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刘添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5期第24～31页
【作者简介】刘添才(1967- )，男，河南封丘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安徽 淮北 235000
【关 键 词】十月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偶然性/必然性
中图分类号：K51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6)05-0024-08
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着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争论随即展开，特别是近十余年更是尖锐激烈。西方的自由派和俄罗斯的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与社会发展进程没有必然联系。有人虽承认十月革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系，但认为如果没有人为因素起作用，革命不会爆发。如原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主任菲拉托夫即这样认为。他不否认当时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非常尖锐，但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的主观因素对破坏性过程起了催化剂作用，十月革命不是必然的。而同时又有许多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伊·明茨指出，20世纪初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美国学者亚·拉比诺维奇认为，十月革命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有关。俄罗斯学者尤·普列特尼科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革命必然爆发。[1](P3-4)
很明显，无论是主张必然性者还是主张偶然性者，都是围绕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是否异常尖锐；是否具备革命形势；是否有政治势力做出主观努力拯救俄国于危难之中——展开的。客观地讲，他们是以政治革命来代表一切，犯了方法论的错误。
方法论
从史实来看，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革命更是为了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为新政权服务的一切制度，即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夺取政权仅仅是手段、是革命的近期目标，建设新社会才是目的、长远目标。十月革命就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统一，决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谈十月革命。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为了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为新政权服务的一切制度，即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十月革命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既是一场政治革命，又是一场社会革命，判渎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应同时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两方面来考虑。
政治革命是以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激烈斗争，是政治体系发生的质变。政治革命不是少数政治精英、政治派别、政治群体之间的行为，而是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较量。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分化为两大阵营——进步的革命阶级与腐朽的统治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进步的革命阶级以暴力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
列宁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2](P137)政治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标志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巩固革命成果、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根本条件。
政治革命以打碎旧的上层建筑为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新政权不是要简单地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摧毁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3](P628)。列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指出，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政治革命不但意味着革命阶级掌握政权，更意味着废除旧的法律法规、与旧秩序相联系的政治系统和文化观念。
政治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旧的政治秩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酝酿和积聚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政治革命由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与革命运动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他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4](P53-54)。在革命领导力量的鼓动号召和组织下，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就迅速地转化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政治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短暂而剧烈的变革。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广度、速度和深度都是超常的，但从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发展的过程看，它还只是“一次性的打击”[5](P411)。
十月革命还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革命的目标：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它改变的主要是政治系统；社会革命以整个社会的变革为目标，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观念、意识的翻天覆地的剧变。相对而言，政治革命是短暂的、剧烈的，而社会革命是一个持久且比较缓慢的过程。政治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方面，既是社会革命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
结论
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领导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行动，通过这场暴力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废除了临时政府的政治体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系统。因此，它不是少数人的密谋，也不是政变，更不是政治恐怖活动，它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革命。
（一）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
1.从经济方面看，俄国国民经济的固有缺陷在战争状态下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已患上了晚期“经济癌症”。
俄国因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在外部刺激或压力下做出反应而跳跃式地实现现代化的。这种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使俄国国民经济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缺陷。
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相脱节。俄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部分城市或地区得到发展，其他广大地区仍然是农业和农村。俄国资本主义未能使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资本主义只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孤立的岛屿。这样，俄国资本主义就无力清除农奴制、农奴制残余的影响，更无力清除农业村社的影响，使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来自农村的多重束缚。
俄国未能形成真正的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不同，俄国的工业革命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亲自参与的工业化运动。大生产制度是在限制自由竞争发展的条件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的，使俄国资本主义实际上没有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国家集中掌握了主要为国防服务的大型官办企业，这些企业并不考虑利润，只靠国家订货即能生存。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由于广大农村未融入工业化，由于官办企业，使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官办企业集中在人口相对密集、居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城市和地区如彼得格勒、欧洲部分的中部地区、南方和乌拉尔，使这些地区发达程度比较高，城市化及文明的发达程度也比较高。在这些地方之外则是落后的、极端贫困的广大农村。
