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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蒋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6年6期第138～150页
【作者简介】蒋保，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徐州 221116
【关 键 词】演说/口述传统/雅典民主政治
古希腊著名演说家德摩斯提尼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发表演说的体制。”① 对公元前5—前4世纪的雅典历史稍作了解便不难发现演说确实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常见的现象。无论是在民主政治的决策机构公民大会上，还是在民主的审判机构公民法庭上，抑或在城邦一年一度的公共葬礼上，政治领袖字斟句酌的精彩演说都是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粗略统计，现存的政治演说、诉讼演说和葬礼演说就有150篇，其中仅德摩斯提尼一人就留下了60篇。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流传下来的演说词还仅仅是极少的一部分而已。因此，这足以说明演说在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显然，“要探讨和分析雅典民主政治，我们不能撇开雅典的演说。”② 本文以演说为切入点，讨论演说在雅典繁盛、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剖析，希冀对雅典民主政治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一
的确，在古代世界中，演说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学者墨菲认为，现存证据表明希腊人是古代世界试图分析人类相互交流方式的唯一的一个民族，而古代的非洲和亚洲都没有产生演说术。③ 所以在《修辞学》一书的序中，周作人论道：“中国人向来是没有谈国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等候老爷的判决，希腊首二类的文章(政治演说和法庭演说——引者注)在中国就变了相，成为陆宣公奏议和樊山判牍了。第三类(葬礼演说——引者注)似乎还多一点，史论传赞墓志，门类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学的意味，然而都是写而不是说的，不，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④ 既然演说是雅典民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在雅典十分兴盛，那么它的兴盛必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与雅典民主政治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具体分析起来，演说的兴盛与雅典城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雅典城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表述方式上，与古代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一样，雅典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雅典社会的口述传统为演说的兴盛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环境。
首先，古希腊早期文学发展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荷马时代自不必细说，因为当时希腊人还没有文字，所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建立在口头表述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的特点是口头传诵的史诗是传播文化和历史最根本的形式，而行游诗人是主要的传播者。荷马时代，行游诗人周游整个希腊，为报酬和竞争而表演，传递着希腊前文字社会时期创立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荷马的著作就是通过他们代代相传下来，直至后来编订成册。到古风时代，虽说希腊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是书写文字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显然，在口头话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书写文字的产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时，希腊人的文学形式由荷马时代口头传诵的史诗转为口头吟唱的抒情诗，并配有竖琴或者排箫伴奏。品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即兴赋诗吟唱，颂扬胜利者和希腊城邦。古典时代，虽说希腊文字的产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古希腊人也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此时希腊的文学尤其戏剧是以对话和口头表述为主。换句话说，它们不是用于阅读，而主要是用于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即使有像希罗多德《历史》那样宏大的历史书面文本，但是，它也是被用来大声朗诵。根据卢奇安的记述，希罗多德曾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当众背诵自己的作品。⑤ 据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听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历史》时，感动流涕。因此，古希腊早期文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而古典时代演说的兴盛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腊文学由荷马时代口头传诵的史诗到古风时代口头吟唱的抒情诗再到古典时代口头陈述的演说的一种自然过渡。
其次，古希腊的教育也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教育机制和完整固定的教学内容。早在荷马时代，教育后人是老年人的权利，他们凭借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在“劝告和言语”上对青年人进行教育。这正如史诗中涅斯托尔所说：“我依然要和乘车的战士生活在一起，在劝告和言语上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老年人的权利。”⑥ 古典时代，随着“智者”的出现，他们承担了希腊富裕公民子弟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与学生进行谈话，而教育的内容，如前所述主要就是口头演说的技艺。而普通公民的教育则是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狄奥尼索斯戏剧节或者奥林匹亚集会等，聆听政治领袖的演说来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所以，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⑦ 的确，在雅典，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除了专业教师“智者”的教育之外，雅典普通公民正是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剧院、市政广场、军营等来获得非正式的教育。⑧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公民大会妇女》中的一段对话则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现象。第一位妇女问普拉克萨戈拉：“你是在哪儿学会如此健谈的本领”。她回答道：“当所有人都涌向雅典时，我和丈夫就坐在普奈克斯山上，在那里聆听演说。”⑨ 因此，无论是在教育方式还是在受教育的内容上，古希腊社会都体现出它的口述社会特征。
最后，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也同样体现了其典型的口述社会特征。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⑩ 伯里克利的论述道出了雅典政治生活的口述特征，即雅典的政治生活是口头运作的。具体而言，在公民大会上，公民对相关提议的表决是在他们亲自聆听演说者的发言和辩论之后当场进行的，这就是伯里克利所谓的“适当讨论”。同样，在公民法庭上，陪审员对案件的审判也是在当事人双方陈述和辩论之后当场投票表决。另外根据学者的研究，尽管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雅典就有档案记录，但是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开始，文件、书写证据与口头证据在公民法庭上才具有同等的价值。(11) 换句话说，在此之前，证人的口头证据一直是陪审员审理案件的主要证据。因此，在一个口述社会中，以劝服为主要功能的演说的兴盛当在情理之中。
二
其实，从雅典民主政治运作过程来看，演说在雅典的兴盛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中，虽说雅典人的民主政体不是首创，(12) 但毫无疑问，雅典民主政治却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最著名、发展最充分的民主政治。与今天代议制民主截然不同的是，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普通公民是通过对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等国家机关的直接参与，实现其对城邦的管理，“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3) 公民直接参与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更体现于其民主政治运作过程的直接性，即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普通民众的直接表决，也就是政治家与民众面对面地、直接地对话，这就是芬利所谓的“熟面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14) 这从雅典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和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雅典，太阳升起时公民大会就开始，一般持续上午半天；但最迟也是在天黑前结束。大会开始后，第一个程序为女传令人宣读大段咒语，接着传令官宣读议事会对本次会议执行主席和秘书人选的安排，并提出主席团事先拟订的议题。然后，随着传令官一声“谁要发言？”大会进入自由发言即辩论阶段，演说者开始直接面对城邦公民，阐述自己的提议和政策。任何持不同观点的公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演说者发言辩论之后，大会开始就议题进行集体表决，如果多数人赞成即为通过并生效，任何个人都无权更改大会的决定，除非再次召开公民大会，重新对之进行讨论和表决，正如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一样。(15) 所以演说者在发言结束的时候总是要说“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之类的话语。(16) 因此，从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演说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民众直接表决的特点。显然，面对如此众多而且大多陌生的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演说者若想使自己的提议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那么他们理应掌握演说的技艺，懂得如何说服影响台下的民众赞同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提议和观点。
同样，在公民法庭上，案件的审理也存在陪审员和当事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陪审员直接判决的特征。古代的雅典没有今天所谓的律师，在开庭之前，一方可以请人代写好诉讼词，但是诉讼人必须亲自进行控告或辩护。然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分配的部分时间让给一个或者更多的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来发言陈述，但是它们不能替代诉讼人的陈述，只是作为诉讼人陈述的补充。在开庭审理之前，陪审员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案情进行了解和判决的唯一根据和来源即是诉讼人的陈述。在诉讼人陈述案件之后(原告首先发言)，陪审团即刻投票表决。裁决根据多数票原则，如果票数相同，则被告被判无罪释放。如果被告有罪，那么在一些案件中，对罪犯的处罚可以根据法律量刑。还有一些案件则没有固定的惩罚，所以陪审团要在诉讼人双方的补充演说提出的两种惩罚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汉森在分析雅典公民法庭的构成时说：“在雅典，一个案件就像是一部有三个角色的喜剧，这三个角色都是业余的，他们是提出诉讼的公民、准备案件和主持法庭的法官以及听取案情并作出裁决的陪审员。”(17) 在这三者关系之中，公民法庭的法官是法庭的主持人，没有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的权力；诉讼人陈述案情，提出控告或辩护；而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员，人数从201人到2501人不等，是案件的终审者，他们的投票即是最后的判决。因此，在案件诉讼中，由于陪审员在开庭之前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案情进行了解和判决的唯一根据即是诉讼人的陈述，所以掌握演说的技艺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提起诉讼的公民要在既定的时间内说服那些根据临时抽签选取产生的陪审员。因此，从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也同样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中诉讼人和陪审员之间直接的交流和陪审员的直接判决特征，诉讼人若想在公民法庭上赢得陪审员的同情和支持，使得案件的审判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演说是他们唯一有效的方式。
三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指出，演说是演讲者在雅典法庭和公民大会上制胜的法宝。(18) 周作人在《关于卢奇安》一文中也同样论道：“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19) 如前所述，演说是雅典公民大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在演说者就大会议题发表各自的演说后，公民大会才开始集体表决，以决定此项议题是否被通过，成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演说者的提议是否能通过，关键就要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下面的普通民众，投上一赞成票。
