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褚新国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6年4期第63～69页
【英文标题】Tacitus' Idea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hu Xinguo
【作者简介】褚新国，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日 期】2006-06-01
【关 键 词】塔西佗/史料思想/道德目的Tacitus/Thoughts on se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Ethic intention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6)04-0063-07
塔西佗(Tacitus, 约公元56—118年)是公元1—2世纪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白银时代拉丁文坛(the Silver Age of Latin)最出色的文法修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① 一般说来，史料思想主要是指史家在整理编撰史料过程中的一系列观点、方法等，史家选用怎样的史料无疑会对其撰述目的能否最终有效实现具有深刻的影响。就本案而言，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褒贬劝诫，② 诚如其所反复予以强调指出的：“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编年史》，3，65)塔西佗深知揭示历史真相之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意欲发挥其“惩恶劝善”的鉴戒职能，作为史家就必须保证历史记载内容的真实可信性，而只有书写者毫不隐讳地如实纪录历史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人们才可以真实的道德范例而垂鉴自我。塔西佗强调史家撰史务必“秉笔直书”，尤其是要通过“善恶必书”以定“善恶之实”进而“耸善刺恶”。在此，所谓的“善恶必书”主要是指史家对即使是形容草芥一般的枝微末节亦绝不轻易放过，要在不虚言不溢美的意义上“实事求是”地表彰“微善”，谴责“小恶”。关于“善恶必书”，我们主要强调两点内涵：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有关道德训诫的“蛛丝马迹”。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强调要有目的地选编史料：大凡史书形式、材料采撰、取舍标准、史文繁简、叙事断限等一系列问题似乎皆与其道德目的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其史料的来源问题。③
一
大量研究表明，塔西佗史著的材料来源甚是广泛而复杂。塔西佗参考了大量公开或秘密的相关材料。在独裁专制时代里，许多重大史事的内幕外人很难轻易获知。为此，塔西佗曾从许多当时健在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处获取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不仅如此，塔西佗显然还大量审读了史书、碑铭、传记、自传、著名人物临终遗言录、演说、书信、回忆录及元老院的活动记录——尤其是最后两种，塔西佗必定经常性地阅读并引为己用。这一点在《历史》尤其主要是《编年史》中体现得甚是明显——二者分别有一个相对主体性的材料来源。④ 譬如，许多朱里亚·克劳狄王朝以及弗拉维王朝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历史著述都或多或少地对塔西佗的历史撰述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就影响程度而论，主要是以美撒拉(Messalla)、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Fabius Rusticus)、克路维乌斯(Cluvius)等为代表。塔西佗不仅有幸同他们当中的部分史家有过亲身交往，而且还大量引用他们的著作。如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主要是在克劳狄乌斯与尼禄时代从事写作，塔西佗曾将其与李维相提并论，“古代文学家中之李维和近代史学家中之法比乌·茹斯替古斯(即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引者注)都算是描写事物最逼真的了”(《阿古利可拉传》，10)。至于克路维乌斯，此人曾先后在卡里古拉、尼禄、伽尔巴以及维提里乌斯等当政期间身居要职，亲身经历或知悉许多史事内幕。包括蒙森等在内的论者则往往倾向于将他们的著述视为塔西佗《历史》写作的主要来源和依据。年龄较之更长的老普林尼是塔西佗的同代人，除了传世之作《自然史》而外另有20卷本的日耳曼战争史和罗马史。老普林尼的名字在塔西佗现存《编年史》后半部分直接出现达五次之多——尤其是，一些灾异、朕兆的载录很可能即是引用了老普林尼所写的当时的历史(《编年史》，12，43)。譬如关于“按劳分配”的杀人奖励机制的出笼，塔西佗同时选用了两人的说法，即“根据美撒拉的说法”和“根据盖乌斯·普利尼的说法”(《历史》，3，28；比较参看：《历史》，3，25；《编年史》，1，69；5，9；12，66—67；14，2；15，53；15，61等相关论载)。另一方面，诸如当事人的私人信札、日记、回忆录(Memoirs)以及某些实物性考古材料等一手文献已经开始被有意识地采用。这一点从其有关材料来源及出处的说明性注释中同样可见一斑(比较参看：《编年史》，2，88；4，53；13，3；15，16；《阿古利可拉传》，24；《日耳曼尼亚志》，28等相关论载)。当然，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及克路维乌斯等作家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其相关述录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亦可算是一手材料。还有一些材料则完全为其本人亲身探访所得，这一点在《日耳曼尼亚志》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譬如关于“青布累人”的感慨万千和浮想联翩，显然是他实地调勘基础上触景生情的产物(《日耳曼尼亚志》，37)。事实上，塔西佗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实际的社会生活，重视从历史见证人、事件的当事者那里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互参证。实地调查勘探的求实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并增加史料的可信度：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另外与之稍有不同，包括元老院决议、庭审实录以及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等议事录(acta senatus)性质的官方档案(即“官报”)往往被大量地直接采用(比较参看：《编年史》，3，3；3，65；12，24；15，74等相关论载)。就史料处涉而言，同修昔底德、李维手法颇为类似，塔西佗仍然只是将其连篇累牍地直接引为己用甚至“照办照抄”，似乎也说明其并没有细致入微地在“研究”的意义上娴熟地处涉此类材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古代史家似乎并非十分熟悉、适应直接将一手材料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⑤
当然，塔西佗史著的材料来源实际上要远比其所提供的相关文本讯息更为广泛复杂。同李维等许多古代史家类似，塔西佗对所引材料的直接出处大多是鲜有提及的(往往只是在诸多相关说法歧异迭出而莫衷一是的情形下方才明确提及)。更有甚者，有足够证据表明其对极有可能频繁引用过的作家在所有现存作品中竟然绝口不提，譬如对老普林尼等写作罗马史影响深远的奥古斯都和提比里乌斯同代人奥费狄乌斯·巴苏斯(Aufidius Bassus)，塔西陀《编年史》前面部分章节相关内容应当是引用其书的，而且在《关于演说家的对话》有关题材与风格的争论中，此人同塞维利乌斯·诺尼乌斯(Servilius Nonianus)及瓦罗(Varro)、西森纳(Sisenna)等人一道充当了主角性人物。不仅如此，塔西佗史著材料来源的驳杂性同样也可以从下列事实中体现出来——譬如，学者通过将其与苏维托尼乌斯、普鲁塔克以及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等同代或稍晚史家相关载录的比较性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有许多分歧之处，其中就包括伽尔巴、奥托以及维提里乌斯等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举止言谈方面的差异等。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出于抨击暴君暴政的撰述目的，塔西佗从许多破败没落世家大族及其后人“反对派”性的言论材料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史料来源，几乎都是在每个朝代秘密流传的那些谤文。这类文献本身纵或未能流传至今，但仍然活现在塔西佗的生动篇章之中，因为塔西佗吸收了这类文献的精神。”⑥ 而且学者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总是不厌其详地满足于袭取塞内加等人的著作——不仅是材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养分。换言之，史料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材料问题，因为它们在被频繁引用的过程中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塔西佗的历史创作。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引起史家兴趣并值得其要在“历史真相”意义上予以载录的都是哪些史事？事实上，与“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编年史》，4，32-33)相联系，塔西佗在其作品多处反复涉及到了材料究竟“值得”抑或“值不得”选用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此为问题切入点，以期理解其编选史料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之深意所在。