这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快速的增长，如到一战爆发前夕，其工业品生产总水平居世界第五位。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国民经济范式不会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协调的发展，不会形成持久的繁荣，即使有也是暂时的。所以，俄国自然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不但如此，这种国民经济范式还比较脆弱，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国民经济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由于1915年俄国工业化地区被敌人占领、低下的效率和糟糕的组织工作，俄国工业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军用、民用品匮乏，前线也不例外。一位将军在信中描述：“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十白了。”[6](P595)
战争加剧了俄国经济供应不足问题，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6年，卢布比1914年战争爆发前贬值1/2，播种面积减少26%，畜牧产品减少30%。1917年，卢布汇率下跌到战前的1/7。[1](P173)
战争和通货膨胀，加剧了物品的短缺。俄国贵族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抱怨：“什么东西都很贵。面粉没有了，麦子也没有了。荞麦要卖到20卢布一普特。已经不能保证居民7月份的粮食了。”[7](P120)饥荒出现了，贵族库罗帕特金描述：“饥荒正在向我们县蔓延。这里历来都是每年缺少30万—50万普特黑麦。如今由于耕地减少，粮食缺的更多。……由于遍地饥荒，有可能出现最严重的骚乱和凶杀事件。”[7](P131)很明显，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已患上了晚期“经济癌症”。
2.从政治方面看，现有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逐步丧失殆尽，政治统治难以为继，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已患上了晚期“政治癌症”。
沙皇俄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信仰、沙皇和祖国，信仰包括对沙皇的信仰、对以沙皇为代表的祖国的信仰。由于沙皇政权的腐败和无能、由于尖锐的国内矛盾引发的政治事件的影响，沙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逐步丧失。1905年1月22日，沙皇的皇家禁卫军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75-1000人被枪杀，200-2000人受伤。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应，连一向爱好和平的人士如加邦神甫都无比激动：“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去吧，去劫掠帝国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的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6](P398)大屠杀无可挽救的打碎了俄国人历来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连串的惨败使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无法复原的打击，对沙皇、对以沙皇为代表的祖国的信仰因战争而丧失了，沙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随之完全丧失。
临时政府的“临时性”本身就说明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足。临时政府上台伊始就拒绝考虑大多数俄国人迫切要求的和平，坚持俄国对其盟友负有的义务，不愿结束战争。随着七月进攻的惨败，临时政府失去了军人的必要的支持。同样，临时政府也不愿及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持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大问题必须等到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而在工厂和城市，由于食品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工人和市民对临时政府也非常不满，到十月革命前夕，临时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
3.在政府形同虚设、国家形势一片混乱的同时，人民群众日益激进化和革命化。最突出的就是曾作为沙皇政治统治基础的军人。1917年初，俄国军队人数为1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2%。其中，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0-20%属于城市中间阶层。就数量看，士兵中农民为660-726万，无产者176-220万（工厂工人为40-65万），城市中间阶层为110-220万。[1](P264-265)无论来自何阶层，军人的愿望基本是一致的。除了和农民共同期待迅速、彻底的土地改革外，他们的愿望还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在二月革命后立即提出了改变士兵与军官关系的明确要求。在士兵的坚持下，彼得格勒苏维埃于俄历3月1日通过了《士兵权利宣言》，使士兵委员会合法化，给予士兵公民权利，清除不受士兵欢迎的军官，废除军阶称呼，士兵在执行勤务以外的时间里享有与军官平等的权利。《宣言》的通过使士兵普遍激进化。一些平时任意摆布士兵的军官被撤职，如“功勋卓著”的布鲁西诺夫将军就被撤消了最高总司令职务；有些地方如维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铁甲舰等发生了士兵殴打军官事件；有些军官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接任军区总司令职务的切尔克斯将军在一个天主教堂附近被发现时，“因受伤而处于昏迷状态。……接替切尔克斯的科罗夫尼钦科将军不久就被抓了起来，在军人禁闭室中被看守的士兵杀害。他的尸体被扔在那里很长时间。警卫的士兵向每一个想往死者脸上吐唾沫的人收15戈比。”[7](P135)
另一方面，他们因战争疲乏感、可怕的食品匮乏、对军官及司令部丧失信心、对打败敌人丧失信心而非常厌战，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前线的士兵们不愿进攻，后方的补充连队在去前线的路上就四处逃散，大部分士兵回到了家乡，另有数十万士兵聚集在彼得格勒。到1917年10月，和平的呼声已十分强烈，以至于假如没有布尔什维克，他们也会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的。
士兵的日益激进不可避免地促成了革命化，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士兵积极参加政治会议，仅陆、海军作战部队的代表就占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代表的20%，分布占第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15%以上和30%左右，占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50%强。军人积极参加有关政党，来自军队的党员占社会革命党的一半以上，占布尔什维克1/3，孟什维克的近1/5。士兵们还积极参加政治选举活动，在1917年立宪会议选举中，全国有50%强的选民参加投票，而军人参加投票的选民高达64%。有的还更高，如北方方面军为71%，罗马尼亚方面军更高达80%。[1](P265-267)
俄罗斯的工人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收入、技术、文化和城市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工人，他们在1917年一开始就最激进、政治上最活跃：提出建立工厂委员会、赤卫队的建议；最积极地参加工会和地方苏维埃；最早开始迫切要求用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另一部分是处境较差的工人，他们是较缓慢地组织起来的并在一开始不太关注政治问题。不过，在二月革命后，持续的激进化使这两个群体越来越接近。文化水平、工业部门、民族方面的差别意识越来越淡化，逐步地被反对雇主、资产阶级及特权社会的利益一致感所取代。到十月革命前夕，在绝大多数工人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阶级意识的纽带。
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在1905年革命及在头两届杜马选举中，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重新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来摆脱困境。他们坚持土地归农民所有，私人土地拥有者只可以保留凭自己的劳动耕种的土地，那些“不在”的即逃亡的地主的财产应被剥夺。
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农民开始了对地主的“进攻”。一是夺取地主的土地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一位大地主1917年5月在信中抱怨：现在的农民“只是考虑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使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7](P90)二是强迫地主出租土地，如大地主瓦尔热涅夫斯基在4月27日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农民“从我这里几乎是强制‘租赁’的一块150俄亩的土地，他们决定只给我51个卢布的租金！这点钱还不够交土地税。”[7](P86)三是农民不但剥夺地主的土地，还剥夺地主的财产，一些地主因此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莫斯科霍尔姆县的大地主弗拉基米尔·卢基奇·库舍列夫认为自己就成了穷光蛋：他的大片“森林被禁止出售。税收增加了几倍。他已经没有一个工人。……没有粮食。马匹瘦弱不堪。屋子里没生火。没有木柴。女主人……自己去园子里拾枯树枝。到昨天为止没有女仆”，库舍列夫不得不自己清扫厕所。[7](P131-132)
