都具有演说才能。
在修昔底德笔下，先后发表过不同类型演说的共有55人次，其中雅典人的演说仅占21人次，不足全部演说的40%，也就是说，修昔底德保留下来的演说词，大部分并不出自雅典人之口。和雅典的情况一样，这些演说家中除一部分知名人物如叙拉古人赫尔莫克拉特斯外，相当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姓名，仅有底比斯人、科林斯人、普拉提亚人等非常模糊的称呼。因此，他们可能是一般公民。值得注意的是，向来以拙于言辞著称的斯巴达人，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像在色诺芬笔下一样，非常善于发表演讲。先后出现在修昔底德笔下的斯巴达演说家有老成持重的国王阿基达马斯、急于宣战的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老奸巨猾的伯拉西达。伯拉西达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既非国王，亦非监察官或长老，不过是个普通的公民。但他的演说能力可谓一流。在卡尔息狄斯的战斗中，重要城邦如安菲波里斯等，实际上是靠他的花言巧语、而不是武力攻陷的。(42)另外一些城邦如科西拉、米洛斯等的使者与代表，也无不巧舌如簧，演说很具煽动性。确实，修昔底德说过，他所记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是听别人转述的，还有些是他认为那些人在那个场合应当说的，也就是说，至少部分演说词是他自己杜撰的。(43)但无论这些演说词的真实性如何，修昔底德认为人们会相信，而且把自己的观点借这些人之口说出，说明演说在当时确是普遍现象。在希腊人看来，历史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实际说了什么，其次是弄清人们所说所做的成败之因，“好的建议意味着成功的政策，读者可由此学习。因此，演说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根本。”(44)流风所及，修昔底德以后的历史学家，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入大量演说词，其中绝大部分是杜撰。演说词的存在，成了希腊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45)连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也让他的剧中人长篇大论，犹如演说家。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公元前5世纪那些来到雅典的智者中，绝大多数不是雅典人。希庇亚斯来自伊利斯；高尔吉亚来自西西里；普罗太戈拉来自阿布德拉；阿那克萨哥拉来自克拉佐美尼。(46)柏拉图笔下出现的其他智者，大多也不是雅典公民。虽然他们自己的祖国未必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在雅典主要是教授演说术，而且是政治演说术。高尔吉亚对演说术的定义是：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集团”。(47)由此观之，我们似乎可以说，演说技术，在当时只能是政治演说技术的成熟，最初可能不是在雅典，而是在其他城邦。(48)
希罗多德以及更早的作家所提供的资料，证明我们的看法不无道理。在斯巴达人于公元前6世纪末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做长篇发言，从本国的历史谈到僭主政治的可恶，要求斯巴达人不要对希腊政治进行革新，不要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其他城邦的代表随后发言，反对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由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大小城邦至少几十个，那么这些人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就国家对外政策发表演讲，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议事演说。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也曾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言，说服雅典人同意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他在演说中“谈到了亚细亚的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是很容易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49)虽然希罗多德没有把他的演说词保留下来，但篇幅应相当长，很有鼓动性，否则他也无法说服此前少有海外作战经验的雅典人同意派兵。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希罗多德仅把特该亚人的演说记录了下来。这篇演说虽然篇幅不大，但从古代的传说，一直说到他们最近的勇敢，以证明他们完全有资格占据阵线的一翼。(50)可以肯定，在希腊联军中，由于经常需要讨论军事和政治战略问题，发表演说是联军会议上的经常现象。
城邦政治需要演说家
芬利曾经指出，在分析雅典政治时，有四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它是直接民主；空间的狭小性；公民大会是这一制度的王冠，拥有做出决议的权力；公民大会是几千人的露天集会，其心理和行动原则都与近代的内阁或者代议制议会不同。此外，政治家缺少现代意义的政党的支持，其主张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他能否通过演说取得足够的支持。(51)芬利主要是从雅典的情况立论。但在我们看来，他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整个希腊世界。空间的狭小性乃公认事实，可置而不论。
首先，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实行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个别地区，如中希腊的比奥提亚、希腊化时代的埃托利亚和阿凯亚同盟中，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那样的超城邦联合中，也有某些代议制的因子。(52)但总体上说，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是直接参与式的，即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和民主性。由于斯巴达历来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典型和领袖，因此我们以斯巴达为例，说明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以及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
在讨论斯巴达政治制度时，亚里士多德倾向于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混合型的。在谈到斯巴达的民主因素时，亚里士多德只提到监察官，没有涉及公民大会。(53)而斯巴达最古老的政治文献瑞特拉中，只表示人民有集会和表决权，不能提出议案，似乎也不能修改，只能就长老的意见进行表决。普鲁塔克还提到，为防止人民通过增减字句的办法对决议进行修改，国王波吕多罗斯和提奥庞普斯给瑞特拉增加了一条：公民大会如果通过歪曲的决议，长老和国王可以休会，(54)实际上是不批准公民大会的决议。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人暴动时，米利都使节直接晋见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在决定是否援助米利都过程中，一直是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出面，并在没有咨询任何机构的情况下，他把米利都使节打发走。于是有了希罗多德的名言：“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梦的克列奥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55)公元前479年，监察官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决定派出军队前往中希腊与波斯人作战。(56)所有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斯巴达的政制为地道的寡头政制。民主因素、至少是公民大会可有可无。
可是，仔细分析历史遗留的资料，也许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可能是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做出的。当时斯巴达公民队伍已瓦解，富有阶层崛起，其政治制度中的寡头因素显然有所增强。公元前4世纪前期到中期国王亚偈西劳的强势地位，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但在整个古典时代，斯巴达制度中的民主因素绝不容忽视。从斯巴达制度的整体设计来说，如芬利指出的，公民的相互平等是其理想之一。(57)斯巴达公民自称平等者，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尽管在历史上，斯巴达制度的理想和实际之间存在众多的不协调，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理想的存在及其影响。斯巴达的官制反映了公民集体的主权地位。虽然国王是世袭的，但国王有两个，相互制约，限制了他们的专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只有在离开本国作战时国王才拥有全权。(58)长老会诚然是终身制，但他们和监察官一样，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了当选，他们必须争取公民的好感，“参选的人必须四处奔走游说”，让注重才德的亚里士多德感到很不满意。(59)监察官则是任何公民均可当选，而且每年5人，一年一任，亚里士多德明确将其视为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在批评斯巴达选举制度时，亚里士多德还提到，由于对财产资格不加限制，不少贫穷者当选监察官，导致他们接受贿赂，(60)反映确实有穷人当选监察官。
其次，斯巴达政体中代表寡头和君主制的因素，可能有意无意地被夸大了。刘易斯的研究表明，国王的地位并不稳定，被罚款、放逐，乃至被剥夺王位者，代不乏人，其数量可能比遭到处罚的雅典将军还要多。从公元前480—前432年，阿吉亚家族成年国王在位的时间不超过15年，优里庞提德家族国王的作用也不明显。(61)在系统考察过公元前6—前4世纪斯巴达国王的政治作为后，安德鲁斯强调，在有文献可考的范围内，绝大多数国王实际没有发挥过多少政治影响。作为给公民大会准备议案的长老会，确实可能会拒绝把某些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的决议遭到长老会和国王否决的事情，在有关文献记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由长老会单独做出的重要决定，在斯巴达历史上难得一见。(62)
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有的城邦没有平民的地位，没有公民大会，只有一些偶然的集会，诉讼案件由各部门的官员分别审理，例如在斯巴达，监察官审理契约方面的讼案，在他们内部又有分工，而长老负责审理杀人案，其他案件由其他官员分别审理。”(63)有些时候，斯巴达的长老和国王可能根本不将有关问题提交公民大会讨论。但是，像在荷马社会一样，如果上层内部不能达成一致，则事情必须提交公民大会。由于斯巴达制度的设计，国王、长老、监察官之间矛盾重重，许多重要问题，至少是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需要提交到公民大会上讨论。(64)至于公民大会的自由程度，似乎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低。公元前432年有关是否向雅典宣战的大会，修昔底德根本没有提到长老会的任何活动。国王阿基达马斯要求斯巴达人谨慎的演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公民投票的取向。(65)斯巴达人援助叙拉古、入侵雅典和设防狄凯利亚的决定，可能也是在阿克比阿德斯发表演讲后，由公民大会临时做出的。(66)“监察官和其他行政长官虽然准备派遣代表到叙拉古去，阻止叙拉古人和雅典人妥协，但是不愿意给予任何军事援助。”(67)但在阿克比阿德斯演说后，斯巴达人“决心设防狄凯利亚和马上派遣军队往西西里去”。(68)克列奥美涅斯确实拒绝了米利都使节，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克列奥美涅斯当时所说的话，“如果你说你要把拉凯戴梦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3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69)也就是说，克列奥美涅斯认为，斯巴达人肯定不会批准对波斯战争的动议，所以提前代表斯巴达人把米利都使节打发走。同样，波斯派到雅典的使节，也是在议事会被雅典人拒绝的。(70)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雅典公民大会的作用无足轻重。
第四，斯巴达的政治文化强调服从，用普鲁塔克的话说，“吕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像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近乎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71)因此，芬利怀疑那些一向在战场和生活中纪律严明、以服从为天职的士兵，到公民大会的会场时，是否会改变自己服从上司的习惯，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72)但公元前418年对国王阿吉斯的处置证明，斯巴达人是能够把两种角色区别对待的。作为士兵，斯巴达人服从了阿吉斯撤军回国的命令。但在回国后，斯巴达人决心追究阿吉斯战争指挥失当的责任，“他们不像平常那样的镇静，这次被情感冲动了，打算把阿吉斯的房屋拆毁，并处以一万德拉克玛的罚款……斯巴达人毕竟没有科他以罚款，也没有拆毁他的房屋，但是当时大家制定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法律，规定推选10名斯巴达公民做他的军事顾问，阿吉斯没有得到这些军事顾问的同意而率领军队离开斯巴达城，是非法的。”(73)
最后，斯巴达是一个城邦，而且是一个重视口碑的城邦。公民舆论的压力，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虽然亚偈西劳操纵了对福伊比达斯和斯福德里亚斯的审判，但两案同时表明，在斯巴达，强势如亚偈西劳，也不能不考虑公民的感情。(74)毫无疑问，斯巴达不是雅典，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原则，也与雅典存在重大的差别。我们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城邦，斯巴达制度中有一定的民主成分，表现了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75)
由直接参与所导致的另一个特征，是希腊城邦缺少近代意义的政党和政府，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古代希腊确实存在许多名目的官职，而且绝大多数城邦有议事会，但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集体职务，而且以一年一任者居多。雅典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斯巴达也不例外，其国王由两人担任，而且权力平等；长老会28人（不包括两名国王），监察官5人。对其他城邦的情况，我们资料有限。但它们显示，从原则上说，都是任期有限制和职务集体制，少有一人专任或独裁现象发生。与集体职务并行的，是官职任期的短暂。一般来说，官职任期为一年，而且不能连选连任（只有将军和国库官等极少数需要专业知识的官职例外；斯巴达的国王和长老是另一个例外）。即使是这些任期有限的官员，也处在公民大会不同程度的监督之下，缺少独立行动的权利。所以，一个希望自己的建议变成法律或者政策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提议的能力。然后，是使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建议，而且是当天做出决定。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的典型，学者往往以雅典史实为证。不过，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程度而论，雅典是个极端的例子，不一定能反映所有希腊城邦的实际，而且已经得到芬利等比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其他希腊城邦公民大会的情况。由于斯巴达常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典型，我们仍以斯巴达为重点加以说明。
