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
黄正柏/梁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6年5期第37～46页
【英文标题】 From Rivalry to Compromise: An Examination of Modern Anglo- American Relations
【作者简介】黄正柏/梁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黄正柏（1949—）男，湖北汉川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梁军（197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在职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关 键 词】英美关系/冲突/接近/和解Anglo-American relations/rivalry/rapprochement/compromise
中图分类号：K561.4；K712.4；K7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5—0037—10
英美关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探讨二战以后的英美特殊关系，而有关近代英美从敌对到和解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的系统研究尚付诸阙如。实际上，这段历史对英美日后的结盟以及国际权势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探究是颇有必要的。
出于上述考虑，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近代英美关系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近代英美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
1783年，美国取得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民族建立并捍卫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且成功地迫使英国承认了美国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与英国——自己的前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一度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之势，只不过其性质由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冲突演变成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争斗。
从1783年到19世纪末，作为北美地区的两股最强大力量，美国和英国发生过多次冲突，可谓龃龉不断。（参见表格1—1）
表格1—1
表格1—1资料来源：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0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349页、第358页；第二卷，第335页、第336页、第340页、第350页，第358页、第360页；第三卷，第265—266页。2.Ritchie Ovendale, Anglo-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5.
以笔者观之，美英冲突的深层动力首先来自于体系层次，即以英国为中心的大洋国际体系（或曰Pax- Britannica）与正在逐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国际体系之间的争斗。从全球历史的视角来看，17、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一项意义深远的权力转移。“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西海岸……最后将海军和殖民权势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屿出发的权势转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底盘的水溢入下一个底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跨过大洋。”① 美国独立以后，这种业已进行，并且将长时期继续的权势转移，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目的地，即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18—19世纪的历任美国当权者也大力推动这一趋势，其表现就是著名的对欧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它早期的含义是“华盛顿遗训”中业已提到的：竭力避开欧洲国际纷争的牵累和危险，集中精力于美国的繁荣和扩张。此后到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正式提出时，美国在美洲的扩张已基本完成，所以“孤立主义”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争取对整个美洲的控制，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独立的美洲国际体系，对此欧洲无权干预，而美国也无意卷入当时革命、复辟与国际纷争四起的欧洲。上述内容成为早期美国制定对外政策中不可违背的最高原则，美英关系也不例外。为此，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曾告诫后来的总统门罗：“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它的友谊是值得争取的，但其前提必须是我们建立了美洲体系”。[1](P5) 然而，美洲体系作为正在形成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英国原有的海洋霸权体系范围之内的，前者极强的独立性、排他性及其范围的不断扩展，势必要与享有全球优势的后者的既得利益发生抵牾。可以看到，在19世纪前60年中，美洲体系苦苦挣扎欲破茧而出，而大洋体系则遏制围堵、软硬兼施，两者频繁的争斗正是两大体系结构性冲突的写照。
其次，英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地缘政治所致。换言之，英美两强在北美的地理空间分布和对立的国家利益追求相互作用，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独立的美国崛起于美洲大陆，作为与之相邻的北美另一强权，英国受到了其直接的冲击，它十分自然地把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视为天然的潜在敌人。而且，英国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理论，及其日后在北美洲和中南美的扩张活动感到不满。更让英国感到愤怒的和无法容忍的是，“在美国连自身的地理疆域都尚未确定之时，它怎么能对英国将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说不”。② 这一点大大助长了它对美国的敌意。而就美国而言，它希望在美洲范围内排斥英国的影响力，这既是为了巩固美国独立后的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美国在美洲扩张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遑论客观上英美两国在加拿大以及北美的其他地区有着漫长的存在争议的边界线尚未最终划定；两国又都寻求在整个美洲地缘政治中的排他性优势地位。对于上述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美英之间不可避免地先后在北美、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多次的博弈和角力。
第三，在美英这种恶性关系中，历史的、心理的因素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应该说英美之间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产物。战后，英美双方的恶感难以很快消除。其结果，一方面，英帝国对失去北美这样一块重要的殖民地备感切肤之痛，对新生的美国充满敌视和不信任，因此从未放弃任何能够促使美国削弱崩溃的“良机”，为此英国不惜招降纳叛，甚至是直接干涉。正如美国外交官亨利·亚当斯所言：“英国人的心理是天生倾向于叛乱的——只要它是外国的叛乱。”[2](P846)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在当时君主专制国家林立的国际权势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国家安全与统一时常受到来自内外的威胁。所以，对于英国，美国更多的是怀有戒备、防范的心态。
而且，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不信任和恶感反过来也导致了误解，放大了两国间实际利益的矛盾，建构了一种难以缓解的“霍布斯”式政治氛围，③ 导致许多矛盾无法诉诸理性或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在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前，当时的英国正忙于在欧洲大陆组织反法联盟的战争，主要注意力在欧洲，无暇顾及美洲事务。但美国总统麦迪逊却夸张地警告道，“英国时刻准备着对我们不断增长的繁荣和国家生存给予致命一击”。上述风险当时并不明显，但麦迪逊的表态却恶化了气氛，使得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已无可能。对此，一位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曾无奈地感叹道：“除非我们改朝换代，否则，无论如何他们（美国人）都倾向于诉诸战争。……外交让步恐怕难以令他们满意。”[3](P312) 这也表明，英美尚需时日和其他因素的推动，彼此间相互磨合、调整，方能有望改善关系。
最后，其他一些偶发性的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也使得这一时期美英危机不断甚至爆发过短期激烈的战争。如经济上，在一段时间内英国拒绝向美国开放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市场的经济保护主义做法，令后者颇为怨愤；又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为了打击法国，强制实行的“航海法令”（强行征用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船只及其水手为其服役），几乎导致“美英关系坏到了无以复加地步”。最终，所有冲突和矛盾在1812年达到高潮并触发了英美第二次战争，但其结果却促使双方都意识到，将战争作为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这为日后英美关系的转机埋下了伏笔。
二、近代美英冲突的若干特点
这一时期的英美冲突、争斗总体上呈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在时间上，纠纷呈现出连续不断、此起彼伏的态势。英美之间的摩擦通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美国进入北美西北部地区与英国发生冲突，到美国依次取得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俄勒冈，进入中美洲，再到英国卷入美国内战以及美洲海域捕鱼权之争，南美与阿拉斯加的边界问题这一系列摩擦事件，其间间隔少则一两年，多则七八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势，主要是缘于美国1783—1900年间对外政策的具体目标随着扩张而不断变化，这也使得对某次争端的成功调停并不能带来英美冲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也无法防止新的危机出现。
其二，英美冲突烈度呈现出有限性。英美虽摩擦频仍，但却并非是逐步升级和无节制的。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美国的扩张，英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遏制政策，尽量避免大规模地诉诸武力，即便是1812年的英美第二次战争，英国也认为它不过是家庭成员的内部争吵罢了，不值得对此大惊小怪。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英国的国家利益是全球性的，美洲在英国的国家大战略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未被给予充分的重视；英国当权者也大多认为不应该为了美洲的某块不知名的地方，让不列颠的子弟流血牺牲；当危机发生时，英国的力量被投入到欧洲、非洲、亚洲等地，无力介入美洲事务；英国在北美面临战略困境：英国很难保卫其北美沿岸漫长的海上贸易线，以及加拿大、加勒比海群岛广大地区，使之免受来自美国的攻击，并且在英国与美国之间爆发的两次战争中，英国都没有取胜，这一历史教训也给英国的政治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国力的相对羸弱使其无力与任何一流的军事强国进行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军事上的相对薄弱使其在对抗英国的过程中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在客观上也有助于防止美英冲突升级。
