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评“斯大林向德乞和说”
——兼与郑异凡先生商榷
金重远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6年10期第15～18页
【作者简介】金重远，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斯大林/卫国战争统帅/向德乞和的谣言/非斯大林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离开我们已有60多年，但岁月的消逝并未抹去人们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不久前，郑异凡先生在《探索与争鸣》杂志上所发表的《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①一文（以下简称郑文）引起了学界的注意，表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有待我们去努力探索。我想就此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供学界同仁参考和指正。
斯大林始终坚持抵抗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由于猝不及防，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苏军第一梯队（含54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几乎全军覆灭，德军在西北、西南、西方方向向前推进了300-600公里，深入苏联腹地，使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斯大林处变不惊，相继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等职，担当起领导全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重任。苏军迅速重组，在斯摩稜斯克、明斯克、列宁格勒城下浴血奋战，重挫顽敌，同时开始有组织地将大批人员和物资迁往东方，准备长期抗战。
因此，1941年初夏，尽管局势异常险恶，但在苏德战争上却并未出现像1940年5月法军全面溃败的那种局面，使德军统帅都大为懊丧。即使观点相当保守的美英军方也很快改变了过去悲观的看法，如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便指出：“认为苏联即将退出战争显然是过早了。”[1]
7月，为取得有关苏联抗战的第一手资料，罗斯福的亲信霍浦金斯奉命访问莫斯科，不仅和斯大林举行多次会谈，而且还作了实地考察。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深为苏联举国上下抵抗的热情所鼓舞，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称：“我对这条战线深深信赖，这里士气特别旺盛，对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稍后，美国驻英特使哈里曼和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又组团访苏，经长期观察后，得出了和霍浦金斯同样的结论。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方面虽然都宣布将站在苏联一边，但由于怀疑苏联的抵抗能力，所以最初多少有点持观望态度，只有在得到上述可靠的情报后，才开始大规模援助苏联，如美国随即提供了200架战斗机和价值4100万美元的物资。
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再加上同盟国的巨大支持，因此即使在苏德战争初期最困难的情况下，斯大林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向希特勒乞和。
1941年9月开始了莫斯科会战，斯大林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从未离开苏联首都一步。12月5日，苏军转入反攻，莫斯科转危为安。也正是在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惊讶地发现还在1935年便相识的斯大林依然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们不仅就当时苏德战场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对战胜德国充满信心，而且还谈到了日后苏联出兵远东的可能性。[2]
斯大林是一个熟知俄国历史的人。1812年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后曾期待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会主动来求和，然而迟迟未见俄皇使者前来，后只得派人去试探议和的可能性，但却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只能弃城而逃。当时拿破仑已占领了莫斯科，而现今莫斯科仍在苏联手中，况且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莫斯科城下已遭到彻底粉碎。俄罗斯人民素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不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斯大林赞赏并尊重这种感情，连亚历山大一世也不屑干的事，他是决不会做的。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据说斯大林两次都是希望通过一位保加利亚大使（究竟是一位，还是两位，也弄不清楚，因为CmaueHot和CmomeHot在发音上相去颇远）去向德国方面转达乞和信息的。
保加利亚虽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但一向亲德。国王鲍利斯三世凭着他来自科堡家族有着日耳曼人血缘的关系，频频访问柏林，深得希特勒的宠幸。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他四处奔走，为德国摇旗呐喊，事后曾吹嘘，说正是他促成了慕尼黑协定的签订。[3]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曾为保加利亚问题与希特勒发生激烈的争执。1941年3月，保加利亚加人德意日军事同盟，随后又出兵协助德意占领整个巴尔干。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虽和保加利亚维持外交关系，但其外交官的行动却受到限制，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1941年9月，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投靠德国的行为予以尖锐的批评和指责。[4]