如前所述，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具有相当权威，(76)其议事程序和雅典并无不同。它同样由主持会议者事先提出问题，然后相关人士发表演说，提出各种不同方案，最后由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432年决定向雅典宣战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斯巴达人好像并无定见，也不曾有任何预先准备好的议案提交。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的代表首先发言，控告雅典的侵略。接着雅典使节发言，阐述雅典建立和维持帝国的理由。随后斯巴达人进行讨论，国王阿基达马斯发言，要求斯巴达人谨慎从事。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简短的发言，鼓吹战争，并且直接把宣战问题提交公民大会表决。为明确区分人数的多少，监察官改变了呼声表决的方式，而要斯巴达人分作主张宣战和反对宣战的两部分，“大多数的人认为和约是已经被破坏了。”(77)于是斯巴达人再将同盟国的代表请进会场，宣布他们的决定。
从以上资料看，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同样是通过会场上的辩论阐述政策，而且即使是向雅典宣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所不同者，可能是在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上，普通公民发言的机会较少，至少历史没有留下斯巴达普通人发表演说的资料。以修昔底德而言，这是他的写作风格使然，因为即使在雅典，如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中，他也只让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两个人发言，实际发言的可能要多得多。所以，在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上，发言的可能也不止国王和监察官。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盟国代表退席后，“他们自己（即斯巴达人）讨论当前的形势。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个结论——即雅典既已实行侵略，应当马上宣战。”(78)也就是说，斯巴达人中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虽然多数人主战，但反对战争的人并不是没有，而且这些意见在公民大会上也都得到了表达。只是在经过国王阿基达马斯和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发言后，公民大会才进行表决。在表决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宣战。准此而论，斯巴达人公民大会上的讨论应当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这就不难理解，以说话简洁著称的斯巴达人，居然产生了伯拉西达之类的演说家。
在其他城邦，我们也看到公民大会就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做出决议。当伯拉西达进攻卡尔息狄斯各邦时，阿坎修斯等城邦之所以倒向斯巴达一边，斯巴达的武力固然起了作用，伯拉西达的演讲对公民大会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对待斯巴达人问题上，阿坎修斯人明显分成两派，最后阿坎修斯人“允许伯拉西达进城，出席公民大会”。(79)伯拉西达演讲完毕后，“阿坎修斯人经过双方面发言讨论之后，举行秘密投票。一部分因为他们受了伯拉西达演说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他们担心他们郊外的果实，大部分人都赞成叛离雅典。”(80)在安菲波里斯，只有在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接受斯巴达人时，城邦才和伯拉西达签订了协议。(81)
希腊城邦政治上的这种特性，在它们发布的铭文上有所表现。罗德斯在研究过希腊城邦公布的国家法令后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公民大会一般是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机关（也许在雅典那样的城邦中，要服从法庭的权力，如果它裁定一个决议非法）。”(82)从希腊国家发布的这些命令看，大多数城邦的公民大会有定期集会的制度，虽然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在不同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城邦为鼓励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实行了给出席者以津贴的制度。议事会提交给公民大会的法令草案，有些显然是在公民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后才通过的，一部分法令明显经过重要的修正。(83)这表明，雅典之外希腊城邦的民主程度，可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大得多。
城邦的集体参与制度、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和议事机制，决定了城邦政治的公开性。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所有问题，势必首先在一定范围内讨论，然后再提交给公民大会，所以，政治家几乎必然同时是演说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典范，雅典公民大会的权威是众所周知的。在其他希腊城邦，每月举行一次公民大会是惯例。有些城邦可能为四次，最少者，每年也有两次。(84)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涉及公开辩论。一个希望获得影响或者保持影响的政治家，必须不断发表演说。当有关问题被提交到公民大会后，他必须走上前来，提出恰当的建议，努力说服公民大会通过他的议案。由于无论问题大小，当天必须做出决定，所以要求政治家不能有任何犹豫，必须当时做出反应。同时，在一个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集会上，他的演说还需要有充分的吸引力。否则，他可能当场被反对派或者公民轰下台来。(85)在荷马社会那样原始的或者主要由贵族控制的城邦中，虽然人民大会没有正式的辩论，演说者也很少向人民呼吁和寻求支持，甚至没有正式的表决，但“与会的民众能够即使不是表达意见，但至少可以对贵族们提出的观点做出反应；在选择支持两者之一的同时，他们可以改变国王的决定，或甚至反对这些决定”。(86)所以，希腊城邦的政治家，不仅必然是演说家，而且是反应迅速的演说家。(87)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德摩斯提尼为提升自己的演说能力，面对咆哮的大海练习演说。同样，在法庭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把自己的意见用口头演说表达出来。于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我们看到那个希望学习的老者说，“我要学习说话。”(88)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都需要演说的技术。(89)
在希腊人的邦际交往中，演说也是一门必不可少的技术。首先，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不是个别官员或者机构决定、而由公民大会表决。因此，使者面对的是有关城邦的公民大会。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林斯和科西拉的使者为争取雅典的支持，先后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在斯巴达人决定是否向雅典宣战的公民大会上，雅典、科林斯等邦的使者，纷纷向斯巴达人阐述政策，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拙于言辞的斯巴达人，为向雅典求和，也不能不向雅典公民大会提出自己的主张。(90)由于希腊诸邦之间的敌友关系变更频繁，在相关国家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机会也相当多。可惜除修昔底德外，古典作家保存下来的此类演说数量不大。
邦际交往需要演说的另一个场合，是城邦联盟的大会。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两个最著名的城邦联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中，都存在由加盟各国代表参加的同盟大会，事关全同盟的大事，主要是宣战和媾和方面的问题，要在同盟大会上讨论。(91)为说服其他盟友接受自己的建议，代表也需要发表演说。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打算在雅典重树僭主政治。当有关建议被提交给同盟大会时，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做了长篇发言，让斯巴达人的计划流产。(92)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的宣战，也经过了同盟代表大会。关于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的代表大会，我们不清楚其具体的组织，但一般认为接近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修昔底德明确提到，“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上，同盟代表大会也在这地方的神庙中举行。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原来独立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中通过它们的决议。”(93)也就是说，至少在存在初期，同盟需要举行代表大会。此外，在以德尔斐为中心的近邻同盟以及其他类似的同盟中，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代表大会存在。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可以想像，演说必然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邦际交往需要演说的第三个场合，是不同城邦临时召开的大会。公元前425年，西西里的城邦为防止外来干涉，召开了全岛城邦的大会。据修昔底德，“在西西里，首先是卡马林那人和机拉人商定了一个休战和约。后来其他西西里各城邦的代表们都在机拉集合，讨论各城邦是否可以和解的问题。代表们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处理的各项问题，都提出了他们的控诉和要求。”(94)最后是叙拉古人的发言得到通过。不过，在整个古典时代，希腊人这样召开的会议为数不多，至少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波战争期间，参与抵抗波斯的希腊同盟经常开会商讨对策。从希罗多德的记载看，出兵腾皮和温泉关、在萨拉米斯与波斯决战，都经过同盟大会的讨论。(95)甚至到希腊化时代后期，希腊人仍保存了举行全体大会讨论问题的习惯。(96)虽然到那时候，希腊人即使面对罗马这个共同敌人的威胁，也已经不可能联合起来了。
口述社会与演说行世
上述事实表明，城邦的政治体制和邦际交往的需要是演说在希腊得以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不过，在古代世界，演说并不是纯粹的希腊现象。希腊的近邻罗马的演说也相当发达，西塞罗、恺撒无疑是鼎鼎大名的演说家。虽然其中有希腊人影响罗马人的因素，但根据西塞罗的论述，在罗马与希腊大规模接触之前，罗马的演说已经产生。“在我们的国家，人们研究其他各种学科也从来没有像研究演说术那样认真。确实的，在确立了对各个民族的统治权，长时期的和平保证了安宁之后，几乎没有哪一个渴望获得荣誉的青年不认为应该以巨大的热情研究演说术。”(97)而在西塞罗《论演说家》中出现的那些讨论演说性质与技术的人物，有些并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98)作为一个城邦，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包含着许多民主成分。到共和国后期，民主成分甚至占优势。(99)因此，演说在罗马共和国的流行，也许可以为希腊城邦的情况提供某些辅助证据。但从塔西佗的记载看，帝国时代，罗马的演说传统继续保持，上至皇帝，下到元老，掌握演说技术的大有人在。(100)
古代希腊罗马究竟还只是个口述社会。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希腊，书面文献发挥着相当大作用。各种不同类型铭文的传世、官方和私人文书的流传、陶片放逐法的实行、成文法典的颁布以及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涂鸦，暗示整个希腊世界的普通人具有相对较高的识字率。但是古希腊人在利用书面文献方面存在多种限制。由于缺乏印刷技术，所有的文献，要么是刻在石头和金属上，要么抄写在莎草纸上（羊皮纸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的发明）。前者耗时而费力，一般来说是国家法令、私人墓志铭等重要文件。后者的原料来自埃及，价格不菲，非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公元前5世纪，雅典开始有图书出口到黑海地区。(10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雅典已经成为书面文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为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书籍虽非不为人所知，但仍然稀少，只属于欧里庇德斯那样‘好书’的人物。”(102)此外，对书面文献的利用也存在多种限制，如果雅典人希望查找有关文献，要么去国家档案库，要么到文献所在的现场，要么查找有关书籍。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与此相适应，在从事政治或者诉讼活动时，一般人也没有利用书面文献的习惯。书面文献的稀少及其使用上的限制，也让希腊社会难以变成一个纯粹依赖书面记载的社会。其他文化不那么发展的城邦，在利用文献上的限制更多。
在这样的社会中，口传文化显然占有重要地位。以雅典社会而论，它的口传特征贯穿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文学作品大多属于口传性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少有作品写成定本，因此许多作品完全失传。有些作品传了下来，但极不完整，因为极少有人会费心把一篇作品全部背诵下来，并不间断地传给后人，直到它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学校教育、哲学教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口头传授。柏拉图笔下的智者，大多是口头传授自己的知识。苏格拉底出场时，没有一次手中拿着书籍或者书面讲稿，而总是进行口头交谈。在《法律篇》中，有关政体优劣及理想政体的讨论，是在路途中进行的。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口头辩论。从决议在议事会提出，经过公民大会上的辩论，到最后形成决议，几乎都是口头进行。(103)在公民大会上，当需要有人提出建议时，希望发言的人问的是：“有人讲过话没有？”而传令官的回答则是：“有谁要讲话？”(104)只有在正式决议通过后，才会勒石公布。相应地，希腊人对书面证据的态度也表现了口传社会的特征：重口头证据而轻视文本证据。仍以文化水平最高的雅典为例。长期以来，雅典缺少作为官方标准的国家档案馆。有关国家的各种信息，贮存在演说家们的大脑中。所以，苏格拉底考问格劳孔有关雅典国家的财政、防务知识时，是随口提出的。(105)公元前5世纪以前，书面证据甚至不被采信。商人之间签订书面契约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的现象。即使到那时，仍需要口头证人宣誓作保。(106)在法庭诉讼中，证人即使事先写好了讼书，也需要像是临时发表那样现场背诵；而有关的证据，包括引用法律条文，也都不是展示文本，而由秘书口头宣读。
总体上看，希腊人始终认为，写成书面的东西，最多也就是个记忆的帮手，不能成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记忆手段。(107)于是，演说就登场了。
注释：
①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in M. I. Finely(ed.),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74, pp. 1-18.哈丁也指出，在雅典，“虽然可以肯定，只有少数演员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绝大多数政治家必须是好的演员，他们必须选择一种角色，创造一种形象。”而雅典演说家为诋毁对手而散布的假话、谎话，也是其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有力地支持了芬利的看法。见P. Harding,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Phoenix, vol. 41, 1987, p. 36.