实际上，力量分散的不列颠和军事力量薄弱的美国，在北美形成了某种均势局面。因此，当两者发生争执时，往往首先是双方口头上相互恫吓，继而是以战争相威胁，而结局通常却是彼此从边界撤军，同时诉诸外交谈判，在谈判中又往往是英国率先让步促成争端的解决。面对这种不利处境，英国19世纪的外交家斯特拉福德·坎宁曾写道：我们可以用战争手段迫使他们（美国人）暂时屈服从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利益，但是他们不会长久地接受失败。……尽管美国人在谈判中显得桀骜不驯，但与之针锋相对将会使我们一无所有。……在那些不值得我们竭尽全力保卫的地方（北美），他们总是占据着优势。[4](P206) 第三，国内政治对英美冲突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从19世纪开始，随着代议制在英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定，大众政治及其主要反映形式的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开始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使政党作为体现人民大众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有效手段，不可避免的将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成制约。[5](P147—148) 就美国而言，它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十分炽烈的。
政治家们出于取悦国内广泛存在的反英情绪，以及打击政敌的角度考虑，大多不敢公开鼓吹与英国和解，否则在政治上将无异于自杀。如在1838年美国和英属加拿大的边界争端中，共和党人强烈地支持对英国进行贸易战并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因为考虑到若不如此，他们就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内选举中输给当政的联邦党人。甚至到英美关系已大为改善的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还抱怨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政敌们总是攻击我们在充当英国人的奴隶……，这些无耻谰言简直令人无法忍受。”[6](P32)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 英国的决策者们更多地却是指责本国民众对北美事务持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得他们在试图对美国采取强硬行动时缺乏国内有力的支持。不难看出，国内政治对美英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美国而言它意味着危机的升级和恶化，而对英国则是缓解与消弭。
三、美英关系的缓和与协调
尽管英美矛盾在近代一度十分激烈，甚至有时因无法调和而导致战争。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两国关系的恶性发展势头得到了遏制和扭转，并开始了历史性的接近。其结果是，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长久所津津乐道的逐渐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
美英之间的接近始于英国对美外交政策的调整。无疑，就19世纪前期英美关系而言，英国遏制美国大陆扩张的倾向十分明显。然而，19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地得到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等地，并成为一个领土横跨两洋的大国，这一重要事态表明英国在北美的遏制政策已经失败，而英国在北美战略上的困境（要保卫加拿大与美国之间3000英里的漫长边界和加勒比地区的海岸贸易线）不但无望改善，反而每况愈下。此外，过多地陷入与美国的纠纷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英国的精力，使之无力介入欧洲事务，甚至有沦为“二流大国”的危险。④ 面对如此不利处境， 英国的外交决策者不得不权衡利害，有所取舍，考虑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来调整对美政策。1856年，当英国首相本杰明·迪士累利提到美国的领土扩展时曾说：“它（美国的扩张）对英国不会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它会削弱、耗尽美国的实力。”[7](P3) 这番讲话的着眼点虽仍在于遏制美国，但其中的火药味和敌意已经大为减弱，并蕴含着对美政策准备改弦更张的意味——由积极干预到静观其变。虽然此后爆发的美国内战一度打断了这种调整，使得英国再次寄希望通过分裂美国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是北方的胜利使得英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至此，英国基本上放弃了遏制美国的企图，并着手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承认美国在其建构的美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另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其他事态也有利于美英之间关系的改善。如随着美国在北美的领土扩张不断取得成功，它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吸收和消化新开拓的疆域上，而对兼并英属加拿大的兴趣逐渐减少，虽然有关吞并加拿大的争论在美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但它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心议题了，在此基础上英美有关加拿大归属的纠纷逐步得到了解决。又如，英国基于其务实的外交传统和无力改变的北美现状，转而对美国在美洲的扩张持默许甚至是乐见其成的态度。19世纪末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特别是其海军扩展迅猛，到1906年，据权威的《简氏军事年鉴》评估：美国海军的实力已升至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位。[8](P17) 对此，英国虽早有着清醒认识，但也无可奈何。1902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曾就美国海军舰队扩张一事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但恐怕美国注定会迎头赶上并超越（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恢复我们之间的均衡”。[4](P208) 最终，英国不得不顺应其在西半球的霸权注定要被美国取代这一无法避免的趋势，退而求其次地同意在美洲市场保持对英国企业和资本开放的前提下向美国转让对拉丁美洲的控制权。
19世纪末，英国开始了从美洲战略撤退的进程，美英关系也因此不断升温。自1896年起，英国认定那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列强竞争模式不适用于英美关系，在国际政治的争斗中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应该是互补性的。1899年，英美关于委内瑞拉边界的争端和平解决，英国作出重大让步，官方正式承认了门罗主义，即承认美国是美洲的主人。这是美英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合作与互利愈来愈成为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关系特征”。[9](P250) 1901年，英美签署了第二个《海——庞塞福特条约》，英国同意美国可自由地建造、控制和守卫拟建中的中美地峡运河；1904年英国宣布“鉴于美英关系的现状和避免对资源的无谓浪费，英国已无必要在美洲保有海军舰只”，[10](P26) 并从西印度和加拿大撤走了所有的剩余军事力量，这意味着英国在战略上放弃了西半球，美国在美洲的优势地位从而得以正式确立，与此同时英国还表示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后不久，英美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边界划分以及北大西洋捕鱼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09年，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声称：在大西洋西岸海上战略据点的防务预案中，来自美国的攻击将不被列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对英国善意的回报，美国当权者也多次公开声明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不必为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民族间的竞争梦魇所困扰，我从未考虑将英国作为战争对象，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另一位美国政治家理查德·奥尔尼甚至断言：建立在共同的血缘、语言、思想、文学、制度和理想基础上的美英紧密共同体将会避免彼此间任何有可能的争端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7](P4) 此后美国协调与英国的关系，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采取共同立场，而英国也逐渐承认了美国的新兴大国地位。1914年4月， 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作为内阁成员史无前例地对美国进行了官方访问。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两个主要的英语国家彼此相互迁就融合，几乎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对于如此重大的转变，甚至连一些美国政治家也感到吃惊，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亨利·亚当斯就曾写道：看到我们民族感情的突然变化，我无比惊奇。直到1898年为止英国一直是我们最讨厌的国家。如今……我们似乎把它看成了我们的财产。[11](P474)
从以上英美接近的进程不难看出，对美洲空间的争夺成为纵贯19世纪美英冲突的主要线索，它表现为对领土占有和对势力范围的控制。然而究其实质是地位之争，即由谁来取得在北美的霸权。一旦地位的座次得以确定，领土纠纷虽有时还会困扰着英美两国，但已经远不具有以往的风险性，并且这种不导致颠覆美洲区域国际秩序和等级制度的领土冲突，相对要容易解决得多。
四、关于英美和解原因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近代英美由敌对到和解经历了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其影响可谓重大，因而对这一历史巨变进程的动因进行系统探讨是有必要的，其结果也颇为耐人寻味。
首先，我们应该确定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美和解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观点认为，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前提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人类交往的增多，使得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大为强化，由此产生的各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大大增强。据信这种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将会大大提高国家间进行冲突和战争的成本，因此使得各国领导人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虑而不愿意轻易诉诸武力。简言之，经济上相互依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战争、维护和平，至少可以防止冲突的升级。然而至少就19世纪的美英关系而言，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陷。
表格1—2 英对美进出口贸易量表
表格 1—3 美对英进出口贸易量表
表1—2、1—3资料来源：Selected Anglo－American Trade Data, 转引自W·R·Thompson: Great Power Rivalr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210.