希罗多德是第一个明确阐述演说对雅典公民大会决策有影响的古代作家。希波战争前夕，关于米利都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游说演说，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和评述：“正在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雅典……他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列欧美涅斯，但是却能欺骗3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们议决派遣20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20) 可见在希罗多德看来，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演说的说服作用明显地较斯巴达重要，在公民大会上，民众更易受演说的影响，被演说者说服。而在斯巴达，民众受寡头控制，演说发挥作用的场合不多。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针对斯巴达的“解除波提狄亚之围，给厄基那独立，撤销麦加拉法令，否则就开战”的最后通牒，雅典人举行民众会议，讨论了这件事，决定把整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仔细考虑一下，然后给斯巴达一个答复。许多人站起来发言，两方面的意见都有。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有些人说麦加拉法可以撤销，不要让它成为和平的障碍。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是当时雅典的领袖，无论在行动上或辩论上，他是最有力量的人。他也发了言，反对对斯巴达人作出任何让步。(21) 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最好，所以照他的意见表决了。对斯巴达的答复就是他所建议的那个答复：“他们不愿在强迫命令下做任何事情；但是愿意依照和约上的规定，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各项争点达到调解。”(22) 从修昔底德的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雅典公民之所以照伯里克利的意见表决，而不采取他人的建议，正是因为“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最好”。伯里克利的雄辩说服了民众，影响了公民大会的表决。那么伯里克利是如何说服民众的呢？
其实在演说中，伯里克利是通过对战争的性质和局势利弊的理性分析说服民众，最终取得民众的认同。演说一开始，伯里克利提出观点，反对向斯巴达作任何让步。他说：“如果我们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的话，你们任何人不要以为我们不应该为这一点小事情而作战……如果你们让步的话，你们马上就会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怕他们而让步的。……在请求仲裁之前，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向他们的邻人提出要求，而把这些要求当作命令的时候，向他们屈服，就是受他们的奴役，无论他们的要求是怎么大或怎么小。”(23) 在这里，伯里克利分析指出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接受斯巴达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向他们屈服，受他们的奴役。因此，不能向斯巴达妥协，应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然后，伯里克利详细分析对比了双方的战争资源、军事力量，指出资源和军事的优势都在雅典一边。他说：“至于战争以及双方所能利用的资源，我想要你们听听我的详细报告，认识到我们的势力不是较弱的一边。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国家方面，他们没有金融财富；因此，他们没有在海外作战的经验，也没有作长期战争的经验；因为他们彼此间所发生的战争，由于贫穷的缘故，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人民不能经常配备一个舰队的海员，也不能经常派遣陆军；因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花费自己的资金，而何况我们还控制着海上。”(24) 接着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海上势力和雅典同盟国的重要性，建议雅典人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上的城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同远优于自己的伯罗奔尼撒陆军作战，而且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同盟国。最后，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引用先辈抗击波斯人的历史典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激励民众。他说：“我们也要知道，无论对于城市也好，对于个人也好，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资源；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但是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我们要学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平常一样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25)
而在战争爆发后，在亚狄迦即将面临斯巴达进攻的时候，伯里克利再次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自己的对策，并建议民众准备作战，把郊外的财产迁入城内，固守城垣。(26) 和上次一样，雅典人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意见，把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家具都从郊外搬进城中，连房屋中的木件，如门板、窗格等都搬走了，牛马等牲畜都送往优卑亚及海岸附近大岛屿上去了。(27) 对此，修昔底德评论说：“雅典人从长久的时间以来就是在分散于全亚狄迦的独立乡村中生活着的；就是亚狄迦统一以后，古时的习惯依然是保留下来的。大多数雅典人，从早几代一直到这次战争发生的时候，都是生长在乡间。现在必须带着全部家属和家具迁移，尤其是在波斯战争后，大家刚刚安定下来的时节，忽然来一个迁移运动，他们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他们很悲伤，很不愿意抛开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神庙，很不愿变更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把每个人所认为是自己的市镇加以抛弃。”(28) 根据修昔底德的评论，我们可以想像反对伯里克利提议的政治家是如何利用民众这一“安土重迁”的情结进行反驳。试问：如果连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和供奉的神庙都加以抛弃，不能保护的话，那么战争本身的意义到底何在呢？然而，伯里克利说服了雅典人。在演说中，通过对雅典资金来源、军事力量和将来政策的分析，伯里克利使得雅典人相信，虽然迁移会带来损失，但是“最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他说：“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以外，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款平均达到600塔兰特；在雅典的卫城内，还存有6000塔兰特银币。除此之外，还有各私人或国家所捐献而未铸成货币的金银；还有在赛会游行和竞技时所用的礼神杯盏和器皿；也有来自波斯人的战利品以及其他一切一切的资源，其总数也不下于500塔兰特。别的神庙中所储存的金钱，于必要时，也可以取来用，其数目也是很可观的。到了极窘迫的时候，就是雅典娜女神像身上的黄金片也可以使用……至于军队，他们有13000名重装步兵，再加上防守各地和实际上参加防守雅典城市工作的16000名。骑兵人数，连同骑兵射手在内，共有12000人；此外，还有1600名徒步射手，300条三列桨战舰准备随时加入战争。”(29) 换句话说，如果伯里克利不擅长演说，只是向民众宣布有关“迁移”的提议，而不是作一个详细的关于当前局势和将来政策的演说，尽管他的提议是正确的，也很难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
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也许最能说明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的影响。公元前427年夏攻陷密提林后，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处理战俘问题。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分别代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公民大会通过了克里昂的提议，决定处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开始想到这样的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于是雅典人再次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讨论密提林战俘问题。和上次公民大会一样，还是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分别代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是这次戴奥多都斯的建议通过了。(30) 这就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两次大会上，讨论的是同样的议题，同样还是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代表两种对立的观点演说，但是他们前后两次的演说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令民众作出截然相反的决策。为什么呢？如果从演说者发表演说时民众的心理来分析，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修昔底德说，第一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密提林战争刚刚结束，民众的心理还依然处于愤怒的状态，对密提林人充满了痛恨和怨愤。因为他们认为密提林暴动是蓄谋已久的事情，更何况是在他们没有将后者视为自己属国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实看看雅典人如何处置密提林的将军萨利修斯，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典人到底有多么痛恨密提林人了。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当萨利修斯和其他战俘到达雅典的时候，虽然萨利修斯提出他可以帮助雅典人，使斯巴达人从普拉提亚撤军，但是雅典人马上把他处死了。(31) 而克里昂在演说中正是充分利用了雅典民众对密提林人的这种愤怒和怨恨的心理，提出将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变为奴隶。虽说戴奥多都斯发言竭力发对，并指出匆忙和愤怒是阻碍善良主张的两大障碍——匆忙通常是和愚笨连在一起的，而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32) 但是克里昂最终说服了民众，通过了此项提议。然而，经过一天一夜的消磨，当雅典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的时候，民众的心理有了明显转变，他们的愤怒情绪有所消减。这正如克里昂在第二次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经过相当久的时间之后，受害者才来对付作害者，那时候受害者的怒火已经消失了；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报复。”(33) 然而克里昂的这段话似乎预示着自己这次演说的失败，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民众对“密提林辩论”前后的心理变化。看来这次是戴奥多都斯在演说中充分利用了民众愤怒情绪消减的心理，顺应民意，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建议只审判暴动的贵族首领，让其余的人在自己的城邦中生活，从而说服了民众，使得自己的提议得以通过。可见，在处理密提林问题上，雅典民众前后截然相反的决策足以说明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的影响。所以在第二次演说中，克里昂则抱怨：“你们(指民众)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所看到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一个新奇的建议马上骗得你们的信任；但是被证实了的意见，你们反而不愿意采纳；凡是平常的东西，你们都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遇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们就变为俘虏……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象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象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34) 克里昂的抱怨或许更能说明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的影响，正如他“处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的提议在前一次公民大会上通过的一样。
“西西里辩论”是反映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影响的又一个重要例证。公元前415年，雅典人举行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向西西里派遣远征军，帮助厄基斯泰人对栖来那斯人作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表达了，但是受到赞成远征一方演说的鼓舞和影响，通过了派遣60条船舰前往西西里的提议。五天之后，雅典人又举行了一次公民大会，讨论最迅速地准备远征的船舰，并表决增加军需供应以满足远征将军们的需要。尼西阿斯认为雅典人的政策是错误的，所以他上前发表演说，想改变雅典人的心志。尼西阿斯发言之后，虽然也有少数人赞成他，但是大多数跑向前来说话的人都赞成派遣远征军，不要对已经通过的议案退却。支持远征军最激烈的是亚西比得，他也走向前发表演说。听了亚西比得的发言之后，雅典人比过去更加急于想发动这次远征了。(35) 最后，雅典人表决通过了关于远征军的数目以及远征军的一般事务。为什么亚西比得能够说服民众支持远征呢？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召开公民大会讨论远征西西里问题的时候，雅典民众受到厄基斯泰人和雅典代表团报告的鼓舞，处于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亚西比得正是利用了民众这种激动、兴奋的心理，谄媚民众，鼓动远征。虽然尼西阿斯详细论证了远征的不切实际、远征的难度，但是他无法改变民众此刻高昂的情绪和兴奋的心理，所以最后是亚西比得的提议通过了。这正如修昔底德所评论的：“雅典人完全没有因为准备工作的困难而失去远征的欲望，反而比以前更加热烈些……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航往的地方，或者，有了这样大的军队，他们至少不会遭到灾祸了；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他们相信他们会安全地回来的；一般民众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暂时得到薪给和扩大帝国使他们将来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给工作。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如果他们表示反对的话，因此就不作声了。”(36)
