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对法政策
刘作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6年6期第130～135页
【作者简介】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5
【关 键 词】欧洲均势/英法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英国为维持欧洲大陆均势而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国对法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法主要是在西线联合作战。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在1912年曾作过明确的阐述：我们的政策并不复杂，即不被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束缚我们的手脚，要独立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评判，继续与法俄保持密切的关系。这些是和平的最佳保证。与此同时，与德国保持完美的友好关系，准备与之友善地讨论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①。可见，英国对法外交遵循的是传统的“孤立”政策，以寻求更大的利益和斡旋空间。其最终目标是作为欧洲大陆的协调者来控制欧洲大陆国家的均势。英国的这种外交立场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当1914年7月底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交战状态一触即发时，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仍旧没有改变对欧洲大陆传统“孤立”政策的论调，他说：“很高兴，看起来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任何军事冲突的旁观者的理由。”②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对这种论调也给予最大的支持。1914年6月11日他对下议院作出保证：“英国没有法定义务要加入法、俄这一边作战：若欧洲列强间发生战事，没有任何公开的协定，可限制或妨碍政府或国会决定英国是否应参战的自由。”③ 7月31日，他对同事坦诚地说：“没有一种正式的联盟，英国就不会受到法国对俄国担负的忠诚义务那种相同的义务的束缚。”④ 他主张，在危机发生的早期不加入任何一边，可令英国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或许有助于英国介入协调解决战争⑤，保持欧洲大陆均衡状况。而在格雷讲话的同一天，德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在德俄之间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此后，法国和德国于8月1日几乎同时进行总动员。法国答复德国的最后通牒说：它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⑥。德国驻法大使冯·舍恩于8月3日向法国总理维维亚尼递交了本国的宣战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国盟友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还坚持说：“我们没有任何给法国或俄国提供陆军或海军帮助的义务……虽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与法国所确立的关系和亲密友谊。”⑦
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并执行施里芬计划，入侵比利时。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参战呢？英国介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援助法国，同时也是为了控制法国。因为如果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让法国和俄国在对德战争中获胜，法国有可能成为欧洲大陆另一霸权国家，在未来可能造成一种在英国和胜利的国家(暗指法国)之间对抗的局面⑧。如果法国战败，也将再度重复战前英国与德国对抗的局面，英国从中也不会获得任何好处。丘吉尔直言不讳地道出其中的缘由：“只有英国(的干预)能够恢复平衡，能保卫世界的公正。不管其他任何的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指法比等国)。”⑨ 这样，英国要与法国合作参加欧战的真正动机是“欧洲均势”在作怪：英国联合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反对另一个霸权国家的传统此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⑩。
二、均势政策使英国并未与法国全力合作
由于英国的上述意图注定了它在战争初期的立场：要扶持法国打败德国，但为了战后的均势，它还必须在战争中通过法德交战来适当削弱法国的力量。因此它虽援助法国，但采取有限援助的态度，以政治声援法国为主，将自己的主要力量龟缩在英伦各隅，把保卫本国的安全放在第一位(11)。这一点从英国派往大陆支援法国的军队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只有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的英国远征军代表的仅仅是象征性的参加援助法国的陆地战争。这支派往法国的远征军连法国陆军的一支集团军的一半的数量都不到(12)。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英法两国军队联络的法国联络官胡格特(General Huguet)抱怨说：“英国想要尽可能地减少本国军队的伤亡，而让法国以大量的伤亡来赢得战争。”(13)