二
关于历史撰述应当“写什么”的问题，塔西佗强调指出，“至于我个人，我已把那些即使别人认为不值得记载、但我认为值得记载的都记下来了。”(《编年史》，6，7)然而究竟怎样的内容才是其所谓“值得记载”的事情呢？塔西佗对所载史事的挑剔，似乎多少能够提供一点问题的答案。譬如，史家曾经不无“失望”地指出，塔西陀写尼禄出任执政官期间的帝国历史是“平淡无奇”的：
在尼禄(第二次)和路奇乌斯·披索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但编年史家也许会喜欢把人们对恺撒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的巨大的半圆形剧场的基础和支撑剧场的梁柱的赞美词载入自己的史篇。不过罗马人民的尊严所要求的是只把重大事件记载到史篇中去，而这类琐事的记述只能是官报的事情。(《编年史》，13，31)
考虑到上述言论发议的具体背景，尤其是通过对比考察此前一年史事的性质，我们或许同样不难找到问题的真实答案：诸如受贿勒索、贪赃枉法、自杀以及宫廷阴谋(《编年史》，13，30)等一个个“同样惊人的不道德的事件”(《编年史》，13，45)才真正属于其所谓的“值得记述的事情”。不仅如此，所谓“我认为值得记载的”其强烈的道德意蕴同样可以从大量诸如此类的载录中体现出来。譬如面对暴君尼禄的讯问，在阴谋中被“搞垮”的佛拉乌斯临刑前大义凛然地慷慨陈词(“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我把他的话原样地记录下来”，因为“一个军人的坦率而强烈的感情是同样值得介绍的”(《编年史》，15，67)。譬如，因尼禄嫉恨其诗才而遭遇“飞来横祸”的路卡努斯临终前夕背诵着自己的诗篇而“光荣”地赴死：“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话……至于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他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追忆的言论和行动了。”(《编年史》，15，70)实际上，类似的史学观念甚至在其史学思想尚且不太成熟的早期作品中即已初露端倪。在其有关日耳曼尼亚地区“蛮族人”诸部落道德品性优劣高下“孰轻孰重”的判断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关于郎哥巴底人以及“在郎哥巴底人之外”，“其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到的”(《日耳曼尼亚志》，40)；关于鲁给夷人，“值得提及的只有阿累夷人，厄尔维科内斯人、马尼密人、厄利昔夷人和纳阿纳瓦利人”(《日耳曼尼亚志》，43)；关于作为斯维比人一支的所谓“败类”昔托内斯人，“斯维比人就说到这里了”(《日耳曼尼亚志》，45)等等。塔西佗一向对淳朴务实德性高洁的日耳曼尼人推崇有加，然而“值得与否”的辨明在此同样隐喻了其是非美丑的价值判断。
三
基于道德目的，塔西佗在编选史料方面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不仅体现在究竟是否“值得”选用的问题上，而且同样更体现在对所选材料的具体处涉上——诸如取舍标准、史文繁简、叙事断限等一系列史书撰述的方法、规则问题。事实上，塔西佗对其一味地致力于诸如此类题材书写的“消极后果”了然与心：“对于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叙述，不但我自己会感到厌烦，我想别的人也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听到的尽是罗马人的接二连三悲惨牺牲的故事……老实说，……会使人感到腻烦，会使人感到心头沉重。”(《编年史》，16，16；比较参看《编年史》，6，7等相关论载)于是，史家在看到诸如此类题材连篇累牍的同时却也始终在考虑有所“收敛”的可能，尤其是要通过重新组织材料以免给读者造成阅读过程中的麻烦。譬如，关于何以要将“两年夏天的事情”连续载录：“我所以把两年夏天的事情放到一起叙述，目的是要人们暂时不去注意国内的那些恐怖事件”(《编年史》，6，38)；尼禄喜好“在各个公共场所设宴，仿佛全城都是他的宫殿似的”，其中尤以提盖里努斯所安排的那一次“最为奢侈，也最为荒唐”：“我把他的宴会作为典型加以叙述，这样就不必三番五次地再去叙述那单调乏味的奢侈事例了”(《编年史》，15，37)；遭受尼禄迫害自杀的塞内加在临终前夕“口授了长篇的谈话”：“因为谈话的全文已经发表，因此我就不在这里重述了”(《编年史》，15，63)，等等。⑦ 然而尽管努力尝试着克制，但出于对“惩恶扬善”道德目的的捍卫，史家却总是一再对此放纵。甚至其中许多史事的载录颇有些“变本加厉”的味道隐与其间。譬如“对于显赫家族所遭受到的灾难来说”，“这里应作一点简单的回顾”，“至于其他犯罪者的遭遇，我希望我能在那一时期的通史中加以记述，如果我能完成当前这部书并且尚有余年来从事别的著作的话”(《编年史》，3，24)；“在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和西里乌斯·涅尔瓦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开头就遇到了可耻的事件”(《编年史》，4，68)，“我并不打算把这一年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对于这类罪行累累的人的惩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提到”(《编年史》，4，71)(比较参看：《历史》，4，50；4，67；《编年史》，13，49等相关论载)。于是，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编年史》，4，32)竟然“值得”其不厌其详，也许更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塔西佗对诸如此类题材近乎执着的“偏爱”！
事实上，为了在“历史真相”的意义上通过“善恶必书”实现“惩恶扬善”的撰述目的，塔西佗举列的大量道德事例几乎尽为“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即使是在诸如此类的题材范围之内，塔西佗仍然强调通过更为典型的“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尤其是选取那些最具特征或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道德实例，举一反三、以小见大地说明历史真相。相比之下，塔西佗有关死亡问题的探讨似乎最为能够集中而充分地彰显与此。大量正直或邪恶公民的死亡是其反思罗马历史与当下现实的特殊视角之一：许多出身名门望族者的死亡(包括自杀或他杀)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不幸，因而充分折射出了帝制的暴虐和时代的险恶。尤其是，暴君的“特殊恩惠”使得自杀在罗马甚是盛行，“由于人们害怕被处刑以及由于当一个人依法被判罪的时候他会丧失自己的财产而且得不到埋葬，所以这种死法就很流行了。但是另一方面，自杀的人则又由于这种速死而得到埋葬尸体的待遇，而且他的遗嘱也将会得到尊重。”(《编年史》，6，29)于是，接二连三的“死亡”竟然能够构成当下帝国一道“永恒”的血色风景线。塔西佗笔下的“死亡”论题不仅表现在众多高门大族人物“非正常的死亡”，而且还充分体现在众多下层普通民众甚或“小人物”的死亡方面。⑧ 譬如，塔西佗描写内战期间维提里乌斯军队所制造的发生在“离罗马七英里”地方的一场“最可怕的屠杀”展示，其间通过屠杀“手无寸铁”平民过程中一个更为细小的情节实现，即“有一个士兵的父亲同这个士兵在一起时被杀死了”(《历史》，2，88)。在此两个层面上，死亡的惨绝人寰性正得以揭露无遗！在类似意义上，塔西佗反复声明了对诸如此类题材毫不妥协意义上的“善恶必书”。譬如，一名士兵因为在内战中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而向高层索要报酬——
我从最有权威的作品那里知道，胜利者已经把是非界限混淆到这样程度，……这件事的下文如何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在先前的内战里却发生过类似的一件罪行。西森纳说过，在雅尼库路姆山上对秦纳作战时，彭佩乌斯的一名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但后来在他发现了自己的罪行时就自杀了。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对于罪行感到的悔恨情绪以及对于崇高行为感到的光荣都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啊！这样的事情以及从罗马的古代历史上引用来的其他事例，我应当在我的著作里适当地方加以叙述，只要我所讲到的事情或当时的情况需要我举出正当行为的例子或是为错误行为减轻其罪恶性质的话。(《历史》，3，51)
塔西佗主要是在“最典型性”与“最真实性”两个层面上加以探讨：在与古罗马淳朴道德遗风鲜明对比的基础上，当下罗马的堕落与时代的罪恶究竟深及何地当是不言自明的了。于是，出于对诸如此类题材的强烈偏爱，甚至死亡也被赋予充分而浓烈的道德内涵！当然，塔西佗对“典型性实例”的选取绝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此(比较参看：《编年史》，4，69；5，6—8；6，26；6，29；6，48；14，47；14，57；14，59等相关论载)，但其“于恶必书”意义上的撰述主旨却与其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