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并没有局限在土地问题上，同十月革命前夕的士兵和工人一样，他们还有更革命性的要求。他们不但渴望摆脱缺乏土地的惨状，而且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如要求建立有效率的、公正的法庭，取消专横独断的行政当局代之以农民自己选举的官吏，主张实行免费教育等。
到十月革命前夕，农民日益革命化。据统计，1917年，86.6%的乡农民执委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8.9%委员会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1](P259)
显然，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患上了“癌症综合症”。这时，只要有某种适当的社会力量站出来，旧的俄国政治秩序就会在瞬间瓦解。这种社会力量早已呼之欲出。
4.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已成为一个能顺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反映和代表工人、士兵和农民政治情感、政治追求和政治利益的坚强的革命组织。
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不同派别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写出一系列的著作，论述党的建设问题。《怎么办？》一书批判了经济派鼓吹的工人运动自发论，科学地阐明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指导作用，为新型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理：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党实行集中制原则，把党建成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布尔什维克人数虽少，但高度团结，很有战斗力。《进一步退两步》为新型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理论方面，列宁首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其次列宁提出了战争不可避免论、如何认识当前战争的性质等论断后，进一步提出了两种和平论，只有社会主义的和平才能摆脱战争、终止战争，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另外，列宁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无产阶级首先在一国胜利成为可能，即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爆发。列宁提出的这些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
在策略方面，布尔什维克依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制订出能反映和代表工人、士兵和农民政治情感、政治追求和政治利益的灵活的策略。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策略。二月革命后，提出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1917年4月以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7月示威后，布尔什维克根据高涨的革命形势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决定武装起义。9月随着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被革命群众镇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有多数，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0月，当起义的图谋被泄露、革命形势日益危急时，布尔什维克就决定武装起义。
因此，作为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政治革命，“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8](P691)“十月革命是人民群众情绪的真实反应，更多的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心理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偶然”[1](P23)。
（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俄国经济落后，推动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健康因素薄弱，因此有必要利用旧有的成分建设新社会。
在推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意识到了俄国的落后性。“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罗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那些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接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牛野蛮性所统治吗？”[8](P524)
在这样的国家，列宁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是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在这些成分中，哪些占优势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开展着……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8](P541)
正因为俄国内部推动社会革命的因素很稚嫩，所以列宁认为有必要利用旧有的生产方式壮大这些因素。“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纽带，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P525)
在列宁看来，“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比现在还大，为了‘领取’是值得破费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经济破坏和松弛现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继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的危险，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8](P543-544)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俄（共）布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9](P63)
2.在俄国，推动社会革命的观念、意识薄弱。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人的意识总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并受制于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因此，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0](P507)
俄国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比较缺乏。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来看，俄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组织是农业村社，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经济，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农民被剥夺了经营自主权。农业村社使农民属于村社，村社属于国家，而国家又将农民赐予贵族，形成了农业村社——农奴制——中央集权三位一体的传统社会体制。公社把古罗斯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的联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俄罗斯人轻视个人自由，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依附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在民族性格上，村社生活使俄罗斯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重感情，因此性格外向，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由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因此导致权威崇拜和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村社实行无视人权的“习惯民主”，村社的管理者可以私设公堂，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村社“民主”为沙皇专制提供了文化的和社会的土壤。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和苏联后来的实践看，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用封建的观念和意识去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导向的社会革命。
3.正是认识到推进社会革命的内部因素不足，布尔什维克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希望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
