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对殖民时期印度史的再认识
林承节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6年5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林承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关 键 词】印度/殖民统治/民族主义运动/现代化进程
在印度的历史长河中，殖民统治时期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因为它作为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还特别因为这段时期是印度有史以来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从经济结构到政治体制，从教育制度到社会观念，可以说，一切都开始了大变化。这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印度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被打断，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模式转换。在新的方向下，发展速度相对加快但却出现了严重畸形，这是殖民统治造成的结果。殖民统治既是剧变的推动者(另一个动力是印度人自己)，也是印度实现正常转变的严重阻挠者。是觉醒了的印度人民用自己团结的力量搬掉这块绊脚石，把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夺回来，才为印度实现正常的充分的转变敞开了大门。
我国学术界近年来重视研究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特别是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发表的著述不少，这是非常好的事。不过，对殖民时期历史的研究也不应忽视，事实上，可以说对殖民时期的印度不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今日印度的变化。
笔者对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曾集中一段时间专门进行研究。近年来，在着重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史的同时，仍然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殖民时期历史研究的新进展。研究独立后的历史也促使我不断“向后看”，探讨今日印度诸种历史现象(正面的和负面的)的源头，特别是与殖民统治的关系。在不断地思索中，觉得对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有了比以前深入一点的认识。笔者认为，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以下几个重点是必须把握住的。现不揣浅陋，写出来就教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殖民统治的双重历史使命及其影响
殖民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海外延伸，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必然产物。殖民统治和剥削是为殖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不同时期的殖民政策，后者反映了前者的不同需要。当然，对殖民国家来说，无论什么阶段什么样的殖民政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和压制人民的反抗。殖民侵略和掠夺不仅遇到被侵略民族的强烈抵抗，而且，东方国家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是横亘在其掠夺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不触动这种结构的情况下实行原始积累式的暴力掠夺，但这种结构却与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国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需要不相容。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改变其现有结构，创造适合资本主义榨取的结构和物质条件。殖民主义者这样做完全是受自己的卑鄙私利的驱使，但只要这样做，客观上就不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起破坏作用，而且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提出了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 这一精辟论断为学术界全面正确地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钥匙。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如果说，殖民统治的最初岁月是以血腥的赤裸裸的表层掠夺为标志，其建设性作用还模糊不清，那么，19世纪30年代殖民政策进入新阶段后，其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都逐渐明朗；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两者的显现更加突出。但殖民统治者对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使命的完成都不彻底，一般说都是在进行一定阶段后半途止步。这同样是由其卑鄙私利决定的。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它需要谋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有封建势力的支持，为此就需要自觉地与旧势力妥协，人为地保留某些旧的制度与结构；而说到建设性使命，殖民统治者虽然不得不实行，却绝不愿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真正出现一个新社会。道理很明显：如果是那样，也就宣告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剥削时代的终结。