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选题的苛意求工某种意义上也深刻揭示了其究竟何以要孜孜以求得“历史真相”的问题。譬如以日耳曼尼库斯的暴亡真相为例——
重大的事件照例总是扑朔迷离的。一派人相信一切传闻的证据，不管这种证据具有怎样，的性质，都是无可争辩的；另一派人则把真相歪曲成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这两种情况到后来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其错误程度。(《编年史》，3，19)
对于意欲“惩恶扬善”的史家而言，真实地揭示“历史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这些“重大的事件”是说明罗马当下现实景况的重点，但由于“总是扑朔迷离”因而也是难点所在。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坚信，人间万事万物总是存有迫切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历史真相”，因为“真实情况和诈骗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接近，而掩盖真相的面纱又是多么神秘莫测！”(《编年史》，4，58)另一方面，暴君暴政时代的整个罗马始终处于一种危机四伏人心浮动的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诸如此类事件真伪的澄清往往事关国家的稳定与民族前途，“无论什么事情一经谣传，就必然会被夸大并为人们所相信，因此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便感到痛心，但是许多不满现状和渴望变乱的人却幸灾乐祸”(《编年史》，3，44)。譬如，在紧随费迪纳惨祸之后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灾难中，曾经作为罗马人昔日光荣和福祉象征之一的凯利乌斯山被焚毁，塔西佗深感惋惜的同时也为帝国前途未卜的幽暗命运表示深切隐忧。通过论载一些标志古罗马无上荣誉与辉煌历史的相关“说道”，史家揭示了这一“偶然发生的事件”及其历史真相的深刻内涵，“在这里说一下下述事件是合适的”(《编年史》，4，65)。譬如“在征服了若干强国之后”，克劳狄乌斯在位时期“扩大了城界”。考虑到城界的扩大与否是标志罗马国家兴衰的一个“晴雨表”，“我认为是值得好好研究的”(《编年史》，12，24)。再譬如，面对尼禄与波培娅这对荡夫淫妇丧尽天良的滔天罪行，元老院照例不光彩地充当了罪恶的帮凶——
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所有那些从我的作品以及从别的作品知道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可以认为这样的事实是当然的，……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虽然如此，任何一项元老院的命令，不管它谄媚到什么程度，卑鄙到何等地步，我是决不会把它放过去的。(《编年史》，14，64)
如前所述，在塔西佗看来，道德问题总是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互呼应，史家正是基于罗马国家和民族长远根本利益的层面而追索“历史真相”的！事实上，通过援引大量诸如此类的“道德实例”而深刻批判当下罗马的丑恶现实，是塔西佗史学一以贯之的叙事主题，更是其矢志不渝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一点更可以从其对“他们”无所事事“不作为”的指责当中体现出来(比较参看：《编年史》，2，88；4，53等相关论载)。当然，史家偶尔也会似乎是在“不经意间”记载一些看似与诸如此类题材毫不相干的史事。譬如提贝里乌斯暴政使得各种罪恶与不幸集中频发，“但是在这一连串的悲剧中间，却有一件比较令人高兴的插曲”——“皇帝赦免了被证实犯了写诗诽谤他本人之罪的一位罗马骑士”。然而细究端详不难发现，其真正目的却仍然是要通过对比以揭橥隐藏在现象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编年史》，4，31)
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认为，通过对史事究竟“值得”或“不值得”的价值判断，塔西佗进一步明确了题材之于历史撰述及其目的的重要意义，即“历史真相”与史学“最高职能”之间的紧密关联。尤其是，哪些史事更容易在“历史真相”的层面上引起史家的情趣，而哪些史事更容易说明“历史真相”等等。譬如史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垂鉴思想促使其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在诸如人事兴亡、历史盛衰等现实问题的思考，所谓的“历史真相”则是深具某种道德训诫与价值启谕的“历史事实”：惟有诸如此类的史事才能够成为并有助于揭橥“历史真相”。⑨
注释：
①在麦考莱、泰纳(Taine)、西姆(Ronld Syme)、马丁(Ronald Martin)和迈勒(Ronald Mellor)等著名学者看来，塔西佗在古代罗马历史学家中绝对是最伟大的，堪与希腊史学界的修昔底德比美。或认为，塔西佗虽然作为历史学家的声名时而放大时而衰减，但理应同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一起忝列于罗马最负盛名的大历史学家当中，其影响和地位当接近或稍在二人之上。塔西佗的传世作品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而外，现皆有中译本：《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历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下凡相关引文除非特别注明者皆引自是书，以下凡着重号除非特别注明者皆为笔者所加，恕不另行一一说明。
②当然，在西方学界强调塔西佗史学的道德主题并非鲜见。譬如杜德勒尤为强调塔西佗的撰史主题：史家最为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事实(Chapter Two)。在此意义上，杜德勒广泛涉及到皇帝、元老院、军队、行省以及罗马城等，从而揭示了塔西佗史学深厚宏阔的道德叙事背景(参看Donald R. Dudley, The World of Tacitu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通过探讨塔西佗宗教与哲学观念的罗马主义以及隐与其后的传统性因素，斯考特强调认为；罗马历史某种意义上作为一部道德衰败史在老伽图、撒路斯提乌斯、李维以及其他许多拉丁史家具体的史学活动中获得一致的体现，塔西佗则继续严格坚守着古罗马宗教信仰并进一步强化了其欲拯救当下罗马的极端要义(参看Russell T. Scot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 Rome: The American Academy, 1968. )。在前言中，马丁明确强调了塔西佗全部作品的撰述主旨，即构建帝制体制下罗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道德(Virtus)；罗马道德沦丧的当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塔西佗的悲观主义；塔西佗竭力试图通过对当下国家政治体制(尤其主要是元老院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张力)的考察揭示其中的原因所在；塔西佗所塑造的特有的文风较为有效地表达了史家对时代问题的见解。总之，有关道德与政治问题的主题贯穿于塔西佗史学始终，因而也是马丁论述过程中频频予以强调的( pp. 38，47，94，129f：，136f. ，etc. 参看Ronald Martin, Tacitus, London: Batsf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在迈勒(Mellor)看来，在暴君暴政之下塔西佗所处时代元老贵族的道德沦丧部分性地说明了：塔西佗究竟何以要尤为关注于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因素。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塔西佗清楚地意识到了罗马人的道德沦丧与国家政治衰落二者之间的微妙关联”(参看Ronald Mellor, Tacitus, New York and London: 1993, p. 52. )。更有论者尤其提醒读者注意，作为评判和建构人类行为的源泉，道德向度无论是对于塔西佗抑或所有拉丁史家无疑都是最具根本性的。在此意义上，从理解塔西佗( " Understanding Tacitus" ) 出发，论者倡导一种对塔西佗思想全景式的解读视角(p. xiii)——尽管一种统一性的视角无法获致(参看W. H. Fyfe( trans) , D. S. Levene( revision and ed. ) , Tacitus: The Histories( The World' Classics) , Oxford and New York: 1997. Review author[s]: Michael Coffey,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 , Vol. 48, No. 2. ( 1998) , pp. 501—502. )。
③西方学界之所以格外关注塔西佗的史料来源、具体处涉情况，关键在于这涉及到其作品所载史事真实与否的问题。有论者提供了一种考察思路似乎有助于我们探讨于此：即塔西佗对史料的阐释与其所提供的史事是否内在一致，其笔下的公元1世纪帝国是否与我们今天的相关认知大体契合一致。参看M. 1. W. Laistner, 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120—122.