如上表所示，巨额的双边贸易量表明，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美彼此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经济依赖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双边贸易量的绝对数字虽然随年代越近而不断增长，但其占各自对外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却呈现出波动不定、总体递减的趋势。确切地说，美国内战前后的十年，英美对彼此的经济依赖达到了高峰，而此后这种依赖关系逐步弱化，到20世纪之初双方各自对于对方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还不如1830年。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早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经济上依然对后者保持着较强的依赖性，美国向英国提供农产品和原料换取英国的工业制成品，两国经济分工明确、互补性强。这一经济格局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时期。然而，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通过工业化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工业国家，工业成品出口量大幅度增加，它与英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大为降低，在国际市场上两国更多的是竞争关系；此外印度于19世纪中后期取代了美国成为英国主要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来源地，也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但无论如何，很难从以上事实得出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加紧密，并由此导致了政治上的接近与和解。恰恰相反，内战前后英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但这一时期却是美英矛盾、摩擦的高峰期。可以断言，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美英政治关系的影响至少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必然存在着其他的原因，使得美英能够忽略双边经济中的不和谐因素达成和解。
其次，在排除了经济因素后，笔者以为英美和解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来自体系层次，即它是大国实力此消彼长所导致的国际格局巨变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这种国际形势变更所带来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致于英美愿意缓和一些相对次要的矛盾，从而换取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统一立场，共同应对可能的大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当时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并全力以赴地准备“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与殖民大国英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况且，更让英国恼怒不已的是德国以准备海上大决战的架势掀起的造舰狂潮，不仅在事实上有力地冲击了英国的海上优势，而且由于英国人把这一优势崇奉为世界权力、本土安全和财富的根本保障而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这些同英德间经济、技术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迅速变更所带来的严重不安一起，终于造成了对德国的广泛恐惧，而且可以说是历史上一般霸权国家对急剧崛起的新兴强国的常有的那种过分的恐惧。实际上，自从1890年以后，英国政府上下逐渐达成了两大共识：其一，德国的实力膨胀不仅威胁到了英国的世界地位，而且势将危及英国的本土安全，因而必须遏制；其二，因此需要尽可能集中英国本身的力量，同时与德国的其他对手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对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的政治家们一贯推崇追求实际效果，而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规则和范式，反映到对外政策上，正如英国政治家寇松所言：“（英国）关于世界任何部分，都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政策原则。”[12](P294) 外交政策是否恰当， 关键要看政策的效能如何，只有能全面地反映自己国家利益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无疑，在19世纪末强国林立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帝国曾长期引以为荣的“光辉孤立”政策回旋的余地日益减少，越来越捉襟见肘，因而由孤立走向结盟已是大势所趋。英美的和解与接近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世纪之交的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和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大国地位的增强，其兴起已势不可挡。英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同时英国也看到，当时美国扩张相对较为平和，且主要局限于西半球，尚未危及英国的核心利益——海上霸权和欧洲均势。而且，从长时段来看，美国的崛起是一个长达100多年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英美历经多次博弈和调适， 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行为方式都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互信逐渐增强，英国趋于逐步接受美国崛起这一既定事实，而英美之间的博弈亦极有可能从冲突博弈演变为合作博弈。⑤ 总体说来，就英国而言，19世纪末的美国更多的是一个可以争取的潜在伙伴而非敌手。而就德国来看，上述有利条件都不存在，“德国崛起太晚、太快、易受损伤，咄咄逼人。其余世界的反应是粉碎这暴发户”。⑥
出于以上因素，英国在世纪之交面对德国的巨大挑战，进行战略调整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对美国寄予厚望，它认为美国即便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应帮英国分担一部分责任。亨利·亚当斯曾就此评论道“德国作为灰色恐怖忽然出现吓得英国人投入了美国的怀抱”。[13](P21)
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的激烈竞争也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心腹大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描述的，“德国想夺取菲律宾、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他们想插手我们的市场，并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市场。”[14] (P230) 德国还甚至觊觎美国视为禁脔的美洲地盘，如1896年， 德国几次想控制维尔京群岛，1899年和1900年德国又想将中美洲地峡的库拉锁岛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占为己有。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原则德国也采取了极度蔑视的态度。威廉二世就认为门罗主义已被埋葬，并叫嚣“凡为建设我海军应做之事，均应进行，即使为此开罪美国佬也在所不惜”。到1901年，德国在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建立了永久的海军舰队，给美国造成了直接威胁。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如果英国在与德国的争夺中失败，“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在五年内与欧洲大陆的某个大国（德国）之间有一场战争，除非我们甘心在南美洲放弃门罗主义。”[13](P180) 他们担心“如果德国在欧洲压倒英国并建立它所希望的优势地位，它肯定会在美洲插上一手。”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帮助英国维持在欧洲的均势。如果英国不能，“美国就不得不插手重建欧洲的均势”。[14](P231) 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如此。 在此情势下英美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表现出和解与善意，英国在20世纪初期多次在英美外交纠纷中主动向美国让步，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曾公开表态：英国对美洲大陆的每一寸土地皆无觊觎之心，并寄希望有一天美英两国能够团结起来致力于保卫人道和正义的共同事业。[15](P77) 对此，美国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欧洲处于极端孤立的英国却在纽约市场筹得大量军费，同时美国还向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第三，除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现实需要外，我们也必须承认英美两国在血缘、文化价值上的相似性以及对民主的认同也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催化剂。
从历史上看，英国和美国存在血缘上的联系，最早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英国人成为了北美的第一批外来移民。此后，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北美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英语为基础、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背景的美利坚民族国家，英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在北美居于主导地位。美国国民在精神上大多皈依以希腊、罗马文化和新教教义为基础的欧洲文化，在政治、法律和风俗习惯上基本延用英国的做法。同时，美国人也承袭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经验的、实证的思维习惯和风格。对此，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曾评价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英国和美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英美的外交家、军人和政治家相互间可以非常自如地进行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双方在许多场合下进行密切合作。而英国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也曾明确表示：他认为美国人就是英国人的血亲亲戚。[8](P2—3)
虽然存在着上述语言、文化、血缘上的相同、共通之处，但英美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彼此却毫无认同可言。一方面，脱离了旧世界的美国在思想价值观上仍与英国有着较大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建国初期的美国在政治思想上笃信共和主义并有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强烈倾向，而英国却是君主制政体的头号殖民帝国。在美国人看来，英国是旧世界和旧势力的代表，是束缚新生力量的枷锁，是美国的压迫者和仇敌，“美国人民对英王政府无一丝好感可言，有的只是深深的仇恨”。[16](P102) 另一方面，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美国是一个遥远蛮荒之地的政治异类，国际地位无足轻重，不值得给予丝毫的重视。此外，在国际观上美英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厚的防御型国家，不具有侵略性，也不喜欢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对英国以及旧大陆而言，美国人在国家道德上有着普遍的优越感。而英国，如基辛格所言，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17](P549) 无疑，上述的价值观差异、对立是不利于英美和好的。