由此看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民众，以便影响民众在公民大会上对其提议的决策。
同样，在公民法庭上，演说是诉讼人和辩护人用于说服陪审员，使审判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的重要武器，演说的作用亦是说服和影响陪审员的判决。(37) 我们知道，雅典陪审员的组成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随机性。当公民法庭某天开庭审理案件的时候，想参加陪审团审理案件的公民一大早就在法庭门口排队等候，按先后次序依次进入，一直到既定的人数到齐为止，而后到的公民就不能担任陪审员。(38) 因此，在公民法庭开庭审理之前，陪审员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了解整个案情、进行判决的唯一依据即是诉讼人的演说陈述。再加上他们大多是对法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门外汉”，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诉讼人为了能够说服陪审团，力陈自己对城邦的公德和荣耀，不惜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而很少论及案件本身。这正如约翰·巴克勒所说：“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或者恶意的人身攻击都是相当有用的。诸如现代法庭上的理想化的真正的证据在他们的演说中常常是缺乏的。反而，他们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因此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正如宣扬自己知识的正确和诚实十分重要一样。”(39) 比如，著名的“埃斯基涅斯诉克提斯丰案”就是其中一例。公元前336年春天，克提斯丰在议事会上提议授予德摩斯提尼金冠以作为他对城邦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种回报，议事会赞同克提斯丰的提议。但是在公民大会上，提议遭到埃斯基涅斯阻挠，因为他认为此提议是非法的。案件到公元前330年才移交到法庭。尽管埃斯基涅斯正确地说明了以此种方式给在职官员授予荣誉是非法的，但是他指控的核心却是德摩斯提尼没有向克提斯丰最初在提议中所说的那样给民众提供最好的政策。克提斯丰只进行了简短的辩护，反而德摩斯提尼作了题为《论王冠》的更为充分的辩论。在演说中，德摩斯提尼历数了自己过去对城邦的种种公德和荣耀，而很少谈及公元前336—前330年期间雅典的败绩，而这却是埃斯基涅斯所强调的。审判的结果是克提斯丰和德摩斯提尼都被宣判无罪，埃斯基涅斯被彻底击败了。所以伊安·沃汀顿评论道：“为什么德摩斯提尼在《论王冠》演说中很少谈及公元前336—前330年期间的事件：亚历山大打败波斯人这一事实使得再也没有寻求其他支持的渠道，这也许更接近事实。希腊人的自由结束了，还有他们的自治也结束了：这些观念为希腊人最为珍爱的。没有一个希腊人想重提这些。埃吉斯战争证明了希腊人是多么的无能——德摩斯提尼为什么要详细叙述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在希腊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从而使得部分重要的陪审员产生敌意呢？……如果有人错误判断时局的话，那人就是埃斯基涅斯——判决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他谈论这几年比德摩斯提尼要多得多，甚至在他演说结束的时候还要求陪审员不要忘记最近的历史。”(40) 的确，克提斯丰提议给还在职的德摩斯提尼授予荣誉是违法的，公元前336—前330年期间德摩斯提尼的政策也被证明是失败的，但是德摩斯提尼却通过历数自己对城邦的公德和荣耀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些。他正确地判断了形势，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相比之下，虽然埃斯基涅斯的控告具有法律依据，尽管他的陈述符合事实，但是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以，最后是德摩斯提尼而不是埃斯基涅斯说服了陪审团，赢得了诉讼。
再比如苏格拉底一案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公元前399年，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三个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提起公诉，控告他不敬神和蛊惑青年。根据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的两篇《辩护词》，我们发现起诉人控告苏格拉底的两条罪状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苏格拉底对城邦神祇有任何公开的亵渎或不虔敬的行为，对城邦的民主政治有任何公开的企图或阴谋，而且也没有任何法律作为依据。虽说雅典人对“三十僭主”的独裁统治还记忆犹新，显然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克里提阿斯的行为归咎于苏格拉底。所以斯通说：“要是苏格拉底想争取无罪开释，我认为他有个很容易的办法可以得到。”(41) 但是苏格拉底在辩护中似乎不是在为自己开释，更多的是在攻击雅典的法律和陪审团，对陪审团表现出一种高傲和蔑视的态度，因而激怒了陪审团。或许毋须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三人的控词，苏格拉底本人就已经把自己推向了有罪和死亡的一边，判决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陪审团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1的微弱优势判定苏格拉底有罪，但是陪审团第二次投票给苏格拉底定罪的时候，却以360对141的多数优势判处他死刑。因此，苏格拉底一案给予读者的启示是，在雅典的诉讼中，诉讼人应该懂得如何利用演说去说服陪审团，为自己开释或减轻刑罚，而不是树敌于陪审团。所以苏格拉底在受审前，海尔莫盖尼斯对他说：“苏格拉底，你难道看不出雅典法官们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已经把许多无辜的人处死，但同时却把许多有罪的人释放了吗？”(42) 这段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它的确道出了演说对陪审员判决的影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菲洛克勒翁和他儿子的一段对话也同样反映了这一情况。菲洛克勒翁说：“我一到那里，就有人把盗窃过公款的温柔的手递给我；他们向我鞠躬，怪可怜地恳求我说：‘老爹，怜悯我吧！我求求你，要是你也曾在担任官职的时候或者在行军中备办伙食的时候，偷偷摸摸。’……经他们这样一恳求，我的火气也就消了；我随即进入法庭，一进去之后，我却不按照诺言行事，然而我还是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请求无罪释放的话。让我想一想，哪一种阿谀的话，我们陪审员没有听见过？有人悲叹他们很穷，在实际的苦难之上添枝加叶，把自己说成同我一样；有人给我们讲神话故事；有人讲伊索的滑稽寓言；还有人讲笑话，使我们发笑，平息怒气。要是这些手法打不动我们的心，有人立即把他的小孩，男的女的，拖进来；我只好听啊！他们弯着腰，咩咩地叫；他们的父亲浑身发抖，象求神一样求我怜悯他们，对他们的罪行免于审查。”(43) 难怪哈里斯感叹：“事实上，今天的学生在读了古代的相关记述之后，就会很容易地得出如下结论：雅典的法庭是在具有说服力的演说者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他们较少关注法律条文。”(44) 所以，在雅典，演说对公民法庭判决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和在公民大会上一样，在公民法庭上，演说的作用亦是说服。
四
既然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时，我们就不能撇开演说。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演说的两端——政治领袖与民众的关系又是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对它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对雅典民主政治实质的把握。因此，本文的落脚点最后放在如何理解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政治领袖与民众的角色和关系上。
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演说者的演说既影响公民大会的决策，还影响公民法庭的判决。但是谁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那些经常出入公民法庭提起诉讼或者控告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也就是说演说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考察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的参与者，而且还要考察那些经常走上讲坛发表演讲和提起诉讼的一小撮人。
其实，以演说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将雅典公民划分为政治领袖和民众两个部分。一方面，从古希腊智者的教育可以看出，他们传授演说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政治领袖，他们大多是雅典的贵族或者富有者。(45) 事实上，不论民众是否渴望学习演说术，他们既负担不起智者教育那昂贵的学费，也可能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锻炼和学习这门技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演说确实主要为雅典的政治领袖所掌握。相对于民众而言，那些经常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的人和经常在公民法庭上提起公诉案件的人主要是政治领袖，而且只有他们才被称为政治领袖，当然也是雅典民众公认的政治领袖。(46) 所以，每当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的时候，他们总是头戴橄榄花冠，以示区别。因此无论是从演说教育还是从它的实践来看，演说是雅典社会一种典型的政治精英文化或者贵族文化，它更多的是为政治领袖所掌握，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领导民众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让我们先从政治领袖的概念入手来分析。在古希腊语中，有关政治领袖的术语很多，但最为普遍的一词是rhētor。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开始，这一词就被用来指在公民大会上的发言者或提议者。因此，任何一位公民，当他走上公民大会的讲坛发表演说提议的那刻起便可被称为rhētor。(47) 后来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开始，它就被用来专指那些公认的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人或提出建议的人，他们就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古希腊语中另一个与政治领袖相关的重要词语是demagogue，意思是“平民领袖”(someone who leads the demos)。但后来这一词多用于贬义，专指那些为个人利益所驱使而在人民面前阿谀奉承的野心家。至少在修昔底德看来，鼓吹西西里远征的亚西比得即是此类人物。但无论如何，“平民领袖”的领导角色主要也就是指其演说和建议的权利。而据学者研究，在希腊语中，其他有关政治领袖的术语也同样主要是指其公共的演说者的角色。(48) 由此可见，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同时又是演说家，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政治领袖的角色首先应是其演说家角色的具体体现，即通过发表演说，提出建议，说服民众，进而影响公民大会的决策和公民法庭的判决。这正如芬利评价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说，用于赢得户外几千听众票数的辩论就是演说。因此将政治领袖称为‘演说家’一点也不过分，之所以这样说，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演说作为某位政治领袖的某项特殊技能的一个标志，更是因为政治领袖和演说家两者根本就是同义语。”(49) 但是毫无疑问，政治领袖的领导权也是通过演说来实现的，即通过他们在演说中不断地战胜对手来确立和巩固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直到他们在演说中被新的对手击败，为新的领导核心所替代。埃斯基涅斯和德摩斯提尼即是一对例证，德摩斯提尼在雅典民主政治中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说斗争，直至“诉克提斯丰”一案，埃斯基涅斯被彻底击溃。试问修昔底德所谓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对人民的领导有哪次不是通过演说提议来完成、实现的呢？德摩斯提尼不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演说家和建议者吗？(50) 所以，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相比，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相当有限，只不过是通过演说进行劝服、建议和施加影响罢了。