④在《塔西佗》第八、九两章，马丁主要探讨了《历史》和《编年史》的材料来源及共处涉的问题。诚如他所强调指出的，“在对所要表达阐发的整体内容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式之后，(塔西佗)转而在体系内部为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章节收集证据。他发现了一个先在(pre-existing)的适合于自己的文学叙事模式……，他将之作为叙事的基础，倘若必要，则通过新的材料完善与之……。倘若这一先在的文学叙事模式不能满足要求，他则转向别处……直到其适合他的目的”。参看Ronald Martin, Tacitu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211. 比较参看Ronald Syme, Tacitus( Vols. Ⅰ, Ⅱ)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Chap. Ⅲ and Ⅴ. ; 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ap. 10.
⑤参看G. B. Townend, " Cluvius Rufus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85, No. 4. ( Oct. , 1964) , pp. 337-377.
⑥许多前代学者试图确立《编年史》每一章节具体的材料来源，乌拉沃密尔则强调认为塔西佗利用了许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并暗示应当警示现代读者：塔西佗并没有如同一个现代历史家所期待的那样处涉材料(包括技艺方法和严格的史料批判等)——他所选用的似乎是与罗马人天性相互适应的“垃圾材料”( " contaminatio" ) ( p. xviii) 。同时乌拉沃密尔也强调指出，塔西佗有关历史人事的批判怀疑主义及其倾向性的解释削弱了客观公允性——尽管如此以来增进了作品的可读性。参看Pierre Wuilleumier, Tacitus, Annals i-iii,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4. Review author[s]: R. H. Martin,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 , Vol. 27, No. 1. ( 1977) , p. 117. 比较参看【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页、第125—126页、第131页。
⑦吉恩斯伯格认为塔西佗拒斥了编年体史学的精神而继承了其书写形式，这充分体现在其拒绝将逐年纪事( year-by-year, narration) 作为一种绝对主导性的叙事原则。譬如有关国外史事载录的不足不仅是材料匮乏的问题，同时也是塔西佗有意将之作为叙述国内事务的间隔或以之投射反衬国内的不幸与罪恶；塔西佗并没有受制于传统的编年叙事，但却懂得如何通过应付自如地驾驭编年体叙事以强化其对早期帝制的理解，等等。鉴于塔西佗史学的博大精深，人们可以从多重视角分析理解其叙事结构，吉恩斯伯格的贡献在于其对塔西佗基本叙事结构系统、实证性的思考和总结。参看J. Ginsburg, Tradition and Theme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Monographs in classical studies) , New York: Arno Press, 1981. Review author[s]: Miriam Griff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2. ( 1982) , pp. 215-216.
⑧Ronald Syme, " Obituaries in Tacitu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9, No. 1. ( 1958) , pp. 18-31.
⑨某种意义上，塔西佗的选材意旨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确宣称的所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似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意。事实上，类似的思想旨趣同样可在古罗马另一伟大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史学当中寻得“一鳞半爪”。譬如论及史学创作动机，史家强调指出——
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件挑选出来，笔之于书。……下面我便简要地并且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一下喀提林的阴谋事件；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喀提林阴谋》，4)
以此我们或许不难作出如是推断，能够引起撒路斯提乌斯强烈兴趣且促使其要在“历史真相”的意义上予以着力强调的诸多史事，似乎也多属于塔西佗所谓“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当然，塔西佗选材上的专注与苛刻某种意义上亦多有消极负面影响。比较参看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 The Man and his Work, Chap. 2: " Historiography before Tacitus" . ；马丁在其论著开篇即主要探讨了塔西佗之前希腊—罗马史学传统(Greco-Roman historiography)。论者强调认为，在拉丁史学史上老伽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等皆试图关注并强调道德问题，而这些史学理念对塔西佗史学思想影响最为深刻( Chap. 1, " The Tradition" ; cf. p. 251 n. 5. ) 参看Ronald Martin, Tacitus.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2页；【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译者序言”，第76—77页；塔西佗《编年史》第3卷30章中相关论断；A. J. Woodman, " The Preface to Tacitus' Annals: More Sallust? " ,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42, No. 2. ( 1992) , pp. 567-568. ; Mellor Ronald, The Roman Histori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90, p. 92. ^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京)2006年4期第63～69页
【英文标题】Tacitus' Idea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Chu Xinguo
【作者简介】褚新国，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Tacitus claimed that" Punishing the evil and praising the good" is the highest function of history. With the strong intention of morals, Tacitus keeped improving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as best as he can. Tacitus' techniques of trea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imed to clarify the truth of the good and the vicious in his annals. |