社会革命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十分落后的俄国，推进这种社会革命的因素实在太弱小。到1917年，工厂无产者只有300万人，只占居民总数的2%。[1](P181)所以列宁认定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期望以世界革命来推进俄国的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11](P170)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白天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在大会决议中相信：“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定会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取得完全的巩固的胜利。”[12](P4)
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也被视为一个推进世界革命的机会，布尔什维克想以此赢得时间，希望德国革命尽快成熟起来：“拖延和谈，我们能够继续组织联欢，而缔结和约，我们就能立即交换战俘，从而把一大批实际看到过我国革命的人遣送到德国去；他们受到过革命的教育，在德国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诱发革命的工作。”[12](P32-322)1918年2月23日，在讨论缔约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为缔约辩护，并纠正了自己对世界革命的看法：“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13](P357)当时的中央委员谢尔盖耶夫反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只在一个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
苏维埃俄国在实践中积极地贯彻世界革命的主张。在西方，积极支持匈牙利革命。1919年4月28日，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之一的克·格·拉柯夫斯基建议“推翻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并在他们的尸体上同匈牙利实行联合”[1](P299)。尽管有种种困难，苏维埃俄国还是向匈牙利共和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列宁在给总司令约·约·瓦季采斯和共和国军委委员谢·伊·阿拉洛夫的电报中申明：“向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部分地区推进是同苏维埃甸牙利建立联系所必需的。”[14](P566)同年4月18日，列宁在给拉柯夫斯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乌克兰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顿涅茨方向和布科维纳即切尔诺维策方向。……切尔诺维策方向的任务是缓和匈牙利的局势。竭尽全力完成上述双重任务是乌克兰同志的职责”[15](P230)。
对欧洲革命援助的另一个重点是德国，因为“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纲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雏鸡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11](P545)。1923年，德国的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成熟阶段。激昂的德国群众在城市中有1500万、在农村有700万支持德共。在6月12-24日，莫斯科虽然都在谈论革命，但在具体的策略、行动上有分歧，导致起义失败。
随着欧洲革命的逐步沉寂，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重点逐步转向东方。早在1918年11月24日，尽管奥匈帝国、德国已爆发革命，斯大林仍然认为：没有东方的革命运动，“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16](P128)。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5日承认，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酝酿期将会相当长，但“如果我们面向东方，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毫无疑问，在世界政坛的亚洲部分，我们的红军构成了一支比在欧洲强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来说，通往印度的道路可能比通往苏维埃匈牙利的道路更容易走，距离更短……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我们自己也已经毫无疑问地从西方转向东方”[15](P365-368)。
促进东方革命的重点在土耳其，同时也包括其他东方国家。如第11集团军政治部起草并公布的一份文件，就提到“印度是东方革命的策源地”、“波斯和土耳其是东方的门户”等。[1](P302-303)
只是到最后，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在短期内都无望发生，在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后，苏维埃俄国才把推进社会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放在了国内。
可见，无论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还是求助于世界革命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援助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对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不足的担忧，这也是社会革命偶然性的反映。
意义
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判读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两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继续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进程。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们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混淆起来，甚至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进而否定作为政治革命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如此，从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时起跳出来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必然性的人们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作为政治革命，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十月革命是使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压迫、获得解放的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其他落后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落后国家摆脱困境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之一，是任何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们否认、抹杀不了的。
二是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有效地防左。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为人类的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仅就苏联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论，斯大林1936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是要准备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赫鲁晓夫曾发出号召，到1980年苏联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虽不再认为苏联眼下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17](P62)，是“新社会的成熟阶段”。
这些判断脱离或严重脱离了苏联的实际，这与领导人在取得初步成就之后即淡忘或忽视自身落后的国情有关，二战后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莫不如此。进一步讲，这与他们对在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之不足认识不到位有关，从而形成一系列左的思想或主张，产生了一系列左的行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苏联领导人始终对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十月革命的偶然性有明确的认识，如果决策时都能从这种认识出发，苏联社会主义可能是另一种前景。
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在比苏联更落后的国家建设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角度综合判读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普遍意义。
收稿日期：2006-02-22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5期第24～31页
【作者简介】刘添才(1967- )，男，河南封丘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安徽 淮北 235000