在此情况下，难道斯大林真会低声下气请求保加利亚政府出面在苏德间扮演中介角色吗？难道他真会洗耳恭听一位颇具“远见”的保加利亚大使的“开导”吗？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位保加利亚大使也决不敢隐瞒，肯定会不失时机将此事向本国政府汇报，因为此时的鲍利斯国王正急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忙着打算向希特勒邀功请赏呢！
莫斯科会战胜利结束，苏军又乘机开展冬季攻势，至4月已在西方方向向前推进了100-350公里。看来卫国战争初期最困难的局面已经过去，苏德战场上似乎出现了新的转机，斯大林本人的讲话和苏联报刊都隐约透露出可在1942年便结束战争的乐观想法。[5]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想法不切实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苏军重整旗鼓时，根本没有必要在1942年2月派人去和德国情报部门就媾和一事秘密商谈。
虽然郑文拿出了一些所谓档案资料作为斯大林乞和的佐证，但只要稍微细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这些文件也是破绽百出，露出了捏造的马脚。
首先是苏方的一份媾和建议竟然是由斯大林签名的。人所共知，斯大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是极其谨慎的，从不轻易表态，更不会随便签下自己的名字。如，1940年秋处决波兰万名军官时，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判断斯大林当时究竟持何种态度。又如，1944年10月，丘吉尔来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有关处置战后巴尔干问题时，曾将一张标有英苏两国在巴尔干所得势力范围的比重的便条交与斯大林，后者仅仅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未置可否便将它交还丘吉尔，以致后人猜测纷纷，不知斯大林这样做究竟是何意。[6]
其次是在两国情报部门接触后，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上呈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竟有如下内容：德国认为拉丁美洲应属德国势力范围，而阿拉伯世界则应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在此两点上苏德两国有分歧，因而无法达成协议。当时苏联的势力根本没有到达拉美和阿拉伯世界，如果德国想把它们攫为己有，那么就应该去找美英谈判，完全无需和苏联协商，当然也犯不着为此翻脸，把它作为苏德媾和谈判破裂的原因未免轻率了！
1942年，苏德战场的形势可谓跌宕起伏，德军尽管仍有力量发动进攻，但其势头已大不如前，希特勒只得放弃正面攻击莫斯科的计划，转而把其矛头指向苏联的南方。苏军则已摆脱完全被动的局面，在5月主动发起哈尔科夫战役，并在9月迫使德军止步于斯大林格勒城下，这预示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即将开始。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2年5月，美英已和苏联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一个从东西两方面夹击德国的宏伟计划渐露轮廓。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难道还有必要冒着很大的风险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去瑞典和希特勒的特使秘密谈判吗？
事实表明，所有有关斯大林试图和德国媾和的说法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斯大林始终忠于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丘吉尔便发表演说，明确表示支持苏联的抗战，此后英苏两国迅速接近。丘吉尔随后在致斯大林的信件中建议签订两国共同反对德国侵略的协议，其最重要的内容应为“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均不得单独媾和”，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
自从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英苏两国之间的猜忌日益加深。1939年春，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时，英苏两国都背着对方私下和德国谈判，并最终导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此后两国关系日趋冷淡，甚至彼此间产生敌意，在苏芬战争期间达到了最高潮。只有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国才相互靠拢，为了消除两国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为反法西斯同盟打下牢固的基础，严禁与德单独媾和显然是双方都应承担的一个义务。为此，7月12日签订的“苏联和大不列颠有关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议”中明确写道： “两国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除非双方都同意，否则既不进行谈判，也不签订停战协定及和约。”[8]
该协议签订后，美英随即开始向苏联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根据1941年10月三国签订的议定书，规定自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6月3日，美英两国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用物资。同时11月7日，罗斯福又宣布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告：各缔约国政府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及和约”。它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与德日意周旋到底的决心。