然而，19世纪中后期两国的现代化使得两国的价值观差异不断减小了。就英国而言，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处于相对衰落地位，其经济实力先后为美国和德国所赶超。在事实和数据面前，注重实效的英国人不得不承认并服膺于美国工业化的经济成果。1905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赖斯曾写道：美国快速增长的财富使到过美洲的欧洲人无不备感震惊，因为与之相比欧洲的反差太大了。在美国，似乎每一个阶层都比他们旧世界的同类们要富裕得多。[15](P67) 在钦慕美国经济成就的同时，英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们转而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成功正是受益于英国的文化、制度、务实精神和方法，同时又能把上述因素中不利于发展的内容加以剔除的结果。由是，美国的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英国的成就，而长久以来英国人心理上的优越感与当下美国的繁荣在此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而英国实际国力的羸弱反而成为了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无论如何，成为工业巨人的美国让焦虑的英国人备感欣慰：至少新崛起的世界强国中的一个是友善的英语国家，与充满敌意，容易冲动的德国和日本不同，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可靠并能与英国合作共同维护文明行为标准的国家。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英国国内政治变化也影响了英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作为工业化后果在政治上的体现，英国国内兴起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宪章运动，在此过程中，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纷纷主张加以效仿。哲学家杰瑞米·边沁就指出：由于没有贵族、君主制这些渣滓，美国成为了一个到处充满民主、秩序、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国度。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也高度评价美国的普选代议制政治制度，认为它是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16](P128) 而著名的宪章运动，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将美国的宪政原则和制度运用于英国，以确保法律服务于多数人的福祉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这些对美国式民主的溢美之词无疑对英国社会大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导致自由党几度上台执政，并先后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建立了基于成年男子普选权的代议制议会民主政体。到19世纪末，英国基本形成了类似美国式的开放的民主政治体系。与此相伴随，美国在英国国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也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相比之下，就美国而言，情况要简单得多。随着它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美国开始放弃原有的反殖立场，倾向于接受英国式的帝国主义理念。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曾公开宣称：“今天，美国在本大陆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对其干预范围之内的臣民来说，它的命令就是法律”。[18] 这番被称为“20 英寸口径大炮”的讲话无疑正是世纪之交美国帝国主义情绪的写照。这也表明在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英美已具有了同质性。
最后，19世纪泛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特殊表现形式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在英美的泛滥，也对英美之间的相互认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理论认为英国人与美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而且作为同一种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先天优于其他民族，他们也因此注定要主宰世界。英美领导人如阿瑟·贝尔福、约瑟夫·张伯伦、西奥多·罗斯福、海约翰、理查德·奥尔尼等人在处理内外事务中无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精英阶层，他们逐步转变了原有敌视英国的立场，转而支持和鼓吹英美和解、共治世界。如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西奥多·罗斯福所言：英语国家在过去300 年里在世界荒芜之地的扩展是世界历史中最为深远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英国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两国合作将确保20世纪成为英语言国家的世纪。[11](P328,473) 另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信徒，美国著名的钢铁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也表示：我是一个种族爱国主义者，我希望整个英语民族结合在一起。[18](P10) 他们的言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是颇具代表性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关系改善的风向标，19世纪后期英美民间友好往来和通婚的大幅度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双边互信和认同的广泛度。
综上，英美和解为两者长达百余年的战略对峙画上了句号，这一结局也验证了托克维尔的预言：你不能与未来作战，因为时间将在它们一边。毋庸置疑，在此进程中共同的战略利益无疑是英美关系改善的前提，共同的文化、亲缘关系和价值认同是两国合作的纽带。前者决定了英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势，而后者在前者的激发下对英美的接近与合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公允地说，英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还有助于双方看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并及时地化解矛盾和冲突。这也是日后英美联盟能够长期存在并维持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终，始于19世纪后期的英美接近、协调导致了一战中英美联盟的建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更多地开始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Pax- Americanna）的逐步确立。
收稿日期：2006—02—08
注释：
①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118，转引自时殷弘：《二十世纪回顾——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② 坎宁语，参见Robin Renwick, Fighting with Allies: American and Britain in Peace and War,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6.
③ 在霍布斯式的政治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的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际关系。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④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欧洲局势巨变未能及时作出反应，结果使得英国成为迪士累利所形容的“二流大国”。1869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谈及原因时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与美国的不友善关系使我们在欧洲的行动无能为力”。参见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⑤ 国际关系中有关博弈论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次性博弈中，博弈双方很难进行合作，因为总是作弊或欺骗对方的一方受益，但是当博弈者进行多次博弈后，双方往往会学会合作，因为博弈双方长期合作的收益会远远超过通过作弊得到的好处。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历史和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6页。
⑥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Cambridge 1978, P5—6，转引自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6年5期第37～46页
【英文标题】 From Rivalry to Compromise: An Examination of Modern Anglo- American Relations
【作者简介】黄正柏/梁军，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黄正柏（1949—）男，湖北汉川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梁军（1973—），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在职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史。
| 【内容提要】 | 近代是英美关系发展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英美由战争、冲突逐步走向了接近与和解。在此过程中，国际体系及其变更、地缘政治、心理要素与文化制度的认同、新兴强国崛起和国家战略调整等诸多因素共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英美历史性接近的结果，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开始更多地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的逐步确立。 Modern times is a very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to Anglo- Ameican relations which gradually changed from rivalry to compromise. Many factors which consist of international system, geopolitics, mental factors, identity of culture and institution, and the rising of new powers as well as the adjustment of national strategy, account for this transformation. As a result, Britain launched the hegemony transference to America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hich also led significantl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x- Americanna in the 20th century. |
英美关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侧重于探讨二战以后的英美特殊关系，而有关近代英美从敌对到和解的发展历程及其动因的系统研究尚付诸阙如。实际上，这段历史对英美日后的结盟以及国际权势结构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对其进行探究是颇有必要的。
出于上述考虑，笔者不揣浅陋，试图就近代英美关系这一主题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近代英美之间的冲突及其原因
1783年，美国取得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的胜利，美利坚民族建立并捍卫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且成功地迫使英国承认了美国的主权国家地位。然而，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与英国——自己的前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斗争并没有结束，反而一度有连绵不断、愈演愈烈之势，只不过其性质由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冲突演变成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争斗。
从1783年到19世纪末，作为北美地区的两股最强大力量，美国和英国发生过多次冲突，可谓龃龉不断。（参见表格1—1）
表格1—1
冲突类型 时间 事 件 结 果 英国率先让步，主要是由于英国顾忌其与法国之间的战 1793—1794年 英国对加拿大边界实施运输封 争，并试图保护其在北美的补给运输线。美国也因害怕经 边界纠纷 锁和贸易禁运 济动荡、关税收入锐减，以及战争一旦爆发，联邦可能会面 临解体的危险，而同意与英国和解。 1838—1841年 美加边界争端、加拿大人在美国 加拿大人被判无罪。英国与美国进行谈判并达成和解。 被审判、奴隶贸易冲突 1837—1838年 美国民众援助加拿大的反英起 美国政府保持克制，严守中立。美英双方都无意借此挑起 领土争夺 义 战争。 1845—1846年 英美争夺对俄勒冈的控制权 英国不愿为遥远的俄勒冈与美国交战，同时英国的国内经 济出现萧条，无力发动战争。美英双方经谈判达成妥协。 1854—1856年 英美争夺中美洲地峡的控制权 英国由于卷入了欧洲的克里米亚战争，其纺织工业又依赖 区域霸权和 美国的棉花，最终向美国让步。 势力范围争 1895年 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 美国运用门罗主义原则，要求英国将此事交由美国控制的 夺 争端 国际仲裁机关处理。英国由于在非洲殖民地问题上与德 国、法国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被迫同意美国的要求。 1861年 美军检查英国邮船“特伦特”号，为避免在内战期间同时与英国交战，美国联邦政府作出了 历史积怨 捕获两名南方邦联的外交人员。 让步，释放被捕的南方代表，平息了外交风波。 1862年 英国干涉美国内战 英国民众同情联邦政府，且北方的最终胜利粉碎了英国进 一步介入内战和分裂联邦的企图。 经济纠纷和 1807—08年 英国袭击美国的“切萨皮克”号 英国愿意与美国和解，但美国对英国实施了态度强硬的贸 其他不确定 军舰 易禁运，其结果对美国而言有些得不偿失。 性因素所导 1812—15年 英国的海上限制、强制征用水 英国同意让步时已为时过晚，这导致了美国对英宣战，英 致的冲突 手、美国的贸易封锁 美第二次战争爆发。英国为欧洲的拿破仑战争牵制，试图 尽快结束对美战争，双方签署了《根特和约》。 |
表格1—1资料来源：1.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10卷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349页、第358页；第二卷，第335页、第336页、第340页、第350页，第358页、第360页；第三卷，第265—266页。2.Ritchie Ovendale, Anglo- 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1—5.