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行为总的来看就呈现出这样的鲜明的矛盾性。它在自觉地实现破坏性使命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实现着建设性使命；它必须实现双重使命，却又设置壁障，使两者都不能彻底实现。具体表现为：殖民统治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却又人为地保持了部分分裂状态(土邦)；它摧毁了印度的自然经济和村社，却顽固地维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它把印度和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促进了印度商品经济发展，却不给印度自主的平等的贸易权力，而是把它置于依附于英国的地位；它把大工业移植到印度，却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加快了印度经济的发展频率，却以发展畸形和财富无穷无尽的外流作为代价；它把政治民主制传到这个国度，却只是用作专制和高压统治的装饰物；它以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者自居，却傲然高踞于印度人民头上，颐指气使；它为了统治这个国家不得不重视对它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却鄙视印度传统文明，企图瓦解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心理根基；它为了庞大的殖民统治机器和商业机构的运转不得不兴办近代学校，却要通过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它在行政管理上、教育体制上实行世俗主义，却为了对抗民族运动竭力挑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凡此种种，都清楚地反映了殖民统治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是殖民主义的影子，在有殖民统治的地方无处不在，但两者对比如此鲜明，可说是英国统治印度的特色。英国是西方殖民国家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先充分发展的国家，为了实现剥削目的，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其殖民地，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对它至关重要的殖民地实行较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造。破和立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破不立，立中又有破。所以英国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最深，相应地采取的建设性措施也较多。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社会观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畸形)，都在前进，有的甚至是跳跃式的前进。了解这一点是研究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史必须首先把握的关键。
殖民统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讲起殖民统治的历史，凡有爱国心的人对其罪恶没有人不感到义愤填膺。人们不愿讲，甚至有的人根本不承认其统治有建设性作用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感情代替不了冷静的理论分析。历史研究是讲辩证法的，资本主义发展包括殖民扩张和统治都有其内在的辩证法，都受辩证法支配。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如果不能辩证地进行客观分析，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我们的认识就会出现严重的偏颇。
二、关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碰撞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文明碰撞时有一段名言，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消灭了印度文明”②。这段话总的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说到英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实际情况远比马克思讲的要复杂。英国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较之印度的以畜力为代表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先进，后者在英国商品进军和投资浪潮中逐渐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英国的政治体制都较印度封建的体制和思想先进，从近代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倾慕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政体，追求在印度采用、实行、推广，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奠基于自然经济之上，当自然经济的根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动摇后，当职业多样化和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后，种姓制度受到冲击，日益被削弱，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问题涉及思想、文化、宗教层面，情况就复杂得多。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强烈、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印度教以其历史的悠久、曾有过的辉煌和宗教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打下了极深刻的烙印，是他们的精神动力源泉，也是他们的骄傲、自信的所在。英国统治者自以为基督教较印度教先进，决定在印度设置大主教区，通过大力传教，使印度基督教化。他们满以为印度教徒会闻风响应，蜂拥皈依。然而出乎其意料，遇到的却是印度教徒的顽强抗拒。印度教先进知识分子指出，印度教虽有自己的缺陷，但其宗教哲学中包括有丰富的积极的思想内容，直到近世仍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而且对西方知识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思想宝藏印度人民十分珍视，怎么可能丢弃而都去接受一种陌生的新思想。至于宗教信仰，更不是能轻易改变的。不同信仰是在不同土壤上成长壮大的，东西方的宗教只有神学体系的不同，宗教习俗的不同，并没有宗教本身的优劣之分。何况在广大印度教徒看来，政府大力鼓励传播基督教意味着要把对印度人民的压迫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要从文化心理上铲除印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当然是他们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尽管多方宣传，印度教徒改崇基督教者为数寥寥。改宗者的情况也多种多样：有少数受西方教育产生了新看法的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改宗，一些印度教贱民和低级种姓是为摆脱印度教的种姓压迫而改宗，东北地区一些部落首领是受到利诱或收买率整个部落改宗。他们虽然信仰了新宗教，但多数人并未完全断绝原来受到的印度教影响，而是把新旧因素融合在一起。绝大多数印度教徒对基督教的抗拒坚决而强烈，认为英国统治者是印度教的亵渎者，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原因配合下，不惜以大起义来反抗亵渎者。英国统治者出于无奈只好放弃把印度基督教化的打算，承认现状，致使基督教的传播始终被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至于殖民者传播的西方世俗价值观念和艺术观，其进步的内容被印度知识分子吸收，有些内容因与印度教宗教观念不符被排斥。至于个人至上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则遭到甘地的断然拒绝。结果，在思想、文化、宗教领域，印度虽然有变革，但传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下来。作为先进文明代表者的英国统治者尽管竭尽全力要“消灭”印度文明，但是只能起到冲击、破坏和影响的作用，“消灭”印度文明是不可能做到的。马克思所说的先进征服者会消灭落后文明的规律在运用中需要区别对象，具体分析。