斯大林对这一同盟是非常珍惜的，同时也严格遵守对它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尤其是决不与法西斯国家单独媾和。
1943年10月中旬，有位名叫埃德加·克劳斯的德国商人曾与苏联驻瑞典使馆进行过接触，自称代表里宾特洛甫和一批德国大资本家，愿与苏联就媾和一事进行会谈，立遭苏方拒绝。苏联政府随后还就此事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了通报。[9]
随着苏德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尤其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德国的败局已定，日本决定帮助自己的盟国摆脱困境，试图促成德国和苏联单独媾和。1943年9月10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苏联政府试探苏联方面是否愿意接待一个日本的特别代表团，以便在德苏间进行斡旋。日本的询问遭到了苏联的断然拒绝。9月16日，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米柯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通报了上述情况，后者对此表示热烈的感谢，并称：苏联政府所持的态度是“对日本的试探表示坚决反对的一种答覆”[10]。1944年，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已呈全面溃败之势，为了使德国躲过灭顶之灾，1944年4月8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再次向苏联重申1943年9月10日所提的建议，12日即遭拒绝。13日，葛罗米柯又向赫尔作了通报。
如果说在1944年，日本还有力他顾的话，那么到1945年便落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只有千方百计来救自己了。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通知日方不再延长1941年4月所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日方此后曾多次表示愿意就签订一个新的双边条约进行谈判，但均遭拒绝。7月12日，日本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佐藤请求苏联政府接待一个由前首相近卫率领的代表团，其目的在于“请求苏联政府参加调解，以结束目前的战争，并就这方面仔细说明日本的立场”，立即遭到苏联的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向美英方面通报了此事，苏联的坚定立场受到了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一致赞赏。[11]
斯大林坚决反对美英单独与德媾和
应该指出的倒是，二次大战期间美英通过各种渠道和德国保持着接触，并试探单独媾和的可能性。
第一条渠道是在马德里，当时的西班牙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倒向法西斯集团，一向有大批德国间谍在那里活动。1942年2月，德国情报人员在和美国驻西大使馆接触后向柏林汇报称，美国方面不少有影响的人都倾向与德妥协。在得悉上述情况后，德国外交部随即下令继续和美方保持接触。美国驻西大使海斯曾公开向西班牙方面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和德国派来的特使进行接触。由此里宾特洛甫作出的结论是，美国有相当多的孤立主义者，有朝一日美国会寻求和德国的妥协。
第二条渠道则在梵蒂冈，当时德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巴本曾多次派亲信到梵蒂冈，试图通过罗马教廷和英国方面接触，以便寻求媾和的可能性，曾一度取得进展。1943年出任驻梵蒂冈大使的德国资深外交官魏茨泽克曾表示深信可以和英国达成某种妥协。
瑞士是第三条渠道，也是德国和美英私下接触最多的地方。还在1942年春，英国驻瑞士总领事凯伯尔便通过一位瑞士企业家告知德国驻瑞士大使吉赫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始高层次的英德谈判。此后德国大使馆的官员石林贝格在得到希姆莱的首肯后，便和凯伯尔一直保持着联系。[12]
1942年10月，艾伦·杜勒斯出任美国战略服务局瑞士站站长后，美国情报人员在瑞士的活动更加活跃。1945年初，德国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和艾伦·杜勒斯建立起联系，并开始秘密磋商有关驻意德军单方面向美英方面投降事宜。
苏联在得悉此事后反应异常强烈。莫洛托夫在1945年3月16日便要求美英中止在瑞士的谈判；3月23日又就此向美英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事态很快发展到了斯大林亲自出面干预的地步。1945年3月29日，斯大林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指出，美英方面背着苏联和德军谈判，使德军有可能从意大利北部抽调3个师去苏德战场，造成对苏联不利的局面。而在4月3日的信中更进一步强调，西线的德军由于美英“答应为德国人放宽和平条件作为交换”所以已开放前线，其结果是“目前西线的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停止对英国和美国作战。同时，德国人却在继续同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13]斯大林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严厉语调来表达苏联的不满情绪，使罗斯福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担心会因此影响三大国之间的合作，遂下令立即中止美国和德国在瑞士的谈判。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伯尔尼事件”也到此宣告收场。
“非斯大林化”的产物