更为严重的是，在战争爆发后英国竟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联合指挥作战的想法。由此看出，英国对于与法合作作战并没有诚意。英方后来的联络官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回忆说：“在1915年战斗激烈进行时，英国的军队在距离法国军队1公里以内区域作战。两国军队的分界线被严格地维持着，甚至在接触点上也不混在一起。”(14) 连战时海军大臣丘吉尔也在1915年6月承认英国没有认真与法国协同作战，这被人们认定是导致1915年几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15)。
英国也逐渐意识到缺乏协调必然会导致英法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1914年9月在西线作战的弗兰奇就抱怨说：“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我们损失惨重。”(1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争头9个月，法国实际上认为英国远征军在听从他们的总司令霞飞的命令。事实上，弗兰奇命令将不遵从任何他国将领的命令(17)。鉴于这种情况，英法双方分别派遣了专门的联络官来进行指挥协调，英国派出的联络官是斯皮尔斯，法国派出的联络官是胡格特。但是，这种接触对于促成两国间谅解和协同作战的作用有限。由于职权所限，联络官很少有能力确保双方军队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正如斯皮尔斯所解释的：“我们可以安排协调一些细节问题，但是我们无法与每个部门进行沟通，因为双方许多部门并不将战争计划拿出来供对方参考，我们更无法弄清双方最高指挥部的基本想法和以后的战争设想。”(18)
在西线，法军总司令霞飞因指挥不利被迫于1916年12月12日下台。他的下台直接引发了法国对英国援助的不满。法国政府认为：当法国已承担战争主要压力时，他们早期的努力正在被英国忘却。他们正全力以赴与德国作战，而他们的盟友英国却越来越多地提出各种要求和权利。在商谈一些战争合作问题时，英国总试图出最小的力，而尽量消除法国在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
三、英国对法政策向真诚合作方面转变
随着战争后期局势的发展，英国意识到，如果一味采取有限援助法国的政策，战争颓势不会得到缓解。如果它不全身心地奉行对欧洲大陆的作战义务，协约国不可能取得对德国战争的胜利，而英国也无法达到消除德国霸权，维护欧洲均势的目的。
1917年，由于战局迟迟没有进展，英国明显觉察到法国军队的厌战情绪，而且法国国内政局开始不稳，法国的联合内阁内部要求与同盟国缔结和平条约以走出战争困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也由于4月美国参战，英国控制法国的能力进一步受到威胁。因此，维持现存的法国政府的稳定成为英国战时外交的关键目标，英国担心新更替的法国政府会时刻准备直接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进而损害英国的参战初衷。
法国参战时，它的政府是在维维亚尼的温和左派政府领导下。在全国掀起参战热潮时，内阁扩大成所有党派的“神圣联合体”。然而，1917年春夏间的失败使这个联合内阁四分五裂。以卡约(Joseph Caillaux)为首的激进派坚持不同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联合执政，并一直认为不能以牺牲法国为代价坚持作战，应该谋求与交战国的和平以尽快走出战争阴影。以普恩加莱为首的保守派则主张坚持战斗到底。“神圣联合体”面临四分五裂。
其实早在1915年夏天，熟悉前线战争境况的英国防务大臣基切纳(Lord Kitchener)已决定英国必须倾尽所有能量，尽最大努力帮助法国赢得战争(20)。基切纳认为：如果总司令霞飞不能获胜，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可能导致法国突然退出战争。基切纳在法国的私人代表埃舍尔(Lord Esher)警告英国政府说：“如果这场战争以一种不满意的和平而结束，那就是因为错误地对待法国盟友，误解了法国人的秉性。”(21) 弗兰奇也在1915年7月强调，除非英国做出一些奉行其义务的积极表示，否则法国将脱离联盟并单独与德国缔结一份和约(22)。
英国的这种担心随着战争的延续从来没有消失过。1916年5月，埃舍尔报告说：“法国已经对战争失去信心，并且试图接受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的危险性越来越大。”(23) 而事实也证明了英国的担心。1917年春天，法国首次发出了争取摆脱战争的呼声。1917年5月1日的群众大会变成了自发的、旨在反对持续战争的示威。更为糟糕的是，反战情绪越来越广泛地渗入到法国军队。1917年5月20日，一些部队士兵拒绝开往前线，并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停止战争和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24)。在后方，工人们的反战罢工如火如荼。1917年6月的罢工人数比1916年全年的罢工总人数多一倍半。1917年5月30日，第36和第129团的士兵离开阵地，赶赴巴黎援助首都举行罢工的劳动者。1917年6月，普恩加莱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前线的情况不佳，反对指挥部、反对政府、反对我的运动在继续中。星期日我本当到兰斯去授予勋章……但是人们对我说：恐怕有人会向我乘坐的火车扔石头。”(25) 与此同时，法国从1916年12月白里安组阁到1917年3月潘勒维内阁被推翻，不到一年竟更换了三个总理，政局严重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加紧了对法国的援助，这种援助主要是军事上的。英国政府从1914年8月到1916年1月采取自愿参军政策，参军人数不多，军队规模较小，总共军力才70.33万人。从1916年到战争结束英国政府采取了征兵法，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援法军队数量大为增加。1917年英国在西线投入的兵力达到200万人，加上自治领武装已经达到270万人。连英国军事史专家邦德也感叹：“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努力！”(26)
