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一位开拓者
——齐世荣教授学术成就评介
张宏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6年5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5
张宏毅（1936—），男，汉族，江苏丹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6）05—0001—012
今年是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又注意对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的追踪和把握；既注重对历史的宏观概括，又不放过对重要史料的细心考证。对年轻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一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约六十年治学、从教的经历中，先生为推动我国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绩斐然。在此，借庆祝先生华诞之机，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以供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从中获得有益的教益和启迪。
一、走向成熟的历程
齐世荣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很小的时候来到北京。他成长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祖国处在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先生当时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而由北京冒险到了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重庆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的学校，从而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先生在燕京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先生。这些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各有专精的研究，又有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共同特点。这些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加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一贯强调中西贯通的学风，给齐先生以很深的影响，也是他以后在教学和科研中时刻用以自勉的。
如果说，齐先生在学习阶段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那么，在进入工作阶段之后，他又进一步拓展了业务领域，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见识力，从而使他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日益成熟。
先生的教学生涯是从中学开始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教高三年级的世界史和政治课，不久担任教务主任并于195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使他切实地接触到普通中学的教学实际，并在广阔范围内学习和钻研世界史问题。和今天有些青年轻视中学教学不同，先生十分珍视并怀念这段时光。事实上，中外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曾有过中学教学的可贵经历，并以能直接面向青少年学生而感到自豪。
1954年，齐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干就是50多年。这期间，先生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史学方法几门课程的教学，同时在整个世界史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并做出新的贡献。
从1954年至今50多年时间，齐先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54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一阶段。齐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教学效果一直很好，深受学生欢迎，听过他讲课的老学生至今犹称道不已。齐先生一面教学，一面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是“双肩挑”的干部。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他基本做到了“两不误”，甚至抓紧时间学会了俄语，在1958年—1959年翻译了《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书。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作为值得称道，但在当时却属于走“白专道路”的性质。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高等学校也是一派热火朝天。齐先生在历史系总支书记的岗位上，坚决抵制了只讲去工厂农村劳动、不要课堂教学的错误倾向，对成天忙于“人人做诗”、“大搞卫生”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的运动表示强烈不满，结果作为学校反对大跃进的重点人物而遭到批判。这一方面说明先生际遇坎坷，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见识的敏锐以及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工作者光明磊落的态度。1959年受处分以后，齐先生并未意志消沉，仍与戚国淦教授等5人合译了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实属难能可贵。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齐先生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30年，是先生焕发学术青春的30年，是大展宏图的30年。先生的见识和才华在这可贵的30年里得到充分发挥，他对世界史学科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
1978年，我国即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先生此时从讲师直升为正教授，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不久，先生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工作，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任命为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从而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和教育理念实际应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不过，即使在百忙之中，先生仍抓紧时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除了招收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在我印象之中，先生最初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原始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编撰上，经过多年努力，从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二册。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汇编，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先生如此注重史料，与他的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一再强调要有严谨的学风，必须既掌握理论，又占有史料，二者的结合才能有真正的研究。我们看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理论的钻研和对史料、特别是新材料的搜寻是如此的执著，实在是他在最近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先后担任了若干社会兼职，除前面提到的系主任、校长等行政职务，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先生运用自己的学识，也利用他担任的各种职务，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尽职尽力地工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为开拓者和带头人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唯物史观，求实而辩证地对待历史问题
齐世荣先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没有理论修养是不行的，治史者必须首先打好这个重要的基础。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会写出真正有创见的文章。他指出，现在有些青年对理论重视不够，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帮”歪曲历史，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糟蹋了，名声弄坏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错误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才是最新最好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问能超过它。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指出，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见识的史学家也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的。他举例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1](p.27) 美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也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2](pp.14—15)