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对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所作所为颇喜欢评头品足，经常大发宏论，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是否含有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又如卡廷大屠杀是谁干的？唯独从未在所谓斯大林向德乞和问题上大做文章。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斯大林如真的从事乞和活动，无论如何诡秘，不让外界知晓是完全不可能的。首先德国方面是一清二楚的，那么一向希望美英和苏联冲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为什么不以此为王牌，乘机要挟英美或苏联，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内部产生猜疑，尤其是怀疑某个缔约国有单独媾和的企图，那么这个同盟自然无力将战争进行到底。这样，希特勒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何乐而不为。然而，希特勒没有这样做，连惯于说谎的戈培尔也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所谓斯大林乞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如果斯大林真有乞和的举措，那么无论如何也逃不过美英的眼睛，因为通过保加利亚、瑞典等处，消息都可以洩露出去。如果真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那么到了所谓“伯尔尼事件”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决不会忍气吞声，听凭斯大林严厉指责，而不反唇相讥了。
相反，二次大战期间，美英领导人对斯大林都非常信任，并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诚如罗斯福所言，斯大林“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即使和斯大林时有争执，相处得不那么愉快的丘吉尔也指出“斯大林从来没有失信过”。[14]
那么，这股斯大林乞和说的妖风究竟来自何方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竟然来自苏联内部，来自一批苏联的达官贵人：他们有的是战功赫赫的将军；有的是声名显赫的作家；还有的则是风光一时的外交官……他们在苏联时期都曾宣誓过效忠于苏维埃制度，都曾高呼过“斯大林万岁”，如今却把脏水都泼向了斯大林。而所有这一切都缘自“非斯大林化”的进程。
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后，“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也就开始了，其后虽稍有起伏，但始终未中断，而到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时则到达了最高峰。
如果要搞臭斯大林，那么在农业集体化、大肃反等领域找到突破口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动摇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最高统帅的地位则绝非易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有关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作战、发动进攻前要祷告上帝等一派胡言乱语，很快不攻自破，于是把斯大林说成是试图向德乞和的一个叛徒的流言蜚语遂应运而生。
在这方面莫斯卡连科将军打了头阵，作为莫斯科卫戍司令，他曾在1953年奉命逮捕贝利亚，有了这份政治资本，在1955年便擢升为元帅。由于审判贝利亚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很少有人会听到贝利亚究竟在监狱中说了些什么，也很难辨别贝利亚当时讲的都是真话还是假话？以致最后莫斯卡连科自己也承认所谓斯大林乞和是否真有其事，尚无法确定。
虽然沃尔卡戈诺夫的父母均遭清洗，但是他本人仍得到信任，官至总政治管理局副局长和军事史研究所所长。由于职务之便，因此他比其他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历史资料。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官僚兼学者的沃尔卡戈诺夫经常根据同样的资料，会对斯大林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原来他完全是根据苏联国内政局变动，尤其是“非斯大林化”的演变进程来进行自己的创作的。1985年他出版的《斯大林传》仍给斯大林以相当积极的评价，当时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才刚刚开始。1989年时，苏联的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大有失控之势，当年他所撰写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腔调已经变了，不过对斯大林仍能做到一分为二。到了1995年，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沃尔卡戈诺夫先生终于可以畅所胡言了，在所出版的《七个领袖》一书中不仅破口大骂斯大林，而且把列宁也说成是一个“远离俄罗斯文化”，只“具有政治思考能力的人”。[15]不过，他对斯大林究竟是否有乞和行动还是说了句良心话，指出“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仍无法肯定。
别列什科夫是一位苏联资深的外交官，他所著的《外交风云录》早就译成中文，书中所描述的有关斯大林的形象栩栩如生，很得好评。然而他最近出版的《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却已大变脸，竟说斯大林在1942年时经常提及布列斯特和约，甚至说什么斯大林曾和莫洛托夫议论过要到印度去建立流亡政府。这种谎言令人喷饭，要知道苏联不是法国，法国国土狭小，戴高乐只得流亡到英国。而苏联有广袤的领土，其时乌拉尔已建立起坚实的工业基地，年产钢800万吨，即使苏联退至西伯利亚和远东，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继续抗战，又何必要逃跑到迢迢万里之外的印度去；更何况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斯大林难道真要通过这块殖民地去当英国的附庸吗？
在卫国战争期间，举凡见到过斯大林的人，都异口同声称赞他头脑冷静，坚忍不拔，对前线的局势、部队和将领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决定。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当推朱可夫，他多次强调，“1941年6月22日后，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坚定地管理着国家，领导着武装斗争和国际事务”，因而“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16]
