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一个日本学者眼中的“靖国神社问题”
孟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6年3期第78～85页
【作者简介】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关 键 词】高桥哲哉/靖国神社批判/控制感情道具/文化传统的割断
靖国神社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焦点，绝非始于最近几年。然而，当历史翻开新世纪的一页之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无视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五次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又一次次地掀起那些曾经饱受战争创伤的亚洲国家人民的伤痛和记忆，极大地伤害了中国、韩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天理昭然，历史从来不承认诡辩，事实也不容许恣意篡改和抹杀。小泉这一逆潮流而动的行径，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
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冷至冰点；中国政府严厉批驳小泉的参拜行径，指出“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日方能够在双边关系的发展方面采取切实的步骤，履行其有关反省历史的承诺，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条件。”“日本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①
韩国媒体称，日本领导人对邻国的忽视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②影响到了韩日两国首脑会晤与合作。“日本必须选择有利于韩国和日本间友好关系和亚洲稳定的外交政策。”③
在澳洲最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报》说，小泉的参拜破坏了亚太地区仅存的一点良好意愿。他从参拜靖国神社中获取的任何政治上的好处都早已消失了，而他的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则将继续增长。……
然而，面对各方谴责，小泉一而再再而三地炮制出感情问题、内政问题、信仰问题、文化问题、心灵问题等多种借口，以此为挡箭牌为其“参拜”行为辩解，态度强硬。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国内，尽管有公明党等党派反对以首相为代表的内阁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认为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应自行约束；日本舆论界对小泉纯一郎的举动也提出了质疑；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诉讼之会”等民间团体、组织和个人表达了强烈抗议，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衰退、多年来日本有人对历史的恣意篡改和抹杀、近年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以及右翼政治势力的增强，相对于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应，2001年后小泉纯一郎的五次参拜，“在日本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④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连知道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的人也为数很少。如果不了解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就无法理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不理解参拜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也就谈不上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2005年，日本批判学者高桥哲哉教授在其《靖国问题》一书中，对于靖国神社和日本政府首脑的参拜行为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期待打破日本社会对于这一焦点问题的现实沉闷。
高桥哲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20世纪西欧哲学研究学者，也是“从军慰安妇”和旨在控告日本政府的民间“审判日本军性奴隶制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声援者，以及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右翼思潮的批判者。作为日本“新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有着社会关怀的批判学者，他通过2005年以来先后出版的《靖国问题》、《国家与牺牲》两本著作，对实际上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着国家宗教功能的靖国神社，它的由来、它演变的历史以及它与日本政治、军国主义、国民精神的深刻联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这一问题所象征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战死者祭祀表彰制度的逻辑关系也进行了更深的学理探索。2006年3月，高桥教授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靖国神社问题发表演讲，与中国学者交流意见和观点，从感情、历史、宗教、文化和国立设施等方面阐述对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思考，以一个日本本土学者的研究所得，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判断问题的视角与逻辑思路。
一、参拜行动：国家控制的“感情问题”
关于靖国神社所关联的感情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和日本之间关系的一个难解之结。小泉曾屡次搬出“日本国民感情”，作为参拜靖国神社的遮障，妄图掩盖靖国神社的政治功能和其宣彰军国主义的实质。这种辩解不仅遭到了国际舆论的驳斥，也在日本国内引来了嘘声。
高桥教授认为，小泉的振振说辞中“漏洞百出”。即便在日本国内，与“靖国派”意见相左的“反对派”呼声也从来没有间断。“靖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的要害与核心是‘遗属’的感情控制问题。”
高桥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感情问题的实质为，靖国神社是日本政府控制国民感情的工具。他把这种控制功能归纳为3个层次：
第一，对日本士兵的感情控制。用以强化士兵的作战意志，煽动士兵在战场上为国家拼死效忠。
第二，对战死者“遗属”的感情控制。通过对战死士兵的宗教仪式祭祀，来宣彰他们的做法，控制和利用其“遗属”及后人，将“遗属”的悲愤转换为因尽忠于国家和天皇而感到莫大荣光的“喜悦”和“自豪”。避免他们因痛失亲人而憎恨国家和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而成功掩盖了战争目的。出于这种仪式的“荣光”和“喜悦”，很多“遗属”也要求参拜仪式的存在。
第三，对日本一般国民的感情控制。通过有天皇和首相亲自参加的仪式，激发普通国民以这些供奉在神社里的“人神”为榜样为模范，为天皇效忠而不惜一切，从而延续了日本小学义务教育中所灌输的一贯思想。这一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直接战争经验的日本年轻一代尤为奏效，塑造了他们错误的历史观。