三、关于印度先进分子顺应潮流的自我改变
英国统治者满以为通过实行西方教育，可以把印度一代代年轻人塑造成数典忘祖、崇拜西方一切的洋奴。然而，他们的这个目的只能说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达到了。和他们的设想相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却促进了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反思。对比西方先进思想，他们看到了印度的落后，并认识到印度教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神学思想的僵化是造成印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殖民统治的沉重压力，有远见的思想家率先变革观念，摈弃夜郎自大和故步自封的守旧态度，勇敢地站起来暴露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弊端，倡导改革，并大力开展宣传，振聋发聩，唤起民魂。他们迈出这勇敢的第一步时曾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并未退却。正是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开创了印度人发愤图强，学习先进，把自身改革与摆脱落后、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
兰姆·莫罕·罗易是印度改革的先驱。到了20世纪，倡导印度自我完善并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旗手是圣雄甘地。正是甘地的谆谆教导和身体力行，让全民都认识到印度人自己和印度社会存在的弊端，唤醒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到提高思想境界，改革社会弊端，增强社会和睦的自身建设活动中来，把它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甘地在改变印度人的精神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正像后来尼赫鲁常常说的，正是甘地使印度人民昂起了头，丢掉了恐惧，敢于与压迫者和自身的弊端斗争，满怀信心地追逐光明，为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我国学术界以往在研究印度近代史时，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民族运动先驱们总是过于苛求，用挑剔的眼光去发现他们的不足，对其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下每迈出一步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缺乏认识。今天看来，这就像是用成年人的尺度来要求正在不屈不挠地学习走路的幼儿，责难他们步伐不够健壮。这样评价民族运动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驱实在是不公允的。没有他们迈出稚嫩的第一步，何来日后的国家的独立和光辉灿烂！
四、关于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和独特的斗争道路
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印度与中国国情相近，很早就成立了印度共产党，为什么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会被国大党牢牢地掌握？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前提就错了，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国大党手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和中国国情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不同的一面。印度是英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最发展、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剥削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工业资本剥削阶段，80—90年代后更进入金融资本剥削阶段，这就在印度较早地造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民族资本的力量在工业企业领域达到了几乎可以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的程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殖民政权和英国资本家的联合排斥和打压，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一直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之一。国大党虽是各个阶层的大联盟，其政治方向是谋求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它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国大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甘地领导时已发展成遍及全国的组织网络，有最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参加，这使党不能不承诺考虑下层群众的利益。国大党内有以尼赫鲁和国大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翼，他们适应下层群众的强烈要求，不断推动国大党前进，提出越来越激进的经济纲领，这就使国大党对下层群众的吸引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增强。具备了这些条件，有哪个党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它的领导地位？国大党掌握领导权不是偶然的，是由印度的国情、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特点决定的。