斯大林名副其实地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他一生坚持原则，从不放弃自己的信念。他的长子雅可夫在战争爆发后便走上前线，不幸被俘。德国方面曾建议用雅可夫来交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军，立即遭到斯大林的拒绝。斯大林当时曾说：“我决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决不能做对不起成千成万被囚在德国集中营中的苏联俘虏的事。”后来，雅可夫惨死在德军手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更不会去做任何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
注释：
①原文刊登于《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6年10期第15～18页
【作者简介】金重远，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始终坚定不移，领导苏联人民抗击入侵之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统帅。同时，他忠实于反法西斯同盟，恪守所有承诺，从未背叛盟国而试图与德国单独媾和。有关斯大林曾向希特勒乞和的谣言，均源自“非斯大林化”。 |
斯大林始终坚持抵抗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由于猝不及防，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到了很大的挫折。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苏军第一梯队（含54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几乎全军覆灭，德军在西北、西南、西方方向向前推进了300-600公里，深入苏联腹地，使在十月革命烈火中诞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
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斯大林处变不惊，相继出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国防人民委员和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等职，担当起领导全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重任。苏军迅速重组，在斯摩稜斯克、明斯克、列宁格勒城下浴血奋战，重挫顽敌，同时开始有组织地将大批人员和物资迁往东方，准备长期抗战。
因此，1941年初夏，尽管局势异常险恶，但在苏德战争上却并未出现像1940年5月法军全面溃败的那种局面，使德军统帅都大为懊丧。即使观点相当保守的美英军方也很快改变了过去悲观的看法，如美国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备忘录便指出：“认为苏联即将退出战争显然是过早了。”[1]
7月，为取得有关苏联抗战的第一手资料，罗斯福的亲信霍浦金斯奉命访问莫斯科，不仅和斯大林举行多次会谈，而且还作了实地考察。这位资深的政治家深为苏联举国上下抵抗的热情所鼓舞，在给罗斯福的报告中称：“我对这条战线深深信赖，这里士气特别旺盛，对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稍后，美国驻英特使哈里曼和英国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又组团访苏，经长期观察后，得出了和霍浦金斯同样的结论。
苏德战争爆发后，美英方面虽然都宣布将站在苏联一边，但由于怀疑苏联的抵抗能力，所以最初多少有点持观望态度，只有在得到上述可靠的情报后，才开始大规模援助苏联，如美国随即提供了200架战斗机和价值4100万美元的物资。
苏联人民奋起抵抗，再加上同盟国的巨大支持，因此即使在苏德战争初期最困难的情况下，斯大林也没有任何理由去向希特勒乞和。
1941年9月开始了莫斯科会战，斯大林一直坚守自己的岗位，从未离开苏联首都一步。12月5日，苏军转入反攻，莫斯科转危为安。也正是在此时，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了莫斯科，他惊讶地发现还在1935年便相识的斯大林依然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们不仅就当时苏德战场的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对战胜德国充满信心，而且还谈到了日后苏联出兵远东的可能性。[2]
斯大林是一个熟知俄国历史的人。1812年拿破仑在占领莫斯科后曾期待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会主动来求和，然而迟迟未见俄皇使者前来，后只得派人去试探议和的可能性，但却碰了一鼻子灰，最后只能弃城而逃。当时拿破仑已占领了莫斯科，而现今莫斯科仍在苏联手中，况且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莫斯科城下已遭到彻底粉碎。俄罗斯人民素怀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从不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斯大林赞赏并尊重这种感情，连亚历山大一世也不屑干的事，他是决不会做的。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据说斯大林两次都是希望通过一位保加利亚大使（究竟是一位，还是两位，也弄不清楚，因为CmaueHot和CmomeHot在发音上相去颇远）去向德国方面转达乞和信息的。
保加利亚虽是一个斯拉夫国家，但一向亲德。国王鲍利斯三世凭着他来自科堡家族有着日耳曼人血缘的关系，频频访问柏林，深得希特勒的宠幸。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他四处奔走，为德国摇旗呐喊，事后曾吹嘘，说正是他促成了慕尼黑协定的签订。[3]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曾为保加利亚问题与希特勒发生激烈的争执。1941年3月，保加利亚加人德意日军事同盟，随后又出兵协助德意占领整个巴尔干。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虽和保加利亚维持外交关系，但其外交官的行动却受到限制，引起苏联的强烈不满。1941年9月，苏联政府对保加利亚投靠德国的行为予以尖锐的批评和指责。[4]