②W. Robert Conno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134-136.
③芬利的论文最初发表于《过去与现在》上，除收入他主编的《古代社会研究》，还出现在他的名作《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增订版中，并出现在几乎所有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著作的参考文献中（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此点承黄洋教授指出，特此致谢）。而康纳的著作，在1971年初次出版后似乎就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又由哈克特公司出版，多次重印，反映了它受欢迎的程度。
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后一种民主政体，可能就是伯里克利以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这种政体完全抛弃法制，以群众的决议取代法律的权威，而群众又受到平民领袖的左右，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政体。近代学者虽努力为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正名，但他们或者如琼斯那样强调此后民主政治的温和性和中产阶级特征；或者如奥斯瓦尔德和汉森那样，强调法律的权威。但他们大多仍承认，伯里克利以后的民主政治，是某种程度的激进民主。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8-130页；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M.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Berkeley &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⑤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⑥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⑦杜平：《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160页。
⑧Homer, The Iliad, Ⅸ, 44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⑨Liddell, Scott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 1570; 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5.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第771页关于ρητωρ的第一个释义是：“演说家，〔雅典〕（尤指）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政治家”，充分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⑩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67页。
(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151页。
(1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2页。
(1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8-414页。
(14)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8、16-17、19页。
(15)Demosthenes, On the Embassy, 18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Demosthenes, vol. 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99, p. 363.
(16)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pp.1-18.
(17)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 107.
(18)郭小凌：《古希腊的民主和共和制度》，载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页。
(19)蒋保：《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9页。
(20)汉森推测，在一个确定的时期，政治上活跃的人物可能不过12个甚至更少。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 322年，他们的数量不超过100个。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 144.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9-215页。
(22)Isocrates, Panathenaicu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Ⅱ, London: William Helnemann Ltd., 1929, p. 525.
(23)如特斯皮乌斯、吕萨尼阿斯等，均为文献中几乎不曾出现过的人物，但两人对同一个提案提出了修正意见，并且被接受，其中特斯皮乌斯的修正案还相当长。而要说服公民大会接受他的建议，所说的话应当更多，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一篇演说。见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6-69.
(24)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05页。
(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1-57、413-420页。值得注意的还有，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中，腊肠贩为击败帕弗拉工、争取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支持，同样利用了演说。而且像其他演说家一样，采取的是讨好公民大会的方式。见《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以下。
(26)关于这一点的争论颇多，其中某些演说无疑是真正发表过的，但对演说词行文风格、逻辑结构以及内容的分析表明，有些内容肯定是虚构的。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4-35页；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5-72.
(27)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第41页。
(28)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2-583页。
(29)例如出使斯巴达请求其派兵的雅典使者、普拉提亚战役中争夺军队一翼的统帅权时，发言的都是不知名的雅典人。见希罗多德：《历史》，第624、634-635页。
(30)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19页。
(31)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p. 106-107.
(32)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33)在古典时代的演说中，理想状态是临时的口头演说，但有部分演说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p. 141-145.
(3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4-16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3页。后来的雅典人在法庭诉讼中，同样也是事先写好控告词或者答辩词，再在法庭上背诵，不过装作临时演说。如果我们承认法庭演说是演说，那就没有必要否认梭伦的诗歌是某种形式的演说。
(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09-610页。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07-609页。
(3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6页。
(38)梭伦改革的基本措施，就是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赋予它各种重要权力。而前述庇西特拉图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的事例也说明，梭伦以后，雅典政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公民大会。见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 C., pp. 96-98; Victor Ehrenberg, From Solon to Socrat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8, pp. 65-66.
(39)奈波斯：《外族名将传》，刘君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40)色诺芬：《远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10页。在与波斯将领蒂萨弗尼谈判时，克利尔库斯同样表现出了一定的说服能力。不过那是在少数人的场合，不属公共演讲。
(41)色诺芬：《远征记》，第63-67页。
(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31-350页。
(43)参见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pp. 45-72.
(44)Frank W. Walbank, Selected Papers: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43.
(45)Frank W. Walbank, Selected Papers,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p. 242-261.
(46)Robert W. Wallace, "The Sophists in Athens," in Deborah Boedeker and Kurt A. Raaflaub(eds.), Democracy, Empire, and the Art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3-222.
(47)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326页。
(48)西塞罗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演说技术首先出现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其最早的创造者乃替西亚斯和科拉克斯。转引自George A. Kennedy, A 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
(49)希罗多德：《历史》，第391页。
(50)希罗多德：《历史》，第633-634页。
(51)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pp. 9-10.
(52)J. A. O. Larsen,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47-105.
(5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47、61页。
(54)普鲁塔克：《吕库古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3-94页。
(55)希罗多德：《历史》，第391页。
(56)希罗多德：《历史》，第625-626页。
(57)M. I. Finley, "Sparta," in 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0, pp 161-177.
(58)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105页。
(59)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61页。
(60)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60页。
(61)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Leiden: E. J. Brill, 1977, pp. 43-44.
(62)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in E. Badian (ed.),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s 75[th] Birthda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6, pp. 3-5.
(6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75页。
(64)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 49.
(65)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pp. 1-18; Davi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p. 27-40.
(66)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p. 37-38.
(6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6页。
(6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90页。
(69)希罗多德：《历史》，第366页。
(70)希罗多德：《历史》，第623页。
(71)普鲁塔克：《吕库古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17页。
(72)M. I. Finley, "Sparta," p. 170.
(7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00页。
(74)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pp. 16-17.
(7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9页。
(76)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p. 37-49.
(7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2页。
(7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7页。
(7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7-319、336-337、342页。
(8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9页。
(8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31-332页。
(82)P. J. Rhodes with D. M. Lewis, The Decrees of the Greek Stat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502.
(83)在那些实行联邦制的地区，如比奥提亚等，有联盟全体公民出席的大会。给出席公民大会以津贴的有伊阿索斯、罗德斯等。士麦尔纳等地的法令表明，有些决议是在经过辩论、修改后，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讨论见P. J. Rhodes with D. M. Lewis, The Decrees of the Greek States, pp. 503-513.
(84)P. J. Rhodes with D. M. Lewis, The Decrees of the Greek States, p. 503.
(85)P. Harding,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西塞罗讨论演说技巧时，多次谈到演说家要注意听众的反应。虽然他主要从罗马的情况立论，而且讨论的主要是司法演说，但无疑具有与希腊演说相同的特征。事实上，无论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还是寡头派的煽动者，在演说时都不可能不考虑公民的感受。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第87、157、295页。
(86)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87)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76- 83.
(88)阿里斯托芬：《云》，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第164页。不过罗念生把“说话”译成“逻辑”。事实上在希腊语中，logos不仅有逻辑之意，更多的是“话语”的意思。
(89)对演说家在城邦政治中的具体作用，奥贝尔以雅典为例进行了分析，大体包括五个方面：表达人民潜在的愿望、反映人民的主张；出现意见分歧时，提出经过精心思考的建议供人民选择；在人民面临危险时保护人民；赞美和批评人民，特别是批评人民的错误；危机时充任领袖。其他城邦的演说家作用可能不如雅典那样明显，但基本的职能应无太大区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罗列，参见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p. 314-323.
(90)参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6-35、47-57、386-38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订立盟约或者条约时，修昔底德都提到，使者出席了公民大会，向公民大会阐述他们的建议。
(91)关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结构，参看J. A. O. Larse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Classical Philology, ⅩⅩⅧ, 1933, pp. 257-276，ⅩⅪⅩ, 1934, pp. 1-19；关于提洛同盟的组织，参看R.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p. 42-49.
(92)希罗多德：《历史》，第384-390页。
(9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8页。
(9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00页。
(95)参见P. A. Brunt,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47-74.
(96)马其顿的腓力五世为说服希腊人向埃托利亚人宣战，于公元前220年举行全体希腊国家大会。见威廉·弗格逊：《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0-131页。
(97)西塞罗：《论演说家》，第10-11页。
(98)如主要发言人克拉苏斯、恺撒（并非共和国末期的独裁者恺撒）、科塔等，虽然很有影响，但他们对罗马政治的影响，显然在当时的格拉古兄弟、马略等人之下。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第17-21页。
(99)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的特点，人们一般认为罗马名义上是混合政体，实际上是贵族掌握政权。但米拉 8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四篇论文对此提出了疑问。见Fergus Millar, Rome,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East, vol. I,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p. 85-182.