齐先生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1）《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的纲领性文件；（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精辟的论述；（3）《反杜林论》；（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后两本， 恩格斯曾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对于攻读世界现代史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齐先生要求他们再精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便学习经典作家是如何撰写现代史的。
齐先生不仅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创立的学说，同时强调重视对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观点的研究。他曾提到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卢森堡与列宁发生过几次分歧与争执，但总的说来，列宁认为卢森堡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然而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卢森堡的评价发生了突变，这是因为卢森堡一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化，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主张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实际上是对30年代苏联出现的对斯大林“造神运动”的否定。齐先生指出：“苏联解体后，我们总结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回过头来再看卢森堡的理论学说，对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p.432—433)
齐先生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发展的学说，并主张参与这种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它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样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今后仍然需要继续发展，这不仅是政治家的事，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都有责任参加这项伟大的工作。”[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434) 与此同时，他批驳了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说：“今天有些青年好骛新奇，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就以为旧学说、旧理论一文不值，可以抛弃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已经过时了。这种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厌旧’是十分错误的。”[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
齐先生认为，应当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原理，认为“纠正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偏颇，并不等于说政治史就不重要”；“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研究”[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他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10月一封信中的精彩表述：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4](第4卷，pp.704—705) 他又着重强调研究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是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比政治的影响还要持久得多。某些政治条约举世瞩目，当时看起来似乎作用很大，但不久便‘灰飞烟灭’了”。例如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英国首相张伯伦吹嘘它将带来一代人的和平，但是转过年来的3月15日便被希特勒撕毁了。“因此，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相当困难，意识形态不像政治、经济事实那样具体，它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确实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更难用量化的材料来说明。这就要求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3](“〈20世纪文化〉序”，pp.448—449) 总之，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时应当把经济、社会因素同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否则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齐先生自己在研究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时，既注意政治因素，也把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因素一并予以考察；在研究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时，既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更着眼于苏联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齐先生在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性时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十分娴熟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张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例如，他一方面谈到“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紧接着就指出，中国“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指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包含有“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的卓越见识”；同时还指出，在班固所著《汉书》和杜佑所著《通典》中同样包含着重要的经济思想[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p.452—453)。
齐先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重视历史材料的扎实可靠。历史无法再现，只能通过史料来研究，因此必须从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分析着手。在中国研究外国史，搜集材料有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那时外文资料还很缺乏，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先生所写的几篇有关国际关系史的论文也有材料丰富的优点。当时齐先生遍寻北京各大图书馆，搜集有关资料，仍感不足时就想方设法托人在国外复印。有了丰富的材料，还需作进一步的鉴别、归纳、分析等工作，为此考据是治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有感于解放后几十年来时而重理论、轻考据，时而重考据、轻理论，特别是“文革”后一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时有“硬伤”的缺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理论与考据的关系[3](“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pp.377—393)。他以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身居南北两地，考杨妃入道之年同一问题，得出同一正确结论为例，说明如果方法正确，运用得当，考据是有科学性的。齐先生说，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把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扎实、准确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马克思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5](p.165)
三、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在齐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他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科中一个年轻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看，解放前各大学极少有人研究世界现代史，也很少有人开这门课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高校先后设立了世界现代史课程。齐先生从50年代至今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主编了若干套有影响的通史、教材和资料文献集，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此同时，在现代国际关系史领域也作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限于篇幅，此处着重介绍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世界现代史学科的特征和重大意义作深入探讨