印度独立运动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特道路，这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以往有一种强烈的否定倾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己不革命也不准群众革命的典型表现，还认为既然不是武装斗争，也就根本算不上革命，只是争取实现某些改良要求而已。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是拿中国革命的框子套印度，不顾印度的实际而作出的纯粹的主观臆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国大党面对英国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一筹莫展的时候，甘地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解决了国大党的策略危机，他也被国大党接受为领导人。甘地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提出的不合作策略也是从其思想体系出发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把非暴力当作原则，相信英国统治者可以用爱感化，不容许运动中有暴力发生。甘地的思想体系国大党并不接受，但认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可取。这种策略能最充分地发动群众，是直接行动的策略，有强大的打击力量，而在实行时可伸可缩，便于灵活控制。国大党并不认为非暴力是原则，而认为是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印度的现实状况下较为切实可行的策略；并不认为英国统治者可以感化，而认为通过运动的强大压力可以迫使它让步。这样，国大党就不是从甘地的思想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政治的策略出发接受和解释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也就是说，甘地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变成了国大党修订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名称依旧，指导思想则迥然有别。国大党正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授权甘地领导不合作运动，并在实践中力求削弱甘地出于其思想体系为运动设置的种种限制。例如甘地以发生了暴力事件为由中止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开展前，国大党领导人就强烈要求他做出保证，不再因出现暴力斗争而中止运动，甘地不得不同意。运动开展后，在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浦尔出现了武装起义，甘地果然没有因此中止运动。不合作运动吸引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参加，形成了印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波浪式前进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广大群众包括妇女不畏高压，前仆后继，表现了高昂的政治热情。正是一次次不合作运动的剧烈冲击，加上一定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的配合，使英国统治者最终不得不交出政权。事实表明，不合作运动是在印度条件下可行的斗争道路，是一场非暴力方式的革命。对其不但不能否定，相反，还必须承认，创造这条新的斗争道路是甘地、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
五、关于殖民统治下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谈到印度现代化，不少人认为殖民统治下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启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是从独立后开始的。这种认识不但理论上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对印度的剥削特权，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然而，它为了实现剥削目的，就必须创造实现剥削的物质、技术条件和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造；为了压制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也必须把殖民主义专制政体贴上民主制的羽毛。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统治的建设性使命，它是不能不这样做的。而只要它开始了这个进程(19世纪中期开始，20世纪前半期进一步扩展)，即建筑铁路、敷设电报线、建立现代企业、实现农业商品化、推广近代教育、实行世俗政策、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因素等，那也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印度现代化的启动也是印度人自己积极主张、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印度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政体是国大党自成立以来就提出的奋斗目标。当殖民统治者还在争论应在印度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时，印度的改革先驱们就率先建立了实行近代教育的印度学院和艾尔芬斯敦学院，对殖民当局最后选择实行西方教育起了推动作用。印度大工业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同时开始创办的。建立印度立法会议则是印度国大党成立前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就提出的要求，大起义的爆发促使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可见，是印度人和殖民统治者一起拉开了现代化进程的帷幕。而且，与殖民统治者的被动的态度不同，印度人对实行现代化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他们才是印度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政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英国统治者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英国人并不愿使印度真正现代化，所以殖民统治下的现代化进展只能是有限的，而且要付出更多财富被英国人掠走的沉重代价。
了解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发展对了解今日印度至关重要。独立50多年来，印度的建设大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中有许多就是殖民统治留下的负资产。除了经济落后畸形和人民极端贫困这些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因素外，还有不少隐性流毒，其危害之深广比表面上能看到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例如被殖民统治者培育、煽动和利用的教派主义，在导致了印巴分治和边境双向大逃亡的悲剧后，是否就偃旗息鼓了？没有。其毒素已深入损害了整个社会肌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教派冲突至今仍不断爆发，而且很多政党都竞相打宗教牌的原因。