在英国政府强有力的军事支援下，法国总统普恩加莱采取强硬政策，对内阁进行了重组。1917年11月普恩加莱任命主战派人物克里孟梭组阁。克里孟梭则坚持同协约国加强合作，打击和平主义情绪。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与法国的磋商，促使协约国家同意任命福熙(Ferdinand Foch)为西线总司令(27)。1918年3月26日和4月3日，英法联军先后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会议任命福熙为协约国军总司令。协约国在随后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成功击溃德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福熙因指挥有功被晋升为法国元帅。随后协约国步调一致，终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四、英国对法战时政策对后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虽然英法经历了一战的合作，但它们对欧洲大陆的不同战略促使它们无法把这种合作局面持续下去。相反，英国在一战中采取的对法貌合神离政策影响到了战后的国际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英国并未改变对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英国寻求欧陆均势和法国寻求欧陆霸权的两种外交理念的冲突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愈演愈烈，成为欧洲内部动荡的根源之一。
英国参战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削弱德国来维持欧洲大国的平衡，而不是通过击败德国在大陆上创建一个占压倒性优势的法国。英国外交历来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防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任何有能力主宰欧洲的大国会倾其力量威胁英伦三岛。为了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英国扮演了利用自身的重量保持天平的平衡，阻止欧洲大陆崛起这样一个大国的角色。”(28) 而法国想永久消灭德国这个对手。从近代到现代，德国共入侵法国6次之多，尤其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耻辱使法国仍记忆犹新，只有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才能改变被动地位。因此对于法国来说：“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29) 史学家亚当斯维特认为，“对于法国来说，安全和霸权是同义词……只有霸权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30)
一战的结束没有消除英法外交理念的冲突，反而立刻显现出来。寇松在停战前不到一个月时强调：“我真的很害怕，我们将来最为担心的大国是法国。”(31) 在英国，“从此不再”考虑战时盟友关系延续下去的可能性。而法国一直对英国试图操纵欧洲均势而心怀怨恨。克里孟梭曾对劳合·乔治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从停战的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你是法国的一个敌人。”(32) 普恩加莱也指出：“尽管有时承认英国是我们的盟友是重要的，但是，英国正如它过去一直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作为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存在的。”(33)
毫无疑问，英法严重歧异是战后初期欧洲政治的主要特征(34)。这种特征并未因一战的合作有丝毫改变。作为西欧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胜国，两者在战后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如何确保欧洲的稳定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稳定。1922年法国公然派兵进入德国鲁尔，这标志着两者不同欧洲观的冲突变成了实际行动上的冲突。1923年法国派遣更大规模的军队进入鲁尔，造成德国经济近乎崩溃，欧洲进入战后的最大动荡期。随后英法两国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这种冲突直到1929年《杨格计划》的签订才告一段落。
2. 在和平主义运动影响下，英国外交的保守性导致绥靖政策的产生。
一战后，英国国内兴起子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对英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均势”外交也深深地打上了“和平”的烙印。英国相信，只要德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要德国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欧洲的均势就可以维持下去，欧洲的“和平”就能得到保全。英国就能以最小的代价操控欧洲版图。其具体表现是包容德国，“用德国乐意接受的方法束缚和规范之，以此有效地解决多年来使欧洲无法安宁的德国问题”(35)。这种方法初期有一定的效果，但后来英国逐渐趋向保守，不对欧洲大陆任何纷争付出义务，而是力争保全自己，终于变为片面寻求和平的“绥靖政策”。马丁·吉尔伯特认为：英国对于德国修改现状的要求日益增长的同情感是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首要根源(36)。而绥靖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和对外疯狂的侵略扩张，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注释：
①G. P. 古奇和H. W. 坦伯利：《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G. P. Gooch and H. W. Temperley,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第6卷，伦敦1926-1938年版，第738-739页。