(100)如皇帝克劳狄和他的大臣维提里乌斯，都是不错的演说家，塔西佗记录了他们各自的一篇演说。见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8-340、355页。
(101)N. G. L. Hammond & H. H. Scullard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73.
(102)Rosalind Thomas,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 p. 19.
(103)蒋保：《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第17-23页。
(104)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德斯所描写的公民大会中，演说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欧里庇德斯还把平等的发言权视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之一。见《罗念生全集》第4卷，第41页；欧里庇德斯：《欧里庇德斯悲剧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215页。
(10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04-110页。
(106)Rosalind Thomas,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 pp. 35-42.
(107)Rosalind Thomas,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pp. 32-3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3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6年6期第151～166页
【作者简介】晏绍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武汉 430079
| 【内容提要】 | 部分学者认为，演说家在雅典的出现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是民主政治走向败坏的重要标志和城邦危机的表现。但以雅典而论，演说家并非所谓激进民主的产物；以希腊世界而论，在希腊各城邦都存在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演说家。事实上，希腊城邦实行的主权在民、直接参与体制，城邦之间的交往和国际形势，都无法离开演说家。演说家的存在，像人民领袖一样，是城邦政治的必然产物。古代社会文化水平的低下以及口传传统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也成为希腊口头演说发展的重要条件。在所有这些方面，雅典虽表现了它的特殊性，但更多地反映出希腊城邦的共性。 |
1962年，芬利发表他关于雅典民主的经典论文《雅典人民领袖》，强调雅典政治家特征上的一致性，认为从城邦形成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历代政治领袖前后并无本质区别。①1971年，康纳出版其名著《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型政治家》，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与芬利相反，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政治的变革，政治领袖的特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家从原来主要依靠朋友和亲属，转向主要依靠说服人民，形成康纳所说的“新式民主”和“新型政治家”，并且有意无意地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与新式民主的特征联系起来。在康纳看来，新式民主的重要特征就是演说家成为政治家。一些年轻人甚至在没有任何军功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具有演说能力就取得了重大政治影响。②芬利和康纳都是西方古典学界重量级的学者，其论点影响甚广。③中国学者的观点更接近康纳，更具有批判意味。不少学者承袭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末以降，雅典人民不再尊重法律，只听那些煽动家的蛊惑，导致政治混乱，朝令夕改。④“民主派的首领堕化为demurgogue（煽动家、蛊惑者）。他们讨好群众，愚弄群众，将公民大会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⑤如果说“‘人民领袖’还多少代表了雅典公民大多数人（山地派、海岸派）的利益，那么‘蛊惑家’就逐渐失去了任何社会基础，而是利用公民的多数，钻营自己的私利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公民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陪审法庭，由于经济的原因，只有老弱病残或者不务正业的人才去任职了”。⑥最近出版的一本专门讨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书在谈到公民大会的局限性时，也提到了煽动家问题，“在雅典民主的历史上，由于身为富人的领袖人物的煽动，经常出现公民大会通过错误决议的事”。“由于蛊惑人民的政客的煽动，公民大会走向极端。”接着作者援引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一段论述作为证据。⑦在他们笔下，煽动家的出现，既是城邦衰落的原因，也是城邦危机的表征。这些学者心目中的煽动家，显然就是克里昂、安提奥丰等民主派演说家，似乎正是这些演说家的蛊惑，才导致了雅典政治的败坏以及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最后失败。公元前5世纪末演说术在雅典的兴起，正好与民主政治趋向“极端”、政策上出现失误在时间上吻合，似乎为这种看法提供了证据。那么，公元前5世纪末以前雅典是否有演说家？如果有，他们和那些“新型政治家”之间有区别吗？更重要的是，其他希腊城邦的政治家是演说家吗？如果是，城邦政治为什么会产生演说家？
极端民主、公民政治技艺与演说家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演说家显然不仅仅是所谓极端民主的产物。从辞源学角度看，希腊语中的“政治家”和“演说家”是同一个词。演说家一词首见于《伊利亚特》，写作ρητηρ，指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讲的人，但其政治含义不特别明显。⑧后来成为公共演说家的ρητωρ以及与此有关的术语如演说术等，可能迟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才在雅典产生，指那些政治上活跃、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人，修昔底德、欧里庇德斯、阿里斯托芬等可能是第一批使用这些术语的人。后来，因为雅典的政治家同时必然是演说家，该词具有了政治家的含义，甚至成为政治家的同义词。⑨最早把政治家和演说家联系起来的，可能是修昔底德。在谈到雅典人讨论西西里远征时，修昔底德批评了雅典人对该岛的无知和演说家的煽动以及鼓吹该政策的人所隐藏的私人动机。当远征失败的消息被证实后，雅典人民“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好象他们自己没有表决赞成似的”。⑩在评价伯里克利时，修昔底德更明确地谈到，伯里克利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个人的贤明和廉洁，更在于他“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但是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实际领导权……由于他们的不和，开始使国家的政策发生紊乱。”(11)修昔底德笔下忙于内部斗争和个人阴谋的领袖，显然就是那些演说家。对修昔底德来说，伯里克利之前的政治家同样可能是演说家，而伯里克利之后的演说家之所以应受到谴责，不是因为他们是演说家，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平等的，只知道讨好人民，追求私利，也就是说，是道德品质有问题的演说家。易言之，修昔底德并不否认伯里克利本人和他之前的政治家是演说家。与修昔底德大体同时的苏格拉底认为，作为一个将军，“除了具备其他资格之外，必须还是一个会演说的人”。“我们所借以认识生活的一切事物，都是通过语言学来的；我们所学得的其他一些有用的知识也都是通过语言学得的；最好的教师是最会运用语言的人；懂得最重要道理的人都是最会讲话的人。”(12)在柏拉图笔下，雅典所有政治家都是演说家，但他们并不是“善良的和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使正义在公民的灵魂中扎根，从灵魂中消除不义”，只会讨好人民。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城邦里有任何人可以被证明为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13)
把政治家和演说家等同起来的，还有希腊城邦的大理论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演说划分为议事演说、法庭演说和展示性演说三类。其中的议事演说，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意在劝说或劝阻”，“目的在于阐明议事提案的利或弊，劝说者力陈提议的益处，劝阻者则力陈提议的害处，所有其他问题如公正与不公正、高尚与丑恶，都不过是附带牵涉到而已。”就涉及的具体问题而言，包括“赋税的征收、战争与和平、疆土的防卫、进口与出口以及立法方面的事务”。在这个意义上，“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4)也就是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要想把自己的设想变成国家的政策，首先必须说服民众。因此，政治家必然同时是演说家。德摩斯提尼一句民主政治是“一种以演说为基础的体制”，(15)最清楚不过地道出了演说家和政治家之间的联系。
现代学者中，芬利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演说家是雅典政治必然产物的学者。他从分析雅典政治体制的直接参与特征入手，指出公民大会乃民主政治的无冕之王。它的主权地位决定了演说家、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之间的一致性。(16)奥贝尔以雅典流传下来的大量演说词为基础，考察了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之间的关系，指出“强调其演说能力与建议职能之类描述性话语的流行，暗示公共演说乃他们（即雅典政治领袖）领导角色的一个主要方面……称呼雅典政治积极分子的术语显示，直接的公共交流是雅典领袖(rhetor)希望行使权力、权威或者发挥影响的主要方面”。(17)他们的看法在中国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郭小凌有关雅典民主的论述并未把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的雅典民主视为极端民主，而是肯定了演说家在公民大会中的作用，指出公民“大会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辩论文明……力求以充足的论据和雄辩的论点感染和说服听众，发言逻辑严密，修辞恰到好处，见不到哗众取宠、言之无物的大话空话”。(18)蒋保在对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决策、意识形态和司法诉讼之间关系的讨论中认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就是‘平民领袖’，而同时他们又是演说家，即那些公认的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建议的人和在公共案件中与对手竞争的人。‘平民领袖’和演说家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雅典政治领袖的称呼，‘平民领袖’强调的是领导特性，演说家强调的是演说特性，他们所指代的是同一类人，即雅典政治领袖。显然，在雅典历史上，无论是梭伦、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还是德摩斯提尼等，他们既是雅典历史上伟大的政治领袖，同时又是著名的演说家”。(19)
笔者完全赞同芬利等的看法。不过，他们的论证仍嫌不够充分。芬利重点分析的是雅典政治体制与人民领袖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雅典政治领袖特征上的一致，演说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主要是学理上的推论，缺少具体深入的资料。奥贝尔的眼光集中在公元前5世纪末及其以后，对此前涉及甚少。蒋保虽然提及伯里克利之前雅典的政治家是演说家的问题，但不曾提供任何证据，仍像芬利一样，停留在学理推测的层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结论几乎全部以盛期的雅典民主作为例证，不曾考虑到民主政治之前雅典以及其他希腊城邦的情况。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对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的关系进行适当的追溯。