不了解英国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是怎样恶毒，就不能理解教派主义何以在今日还会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今日印度的大厦是在殖民统治留下的地基上建设的，不了解印度在殖民统治下经济的落后和畸形，不了解下层群众是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参加独立斗争的，不了解国大党和下层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就很难理解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执政时何以做出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选择，他所确定的发展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都与此有关。同样，不了解殖民压迫的残酷和民族斗争的艰难也就不能理解今日印度民族主义感情的强烈和民族凝聚力的牢固。为了深刻地了解今天，预察未来，深入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弄清殖民统治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对了解整个殖民主义史和世界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印度的宗主国是世界最典型发展最充分的老牌殖民帝国，而印度是它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每个阶段的殖民政策都完整地在这里实行，这里是它的实验场，每个阶段殖民政策的结果都表现得最为充分。印度的民族运动在亚洲开展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过程跌宕起伏，内容丰富多彩，在亚洲和世界史上都有很大影响。印度也是亚洲最早挣脱殖民枷锁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也就是研究世界殖民主义史、世界殖民地经济社会发展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一个典型个案，对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都会有非常有益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6年5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林承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1
| 【内容提要】 | 受政治因素影响，我国学界对印度近代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一些问题。研究印度不是从印度的实际出发，而是拿中国革命作为标尺套印度。方法论不正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少是扭曲的，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对近代史认识偏颇也直接影响着对印度现代史的研究。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开始得到扭转。然而，扭转并不是都很到位了，而且旧的认识破除后，建立新的认识是更艰巨的任务。本文是作者的点滴体会。 |
我国学术界近年来重视研究印度独立后的历史，特别是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发表的著述不少，这是非常好的事。不过，对殖民时期历史的研究也不应忽视，事实上，可以说对殖民时期的印度不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今日印度的变化。
笔者对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曾集中一段时间专门进行研究。近年来，在着重研究独立后的印度史的同时，仍然关注国内外学术界对殖民时期历史研究的新进展。研究独立后的历史也促使我不断“向后看”，探讨今日印度诸种历史现象(正面的和负面的)的源头，特别是与殖民统治的关系。在不断地思索中，觉得对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有了比以前深入一点的认识。笔者认为，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以下几个重点是必须把握住的。现不揣浅陋，写出来就教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殖民统治的双重历史使命及其影响
殖民侵略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海外延伸，是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必然产物。殖民统治和剥削是为殖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服务的，殖民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不同时期的殖民政策，后者反映了前者的不同需要。当然，对殖民国家来说，无论什么阶段什么样的殖民政策，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和压制人民的反抗。殖民侵略和掠夺不仅遇到被侵略民族的强烈抵抗，而且，东方国家固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是横亘在其掠夺道路上的严重障碍。殖民主义者可以在不触动这种结构的情况下实行原始积累式的暴力掠夺，但这种结构却与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国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需要不相容。为适应这种需要，就必须改变其现有结构，创造适合资本主义榨取的结构和物质条件。殖民主义者这样做完全是受自己的卑鄙私利的驱使，但只要这样做，客观上就不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现有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起破坏作用，而且为这些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奠定物质基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1853年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文中，提出了殖民统治具有双重使命的著名论断。他写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① 这一精辟论断为学术界全面正确地评价殖民主义的历史作用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钥匙。
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如果说，殖民统治的最初岁月是以血腥的赤裸裸的表层掠夺为标志，其建设性作用还模糊不清，那么，19世纪30年代殖民政策进入新阶段后，其破坏性和建设性双重使命都逐渐明朗；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两者的显现更加突出。但殖民统治者对破坏性和建设性两个使命的完成都不彻底，一般说都是在进行一定阶段后半途止步。这同样是由其卑鄙私利决定的。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它需要谋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有封建势力的支持，为此就需要自觉地与旧势力妥协，人为地保留某些旧的制度与结构；而说到建设性使命，殖民统治者虽然不得不实行，却绝不愿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真正出现一个新社会。道理很明显：如果是那样，也就宣告了他们为所欲为的剥削时代的终结。