②M. 布洛克和E. 布洛克：《H. H. 阿斯奎斯：写给韦尼莎·斯坦利的书信集》(M. and E. Brock, H. H. Asquith: 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③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④J. 莫雷：《弃职备忘录：1914年8月》(J. Morley, Memorandum on Resignation, August 1914)，纽约1928年版，第10页。
⑤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191页。
⑥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86页。
⑦M. 布洛克：《英国进入战争》(M. Brock, " Britain Enters the War" ), R. J. W. 埃文斯和H. 伯奇·范·斯特朗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R. J. W. Evans and H. Pogge von Strandmann,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牛津1988年版，第145页。
⑧D. 斯蒂文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政治》(D. Stevenso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⑨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⑩克雷恩-阿尔布兰特：《胜利的负担：法国、英国及凡尔赛和平的实施1919—1925》(Wm. Laird Kleine-Ahlbrandt, The Burden of Victory: France, Britai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Versailles Peace, 1919-1925)，美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1)克雷恩-阿尔布兰特：《胜利的负担：法国、英国及凡尔赛和平的实施1919—1925》，第73页。
(12)F. 莫里斯：《协约国合作的教训：1914—1918年的海陆空军》(F. Maurice, Lessons of Allied Co-operation: Naval Military and Air 1914-1918)，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5页。
(13)J-B. 迪罗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关系》(J-B. Durosell, "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 N. 维特斯：《烦恼的巨人：20世纪的法英关系》(N. Waites, Troubled Neighbours: Franc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和纽约2000年版，第77—78页。
(14)克雷恩-阿尔布兰特：《胜利的负担：法国、英国及凡尔赛和平的实施1919—1925》，第83页。
(15)艾兰·夏普和格里恩·斯通：《20世纪英法关系：竞争与合作》(Alan Sharp and Glyn Stone, 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valry and Cooperation)，伦敦和纽约2000年版，第77—78页。
(16)R. 赫尔姆斯：《陆军高级指挥官：约翰·弗兰奇爵士》(R. Holmes, The Little Field-Marshal: Sir John French)，伦敦1981年版，第202页。
(17)J. B. 迪国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和经济关系》，第41—42页。
(18)E. L. 斯皮尔斯：《胜利的序幕》(E. L. Spears, Prelude to Victory)，伦敦1939年版，第119—120页。
(19)E. L. 斯皮尔斯：《胜利的序幕》，第61页。
(20)R. 布雷克：《道格拉斯·海私人文件集》(R. Blake, 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伦敦1952年版，第102页。
(21)L. 弗里曼、P. 海耶斯和R. 奥尼尔：《战争、战略和国际政治》(L. Freedman, P. Hayes and R. O' Neill, Wa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牛津1992年版，第124页。
(22)R. 赫尔姆斯：《陆军高级指挥官：约翰·弗兰奇爵士》，第298页。
(23)J. 巴尔纳斯和D. 尼科尔森：《莱奥·艾默里日记》(J. Barnas and D. Nicholson, The Leo Amery Diaries)第1卷，伦敦1980年版，第129页。
(24)柳勃林斯卡娅等著：《法国史纲》，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92页。
(25)柳勃林斯卡娅等著：《法国史纲》，第692—693页。
(26)白里安·邦德：《两战之间英国的军事政策》(Briand Bond, 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牛津大学1980年版，第3页。
(27)D. R. 伍得沃德：《劳合·乔治和将军们》(D. R. Woodward, Lloyd George and Generals)，特拉华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28)罗伯特·A. 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30)艾兰·夏普和格里恩·斯通：《20世纪英法关系：竞争与合作》，第122页。
(31)P. M. 肯尼迪：《外交背后的现实》(P. M.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伦敦1981年版，第211页。