由于奥贝尔和蒋保的论著已经对伯里克利及其以后演说家和民主政治的关系进行过比较充分的讨论，笔者的探讨将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不过笔者还是希望指出，在雅典民主政治中，虽然在一个时期非常活跃的政治人物可能数量不多，(20)但狄奥多托斯那样偶露峥嵘的人肯定不少。(21)伊索克拉底就指出，专业的演说家有时长篇大论却抓不住要点，而一个名不见经传、平时默默无闻的人反倒有可能发表最恰当的意见。(22)戴维斯发现，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后，雅典勒石公布的国家法令骤增。而这些法令多出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提议。(23)根据雅典公民大会的议事规程，这些人显然需要发表演说以说服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在这个意义上，凡是曾经就雅典国是发表过见解的，某种程度上都是演说家。因此，雅典之所以能产生众多的演说家，是因为有大量中小演说家的存在，成为演说技术提高最雄厚的基础。我们能见到的那些大演说家，只是众多演说家中最拔尖的人物。历史文献证明了我们推测的正确性。色诺芬曾经提到，一个贵族子弟为了成为政治家，在家中努力练习演说技术。(24)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先后发表过演说的雅典人有13个，其中除伯里克利、阿克比阿德斯、尼西阿斯、克里昂等知名人物外，还有狄奥多托斯、希波克拉特斯、德摩斯提尼（雅典将军）、福密俄等不那么知名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相当大部分演说出自使者、将军或者其他小人物之口。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阐述雅典帝国政策理由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姓名的使者；著名的米洛斯对话中出现的雅典人同样也是不知名的使者。(25)这些演说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可能出自修昔底德的想象和杜撰，不可能完全真实。(26)但对我们的问题来说，这一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修昔底德以及古代希腊的读者相信，使者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当狄开奥波里斯准备干扰公民大会关于战争的讨论时，他所想到的办法是“要求吵闹、来打岔、来痛骂那些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他们只谈别的，不谈和平”。(27)
必须承认，能够证明公元前5世纪中期以前雅典政治家同时是演说家的资料相当少，不过并非完全无迹可循。地米斯托克利可能是一个非常擅长演说的将军。在希罗多德笔下，他曾经多次舌战希腊众将，成功地贯彻了自己的战略意图。虽然希罗多德不像修昔底德那样对演说有兴趣，但仍然记录了几段。当希腊人准备撤离撒拉米斯前往科林斯地峡时，正是地米斯托克利的演说，使希腊舰队留了下来。在遭到阿德曼托斯攻击时，“地米斯托克利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德曼托斯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200艘满载乘员的舰只，那雅典人就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领土。”(28)关于演说的详情，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但应当是非常有力的，因为海军统帅、斯巴达国王优利比亚德斯以及其他希腊将领终于同意留在撒拉米斯了。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一样，在《历史》中，也出现了不少没有姓名的雅典演说家，他们有的是使者，有的则被笼统地称为雅典人。而他们的演说才能看来并不在地米斯托克利之下，不仅能够把道理阐述清楚，而且能够引经据典，颇有雄辩家的风采。(29)从这些情况看，当时雅典人中具有演说能力者可能不在少数。
由地米斯托克利上推，我们会看到公元前6世纪雅典的政治家如克里斯提尼、庇西特拉图和梭伦等人。可惜对于克里斯提尼争取雅典民众的演说，史传无书。但既然他的改革是在得到雅典民众支持下进行的，而且很可能由公民大会通过相关决议，所以，他很可能发表过相关演说。关于庇西特拉图，我们也没有他的演说词，不过亚里士多德提到，为解除雅典公民的武装，他曾经在提修斯庙举行公民大会，故意把说话的声音放低，而且“尽量花费时间，发表演说”，同时让自己的属下将公民的武器搜集起来，锁到了提修斯庙中。(30)从这个事实看，庇西特拉图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讲可能是经常的事情。梭伦是否可归入演说家存在疑问。公元前4世纪不少雅典人都把梭伦作为民主政治之父，一个优秀的演说家。(31)西塞罗似乎认为，梭伦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32)为鼓动重开争夺撒拉米斯岛的战争，梭伦曾经佯装疯癫，在广场上朗诵自己的诗歌，从而促使雅典人废除了不合理的法律，重开对麦加拉的战争。据说这首诗的标题就是《撒拉米斯》，有100节，估计有一定长度。当然，这些诗歌可能是他事先创作好的，但无论如何，他是在广场上向公民背诵的，可以认为他是在发表演说。(33)在完成对雅典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后，许多人对梭伦表示不满，他仍然选择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改革目标和意图。(34)这些当众口述的诗歌可视为诗歌体演说。
演说术并不是民主派政治家的专长，那些反对民主政治的人不仅擅长演说，而且是真正的煽动家。安提芬在公元前411年推翻民主政治的政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据修昔底德，“他是当时最能干的雅典人之一……有最能表达自己思想的辩才……民主政治恢复之后，设立法庭来审判‘四百人’的行为的时候，安提芬本人被控告，有帮助建立这个政府的罪行，因而受审判，有生命危险的时候，他的答辩词是自古到我这个时代最好的一篇答辩词。”另一个参与政变、后来成为三十僭主之一的特拉门尼“是一个有辩才、有计划的人”。(35)其他参与公元前411年政变的寡头分子，从修昔底德的行文看，也有善于演讲者，并且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即使是废除民主政治的提议，首先也是在公民大会上讨论通过的。(36)
上述事实表明，至少自梭伦以来，雅典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演说家。演说家的产生与发展，比我们所谓的激进民主要早得多，而演说家也不都是拥护民主政治的。修昔底德对雅典政治决策的描述，可以说是关于演说的政治功能的经典表述。在批评雅典人试图改变有关密提林问题的决议时，他借克里昂之口说，雅典人“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作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只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看见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你们每个人的愿望是自己能够演说，如果你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次最好的就是利用下面的方法来和那些能够演说的人竞赛。……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像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37)修昔底德这段话批评的是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政治，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就演说在政治中的作用而言，对于梭伦以后的雅典政治，它大体适用。(38)因此，把演说家视为激进民主的产物，进而把演说家称为煽动家或者蛊惑家，宣称他们导致了雅典政治的混乱和衰落，于史无据。如果要到雅典历史上去寻找那些摇唇鼓舌的煽动家，发动公元前411年政变和在斯巴达扶植下建立起来的三十寡头，可以归入此列。
演说家并不都是雅典人
检阅史籍，我们发现在其他城邦，同样也是演说家在倡导各种政策。我们仍采取追溯的方式，简单罗列非雅典演说家的名单以说明问题。公元前4世纪中期底比斯最著名的军事家厄帕米农达可能就是个有名的演说家。奈波斯说他作为使者，在阿卡地亚人的集会上挫败了雅典使者、同时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演说家卡利斯特拉图斯。在斯巴达，他作为使者在盟国代表大会上发言，攻击斯巴达人的专制，“其演说的感染力就像琉克特拉战役一样动摇了他们（即斯巴达人）的影响。”(39)色诺芬的《远征记》所记录的是公元前4世纪初万名希腊雇佣兵从两河流域北部返回希腊的经历。因为是雇佣兵，成员来自希腊不同地区，最能反映希腊城邦的一般情况。雇佣兵将领中最初有拉西第梦人克利尔库斯、叙拉古人索西斯、阿卡狄亚人阿基亚斯等。如果色诺芬的记载可信，则号称希腊言辞最简洁的斯巴达人克利尔库斯就很有表演和演说天赋，把本不愿追随居鲁士向苏萨进军的雇佣兵说服了。(40)在雇佣兵将领被波斯诱杀、他们重新选举领袖时，不少人发表了演讲，其中既有雅典人色诺芬，还有斯巴达人克里索甫斯、国籍不明的阿波罗尼德斯、斯腾法利亚人阿加西亚、伊利斯人希罗尼穆斯、奥科美纳斯人克里安诺等。(41)这些城邦显然不都实行民主政治，但在色诺芬看来，所有希腊人都具有演说才能。
在修昔底德笔下，先后发表过不同类型演说的共有55人次，其中雅典人的演说仅占21人次，不足全部演说的40%，也就是说，修昔底德保留下来的演说词，大部分并不出自雅典人之口。和雅典的情况一样，这些演说家中除一部分知名人物如叙拉古人赫尔莫克拉特斯外，相当大一部分根本没有姓名，仅有底比斯人、科林斯人、普拉提亚人等非常模糊的称呼。因此，他们可能是一般公民。值得注意的是，向来以拙于言辞著称的斯巴达人，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像在色诺芬笔下一样，非常善于发表演讲。先后出现在修昔底德笔下的斯巴达演说家有老成持重的国王阿基达马斯、急于宣战的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老奸巨猾的伯拉西达。伯拉西达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既非国王，亦非监察官或长老，不过是个普通的公民。但他的演说能力可谓一流。在卡尔息狄斯的战斗中，重要城邦如安菲波里斯等，实际上是靠他的花言巧语、而不是武力攻陷的。(42)另外一些城邦如科西拉、米洛斯等的使者与代表，也无不巧舌如簧，演说很具煽动性。确实，修昔底德说过，他所记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有些是听别人转述的，还有些是他认为那些人在那个场合应当说的，也就是说，至少部分演说词是他自己杜撰的。(43)但无论这些演说词的真实性如何，修昔底德认为人们会相信，而且把自己的观点借这些人之口说出，说明演说在当时确是普遍现象。在希腊人看来，历史的主要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实际说了什么，其次是弄清人们所说所做的成败之因，“好的建议意味着成功的政策，读者可由此学习。因此，演说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根本。”(44)流风所及，修昔底德以后的历史学家，纷纷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入大量演说词，其中绝大部分是杜撰。演说词的存在，成了希腊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45)连悲剧作家欧里庇德斯，也让他的剧中人长篇大论，犹如演说家。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公元前5世纪那些来到雅典的智者中，绝大多数不是雅典人。希庇亚斯来自伊利斯；高尔吉亚来自西西里；普罗太戈拉来自阿布德拉；阿那克萨哥拉来自克拉佐美尼。(46)柏拉图笔下出现的其他智者，大多也不是雅典公民。虽然他们自己的祖国未必实行民主政治，但他们在雅典主要是教授演说术，而且是政治演说术。高尔吉亚对演说术的定义是：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集团”。(47)由此观之，我们似乎可以说，演说技术，在当时只能是政治演说技术的成熟，最初可能不是在雅典，而是在其他城邦。(48)