高桥教授用“感情的炼金术”一词，言简意赅地概括出靖国神社被作为一种国家宗教设施，它所推崇的“英灵显彰”制度及这一话语背后隐藏着的国家意图，即通过表彰和宣传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士兵的“崇高牺牲”，一方面它“隐蔽了日本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以及战争的残酷与悲惨”；一方面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使那些“战争遗属”和更多的日本国民“化悲痛为欢喜”，使他们的“不幸”转化为“幸福感”和“自豪感”，从而鼓动他们更踊跃地投入到未来的、新的战争中去，“自愿”、“光荣”地“为国捐躯”。
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径引发了639名日本人和韩国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将日本首相、日本国以及靖国神社推上了被告席。他们提出了小泉的行为违反了日本宪法，也侵害了原告的宗教人格权，要求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为原告支付赔偿金。面对这一诉讼，小泉鼓动和组织其支持者为靖国神社和参拜行径辩白。2002年4月，一个名叫岩井益子的“战争遗属”向大阪地方法院提交了“陈述书”，称：“……丈夫生前是确信自己如果战死肯定会祭祀在靖国神社才奔赴死地的。对于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比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哪怕只听到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言辞，我的身体都犹如被撕裂了似的，全身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望无际的战士们鲜血的海洋。”
对此，高桥教授评论认为，如果说有像岩井这样的为战死者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感到“喜悦”的情绪，那么那些反对靖国神社的人却是因为战争和战死者被“合祀”到靖国神社而感到悲痛。所谓“遗属感情”，不只有岩井益子表述的那一种，也有“因为首相参拜而受到精神伤害的‘遗属感情’存在。”同时，“并不能因为有岩井益子那种感情存在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有必要参拜靖国神社，”“那些对小泉等提起诉讼的人们，他们的看法和感情，与岩井益子的完全相反。”“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问题，就是那些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受到重大伤害的亚洲各地人们的‘感情问题’。”
此外，高桥教授还认为，“政府对‘遗属’的感情控制是‘感情问题’的核心。那些支持参拜的‘遗属’的感情是国家通过靖国神社制造出来的，是由国家一手操纵和掌控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动国民为其效忠，从而肯定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此应该澄清国民的认识。”
他进而指出：“日本应该从这种感情控制中走出来，去体会亚洲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
二、澄清历史，进一步追究战争责任者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和象征，对鼓舞军国主义精神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右翼堀桂一郎在其《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中所说：“靖国神社……是国民的道德景仰对象。作为唤起国民之克己献身的道德崇高感的教育设施，亦意义重大。”
靖国神社建立于1869年，即明治维新第二年，原为“东京招魂社”。⑤根据日本明治政府的解释，“东京招魂社”是专门为在明治维新之际为明治政府战死的日本军人建立的，是供奉和祭祀那些人的神社。明治政府还进一步说：日本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领导优势”，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神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皇是神的后代，任何以天皇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那些日本人，无论其以前的行为是善或恶、是或非，只要是为“作为神的天皇”或“日本神国”参与“圣战”战死的，就都不是一般的阵亡者了，也不是“怨灵”，而变成为“卫国的神”，即“靖国之神”，或者称之为“英灵”、“英魂”、“忠魂”。⑥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⑦
在日本，除了东京之外，全国各地还建有地方性的“招魂社”。后来，地方上⑧的道、府、县所在地的招魂社一律改称为“护国神社”，实际上，它是靖国神社的下属地方“分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出兵占领台湾、参加八国联军干涉中国、进行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1931年后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规模、1941年又开始了亚洲太平洋战争。在数次战争期间，日本还在其所侵占的中国台湾和朝鲜、中国沦陷区和被其侵占的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如“台湾神宫”、“朝鲜神宫”、“昭南神社”等不少“神社设施”。这些“神宫”、“神社”都是日本人用来为日本军祈祷胜利和祈求出征“武运长久”设立的，而那些战争阵亡者，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英灵”被“合祀”在靖国神社中。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裁决了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公开承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其战犯的罪恶。但在战后的60年代，一小撮右翼分子、日本遗族会加紧行动，企图复活二战及二战前国家与靖国神社相结合的关系。并鼓吹“只有到日本以国家名义祭奠靖国神社中的亡灵的时候，这些亡灵才能得到安息”的“祭政一致论”。一些自民党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把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并由国家护持的法案，企图将战争罪犯“亡灵”“合祀”到靖国神社，使靖国神社恢复到二战以前的特特殊政治地位。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反对的呼声强烈，法案与“合祀”都没有被通过和执行。
然而到了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竟然以极其秘密的行动，把在东京审判中处以死刑的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合祀”进去。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愤慨。靖国神社辩解说：“不能让为国尽忠的昭和的殉难者们连安息的地方都找不到。”⑨这样一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就更加敏感了。
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曾根强调这一行径是“慰灵”，他要求内阁们为此找出“正式参拜”符合宪法的理由。同年，日本首相等内阁政要又明确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举动立即受到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高桥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对于战后公开承认有罪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参拜靖国神社，即表示不承认发动战争以及战犯的罪恶。这牵涉到怎么认识历史和战争责任的问题。”