(32)G. 克里孟梭：《胜利的辉煌和暗淡》(G. Clemenceau, Grandeur and Misery of Victory)，伦敦1930年版，第113页。
(33)S. 詹尼森：《普恩加莱、法国和鲁尔1922—1924：占领的历史》(S. Jeannesson, Poincaré, la France et la Ruhr1922-1924: Histoire d' une Occupation)，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
(34)时殷私：《旧欧洲的衰颓——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
(35)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
(36)马丁·吉尔伯特：《绥靖的根源》(Martin Gibert, The Root of Appeasement)，伦敦1966年版。^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6年6期第130～135页
【作者简介】刘作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005
| 【内容提要】 |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从“欧洲均势”考虑出发，担心德国战败后法国会成为另一个霸权国家，所以对法国采取有限援助政策，希望法德能在战争中两败俱伤。这种战略构想直接造成了战争初期英法联军由于协调不力而节节败退。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法国和平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高涨，前线士兵出现严重厌战情绪，国内政局不稳，法国政府有可能单独与德国缔结和平条约以走出战争，这极大违背英国的“欧洲均势”原则，故一战后期英国不得不全力与法国合作以赢得战争。 |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英国对法采取了什么样的政策呢？法主要是在西线联合作战。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尼科尔森(Arthur Nicolson)在1912年曾作过明确的阐述：我们的政策并不复杂，即不被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束缚我们的手脚，要独立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评判，继续与法俄保持密切的关系。这些是和平的最佳保证。与此同时，与德国保持完美的友好关系，准备与之友善地讨论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①。可见，英国对法外交遵循的是传统的“孤立”政策，以寻求更大的利益和斡旋空间。其最终目标是作为欧洲大陆的协调者来控制欧洲大陆国家的均势。英国的这种外交立场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当1914年7月底同盟国和协约国的交战状态一触即发时，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erbert Asquith)仍旧没有改变对欧洲大陆传统“孤立”政策的论调，他说：“很高兴，看起来不需要解释为什么我们是任何军事冲突的旁观者的理由。”② 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对这种论调也给予最大的支持。1914年6月11日他对下议院作出保证：“英国没有法定义务要加入法、俄这一边作战：若欧洲列强间发生战事，没有任何公开的协定，可限制或妨碍政府或国会决定英国是否应参战的自由。”③ 7月31日，他对同事坦诚地说：“没有一种正式的联盟，英国就不会受到法国对俄国担负的忠诚义务那种相同的义务的束缚。”④ 他主张，在危机发生的早期不加入任何一边，可令英国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这或许有助于英国介入协调解决战争⑤，保持欧洲大陆均衡状况。而在格雷讲话的同一天，德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国“在德俄之间发生战争时保持中立”。此后，法国和德国于8月1日几乎同时进行总动员。法国答复德国的最后通牒说：它将“根据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⑥。德国驻法大使冯·舍恩于8月3日向法国总理维维亚尼递交了本国的宣战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法国盟友的英国首相阿斯奎斯还坚持说：“我们没有任何给法国或俄国提供陆军或海军帮助的义务……虽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与法国所确立的关系和亲密友谊。”⑦
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并执行施里芬计划，入侵比利时。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英国参战呢？英国介入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援助法国，同时也是为了控制法国。因为如果在没有英国的支持下让法国和俄国在对德战争中获胜，法国有可能成为欧洲大陆另一霸权国家，在未来可能造成一种在英国和胜利的国家(暗指法国)之间对抗的局面⑧。如果法国战败，也将再度重复战前英国与德国对抗的局面，英国从中也不会获得任何好处。丘吉尔直言不讳地道出其中的缘由：“只有英国(的干预)能够恢复平衡，能保卫世界的公正。不管其他任何的失败，我们必须在那里，我们必须及时赶到那里(指法比等国)。”⑨ 这样，英国要与法国合作参加欧战的真正动机是“欧洲均势”在作怪：英国联合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反对另一个霸权国家的传统此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⑩。
二、均势政策使英国并未与法国全力合作