以笔者观之，美英冲突的深层动力首先来自于体系层次，即以英国为中心的大洋国际体系（或曰Pax- Britannica）与正在逐步形成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国际体系之间的争斗。从全球历史的视角来看，17、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逐渐壮大是世界政治经济中一项意义深远的权力转移。“海域将欧洲的能量从内陆吸引到西海岸……最后将海军和殖民权势集中于欧洲西岸外的（英伦）海岛。现在从该岛屿出发的权势转移开始了。正如注满喷泉底盘的水溢入下一个底盘那样，权势现在从该岛进一步跨过大洋。”① 美国独立以后，这种业已进行，并且将长时期继续的权势转移，有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目的地，即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18—19世纪的历任美国当权者也大力推动这一趋势，其表现就是著名的对欧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它早期的含义是“华盛顿遗训”中业已提到的：竭力避开欧洲国际纷争的牵累和危险，集中精力于美国的繁荣和扩张。此后到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正式提出时，美国在美洲的扩张已基本完成，所以“孤立主义”又有了新的内容，那就是争取对整个美洲的控制，构建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独立的美洲国际体系，对此欧洲无权干预，而美国也无意卷入当时革命、复辟与国际纷争四起的欧洲。上述内容成为早期美国制定对外政策中不可违背的最高原则，美英关系也不例外。为此，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曾告诫后来的总统门罗：“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它的友谊是值得争取的，但其前提必须是我们建立了美洲体系”。[1](P5) 然而，美洲体系作为正在形成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是建立在英国原有的海洋霸权体系范围之内的，前者极强的独立性、排他性及其范围的不断扩展，势必要与享有全球优势的后者的既得利益发生抵牾。可以看到，在19世纪前60年中，美洲体系苦苦挣扎欲破茧而出，而大洋体系则遏制围堵、软硬兼施，两者频繁的争斗正是两大体系结构性冲突的写照。
其次，英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地缘政治所致。换言之，英美两强在北美的地理空间分布和对立的国家利益追求相互作用，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独立的美国崛起于美洲大陆，作为与之相邻的北美另一强权，英国受到了其直接的冲击，它十分自然地把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视为天然的潜在敌人。而且，英国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理论，及其日后在北美洲和中南美的扩张活动感到不满。更让英国感到愤怒的和无法容忍的是，“在美国连自身的地理疆域都尚未确定之时，它怎么能对英国将来（在美洲）的殖民活动说不”。② 这一点大大助长了它对美国的敌意。而就美国而言，它希望在美洲范围内排斥英国的影响力，这既是为了巩固美国独立后的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美国在美洲扩张势力范围的巨大障碍。遑论客观上英美两国在加拿大以及北美的其他地区有着漫长的存在争议的边界线尚未最终划定；两国又都寻求在整个美洲地缘政治中的排他性优势地位。对于上述国家利益的追求，使得美英之间不可避免地先后在北美、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多次的博弈和角力。
第三，在美英这种恶性关系中，历史的、心理的因素也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应该说英美之间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产物。战后，英美双方的恶感难以很快消除。其结果，一方面，英帝国对失去北美这样一块重要的殖民地备感切肤之痛，对新生的美国充满敌视和不信任，因此从未放弃任何能够促使美国削弱崩溃的“良机”，为此英国不惜招降纳叛，甚至是直接干涉。正如美国外交官亨利·亚当斯所言：“英国人的心理是天生倾向于叛乱的——只要它是外国的叛乱。”[2](P846)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但在当时君主专制国家林立的国际权势体系中仍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国家安全与统一时常受到来自内外的威胁。所以，对于英国，美国更多的是怀有戒备、防范的心态。
而且，还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不信任和恶感反过来也导致了误解，放大了两国间实际利益的矛盾，建构了一种难以缓解的“霍布斯”式政治氛围，③ 导致许多矛盾无法诉诸理性或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如在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前，当时的英国正忙于在欧洲大陆组织反法联盟的战争，主要注意力在欧洲，无暇顾及美洲事务。但美国总统麦迪逊却夸张地警告道，“英国时刻准备着对我们不断增长的繁荣和国家生存给予致命一击”。上述风险当时并不明显，但麦迪逊的表态却恶化了气氛，使得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危机已无可能。对此，一位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曾无奈地感叹道：“除非我们改朝换代，否则，无论如何他们（美国人）都倾向于诉诸战争。……外交让步恐怕难以令他们满意。”[3](P312) 这也表明，英美尚需时日和其他因素的推动，彼此间相互磨合、调整，方能有望改善关系。
最后，其他一些偶发性的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也使得这一时期美英危机不断甚至爆发过短期激烈的战争。如经济上，在一段时间内英国拒绝向美国开放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市场的经济保护主义做法，令后者颇为怨愤；又如，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为了打击法国，强制实行的“航海法令”（强行征用美国和其他中立国的船只及其水手为其服役），几乎导致“美英关系坏到了无以复加地步”。最终，所有冲突和矛盾在1812年达到高潮并触发了英美第二次战争，但其结果却促使双方都意识到，将战争作为解决两国分歧的方法是得不偿失的，这为日后英美关系的转机埋下了伏笔。
二、近代美英冲突的若干特点
这一时期的英美冲突、争斗总体上呈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在时间上，纠纷呈现出连续不断、此起彼伏的态势。英美之间的摩擦通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美国进入北美西北部地区与英国发生冲突，到美国依次取得佛罗里达、得克萨斯、俄勒冈，进入中美洲，再到英国卷入美国内战以及美洲海域捕鱼权之争，南美与阿拉斯加的边界问题这一系列摩擦事件，其间间隔少则一两年，多则七八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势，主要是缘于美国1783—1900年间对外政策的具体目标随着扩张而不断变化，这也使得对某次争端的成功调停并不能带来英美冲突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也无法防止新的危机出现。
其二，英美冲突烈度呈现出有限性。英美虽摩擦频仍，但却并非是逐步升级和无节制的。一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美国的扩张，英国采取了相对克制的遏制政策，尽量避免大规模地诉诸武力，即便是1812年的英美第二次战争，英国也认为它不过是家庭成员的内部争吵罢了，不值得对此大惊小怪。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英国的国家利益是全球性的，美洲在英国的国家大战略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未被给予充分的重视；英国当权者也大多认为不应该为了美洲的某块不知名的地方，让不列颠的子弟流血牺牲；当危机发生时，英国的力量被投入到欧洲、非洲、亚洲等地，无力介入美洲事务；英国在北美面临战略困境：英国很难保卫其北美沿岸漫长的海上贸易线，以及加拿大、加勒比海群岛广大地区，使之免受来自美国的攻击，并且在英国与美国之间爆发的两次战争中，英国都没有取胜，这一历史教训也给英国的政治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国力的相对羸弱使其无力与任何一流的军事强国进行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军事上的相对薄弱使其在对抗英国的过程中常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在客观上也有助于防止美英冲突升级。
实际上，力量分散的不列颠和军事力量薄弱的美国，在北美形成了某种均势局面。因此，当两者发生争执时，往往首先是双方口头上相互恫吓，继而是以战争相威胁，而结局通常却是彼此从边界撤军，同时诉诸外交谈判，在谈判中又往往是英国率先让步促成争端的解决。面对这种不利处境，英国19世纪的外交家斯特拉福德·坎宁曾写道：我们可以用战争手段迫使他们（美国人）暂时屈服从而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利益，但是他们不会长久地接受失败。……尽管美国人在谈判中显得桀骜不驯，但与之针锋相对将会使我们一无所有。……在那些不值得我们竭尽全力保卫的地方（北美），他们总是占据着优势。[4](P206) 第三，国内政治对英美冲突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指出的那样，从19世纪开始，随着代议制在英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逐渐确定，大众政治及其主要反映形式的政党政治、公众舆论，开始影响国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使政党作为体现人民大众的政治目的的唯一有效手段，不可避免的将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构成制约。[5](P147—148) 就美国而言，它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十分炽烈的。