在今天的日本，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甲级战犯合祀”问题是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由于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的长期灌输，造成对于历史真实的“集体遗忘”，许多当今的日本人不能够理解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人民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行径的强烈愤慨。高桥教授指出，这些看法是无视历史的错误认识。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把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相区别，和被加害国人民一样，日本人民也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对此也不乏认同”高桥说，“而且他们认为，那些被军国主义所动员的战犯也受害于他们的信仰。”
在高桥教授看来，“事实上，中国政府因为‘甲级战犯的合祀’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进行批判，是很有限度的。”因为靖国神社里还祭祀着1000多个乙级、丙级战犯，他们是侵略战争中的直接“杀戮者”，靖国神社称那些被处以死刑的人为“昭和殉难者”。乙级、丙级战犯和甲级战犯一样，都犯有“破坏和平罪”，同样都负有战争责任。
高桥教授认为，提到战争责任，一个“更复杂”、“更广泛”、“更为重要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地追究，那就是作为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众所周知，天皇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日本国的象征，但日本国民更多地为其所利用。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专门祭祀“为天皇而战死者”。战后的东京审判中“甲级战犯”虽然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他们的君主、从头至尾担任了帝国陆海军“大元帅”的昭和天皇却未予以任何起诉。对于这个历史的缺失，高桥教授认为，日本天皇没有被追究责任，但他作为国家元首和大元帅，对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地看，靖国神社与近代日本国家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密不可分。认识靖国神社问题，必须追究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之间的联系。高桥教授认为，今天，日本政要“把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正常化”，“并希望强制亚洲各国“习惯”、“接受”，“反映出了日本最高统治者对整个殖民战争、侵略战争的认识态度。”
三、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的勾结
靖国神社在日本被看作是宗教设施，但它与一般的宗教设施不同，是作为“战争意识形态”的象征而存在的，参拜靖国神社宣彰为天皇牺牲的“靖国精神”，在日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初，明治政府建立它的意图也是希望强化“神道”在日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日本神道”确立为“国家宗教”即“国家神道”。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早就存在着“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团体。按照日本政府的理解，这些宗教都是“舶来品”，不能直接地更有力地用来为天皇为国家服务。因此，明治政府选中了信仰天皇和“日本神”的“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并希望推崇它一跃而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宗教”。这种想法在当时一经提出，即遭到了日本宗教界的强烈反对。
“可以说，日本政府在当时是失败了”。高桥教授认为，但是明治政府对此并不甘心，它采取了更为狡猾的“两面安抚”的做法。并提出，“神道教”是以日本人为主旨的民族宗教。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崇拜天皇和“日本神”，有义务信仰“神道教”，因为日本民族是他们的子孙，而这也是日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这样，所谓“国家神道”就被日本政府一手炮制出来。在“神道教”中，对于天皇的崇拜和效忠是尤其重要的，在这方面靖国神社发挥了巨大而重要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美军提出解体代表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神道”。几经周折，日本宪法将“政教分离”一条写入其中。日本宪法第20条明确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它任何宗教活动”。通过这一原则规定，战前曾是官办神社的靖国神社，战后成了在东京都登记的一般宗教法人团体。政府不得参与有关靖国神社的任何宗教行为。
“显而易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反宪法的”，高桥教授指出，“但是日本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他用战后以来的诸多事实说明问题的严重。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媒体并没有及时地对其言论和行动进行公开报道。从60年代后期开始，自民党屡屡提出靖国神社保护议案，意欲把靖国神社再次明确提升为作为“国家宗教”的神社。当时由于日本共产党、公明党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强烈批判和反对，议案被搁置下来，但是自民党通过靖国神社煽动军国主义复活的企图却并没就此作罢。
随着日本国力的恢复和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加紧活动，变本加厉，不仅老调重提，而且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即“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规定，并企图将日本的军队开到海外发动侵略战争。自民党亦公然提出修改宪法“政教分离”的条款，并诡辩说，宗教如果不直接涉及政治，而只是作为一种礼仪、习俗或文化传统时，国家是可以干预的。
对于这种说法的欺骗性，高桥教授揭露说，“这种说法的危险在于，它将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从礼仪、习俗上来解释，似乎不违反宗教原则。但实质上是“试图实现政治对宗教的控制”，“修改宪法第9条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种做法是让人不能容忍的。”
纵观日本社会现实，一方面右翼极力推崇靖国神社的“国教”地位，无视“政教分离”的宪法规定，叫嚣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民间，虽然反对的声音弱小，但一直也没有断绝。
高桥教授指出，这些年来，有11次有关靖国神社的案件中日本市民提出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但法院都没有做出是否违宪的判断，不过其中6次法院指出参拜有违宪的嫌疑。东京、大阪、福冈等7宗诉讼案件指控小泉违宪，有2次法院判定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违宪法⑩。但是“像福冈那次审判虽然明确判决‘小泉参拜违宪’，可地方法院的判决没有强制力，无法迫使小泉不去参拜。”小泉本人对其“违宪”的判决结果以“搞不懂”说法一笔带过，却公然表示：“只要我身为首相，每年都要去参拜的心情不变”，(11)如此嚣张，高桥教授认为，也许是像小泉所说，虽然国会中也有反对力量的阻止，但国民中半数以上人支持他的参拜。
解决这一问题，高桥教授认为，不仅东亚各国的人们应该携起手来，而且要联合日本右翼的反对者，共同抵制参拜。而现在日本国内也有机构准备受理这类诉讼。