在此情况下，难道斯大林真会低声下气请求保加利亚政府出面在苏德间扮演中介角色吗？难道他真会洗耳恭听一位颇具“远见”的保加利亚大使的“开导”吗？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那么这位保加利亚大使也决不敢隐瞒，肯定会不失时机将此事向本国政府汇报，因为此时的鲍利斯国王正急欲提高自己的地位，忙着打算向希特勒邀功请赏呢！
莫斯科会战胜利结束，苏军又乘机开展冬季攻势，至4月已在西方方向向前推进了100-350公里。看来卫国战争初期最困难的局面已经过去，苏德战场上似乎出现了新的转机，斯大林本人的讲话和苏联报刊都隐约透露出可在1942年便结束战争的乐观想法。[5]尽管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想法不切实际，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在苏军重整旗鼓时，根本没有必要在1942年2月派人去和德国情报部门就媾和一事秘密商谈。
虽然郑文拿出了一些所谓档案资料作为斯大林乞和的佐证，但只要稍微细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这些文件也是破绽百出，露出了捏造的马脚。
首先是苏方的一份媾和建议竟然是由斯大林签名的。人所共知，斯大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是极其谨慎的，从不轻易表态，更不会随便签下自己的名字。如，1940年秋处决波兰万名军官时，根据现有资料无法判断斯大林当时究竟持何种态度。又如，1944年10月，丘吉尔来莫斯科和斯大林谈判有关处置战后巴尔干问题时，曾将一张标有英苏两国在巴尔干所得势力范围的比重的便条交与斯大林，后者仅仅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未置可否便将它交还丘吉尔，以致后人猜测纷纷，不知斯大林这样做究竟是何意。[6]
其次是在两国情报部门接触后，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上呈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中竟有如下内容：德国认为拉丁美洲应属德国势力范围，而阿拉伯世界则应成为德国的保护国，在此两点上苏德两国有分歧，因而无法达成协议。当时苏联的势力根本没有到达拉美和阿拉伯世界，如果德国想把它们攫为己有，那么就应该去找美英谈判，完全无需和苏联协商，当然也犯不着为此翻脸，把它作为苏德媾和谈判破裂的原因未免轻率了！
1942年，苏德战场的形势可谓跌宕起伏，德军尽管仍有力量发动进攻，但其势头已大不如前，希特勒只得放弃正面攻击莫斯科的计划，转而把其矛头指向苏联的南方。苏军则已摆脱完全被动的局面，在5月主动发起哈尔科夫战役，并在9月迫使德军止步于斯大林格勒城下，这预示着一场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即将开始。同时在国际舞台上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2年5月，美英已和苏联就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达成广泛共识，一个从东西两方面夹击德国的宏伟计划渐露轮廓。在这样的情况下，斯大林难道还有必要冒着很大的风险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去瑞典和希特勒的特使秘密谈判吗？
事实表明，所有有关斯大林试图和德国媾和的说法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斯大林始终忠于反法西斯同盟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丘吉尔便发表演说，明确表示支持苏联的抗战，此后英苏两国迅速接近。丘吉尔随后在致斯大林的信件中建议签订两国共同反对德国侵略的协议，其最重要的内容应为“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均不得单独媾和”，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
自从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英苏两国之间的猜忌日益加深。1939年春，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时，英苏两国都背着对方私下和德国谈判，并最终导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此后两国关系日趋冷淡，甚至彼此间产生敌意，在苏芬战争期间达到了最高潮。只有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两国才相互靠拢，为了消除两国关系中不稳定的因素，为反法西斯同盟打下牢固的基础，严禁与德单独媾和显然是双方都应承担的一个义务。为此，7月12日签订的“苏联和大不列颠有关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议”中明确写道： “两国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除非双方都同意，否则既不进行谈判，也不签订停战协定及和约。”[8]
该协议签订后，美英随即开始向苏联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根据1941年10月三国签订的议定书，规定自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6月3日，美英两国每月将向苏联提供400架飞机，500辆坦克和其他军用物资。同时11月7日，罗斯福又宣布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庄严宣告：各缔约国政府保证“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及和约”。它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建立和所有反法西斯国家与德日意周旋到底的决心。
斯大林对这一同盟是非常珍惜的，同时也严格遵守对它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尤其是决不与法西斯国家单独媾和。
1943年10月中旬，有位名叫埃德加·克劳斯的德国商人曾与苏联驻瑞典使馆进行过接触，自称代表里宾特洛甫和一批德国大资本家，愿与苏联就媾和一事进行会谈，立遭苏方拒绝。苏联政府随后还就此事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了通报。[9]