英国统治者在印度的行为总的来看就呈现出这样的鲜明的矛盾性。它在自觉地实现破坏性使命的同时却不自觉地实现着建设性使命；它必须实现双重使命，却又设置壁障，使两者都不能彻底实现。具体表现为：殖民统治实现了印度的政治统一，却又人为地保持了部分分裂状态(土邦)；它摧毁了印度的自然经济和村社，却顽固地维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它把印度和正在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起来，促进了印度商品经济发展，却不给印度自主的平等的贸易权力，而是把它置于依附于英国的地位；它把大工业移植到印度，却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它加快了印度经济的发展频率，却以发展畸形和财富无穷无尽的外流作为代价；它把政治民主制传到这个国度，却只是用作专制和高压统治的装饰物；它以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传播者自居，却傲然高踞于印度人民头上，颐指气使；它为了统治这个国家不得不重视对它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却鄙视印度传统文明，企图瓦解印度民族自豪感的心理根基；它为了庞大的殖民统治机器和商业机构的运转不得不兴办近代学校，却要通过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它在行政管理上、教育体制上实行世俗主义，却为了对抗民族运动竭力挑动宗教冲突，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凡此种种，都清楚地反映了殖民统治固有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是殖民主义的影子，在有殖民统治的地方无处不在，但两者对比如此鲜明，可说是英国统治印度的特色。英国是西方殖民国家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最先充分发展的国家，为了实现剥削目的，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其殖民地，特别是在像印度这样对它至关重要的殖民地实行较深入的社会经济改造。破和立是联系在一起的，不破不立，立中又有破。所以英国统治对印度传统社会经济破坏程度最深，相应地采取的建设性措施也较多。印度在英国统治下，无论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还是教育制度、社会观念，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尽管畸形)，都在前进，有的甚至是跳跃式的前进。了解这一点是研究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史必须首先把握的关键。
殖民统治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讲起殖民统治的历史，凡有爱国心的人对其罪恶没有人不感到义愤填膺。人们不愿讲，甚至有的人根本不承认其统治有建设性作用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感情代替不了冷静的理论分析。历史研究是讲辩证法的，资本主义发展包括殖民扩张和统治都有其内在的辩证法，都受辩证法支配。今天我们研究历史如果不能辩证地进行客观分析，我们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我们的认识就会出现严重的偏颇。
二、关于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的碰撞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谈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文明碰撞时有一段名言，即“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不列颠人是第一批发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响不了他们”，反而是他们“消灭了印度文明”②。这段话总的精神无疑是正确的，但说到英国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实际情况远比马克思讲的要复杂。英国的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较之印度的以畜力为代表的生产力和自然经济先进，后者在英国商品进军和投资浪潮中逐渐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英国的教育制度和内容、英国的政治体制都较印度封建的体制和思想先进，从近代学校出来的知识分子倾慕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和民主政体，追求在印度采用、实行、推广，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奠基于自然经济之上，当自然经济的根基因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动摇后，当职业多样化和人口大量流向城市成为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后，种姓制度受到冲击，日益被削弱，这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但当问题涉及思想、文化、宗教层面，情况就复杂得多。印度是一个宗教意识强烈、文化积淀深厚的文明古国。印度教以其历史的悠久、曾有过的辉煌和宗教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的紧密结合，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上打下了极深刻的烙印，是他们的精神动力源泉，也是他们的骄傲、自信的所在。英国统治者自以为基督教较印度教先进，决定在印度设置大主教区，通过大力传教，使印度基督教化。他们满以为印度教徒会闻风响应，蜂拥皈依。然而出乎其意料，遇到的却是印度教徒的顽强抗拒。印度教先进知识分子指出，印度教虽有自己的缺陷，但其宗教哲学中包括有丰富的积极的思想内容，直到近世仍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起指导作用，而且对西方知识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思想宝藏印度人民十分珍视，怎么可能丢弃而都去接受一种陌生的新思想。至于宗教信仰，更不是能轻易改变的。不同信仰是在不同土壤上成长壮大的，东西方的宗教只有神学体系的不同，宗教习俗的不同，并没有宗教本身的优劣之分。何况在广大印度教徒看来，政府大力鼓励传播基督教意味着要把对印度人民的压迫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要从文化心理上铲除印度人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当然是他们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尽管多方宣传，印度教徒改崇基督教者为数寥寥。改宗者的情况也多种多样：有少数受西方教育产生了新看法的知识分子是自觉地改宗，一些印度教贱民和低级种姓是为摆脱印度教的种姓压迫而改宗，东北地区一些部落首领是受到利诱或收买率整个部落改宗。他们虽然信仰了新宗教，但多数人并未完全断绝原来受到的印度教影响，而是把新旧因素融合在一起。绝大多数印度教徒对基督教的抗拒坚决而强烈，认为英国统治者是印度教的亵渎者，在一定的经济政治原因配合下，不惜以大起义来反抗亵渎者。英国统治者出于无奈只好放弃把印度基督教化的打算，承认现状，致使基督教的传播始终被局限在少数人范围内。至于殖民者传播的西方世俗价值观念和艺术观，其进步的内容被印度知识分子吸收，有些内容因与印度教宗教观念不符被排斥。至于个人至上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则遭到甘地的断然拒绝。结果，在思想、文化、宗教领域，印度虽然有变革，但传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下来。作为先进文明代表者的英国统治者尽管竭尽全力要“消灭”印度文明，但是只能起到冲击、破坏和影响的作用，“消灭”印度文明是不可能做到的。马克思所说的先进征服者会消灭落后文明的规律在运用中需要区别对象，具体分析。