希罗多德以及更早的作家所提供的资料，证明我们的看法不无道理。在斯巴达人于公元前6世纪末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做长篇发言，从本国的历史谈到僭主政治的可恶，要求斯巴达人不要对希腊政治进行革新，不要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其他城邦的代表随后发言，反对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由于伯罗奔尼撒同盟大小城邦至少几十个，那么这些人的发言，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就国家对外政策发表演讲，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议事演说。米利都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也曾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发言，说服雅典人同意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的起义。他在演说中“谈到了亚细亚的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是很容易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49)虽然希罗多德没有把他的演说词保留下来，但篇幅应相当长，很有鼓动性，否则他也无法说服此前少有海外作战经验的雅典人同意派兵。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希罗多德仅把特该亚人的演说记录了下来。这篇演说虽然篇幅不大，但从古代的传说，一直说到他们最近的勇敢，以证明他们完全有资格占据阵线的一翼。(50)可以肯定，在希腊联军中，由于经常需要讨论军事和政治战略问题，发表演说是联军会议上的经常现象。
城邦政治需要演说家
芬利曾经指出，在分析雅典政治时，有四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它是直接民主；空间的狭小性；公民大会是这一制度的王冠，拥有做出决议的权力；公民大会是几千人的露天集会，其心理和行动原则都与近代的内阁或者代议制议会不同。此外，政治家缺少现代意义的政党的支持，其主张是否被接受取决于他能否通过演说取得足够的支持。(51)芬利主要是从雅典的情况立论。但在我们看来，他的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整个希腊世界。空间的狭小性乃公认事实，可置而不论。
首先，几乎所有的希腊城邦，都实行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体制。虽然在个别地区，如中希腊的比奥提亚、希腊化时代的埃托利亚和阿凯亚同盟中，可能存在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政府，在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那样的超城邦联合中，也有某些代议制的因子。(52)但总体上说，希腊城邦的政治体制是直接参与式的，即全体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开性和民主性。由于斯巴达历来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典型和领袖，因此我们以斯巴达为例，说明希腊城邦制度中的民主因素以及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
在讨论斯巴达政治制度时，亚里士多德倾向于认为，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混合型的。在谈到斯巴达的民主因素时，亚里士多德只提到监察官，没有涉及公民大会。(53)而斯巴达最古老的政治文献瑞特拉中，只表示人民有集会和表决权，不能提出议案，似乎也不能修改，只能就长老的意见进行表决。普鲁塔克还提到，为防止人民通过增减字句的办法对决议进行修改，国王波吕多罗斯和提奥庞普斯给瑞特拉增加了一条：公民大会如果通过歪曲的决议，长老和国王可以休会，(54)实际上是不批准公民大会的决议。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人暴动时，米利都使节直接晋见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在决定是否援助米利都过程中，一直是国王克列奥美涅斯出面，并在没有咨询任何机构的情况下，他把米利都使节打发走。于是有了希罗多德的名言：“看来，真好像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梦的克列奥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55)公元前479年，监察官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决定派出军队前往中希腊与波斯人作战。(56)所有这一切给人的印象是斯巴达的政制为地道的寡头政制。民主因素、至少是公民大会可有可无。
可是，仔细分析历史遗留的资料，也许会让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可能是根据公元前4世纪的情况做出的。当时斯巴达公民队伍已瓦解，富有阶层崛起，其政治制度中的寡头因素显然有所增强。公元前4世纪前期到中期国王亚偈西劳的强势地位，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但在整个古典时代，斯巴达制度中的民主因素绝不容忽视。从斯巴达制度的整体设计来说，如芬利指出的，公民的相互平等是其理想之一。(57)斯巴达公民自称平等者，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尽管在历史上，斯巴达制度的理想和实际之间存在众多的不协调，但不能因此完全否定理想的存在及其影响。斯巴达的官制反映了公民集体的主权地位。虽然国王是世袭的，但国王有两个，相互制约，限制了他们的专权。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只有在离开本国作战时国王才拥有全权。(58)长老会诚然是终身制，但他们和监察官一样，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为了当选，他们必须争取公民的好感，“参选的人必须四处奔走游说”，让注重才德的亚里士多德感到很不满意。(59)监察官则是任何公民均可当选，而且每年5人，一年一任，亚里士多德明确将其视为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在批评斯巴达选举制度时，亚里士多德还提到，由于对财产资格不加限制，不少贫穷者当选监察官，导致他们接受贿赂，(60)反映确实有穷人当选监察官。
其次，斯巴达政体中代表寡头和君主制的因素，可能有意无意地被夸大了。刘易斯的研究表明，国王的地位并不稳定，被罚款、放逐，乃至被剥夺王位者，代不乏人，其数量可能比遭到处罚的雅典将军还要多。从公元前480—前432年，阿吉亚家族成年国王在位的时间不超过15年，优里庞提德家族国王的作用也不明显。(61)在系统考察过公元前6—前4世纪斯巴达国王的政治作为后，安德鲁斯强调，在有文献可考的范围内，绝大多数国王实际没有发挥过多少政治影响。作为给公民大会准备议案的长老会，确实可能会拒绝把某些问题提交给公民大会，但公民大会的决议遭到长老会和国王否决的事情，在有关文献记载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由长老会单独做出的重要决定，在斯巴达历史上难得一见。(62)
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有的城邦没有平民的地位，没有公民大会，只有一些偶然的集会，诉讼案件由各部门的官员分别审理，例如在斯巴达，监察官审理契约方面的讼案，在他们内部又有分工，而长老负责审理杀人案，其他案件由其他官员分别审理。”(63)有些时候，斯巴达的长老和国王可能根本不将有关问题提交公民大会讨论。但是，像在荷马社会一样，如果上层内部不能达成一致，则事情必须提交公民大会。由于斯巴达制度的设计，国王、长老、监察官之间矛盾重重，许多重要问题，至少是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需要提交到公民大会上讨论。(64)至于公民大会的自由程度，似乎也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低。公元前432年有关是否向雅典宣战的大会，修昔底德根本没有提到长老会的任何活动。国王阿基达马斯要求斯巴达人谨慎的演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公民投票的取向。(65)斯巴达人援助叙拉古、入侵雅典和设防狄凯利亚的决定，可能也是在阿克比阿德斯发表演讲后，由公民大会临时做出的。(66)“监察官和其他行政长官虽然准备派遣代表到叙拉古去，阻止叙拉古人和雅典人妥协，但是不愿意给予任何军事援助。”(67)但在阿克比阿德斯演说后，斯巴达人“决心设防狄凯利亚和马上派遣军队往西西里去”。(68)克列奥美涅斯确实拒绝了米利都使节，但我们往往忘记了克列奥美涅斯当时所说的话，“如果你说你要把拉凯戴梦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3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69)也就是说，克列奥美涅斯认为，斯巴达人肯定不会批准对波斯战争的动议，所以提前代表斯巴达人把米利都使节打发走。同样，波斯派到雅典的使节，也是在议事会被雅典人拒绝的。(70)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认定，雅典公民大会的作用无足轻重。
第四，斯巴达的政治文化强调服从，用普鲁塔克的话说，“吕库古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像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近乎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身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71)因此，芬利怀疑那些一向在战场和生活中纪律严明、以服从为天职的士兵，到公民大会的会场时，是否会改变自己服从上司的习惯，行使作为公民的权利。(72)但公元前418年对国王阿吉斯的处置证明，斯巴达人是能够把两种角色区别对待的。作为士兵，斯巴达人服从了阿吉斯撤军回国的命令。但在回国后，斯巴达人决心追究阿吉斯战争指挥失当的责任，“他们不像平常那样的镇静，这次被情感冲动了，打算把阿吉斯的房屋拆毁，并处以一万德拉克玛的罚款……斯巴达人毕竟没有科他以罚款，也没有拆毁他的房屋，但是当时大家制定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法律，规定推选10名斯巴达公民做他的军事顾问，阿吉斯没有得到这些军事顾问的同意而率领军队离开斯巴达城，是非法的。”(73)
最后，斯巴达是一个城邦，而且是一个重视口碑的城邦。公民舆论的压力，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虽然亚偈西劳操纵了对福伊比达斯和斯福德里亚斯的审判，但两案同时表明，在斯巴达，强势如亚偈西劳，也不能不考虑公民的感情。(74)毫无疑问，斯巴达不是雅典，斯巴达政治制度的原则，也与雅典存在重大的差别。我们强调的是，作为一个城邦，斯巴达制度中有一定的民主成分，表现了希腊城邦政治的一个基本特点，“城邦不论是哪种类型，它的最高治权一定寄托于‘公民团体’，公民团体实际上就是城邦制度。”(75)
由直接参与所导致的另一个特征，是希腊城邦缺少近代意义的政党和政府，公民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古代希腊确实存在许多名目的官职，而且绝大多数城邦有议事会，但几乎所有的官职都是集体职务，而且以一年一任者居多。雅典是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斯巴达也不例外，其国王由两人担任，而且权力平等；长老会28人（不包括两名国王），监察官5人。对其他城邦的情况，我们资料有限。但它们显示，从原则上说，都是任期有限制和职务集体制，少有一人专任或独裁现象发生。与集体职务并行的，是官职任期的短暂。一般来说，官职任期为一年，而且不能连选连任（只有将军和国库官等极少数需要专业知识的官职例外；斯巴达的国王和长老是另一个例外）。即使是这些任期有限的官员，也处在公民大会不同程度的监督之下，缺少独立行动的权利。所以，一个希望自己的建议变成法律或者政策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说服他人接受自己提议的能力。然后，是使公民大会通过自己的建议，而且是当天做出决定。因为雅典是民主政治的典型，学者往往以雅典史实为证。不过，以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程度而论，雅典是个极端的例子，不一定能反映所有希腊城邦的实际，而且已经得到芬利等比较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着重探讨其他希腊城邦公民大会的情况。由于斯巴达常被视为寡头政治的典型，我们仍以斯巴达为重点加以说明。
如前所述，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具有相当权威，(76)其议事程序和雅典并无不同。它同样由主持会议者事先提出问题，然后相关人士发表演说，提出各种不同方案，最后由公民大会表决通过。典型的例子是公元前432年决定向雅典宣战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斯巴达人好像并无定见，也不曾有任何预先准备好的议案提交。伯罗奔尼撒同盟各国的代表首先发言，控告雅典的侵略。接着雅典使节发言，阐述雅典建立和维持帝国的理由。随后斯巴达人进行讨论，国王阿基达马斯发言，要求斯巴达人谨慎从事。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简短的发言，鼓吹战争，并且直接把宣战问题提交公民大会表决。为明确区分人数的多少，监察官改变了呼声表决的方式，而要斯巴达人分作主张宣战和反对宣战的两部分，“大多数的人认为和约是已经被破坏了。”(77)于是斯巴达人再将同盟国的代表请进会场，宣布他们的决定。