随着苏德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尤其在库尔斯克战役后，德国的败局已定，日本决定帮助自己的盟国摆脱困境，试图促成德国和苏联单独媾和。1943年9月10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苏联政府试探苏联方面是否愿意接待一个日本的特别代表团，以便在德苏间进行斡旋。日本的询问遭到了苏联的断然拒绝。9月16日，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米柯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通报了上述情况，后者对此表示热烈的感谢，并称：苏联政府所持的态度是“对日本的试探表示坚决反对的一种答覆”[10]。1944年，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已呈全面溃败之势，为了使德国躲过灭顶之灾，1944年4月8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再次向苏联重申1943年9月10日所提的建议，12日即遭拒绝。13日，葛罗米柯又向赫尔作了通报。
如果说在1944年，日本还有力他顾的话，那么到1945年便落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只有千方百计来救自己了。1945年4月5日，莫洛托夫通知日方不再延长1941年4月所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日方此后曾多次表示愿意就签订一个新的双边条约进行谈判，但均遭拒绝。7月12日，日本政府指示驻苏大使佐藤请求苏联政府接待一个由前首相近卫率领的代表团，其目的在于“请求苏联政府参加调解，以结束目前的战争，并就这方面仔细说明日本的立场”，立即遭到苏联的拒绝。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向美英方面通报了此事，苏联的坚定立场受到了杜鲁门和艾德礼的一致赞赏。[11]
斯大林坚决反对美英单独与德媾和
应该指出的倒是，二次大战期间美英通过各种渠道和德国保持着接触，并试探单独媾和的可能性。
第一条渠道是在马德里，当时的西班牙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倒向法西斯集团，一向有大批德国间谍在那里活动。1942年2月，德国情报人员在和美国驻西大使馆接触后向柏林汇报称，美国方面不少有影响的人都倾向与德妥协。在得悉上述情况后，德国外交部随即下令继续和美方保持接触。美国驻西大使海斯曾公开向西班牙方面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和德国派来的特使进行接触。由此里宾特洛甫作出的结论是，美国有相当多的孤立主义者，有朝一日美国会寻求和德国的妥协。
第二条渠道则在梵蒂冈，当时德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巴本曾多次派亲信到梵蒂冈，试图通过罗马教廷和英国方面接触，以便寻求媾和的可能性，曾一度取得进展。1943年出任驻梵蒂冈大使的德国资深外交官魏茨泽克曾表示深信可以和英国达成某种妥协。
瑞士是第三条渠道，也是德国和美英私下接触最多的地方。还在1942年春，英国驻瑞士总领事凯伯尔便通过一位瑞士企业家告知德国驻瑞士大使吉赫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始高层次的英德谈判。此后德国大使馆的官员石林贝格在得到希姆莱的首肯后，便和凯伯尔一直保持着联系。[12]
1942年10月，艾伦·杜勒斯出任美国战略服务局瑞士站站长后，美国情报人员在瑞士的活动更加活跃。1945年初，德国党卫队副总指挥卡尔·沃尔夫和艾伦·杜勒斯建立起联系，并开始秘密磋商有关驻意德军单方面向美英方面投降事宜。
苏联在得悉此事后反应异常强烈。莫洛托夫在1945年3月16日便要求美英中止在瑞士的谈判；3月23日又就此向美英方面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事态很快发展到了斯大林亲自出面干预的地步。1945年3月29日，斯大林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指出，美英方面背着苏联和德军谈判，使德军有可能从意大利北部抽调3个师去苏德战场，造成对苏联不利的局面。而在4月3日的信中更进一步强调，西线的德军由于美英“答应为德国人放宽和平条件作为交换”所以已开放前线，其结果是“目前西线的德国人实际上已经停止对英国和美国作战。同时，德国人却在继续同英美的盟国苏联作战。”[13]斯大林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严厉语调来表达苏联的不满情绪，使罗斯福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担心会因此影响三大国之间的合作，遂下令立即中止美国和德国在瑞士的谈判。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伯尔尼事件”也到此宣告收场。
“非斯大林化”的产物
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对苏联，尤其是斯大林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所作所为颇喜欢评头品足，经常大发宏论，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是否含有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又如卡廷大屠杀是谁干的？唯独从未在所谓斯大林向德乞和问题上大做文章。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斯大林如真的从事乞和活动，无论如何诡秘，不让外界知晓是完全不可能的。首先德国方面是一清二楚的，那么一向希望美英和苏联冲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为什么不以此为王牌，乘机要挟英美或苏联，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呢？只要反法西斯同盟内部产生猜疑，尤其是怀疑某个缔约国有单独媾和的企图，那么这个同盟自然无力将战争进行到底。这样，希特勒就可坐收渔翁之利，何乐而不为。然而，希特勒没有这样做，连惯于说谎的戈培尔也没有这样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所谓斯大林乞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如果斯大林真有乞和的举措，那么无论如何也逃不过美英的眼睛，因为通过保加利亚、瑞典等处，消息都可以洩露出去。如果真有什么蛛丝马迹可循，那么到了所谓“伯尔尼事件”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决不会忍气吞声，听凭斯大林严厉指责，而不反唇相讥了。