高桥教授举例说明这一联合的可能。他举出了236位台湾人在大阪起诉的例子。日本在殖民台湾初期，原住民高山族的浴血反抗遭到了日本军队的严酷镇压。而当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者又以“高山义勇队”的名义把高山族人征召到日本军队，送上战场为其效命。战后，战死者被日本人“祭祀”到靖国神社，与战争加害者“亡灵”放在一起。大阪诉讼的原告之一、台湾原住民歌手、“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愤怒地说：“这是世上罕见的奇耻大辱！”，“日军当年惨无人道地杀害台湾原住民，是加害者；台湾原住民被日本强征到南洋打仗，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靖国神社将加害者和受害者放在一起祭祀，是对台湾原住民的侮辱，侵犯了台湾原住民祭拜祖灵的人权和文化权。”
高桥教授认为，起诉者提出了“靖国神社归还台湾原住民的祖灵、小泉停上参拜靖国神社”的合理要求，“如果说日本存在所谓“国民感情”，那么亚洲各国各地的感情问题同样存在，而且其分量是日本的更多倍。”
他又指出，即便是日本国内的“遗族”中也有人认为他们的亲属是被动参战的，被供奉为“神”是不能忍受的，要求将那些人的“亡灵”“分祀”出靖国神社。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靖国神社一贯反对“分祀”里面的“神”。靖国神社从战前的“合祀”逻辑出发，声称“合祀”是出于“天皇的意志”，而“天皇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一经“合祀”，无论是什么人都绝不能更改“天皇的意志”，撤销“合祀”。
“从亚洲和日本国内的这些现实来看”，“日、韩等各地人们联合起诉靖国神社也是可行的。”
四、靖国神社是对日本文化传统的割断
在日本，一些人以传统文化为幌子解释参拜靖国神社的合理性，以“文化差异”的说法来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小泉以文化多元主义论调为借口，诡辨称：“亡灵”没有好坏的区分，赞成参拜靖国神社是尊重日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特殊的日本文化、是不值得批判的。
对此，高桥教授反驳道，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以文化为名作解释是行不通的。恰恰相反，“靖国神社的继承方式是反文化、反传统的。”
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关于“神”的概念分为两种，即“善神”与“恶神”。对“亡灵”的解释也历来有所区分。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所述，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和魂”与“荒魂”两种。“和魂”可以带来安宁，“荒魂”却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通过日本传统所说的“镇魂”的方法，来祈祷那些“荒魂”转化为“和魂”(12)。
由于存在着这种观念，高桥教授解释说，在武士时代的日本，武士之间常常发生战争。战争结束后，也是将双方参战者的“亡灵”共同祭祀的。这是受了传统宗教的影响，认为如果对对方战殁者不祭祀，那些“亡灵”会变为“怨灵”作祟。对外战争也是如此。即使是当年丰臣秀吉发动战争，出兵侵略朝鲜，在战后，日本人也是将双方战死者的“亡灵”共同祭祀的。而靖国神社并不遵循这一“传统”，它是专门祭祀那些“为天皇效死者”。
高桥教授的这一看法与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的观点所见略同。梅原猛曾明确指出：“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造得更大。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祖坟修建得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13)但是靖国神社是“违反传统神道”的，“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14)
在日本的历史上，当年日本内战中的德川幕府阵营战死者被排斥在靖国神社以外，日本西南战争中明治政府的“敌方”西乡隆盛也未被祭祀在靖国神社。日本投降后，那些在二战期间因临阵脱逃而遭枪决的日本官兵的亡灵，也不能供奉在靖国神社。(15)这说明小泉的诡辩是站不住脚的，小泉纯一郎从所谓“文化的角度”辩解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实在是掩耳盗铃、不攻自破。迄今有130多年历史的靖国神社，只是专门祭祀为天皇效死的“英灵”修建的。事实上，正是通过“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一代代的日本人才从思想认识上疏远和脱离了历史和日本传统文化的轨道。
靖国神社的宗旨是将“为国捐躯之人”集体供奉为“靖国之神”和“英灵”，永久祭祀“万代显彰”。就连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不得不承认说，靖国神社——“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所特有的宗教设施，属于这一类祭奠场所，所谓的“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16)
事实说明，一些人正是出于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需要，把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的相互勾结鼓吹为“传统文化”，有意误导舆论。对于这一问题，高桥教授评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在模仿西方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它不是日本文化，而是反文化传统的，是对日本传统的割断。”
五、警惕“国立追悼设施”演变为“第二个靖国神社”
针对外界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烈愤慨，日本有人主张，考虑在靖国神社之外建立“国家追悼墓地”。“日本国会内持这种意见的议员不在少数”。高桥教授说：“2001年，小泉在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后，在日本被问及此事时，曾经表示过‘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还提出了设计报告书。但因国会中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势力强硬，报告书被忽视和搁置。
分析那份报告书的要点，高桥教授认为，有三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第一，它强调了另建的“设施”是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它的参拜不违反宪法原则；第二，报告书没有清楚地表明对二战甲级战犯的处置；第三，报告书的内容只是指出，“设施”包括对明治政府之后所有战死者及国民“亡灵”的祭祀，以及对战争双方战死者的祭祀。但是对二战甲级战犯是否包括在内没有明确指出。
高桥教授认为，“报告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外交矛盾和日本的反对派意见，以打开日本目前的难局。”。“问题是，必须监督这种设施是怎样的设施，国家是否控制它，怎样对它实行控制。”在高桥教授看来，用这种方法看上去可以解决日本和中、韩之间的“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但或许会阻碍人们对更为本质性问题的认识。高桥教授严肃地指出：“必须注意和警惕这一设施演变成为第二个靖国神社。”
从感情、历史、宗教、文化、“国立设施”等几个方面考察靖国神社问题，高桥教授认为，从法律上说，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法人，所以无法以政治手段将其废除，要使问题彻底得以解决，必须真正实行政教分离，根除类似政要参拜的任何形式的国家与神社的结合。高桥教授明确表明了他自己对问题解决的看法，他说：“目前最紧要的是，第一，现在的日本首相必须遵守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将来也决不允许。停止首相参拜会促进日本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只有完全排除政治干预和控制，神社只作为民间神社，才能考虑它的宗教自由问题。第二，日本政府应立即遵照控告他们的“遗属”的要求，将那些战犯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分祀”出来。”他认为，为了防止“第二个靖国神社”的出现，日本必须朝着非军事化的方向努力，以确保宪法中的“不战誓言”得以实现。