首先，明确界定了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于这一点达成共识较早。但20世纪世界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吴于廑教授1984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个看法对世界现代史研究很有启发性。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世界现代史的特点，指出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他在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的“前言”中指出：“世界历史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20世纪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6](上卷，p.1)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编写世界通史（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是不可能的，《新编剑桥近代史》的主编克拉克就曾说过，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这套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的主编莫瓦特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① 针对此点，齐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得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7] 齐先生的论述得到许多世界现代史同行的赞同，一批综合性的世界现代史著作、教材在我国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力求使20世纪发生的纷纭复杂的各种事件统一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之中，在揭示世界现代历史本质运动上做了进一步有益的探索。
其次，高度评价了世界现代史的社会功能。齐先生认为，研究世界现代史有重大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闭关自守，都必须了解世界，既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特别是距今最近的20世纪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面向世界的中国，在同外国交往时，在向外国借鉴时，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为中用”。例如，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状，还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现代化的全部历史，研究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必要研究当年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不能因为今天苏联解体了，就说它没有成功的地方。当然，它的解体，说明有很大的失误。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现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现代史，可以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钥匙。马克思有段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第2卷，p.23)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齐先生指出，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如果通过现在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贯穿古今的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从原始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毕竟是在前进的，虽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看来似乎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历史，就可以提高人们的觉悟程度，增强人们对世界前景的信心。”[3](“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p.340)
第三，辩证地分析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齐先生认为，研究现代史，包括世界现代史，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也有有利条件，看不到有利条件也是不对的。他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研究世界现代史，有一生看不完的大量史料，这既是有利条件，也是不利条件。过去人们总以为研究现代史看不到原始资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今天有档案可以利用。许多国家的档案保密期限都趋向于缩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国的档案30年后就解密。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文件汇编以及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总之，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学家望而生畏的地步。仅同盟国在1945年掳获的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档案就有400吨之重！面对如此丰富的史料，史学家即使选择一个范围相当狭窄的题目，要把有关这个题目的史料看完也是办不到的。这不像研究古代史，在材料上可以做到“竭泽而渔”。那么出路何在呢？关键在于史学家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具有从史料库中选择最有价值部分的能力。
其二，由于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或个人的荣辱利害，难以做到公正客观。这是撰写现代史的不利条件。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优势。现代史作者对时代精神、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体会，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写出的东西可能更符合历史真相。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的现代史。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任军事参谋，写了《奇怪的失败》一书，至今被认为是对法国的失败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国的《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其中一部分写的也是当时的现代史。
其三，现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变，尚未结束，或结束不久，史家距论述的时代太近，因而对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义都难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恩格斯特别指出，现代史学家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的种种变化不可能在当时就得到充分的材料，从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恩格斯又说：“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他以马克思所著《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说明由于马克思运用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法国历史，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4](第4卷，pp.506—507)。齐先生引用恩格斯关于现代史的精辟论述，目的在于希望研究现代史的人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并掌握大量史料，这样就能克服困难，不因有不利条件而缩手缩脚。先生认为，其实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写出接近客观实际的历史著作。
（二）有关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是齐先生的一个研究重点。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此前没有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内容比传统的外交史更为广泛；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而且异常复杂；要提高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关键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齐先生在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贡献集中反映在对绥靖政策及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上。
1.关于绥靖政策的研究
齐先生写过一系列关于绥靖政策的论文，如《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意埃战争与英国的“双重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等， 这些论文根据大量史料，针对西方学者中流行的种种错误论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体而又深刻。
齐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论述绥靖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害怕对德战争引起本国革命”并“为苏联所利用”，而且“把纳粹德国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击对象，反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日益没落的英、法资产阶级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复兴，以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然不肯加大财政拨款，加速扩充军备。在军事方面，英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认定自己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又不愿团结法、美和中小国家，因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企图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法国则盲目相信并信赖马奇诺防线，错误地以为藉此可以自保求和。