【关 键 词】塔西佗/史料思想/道德目的Tacitus/Thoughts on selecting historical materials/Ethic intention
塔西佗(Tacitus, 约公元56—118年)是公元1—2世纪罗马著名的政治家、演说家，白银时代拉丁文坛(the Silver Age of Latin)最出色的文法修辞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① 一般说来，史料思想主要是指史家在整理编撰史料过程中的一系列观点、方法等，史家选用怎样的史料无疑会对其撰述目的能否最终有效实现具有深刻的影响。就本案而言，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褒贬劝诫，② 诚如其所反复予以强调指出的：“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的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撰述历史的首要任务，这就是：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编年史》，3，65)塔西佗深知揭示历史真相之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意欲发挥其“惩恶劝善”的鉴戒职能，作为史家就必须保证历史记载内容的真实可信性，而只有书写者毫不隐讳地如实纪录历史上的真善美和假恶丑，人们才可以真实的道德范例而垂鉴自我。塔西佗强调史家撰史务必“秉笔直书”，尤其是要通过“善恶必书”以定“善恶之实”进而“耸善刺恶”。在此，所谓的“善恶必书”主要是指史家对即使是形容草芥一般的枝微末节亦绝不轻易放过，要在不虚言不溢美的意义上“实事求是”地表彰“微善”，谴责“小恶”。关于“善恶必书”，我们主要强调两点内涵：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有关道德训诫的“蛛丝马迹”。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强调要有目的地选编史料：大凡史书形式、材料采撰、取舍标准、史文繁简、叙事断限等一系列问题似乎皆与其道德目的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探讨其史料的来源问题。③
一
大量研究表明，塔西佗史著的材料来源甚是广泛而复杂。塔西佗参考了大量公开或秘密的相关材料。在独裁专制时代里，许多重大史事的内幕外人很难轻易获知。为此，塔西佗曾从许多当时健在的当事人或知情者处获取了许多宝贵的一手材料。不仅如此，塔西佗显然还大量审读了史书、碑铭、传记、自传、著名人物临终遗言录、演说、书信、回忆录及元老院的活动记录——尤其是最后两种，塔西佗必定经常性地阅读并引为己用。这一点在《历史》尤其主要是《编年史》中体现得甚是明显——二者分别有一个相对主体性的材料来源。④ 譬如，许多朱里亚·克劳狄王朝以及弗拉维王朝时代的历史学家及其历史著述都或多或少地对塔西佗的历史撰述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就影响程度而论，主要是以美撒拉(Messalla)、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Fabius Rusticus)、克路维乌斯(Cluvius)等为代表。塔西佗不仅有幸同他们当中的部分史家有过亲身交往，而且还大量引用他们的著作。如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主要是在克劳狄乌斯与尼禄时代从事写作，塔西佗曾将其与李维相提并论，“古代文学家中之李维和近代史学家中之法比乌·茹斯替古斯(即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引者注)都算是描写事物最逼真的了”(《阿古利可拉传》，10)。至于克路维乌斯，此人曾先后在卡里古拉、尼禄、伽尔巴以及维提里乌斯等当政期间身居要职，亲身经历或知悉许多史事内幕。包括蒙森等在内的论者则往往倾向于将他们的著述视为塔西佗《历史》写作的主要来源和依据。年龄较之更长的老普林尼是塔西佗的同代人，除了传世之作《自然史》而外另有20卷本的日耳曼战争史和罗马史。老普林尼的名字在塔西佗现存《编年史》后半部分直接出现达五次之多——尤其是，一些灾异、朕兆的载录很可能即是引用了老普林尼所写的当时的历史(《编年史》，12，43)。譬如关于“按劳分配”的杀人奖励机制的出笼，塔西佗同时选用了两人的说法，即“根据美撒拉的说法”和“根据盖乌斯·普利尼的说法”(《历史》，3，28；比较参看：《历史》，3，25；《编年史》，1，69；5，9；12，66—67；14，2；15，53；15，61等相关论载)。另一方面，诸如当事人的私人信札、日记、回忆录(Memoirs)以及某些实物性考古材料等一手文献已经开始被有意识地采用。这一点从其有关材料来源及出处的说明性注释中同样可见一斑(比较参看：《编年史》，2，88；4，53；13，3；15，16；《阿古利可拉传》，24；《日耳曼尼亚志》，28等相关论载)。当然，法比乌斯·路斯提库斯及克路维乌斯等作家作为许多事件的亲历者，其相关述录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亦可算是一手材料。还有一些材料则完全为其本人亲身探访所得，这一点在《日耳曼尼亚志》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譬如关于“青布累人”的感慨万千和浮想联翩，显然是他实地调勘基础上触景生情的产物(《日耳曼尼亚志》，37)。事实上，塔西佗常常带着考辨的眼光深入实际的社会生活，重视从历史见证人、事件的当事者那里获取史料以和史书相互参证。实地调查勘探的求实方法往往能准确生动地反映社会现实并增加史料的可信度：不仅解决了史籍记载不足的局限，还表现了史家探寻历史真相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另外与之稍有不同，包括元老院决议、庭审实录以及控辩双方的唇枪舌剑等议事录(acta senatus)性质的官方档案(即“官报”)往往被大量地直接采用(比较参看：《编年史》，3，3；3，65；12，24；15，74等相关论载)。就史料处涉而言，同修昔底德、李维手法颇为类似，塔西佗仍然只是将其连篇累牍地直接引为己用甚至“照办照抄”，似乎也说明其并没有细致入微地在“研究”的意义上娴熟地处涉此类材料——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古代史家似乎并非十分熟悉、适应直接将一手材料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史学方法。⑤
当然，塔西佗史著的材料来源实际上要远比其所提供的相关文本讯息更为广泛复杂。同李维等许多古代史家类似，塔西佗对所引材料的直接出处大多是鲜有提及的(往往只是在诸多相关说法歧异迭出而莫衷一是的情形下方才明确提及)。更有甚者，有足够证据表明其对极有可能频繁引用过的作家在所有现存作品中竟然绝口不提，譬如对老普林尼等写作罗马史影响深远的奥古斯都和提比里乌斯同代人奥费狄乌斯·巴苏斯(Aufidius Bassus)，塔西陀《编年史》前面部分章节相关内容应当是引用其书的，而且在《关于演说家的对话》有关题材与风格的争论中，此人同塞维利乌斯·诺尼乌斯(Servilius Nonianus)及瓦罗(Varro)、西森纳(Sisenna)等人一道充当了主角性人物。不仅如此，塔西佗史著材料来源的驳杂性同样也可以从下列事实中体现出来——譬如，学者通过将其与苏维托尼乌斯、普鲁塔克以及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等同代或稍晚史家相关载录的比较性研究表明：二者之间存有许多分歧之处，其中就包括伽尔巴、奥托以及维提里乌斯等重要历史人物及其举止言谈方面的差异等。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出于抨击暴君暴政的撰述目的，塔西佗从许多破败没落世家大族及其后人“反对派”性的言论材料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史料来源，几乎都是在每个朝代秘密流传的那些谤文。这类文献本身纵或未能流传至今，但仍然活现在塔西佗的生动篇章之中，因为塔西佗吸收了这类文献的精神。”⑥ 而且学者倾向于认为，塔西佗总是不厌其详地满足于袭取塞内加等人的著作——不仅是材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思想养分。换言之，史料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材料问题，因为它们在被频繁引用的过程中却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塔西佗的历史创作。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引起史家兴趣并值得其要在“历史真相”意义上予以载录的都是哪些史事？事实上，与“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编年史》，4，32-33)相联系，塔西佗在其作品多处反复涉及到了材料究竟“值得”抑或“值不得”选用的问题。我们不妨以此为问题切入点，以期理解其编选史料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之深意所在。