“靖国神社肯定地联系着日本的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的历史，政要们参拜靖国神社是不能允许的。”高桥教授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注释：
①《秦刚：解铃需系铃人——望日方为改善中日关系创条件》中新网2006年1月5日。
②参见《韩国时报》2005年10月18日，新华网2006年1月。
③《东亚日报》2005年11月5日，新华网2006年1月。
④孙江：《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读书》2006年第3期，第6页。
⑤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岩波新书，1974年版，第48页。
⑥树上重良：《靖国神社》，岩波文库本，1988年版，第51页。
⑦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国家与宗教》，新教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⑧指日本的道、府、县、村。
⑨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印，第36页；同时参见西川重则：《天皇的神社／靖国》，梨之木舍，1988年。
⑩指大阪高等法院和福冈地方法院做出的终宙判决。
(11)参见孙东民：《良知的判决—福冈法院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人民网2004年4月9日。
(12)日本宗教事典编辑委员会：《日本宗教事典》，东京弘文堂，1985年版，第612页。
(13)梅原猛：《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传统的神道》，《世界》2004年第9期，第72-78页。
(14)同上。
(15)赤泽史朗：《如何思考战殁者追悼与靖国神社问题》，《世界》2004年第5期，第97-103页。
(16)大原康男：《日本人与靖国神社》，载于《自由民主》，2002年第8期，第40-4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7年01期
【原文出处】《日本研究》(沈阳)2006年3期第78～85页
【作者简介】孟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 【内容提要】 | 靖国神社问题愈来愈成为中日韩间一个敏感的政治焦点。对此，日本学者高桥哲哉在其著作《靖国问题》、《国家与牺牲》中，鲜明地阐述了靖国神社的问题以及政治家参拜的历史错位。他指出：靖国神社原本是战时国家控制国民、遗属感情的道具，是近代日本进行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相联系的“战争意识形态”的象征而存在的。因此，靖国神社不是日本传统意义上的神社，不仅如此，它是对日本文化传统的割断。 |
中日关系“雪上加霜”、冷至冰点；中国政府严厉批驳小泉的参拜行径，指出“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日方能够在双边关系的发展方面采取切实的步骤，履行其有关反省历史的承诺，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创造条件。”“日本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①
韩国媒体称，日本领导人对邻国的忽视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②影响到了韩日两国首脑会晤与合作。“日本必须选择有利于韩国和日本间友好关系和亚洲稳定的外交政策。”③
在澳洲最具影响力的《澳大利亚人报》说，小泉的参拜破坏了亚太地区仅存的一点良好意愿。他从参拜靖国神社中获取的任何政治上的好处都早已消失了，而他的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则将继续增长。……
然而，面对各方谴责，小泉一而再再而三地炮制出感情问题、内政问题、信仰问题、文化问题、心灵问题等多种借口，以此为挡箭牌为其“参拜”行为辩解，态度强硬。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国内，尽管有公明党等党派反对以首相为代表的内阁高官参拜靖国神社，认为首相、外相和官房长官应自行约束；日本舆论界对小泉纯一郎的举动也提出了质疑；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日本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和“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诉讼之会”等民间团体、组织和个人表达了强烈抗议，但是，由于冷战结束后日本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衰退、多年来日本有人对历史的恣意篡改和抹杀、近年民族主义思潮的升温以及右翼政治势力的增强，相对于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舆论的强烈反应，2001年后小泉纯一郎的五次参拜，“在日本社会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④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对此真正知道的人并不多。而且，连知道靖国神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的人也为数很少。如果不了解靖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神社，就无法理解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不理解参拜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也就谈不上对这个问题持有自己的见解。”2005年，日本批判学者高桥哲哉教授在其《靖国问题》一书中，对于靖国神社和日本政府首脑的参拜行为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期待打破日本社会对于这一焦点问题的现实沉闷。
高桥哲哉，日本东京大学教授，20世纪西欧哲学研究学者，也是“从军慰安妇”和旨在控告日本政府的民间“审判日本军性奴隶制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声援者，以及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右翼思潮的批判者。作为日本“新学院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有着社会关怀的批判学者，他通过2005年以来先后出版的《靖国问题》、《国家与牺牲》两本著作，对实际上在日本社会中发挥着国家宗教功能的靖国神社，它的由来、它演变的历史以及它与日本政治、军国主义、国民精神的深刻联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对这一问题所象征的现代民族国家与战死者祭祀表彰制度的逻辑关系也进行了更深的学理探索。2006年3月，高桥教授做客中国社会科学院，就靖国神社问题发表演讲，与中国学者交流意见和观点，从感情、历史、宗教、文化和国立设施等方面阐述对于靖国神社问题的思考，以一个日本本土学者的研究所得，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判断问题的视角与逻辑思路。
一、参拜行动：国家控制的“感情问题”
关于靖国神社所关联的感情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影响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国家和日本之间关系的一个难解之结。小泉曾屡次搬出“日本国民感情”，作为参拜靖国神社的遮障，妄图掩盖靖国神社的政治功能和其宣彰军国主义的实质。这种辩解不仅遭到了国际舆论的驳斥，也在日本国内引来了嘘声。
高桥教授认为，小泉的振振说辞中“漏洞百出”。即便在日本国内，与“靖国派”意见相左的“反对派”呼声也从来没有间断。“靖国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感情’问题。而感情问题的要害与核心是‘遗属’的感情控制问题。”