| 【内容提要】 | 分析十月革命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应把十月革命区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具有无可争议的必然性。从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有一定的偶然性。用这种两分法看待这个问题，既能使我们更好地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又能使我们能更好地立足现实、防止左的错误的发生。 |
自十月革命胜利后，围绕着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争论随即展开，特别是近十余年更是尖锐激烈。西方的自由派和俄罗斯的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与社会发展进程没有必然联系。有人虽承认十月革命与社会矛盾的激化有关系，但认为如果没有人为因素起作用，革命不会爆发。如原俄罗斯联邦总统办公室主任菲拉托夫即这样认为。他不否认当时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非常尖锐，但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的主观因素对破坏性过程起了催化剂作用，十月革命不是必然的。而同时又有许多学者则从不同角度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十月革命是必然的。原苏联科学院院士伊·明茨指出，20世纪初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切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美国学者亚·拉比诺维奇认为，十月革命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有关。俄罗斯学者尤·普列特尼科夫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客观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革命必然爆发。[1](P3-4)
很明显，无论是主张必然性者还是主张偶然性者，都是围绕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俄国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是否异常尖锐；是否具备革命形势；是否有政治势力做出主观努力拯救俄国于危难之中——展开的。客观地讲，他们是以政治革命来代表一切，犯了方法论的错误。
方法论
从史实来看，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革命更是为了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为新政权服务的一切制度，即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夺取政权仅仅是手段、是革命的近期目标，建设新社会才是目的、长远目标。十月革命就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统一，决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谈十月革命。从政治学的角度看，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为了建立与新政权相适应、为新政权服务的一切制度，即建设一个全新的社会的革命则是社会革命。十月革命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它既是一场政治革命，又是一场社会革命，判渎它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应同时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两方面来考虑。
政治革命是以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激烈斗争，是政治体系发生的质变。政治革命不是少数政治精英、政治派别、政治群体之间的行为，而是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较量。在政治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成员分化为两大阵营——进步的革命阶级与腐朽的统治阶级，政治革命就是进步的革命阶级以暴力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
列宁指出：“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2](P137)政治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标志就是夺取政权。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巩固革命成果、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根本条件。
政治革命以打碎旧的上层建筑为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认为新政权不是要简单地接过旧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摧毁建立在旧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3](P628)。列宁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指出，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政治革命不但意味着革命阶级掌握政权，更意味着废除旧的法律法规、与旧秩序相联系的政治系统和文化观念。
政治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旧的政治秩序中，作为弱势群体的人民群众的利益长期得不到满足酝酿和积聚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政治革命由于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与革命运动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具有极大的感召力：“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他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成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的阶级中许多个人说来也是有利的”[4](P53-54)。在革命领导力量的鼓动号召和组织下，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就迅速地转化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
政治革命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的飞跃，是一种短暂而剧烈的变革。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广度、速度和深度都是超常的，但从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发展的过程看，它还只是“一次性的打击”[5](P411)。
十月革命还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革命的目标：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它改变的主要是政治系统；社会革命以整个社会的变革为目标，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观念、意识的翻天覆地的剧变。相对而言，政治革命是短暂的、剧烈的，而社会革命是一个持久且比较缓慢的过程。政治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一个方面，既是社会革命产生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推动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
结论
十月革命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领导的、有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行动，通过这场暴力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统治，取得了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废除了临时政府的政治体系，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系统。因此，它不是少数人的密谋，也不是政变，更不是政治恐怖活动，它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革命。
（一）从政治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
1.从经济方面看，俄国国民经济的固有缺陷在战争状态下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已患上了晚期“经济癌症”。
俄国因社会内部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兼容关系较弱，无力从社会内部产生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因素，而是在外部刺激或压力下做出反应而跳跃式地实现现代化的。这种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使俄国国民经济产生了一些严重的缺陷。
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相脱节。俄国资本主义只是在部分城市或地区得到发展，其他广大地区仍然是农业和农村。俄国资本主义未能使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的农业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资本主义只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孤立的岛屿。这样，俄国资本主义就无力清除农奴制、农奴制残余的影响，更无力清除农业村社的影响，使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来自农村的多重束缚。