相反，二次大战期间，美英领导人对斯大林都非常信任，并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诚如罗斯福所言，斯大林“真正代表俄罗斯的良心和灵魂，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同他以及俄国人民相处得非常好”。即使和斯大林时有争执，相处得不那么愉快的丘吉尔也指出“斯大林从来没有失信过”。[14]
那么，这股斯大林乞和说的妖风究竟来自何方呢？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竟然来自苏联内部，来自一批苏联的达官贵人：他们有的是战功赫赫的将军；有的是声名显赫的作家；还有的则是风光一时的外交官……他们在苏联时期都曾宣誓过效忠于苏维埃制度，都曾高呼过“斯大林万岁”，如今却把脏水都泼向了斯大林。而所有这一切都缘自“非斯大林化”的进程。
自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后，“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也就开始了，其后虽稍有起伏，但始终未中断，而到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时则到达了最高峰。
如果要搞臭斯大林，那么在农业集体化、大肃反等领域找到突破口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动摇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最高统帅的地位则绝非易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有关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作战、发动进攻前要祷告上帝等一派胡言乱语，很快不攻自破，于是把斯大林说成是试图向德乞和的一个叛徒的流言蜚语遂应运而生。
在这方面莫斯卡连科将军打了头阵，作为莫斯科卫戍司令，他曾在1953年奉命逮捕贝利亚，有了这份政治资本，在1955年便擢升为元帅。由于审判贝利亚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很少有人会听到贝利亚究竟在监狱中说了些什么，也很难辨别贝利亚当时讲的都是真话还是假话？以致最后莫斯卡连科自己也承认所谓斯大林乞和是否真有其事，尚无法确定。
虽然沃尔卡戈诺夫的父母均遭清洗，但是他本人仍得到信任，官至总政治管理局副局长和军事史研究所所长。由于职务之便，因此他比其他人能够得到更多的历史资料。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官僚兼学者的沃尔卡戈诺夫经常根据同样的资料，会对斯大林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原来他完全是根据苏联国内政局变动，尤其是“非斯大林化”的演变进程来进行自己的创作的。1985年他出版的《斯大林传》仍给斯大林以相当积极的评价，当时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才刚刚开始。1989年时，苏联的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大有失控之势，当年他所撰写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肖像》一书腔调已经变了，不过对斯大林仍能做到一分为二。到了1995年，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沃尔卡戈诺夫先生终于可以畅所胡言了，在所出版的《七个领袖》一书中不仅破口大骂斯大林，而且把列宁也说成是一个“远离俄罗斯文化”，只“具有政治思考能力的人”。[15]不过，他对斯大林究竟是否有乞和行动还是说了句良心话，指出“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仍无法肯定。
别列什科夫是一位苏联资深的外交官，他所著的《外交风云录》早就译成中文，书中所描述的有关斯大林的形象栩栩如生，很得好评。然而他最近出版的《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却已大变脸，竟说斯大林在1942年时经常提及布列斯特和约，甚至说什么斯大林曾和莫洛托夫议论过要到印度去建立流亡政府。这种谎言令人喷饭，要知道苏联不是法国，法国国土狭小，戴高乐只得流亡到英国。而苏联有广袤的领土，其时乌拉尔已建立起坚实的工业基地，年产钢800万吨，即使苏联退至西伯利亚和远东，也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继续抗战，又何必要逃跑到迢迢万里之外的印度去；更何况印度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斯大林难道真要通过这块殖民地去当英国的附庸吗？
在卫国战争期间，举凡见到过斯大林的人，都异口同声称赞他头脑冷静，坚忍不拔，对前线的局势、部队和将领的情况都了如指掌，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决定。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当推朱可夫，他多次强调，“1941年6月22日后，几乎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都坚定地管理着国家，领导着武装斗争和国际事务”，因而“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最高统帅”。[16]
斯大林名副其实地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从不在困难面前退却。他一生坚持原则，从不放弃自己的信念。他的长子雅可夫在战争爆发后便走上前线，不幸被俘。德国方面曾建议用雅可夫来交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军，立即遭到斯大林的拒绝。斯大林当时曾说：“我决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决不能做对不起成千成万被囚在德国集中营中的苏联俘虏的事。”后来，雅可夫惨死在德军手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更不会去做任何对不起苏联人民的事。
注释：
①原文刊登于《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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