齐先生揭示了绥靖政策的实质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走向衰落的英国和法国，在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时，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然而，“绥靖外交推行得越彻底，欧洲的局势就越遭到破坏，英、法的战略地位也就越加恶化”。当英、法“把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一牺牲给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危险地点的‘局部化’似乎成功了”的时候，“世界大战在总体上却更加迫近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但战前英、法推行的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无疑也是促成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齐先生的论文有很强的论战性。例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不干涉”政策是法国主动提出的，另一派则认为它的真正策源地是伦敦。齐先生分析了英法外交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大量史料，得出结论：“就实质而论，英、法两国是这一政策的共同创始者。”又如西方学者大多数认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结束了绥靖外交。齐先生从“应付国内的压力”、“防止德国的西进”、“勾结德国的新策略”几个方面，说明英国在宣布保证波兰独立以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未给波兰以实际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兰对德国做出让步，因此“结束绥靖政策”一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为破产的绥靖政策所作的无力辩护而已。
齐先生还研究了一些中外学者研究较少的问题，如意埃战争中英国推行的“双重政策”等②。
齐先生对绥靖政策所作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视。在朱庭光、陈之骅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把齐先生上述一系列论文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二战前史的一项主要成果予以评价。
2.从国际范围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阐明其重大历史意义。
齐先生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是外国史学家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因此中国史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阐明历史真相。他在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长篇论文中，充分利用战后出版的中、日、英、美、苏等国的文献资料和各国最新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地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以世界全局的眼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幅画面中进行全过程的考察，并将抗日战争史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日；1939年9月1日—1941年12月7 日；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逐一进行深入分析， 论证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他运用宏观与微观、世界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揭示了中国战场与二战中逐步形成的几大战场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以下几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从而能集中力量打击纳粹德国；推迟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形成，从而减轻英、法在远东受到的军事压力，并使日本未能在军事上给德国以实际援助；推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英、美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并争取到更多的备战时间；在中国战场上牵制日本百万大军，使日本不能全力进行太平洋战争。这些例证及其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法西斯集团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篇论文获得了参加大会各国学者的重视与好评。日本茨城大学伊集院立教授在日本《历史学研究》1986年第6 期上撰文评论道：“这个报告是把中国历史中的抗日战争放到世界史中而作的分析。它把中国人民对于欧洲、东亚及美洲大陆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所做的贡献及所占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这一分析，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池田诚在《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中对齐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介绍，认为这是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齐先生又进一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987年在日本京都、东京两地举行的“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上，齐先生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7—1945）》的论文，这篇文章受到与会日本学者的赞赏。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评论说：“该报告对美、英等国以及苏联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精确的分析，明确了中国抗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把抗日战争看作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关于苏联史的研究
齐先生对苏联史有深入的研究。1980年他发表了《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一文，观点鲜明地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非有暴力不可”的论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论点却被许多人忽视了。齐先生详细阐明列宁的论断：“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8](第4卷，pp.9—10) 并且进一步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精辟论述，对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那些革命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特殊困难，因而更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不断完善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20多年前“文革”结束才三四年的时候，许多人还习惯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同暴力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候齐先生敢于提出上述见解，是需要相当胆识的。
苏联解体后，在西方和俄罗斯内部有一批人开始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针对这些谬论，齐先生发表了《论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一文，深刻说明十月革命不是“早产”，十月革命也没有失败，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其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齐先生还撰写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等文章，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
齐先生在苏联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由他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特别是由他撰写的第七章“苏联的建立、兴盛和解体”中。在这里，他结合苏联史实，特别强调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苏联历史，既要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成就，又要记取问题和教训。关于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他作了深入的分析，具体总结了5点，即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不断改革，才能继续发展；3 ）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为此要对外开放；4）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5）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9](pp.363—372)。
（四）关于整个20世纪史的研究