高桥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感情问题的实质为，靖国神社是日本政府控制国民感情的工具。他把这种控制功能归纳为3个层次：
第一，对日本士兵的感情控制。用以强化士兵的作战意志，煽动士兵在战场上为国家拼死效忠。
第二，对战死者“遗属”的感情控制。通过对战死士兵的宗教仪式祭祀，来宣彰他们的做法，控制和利用其“遗属”及后人，将“遗属”的悲愤转换为因尽忠于国家和天皇而感到莫大荣光的“喜悦”和“自豪”。避免他们因痛失亲人而憎恨国家和其发动的侵略战争，从而成功掩盖了战争目的。出于这种仪式的“荣光”和“喜悦”，很多“遗属”也要求参拜仪式的存在。
第三，对日本一般国民的感情控制。通过有天皇和首相亲自参加的仪式，激发普通国民以这些供奉在神社里的“人神”为榜样为模范，为天皇效忠而不惜一切，从而延续了日本小学义务教育中所灌输的一贯思想。这一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直接战争经验的日本年轻一代尤为奏效，塑造了他们错误的历史观。
高桥教授用“感情的炼金术”一词，言简意赅地概括出靖国神社被作为一种国家宗教设施，它所推崇的“英灵显彰”制度及这一话语背后隐藏着的国家意图，即通过表彰和宣传在战场上“为国捐躯”士兵的“崇高牺牲”，一方面它“隐蔽了日本天皇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以及战争的残酷与悲惨”；一方面通过参拜靖国神社，使那些“战争遗属”和更多的日本国民“化悲痛为欢喜”，使他们的“不幸”转化为“幸福感”和“自豪感”，从而鼓动他们更踊跃地投入到未来的、新的战争中去，“自愿”、“光荣”地“为国捐躯”。
2001年8月13日，小泉纯一郎出任首相后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径引发了639名日本人和韩国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他们将日本首相、日本国以及靖国神社推上了被告席。他们提出了小泉的行为违反了日本宪法，也侵害了原告的宗教人格权，要求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并为原告支付赔偿金。面对这一诉讼，小泉鼓动和组织其支持者为靖国神社和参拜行径辩白。2002年4月，一个名叫岩井益子的“战争遗属”向大阪地方法院提交了“陈述书”，称：“……丈夫生前是确信自己如果战死肯定会祭祀在靖国神社才奔赴死地的。对于我来说，靖国神社受到玷污，比自己受到玷污还要耻辱几亿倍。……哪怕只听到一句谩骂靖国神社的言辞，我的身体都犹如被撕裂了似的，全身热血倒流，溢出体外，我的眼前浮现出一望无际的战士们鲜血的海洋。”
对此，高桥教授评论认为，如果说有像岩井这样的为战死者被“合祀”在靖国神社而感到“喜悦”的情绪，那么那些反对靖国神社的人却是因为战争和战死者被“合祀”到靖国神社而感到悲痛。所谓“遗属感情”，不只有岩井益子表述的那一种，也有“因为首相参拜而受到精神伤害的‘遗属感情’存在。”同时，“并不能因为有岩井益子那种感情存在就理所应当地认为有必要参拜靖国神社，”“那些对小泉等提起诉讼的人们，他们的看法和感情，与岩井益子的完全相反。”“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问题，就是那些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受到重大伤害的亚洲各地人们的‘感情问题’。”
此外，高桥教授还认为，“政府对‘遗属’的感情控制是‘感情问题’的核心。那些支持参拜的‘遗属’的感情是国家通过靖国神社制造出来的，是由国家一手操纵和掌控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动国民为其效忠，从而肯定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此应该澄清国民的认识。”
他进而指出：“日本应该从这种感情控制中走出来，去体会亚洲受害国家人民的感情。”
二、澄清历史，进一步追究战争责任者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和象征，对鼓舞军国主义精神起着非常大的作用。正如日本右翼堀桂一郎在其《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中所说：“靖国神社……是国民的道德景仰对象。作为唤起国民之克己献身的道德崇高感的教育设施，亦意义重大。”
靖国神社建立于1869年，即明治维新第二年，原为“东京招魂社”。⑤根据日本明治政府的解释，“东京招魂社”是专门为在明治维新之际为明治政府战死的日本军人建立的，是供奉和祭祀那些人的神社。明治政府还进一步说：日本国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领导优势”，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神国”，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皇是神的后代，任何以天皇名义进行的战争都是“圣战”。那些日本人，无论其以前的行为是善或恶、是或非，只要是为“作为神的天皇”或“日本神国”参与“圣战”战死的，就都不是一般的阵亡者了，也不是“怨灵”，而变成为“卫国的神”，即“靖国之神”，或者称之为“英灵”、“英魂”、“忠魂”。⑥1879年，“东京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⑦
在日本，除了东京之外，全国各地还建有地方性的“招魂社”。后来，地方上⑧的道、府、县所在地的招魂社一律改称为“护国神社”，实际上，它是靖国神社的下属地方“分社”。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出兵占领台湾、参加八国联军干涉中国、进行日俄战争、出兵西伯利亚干涉十月革命等，1931年后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规模、1941年又开始了亚洲太平洋战争。在数次战争期间，日本还在其所侵占的中国台湾和朝鲜、中国沦陷区和被其侵占的东南亚诸国建立了如“台湾神宫”、“朝鲜神宫”、“昭南神社”等不少“神社设施”。这些“神宫”、“神社”都是日本人用来为日本军祈祷胜利和祈求出征“武运长久”设立的，而那些战争阵亡者，则以天皇的名义作为“英灵”被“合祀”在靖国神社中。
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裁决了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公开承认了发动侵略战争和其战犯的罪恶。但在战后的60年代，一小撮右翼分子、日本遗族会加紧行动，企图复活二战及二战前国家与靖国神社相结合的关系。并鼓吹“只有到日本以国家名义祭奠靖国神社中的亡灵的时候，这些亡灵才能得到安息”的“祭政一致论”。一些自民党议员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把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并由国家护持的法案，企图将战争罪犯“亡灵”“合祀”到靖国神社，使靖国神社恢复到二战以前的特特殊政治地位。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反对的呼声强烈，法案与“合祀”都没有被通过和执行。
然而到了1978年10月17日，靖国神社竟然以极其秘密的行动，把在东京审判中处以死刑的以东条英机为首的14名甲级战犯“合祀”进去。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即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愤慨。靖国神社辩解说：“不能让为国尽忠的昭和的殉难者们连安息的地方都找不到。”⑨这样一来，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就更加敏感了。
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曾根强调这一行径是“慰灵”，他要求内阁们为此找出“正式参拜”符合宪法的理由。同年，日本首相等内阁政要又明确宣布“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举动立即受到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高桥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对于战后公开承认有罪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参拜靖国神社，即表示不承认发动战争以及战犯的罪恶。这牵涉到怎么认识历史和战争责任的问题。”