如果说政治领袖是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演说来说服民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施加影响，确立在民众心目中核心地位的话，那么民众就是决策者，政治领袖的演说提议须经过民众的表决方才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也才能付诸实施。这正如芬利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治领袖只称得上是他本人的领导，而且在公民大会上没有正式身份。要验证他是否具有领导这一身份，简单得很，只要看公民大会是否依照他的意愿、建议进行投票表决。”(51) 政治领袖的建议者角色与普通民众的决策者角色在古希腊留传下来的演说词中也有直接的反映。吕西阿斯在一篇题为《控埃拉托色尼》的演说词是这么结尾的：“我将陈述完毕，你们已经听到了。权力就在你们手中，你们投票表决吧。”(52) 德摩斯提尼也曾在演说中多次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在《第三篇奥林萨克》的演说中，他说：“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53) 在一篇题为《论切尔松尼斯》的演说中，他说：“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提摩塞乌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力劝我们派兵拯救尤布里亚，以免遭受底比斯的奴役……提摩塞乌斯发表演说提议，而雅典公民作出决定……现在一样，我已作了演说，但必须由你们作出决定。”(54) 在《第三篇斥腓力》中，他说：“这就是我的演说和提议，我深信它将会使我们国家井然有序。如果还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那就请他马上说出来，最后由公民大会来决定。”(55)
毋庸置疑，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一方面政治领袖即是演说家，是说服者和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是通过演说来实现和完成的。但是基于演说的“说服”和“建议”作用，当政治领袖站在公民大会或者公民法庭上面对民众或者陪审员发表演说的时候，民众不但和他们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还认可了民众的决策权，从而强化了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政治领袖，无论他多么富有，出身多么高贵，但是在讨论城邦内政外交政策的时候，他只能通过演说对民众进行“说服”和“建议”，而不是像专制君主那样对臣民下达命令。这正如哈维·儒尼斯评价所说：“伯里克利是通过演说而不是武力控制民众的。语言，这一民主政治中的演说家可以获得的唯一可能的控制方式，也是控制自由民众的最恰当的方式。”(56) 另一方面民众是决策者，一切政策法令和司法审判都源于民众的表决。但是民众的表决又都是在政治领袖发表演说之后，这不仅表明民众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而且还说明政治领袖的领导权或者说建议权受到了民众的认可。换言之，民众的表决权也巩固和维护了政治领袖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因为一旦事实证明政治领袖的提议是个错误的政策，那么受到处罚的应该是政治领袖，而不是表决的民众。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伯里克利的政策给雅典人带来沉重灾难的时候，他们判处伯里克利一笔罚金。(57) 当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民众开始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58) 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得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演说无疑在巩固与加强这一关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口述社会是古代世界的共性，和希腊社会一样，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口述社会阶段，史诗和抒情诗的发达即是鲜明的例证。古希腊人创作了不朽的《荷马史诗》，同样苏美尔人有宏大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人有著名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的中国人有广为传诵的《诗经》。但是以口头说服为特征的演说却唯独兴盛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成为雅典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这与雅典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是演说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Demosthenes De Falsa Legatione, 18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②Omar Swartz, The Rise of Rhetoric and Its Intersections with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2.
③J. J. Murphy, "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Rhetoric, " J. J. Murphy( ed. ) ,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New York: Hermagoras Press, 1983, p. 3.
④周作人：《〈修辞学〉序》，《看云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⑤Lucian, Herodotus, 1—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⑥荷马：《伊利亚特》IV，322—324，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⑦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33页。
⑧参见Barry S. Strauss, " The Athenian Trireme, School of Democracy, " Josiah Ober, Charles Hedrick ( eds. ) , Dē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2.
⑨Aristophanes, Ecclesiazusae, Moses Hadas( ed. ) , The Complete Plays of Aristophanes, London: Bantam Books, 1962, p. 426.
⑩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2页。
(11)Rosalind Thomas, " Literacy and the City-State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 Alan K. Bowman, Greg Woolf,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4.
(12)一般认为古希腊最早建立民主政治的城邦是开俄斯。参见James L. O' Neil,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5, pp. 22—39.
(1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7[，ь]2—3，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14)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8.
(15)公元前427年，平定密提林暴动后，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处置密提林战俘问题，大会通过了克里昂的提议，决定处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后来，雅典人又召开了第二次公民大会，决定对这一决议重新进行讨论、表决。具体情形详见后文。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4—215页。
(16)Demosthenes, Olynthiac III,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enguin Books, 1978, p. 219.
(17)M. H.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lackwell, 1991, p. 180.
(18)Plato, Gorgias, 454[，ь]-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19)周作人：《关于卢奇安》，《知堂书话》(下)，钟叔河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548页。
(20)希罗多德：《历史》V，97，王嘉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98—99页。
(2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4页。
(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99—100页。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0页。
(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4页。
(2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4页。
(2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7页。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8页。
(2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5—117页。
(3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4—215页。
(3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3—204页。
(3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0页。
(3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5—206页。
(3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6页。
(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30—440页。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42页。
(37)雅典陪审员由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抽签组成，他们代表雅典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阶层，这从诉讼人或者辩护人对陪审员的称呼“hoi Athenaioi”可看出，它与“ho demos”都是指雅典民众，只不过前者用于公民法庭上，而后者用于公民大会上。
(38)参见阿里斯托芬：《马蜂》，《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39)John Buckler, " Demosthenes and Aeschines, " Ian Worthington( ed. ) ,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14.
(40)Ian Worthington, " Demosthenes' ( in) Activity during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 Ian Worthington( ed. ) ,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99.
(41)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8页。
(4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Ⅳ，8.5，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6页。
(43)阿里斯托芬：《马蜂》，《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第284—285页。
(44)Edward M. Harris, " Law and Oratory, " Ian Worthington( ed. ) ,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0.
(45)黄洋在《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一文中指出，在民主的雅典，没有一个真正的贫穷的公民能够成为民主政治的领袖，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出自富人阶层。其实，如果进一步考察的话，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主要来自贵族，他们理所当然也是雅典城邦的富有者，如克里昂。但是随着贵族出身地位的弱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领袖的构成也发生变化，贵族出身已经不再是区分这一集团的标志：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些富裕公民但并非贵族出身的公民也开始跻身于政治领袖之列，如德摩斯提尼等，他们与贵族的共同特征就是富有。参见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60—66页。
(46)在雅典，虽然人人都可以提起公诉，但事实上，大多数公案是政治领袖起诉的，而普通民众提起私讼的诉讼词也是由专业的诉讼词撰写人代写，而这些诉讼词撰写人主要是政治领袖、贵族阶层，如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等。
(47)M. H.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 144.
(48)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6.
(49)M. I. Finley, " Athenian Demagogue, " Past and Present, no. 21( Apr. , 1962) , pp. 3—24.
(50)Demosthenes De Corona, 32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versity Press, 1926.
(51)M. I. Finley, " Athenian Demagogue, " Past and Present, no. 21, 1962, pp. 3—24.
(52)Lysias, Against Eratosthenes,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enguin Books, 1978, p. 59.
(53)Demosthenes, Olynthiac III,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 219.
(54)Demosthenes, On the Chersonese,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 247.
(55)Demosthenes, Philippic III,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 263.
(56)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0.