政治家们出于取悦国内广泛存在的反英情绪，以及打击政敌的角度考虑，大多不敢公开鼓吹与英国和解，否则在政治上将无异于自杀。如在1838年美国和英属加拿大的边界争端中，共和党人强烈地支持对英国进行贸易战并诉诸军事手段解决，因为考虑到若不如此，他们就会在即将到来的国内选举中输给当政的联邦党人。甚至到英美关系已大为改善的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还抱怨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政敌们总是攻击我们在充当英国人的奴隶……，这些无耻谰言简直令人无法忍受。”[6](P32) 然而，与此相对的是， 英国的决策者们更多地却是指责本国民众对北美事务持无动于衷的态度，使得他们在试图对美国采取强硬行动时缺乏国内有力的支持。不难看出，国内政治对美英两国关系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结果甚至是截然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美国而言它意味着危机的升级和恶化，而对英国则是缓解与消弭。
三、美英关系的缓和与协调
尽管英美矛盾在近代一度十分激烈，甚至有时因无法调和而导致战争。然而，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两国关系的恶性发展势头得到了遏制和扭转，并开始了历史性的接近。其结果是，到19世纪末，英国启动了为盎格鲁——撒克逊人长久所津津乐道的逐渐向美国“转让”世界霸权的进程。
美英之间的接近始于英国对美外交政策的调整。无疑，就19世纪前期英美关系而言，英国遏制美国大陆扩张的倾向十分明显。然而，19世纪50年代美国成功地得到了俄勒冈、加利福尼亚等地，并成为一个领土横跨两洋的大国，这一重要事态表明英国在北美的遏制政策已经失败，而英国在北美战略上的困境（要保卫加拿大与美国之间3000英里的漫长边界和加勒比地区的海岸贸易线）不但无望改善，反而每况愈下。此外，过多地陷入与美国的纠纷还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英国的精力，使之无力介入欧洲事务，甚至有沦为“二流大国”的危险。④ 面对如此不利处境， 英国的外交决策者不得不权衡利害，有所取舍，考虑要以更加务实的态度来调整对美政策。1856年，当英国首相本杰明·迪士累利提到美国的领土扩展时曾说：“它（美国的扩张）对英国不会造成伤害，恰恰相反，它会削弱、耗尽美国的实力。”[7](P3) 这番讲话的着眼点虽仍在于遏制美国，但其中的火药味和敌意已经大为减弱，并蕴含着对美政策准备改弦更张的意味——由积极干预到静观其变。虽然此后爆发的美国内战一度打断了这种调整，使得英国再次寄希望通过分裂美国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但是北方的胜利使得英国的幻想彻底破灭。至此，英国基本上放弃了遏制美国的企图，并着手以现实主义的精神承认美国在其建构的美洲体系中的优势地位。
另外，这一时期的一些其他事态也有利于美英之间关系的改善。如随着美国在北美的领土扩张不断取得成功，它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吸收和消化新开拓的疆域上，而对兼并英属加拿大的兴趣逐渐减少，虽然有关吞并加拿大的争论在美国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期，但它已经不再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中心议题了，在此基础上英美有关加拿大归属的纠纷逐步得到了解决。又如，英国基于其务实的外交传统和无力改变的北美现状，转而对美国在美洲的扩张持默许甚至是乐见其成的态度。19世纪末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大国，特别是其海军扩展迅猛，到1906年，据权威的《简氏军事年鉴》评估：美国海军的实力已升至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位。[8](P17) 对此，英国虽早有着清醒认识，但也无可奈何。1902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曾就美国海军舰队扩张一事发表评论说：“这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但恐怕美国注定会迎头赶上并超越（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恢复我们之间的均衡”。[4](P208) 最终，英国不得不顺应其在西半球的霸权注定要被美国取代这一无法避免的趋势，退而求其次地同意在美洲市场保持对英国企业和资本开放的前提下向美国转让对拉丁美洲的控制权。
19世纪末，英国开始了从美洲战略撤退的进程，美英关系也因此不断升温。自1896年起，英国认定那种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列强竞争模式不适用于英美关系，在国际政治的争斗中美国和英国的利益应该是互补性的。1899年，英美关于委内瑞拉边界的争端和平解决，英国作出重大让步，官方正式承认了门罗主义，即承认美国是美洲的主人。这是美英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从此，“合作与互利愈来愈成为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关系特征”。[9](P250) 1901年，英美签署了第二个《海——庞塞福特条约》，英国同意美国可自由地建造、控制和守卫拟建中的中美地峡运河；1904年英国宣布“鉴于美英关系的现状和避免对资源的无谓浪费，英国已无必要在美洲保有海军舰只”，[10](P26) 并从西印度和加拿大撤走了所有的剩余军事力量，这意味着英国在战略上放弃了西半球，美国在美洲的优势地位从而得以正式确立，与此同时英国还表示愿意坐下来同美国谈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之后不久，英美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边界划分以及北大西洋捕鱼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909年，英帝国国防委员会声称：在大西洋西岸海上战略据点的防务预案中，来自美国的攻击将不被列入考虑的范围之内。作为对英国善意的回报，美国当权者也多次公开声明美国与英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1905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不必为两个伟大的英语国家民族间的竞争梦魇所困扰，我从未考虑将英国作为战争对象，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另一位美国政治家理查德·奥尔尼甚至断言：建立在共同的血缘、语言、思想、文学、制度和理想基础上的美英紧密共同体将会避免彼此间任何有可能的争端并团结一致、共同对敌。[7](P4) 此后美国协调与英国的关系，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采取共同立场，而英国也逐渐承认了美国的新兴大国地位。1914年4月， 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作为内阁成员史无前例地对美国进行了官方访问。总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两个主要的英语国家彼此相互迁就融合，几乎达到了亲密无间的地步。对于如此重大的转变，甚至连一些美国政治家也感到吃惊，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亨利·亚当斯就曾写道：看到我们民族感情的突然变化，我无比惊奇。直到1898年为止英国一直是我们最讨厌的国家。如今……我们似乎把它看成了我们的财产。[11](P474)
从以上英美接近的进程不难看出，对美洲空间的争夺成为纵贯19世纪美英冲突的主要线索，它表现为对领土占有和对势力范围的控制。然而究其实质是地位之争，即由谁来取得在北美的霸权。一旦地位的座次得以确定，领土纠纷虽有时还会困扰着英美两国，但已经远不具有以往的风险性，并且这种不导致颠覆美洲区域国际秩序和等级制度的领土冲突，相对要容易解决得多。
四、关于英美和解原因的几点思考
如前所述，近代英美由敌对到和解经历了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其影响可谓重大，因而对这一历史巨变进程的动因进行系统探讨是有必要的，其结果也颇为耐人寻味。
首先，我们应该确定经济关系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英美和解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观点认为，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前提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步，人类交往的增多，使得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大为强化，由此产生的各国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大大增强。据信这种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将会大大提高国家间进行冲突和战争的成本，因此使得各国领导人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考虑而不愿意轻易诉诸武力。简言之，经济上相互依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战争、维护和平，至少可以防止冲突的升级。然而至少就19世纪的美英关系而言，该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缺陷。
表格1—2 英对美进出口贸易量表
年度 英国出口到美国的金额(单 占英国总出口额的比例(单 英国从美国进口的金额(单 占英国总进口的比例(单 位：百万单位) 位：%) 位：百万美元) 位：%) 1830 6.1 16.1 -- -- 1860 22 16.2 45 21.3 1890 32 12.1 97 23.0 1910 31 7.2 118 17.4 |
表格 1—3 美对英进出口贸易量表
年度 美国出口到英国的金额(单 占美国总出口额的比例(单 美国从英国进口的金额(单 占美国总进口的比例(单 位：百万美元) 位：%) 位：百万美元) 位：%) 1830 2.6 35.6 24 34.3 1860 169 49.4 138 38.3 1890 448 50.2 186 23.0 1900 534 36.8 160 18.1 1910 506 28.1 271 17.0 |
表1—2、1—3资料来源：Selected Anglo－American Trade Data, 转引自W·R·Thompson: Great Power Rivalrie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9, P210.