齐先生与廖学盛同志共同主编了《20世纪的历史剧变》（以下简称《巨变》）一书，该书集近20位专家之力，费时8年始告完成。 《巨变》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作为首批优秀成果10本书中的一本于2005年出版。 《巨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百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线索，分为“20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百年来国际关系的演变”等4个部分， 对20世纪历史变化作了全景式的系统研究。鉴定专家认为，该书资料丰富、论述全面、见解深刻，是多学科交叉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第一部对20世纪人类历史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为推进世界通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齐先生治学范围宽广，在世界通史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在对世界史这门学问的认识上，齐先生提出不少具有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史之成为古老的历史学中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的分支学科，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于是开始认真思考撰写世界史，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只局限于国别史、区域史和专题史。但是，世界通史或者叫全球通史这门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就世界范围看，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受专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他们认为世界通史的内容“太空泛”，难以把握，不成其为一门学问；挑一个国别史，或者在国别史里再挑一段，或挑若干专题进行研究，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高、精、尖”。齐先生指出，其实有些人心里怕的是：由于世界通史范围太广，必须大量利用别人研究的成果，写出来的东西难免“硬伤”累累，受专家讥笑。因此，正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于害怕做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只是积累起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
关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前景，特别是中国学者能否与西方学者争胜的问题，齐先生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看法。他多次强调，中国人搞外国史，要有点志气，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材料掌握不如对方多，很难达到高水平的看法，指出“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重要。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国人一样多，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材料主要根据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齐先生还以外国人的中国史著作为例，说他们掌握的中国史史料能与中国学者一般多的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一些高水平的著作，其中某些见解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齐先生还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本国人研究本国史，“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点。‘旁观者清’恰恰是外国学者特具的优点。”[3](“后记”，p.482) 齐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1982年他赴美讲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作了两次学术报告：“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和“论1939年3 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讲的是西方学者熟悉的题目而不是中国史，但是齐先生掌握了与所讲问题有关的大量史料并且熟习西方学者的有关著作，更确信运用唯物史观能阐明历史真相，知己知彼，故而敢与西方学者争鸣。齐先生的老师周一良教授听说后十分高兴，特为此来信鼓励，赞赏他的学生“堂而皇之，正经八百地对外国人讲世界史问题，亮出我们的观点与水平”，是“为国争光，可喜可贺”。
齐先生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即中国的世界史学家必须对本国史有相当的了解，其理由之一是通过中西历史对比，才能看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从而对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理由之二是中国史学有悠久传统，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继承，切不可“数典忘祖”；理由之三是作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重要目的之一是“洋为中用”，从外国历史中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营养，而不懂得中国史就起不了这种作用。齐先生经常提醒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不要仅仅钻研自己研究的那段外国历史，不要过分强调没有时间看中国史的书，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否则就难以达到第一流水平。齐先生本人对中国历史是相当熟悉的，这在他的文章和讲课中都有明显的反映。他讲《史学方法》课，系领导规定全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要听；因授课内容所举例证包括古今中外，故研究中国史的学生听后也感到很有收获。
（二）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六卷本《世界史》。20世纪60年代，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主编出版了4卷本《世界通史》。80年代， 鉴于这套书的内容亟须更新，国家教委遂请吴先生和齐先生合作，主编一套新的6卷本《世界史》。 这套书的编撰体系是吴先生生前定下来的，吴先生去世后，齐先生具体负责完成了各卷编写工作。
6卷本《世界史》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更多地体现了撰写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这部通史具有以下特点：1）在分期上，没有把上古、 中古分作两个阶段，而是统一为古代部分。古代上下两卷的分界，大致为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只是有些地方）则伴以社会形态更迭——奴隶社会终结和封建社会开始。近代以1500年为上限，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新航路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引起遍及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重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10](p.784) 现代则以20世纪初为起点，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十月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2）反映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史观点。例如过去苏联学者都以巴黎公社作为划分世界近代史两个阶段的标识，《世界史》则不再沿用这种划分办法。又如过去苏联学者一贯谴责法国热月政变，《世界史》则运用相关史料，说明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再如关于纳粹党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过去苏联与东德学者一致强调纳粹党是德国大资产阶级豢养起来的，而西方学者则否认纳粹党受到过大资产阶级的扶植。《世界史》全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纳粹党经过十几年经营，到上台前已得到广大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城乡小资产阶级支持，从而在1932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年代德国统治阶级对它还不重视，但进入30年代后，由于纳粹党是唯一能够对抗共产党、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得到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认可，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取得政权。3）在体例上， 包括了中国史部分。把中国史放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其地位和作用，可以体现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的汇编。当然，《世界史》中的中国部分，其具体写法与专门的中国史有所不同。4）在时间跨度上包括现、当代史，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文革”前很有影响的4卷本《世界通史》，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包括现代部分。 《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区，敢写世界现、当代史，开学界研究之新风。今天大家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很少有顾忌了。5）在内容上加强或增添了文化、 科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古代部分有专节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拜占庭文化；近代部分有专节介绍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专门有一节介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社会财富分配、服饰、饮食、卫生与健康、人口、家庭、教育、高层文化、低层文化娱乐等。