(5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9页。
(5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67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6年6期第138～150页
【作者简介】蒋保，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徐州 221116
| 【内容提要】 | 演说是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
一
的确，在古代世界中，演说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学者墨菲认为，现存证据表明希腊人是古代世界试图分析人类相互交流方式的唯一的一个民族，而古代的非洲和亚洲都没有产生演说术。③ 所以在《修辞学》一书的序中，周作人论道：“中国人向来是没有谈国事的自由的，除非是宣讲圣谕，上条陈，在衙门则等候老爷的判决，希腊首二类的文章(政治演说和法庭演说——引者注)在中国就变了相，成为陆宣公奏议和樊山判牍了。第三类(葬礼演说——引者注)似乎还多一点，史论传赞墓志，门类繁多，也多少有些文学的意味，然而都是写而不是说的，不，也并不是预备或模拟说的，这便与希腊以及欧洲是一个极大不同。”④ 既然演说是雅典民主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和普遍现象，在雅典十分兴盛，那么它的兴盛必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与雅典民主政治也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具体分析起来，演说的兴盛与雅典城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雅典城邦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表述方式上，与古代希腊世界的其他城邦一样，雅典是一个典型的口述社会。雅典社会的口述传统为演说的兴盛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环境。
首先，古希腊早期文学发展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荷马时代自不必细说，因为当时希腊人还没有文字，所有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都建立在口头表述的基础之上，其突出的特点是口头传诵的史诗是传播文化和历史最根本的形式，而行游诗人是主要的传播者。荷马时代，行游诗人周游整个希腊，为报酬和竞争而表演，传递着希腊前文字社会时期创立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荷马的著作就是通过他们代代相传下来，直至后来编订成册。到古风时代，虽说希腊人有了自己的文字，但是书写文字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显然，在口头话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书写文字的产生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时，希腊人的文学形式由荷马时代口头传诵的史诗转为口头吟唱的抒情诗，并配有竖琴或者排箫伴奏。品达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上即兴赋诗吟唱，颂扬胜利者和希腊城邦。古典时代，虽说希腊文字的产生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古希腊人也留下了一些不朽的文学作品，但是此时希腊的文学尤其戏剧是以对话和口头表述为主。换句话说，它们不是用于阅读，而主要是用于表演。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即使有像希罗多德《历史》那样宏大的历史书面文本，但是，它也是被用来大声朗诵。根据卢奇安的记述，希罗多德曾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当众背诵自己的作品。⑤ 据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听到希罗多德在奥林匹亚朗诵《历史》时，感动流涕。因此，古希腊早期文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而古典时代演说的兴盛也可以看作是古希腊文学由荷马时代口头传诵的史诗到古风时代口头吟唱的抒情诗再到古典时代口头陈述的演说的一种自然过渡。
其次，古希腊的教育也体现了其口述社会的特征。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教育机制和完整固定的教学内容。早在荷马时代，教育后人是老年人的权利，他们凭借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在“劝告和言语”上对青年人进行教育。这正如史诗中涅斯托尔所说：“我依然要和乘车的战士生活在一起，在劝告和言语上对他们进行教育，这是老年人的权利。”⑥ 古典时代，随着“智者”的出现，他们承担了希腊富裕公民子弟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与学生进行谈话，而教育的内容，如前所述主要就是口头演说的技艺。而普通公民的教育则是通过参与城邦的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狄奥尼索斯戏剧节或者奥林匹亚集会等，聆听政治领袖的演说来获得相关的教育和知识。所以，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⑦ 的确，在雅典，从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开始，除了专业教师“智者”的教育之外，雅典普通公民正是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如公民大会、公民法庭、剧院、市政广场、军营等来获得非正式的教育。⑧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公民大会妇女》中的一段对话则间接地反映了这一现象。第一位妇女问普拉克萨戈拉：“你是在哪儿学会如此健谈的本领”。她回答道：“当所有人都涌向雅典时，我和丈夫就坐在普奈克斯山上，在那里聆听演说。”⑨ 因此，无论是在教育方式还是在受教育的内容上，古希腊社会都体现出它的口述社会特征。
最后，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也同样体现了其典型的口述社会特征。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说：“我们雅典人自己决定我们的政策，或者把决议提交适当的讨论；因为我们认为言论和行动间是没有矛盾的；最坏的是没有适当地讨论其后果，就冒失开始行动。”⑩ 伯里克利的论述道出了雅典政治生活的口述特征，即雅典的政治生活是口头运作的。具体而言，在公民大会上，公民对相关提议的表决是在他们亲自聆听演说者的发言和辩论之后当场进行的，这就是伯里克利所谓的“适当讨论”。同样，在公民法庭上，陪审员对案件的审判也是在当事人双方陈述和辩论之后当场投票表决。另外根据学者的研究，尽管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雅典就有档案记录，但是只是从公元前4世纪前半期开始，文件、书写证据与口头证据在公民法庭上才具有同等的价值。(11) 换句话说，在此之前，证人的口头证据一直是陪审员审理案件的主要证据。因此，在一个口述社会中，以劝服为主要功能的演说的兴盛当在情理之中。
二
其实，从雅典民主政治运作过程来看，演说在雅典的兴盛具有内在的必然性。在古希腊的民主政体中，虽说雅典人的民主政体不是首创，(12) 但毫无疑问，雅典民主政治却是迄今人们所知道的最重要、最著名、发展最充分的民主政治。与今天代议制民主截然不同的是，雅典民主政治是一种直接民主。在这种制度下，普通公民是通过对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等国家机关的直接参与，实现其对城邦的管理，“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3) 公民直接参与体现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但雅典民主政治的直接性更体现于其民主政治运作过程的直接性，即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普通民众的直接表决，也就是政治家与民众面对面地、直接地对话，这就是芬利所谓的“熟面社会”(face to face society)。(14) 这从雅典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和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雅典，太阳升起时公民大会就开始，一般持续上午半天；但最迟也是在天黑前结束。大会开始后，第一个程序为女传令人宣读大段咒语，接着传令官宣读议事会对本次会议执行主席和秘书人选的安排，并提出主席团事先拟订的议题。然后，随着传令官一声“谁要发言？”大会进入自由发言即辩论阶段，演说者开始直接面对城邦公民，阐述自己的提议和政策。任何持不同观点的公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演说者发言辩论之后，大会开始就议题进行集体表决，如果多数人赞成即为通过并生效，任何个人都无权更改大会的决定，除非再次召开公民大会，重新对之进行讨论和表决，正如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一样。(15) 所以演说者在发言结束的时候总是要说“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之类的话语。(16) 因此，从公民大会的运作程序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演说者与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和民众直接表决的特点。显然，面对如此众多而且大多陌生的民众，在很短的时间内，演说者若想使自己的提议赢得民众的认可，在公民大会上通过，那么他们理应掌握演说的技艺，懂得如何说服影响台下的民众赞同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提议和观点。
同样，在公民法庭上，案件的审理也存在陪审员和当事人之间的直接交流和陪审员直接判决的特征。古代的雅典没有今天所谓的律师，在开庭之前，一方可以请人代写好诉讼词，但是诉讼人必须亲自进行控告或辩护。然而，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把分配的部分时间让给一个或者更多的朋友，或者是家庭成员来发言陈述，但是它们不能替代诉讼人的陈述，只是作为诉讼人陈述的补充。在开庭审理之前，陪审员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案情进行了解和判决的唯一根据和来源即是诉讼人的陈述。在诉讼人陈述案件之后(原告首先发言)，陪审团即刻投票表决。裁决根据多数票原则，如果票数相同，则被告被判无罪释放。如果被告有罪，那么在一些案件中，对罪犯的处罚可以根据法律量刑。还有一些案件则没有固定的惩罚，所以陪审团要在诉讼人双方的补充演说提出的两种惩罚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汉森在分析雅典公民法庭的构成时说：“在雅典，一个案件就像是一部有三个角色的喜剧，这三个角色都是业余的，他们是提出诉讼的公民、准备案件和主持法庭的法官以及听取案情并作出裁决的陪审员。”(17) 在这三者关系之中，公民法庭的法官是法庭的主持人，没有对案件进行直接判决的权力；诉讼人陈述案情，提出控告或辩护；而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员，人数从201人到2501人不等，是案件的终审者，他们的投票即是最后的判决。因此，在案件诉讼中，由于陪审员在开庭之前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对整个案情进行了解和判决的唯一根据即是诉讼人的陈述，所以掌握演说的技艺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提起诉讼的公民要在既定的时间内说服那些根据临时抽签选取产生的陪审员。因此，从公民法庭的审判程序也同样可以看出雅典民主政治中诉讼人和陪审员之间直接的交流和陪审员的直接判决特征，诉讼人若想在公民法庭上赢得陪审员的同情和支持，使得案件的审判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发展，演说是他们唯一有效的方式。
三
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指出，演说是演讲者在雅典法庭和公民大会上制胜的法宝。(18) 周作人在《关于卢奇安》一文中也同样论道：“演说术在雅典民主时代特别发达，因为它在那时政治上很有实用，最重要的两点是在法庭里，两造曲直所由分，全得需要辩论，其次是在议会里，一场演说苟能抓得人心，立即大见成功。”(19) 如前所述，演说是雅典公民大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正是在演说者就大会议题发表各自的演说后，公民大会才开始集体表决，以决定此项议题是否被通过，成为法律或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演说者的提议是否能通过，关键就要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下面的普通民众，投上一赞成票。
希罗多德是第一个明确阐述演说对雅典公民大会决策有影响的古代作家。希波战争前夕，关于米利都人在斯巴达和雅典的游说演说，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和评述：“正在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雅典……他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列欧美涅斯，但是却能欺骗3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们议决派遣20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20) 可见在希罗多德看来，在雅典民主政治下，演说的说服作用明显地较斯巴达重要，在公民大会上，民众更易受演说的影响，被演说者说服。而在斯巴达，民众受寡头控制，演说发挥作用的场合不多。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针对斯巴达的“解除波提狄亚之围，给厄基那独立，撤销麦加拉法令，否则就开战”的最后通牒，雅典人举行民众会议，讨论了这件事，决定把整个问题一劳永逸地仔细考虑一下，然后给斯巴达一个答复。许多人站起来发言，两方面的意见都有。有些人认为战争是必要的，有些人说麦加拉法可以撤销，不要让它成为和平的障碍。桑西巴斯的儿子伯里克利是当时雅典的领袖，无论在行动上或辩论上，他是最有力量的人。他也发了言，反对对斯巴达人作出任何让步。(21) 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最好，所以照他的意见表决了。对斯巴达的答复就是他所建议的那个答复：“他们不愿在强迫命令下做任何事情；但是愿意依照和约上的规定，在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对于各项争点达到调解。”(22) 从修昔底德的这段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雅典公民之所以照伯里克利的意见表决，而不采取他人的建议，正是因为“雅典人认为他的发言最好”。伯里克利的雄辩说服了民众，影响了公民大会的表决。那么伯里克利是如何说服民众的呢？