二
关于历史撰述应当“写什么”的问题，塔西佗强调指出，“至于我个人，我已把那些即使别人认为不值得记载、但我认为值得记载的都记下来了。”(《编年史》，6，7)然而究竟怎样的内容才是其所谓“值得记载”的事情呢？塔西佗对所载史事的挑剔，似乎多少能够提供一点问题的答案。譬如，史家曾经不无“失望”地指出，塔西陀写尼禄出任执政官期间的帝国历史是“平淡无奇”的：
在尼禄(第二次)和路奇乌斯·披索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但编年史家也许会喜欢把人们对恺撒在玛尔斯广场上修建的巨大的半圆形剧场的基础和支撑剧场的梁柱的赞美词载入自己的史篇。不过罗马人民的尊严所要求的是只把重大事件记载到史篇中去，而这类琐事的记述只能是官报的事情。(《编年史》，13，31)
考虑到上述言论发议的具体背景，尤其是通过对比考察此前一年史事的性质，我们或许同样不难找到问题的真实答案：诸如受贿勒索、贪赃枉法、自杀以及宫廷阴谋(《编年史》，13，30)等一个个“同样惊人的不道德的事件”(《编年史》，13，45)才真正属于其所谓的“值得记述的事情”。不仅如此，所谓“我认为值得记载的”其强烈的道德意蕴同样可以从大量诸如此类的载录中体现出来。譬如面对暴君尼禄的讯问，在阴谋中被“搞垮”的佛拉乌斯临刑前大义凛然地慷慨陈词(“当你杀死你的母亲和妻子的时候，当你变成一个驾着马车赛马的家伙、一个优伶、一个纵火犯的时候，我就开始恨你了”)：“我把他的话原样地记录下来”，因为“一个军人的坦率而强烈的感情是同样值得介绍的”(《编年史》，15，67)。譬如，因尼禄嫉恨其诗才而遭遇“飞来横祸”的路卡努斯临终前夕背诵着自己的诗篇而“光荣”地赴死：“这就是他临终前说的话……至于参加阴谋的其他人，他们就没有什么值得我们追忆的言论和行动了。”(《编年史》，15，70)实际上，类似的史学观念甚至在其史学思想尚且不太成熟的早期作品中即已初露端倪。在其有关日耳曼尼亚地区“蛮族人”诸部落道德品性优劣高下“孰轻孰重”的判断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譬如关于郎哥巴底人以及“在郎哥巴底人之外”，“其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到的”(《日耳曼尼亚志》，40)；关于鲁给夷人，“值得提及的只有阿累夷人，厄尔维科内斯人、马尼密人、厄利昔夷人和纳阿纳瓦利人”(《日耳曼尼亚志》，43)；关于作为斯维比人一支的所谓“败类”昔托内斯人，“斯维比人就说到这里了”(《日耳曼尼亚志》，45)等等。塔西佗一向对淳朴务实德性高洁的日耳曼尼人推崇有加，然而“值得与否”的辨明在此同样隐喻了其是非美丑的价值判断。
三
基于道德目的，塔西佗在编选史料方面的针对性与目的性不仅体现在究竟是否“值得”选用的问题上，而且同样更体现在对所选材料的具体处涉上——诸如取舍标准、史文繁简、叙事断限等一系列史书撰述的方法、规则问题。事实上，塔西佗对其一味地致力于诸如此类题材书写的“消极后果”了然与心：“对于这些事件的千篇一律的叙述，不但我自己会感到厌烦，我想别的人也会感到厌烦：因为他们听到的尽是罗马人的接二连三悲惨牺牲的故事……老实说，……会使人感到腻烦，会使人感到心头沉重。”(《编年史》，16，16；比较参看《编年史》，6，7等相关论载)于是，史家在看到诸如此类题材连篇累牍的同时却也始终在考虑有所“收敛”的可能，尤其是要通过重新组织材料以免给读者造成阅读过程中的麻烦。譬如，关于何以要将“两年夏天的事情”连续载录：“我所以把两年夏天的事情放到一起叙述，目的是要人们暂时不去注意国内的那些恐怖事件”(《编年史》，6，38)；尼禄喜好“在各个公共场所设宴，仿佛全城都是他的宫殿似的”，其中尤以提盖里努斯所安排的那一次“最为奢侈，也最为荒唐”：“我把他的宴会作为典型加以叙述，这样就不必三番五次地再去叙述那单调乏味的奢侈事例了”(《编年史》，15，37)；遭受尼禄迫害自杀的塞内加在临终前夕“口授了长篇的谈话”：“因为谈话的全文已经发表，因此我就不在这里重述了”(《编年史》，15，63)，等等。⑦ 然而尽管努力尝试着克制，但出于对“惩恶扬善”道德目的的捍卫，史家却总是一再对此放纵。甚至其中许多史事的载录颇有些“变本加厉”的味道隐与其间。譬如“对于显赫家族所遭受到的灾难来说”，“这里应作一点简单的回顾”，“至于其他犯罪者的遭遇，我希望我能在那一时期的通史中加以记述，如果我能完成当前这部书并且尚有余年来从事别的著作的话”(《编年史》，3，24)；“在尤尼乌斯·西拉努斯和西里乌斯·涅尔瓦担任执政官的一年里，一开头就遇到了可耻的事件”(《编年史》，4，68)，“我并不打算把这一年里的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但是，对于这类罪行累累的人的惩罚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件，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提到”(《编年史》，4，71)(比较参看：《历史》，4，50；4，67；《编年史》，13，49等相关论载)。于是，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编年史》，4，32)竟然“值得”其不厌其详，也许更从一个侧面深刻折射了塔西佗对诸如此类题材近乎执着的“偏爱”！
事实上，为了在“历史真相”的意义上通过“善恶必书”实现“惩恶扬善”的撰述目的，塔西佗举列的大量道德事例几乎尽为“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即使是在诸如此类的题材范围之内，塔西佗仍然强调通过更为典型的“无关紧要的、值不得记述下来的小事情”——尤其是选取那些最具特征或最能够说明问题的道德实例，举一反三、以小见大地说明历史真相。相比之下，塔西佗有关死亡问题的探讨似乎最为能够集中而充分地彰显与此。大量正直或邪恶公民的死亡是其反思罗马历史与当下现实的特殊视角之一：许多出身名门望族者的死亡(包括自杀或他杀)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国家的不幸，因而充分折射出了帝制的暴虐和时代的险恶。尤其是，暴君的“特殊恩惠”使得自杀在罗马甚是盛行，“由于人们害怕被处刑以及由于当一个人依法被判罪的时候他会丧失自己的财产而且得不到埋葬，所以这种死法就很流行了。但是另一方面，自杀的人则又由于这种速死而得到埋葬尸体的待遇，而且他的遗嘱也将会得到尊重。”(《编年史》，6，29)于是，接二连三的“死亡”竟然能够构成当下帝国一道“永恒”的血色风景线。塔西佗笔下的“死亡”论题不仅表现在众多高门大族人物“非正常的死亡”，而且还充分体现在众多下层普通民众甚或“小人物”的死亡方面。⑧ 譬如，塔西佗描写内战期间维提里乌斯军队所制造的发生在“离罗马七英里”地方的一场“最可怕的屠杀”展示，其间通过屠杀“手无寸铁”平民过程中一个更为细小的情节实现，即“有一个士兵的父亲同这个士兵在一起时被杀死了”(《历史》，2，88)。在此两个层面上，死亡的惨绝人寰性正得以揭露无遗！在类似意义上，塔西佗反复声明了对诸如此类题材毫不妥协意义上的“善恶必书”。譬如，一名士兵因为在内战中杀死自己的同胞兄弟而向高层索要报酬——
我从最有权威的作品那里知道，胜利者已经把是非界限混淆到这样程度，……这件事的下文如何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在先前的内战里却发生过类似的一件罪行。西森纳说过，在雅尼库路姆山上对秦纳作战时，彭佩乌斯的一名士兵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但后来在他发现了自己的罪行时就自杀了。在我们的祖先身上，对于罪行感到的悔恨情绪以及对于崇高行为感到的光荣都要比我们强烈得多啊！这样的事情以及从罗马的古代历史上引用来的其他事例，我应当在我的著作里适当地方加以叙述，只要我所讲到的事情或当时的情况需要我举出正当行为的例子或是为错误行为减轻其罪恶性质的话。(《历史》，3，51)