三、关于印度先进分子顺应潮流的自我改变
英国统治者满以为通过实行西方教育，可以把印度一代代年轻人塑造成数典忘祖、崇拜西方一切的洋奴。然而，他们的这个目的只能说是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达到了。和他们的设想相反，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学了西方的进步思想却促进了他们对印度社会的反思。对比西方先进思想，他们看到了印度的落后，并认识到印度教存在的种种弊端及其神学思想的僵化是造成印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面对殖民统治的沉重压力，有远见的思想家率先变革观念，摈弃夜郎自大和故步自封的守旧态度，勇敢地站起来暴露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弊端，倡导改革，并大力开展宣传，振聋发聩，唤起民魂。他们迈出这勇敢的第一步时曾遇到极大的阻力，但并未退却。正是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开创了印度人发愤图强，学习先进，把自身改革与摆脱落后、摆脱殖民压迫的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
兰姆·莫罕·罗易是印度改革的先驱。到了20世纪，倡导印度自我完善并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旗手是圣雄甘地。正是甘地的谆谆教导和身体力行，让全民都认识到印度人自己和印度社会存在的弊端，唤醒了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到提高思想境界，改革社会弊端，增强社会和睦的自身建设活动中来，把它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和强有力的精神支柱。甘地在改变印度人的精神素质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正像后来尼赫鲁常常说的，正是甘地使印度人民昂起了头，丢掉了恐惧，敢于与压迫者和自身的弊端斗争，满怀信心地追逐光明，为创造自己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我国学术界以往在研究印度近代史时，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民族运动先驱们总是过于苛求，用挑剔的眼光去发现他们的不足，对其在当时的艰难环境下每迈出一步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缺乏认识。今天看来，这就像是用成年人的尺度来要求正在不屈不挠地学习走路的幼儿，责难他们步伐不够健壮。这样评价民族运动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先驱实在是不公允的。没有他们迈出稚嫩的第一步，何来日后的国家的独立和光辉灿烂！
四、关于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和独特的斗争道路
人们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印度与中国国情相近，很早就成立了印度共产党，为什么民族运动的领导权会被国大党牢牢地掌握？其实，提出这样的问题前提就错了，印度民族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国大党手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和中国国情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很大不同的一面。印度是英国这个当时世界经济最发展、政治制度最先进的国家的殖民地，英国的殖民剥削19世纪30年代就进入了工业资本剥削阶段，80—90年代后更进入金融资本剥削阶段，这就在印度较早地造成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民族资本的力量在工业企业领域达到了几乎可以与英国资本分庭抗礼的程度。民族资本的发展一直受到殖民政权和英国资本家的联合排斥和打压，这就使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一直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成为革命的推动力之一。国大党虽是各个阶层的大联盟，其政治方向是谋求印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因而它主要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国大党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甘地领导时已发展成遍及全国的组织网络，有最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工人参加，这使党不能不承诺考虑下层群众的利益。国大党内有以尼赫鲁和国大社会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翼，他们适应下层群众的强烈要求，不断推动国大党前进，提出越来越激进的经济纲领，这就使国大党对下层群众的吸引力不断得到巩固和增强。具备了这些条件，有哪个党有足够的力量挑战它的领导地位？国大党掌握领导权不是偶然的，是由印度的国情、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国大党的特点决定的。
印度独立运动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独特道路，这一直引起人们的争论。我国学术界以往有一种强烈的否定倾向，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己不革命也不准群众革命的典型表现，还认为既然不是武装斗争，也就根本算不上革命，只是争取实现某些改良要求而已。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是拿中国革命的框子套印度，不顾印度的实际而作出的纯粹的主观臆断。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国大党面对英国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一筹莫展的时候，甘地提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解决了国大党的策略危机，他也被国大党接受为领导人。甘地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他提出的不合作策略也是从其思想体系出发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把非暴力当作原则，相信英国统治者可以用爱感化，不容许运动中有暴力发生。