其实在演说中，伯里克利是通过对战争的性质和局势利弊的理性分析说服民众，最终取得民众的认同。演说一开始，伯里克利提出观点，反对向斯巴达作任何让步。他说：“如果我们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的话，你们任何人不要以为我们不应该为这一点小事情而作战……如果你们让步的话，你们马上就会遇着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他们会认为你们是怕他们而让步的。……在请求仲裁之前，处于平等地位的人向他们的邻人提出要求，而把这些要求当作命令的时候，向他们屈服，就是受他们的奴役，无论他们的要求是怎么大或怎么小。”(23) 在这里，伯里克利分析指出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如果接受斯巴达的条件那就意味着向他们屈服，受他们的奴役。因此，不能向斯巴达妥协，应随时做好战争的准备。然后，伯里克利详细分析对比了双方的战争资源、军事力量，指出资源和军事的优势都在雅典一边。他说：“至于战争以及双方所能利用的资源，我想要你们听听我的详细报告，认识到我们的势力不是较弱的一边。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他们自己的土地；无论在个人方面或国家方面，他们没有金融财富；因此，他们没有在海外作战的经验，也没有作长期战争的经验；因为他们彼此间所发生的战争，由于贫穷的缘故，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人民不能经常配备一个舰队的海员，也不能经常派遣陆军；因为这样，就会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土地，花费自己的资金，而何况我们还控制着海上。”(24) 接着他又进一步分析了海上势力和雅典同盟国的重要性，建议雅典人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上的城市。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同远优于自己的伯罗奔尼撒陆军作战，而且还可以保护自己的同盟国。最后，伯里克利在演说中引用先辈抗击波斯人的历史典故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激励民众。他说：“我们也要知道，无论对于城市也好，对于个人也好，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当我们的祖先反对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我们现在所有的这样的资源；就是他们所有的那一点资源，他们也放弃了，但是他们驱逐了外族的入侵，把我们的城邦建成现在这个样子，这是由于他们的贤智，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物质力量。我们要学他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尽一切力量，抵抗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与平常一样伟大的雅典遗传给我们的后代。”(25)
而在战争爆发后，在亚狄迦即将面临斯巴达进攻的时候，伯里克利再次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自己的对策，并建议民众准备作战，把郊外的财产迁入城内，固守城垣。(26) 和上次一样，雅典人接受了伯里克利的意见，把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日用家具都从郊外搬进城中，连房屋中的木件，如门板、窗格等都搬走了，牛马等牲畜都送往优卑亚及海岸附近大岛屿上去了。(27) 对此，修昔底德评论说：“雅典人从长久的时间以来就是在分散于全亚狄迦的独立乡村中生活着的；就是亚狄迦统一以后，古时的习惯依然是保留下来的。大多数雅典人，从早几代一直到这次战争发生的时候，都是生长在乡间。现在必须带着全部家属和家具迁移，尤其是在波斯战争后，大家刚刚安定下来的时节，忽然来一个迁移运动，他们心里是很不舒服的。他们很悲伤，很不愿意抛开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神庙，很不愿变更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把每个人所认为是自己的市镇加以抛弃。”(28) 根据修昔底德的评论，我们可以想像反对伯里克利提议的政治家是如何利用民众这一“安土重迁”的情结进行反驳。试问：如果连自己世代居住的家园和供奉的神庙都加以抛弃，不能保护的话，那么战争本身的意义到底何在呢？然而，伯里克利说服了雅典人。在演说中，通过对雅典资金来源、军事力量和将来政策的分析，伯里克利使得雅典人相信，虽然迁移会带来损失，但是“最后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他说：“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以外，每年由各同盟国所缴纳的贡款平均达到600塔兰特；在雅典的卫城内，还存有6000塔兰特银币。除此之外，还有各私人或国家所捐献而未铸成货币的金银；还有在赛会游行和竞技时所用的礼神杯盏和器皿；也有来自波斯人的战利品以及其他一切一切的资源，其总数也不下于500塔兰特。别的神庙中所储存的金钱，于必要时，也可以取来用，其数目也是很可观的。到了极窘迫的时候，就是雅典娜女神像身上的黄金片也可以使用……至于军队，他们有13000名重装步兵，再加上防守各地和实际上参加防守雅典城市工作的16000名。骑兵人数，连同骑兵射手在内，共有12000人；此外，还有1600名徒步射手，300条三列桨战舰准备随时加入战争。”(29) 换句话说，如果伯里克利不擅长演说，只是向民众宣布有关“迁移”的提议，而不是作一个详细的关于当前局势和将来政策的演说，尽管他的提议是正确的，也很难在公民大会上获得通过。
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也许最能说明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的影响。公元前427年夏攻陷密提林后，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处理战俘问题。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分别代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公民大会通过了克里昂的提议，决定处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开始想到这样的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于是雅典人再次召开公民大会，重新讨论密提林战俘问题。和上次公民大会一样，还是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分别代表正反两方面的观点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但是这次戴奥多都斯的建议通过了。(30) 这就是雅典历史上著名的“密提林辩论”。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这两次大会上，讨论的是同样的议题，同样还是克里昂和戴奥多都斯代表两种对立的观点演说，但是他们前后两次的演说却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令民众作出截然相反的决策。为什么呢？如果从演说者发表演说时民众的心理来分析，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较为满意的答案。修昔底德说，第一次公民大会召开的时候，密提林战争刚刚结束，民众的心理还依然处于愤怒的状态，对密提林人充满了痛恨和怨愤。因为他们认为密提林暴动是蓄谋已久的事情，更何况是在他们没有将后者视为自己属国的情况下发生的。其实看看雅典人如何处置密提林的将军萨利修斯，我们就可以知道雅典人到底有多么痛恨密提林人了。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当萨利修斯和其他战俘到达雅典的时候，虽然萨利修斯提出他可以帮助雅典人，使斯巴达人从普拉提亚撤军，但是雅典人马上把他处死了。(31) 而克里昂在演说中正是充分利用了雅典民众对密提林人的这种愤怒和怨恨的心理，提出将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以死刑，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变为奴隶。虽说戴奥多都斯发言竭力发对，并指出匆忙和愤怒是阻碍善良主张的两大障碍——匆忙通常是和愚笨连在一起的，而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32) 但是克里昂最终说服了民众，通过了此项提议。然而，经过一天一夜的消磨，当雅典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的时候，民众的心理有了明显转变，他们的愤怒情绪有所消减。这正如克里昂在第二次演说中所说的那样：“经过相当久的时间之后，受害者才来对付作害者，那时候受害者的怒火已经消失了；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报复。”(33) 然而克里昂的这段话似乎预示着自己这次演说的失败，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民众对“密提林辩论”前后的心理变化。看来这次是戴奥多都斯在演说中充分利用了民众愤怒情绪消减的心理，顺应民意，提出了较为温和的政策，建议只审判暴动的贵族首领，让其余的人在自己的城邦中生活，从而说服了民众，使得自己的提议得以通过。可见，在处理密提林问题上，雅典民众前后截然相反的决策足以说明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的影响。所以在第二次演说中，克里昂则抱怨：“你们(指民众)经常是言辞的欣赏者；至于行动，你们只是从人家的叙述中听来的；如果将来需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们是从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篇好的演说词来估计可能性；至于过去的事情，你们不根据你们亲眼所看到的事实，而根据你们所听到的关于这些事实的巧妙言词评论，一个新奇的建议马上骗得你们的信任；但是被证实了的意见，你们反而不愿意采纳；凡是平常的东西，你们都带着怀疑的态度来看待；遇着似是而非的理论，你们就变为俘虏……你们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象是坐在职业演说家脚下的听众，而不象是一个讨论国家事务的议会。”(34) 克里昂的抱怨或许更能说明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的影响，正如他“处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的提议在前一次公民大会上通过的一样。
“西西里辩论”是反映演说的说服功能和对公民大会决策影响的又一个重要例证。公元前415年，雅典人举行公民大会，讨论是否向西西里派遣远征军，帮助厄基斯泰人对栖来那斯人作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表达了，但是受到赞成远征一方演说的鼓舞和影响，通过了派遣60条船舰前往西西里的提议。五天之后，雅典人又举行了一次公民大会，讨论最迅速地准备远征的船舰，并表决增加军需供应以满足远征将军们的需要。尼西阿斯认为雅典人的政策是错误的，所以他上前发表演说，想改变雅典人的心志。尼西阿斯发言之后，虽然也有少数人赞成他，但是大多数跑向前来说话的人都赞成派遣远征军，不要对已经通过的议案退却。支持远征军最激烈的是亚西比得，他也走向前发表演说。听了亚西比得的发言之后，雅典人比过去更加急于想发动这次远征了。(35) 最后，雅典人表决通过了关于远征军的数目以及远征军的一般事务。为什么亚西比得能够说服民众支持远征呢？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在召开公民大会讨论远征西西里问题的时候，雅典民众受到厄基斯泰人和雅典代表团报告的鼓舞，处于激动和兴奋的状态。亚西比得正是利用了民众这种激动、兴奋的心理，谄媚民众，鼓动远征。虽然尼西阿斯详细论证了远征的不切实际、远征的难度，但是他无法改变民众此刻高昂的情绪和兴奋的心理，所以最后是亚西比得的提议通过了。这正如修昔底德所评论的：“雅典人完全没有因为准备工作的困难而失去远征的欲望，反而比以前更加热烈些……每个人都充满了远征的热情。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征服那些他们将航往的地方，或者，有了这样大的军队，他们至少不会遭到灾祸了；年轻一点的人希望看看远地的风光和取得一些经验，他们相信他们会安全地回来的；一般民众和普通士兵希望自己暂时得到薪给和扩大帝国使他们将来可以取得永久的薪给工作。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如果他们表示反对的话，因此就不作声了。”(36)
由此看来，在公民大会上，演说的目的在于说服民众，以便影响民众在公民大会上对其提议的决策。