塔西佗主要是在“最典型性”与“最真实性”两个层面上加以探讨：在与古罗马淳朴道德遗风鲜明对比的基础上，当下罗马的堕落与时代的罪恶究竟深及何地当是不言自明的了。于是，出于对诸如此类题材的强烈偏爱，甚至死亡也被赋予充分而浓烈的道德内涵！当然，塔西佗对“典型性实例”的选取绝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此(比较参看：《编年史》，4，69；5，6—8；6，26；6，29；6，48；14，47；14，57；14，59等相关论载)，但其“于恶必书”意义上的撰述主旨却与其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四
尤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对选题的苛意求工某种意义上也深刻揭示了其究竟何以要孜孜以求得“历史真相”的问题。譬如以日耳曼尼库斯的暴亡真相为例——
重大的事件照例总是扑朔迷离的。一派人相信一切传闻的证据，不管这种证据具有怎样，的性质，都是无可争辩的；另一派人则把真相歪曲成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这两种情况到后来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其错误程度。(《编年史》，3，19)
对于意欲“惩恶扬善”的史家而言，真实地揭示“历史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这些“重大的事件”是说明罗马当下现实景况的重点，但由于“总是扑朔迷离”因而也是难点所在。在此意义上塔西佗坚信，人间万事万物总是存有迫切需要人们认真对待的“历史真相”，因为“真实情况和诈骗之间的界限是多么接近，而掩盖真相的面纱又是多么神秘莫测！”(《编年史》，4，58)另一方面，暴君暴政时代的整个罗马始终处于一种危机四伏人心浮动的风雨飘摇之中，对于诸如此类事件真伪的澄清往往事关国家的稳定与民族前途，“无论什么事情一经谣传，就必然会被夸大并为人们所相信，因此忧国忧民的爱国者便感到痛心，但是许多不满现状和渴望变乱的人却幸灾乐祸”(《编年史》，3，44)。譬如，在紧随费迪纳惨祸之后的又一次惨绝人寰的灾难中，曾经作为罗马人昔日光荣和福祉象征之一的凯利乌斯山被焚毁，塔西佗深感惋惜的同时也为帝国前途未卜的幽暗命运表示深切隐忧。通过论载一些标志古罗马无上荣誉与辉煌历史的相关“说道”，史家揭示了这一“偶然发生的事件”及其历史真相的深刻内涵，“在这里说一下下述事件是合适的”(《编年史》，4，65)。譬如“在征服了若干强国之后”，克劳狄乌斯在位时期“扩大了城界”。考虑到城界的扩大与否是标志罗马国家兴衰的一个“晴雨表”，“我认为是值得好好研究的”(《编年史》，12，24)。再譬如，面对尼禄与波培娅这对荡夫淫妇丧尽天良的滔天罪行，元老院照例不光彩地充当了罪恶的帮凶——
这类的话我还要讲多少次呢？所有那些从我的作品以及从别的作品知道了那一时期的历史的人，都可以认为这样的事实是当然的，……凡是先前被认为应当庆幸的事情，现在看来正是国家的灾难。虽然如此，任何一项元老院的命令，不管它谄媚到什么程度，卑鄙到何等地步，我是决不会把它放过去的。(《编年史》，14，64)
如前所述，在塔西佗看来，道德问题总是与国家兴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互呼应，史家正是基于罗马国家和民族长远根本利益的层面而追索“历史真相”的！事实上，通过援引大量诸如此类的“道德实例”而深刻批判当下罗马的丑恶现实，是塔西佗史学一以贯之的叙事主题，更是其矢志不渝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一点更可以从其对“他们”无所事事“不作为”的指责当中体现出来(比较参看：《编年史》，2，88；4，53等相关论载)。当然，史家偶尔也会似乎是在“不经意间”记载一些看似与诸如此类题材毫不相干的史事。譬如提贝里乌斯暴政使得各种罪恶与不幸集中频发，“但是在这一连串的悲剧中间，却有一件比较令人高兴的插曲”——“皇帝赦免了被证实犯了写诗诽谤他本人之罪的一位罗马骑士”。然而细究端详不难发现，其真正目的却仍然是要通过对比以揭橥隐藏在现象背后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编年史》，4，31)
在此意义上我们强调认为，通过对史事究竟“值得”或“不值得”的价值判断，塔西佗进一步明确了题材之于历史撰述及其目的的重要意义，即“历史真相”与史学“最高职能”之间的紧密关联。尤其是，哪些史事更容易在“历史真相”的层面上引起史家的情趣，而哪些史事更容易说明“历史真相”等等。譬如史家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垂鉴思想促使其将全部的注意力投射在诸如人事兴亡、历史盛衰等现实问题的思考，所谓的“历史真相”则是深具某种道德训诫与价值启谕的“历史事实”：惟有诸如此类的史事才能够成为并有助于揭橥“历史真相”。⑨
注释：
①在麦考莱、泰纳(Taine)、西姆(Ronld Syme)、马丁(Ronald Martin)和迈勒(Ronald Mellor)等著名学者看来，塔西佗在古代罗马历史学家中绝对是最伟大的，堪与希腊史学界的修昔底德比美。或认为，塔西佗虽然作为历史学家的声名时而放大时而衰减，但理应同撒路斯提乌斯和李维一起忝列于罗马最负盛名的大历史学家当中，其影响和地位当接近或稍在二人之上。塔西佗的传世作品除《关于演说家的对话》而外，现皆有中译本：《阿古利可拉传·日耳曼尼亚志》，马雍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历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编年史》，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以下凡相关引文除非特别注明者皆引自是书，以下凡着重号除非特别注明者皆为笔者所加，恕不另行一一说明。
②当然，在西方学界强调塔西佗史学的道德主题并非鲜见。譬如杜德勒尤为强调塔西佗的撰史主题：史家最为关注的是道德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事实(Chapter Two)。在此意义上，杜德勒广泛涉及到皇帝、元老院、军队、行省以及罗马城等，从而揭示了塔西佗史学深厚宏阔的道德叙事背景(参看Donald R. Dudley, The World of Tacitus, London: Secker & Warburg;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8. )。通过探讨塔西佗宗教与哲学观念的罗马主义以及隐与其后的传统性因素，斯考特强调认为；罗马历史某种意义上作为一部道德衰败史在老伽图、撒路斯提乌斯、李维以及其他许多拉丁史家具体的史学活动中获得一致的体现，塔西佗则继续严格坚守着古罗马宗教信仰并进一步强化了其欲拯救当下罗马的极端要义(参看Russell T. Scot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 Rome: The American Academy, 1968. )。在前言中，马丁明确强调了塔西佗全部作品的撰述主旨，即构建帝制体制下罗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道德(Virtus)；罗马道德沦丧的当下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导致了塔西佗的悲观主义；塔西佗竭力试图通过对当下国家政治体制(尤其主要是元老院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张力)的考察揭示其中的原因所在；塔西佗所塑造的特有的文风较为有效地表达了史家对时代问题的见解。总之，有关道德与政治问题的主题贯穿于塔西佗史学始终，因而也是马丁论述过程中频频予以强调的( pp. 38，47，94，129f：，136f. ，etc. 参看Ronald Martin, Tacitus, London: Batsf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在迈勒(Mellor)看来，在暴君暴政之下塔西佗所处时代元老贵族的道德沦丧部分性地说明了：塔西佗究竟何以要尤为关注于政治活动中的道德因素。诚如论者所指出的，“塔西佗清楚地意识到了罗马人的道德沦丧与国家政治衰落二者之间的微妙关联”(参看Ronald Mellor, Tacitus, New York and London: 1993, p. 52. )。更有论者尤其提醒读者注意，作为评判和建构人类行为的源泉，道德向度无论是对于塔西佗抑或所有拉丁史家无疑都是最具根本性的。在此意义上，从理解塔西佗( " Understanding Tacitus" ) 出发，论者倡导一种对塔西佗思想全景式的解读视角(p. xiii)——尽管一种统一性的视角无法获致(参看W. H. Fyfe( trans) , D. S. Levene( revision and ed. ) , Tacitus: The Histories( The World' Classics) , Oxford and New York: 1997. Review author[s]: Michael Coffey,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 , Vol. 48, No. 2. ( 1998) , pp. 501—502. )。