甘地的思想体系国大党并不接受，但认为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可取。这种策略能最充分地发动群众，是直接行动的策略，有强大的打击力量，而在实行时可伸可缩，便于灵活控制。国大党并不认为非暴力是原则，而认为是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印度的现实状况下较为切实可行的策略；并不认为英国统治者可以感化，而认为通过运动的强大压力可以迫使它让步。这样，国大党就不是从甘地的思想体系出发而是从现实政治的策略出发接受和解释非暴力不合作策略，也就是说，甘地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变成了国大党修订版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名称依旧，指导思想则迥然有别。国大党正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授权甘地领导不合作运动，并在实践中力求削弱甘地出于其思想体系为运动设置的种种限制。例如甘地以发生了暴力事件为由中止了第一次不合作运动，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开展前，国大党领导人就强烈要求他做出保证，不再因出现暴力斗争而中止运动，甘地不得不同意。运动开展后，在吉大港、白沙瓦和绍拉浦尔出现了武装起义，甘地果然没有因此中止运动。不合作运动吸引越来越广泛的群众参加，形成了印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波浪式前进的群众性政治斗争。广大群众包括妇女不畏高压，前仆后继，表现了高昂的政治热情。正是一次次不合作运动的剧烈冲击，加上一定的国际和国内条件的配合，使英国统治者最终不得不交出政权。事实表明，不合作运动是在印度条件下可行的斗争道路，是一场非暴力方式的革命。对其不但不能否定，相反，还必须承认，创造这条新的斗争道路是甘地、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对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
五、关于殖民统治下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谈到印度现代化，不少人认为殖民统治下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启动，印度的现代化进程是从独立后开始的。这种认识不但理论上不正确，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对印度的剥削特权，是不希望印度成为现代化国家的，然而，它为了实现剥削目的，就必须创造实现剥削的物质、技术条件和进行相应的结构改造；为了压制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也必须把殖民主义专制政体贴上民主制的羽毛。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殖民统治的建设性使命，它是不能不这样做的。而只要它开始了这个进程(19世纪中期开始，20世纪前半期进一步扩展)，即建筑铁路、敷设电报线、建立现代企业、实现农业商品化、推广近代教育、实行世俗政策、引进议会民主制的因素等，那也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印度现代化的启动也是印度人自己积极主张、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在印度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政体是国大党自成立以来就提出的奋斗目标。当殖民统治者还在争论应在印度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政策时，印度的改革先驱们就率先建立了实行近代教育的印度学院和艾尔芬斯敦学院，对殖民当局最后选择实行西方教育起了推动作用。印度大工业是英国人和印度人同时开始创办的。建立印度立法会议则是印度国大党成立前地区性民族主义组织就提出的要求，大起义的爆发促使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可见，是印度人和殖民统治者一起拉开了现代化进程的帷幕。而且，与殖民统治者的被动的态度不同，印度人对实行现代化的态度是积极主动的，他们才是印度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当然，政权掌握在英国人手里，英国统治者的态度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而英国人并不愿使印度真正现代化，所以殖民统治下的现代化进展只能是有限的，而且要付出更多财富被英国人掠走的沉重代价。
了解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发展对了解今日印度至关重要。独立50多年来，印度的建设大业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也遇到了重重困难。这些困难中有许多就是殖民统治留下的负资产。除了经济落后畸形和人民极端贫困这些表面上可以看到的因素外，还有不少隐性流毒，其危害之深广比表面上能看到的不知要强多少倍。例如被殖民统治者培育、煽动和利用的教派主义，在导致了印巴分治和边境双向大逃亡的悲剧后，是否就偃旗息鼓了？没有。其毒素已深入损害了整个社会肌体，这就是为什么在印度教派冲突至今仍不断爆发，而且很多政党都竞相打宗教牌的原因。不了解英国统治者的分而治之政策是怎样恶毒，就不能理解教派主义何以在今日还会有如此强大的爆发力。今日印度的大厦是在殖民统治留下的地基上建设的，不了解印度在殖民统治下经济的落后和畸形，不了解下层群众是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参加独立斗争的，不了解国大党和下层群众是什么样的关系，就很难理解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执政时何以做出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选择，他所确定的发展道路、体制和发展战略都与此有关。同样，不了解殖民压迫的残酷和民族斗争的艰难也就不能理解今日印度民族主义感情的强烈和民族凝聚力的牢固。为了深刻地了解今天，预察未来，深入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历史，弄清殖民统治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对了解整个殖民主义史和世界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印度的宗主国是世界最典型发展最充分的老牌殖民帝国，而印度是它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殖民地。英国每个阶段的殖民政策都完整地在这里实行，这里是它的实验场，每个阶段殖民政策的结果都表现得最为充分。印度的民族运动在亚洲开展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过程跌宕起伏，内容丰富多彩，在亚洲和世界史上都有很大影响。印度也是亚洲最早挣脱殖民枷锁获得解放的殖民地。研究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也就是研究世界殖民主义史、世界殖民地经济社会发展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的一个典型个案，对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特别是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等都会有非常有益的启示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