同样，在公民法庭上，演说是诉讼人和辩护人用于说服陪审员，使审判向有利于自己一方发展的重要武器，演说的作用亦是说服和影响陪审员的判决。(37) 我们知道，雅典陪审员的组成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随机性。当公民法庭某天开庭审理案件的时候，想参加陪审团审理案件的公民一大早就在法庭门口排队等候，按先后次序依次进入，一直到既定的人数到齐为止，而后到的公民就不能担任陪审员。(38) 因此，在公民法庭开庭审理之前，陪审员对案件一无所知，他们了解整个案情、进行判决的唯一依据即是诉讼人的演说陈述。再加上他们大多是对法律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门外汉”，所以在多数情况下，诉讼人为了能够说服陪审团，力陈自己对城邦的公德和荣耀，不惜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而很少论及案件本身。这正如约翰·巴克勒所说：“半真半假的陈述、虚伪的谎言或者恶意的人身攻击都是相当有用的。诸如现代法庭上的理想化的真正的证据在他们的演说中常常是缺乏的。反而，他们主要目的是在既定的时间里说服听众。因此贬低敌手观点就十分重要，这正如宣扬自己知识的正确和诚实十分重要一样。”(39) 比如，著名的“埃斯基涅斯诉克提斯丰案”就是其中一例。公元前336年春天，克提斯丰在议事会上提议授予德摩斯提尼金冠以作为他对城邦作出重大贡献的一种回报，议事会赞同克提斯丰的提议。但是在公民大会上，提议遭到埃斯基涅斯阻挠，因为他认为此提议是非法的。案件到公元前330年才移交到法庭。尽管埃斯基涅斯正确地说明了以此种方式给在职官员授予荣誉是非法的，但是他指控的核心却是德摩斯提尼没有向克提斯丰最初在提议中所说的那样给民众提供最好的政策。克提斯丰只进行了简短的辩护，反而德摩斯提尼作了题为《论王冠》的更为充分的辩论。在演说中，德摩斯提尼历数了自己过去对城邦的种种公德和荣耀，而很少谈及公元前336—前330年期间雅典的败绩，而这却是埃斯基涅斯所强调的。审判的结果是克提斯丰和德摩斯提尼都被宣判无罪，埃斯基涅斯被彻底击败了。所以伊安·沃汀顿评论道：“为什么德摩斯提尼在《论王冠》演说中很少谈及公元前336—前330年期间的事件：亚历山大打败波斯人这一事实使得再也没有寻求其他支持的渠道，这也许更接近事实。希腊人的自由结束了，还有他们的自治也结束了：这些观念为希腊人最为珍爱的。没有一个希腊人想重提这些。埃吉斯战争证明了希腊人是多么的无能——德摩斯提尼为什么要详细叙述所发生的事件从而在希腊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从而使得部分重要的陪审员产生敌意呢？……如果有人错误判断时局的话，那人就是埃斯基涅斯——判决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他谈论这几年比德摩斯提尼要多得多，甚至在他演说结束的时候还要求陪审员不要忘记最近的历史。”(40) 的确，克提斯丰提议给还在职的德摩斯提尼授予荣誉是违法的，公元前336—前330年期间德摩斯提尼的政策也被证明是失败的，但是德摩斯提尼却通过历数自己对城邦的公德和荣耀而巧妙地避开了这些。他正确地判断了形势，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相比之下，虽然埃斯基涅斯的控告具有法律依据，尽管他的陈述符合事实，但是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以，最后是德摩斯提尼而不是埃斯基涅斯说服了陪审团，赢得了诉讼。
再比如苏格拉底一案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示。公元前399年，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三个雅典公民对苏格拉底提起公诉，控告他不敬神和蛊惑青年。根据柏拉图和色诺芬所写的两篇《辩护词》，我们发现起诉人控告苏格拉底的两条罪状缺乏足够的证据，因为他们根本无法证明苏格拉底对城邦神祇有任何公开的亵渎或不虔敬的行为，对城邦的民主政治有任何公开的企图或阴谋，而且也没有任何法律作为依据。虽说雅典人对“三十僭主”的独裁统治还记忆犹新，显然他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将克里提阿斯的行为归咎于苏格拉底。所以斯通说：“要是苏格拉底想争取无罪开释，我认为他有个很容易的办法可以得到。”(41) 但是苏格拉底在辩护中似乎不是在为自己开释，更多的是在攻击雅典的法律和陪审团，对陪审团表现出一种高傲和蔑视的态度，因而激怒了陪审团。或许毋须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三人的控词，苏格拉底本人就已经把自己推向了有罪和死亡的一边，判决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陪审团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1的微弱优势判定苏格拉底有罪，但是陪审团第二次投票给苏格拉底定罪的时候，却以360对141的多数优势判处他死刑。因此，苏格拉底一案给予读者的启示是，在雅典的诉讼中，诉讼人应该懂得如何利用演说去说服陪审团，为自己开释或减轻刑罚，而不是树敌于陪审团。所以苏格拉底在受审前，海尔莫盖尼斯对他说：“苏格拉底，你难道看不出雅典法官们由于受到言辞的影响已经把许多无辜的人处死，但同时却把许多有罪的人释放了吗？”(42) 这段话或许有些夸张，但它的确道出了演说对陪审员判决的影响。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马蜂》中，菲洛克勒翁和他儿子的一段对话也同样反映了这一情况。菲洛克勒翁说：“我一到那里，就有人把盗窃过公款的温柔的手递给我；他们向我鞠躬，怪可怜地恳求我说：‘老爹，怜悯我吧！我求求你，要是你也曾在担任官职的时候或者在行军中备办伙食的时候，偷偷摸摸。’……经他们这样一恳求，我的火气也就消了；我随即进入法庭，一进去之后，我却不按照诺言行事，然而我还是倾听他们的每一句请求无罪释放的话。让我想一想，哪一种阿谀的话，我们陪审员没有听见过？有人悲叹他们很穷，在实际的苦难之上添枝加叶，把自己说成同我一样；有人给我们讲神话故事；有人讲伊索的滑稽寓言；还有人讲笑话，使我们发笑，平息怒气。要是这些手法打不动我们的心，有人立即把他的小孩，男的女的，拖进来；我只好听啊！他们弯着腰，咩咩地叫；他们的父亲浑身发抖，象求神一样求我怜悯他们，对他们的罪行免于审查。”(43) 难怪哈里斯感叹：“事实上，今天的学生在读了古代的相关记述之后，就会很容易地得出如下结论：雅典的法庭是在具有说服力的演说者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他们较少关注法律条文。”(44) 所以，在雅典，演说对公民法庭判决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和在公民大会上一样，在公民法庭上，演说的作用亦是说服。
四
既然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兴盛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内在需要，并且在民主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在理解雅典民主政治时，我们就不能撇开演说。雅典民主政治生活中演说的两端——政治领袖与民众的关系又是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对它的认识将直接影响对雅典民主政治实质的把握。因此，本文的落脚点最后放在如何理解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政治领袖与民众的角色和关系上。
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演说者的演说既影响公民大会的决策，还影响公民法庭的判决。但是谁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那些经常出入公民法庭提起诉讼或者控告的又是些什么人呢？也就是说演说者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仅要考察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的参与者，而且还要考察那些经常走上讲坛发表演讲和提起诉讼的一小撮人。
其实，以演说为切入点，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将雅典公民划分为政治领袖和民众两个部分。一方面，从古希腊智者的教育可以看出，他们传授演说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政治领袖，他们大多是雅典的贵族或者富有者。(45) 事实上，不论民众是否渴望学习演说术，他们既负担不起智者教育那昂贵的学费，也可能没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去锻炼和学习这门技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演说确实主要为雅典的政治领袖所掌握。相对于民众而言，那些经常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的人和经常在公民法庭上提起公诉案件的人主要是政治领袖，而且只有他们才被称为政治领袖，当然也是雅典民众公认的政治领袖。(46) 所以，每当在公民大会上演说提议的时候，他们总是头戴橄榄花冠，以示区别。因此无论是从演说教育还是从它的实践来看，演说是雅典社会一种典型的政治精英文化或者贵族文化，它更多的是为政治领袖所掌握，是他们从事政治活动、领导民众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让我们先从政治领袖的概念入手来分析。在古希腊语中，有关政治领袖的术语很多，但最为普遍的一词是rhētor。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开始，这一词就被用来指在公民大会上的发言者或提议者。因此，任何一位公民，当他走上公民大会的讲坛发表演说提议的那刻起便可被称为rhētor。(47) 后来从公元前5世纪末期开始，它就被用来专指那些公认的经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的人或提出建议的人，他们就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古希腊语中另一个与政治领袖相关的重要词语是demagogue，意思是“平民领袖”(someone who leads the demos)。但后来这一词多用于贬义，专指那些为个人利益所驱使而在人民面前阿谀奉承的野心家。至少在修昔底德看来，鼓吹西西里远征的亚西比得即是此类人物。但无论如何，“平民领袖”的领导角色主要也就是指其演说和建议的权利。而据学者研究，在希腊语中，其他有关政治领袖的术语也同样主要是指其公共的演说者的角色。(48) 由此可见，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政治领袖同时又是演说家，很难将两者区分开来。而政治领袖的角色首先应是其演说家角色的具体体现，即通过发表演说，提出建议，说服民众，进而影响公民大会的决策和公民法庭的判决。这正如芬利评价所言：“从严格意义上说，用于赢得户外几千听众票数的辩论就是演说。因此将政治领袖称为‘演说家’一点也不过分，之所以这样说，倒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将演说作为某位政治领袖的某项特殊技能的一个标志，更是因为政治领袖和演说家两者根本就是同义语。”(49) 但是毫无疑问，政治领袖的领导权也是通过演说来实现的，即通过他们在演说中不断地战胜对手来确立和巩固自己在民众心目中的领导核心地位，直到他们在演说中被新的对手击败，为新的领导核心所替代。埃斯基涅斯和德摩斯提尼即是一对例证，德摩斯提尼在雅典民主政治中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演说斗争，直至“诉克提斯丰”一案，埃斯基涅斯被彻底击溃。试问修昔底德所谓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对人民的领导有哪次不是通过演说提议来完成、实现的呢？德摩斯提尼不也公开承认自己是个演说家和建议者吗？(50) 所以，与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相比，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相当有限，只不过是通过演说进行劝服、建议和施加影响罢了。
如果说政治领袖是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演说来说服民众，对公民大会和公民法庭施加影响，确立在民众心目中核心地位的话，那么民众就是决策者，政治领袖的演说提议须经过民众的表决方才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也才能付诸实施。这正如芬利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治领袖只称得上是他本人的领导，而且在公民大会上没有正式身份。要验证他是否具有领导这一身份，简单得很，只要看公民大会是否依照他的意愿、建议进行投票表决。”(51) 政治领袖的建议者角色与普通民众的决策者角色在古希腊留传下来的演说词中也有直接的反映。吕西阿斯在一篇题为《控埃拉托色尼》的演说词是这么结尾的：“我将陈述完毕，你们已经听到了。权力就在你们手中，你们投票表决吧。”(52) 德摩斯提尼也曾在演说中多次表述过类似的观点。在《第三篇奥林萨克》的演说中，他说：“我已尽量把我想说的说出来了。请你们本着最能符合城邦和人民利益的原则作出选择。”(53) 在一篇题为《论切尔松尼斯》的演说中，他说：“毫无疑问，你们都知道，提摩塞乌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力劝我们派兵拯救尤布里亚，以免遭受底比斯的奴役……提摩塞乌斯发表演说提议，而雅典公民作出决定……现在一样，我已作了演说，但必须由你们作出决定。”(54) 在《第三篇斥腓力》中，他说：“这就是我的演说和提议，我深信它将会使我们国家井然有序。如果还有人能提出更好的建议，那就请他马上说出来，最后由公民大会来决定。”(55)