在今天的日本，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甲级战犯合祀”问题是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由于日本政府歪曲历史的长期灌输，造成对于历史真实的“集体遗忘”，许多当今的日本人不能够理解包括中、韩在内的亚洲人民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行径的强烈愤慨。高桥教授指出，这些看法是无视历史的错误认识。
中国政府一直主张把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日本人民相区别，和被加害国人民一样，日本人民也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人对此也不乏认同”高桥说，“而且他们认为，那些被军国主义所动员的战犯也受害于他们的信仰。”
在高桥教授看来，“事实上，中国政府因为‘甲级战犯的合祀’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进行批判，是很有限度的。”因为靖国神社里还祭祀着1000多个乙级、丙级战犯，他们是侵略战争中的直接“杀戮者”，靖国神社称那些被处以死刑的人为“昭和殉难者”。乙级、丙级战犯和甲级战犯一样，都犯有“破坏和平罪”，同样都负有战争责任。
高桥教授认为，提到战争责任，一个“更复杂”、“更广泛”、“更为重要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地追究，那就是作为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众所周知，天皇是日本人制造出来的日本国的象征，但日本国民更多地为其所利用。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专门祭祀“为天皇而战死者”。战后的东京审判中“甲级战犯”虽然受到了惩罚，但是，对他们的君主、从头至尾担任了帝国陆海军“大元帅”的昭和天皇却未予以任何起诉。对于这个历史的缺失，高桥教授认为，日本天皇没有被追究责任，但他作为国家元首和大元帅，对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历史地看，靖国神社与近代日本国家进行的每一次战争都密不可分。认识靖国神社问题，必须追究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之间的联系。高桥教授认为，今天，日本政要“把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正常化”，“并希望强制亚洲各国“习惯”、“接受”，“反映出了日本最高统治者对整个殖民战争、侵略战争的认识态度。”
三、靖国神社与“国家神道”的勾结
靖国神社在日本被看作是宗教设施，但它与一般的宗教设施不同，是作为“战争意识形态”的象征而存在的，参拜靖国神社宣彰为天皇牺牲的“靖国精神”，在日本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非同一般。
当初，明治政府建立它的意图也是希望强化“神道”在日本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日本神道”确立为“国家宗教”即“国家神道”。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早就存在着“佛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团体。按照日本政府的理解，这些宗教都是“舶来品”，不能直接地更有力地用来为天皇为国家服务。因此，明治政府选中了信仰天皇和“日本神”的“土生土长”的“神道教”，并希望推崇它一跃而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国家宗教”。这种想法在当时一经提出，即遭到了日本宗教界的强烈反对。
“可以说，日本政府在当时是失败了”。高桥教授认为，但是明治政府对此并不甘心，它采取了更为狡猾的“两面安抚”的做法。并提出，“神道教”是以日本人为主旨的民族宗教。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崇拜天皇和“日本神”，有义务信仰“神道教”，因为日本民族是他们的子孙，而这也是日本民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独特之处。这样，所谓“国家神道”就被日本政府一手炮制出来。在“神道教”中，对于天皇的崇拜和效忠是尤其重要的，在这方面靖国神社发挥了巨大而重要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美军提出解体代表军国主义的日本“国家神道”。几经周折，日本宪法将“政教分离”一条写入其中。日本宪法第20条明确规定，“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它任何宗教活动”。通过这一原则规定，战前曾是官办神社的靖国神社，战后成了在东京都登记的一般宗教法人团体。政府不得参与有关靖国神社的任何宗教行为。
“显而易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违反宪法的”，高桥教授指出，“但是日本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宪法的重要性”。他用战后以来的诸多事实说明问题的严重。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但日本媒体并没有及时地对其言论和行动进行公开报道。从60年代后期开始，自民党屡屡提出靖国神社保护议案，意欲把靖国神社再次明确提升为作为“国家宗教”的神社。当时由于日本共产党、公明党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强烈批判和反对，议案被搁置下来，但是自民党通过靖国神社煽动军国主义复活的企图却并没就此作罢。
随着日本国力的恢复和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加紧活动，变本加厉，不仅老调重提，而且要求修改宪法第9条，即“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的规定，并企图将日本的军队开到海外发动侵略战争。自民党亦公然提出修改宪法“政教分离”的条款，并诡辩说，宗教如果不直接涉及政治，而只是作为一种礼仪、习俗或文化传统时，国家是可以干预的。
对于这种说法的欺骗性，高桥教授揭露说，“这种说法的危险在于，它将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从礼仪、习俗上来解释，似乎不违反宗教原则。但实质上是“试图实现政治对宗教的控制”，“修改宪法第9条和政教分离的原则，这种做法是让人不能容忍的。”
纵观日本社会现实，一方面右翼极力推崇靖国神社的“国教”地位，无视“政教分离”的宪法规定，叫嚣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民间，虽然反对的声音弱小，但一直也没有断绝。
高桥教授指出，这些年来，有11次有关靖国神社的案件中日本市民提出参拜靖国神社违反宪法，但法院都没有做出是否违宪的判断，不过其中6次法院指出参拜有违宪的嫌疑。东京、大阪、福冈等7宗诉讼案件指控小泉违宪，有2次法院判定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违宪法⑩。但是“像福冈那次审判虽然明确判决‘小泉参拜违宪’，可地方法院的判决没有强制力，无法迫使小泉不去参拜。”小泉本人对其“违宪”的判决结果以“搞不懂”说法一笔带过，却公然表示：“只要我身为首相，每年都要去参拜的心情不变”，(11)如此嚣张，高桥教授认为，也许是像小泉所说，虽然国会中也有反对力量的阻止，但国民中半数以上人支持他的参拜。
解决这一问题，高桥教授认为，不仅东亚各国的人们应该携起手来，而且要联合日本右翼的反对者，共同抵制参拜。而现在日本国内也有机构准备受理这类诉讼。
高桥教授举例说明这一联合的可能。他举出了236位台湾人在大阪起诉的例子。日本在殖民台湾初期，原住民高山族的浴血反抗遭到了日本军队的严酷镇压。而当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者又以“高山义勇队”的名义把高山族人征召到日本军队，送上战场为其效命。战后，战死者被日本人“祭祀”到靖国神社，与战争加害者“亡灵”放在一起。大阪诉讼的原告之一、台湾原住民歌手、“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愤怒地说：“这是世上罕见的奇耻大辱！”，“日军当年惨无人道地杀害台湾原住民，是加害者；台湾原住民被日本强征到南洋打仗，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靖国神社将加害者和受害者放在一起祭祀，是对台湾原住民的侮辱，侵犯了台湾原住民祭拜祖灵的人权和文化权。”
高桥教授认为，起诉者提出了“靖国神社归还台湾原住民的祖灵、小泉停上参拜靖国神社”的合理要求，“如果说日本存在所谓“国民感情”，那么亚洲各国各地的感情问题同样存在，而且其分量是日本的更多倍。”