由于英国的上述意图注定了它在战争初期的立场：要扶持法国打败德国，但为了战后的均势，它还必须在战争中通过法德交战来适当削弱法国的力量。因此它虽援助法国，但采取有限援助的态度，以政治声援法国为主，将自己的主要力量龟缩在英伦各隅，把保卫本国的安全放在第一位(11)。这一点从英国派往大陆支援法国的军队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来：只有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的英国远征军代表的仅仅是象征性的参加援助法国的陆地战争。这支派往法国的远征军连法国陆军的一支集团军的一半的数量都不到(12)。在这种情况下，负责英法两国军队联络的法国联络官胡格特(General Huguet)抱怨说：“英国想要尽可能地减少本国军队的伤亡，而让法国以大量的伤亡来赢得战争。”(13)
更为严重的是，在战争爆发后英国竟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联合指挥作战的想法。由此看出，英国对于与法合作作战并没有诚意。英方后来的联络官斯皮尔斯(Edward Spears)回忆说：“在1915年战斗激烈进行时，英国的军队在距离法国军队1公里以内区域作战。两国军队的分界线被严格地维持着，甚至在接触点上也不混在一起。”(14) 连战时海军大臣丘吉尔也在1915年6月承认英国没有认真与法国协同作战，这被人们认定是导致1915年几次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15)。
英国也逐渐意识到缺乏协调必然会导致英法双方都遭受重大损失。1914年9月在西线作战的弗兰奇就抱怨说：“由于缺乏统一指挥，我们损失惨重。”(1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战争头9个月，法国实际上认为英国远征军在听从他们的总司令霞飞的命令。事实上，弗兰奇命令将不遵从任何他国将领的命令(17)。鉴于这种情况，英法双方分别派遣了专门的联络官来进行指挥协调，英国派出的联络官是斯皮尔斯，法国派出的联络官是胡格特。但是，这种接触对于促成两国间谅解和协同作战的作用有限。由于职权所限，联络官很少有能力确保双方军队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正如斯皮尔斯所解释的：“我们可以安排协调一些细节问题，但是我们无法与每个部门进行沟通，因为双方许多部门并不将战争计划拿出来供对方参考，我们更无法弄清双方最高指挥部的基本想法和以后的战争设想。”(18)
在西线，法军总司令霞飞因指挥不利被迫于1916年12月12日下台。他的下台直接引发了法国对英国援助的不满。法国政府认为：当法国已承担战争主要压力时，他们早期的努力正在被英国忘却。他们正全力以赴与德国作战，而他们的盟友英国却越来越多地提出各种要求和权利。在商谈一些战争合作问题时，英国总试图出最小的力，而尽量消除法国在指挥方面的影响力(19)。
三、英国对法政策向真诚合作方面转变
随着战争后期局势的发展，英国意识到，如果一味采取有限援助法国的政策，战争颓势不会得到缓解。如果它不全身心地奉行对欧洲大陆的作战义务，协约国不可能取得对德国战争的胜利，而英国也无法达到消除德国霸权，维护欧洲均势的目的。
1917年，由于战局迟迟没有进展，英国明显觉察到法国军队的厌战情绪，而且法国国内政局开始不稳，法国的联合内阁内部要求与同盟国缔结和平条约以走出战争困境的呼声越来越高；也由于4月美国参战，英国控制法国的能力进一步受到威胁。因此，维持现存的法国政府的稳定成为英国战时外交的关键目标，英国担心新更替的法国政府会时刻准备直接与德国达成和平协议，进而损害英国的参战初衷。
法国参战时，它的政府是在维维亚尼的温和左派政府领导下。在全国掀起参战热潮时，内阁扩大成所有党派的“神圣联合体”。然而，1917年春夏间的失败使这个联合内阁四分五裂。以卡约(Joseph Caillaux)为首的激进派坚持不同社会主义者和保守派联合执政，并一直认为不能以牺牲法国为代价坚持作战，应该谋求与交战国的和平以尽快走出战争阴影。以普恩加莱为首的保守派则主张坚持战斗到底。“神圣联合体”面临四分五裂。
其实早在1915年夏天，熟悉前线战争境况的英国防务大臣基切纳(Lord Kitchener)已决定英国必须倾尽所有能量，尽最大努力帮助法国赢得战争(20)。基切纳认为：如果总司令霞飞不能获胜，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可能导致法国突然退出战争。基切纳在法国的私人代表埃舍尔(Lord Esher)警告英国政府说：“如果这场战争以一种不满意的和平而结束，那就是因为错误地对待法国盟友，误解了法国人的秉性。”(21) 弗兰奇也在1915年7月强调，除非英国做出一些奉行其义务的积极表示，否则法国将脱离联盟并单独与德国缔结一份和约(22)。
英国的这种担心随着战争的延续从来没有消失过。1916年5月，埃舍尔报告说：“法国已经对战争失去信心，并且试图接受任何可以忍受的条件的危险性越来越大。”(23) 而事实也证明了英国的担心。1917年春天，法国首次发出了争取摆脱战争的呼声。1917年5月1日的群众大会变成了自发的、旨在反对持续战争的示威。更为糟糕的是，反战情绪越来越广泛地渗入到法国军队。1917年5月20日，一些部队士兵拒绝开往前线，并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立即停止战争和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24)。在后方，工人们的反战罢工如火如荼。1917年6月的罢工人数比1916年全年的罢工总人数多一倍半。1917年5月30日，第36和第129团的士兵离开阵地，赶赴巴黎援助首都举行罢工的劳动者。1917年6月，普恩加莱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前线的情况不佳，反对指挥部、反对政府、反对我的运动在继续中。星期日我本当到兰斯去授予勋章……但是人们对我说：恐怕有人会向我乘坐的火车扔石头。”(25) 与此同时，法国从1916年12月白里安组阁到1917年3月潘勒维内阁被推翻，不到一年竟更换了三个总理，政局严重动荡。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被迫加紧了对法国的援助，这种援助主要是军事上的。英国政府从1914年8月到1916年1月采取自愿参军政策，参军人数不多，军队规模较小，总共军力才70.33万人。从1916年到战争结束英国政府采取了征兵法，由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援法军队数量大为增加。1917年英国在西线投入的兵力达到200万人，加上自治领武装已经达到270万人。连英国军事史专家邦德也感叹：“这是一种巨大的军事努力！”(26)