如上表所示，巨额的双边贸易量表明，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英美彼此是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经济依赖关系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双边贸易量的绝对数字虽然随年代越近而不断增长，但其占各自对外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却呈现出波动不定、总体递减的趋势。确切地说，美国内战前后的十年，英美对彼此的经济依赖达到了高峰，而此后这种依赖关系逐步弱化，到20世纪之初双方各自对于对方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还不如1830年。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早期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在经济上依然对后者保持着较强的依赖性，美国向英国提供农产品和原料换取英国的工业制成品，两国经济分工明确、互补性强。这一经济格局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时期。然而，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通过工业化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工业国家，工业成品出口量大幅度增加，它与英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大为降低，在国际市场上两国更多的是竞争关系；此外印度于19世纪中后期取代了美国成为英国主要的工业原料和农产品的来源地，也是一个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
但无论如何，很难从以上事实得出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加紧密，并由此导致了政治上的接近与和解。恰恰相反，内战前后英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是非常高的，但这一时期却是美英矛盾、摩擦的高峰期。可以断言，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美英政治关系的影响至少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必然存在着其他的原因，使得美英能够忽略双边经济中的不和谐因素达成和解。
其次，在排除了经济因素后，笔者以为英美和解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来自体系层次，即它是大国实力此消彼长所导致的国际格局巨变的产物，确切地说是这种国际形势变更所带来的威胁是如此巨大，以致于英美愿意缓和一些相对次要的矛盾，从而换取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统一立场，共同应对可能的大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变，当时德国在欧洲迅速崛起，并全力以赴地准备“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与殖民大国英国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况且，更让英国恼怒不已的是德国以准备海上大决战的架势掀起的造舰狂潮，不仅在事实上有力地冲击了英国的海上优势，而且由于英国人把这一优势崇奉为世界权力、本土安全和财富的根本保障而强烈地刺激了他们的神经。这些同英德间经济、技术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迅速变更所带来的严重不安一起，终于造成了对德国的广泛恐惧，而且可以说是历史上一般霸权国家对急剧崛起的新兴强国的常有的那种过分的恐惧。实际上，自从1890年以后，英国政府上下逐渐达成了两大共识：其一，德国的实力膨胀不仅威胁到了英国的世界地位，而且势将危及英国的本土安全，因而必须遏制；其二，因此需要尽可能集中英国本身的力量，同时与德国的其他对手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对决策起到了重要作用。英国的政治家们一贯推崇追求实际效果，而不局限于某一种特定的规则和范式，反映到对外政策上，正如英国政治家寇松所言：“（英国）关于世界任何部分，都不存在任何固定的政策原则。”[12](P294) 外交政策是否恰当， 关键要看政策的效能如何，只有能全面地反映自己国家利益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无疑，在19世纪末强国林立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英帝国曾长期引以为荣的“光辉孤立”政策回旋的余地日益减少，越来越捉襟见肘，因而由孤立走向结盟已是大势所趋。英美的和解与接近就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如前文所述，世纪之交的美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力量和日渐增长的军事实力，特别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大国地位的增强，其兴起已势不可挡。英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同时英国也看到，当时美国扩张相对较为平和，且主要局限于西半球，尚未危及英国的核心利益——海上霸权和欧洲均势。而且，从长时段来看，美国的崛起是一个长达100多年的历史过程，在此进程中英美历经多次博弈和调适， 双方对彼此的战略意图、行为方式都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互信逐渐增强，英国趋于逐步接受美国崛起这一既定事实，而英美之间的博弈亦极有可能从冲突博弈演变为合作博弈。⑤ 总体说来，就英国而言，19世纪末的美国更多的是一个可以争取的潜在伙伴而非敌手。而就德国来看，上述有利条件都不存在，“德国崛起太晚、太快、易受损伤，咄咄逼人。其余世界的反应是粉碎这暴发户”。⑥
出于以上因素，英国在世纪之交面对德国的巨大挑战，进行战略调整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对美国寄予厚望，它认为美国即便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应帮英国分担一部分责任。亨利·亚当斯曾就此评论道“德国作为灰色恐怖忽然出现吓得英国人投入了美国的怀抱”。[13](P21)
事实上，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德国的激烈竞争也使之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心腹大患。如当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所描述的，“德国想夺取菲律宾、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他们想插手我们的市场，并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市场。”[14] (P230) 德国还甚至觊觎美国视为禁脔的美洲地盘，如1896年， 德国几次想控制维尔京群岛，1899年和1900年德国又想将中美洲地峡的库拉锁岛和加拉帕戈斯群岛占为己有。对美国的门罗主义原则德国也采取了极度蔑视的态度。威廉二世就认为门罗主义已被埋葬，并叫嚣“凡为建设我海军应做之事，均应进行，即使为此开罪美国佬也在所不惜”。到1901年，德国在加勒比海和南大西洋建立了永久的海军舰队，给美国造成了直接威胁。以西奥多·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如果英国在与德国的争夺中失败，“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在五年内与欧洲大陆的某个大国（德国）之间有一场战争，除非我们甘心在南美洲放弃门罗主义。”[13](P180) 他们担心“如果德国在欧洲压倒英国并建立它所希望的优势地位，它肯定会在美洲插上一手。”因此，罗斯福认为美国应该帮助英国维持在欧洲的均势。如果英国不能，“美国就不得不插手重建欧洲的均势”。[14](P231) 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它必须如此。 在此情势下英美关系的大幅度调整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为了表现出和解与善意，英国在20世纪初期多次在英美外交纠纷中主动向美国让步，英国殖民地大臣约瑟夫·张伯伦也曾公开表态：英国对美洲大陆的每一寸土地皆无觊觎之心，并寄希望有一天美英两国能够团结起来致力于保卫人道和正义的共同事业。[15](P77) 对此，美国心领神会、投桃报李，在布尔战争期间，在欧洲处于极端孤立的英国却在纽约市场筹得大量军费，同时美国还向英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
第三，除了应对共同外部威胁的现实需要外，我们也必须承认英美两国在血缘、文化价值上的相似性以及对民主的认同也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催化剂。
从历史上看，英国和美国存在血缘上的联系，最早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英国人成为了北美的第一批外来移民。此后，随着移民的不断增加，北美地区形成了一个以英语为基础、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背景的美利坚民族国家，英国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在北美居于主导地位。美国国民在精神上大多皈依以希腊、罗马文化和新教教义为基础的欧洲文化，在政治、法律和风俗习惯上基本延用英国的做法。同时，美国人也承袭了盎格鲁——撒克逊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经验的、实证的思维习惯和风格。对此，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曾评价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英国和美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因此英美的外交家、军人和政治家相互间可以非常自如地进行交流，这无疑有助于双方在许多场合下进行密切合作。而英国的政治家约瑟夫·张伯伦也曾明确表示：他认为美国人就是英国人的血亲亲戚。[8](P2—3)