从以上资料看，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同样是通过会场上的辩论阐述政策，而且即使是向雅典宣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所不同者，可能是在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上，普通公民发言的机会较少，至少历史没有留下斯巴达普通人发表演说的资料。以修昔底德而言，这是他的写作风格使然，因为即使在雅典，如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中，他也只让克里昂和狄奥多托斯两个人发言，实际发言的可能要多得多。所以，在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会上，发言的可能也不止国王和监察官。修昔底德告诉我们，在盟国代表退席后，“他们自己（即斯巴达人）讨论当前的形势。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个结论——即雅典既已实行侵略，应当马上宣战。”(78)也就是说，斯巴达人中存在明显的意见分歧，虽然多数人主战，但反对战争的人并不是没有，而且这些意见在公民大会上也都得到了表达。只是在经过国王阿基达马斯和监察官斯特尼拉伊达发言后，公民大会才进行表决。在表决中，仍有不少人反对宣战。准此而论，斯巴达人公民大会上的讨论应当具有相当的自由度。这就不难理解，以说话简洁著称的斯巴达人，居然产生了伯拉西达之类的演说家。
在其他城邦，我们也看到公民大会就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做出决议。当伯拉西达进攻卡尔息狄斯各邦时，阿坎修斯等城邦之所以倒向斯巴达一边，斯巴达的武力固然起了作用，伯拉西达的演讲对公民大会的影响具有更大的意义。在对待斯巴达人问题上，阿坎修斯人明显分成两派，最后阿坎修斯人“允许伯拉西达进城，出席公民大会”。(79)伯拉西达演讲完毕后，“阿坎修斯人经过双方面发言讨论之后，举行秘密投票。一部分因为他们受了伯拉西达演说的影响，一部分因为他们担心他们郊外的果实，大部分人都赞成叛离雅典。”(80)在安菲波里斯，只有在大多数人觉得应该接受斯巴达人时，城邦才和伯拉西达签订了协议。(81)
希腊城邦政治上的这种特性，在它们发布的铭文上有所表现。罗德斯在研究过希腊城邦公布的国家法令后指出，“在一个国家中，公民大会一般是拥有最终决策权的机关（也许在雅典那样的城邦中，要服从法庭的权力，如果它裁定一个决议非法）。”(82)从希腊国家发布的这些命令看，大多数城邦的公民大会有定期集会的制度，虽然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在不同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城邦为鼓励公民参与公民大会，实行了给出席者以津贴的制度。议事会提交给公民大会的法令草案，有些显然是在公民大会经过激烈辩论后才通过的，一部分法令明显经过重要的修正。(83)这表明，雅典之外希腊城邦的民主程度，可能比我们过去认为的要大得多。
城邦的集体参与制度、公民大会的主权地位和议事机制，决定了城邦政治的公开性。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所有问题，势必首先在一定范围内讨论，然后再提交给公民大会，所以，政治家几乎必然同时是演说家。作为民主政治的典范，雅典公民大会的权威是众所周知的。在其他希腊城邦，每月举行一次公民大会是惯例。有些城邦可能为四次，最少者，每年也有两次。(84)在任何一个阶段，都涉及公开辩论。一个希望获得影响或者保持影响的政治家，必须不断发表演说。当有关问题被提交到公民大会后，他必须走上前来，提出恰当的建议，努力说服公民大会通过他的议案。由于无论问题大小，当天必须做出决定，所以要求政治家不能有任何犹豫，必须当时做出反应。同时，在一个几千甚至上万人的集会上，他的演说还需要有充分的吸引力。否则，他可能当场被反对派或者公民轰下台来。(85)在荷马社会那样原始的或者主要由贵族控制的城邦中，虽然人民大会没有正式的辩论，演说者也很少向人民呼吁和寻求支持，甚至没有正式的表决，但“与会的民众能够即使不是表达意见，但至少可以对贵族们提出的观点做出反应；在选择支持两者之一的同时，他们可以改变国王的决定，或甚至反对这些决定”。(86)所以，希腊城邦的政治家，不仅必然是演说家，而且是反应迅速的演说家。(87)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德摩斯提尼为提升自己的演说能力，面对咆哮的大海练习演说。同样，在法庭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需要把自己的意见用口头演说表达出来。于是，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我们看到那个希望学习的老者说，“我要学习说话。”(88)无论是政治，还是生活，都需要演说的技术。(89)
在希腊人的邦际交往中，演说也是一门必不可少的技术。首先，有关和战的重大问题，不是个别官员或者机构决定、而由公民大会表决。因此，使者面对的是有关城邦的公民大会。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科林斯和科西拉的使者为争取雅典的支持，先后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在斯巴达人决定是否向雅典宣战的公民大会上，雅典、科林斯等邦的使者，纷纷向斯巴达人阐述政策，希望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拙于言辞的斯巴达人，为向雅典求和，也不能不向雅典公民大会提出自己的主张。(90)由于希腊诸邦之间的敌友关系变更频繁，在相关国家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机会也相当多。可惜除修昔底德外，古典作家保存下来的此类演说数量不大。
邦际交往需要演说的另一个场合，是城邦联盟的大会。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两个最著名的城邦联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中，都存在由加盟各国代表参加的同盟大会，事关全同盟的大事，主要是宣战和媾和方面的问题，要在同盟大会上讨论。(91)为说服其他盟友接受自己的建议，代表也需要发表演说。公元前6世纪末，斯巴达打算在雅典重树僭主政治。当有关建议被提交给同盟大会时，科林斯代表索克列斯做了长篇发言，让斯巴达人的计划流产。(92)伯罗奔尼撒同盟对雅典的宣战，也经过了同盟代表大会。关于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的代表大会，我们不清楚其具体的组织，但一般认为接近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修昔底德明确提到，“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上，同盟代表大会也在这地方的神庙中举行。领导权是属于雅典的，但是同盟者是原来独立的国家，它们在代表大会中通过它们的决议。”(93)也就是说，至少在存在初期，同盟需要举行代表大会。此外，在以德尔斐为中心的近邻同盟以及其他类似的同盟中，可能也都有这样的代表大会存在。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可以想像，演说必然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邦际交往需要演说的第三个场合，是不同城邦临时召开的大会。公元前425年，西西里的城邦为防止外来干涉，召开了全岛城邦的大会。据修昔底德，“在西西里，首先是卡马林那人和机拉人商定了一个休战和约。后来其他西西里各城邦的代表们都在机拉集合，讨论各城邦是否可以和解的问题。代表们发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处理的各项问题，都提出了他们的控诉和要求。”(94)最后是叙拉古人的发言得到通过。不过，在整个古典时代，希腊人这样召开的会议为数不多，至少我们不清楚具体的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希波战争期间，参与抵抗波斯的希腊同盟经常开会商讨对策。从希罗多德的记载看，出兵腾皮和温泉关、在萨拉米斯与波斯决战，都经过同盟大会的讨论。(95)甚至到希腊化时代后期，希腊人仍保存了举行全体大会讨论问题的习惯。(96)虽然到那时候，希腊人即使面对罗马这个共同敌人的威胁，也已经不可能联合起来了。
口述社会与演说行世
上述事实表明，城邦的政治体制和邦际交往的需要是演说在希腊得以发展最为重要的原因。不过，在古代世界，演说并不是纯粹的希腊现象。希腊的近邻罗马的演说也相当发达，西塞罗、恺撒无疑是鼎鼎大名的演说家。虽然其中有希腊人影响罗马人的因素，但根据西塞罗的论述，在罗马与希腊大规模接触之前，罗马的演说已经产生。“在我们的国家，人们研究其他各种学科也从来没有像研究演说术那样认真。确实的，在确立了对各个民族的统治权，长时期的和平保证了安宁之后，几乎没有哪一个渴望获得荣誉的青年不认为应该以巨大的热情研究演说术。”(97)而在西塞罗《论演说家》中出现的那些讨论演说性质与技术的人物，有些并不是第一流的政治家。(98)作为一个城邦，罗马的政治生活中包含着许多民主成分。到共和国后期，民主成分甚至占优势。(99)因此，演说在罗马共和国的流行，也许可以为希腊城邦的情况提供某些辅助证据。但从塔西佗的记载看，帝国时代，罗马的演说传统继续保持，上至皇帝，下到元老，掌握演说技术的大有人在。(100)
古代希腊罗马究竟还只是个口述社会。不可否认的是，在古代希腊，书面文献发挥着相当大作用。各种不同类型铭文的传世、官方和私人文书的流传、陶片放逐法的实行、成文法典的颁布以及希腊雇佣兵在埃及的涂鸦，暗示整个希腊世界的普通人具有相对较高的识字率。但是古希腊人在利用书面文献方面存在多种限制。由于缺乏印刷技术，所有的文献，要么是刻在石头和金属上，要么抄写在莎草纸上（羊皮纸可能是公元前3世纪的发明）。前者耗时而费力，一般来说是国家法令、私人墓志铭等重要文件。后者的原料来自埃及，价格不菲，非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公元前5世纪，雅典开始有图书出口到黑海地区。(10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雅典已经成为书面文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因为到公元前5世纪后期，“书籍虽非不为人所知，但仍然稀少，只属于欧里庇德斯那样‘好书’的人物。”(102)此外，对书面文献的利用也存在多种限制，如果雅典人希望查找有关文献，要么去国家档案库，要么到文献所在的现场，要么查找有关书籍。但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与此相适应，在从事政治或者诉讼活动时，一般人也没有利用书面文献的习惯。书面文献的稀少及其使用上的限制，也让希腊社会难以变成一个纯粹依赖书面记载的社会。其他文化不那么发展的城邦，在利用文献上的限制更多。
在这样的社会中，口传文化显然占有重要地位。以雅典社会而论，它的口传特征贯穿于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文学作品大多属于口传性质，公元前5世纪以前少有作品写成定本，因此许多作品完全失传。有些作品传了下来，但极不完整，因为极少有人会费心把一篇作品全部背诵下来，并不间断地传给后人，直到它被完整地记录下来。学校教育、哲学教导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口头传授。柏拉图笔下的智者，大多是口头传授自己的知识。苏格拉底出场时，没有一次手中拿着书籍或者书面讲稿，而总是进行口头交谈。在《法律篇》中，有关政体优劣及理想政体的讨论，是在路途中进行的。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口头辩论。从决议在议事会提出，经过公民大会上的辩论，到最后形成决议，几乎都是口头进行。(103)在公民大会上，当需要有人提出建议时，希望发言的人问的是：“有人讲过话没有？”而传令官的回答则是：“有谁要讲话？”(104)只有在正式决议通过后，才会勒石公布。相应地，希腊人对书面证据的态度也表现了口传社会的特征：重口头证据而轻视文本证据。仍以文化水平最高的雅典为例。长期以来，雅典缺少作为官方标准的国家档案馆。有关国家的各种信息，贮存在演说家们的大脑中。所以，苏格拉底考问格劳孔有关雅典国家的财政、防务知识时，是随口提出的。(105)公元前5世纪以前，书面证据甚至不被采信。商人之间签订书面契约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的现象。即使到那时，仍需要口头证人宣誓作保。(106)在法庭诉讼中，证人即使事先写好了讼书，也需要像是临时发表那样现场背诵；而有关的证据，包括引用法律条文，也都不是展示文本，而由秘书口头宣读。
总体上看，希腊人始终认为，写成书面的东西，最多也就是个记忆的帮手，不能成为唯一的，甚至是主要的记忆手段。(107)于是，演说就登场了。
注释：
①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in M. I. Finely(ed.), 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74, pp. 1-18.哈丁也指出，在雅典，“虽然可以肯定，只有少数演员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但绝大多数政治家必须是好的演员，他们必须选择一种角色，创造一种形象。”而雅典演说家为诋毁对手而散布的假话、谎话，也是其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有力地支持了芬利的看法。见P. Harding,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 Phoenix, vol. 41, 1987, p. 36.