在英国政府强有力的军事支援下，法国总统普恩加莱采取强硬政策，对内阁进行了重组。1917年11月普恩加莱任命主战派人物克里孟梭组阁。克里孟梭则坚持同协约国加强合作，打击和平主义情绪。与此同时，英国通过与法国的磋商，促使协约国家同意任命福熙(Ferdinand Foch)为西线总司令(27)。1918年3月26日和4月3日，英法联军先后召开两次重要会议，会议任命福熙为协约国军总司令。协约国在随后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中成功击溃德国，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福熙因指挥有功被晋升为法国元帅。随后协约国步调一致，终于取得战争的胜利。
四、英国对法战时政策对后来国际政治的影响
虽然英法经历了一战的合作，但它们对欧洲大陆的不同战略促使它们无法把这种合作局面持续下去。相反，英国在一战中采取的对法貌合神离政策影响到了战后的国际政治，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英国并未改变对欧洲大陆的“均势”政策，英国寻求欧陆均势和法国寻求欧陆霸权的两种外交理念的冲突在战后一段时间里愈演愈烈，成为欧洲内部动荡的根源之一。
英国参战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削弱德国来维持欧洲大国的平衡，而不是通过击败德国在大陆上创建一个占压倒性优势的法国。英国外交历来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防止任何一国主宰欧洲大陆……任何有能力主宰欧洲的大国会倾其力量威胁英伦三岛。为了实现这一外交政策目标，英国扮演了利用自身的重量保持天平的平衡，阻止欧洲大陆崛起这样一个大国的角色。”(28) 而法国想永久消灭德国这个对手。从近代到现代，德国共入侵法国6次之多，尤其是1870年普法战争的耻辱使法国仍记忆犹新，只有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优势地位才能改变被动地位。因此对于法国来说：“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29) 史学家亚当斯维特认为，“对于法国来说，安全和霸权是同义词……只有霸权才能确保持久的安全。”(30)
一战的结束没有消除英法外交理念的冲突，反而立刻显现出来。寇松在停战前不到一个月时强调：“我真的很害怕，我们将来最为担心的大国是法国。”(31) 在英国，“从此不再”考虑战时盟友关系延续下去的可能性。而法国一直对英国试图操纵欧洲均势而心怀怨恨。克里孟梭曾对劳合·乔治说：“我不得不告诉你，从停战的那一天起，我就发现你是法国的一个敌人。”(32) 普恩加莱也指出：“尽管有时承认英国是我们的盟友是重要的，但是，英国正如它过去一直所扮演的角色，它是作为我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而存在的。”(33)
毫无疑问，英法严重歧异是战后初期欧洲政治的主要特征(34)。这种特征并未因一战的合作有丝毫改变。作为西欧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战胜国，两者在战后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欧洲，如何确保欧洲的稳定等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这极大地影响了欧洲的稳定。1922年法国公然派兵进入德国鲁尔，这标志着两者不同欧洲观的冲突变成了实际行动上的冲突。1923年法国派遣更大规模的军队进入鲁尔，造成德国经济近乎崩溃，欧洲进入战后的最大动荡期。随后英法两国开始了长期的讨价还价，这种冲突直到1929年《杨格计划》的签订才告一段落。
2. 在和平主义运动影响下，英国外交的保守性导致绥靖政策的产生。
一战后，英国国内兴起子强大的和平主义运动，这种运动对英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均势”外交也深深地打上了“和平”的烙印。英国相信，只要德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要德国的正当要求得到满足，欧洲的均势就可以维持下去，欧洲的“和平”就能得到保全。英国就能以最小的代价操控欧洲版图。其具体表现是包容德国，“用德国乐意接受的方法束缚和规范之，以此有效地解决多年来使欧洲无法安宁的德国问题”(35)。这种方法初期有一定的效果，但后来英国逐渐趋向保守，不对欧洲大陆任何纷争付出义务，而是力争保全自己，终于变为片面寻求和平的“绥靖政策”。马丁·吉尔伯特认为：英国对于德国修改现状的要求日益增长的同情感是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首要根源(36)。而绥靖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壮大和对外疯狂的侵略扩张，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注释：
①G. P. 古奇和H. W. 坦伯利：《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献1898—1914》(G. P. Gooch and H. W. Temperley,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第6卷，伦敦1926-1938年版，第738-739页。
②M. 布洛克和E. 布洛克：《H. H. 阿斯奎斯：写给韦尼莎·斯坦利的书信集》(M. and E. Brock, H. H. Asquith: 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
③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④J. 莫雷：《弃职备忘录：1914年8月》(J. Morley, Memorandum on Resignation, August 1914)，纽约1928年版，第10页。
⑤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191页。
⑥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86页。
⑦M. 布洛克：《英国进入战争》(M. Brock, " Britain Enters the War" ), R. J. W. 埃文斯和H. 伯奇·范·斯特朗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R. J. W. Evans and H. Pogge von Strandmann, The Coming of the First World War)，牛津1988年版，第145页。