他又指出，即便是日本国内的“遗族”中也有人认为他们的亲属是被动参战的，被供奉为“神”是不能忍受的，要求将那些人的“亡灵”“分祀”出靖国神社。但是他们的要求是不被允许的。因为靖国神社一贯反对“分祀”里面的“神”。靖国神社从战前的“合祀”逻辑出发，声称“合祀”是出于“天皇的意志”，而“天皇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一经“合祀”，无论是什么人都绝不能更改“天皇的意志”，撤销“合祀”。
“从亚洲和日本国内的这些现实来看”，“日、韩等各地人们联合起诉靖国神社也是可行的。”
四、靖国神社是对日本文化传统的割断
在日本，一些人以传统文化为幌子解释参拜靖国神社的合理性，以“文化差异”的说法来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小泉以文化多元主义论调为借口，诡辨称：“亡灵”没有好坏的区分，赞成参拜靖国神社是尊重日本民族文化的表现，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特殊的日本文化、是不值得批判的。
对此，高桥教授反驳道，参拜靖国神社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以文化为名作解释是行不通的。恰恰相反，“靖国神社的继承方式是反文化、反传统的。”
日本传统宗教文化关于“神”的概念分为两种，即“善神”与“恶神”。对“亡灵”的解释也历来有所区分。据日本权威工具书《日本宗教事典》所述，在日本神道传统观念中，关于灵魂的概念自古以来大体分为“和魂”与“荒魂”两种。“和魂”可以带来安宁，“荒魂”却会带来灾厄。人们通过祭祀“荒魂”，即通过日本传统所说的“镇魂”的方法，来祈祷那些“荒魂”转化为“和魂”(12)。
由于存在着这种观念，高桥教授解释说，在武士时代的日本，武士之间常常发生战争。战争结束后，也是将双方参战者的“亡灵”共同祭祀的。这是受了传统宗教的影响，认为如果对对方战殁者不祭祀，那些“亡灵”会变为“怨灵”作祟。对外战争也是如此。即使是当年丰臣秀吉发动战争，出兵侵略朝鲜，在战后，日本人也是将双方战死者的“亡灵”共同祭祀的。而靖国神社并不遵循这一“传统”，它是专门祭祀那些“为天皇效死者”。
高桥教授的这一看法与日本著名哲学家、日本文化论的权威学者梅原猛的观点所见略同。梅原猛曾明确指出：“若将古事记的神道作为传统，可以认为古事记中系由两种神社构成：一是祭祀自己先祖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二是祭祀天照大神子孙所消灭的大国主命的出云大社。而且反而是出云大社建造得更大。将为自己夺权而消灭的人们镇魂的神社，比自己祖坟修建得更大，这才是日本的传统。”(13)但是靖国神社是“违反传统神道”的，“中国和韩国等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比日本的牺牲者多5倍”，“按传统的日本神道，这些人的灵魂也应祭祀。不对这些人慰灵，而只祭祀本国死者难道不是很奇怪的吗？”。(14)
在日本的历史上，当年日本内战中的德川幕府阵营战死者被排斥在靖国神社以外，日本西南战争中明治政府的“敌方”西乡隆盛也未被祭祀在靖国神社。日本投降后，那些在二战期间因临阵脱逃而遭枪决的日本官兵的亡灵，也不能供奉在靖国神社。(15)这说明小泉的诡辩是站不住脚的，小泉纯一郎从所谓“文化的角度”辩解参拜靖国神社的“正当性”，实在是掩耳盗铃、不攻自破。迄今有130多年历史的靖国神社，只是专门祭祀为天皇效死的“英灵”修建的。事实上，正是通过“国家神道”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一代代的日本人才从思想认识上疏远和脱离了历史和日本传统文化的轨道。
靖国神社的宗旨是将“为国捐躯之人”集体供奉为“靖国之神”和“英灵”，永久祭祀“万代显彰”。就连拥护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大原康男也不得不承认说，靖国神社——“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所特有的宗教设施，属于这一类祭奠场所，所谓的“祭祀英灵”的“慰灵”，即为追悼和表彰“为国捐躯”的将士而设立。(16)
事实说明，一些人正是出于美化侵略历史的政治需要，把靖国神社和国家神道的相互勾结鼓吹为“传统文化”，有意误导舆论。对于这一问题，高桥教授评论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在模仿西方的过程中制造出来的”，“它不是日本文化，而是反文化传统的，是对日本传统的割断。”
五、警惕“国立追悼设施”演变为“第二个靖国神社”
针对外界对参拜靖国神社的强烈愤慨，日本有人主张，考虑在靖国神社之外建立“国家追悼墓地”。“日本国会内持这种意见的议员不在少数”。高桥教授说：“2001年，小泉在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后，在日本被问及此事时，曾经表示过‘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有人还提出了设计报告书。但因国会中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势力强硬，报告书被忽视和搁置。
分析那份报告书的要点，高桥教授认为，有三点是需要引起注意的。第一，它强调了另建的“设施”是不带有宗教色彩的，对它的参拜不违反宪法原则；第二，报告书没有清楚地表明对二战甲级战犯的处置；第三，报告书的内容只是指出，“设施”包括对明治政府之后所有战死者及国民“亡灵”的祭祀，以及对战争双方战死者的祭祀。但是对二战甲级战犯是否包括在内没有明确指出。
高桥教授认为，“报告是想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外交矛盾和日本的反对派意见，以打开日本目前的难局。”。“问题是，必须监督这种设施是怎样的设施，国家是否控制它，怎样对它实行控制。”在高桥教授看来，用这种方法看上去可以解决日本和中、韩之间的“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但或许会阻碍人们对更为本质性问题的认识。高桥教授严肃地指出：“必须注意和警惕这一设施演变成为第二个靖国神社。”
从感情、历史、宗教、文化、“国立设施”等几个方面考察靖国神社问题，高桥教授认为，从法律上说，靖国神社只是一个宗教法人，所以无法以政治手段将其废除，要使问题彻底得以解决，必须真正实行政教分离，根除类似政要参拜的任何形式的国家与神社的结合。高桥教授明确表明了他自己对问题解决的看法，他说：“目前最紧要的是，第一，现在的日本首相必须遵守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将来也决不允许。停止首相参拜会促进日本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只有完全排除政治干预和控制，神社只作为民间神社，才能考虑它的宗教自由问题。第二，日本政府应立即遵照控告他们的“遗属”的要求，将那些战犯的“灵位”从靖国神社中“分祀”出来。”他认为，为了防止“第二个靖国神社”的出现，日本必须朝着非军事化的方向努力，以确保宪法中的“不战誓言”得以实现。
“靖国神社肯定地联系着日本的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的历史，政要们参拜靖国神社是不能允许的。”高桥教授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注释：
①《秦刚：解铃需系铃人——望日方为改善中日关系创条件》中新网2006年1月5日。
②参见《韩国时报》2005年10月18日，新华网2006年1月。
③《东亚日报》2005年11月5日，新华网2006年1月。
④孙江：《解构靖国神社的政治话语》，《读书》2006年第3期，第6页。
⑤树上重良：《慰灵与招魂》，岩波新书，1974年版，第48页。
⑥树上重良：《靖国神社》，岩波文库本，1988年版，第51页。
⑦靖国神社问题特别委员会：《国家与宗教》，新教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⑧指日本的道、府、县、村。
⑨日教组等：《靖国与英灵》，国民文化会议1987年印，第36页；同时参见西川重则：《天皇的神社／靖国》，梨之木舍，1988年。
⑩指大阪高等法院和福冈地方法院做出的终宙判决。
(11)参见孙东民：《良知的判决—福冈法院判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人民网2004年4月9日。
(12)日本宗教事典编辑委员会：《日本宗教事典》，东京弘文堂，1985年版，第612页。
(13)梅原猛：《靖国神社远远脱离传统的神道》，《世界》2004年第9期，第72-78页。
(14)同上。
(15)赤泽史朗：《如何思考战殁者追悼与靖国神社问题》，《世界》2004年第5期，第97-103页。
(16)大原康男：《日本人与靖国神社》，载于《自由民主》，2002年第8期，第40-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