俄国未能形成真正的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业革命不同，俄国的工业革命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亲自参与的工业化运动。大生产制度是在限制自由竞争发展的条件下，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的，使俄国资本主义实际上没有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国家集中掌握了主要为国防服务的大型官办企业，这些企业并不考虑利润，只靠国家订货即能生存。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脱节。由于广大农村未融入工业化，由于官办企业，使俄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官办企业集中在人口相对密集、居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大城市和地区如彼得格勒、欧洲部分的中部地区、南方和乌拉尔，使这些地区发达程度比较高，城市化及文明的发达程度也比较高。在这些地方之外则是落后的、极端贫困的广大农村。
这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可能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出现快速的增长，如到一战爆发前夕，其工业品生产总水平居世界第五位。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种国民经济范式不会使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协调的发展，不会形成持久的繁荣，即使有也是暂时的。所以，俄国自然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
不但如此，这种国民经济范式还比较脆弱，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国民经济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由于1915年俄国工业化地区被敌人占领、低下的效率和糟糕的组织工作，俄国工业的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军用、民用品匮乏，前线也不例外。一位将军在信中描述：“想一想参加最近几次战斗的几个步兵团吧，他们中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步枪！这些可怜的家伙在暴风雨般的榴霰弹片中耐心等待，等待着拾起倒下的同伴的步枪。……这种磨难我们的士兵要忍受多久呢？这种残杀太可十白了。”[6](P595)
战争加剧了俄国经济供应不足问题，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1916年，卢布比1914年战争爆发前贬值1/2，播种面积减少26%，畜牧产品减少30%。1917年，卢布汇率下跌到战前的1/7。[1](P173)
战争和通货膨胀，加剧了物品的短缺。俄国贵族库罗帕特金在日记中抱怨：“什么东西都很贵。面粉没有了，麦子也没有了。荞麦要卖到20卢布一普特。已经不能保证居民7月份的粮食了。”[7](P120)饥荒出现了，贵族库罗帕特金描述：“饥荒正在向我们县蔓延。这里历来都是每年缺少30万—50万普特黑麦。如今由于耕地减少，粮食缺的更多。……由于遍地饥荒，有可能出现最严重的骚乱和凶杀事件。”[7](P131)很明显，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已患上了晚期“经济癌症”。
2.从政治方面看，现有政权的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逐步丧失殆尽，政治统治难以为继，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夕已患上了晚期“政治癌症”。
沙皇俄国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信仰、沙皇和祖国，信仰包括对沙皇的信仰、对以沙皇为代表的祖国的信仰。由于沙皇政权的腐败和无能、由于尖锐的国内矛盾引发的政治事件的影响，沙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逐步丧失。1905年1月22日，沙皇的皇家禁卫军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75-1000人被枪杀，200-2000人受伤。无缘无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强烈的反应，连一向爱好和平的人士如加邦神甫都无比激动：“亲爱的亲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报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国土地上的所有剥削者报仇。去吧，去劫掠帝国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和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的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6](P398)大屠杀无可挽救的打碎了俄国人历来珍爱的沙皇仁慈的“小父亲”形象，整个帝国的公民转而反对沙皇。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连串的惨败使沙皇专制政权遭到了无法复原的打击，对沙皇、对以沙皇为代表的祖国的信仰因战争而丧失了，沙皇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随之完全丧失。
临时政府的“临时性”本身就说明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不足。临时政府上台伊始就拒绝考虑大多数俄国人迫切要求的和平，坚持俄国对其盟友负有的义务，不愿结束战争。随着七月进攻的惨败，临时政府失去了军人的必要的支持。同样，临时政府也不愿及时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坚持土地重新分配这样的大问题必须等到立宪会议召开时才能进行。而在工厂和城市，由于食品供应紧张、消费品严重短缺，工人和市民对临时政府也非常不满，到十月革命前夕，临时政府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
3.在政府形同虚设、国家形势一片混乱的同时，人民群众日益激进化和革命化。最突出的就是曾作为沙皇政治统治基础的军人。1917年初，俄国军队人数为11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7.2%。其中，60-66%是农民，16-20%是无产者（3.5%-6%是工厂工人），10-20%属于城市中间阶层。就数量看，士兵中农民为660-726万，无产者176-220万（工厂工人为40-65万），城市中间阶层为110-220万。[1](P264-265)无论来自何阶层，军人的愿望基本是一致的。除了和农民共同期待迅速、彻底的土地改革外，他们的愿望还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他们在二月革命后立即提出了改变士兵与军官关系的明确要求。在士兵的坚持下，彼得格勒苏维埃于俄历3月1日通过了《士兵权利宣言》，使士兵委员会合法化，给予士兵公民权利，清除不受士兵欢迎的军官，废除军阶称呼，士兵在执行勤务以外的时间里享有与军官平等的权利。《宣言》的通过使士兵普遍激进化。一些平时任意摆布士兵的军官被撤职，如“功勋卓著”的布鲁西诺夫将军就被撤消了最高总司令职务；有些地方如维堡、“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铁甲舰等发生了士兵殴打军官事件；有些军官的生命受到威胁，如接任军区总司令职务的切尔克斯将军在一个天主教堂附近被发现时，“因受伤而处于昏迷状态。……接替切尔克斯的科罗夫尼钦科将军不久就被抓了起来，在军人禁闭室中被看守的士兵杀害。他的尸体被扔在那里很长时间。警卫的士兵向每一个想往死者脸上吐唾沫的人收15戈比。”[7](P135)
另一方面，他们因战争疲乏感、可怕的食品匮乏、对军官及司令部丧失信心、对打败敌人丧失信心而非常厌战，渴望早日结束战争。前线的士兵们不愿进攻，后方的补充连队在去前线的路上就四处逃散，大部分士兵回到了家乡，另有数十万士兵聚集在彼得格勒。到1917年10月，和平的呼声已十分强烈，以至于假如没有布尔什维克，他们也会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的。
士兵的日益激进不可避免地促成了革命化，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士兵积极参加政治会议，仅陆、海军作战部队的代表就占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代表的20%，分布占第一、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的15%以上和30%左右，占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50%强。军人积极参加有关政党，来自军队的党员占社会革命党的一半以上，占布尔什维克1/3，孟什维克的近1/5。士兵们还积极参加政治选举活动，在1917年立宪会议选举中，全国有50%强的选民参加投票，而军人参加投票的选民高达64%。有的还更高，如北方方面军为71%，罗马尼亚方面军更高达80%。[1](P265-267)
俄罗斯的工人可分为两个群体。一个是收入、技术、文化和城市化程度都比较高的工人，他们在1917年一开始就最激进、政治上最活跃：提出建立工厂委员会、赤卫队的建议；最积极地参加工会和地方苏维埃；最早开始迫切要求用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代替临时政府。另一部分是处境较差的工人，他们是较缓慢地组织起来的并在一开始不太关注政治问题。不过，在二月革命后，持续的激进化使这两个群体越来越接近。文化水平、工业部门、民族方面的差别意识越来越淡化，逐步地被反对雇主、资产阶级及特权社会的利益一致感所取代。到十月革命前夕，在绝大多数工人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强有力的阶级意识的纽带。
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在1905年革命及在头两届杜马选举中，他们真诚地希望通过重新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和大庄园来摆脱困境。他们坚持土地归农民所有，私人土地拥有者只可以保留凭自己的劳动耕种的土地，那些“不在”的即逃亡的地主的财产应被剥夺。
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农民开始了对地主的“进攻”。一是夺取地主的土地之风愈演愈烈，以至于一位大地主1917年5月在信中抱怨：现在的农民“只是考虑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样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别人的东西，使这些东西成为自己的。”[7](P90)二是强迫地主出租土地，如大地主瓦尔热涅夫斯基在4月27日致友人的信中提到农民“从我这里几乎是强制‘租赁’的一块150俄亩的土地，他们决定只给我51个卢布的租金！这点钱还不够交土地税。”[7](P86)三是农民不但剥夺地主的土地，还剥夺地主的财产，一些地主因此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莫斯科霍尔姆县的大地主弗拉基米尔·卢基奇·库舍列夫认为自己就成了穷光蛋：他的大片“森林被禁止出售。税收增加了几倍。他已经没有一个工人。……没有粮食。马匹瘦弱不堪。屋子里没生火。没有木柴。女主人……自己去园子里拾枯树枝。到昨天为止没有女仆”，库舍列夫不得不自己清扫厕所。[7](P131-132)