③西方学界之所以格外关注塔西佗的史料来源、具体处涉情况，关键在于这涉及到其作品所载史事真实与否的问题。有论者提供了一种考察思路似乎有助于我们探讨于此：即塔西佗对史料的阐释与其所提供的史事是否内在一致，其笔下的公元1世纪帝国是否与我们今天的相关认知大体契合一致。参看M. 1. W. Laistner, 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120—122.
④在《塔西佗》第八、九两章，马丁主要探讨了《历史》和《编年史》的材料来源及共处涉的问题。诚如他所强调指出的，“在对所要表达阐发的整体内容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式之后，(塔西佗)转而在体系内部为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章节收集证据。他发现了一个先在(pre-existing)的适合于自己的文学叙事模式……，他将之作为叙事的基础，倘若必要，则通过新的材料完善与之……。倘若这一先在的文学叙事模式不能满足要求，他则转向别处……直到其适合他的目的”。参看Ronald Martin, Tacitu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p. 211. 比较参看Ronald Syme, Tacitus( Vols. Ⅰ, Ⅱ)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8, Chap. Ⅲ and Ⅴ. ; 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 The Man and his Work,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Chap. 10.
⑤参看G. B. Townend, " Cluvius Rufus in the Histories of Tacitu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85, No. 4. ( Oct. , 1964) , pp. 337-377.
⑥许多前代学者试图确立《编年史》每一章节具体的材料来源，乌拉沃密尔则强调认为塔西佗利用了许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并暗示应当警示现代读者：塔西佗并没有如同一个现代历史家所期待的那样处涉材料(包括技艺方法和严格的史料批判等)——他所选用的似乎是与罗马人天性相互适应的“垃圾材料”( " contaminatio" ) ( p. xviii) 。同时乌拉沃密尔也强调指出，塔西佗有关历史人事的批判怀疑主义及其倾向性的解释削弱了客观公允性——尽管如此以来增进了作品的可读性。参看Pierre Wuilleumier, Tacitus, Annals i-iii,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74. Review author[s]: R. H. Martin, The Classical Review, New Ser. , Vol. 27, No. 1. ( 1977) , p. 117. 比较参看【美】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1页、第125—126页、第131页。
⑦吉恩斯伯格认为塔西佗拒斥了编年体史学的精神而继承了其书写形式，这充分体现在其拒绝将逐年纪事( year-by-year, narration) 作为一种绝对主导性的叙事原则。譬如有关国外史事载录的不足不仅是材料匮乏的问题，同时也是塔西佗有意将之作为叙述国内事务的间隔或以之投射反衬国内的不幸与罪恶；塔西佗并没有受制于传统的编年叙事，但却懂得如何通过应付自如地驾驭编年体叙事以强化其对早期帝制的理解，等等。鉴于塔西佗史学的博大精深，人们可以从多重视角分析理解其叙事结构，吉恩斯伯格的贡献在于其对塔西佗基本叙事结构系统、实证性的思考和总结。参看J. Ginsburg, Tradition and Theme in the Annals of Tacitus( Monographs in classical studies) , New York: Arno Press, 1981. Review author[s]: Miriam Griff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2. ( 1982) , pp. 215-216.
⑧Ronald Syme, " Obituaries in Tacitus"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79, No. 1. ( 1958) , pp. 18-31.
⑨某种意义上，塔西佗的选材意旨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确宣称的所谓“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一书”似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意。事实上，类似的思想旨趣同样可在古罗马另一伟大的历史学家撒路斯提乌斯史学当中寻得“一鳞半爪”。譬如论及史学创作动机，史家强调指出——
我决心撰述罗马人民的历史，把我认为值得后人追忆的那些事件挑选出来，笔之于书。……下面我便简要地并且尽可能忠实地叙述一下喀提林的阴谋事件；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追忆的一个事件，因为那罪行和由此而产生的危险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性质。(《喀提林阴谋》，4)
以此我们或许不难作出如是推断，能够引起撒路斯提乌斯强烈兴趣且促使其要在“历史真相”的意义上予以着力强调的诸多史事，似乎也多属于塔西佗所谓“狭窄范围之内的不光彩的事情”与“惹人生厌的单调乏味的题材”。当然，塔西佗选材上的专注与苛刻某种意义上亦多有消极负面影响。比较参看Clarence W. Mendell, Tacitus: The Man and his Work, Chap. 2: " Historiography before Tacitus" . ；马丁在其论著开篇即主要探讨了塔西佗之前希腊—罗马史学传统(Greco-Roman historiography)。论者强调认为，在拉丁史学史上老伽图和撒路斯提乌斯等皆试图关注并强调道德问题，而这些史学理念对塔西佗史学思想影响最为深刻( Chap. 1, " The Tradition" ; cf. p. 251 n. 5. ) 参看Ronald Martin, Tacitus. ；【美】唐纳德·R·凯利：《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陈恒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2页；【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王以铸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译者序言”，第76—77页；塔西佗《编年史》第3卷30章中相关论断；A. J. Woodman, " The Preface to Tacitus' Annals: More Sallust? " ,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New Series, Vol. 42, No. 2. ( 1992) , pp. 567-568. ; Mellor Ronald, The Roman Historian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90, p.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