虽然存在着上述语言、文化、血缘上的相同、共通之处，但英美两国在很长的时间内彼此却毫无认同可言。一方面，脱离了旧世界的美国在思想价值观上仍与英国有着较大的差异甚至是冲突。这主要表现为建国初期的美国在政治思想上笃信共和主义并有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强烈倾向，而英国却是君主制政体的头号殖民帝国。在美国人看来，英国是旧世界和旧势力的代表，是束缚新生力量的枷锁，是美国的压迫者和仇敌，“美国人民对英王政府无一丝好感可言，有的只是深深的仇恨”。[16](P102) 另一方面，对大多数英国人而言，美国是一个遥远蛮荒之地的政治异类，国际地位无足轻重，不值得给予丝毫的重视。此外，在国际观上美英也有较大的差异。美国认为自己是一个宽厚的防御型国家，不具有侵略性，也不喜欢干预别国的内部事务，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对英国以及旧大陆而言，美国人在国家道德上有着普遍的优越感。而英国，如基辛格所言，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17](P549) 无疑，上述的价值观差异、对立是不利于英美和好的。
然而，19世纪中后期两国的现代化使得两国的价值观差异不断减小了。就英国而言，在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处于相对衰落地位，其经济实力先后为美国和德国所赶超。在事实和数据面前，注重实效的英国人不得不承认并服膺于美国工业化的经济成果。1905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布赖斯曾写道：美国快速增长的财富使到过美洲的欧洲人无不备感震惊，因为与之相比欧洲的反差太大了。在美国，似乎每一个阶层都比他们旧世界的同类们要富裕得多。[15](P67) 在钦慕美国经济成就的同时，英国人对美国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们转而倾向于认为：美国的成功正是受益于英国的文化、制度、务实精神和方法，同时又能把上述因素中不利于发展的内容加以剔除的结果。由是，美国的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英国的成就，而长久以来英国人心理上的优越感与当下美国的繁荣在此达到了“完美的统一”，而英国实际国力的羸弱反而成为了可以被忽略的因素。无论如何，成为工业巨人的美国让焦虑的英国人备感欣慰：至少新崛起的世界强国中的一个是友善的英语国家，与充满敌意，容易冲动的德国和日本不同，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可靠并能与英国合作共同维护文明行为标准的国家。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英国国内政治变化也影响了英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作为工业化后果在政治上的体现，英国国内兴起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宪章运动，在此过程中，一些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思想家们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推崇备至，纷纷主张加以效仿。哲学家杰瑞米·边沁就指出：由于没有贵族、君主制这些渣滓，美国成为了一个到处充满民主、秩序、和平、繁荣和安全的国度。政治家威廉·格莱斯顿也高度评价美国的普选代议制政治制度，认为它是现代国家的力量所在。[16](P128) 而著名的宪章运动，其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将美国的宪政原则和制度运用于英国，以确保法律服务于多数人的福祉而不是少数人的利益。这些对美国式民主的溢美之词无疑对英国社会大众产生了广泛影响，它导致自由党几度上台执政，并先后进行了三次议会改革，建立了基于成年男子普选权的代议制议会民主政体。到19世纪末，英国基本形成了类似美国式的开放的民主政治体系。与此相伴随，美国在英国国民心目中地位的提高也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相比之下，就美国而言，情况要简单得多。随着它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美国开始放弃原有的反殖立场，倾向于接受英国式的帝国主义理念。1895年，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曾公开宣称：“今天，美国在本大陆实际上拥有最高权力，对其干预范围之内的臣民来说，它的命令就是法律”。[18] 这番被称为“20 英寸口径大炮”的讲话无疑正是世纪之交美国帝国主义情绪的写照。这也表明在推行国家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上，英美已具有了同质性。
最后，19世纪泛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特殊表现形式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在英美的泛滥，也对英美之间的相互认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理论认为英国人与美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亲缘关系，而且作为同一种族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先天优于其他民族，他们也因此注定要主宰世界。英美领导人如阿瑟·贝尔福、约瑟夫·张伯伦、西奥多·罗斯福、海约翰、理查德·奥尔尼等人在处理内外事务中无不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社会精英阶层，他们逐步转变了原有敌视英国的立场，转而支持和鼓吹英美和解、共治世界。如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西奥多·罗斯福所言：英语国家在过去300 年里在世界荒芜之地的扩展是世界历史中最为深远和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英国是美国的天然盟友。两国合作将确保20世纪成为英语言国家的世纪。[11](P328,473) 另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信徒，美国著名的钢铁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也表示：我是一个种族爱国主义者，我希望整个英语民族结合在一起。[18](P10) 他们的言论在世纪之交的美国是颇具代表性的。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关系改善的风向标，19世纪后期英美民间友好往来和通婚的大幅度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增强双边互信和认同的广泛度。
综上，英美和解为两者长达百余年的战略对峙画上了句号，这一结局也验证了托克维尔的预言：你不能与未来作战，因为时间将在它们一边。毋庸置疑，在此进程中共同的战略利益无疑是英美关系改善的前提，共同的文化、亲缘关系和价值认同是两国合作的纽带。前者决定了英美关系总的发展趋势，而后者在前者的激发下对英美的接近与合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公允地说，英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质性还有助于双方看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并及时地化解矛盾和冲突。这也是日后英美联盟能够长期存在并维持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终，始于19世纪后期的英美接近、协调导致了一战中英美联盟的建立。就深远影响来看，它还使美国更多地开始卷入欧洲事务和世界事务，并促成了20世纪国际关系中另一项重大事态的出现—美国世界霸权（Pax- Americanna）的逐步确立。
收稿日期：2006—02—08
注释：
①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P118，转引自时殷弘：《二十世纪回顾——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② 坎宁语，参见Robin Renwick, Fighting with Allies: American and Britain in Peace and War,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6.
③ 在霍布斯式的政治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的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国际关系。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④ 19世纪中后期英国对欧洲局势巨变未能及时作出反应，结果使得英国成为迪士累利所形容的“二流大国”。1869年，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谈及原因时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与美国的不友善关系使我们在欧洲的行动无能为力”。参见约翰·劳尔：《英国与英国外交》，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⑤ 国际关系中有关博弈论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一次性博弈中，博弈双方很难进行合作，因为总是作弊或欺骗对方的一方受益，但是当博弈者进行多次博弈后，双方往往会学会合作，因为博弈双方长期合作的收益会远远超过通过作弊得到的好处。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历史和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版，第26页。
⑥ David Calleo, The German Problem Reconsidered, Cambridge 1978, P5—6，转引自时殷弘：《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3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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