农民的要求和愿望并没有局限在土地问题上，同十月革命前夕的士兵和工人一样，他们还有更革命性的要求。他们不但渴望摆脱缺乏土地的惨状，而且渴望改变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如要求建立有效率的、公正的法庭，取消专横独断的行政当局代之以农民自己选举的官吏，主张实行免费教育等。
到十月革命前夕，农民日益革命化。据统计，1917年，86.6%的乡农民执委会坚持革命立场，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8.9%委员会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利益。[1](P259)
显然，到十月革命前夕，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患上了“癌症综合症”。这时，只要有某种适当的社会力量站出来，旧的俄国政治秩序就会在瞬间瓦解。这种社会力量早已呼之欲出。
4.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已成为一个能顺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反映和代表工人、士兵和农民政治情感、政治追求和政治利益的坚强的革命组织。
在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不同派别斗争的过程中，列宁写出一系列的著作，论述党的建设问题。《怎么办？》一书批判了经济派鼓吹的工人运动自发论，科学地阐明了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指导作用，为新型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系统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理：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党员必须承认党纲，党实行集中制原则，把党建成无产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以这些原则为指导的布尔什维克人数虽少，但高度团结，很有战斗力。《进一步退两步》为新型政党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在理论方面，列宁首先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的论断。其次列宁提出了战争不可避免论、如何认识当前战争的性质等论断后，进一步提出了两种和平论，只有社会主义的和平才能摆脱战争、终止战争，给人类带来持久和平。另外，列宁认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使无产阶级首先在一国胜利成为可能，即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爆发。列宁提出的这些论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理论指南。
在策略方面，布尔什维克依据不断变化的政治现实，制订出能反映和代表工人、士兵和农民政治情感、政治追求和政治利益的灵活的策略。在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策略。二月革命后，提出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1917年4月以后，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7月示威后，布尔什维克根据高涨的革命形势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决定武装起义。9月随着科尔尼洛夫的叛乱被革命群众镇压，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占有多数，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10月，当起义的图谋被泄露、革命形势日益危急时，布尔什维克就决定武装起义。
因此，作为以夺取政权为主要目的的政治革命，“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8](P691)“十月革命是人民群众情绪的真实反应，更多的是遍及全国各地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心理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偶然”[1](P23)。
（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看，十月革命有一定程度的偶然性
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的理论和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俄国经济落后，推动社会革命深入发展的健康因素薄弱，因此有必要利用旧有的成分建设新社会。
在推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很快就意识到了俄国的落后性。“看一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地图吧。在沃罗格达以北、顿河岸罗斯托夫及萨拉托夫东南、奥连堡和鄂木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这些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可以容下几十个文明大国。然而在所有这些空旷地带上笼罩着的却是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那末在俄国所有其余那些穷乡僻壤又是怎样的呢？到处都是几十里几十里的羊肠小道，确切些说是几十里几十里的无路地区，这样就把乡村和铁路隔离了开来，即和那些连结文明、连结资本主义、连接大城市的物质脉络隔离了开来。这些地方，难道不也是到处都为宗法制度、奥勃洛摩夫精神和牛野蛮性所统治吗？”[8](P524)
在这样的国家，列宁认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成分是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在这些成分中，哪些占优势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的，而且也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部分甚至极大部分的种地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主要的斗争正是在这方面开展着……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加私人资本主义共同一致地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又反对社会主义。”[8](P541)
正因为俄国内部推动社会革命的因素很稚嫩，所以列宁认为有必要利用旧有的生产方式壮大这些因素。“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纽带，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P525)
在列宁看来，“国家资本主义会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即使……我们付出的代价比现在还大，为了‘领取’是值得破费的，因为这对工人有好处，因为消除混乱状态、经济破坏和松弛现象是无比重要的，因为继续小私有者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最大的、最严重的、绝对会葬送我们（如果我们不战胜它的话）的危险，而付给国家资本主义较多的贡款，不仅不会葬送我们，反会使我们通过这一最可靠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8](P543-544)
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俄（共）布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壮大了社会主义的力量。所以列宁说：“新经济政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充分保证我们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9](P63)
2.在俄国，推动社会革命的观念、意识薄弱。
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人的意识总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并受制于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因此，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的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10](P507)
俄国社会革命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比较缺乏。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来看，俄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农业的生产经营组织是农业村社，村社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宗法经济，实行土地公有、定期重分，农民被剥夺了经营自主权。农业村社使农民属于村社，村社属于国家，而国家又将农民赐予贵族，形成了农业村社——农奴制——中央集权三位一体的传统社会体制。公社把古罗斯人的封闭性、维金人的宗法自治、拜占庭的邻里公社及蒙古人的联环责任制融为一体，形成了以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为主要特征的宗法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俄罗斯人轻视个人自由，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依附物而否定其独立人格。在民族性格上，村社生活使俄罗斯人重视邻里关系的和谐，重感情，因此性格外向，浪漫有余而理性不足。由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缺乏理性，因此导致权威崇拜和群众性的歇斯底里。村社实行无视人权的“习惯民主”，村社的管理者可以私设公堂，甚至草菅人命。这种村社“民主”为沙皇专制提供了文化的和社会的土壤。