②W. Robert Connor, The New Politician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 pp. 134-136.
③芬利的论文最初发表于《过去与现在》上，除收入他主编的《古代社会研究》，还出现在他的名作《古代与近现代民主》增订版中，并出现在几乎所有关于雅典民主政治著作的参考文献中（M. I. Finley,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此点承黄洋教授指出，特此致谢）。而康纳的著作，在1971年初次出版后似乎就产生了重大影响，1992年又由哈克特公司出版，多次重印，反映了它受欢迎的程度。
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所说的最后一种民主政体，可能就是伯里克利以后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亚里士多德笔下，这种政体完全抛弃法制，以群众的决议取代法律的权威，而群众又受到平民领袖的左右，根本不能算是一种政体。近代学者虽努力为伯里克利以后的雅典民主正名，但他们或者如琼斯那样强调此后民主政治的温和性和中产阶级特征；或者如奥斯瓦尔德和汉森那样，强调法律的权威。但他们大多仍承认，伯里克利以后的民主政治，是某种程度的激进民主。见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8-130页；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 C.,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A. H. M. Jones, Athenian Democrac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7; 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M. Ostwald, From Popular Sovereignty to the Sovereignty of Law, Berkeley &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⑤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页；范明生：《柏拉图哲学述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⑥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⑦杜平：《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8-160页。
⑧Homer, The Iliad, Ⅸ, 443,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⑨Liddell, Scott & Jone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0, p. 1570; 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5.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第771页关于ρητωρ的第一个释义是：“演说家，〔雅典〕（尤指）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政治家”，充分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⑩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567页。
(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151页。
(1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92页。
(13)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8-414页。
(14)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一、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8、16-17、19页。
(15)Demosthenes, On the Embassy, 18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Demosthenes, vol. Ⅱ,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99, p. 363.
(16)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pp.1-18.
(17)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 107.
(18)郭小凌：《古希腊的民主和共和制度》，载施治生、郭方主编：《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90-191页。
(19)蒋保：《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复旦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9页。
(20)汉森推测，在一个确定的时期，政治上活跃的人物可能不过12个甚至更少。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前 322年，他们的数量不超过100个。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 144.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9-215页。
(22)Isocrates, Panathenaicu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Ⅱ, London: William Helnemann Ltd., 1929, p. 525.
(23)如特斯皮乌斯、吕萨尼阿斯等，均为文献中几乎不曾出现过的人物，但两人对同一个提案提出了修正意见，并且被接受，其中特斯皮乌斯的修正案还相当长。而要说服公民大会接受他的建议，所说的话应当更多，我们有理由把它视为一篇演说。见J. K. Davies, Democracy and Classical Gree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6-69.
(24)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05页。
(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1-57、413-420页。值得注意的还有，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中，腊肠贩为击败帕弗拉工、争取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支持，同样利用了演说。而且像其他演说家一样，采取的是讨好公民大会的方式。见《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5页以下。
(26)关于这一点的争论颇多，其中某些演说无疑是真正发表过的，但对演说词行文风格、逻辑结构以及内容的分析表明，有些内容肯定是虚构的。见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4-35页；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5-72.
(27)阿里斯托芬：《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第41页。
(28)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82-583页。
(29)例如出使斯巴达请求其派兵的雅典使者、普拉提亚战役中争夺军队一翼的统帅权时，发言的都是不知名的雅典人。见希罗多德：《历史》，第624、634-635页。
(30)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8-19页。
(31)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p. 106-107.
(32)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33)在古典时代的演说中，理想状态是临时的口头演说，但有部分演说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参见Mogens Herman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pp. 141-145.
(3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14-16页；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73页。后来的雅典人在法庭诉讼中，同样也是事先写好控告词或者答辩词，再在法庭上背诵，不过装作临时演说。如果我们承认法庭演说是演说，那就没有必要否认梭伦的诗歌是某种形式的演说。
(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09-610页。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07-609页。
(3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6页。
(38)梭伦改革的基本措施，就是提高公民大会的地位，赋予它各种重要权力。而前述庇西特拉图在公民大会发表演说的事例也说明，梭伦以后，雅典政治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公民大会。见Charles Hignett, 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Century B. C., pp. 96-98; Victor Ehrenberg, From Solon to Socrates,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68, pp. 65-66.
(39)奈波斯：《外族名将传》，刘君玲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40)色诺芬：《远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9-10页。在与波斯将领蒂萨弗尼谈判时，克利尔库斯同样表现出了一定的说服能力。不过那是在少数人的场合，不属公共演讲。
(41)色诺芬：《远征记》，第63-67页。
(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31-350页。
(43)参见Simon Hornblower, Thucydides, pp. 45-72.
(44)Frank W. Walbank, Selected Papers: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243.
(45)Frank W. Walbank, Selected Papers, Studies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p. 242-261.
(46)Robert W. Wallace, "The Sophists in Athens," in Deborah Boedeker and Kurt A. Raaflaub(eds.), Democracy, Empire, and the Arts in Fifth-Century Athe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03-222.
(47)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1卷，第326页。
(48)西塞罗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演说技术首先出现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其最早的创造者乃替西亚斯和科拉克斯。转引自George A. Kennedy, A New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1.
(49)希罗多德：《历史》，第391页。
(50)希罗多德：《历史》，第633-634页。
(51)M. I. Finley, "Athenian Demagogues," pp. 9-10.
(52)J. A. O. Larsen,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pp. 47-105.
(5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47、61页。
(54)普鲁塔克：《吕库古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93-94页。
(55)希罗多德：《历史》，第391页。
(56)希罗多德：《历史》，第625-626页。
(57)M. I. Finley, "Sparta," in M. I. Finley,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0, pp 161-177.
(58)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105页。
(59)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61页。
(60)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60页。
(61)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Leiden: E. J. Brill, 1977, pp. 43-44.
(62)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in E. Badian (ed.), Ancient Society and Institutions: Studies Presented to Victor Ehrenberg's 75[th] Birthda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6, pp. 3-5.
(63)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第75页。
(64)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 49.
(65)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pp. 1-18; Davi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p. 27-40.
(66)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p. 37-38.
(6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6页。
(6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90页。
(69)希罗多德：《历史》，第366页。
(70)希罗多德：《历史》，第623页。
(71)普鲁塔克：《吕库古传》，《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117页。
(72)M. I. Finley, "Sparta," p. 170.
(7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00页。
(74)A. Andrewes, "The Government of Classical Sparta," pp. 16-17.
(7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9页。
(76)D. M. Lewis, Sparta and Persia, pp. 37-49.
(7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2页。
(7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7页。
(7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7-319、336-337、342页。
(8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19页。
(8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31-332页。
(82)P. J. Rhodes with D. M. Lewis, The Decrees of the Greek Stat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p. 502.
(83)在那些实行联邦制的地区，如比奥提亚等，有联盟全体公民出席的大会。给出席公民大会以津贴的有伊阿索斯、罗德斯等。士麦尔纳等地的法令表明，有些决议是在经过辩论、修改后，在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有关讨论见P. J. Rhodes with D. M. Lewis, The Decrees of the Greek States, pp. 503-513.
(84)P. J. Rhodes with D. M. Lewis, The Decrees of the Greek States, p. 503.
(85)P. Harding, “Rhetoric and Politics in Fourth-Century Athens.”西塞罗讨论演说技巧时，多次谈到演说家要注意听众的反应。虽然他主要从罗马的情况立论，而且讨论的主要是司法演说，但无疑具有与希腊演说相同的特征。事实上，无论是民主派的政治家，还是寡头派的煽动者，在演说时都不可能不考虑公民的感受。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第87、157、295页。
(86)克琳娜·库蕾：《古希腊的交流》，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87)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76- 83.
(88)阿里斯托芬：《云》，罗念生译，《罗念生全集》第4卷，第164页。不过罗念生把“说话”译成“逻辑”。事实上在希腊语中，logos不仅有逻辑之意，更多的是“话语”的意思。
(89)对演说家在城邦政治中的具体作用，奥贝尔以雅典为例进行了分析，大体包括五个方面：表达人民潜在的愿望、反映人民的主张；出现意见分歧时，提出经过精心思考的建议供人民选择；在人民面临危险时保护人民；赞美和批评人民，特别是批评人民的错误；危机时充任领袖。其他城邦的演说家作用可能不如雅典那样明显，但基本的职能应无太大区别。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罗列，参见Josia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p. 314-323.
(90)参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6-35、47-57、386-38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订立盟约或者条约时，修昔底德都提到，使者出席了公民大会，向公民大会阐述他们的建议。
(91)关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组织结构，参看J. A. O. Larse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loponnesian League," Classical Philology, ⅩⅩⅧ, 1933, pp. 257-276，ⅩⅪⅩ, 1934, pp. 1-19；关于提洛同盟的组织，参看R.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pp. 42-49.
(92)希罗多德：《历史》，第384-390页。
(9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68页。
(9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300页。
(95)参见P. A. Brunt,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and Thou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47-74.
(96)马其顿的腓力五世为说服希腊人向埃托利亚人宣战，于公元前220年举行全体希腊国家大会。见威廉·弗格逊：《希腊帝国主义》，晏绍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30-131页。
(97)西塞罗：《论演说家》，第10-11页。
(98)如主要发言人克拉苏斯、恺撒（并非共和国末期的独裁者恺撒）、科塔等，虽然很有影响，但他们对罗马政治的影响，显然在当时的格拉古兄弟、马略等人之下。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第17-21页。
(99)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的特点，人们一般认为罗马名义上是混合政体，实际上是贵族掌握政权。但米拉 80年代以来先后发表的四篇论文对此提出了疑问。见Fergus Millar, Rome, the Greek World and the East, vol. I,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2, pp. 85-182.
(100)如皇帝克劳狄和他的大臣维提里乌斯，都是不错的演说家，塔西佗记录了他们各自的一篇演说。见塔西佗：《编年史》，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38-340、355页。
(101)N. G. L. Hammond & H. H. Scullard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73.
(102)Rosalind Thomas,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 p. 19.
(103)蒋保：《演说术与雅典民主政治》，第17-23页。
(104)在阿里斯托芬和欧里庇德斯所描写的公民大会中，演说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欧里庇德斯还把平等的发言权视为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之一。见《罗念生全集》第4卷，第41页；欧里庇德斯：《欧里庇德斯悲剧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215页。
(10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第104-110页。
(106)Rosalind Thomas, 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 pp. 35-42.
(107)Rosalind Thomas, Literacy and Orality in Ancient Greece, pp. 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