⑧D. 斯蒂文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际政治》(D. Stevenson,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⑨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南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
⑩克雷恩-阿尔布兰特：《胜利的负担：法国、英国及凡尔赛和平的实施1919—1925》(Wm. Laird Kleine-Ahlbrandt, The Burden of Victory: France, Britain and the Enforcement of the Versailles Peace, 1919-1925)，美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11)克雷恩-阿尔布兰特：《胜利的负担：法国、英国及凡尔赛和平的实施1919—1925》，第73页。
(12)F. 莫里斯：《协约国合作的教训：1914—1918年的海陆空军》(F. Maurice, Lessons of Allied Co-operation: Naval Military and Air 1914-1918)，牛津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第5页。
(13)J-B. 迪罗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关系》(J-B. Durosell, " Strategic and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 N. 维特斯：《烦恼的巨人：20世纪的法英关系》(N. Waites, Troubled Neighbours: Franco-Britis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伦敦和纽约2000年版，第77—78页。
(14)克雷恩-阿尔布兰特：《胜利的负担：法国、英国及凡尔赛和平的实施1919—1925》，第83页。
(15)艾兰·夏普和格里恩·斯通：《20世纪英法关系：竞争与合作》(Alan Sharp and Glyn Stone, Anglo-French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valry and Cooperation)，伦敦和纽约2000年版，第77—78页。
(16)R. 赫尔姆斯：《陆军高级指挥官：约翰·弗兰奇爵士》(R. Holmes, The Little Field-Marshal: Sir John French)，伦敦1981年版，第202页。
(17)J. B. 迪国塞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和经济关系》，第41—42页。
(18)E. L. 斯皮尔斯：《胜利的序幕》(E. L. Spears, Prelude to Victory)，伦敦1939年版，第119—120页。
(19)E. L. 斯皮尔斯：《胜利的序幕》，第61页。
(20)R. 布雷克：《道格拉斯·海私人文件集》(R. Blake, The Private Papers of Douglas Haig)，伦敦1952年版，第102页。
(21)L. 弗里曼、P. 海耶斯和R. 奥尼尔：《战争、战略和国际政治》(L. Freedman, P. Hayes and R. O' Neill, War,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牛津1992年版，第124页。
(22)R. 赫尔姆斯：《陆军高级指挥官：约翰·弗兰奇爵士》，第298页。
(23)J. 巴尔纳斯和D. 尼科尔森：《莱奥·艾默里日记》(J. Barnas and D. Nicholson, The Leo Amery Diaries)第1卷，伦敦1980年版，第129页。
(24)柳勃林斯卡娅等著：《法国史纲》，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692页。
(25)柳勃林斯卡娅等著：《法国史纲》，第692—693页。
(26)白里安·邦德：《两战之间英国的军事政策》(Briand Bond, British Military Policy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牛津大学1980年版，第3页。
(27)D. R. 伍得沃德：《劳合·乔治和将军们》(D. R. Woodward, Lloyd George and Generals)，特拉华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页。
(28)罗伯特·A. 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29)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30)艾兰·夏普和格里恩·斯通：《20世纪英法关系：竞争与合作》，第122页。
(31)P. M. 肯尼迪：《外交背后的现实》(P. M.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伦敦1981年版，第211页。
(32)G. 克里孟梭：《胜利的辉煌和暗淡》(G. Clemenceau, Grandeur and Misery of Victory)，伦敦1930年版，第113页。
(33)S. 詹尼森：《普恩加莱、法国和鲁尔1922—1924：占领的历史》(S. Jeannesson, Poincaré, la France et la Ruhr1922-1924: Histoire d' une Occupation)，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118页。
(34)时殷私：《旧欧洲的衰颓——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复旦学报》1999年第6期。
(35)时殷弘：《制衡的困难——关于均势自动生成论及其重大缺陷》，《太平洋学报》1998年第4期。
(36)马丁·吉尔伯特：《绥靖的根源》(Martin Gibert, The Root of Appeasement)，伦敦196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