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和苏联后来的实践看，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用封建的观念和意识去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导向的社会革命。
3.正是认识到推进社会革命的内部因素不足，布尔什维克曾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寄希望于世界革命，希望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下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
社会革命的目标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但在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十分落后的俄国，推进这种社会革命的因素实在太弱小。到1917年，工厂无产者只有300万人，只占居民总数的2%。[1](P181)所以列宁认定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因此，布尔什维克期望以世界革命来推进俄国的社会革命。
十月革命被认为是世界革命的开始。布尔什维克“到处发出了国际工人革命的号召。……向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强盗提出了挑战。”[11](P170)在俄历1917年10月25日白天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在大会决议中相信：“西欧各国无产阶级定会帮助我们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取得完全的巩固的胜利。”[12](P4)
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也被视为一个推进世界革命的机会，布尔什维克想以此赢得时间，希望德国革命尽快成熟起来：“拖延和谈，我们能够继续组织联欢，而缔结和约，我们就能立即交换战俘，从而把一大批实际看到过我国革命的人遣送到德国去；他们受到过革命的教育，在德国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诱发革命的工作。”[12](P32-322)1918年2月23日，在讨论缔约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为缔约辩护，并纠正了自己对世界革命的看法：“我们也是把赌注押在革命上。你们估计几周会发生，而我们估计几个月才会发生。”[13](P357)当时的中央委员谢尔盖耶夫反映，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委员们只在一个方面达成了高度一致：如果没有国际革命的胜利，在最短不过的时间里，苏维埃共和国就会灭亡。
苏维埃俄国在实践中积极地贯彻世界革命的主张。在西方，积极支持匈牙利革命。1919年4月28日，乌克兰苏维埃领导人之一的克·格·拉柯夫斯基建议“推翻罗马尼亚资产阶级，并在他们的尸体上同匈牙利实行联合”[1](P299)。尽管有种种困难，苏维埃俄国还是向匈牙利共和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列宁在给总司令约·约·瓦季采斯和共和国军委委员谢·伊·阿拉洛夫的电报中申明：“向加里西亚和布科维纳部分地区推进是同苏维埃甸牙利建立联系所必需的。”[14](P566)同年4月18日，列宁在给拉柯夫斯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把乌克兰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在顿涅茨方向和布科维纳即切尔诺维策方向。……切尔诺维策方向的任务是缓和匈牙利的局势。竭尽全力完成上述双重任务是乌克兰同志的职责”[15](P230)。
对欧洲革命援助的另一个重点是德国，因为“若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那它就能轻而易举地一下子击破任何帝国主义的蛋壳（可惜这种蛋壳是由最好的纲料构成，因此不是任何雏鸡的力量所能击破的），就一定能不经过困难或只经过极小的困难而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胜利”[11](P545)。1923年，德国的革命形势已发展到成熟阶段。激昂的德国群众在城市中有1500万、在农村有700万支持德共。在6月12-24日，莫斯科虽然都在谈论革命，但在具体的策略、行动上有分歧，导致起义失败。
随着欧洲革命的逐步沉寂，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的重点逐步转向东方。早在1918年11月24日，尽管奥匈帝国、德国已爆发革命，斯大林仍然认为：没有东方的革命运动，“就休想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16](P128)。托洛茨基在1919年8月5日承认，西方革命的潜伏期和酝酿期将会相当长，但“如果我们面向东方，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毫无疑问，在世界政坛的亚洲部分，我们的红军构成了一支比在欧洲强大得无法比拟的力量。……此时此刻对于我们来说，通往印度的道路可能比通往苏维埃匈牙利的道路更容易走，距离更短……欧洲革命似乎是推迟了。我们自己也已经毫无疑问地从西方转向东方”[15](P365-368)。
促进东方革命的重点在土耳其，同时也包括其他东方国家。如第11集团军政治部起草并公布的一份文件，就提到“印度是东方革命的策源地”、“波斯和土耳其是东方的门户”等。[1](P302-303)
只是到最后，西方革命和东方革命在短期内都无望发生，在斯大林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后，苏维埃俄国才把推进社会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点放在了国内。
可见，无论借助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还是求助于世界革命以得到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援助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都反映了布尔什维克对推进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不足的担忧，这也是社会革命偶然性的反映。
意义
在新的方法论指导下判读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两方面的重大意义。
一是有利于继续坚持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进程。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们把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混淆起来，甚至以社会革命取代政治革命，进而否定作为政治革命的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普列汉诺夫、考茨基如此，从戈尔巴乔夫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时起跳出来全面否定十月革命必然性的人们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作为政治革命，十月革命的必然性是有目共睹、不容否认的。十月革命是使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永远摆脱压迫、获得解放的革命。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由理想变成了现实。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运动带来了极大的鼓舞。无论对于俄罗斯还是对于其他落后国家而言，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为落后国家摆脱困境所提供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之一，是任何十月革命的反对者们否认、抹杀不了的。
二是有利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有效地防左。在苏联存在的70多年里，它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它为人类的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它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仅就苏联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论，斯大林1936年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宣布：经过十年左右的时间，苏联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步是要准备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赫鲁晓夫曾发出号召，到1980年苏联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勃列日涅夫虽不再认为苏联眼下就可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提出苏联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发达的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17](P62)，是“新社会的成熟阶段”。
这些判断脱离或严重脱离了苏联的实际，这与领导人在取得初步成就之后即淡忘或忽视自身落后的国情有关，二战后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莫不如此。进一步讲，这与他们对在落后国家推进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的因素之不足认识不到位有关，从而形成一系列左的思想或主张，产生了一系列左的行为。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苏联领导人始终对社会革命意义上的十月革命的偶然性有明确的认识，如果决策时都能从这种认识出发，苏联社会主义可能是另一种前景。
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在比苏联更落后的国家建设的，从某种程度上讲，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角度综合判读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有着普遍意义。
收稿日期：2006-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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