毋庸置疑，在雅典民主政治中，一方面政治领袖即是演说家，是说服者和建议者，他们对民众的领导是通过演说来实现和完成的。但是基于演说的“说服”和“建议”作用，当政治领袖站在公民大会或者公民法庭上面对民众或者陪审员发表演说的时候，民众不但和他们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而且他们还认可了民众的决策权，从而强化了民主政治“主权在民”的观念。也就是说，一个政治领袖，无论他多么富有，出身多么高贵，但是在讨论城邦内政外交政策的时候，他只能通过演说对民众进行“说服”和“建议”，而不是像专制君主那样对臣民下达命令。这正如哈维·儒尼斯评价所说：“伯里克利是通过演说而不是武力控制民众的。语言，这一民主政治中的演说家可以获得的唯一可能的控制方式，也是控制自由民众的最恰当的方式。”(56) 另一方面民众是决策者，一切政策法令和司法审判都源于民众的表决。但是民众的表决又都是在政治领袖发表演说之后，这不仅表明民众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而且还说明政治领袖的领导权或者说建议权受到了民众的认可。换言之，民众的表决权也巩固和维护了政治领袖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因为一旦事实证明政治领袖的提议是个错误的政策，那么受到处罚的应该是政治领袖，而不是表决的民众。比如，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当伯里克利的政策给雅典人带来沉重灾难的时候，他们判处伯里克利一笔罚金。(57) 当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失败之后，雅典民众开始转而攻击那些赞成远征的演说家。(58) 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得雅典民主政治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演说无疑在巩固与加强这一关系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口述社会是古代世界的共性，和希腊社会一样，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和中国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口述社会阶段，史诗和抒情诗的发达即是鲜明的例证。古希腊人创作了不朽的《荷马史诗》，同样苏美尔人有宏大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人有著名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代的中国人有广为传诵的《诗经》。但是以口头说服为特征的演说却唯独兴盛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成为雅典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这与雅典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是分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是演说得以兴盛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Demosthenes De Falsa Legatione, 184,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②Omar Swartz, The Rise of Rhetoric and Its Intersections with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32.
③J. J. Murphy, " The Origins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Rhetoric, " J. J. Murphy( ed. ) ,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New York: Hermagoras Press, 1983, p. 3.
④周作人：《〈修辞学〉序》，《看云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⑤Lucian, Herodotus, 1—2,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⑥荷马：《伊利亚特》IV，322—324，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⑦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33页。
⑧参见Barry S. Strauss, " The Athenian Trireme, School of Democracy, " Josiah Ober, Charles Hedrick ( eds. ) , Dē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22.
⑨Aristophanes, Ecclesiazusae, Moses Hadas( ed. ) , The Complete Plays of Aristophanes, London: Bantam Books, 1962, p. 426.
⑩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2页。
(11)Rosalind Thomas, " Literacy and the City-State in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ce, " Alan K. Bowman, Greg Woolf, Literacy and Power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4.
(12)一般认为古希腊最早建立民主政治的城邦是开俄斯。参见James L. O' Neil,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reek Democracy,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5, pp. 22—39.
(1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17[，ь]2—3，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14)M. I. Finley, 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8.
(15)公元前427年，平定密提林暴动后，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讨论如何处置密提林战俘问题，大会通过了克里昂的提议，决定处死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后来，雅典人又召开了第二次公民大会，决定对这一决议重新进行讨论、表决。具体情形详见后文。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4—215页。
(16)Demosthenes, Olynthiac III,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enguin Books, 1978, p. 219.
(17)M. H.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lackwell, 1991, p. 180.
(18)Plato, Gorgias, 454[，ь]-e,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19)周作人：《关于卢奇安》，《知堂书话》(下)，钟叔河编，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548页。
(20)希罗多德：《历史》V，97，王嘉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
(2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98—99页。
(2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4页。
(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99—100页。
(2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0页。
(2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04页。
(2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4页。
(2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7页。
(2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8页。
(29)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5—117页。
(3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4—215页。
(3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3—204页。
(3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10页。
(3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5—206页。
(3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206页。
(35)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30—440页。
(3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42页。
(37)雅典陪审员由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抽签组成，他们代表雅典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阶层，这从诉讼人或者辩护人对陪审员的称呼“hoi Athenaioi”可看出，它与“ho demos”都是指雅典民众，只不过前者用于公民法庭上，而后者用于公民大会上。
(38)参见阿里斯托芬：《马蜂》，《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5页。
(39)John Buckler, " Demosthenes and Aeschines, " Ian Worthington( ed. ) ,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114.
(40)Ian Worthington, " Demosthenes' ( in) Activity during the Reig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 Ian Worthington( ed. ) , Demosthenes: Statesman and Orato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99.
(41)斯通：《苏格拉底的审判》，董乐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8页。
(42)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Ⅳ，8.5，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6页。
(43)阿里斯托芬：《马蜂》，《阿里斯托芬喜剧六种》，第284—285页。
(44)Edward M. Harris, " Law and Oratory, " Ian Worthington( ed. ) , Persuasion: Greek Rhetoric in Ac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130.
(45)黄洋在《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一文中指出，在民主的雅典，没有一个真正的贫穷的公民能够成为民主政治的领袖，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出自富人阶层。其实，如果进一步考察的话，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领袖主要来自贵族，他们理所当然也是雅典城邦的富有者，如克里昂。但是随着贵族出身地位的弱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领袖的构成也发生变化，贵族出身已经不再是区分这一集团的标志：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一些富裕公民但并非贵族出身的公民也开始跻身于政治领袖之列，如德摩斯提尼等，他们与贵族的共同特征就是富有。参见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60—66页。
(46)在雅典，虽然人人都可以提起公诉，但事实上，大多数公案是政治领袖起诉的，而普通民众提起私讼的诉讼词也是由专业的诉讼词撰写人代写，而这些诉讼词撰写人主要是政治领袖、贵族阶层，如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等。
(47)M. H. Hansen, 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p. 144.
(48)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Rhetoric, Ideology, 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6.
(49)M. I. Finley, " Athenian Demagogue, " Past and Present, no. 21( Apr. , 1962) , pp. 3—24.
(50)Demosthenes De Corona, 320,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versity Press, 1926.
(51)M. I. Finley, " Athenian Demagogue, " Past and Present, no. 21, 1962, pp. 3—24.
(52)Lysias, Against Eratosthenes,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enguin Books, 1978, p. 59.
(53)Demosthenes, Olynthiac III,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 219.
(54)Demosthenes, On the Chersonese,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 247.
(55)Demosthenes, Philippic III, A. N. W. Saunders( ed. ) , Greek Political Oratory, p. 263.
(56)Harvey Yunis, Taming Democracy: Models of Political Rhetoric in Classical Athens,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50.
(5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9页。
(58)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