由于具有上述诸多创新与成就，6 卷本《世界史》已被许多高等学校采用作为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1995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三）为普及世界史做了大量工作。齐先生认为，普及与提高应当并举，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没有普及作基础，得不到社会的公认，只在几百个人的小圈子中打转转，文章再好，学科也没有生命力，久而久之，也就自行消亡了。”[3](“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6—417) 他还指出，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需要“深出浅出”，内容是深刻的，形式要通俗易懂。写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是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办到的，亦非人人可办，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浅出之。为实践自己的主张，齐先生与马克垚等同志共同编写了《人类文明的演进》[11]；与朱龙华、刘宗绪同志合写了《世界近现代史干部读本（1500—1945）》[12]。此外，齐先生还主编了20卷本《精粹世界史》③ 和《强国兴衰史丛书》[13]，这些书均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对普及世界史起到了良好作用。
五、辛勤耕耘的历史教育家
齐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历史教育家。他在深入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历史教育工作。他所总结的许多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后历史教学的普及与提高，对于人才培养，都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齐先生强调：“教学与科研，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学校，首先要教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教书，有两种教法。一种是年年老一套，讲稿的纸变黄了，内容还不变。这种低水平的教学必须否定。另一种是内容不断更新，及时反映学术前沿的成果，反映教师自己研究的心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进行科学研究。他举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讲课为例，“每一遍都有新内容，精彩的内容，反映他的新的研究心得”。但反过来齐先生又强调：“教学也能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再学习的过程”。对于有些问题，教师平日读书和备课时以为明白了，待到把它们讲给学生听时，就往往发现并未彻底搞清楚，还得再思考，再学习[3](“漫谈科学研究与学科带头人问题”，pp.423—425)。他批评现在有些50多岁的教授就不愿上基础课的现象，指出老教师一定要上基础课，因为老教师知识面广并有专门研究，在多年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故由他们上基础课，对学生的好处很多。最后，他把上述内容归纳为一个结论：“一个好教师应当在教学、科研两方面都做出优秀成绩。”[3](“漫谈科学研究与学科带头人问题”，pp.423—425) 齐先生本人在76岁以前每学期必上一门课， 近两三年虽然不上学期课了，仍不断作些学术报告。
齐先生教导学生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他说，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是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人类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人在开始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时，总要先了解前人已经做过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成败得失如何。所以，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不重视目录学的。齐先生平时十分注意史籍目录的积累，下了很大功夫。他密切注意西方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并写专门的评介文章，如《西方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热门”——评介西方学者关于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等。他还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世界现代史要籍评介”课程，以丰富他们的书目知识，开拓他们的眼界。齐先生入室弟子所写的文章，都有材料丰富的优点，这与齐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但是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发前人未发之覆”，是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追求的目标。齐先生批评当前那种只讲数量、不重质量的学风，特别反对在职称评定上过于量化的错误做法[14]。他说，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著作持十分严格的态度，他的标准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我们应当像顾炎武那样，要精品，不要废品。
齐先生对青年同志提出了“立志”、“勤奋”和“虚心”三条希望。他要求青年“要立志做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立志做史学家，而不是史抄公”，因此一定要争取做到“为文要有创见”。同时，“要有成就，就得勤奋，耍‘小聪明’是绝对害人害己的”。在勉励中青年“要虚心”时，他在一次会上坦诚地批评“有两三位中青年同志的口气很大，动不动就用‘全称肯定’和‘全称否定’的语气讲话。不客气地说，这是很危险的”。他进一步语重心长地指出，“你读过的书还很有限，怎么能这么大的口气呢！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真是至理名言啊！”[3](“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9—422)。这些年来同志间的坦诚批评越来越少，齐先生这样一位老一辈学者对中青年提出的忠告是何等的恳切，这才是“忠言逆耳”，对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为了提携年轻人，齐先生也向老同志提出希望，特别提到“老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中青年，发现人才并提拔人才”；而“一个人如果能在一生中发现一些人才，并帮助他们成熟起来，那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也是做教师的最大幸福”[3](“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9—422)。事实上，在这方面齐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笃行者。他既教书又育人，历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培养出许多专家、学者和有用之才，可以说是桃李盈门，成绩斐然。
齐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为了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人才，齐先生在思想上十分关心学生，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献身教育事业，安贫乐道。齐先生还从遵守纪律、言行一致、遇事考虑他人利益等具体事情抓起，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在业务上，先生教育学生要“取法乎上”，攀登科学高峰，并从基本功教起，训练学生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写作论文的能力，等等。对学生的论文，他不仅要求立论有据，史料及译文准确，就连引文出处、标点符号使用以及抄写是否工整都不放过，凡错误之处都予以指出并亲自核对修改，学生无不为之感动而深受教育。今天，齐先生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仍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捷的学术思维活跃于教学与科研第一线。
六、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是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齐先生80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之所以如此执著，根本原因在于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国在1949年以前只讲外国史（主要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整个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因而那时各学校的主持人也就不可能有胸怀全球的抱负，即使个别人有这样的抱负也无济于事，不能影响全局。况且，当时知识界上层普遍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西洋史自然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兴奋地指出，今天，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经济繁荣，这就为世界史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恰好是了解世界的一个有力工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使命感，齐先生强调世界史学家应抱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建设自己的学科。他说：“当今国际局势多变，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学习世界史，能够帮助我们辨明国际形势，认清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15]
记得齐先生不时说起，臧克家先生曾经赠白寿彝先生诗句：“该罢休时不罢休”，对于白先生在年逾古稀之后竟根本没有想到“老之已至”而赞叹不已，并“对自己的懒惰深深愧疚”。其实，和白先生一样，齐先生不也同样是“该罢休时不罢休”吗？他正是以白先生和其他前辈的精神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事业的执著成为他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附：齐世荣先生著译目录
（一）专著、材料、工具书、资料汇编：
（1）《齐世荣史学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北京：学习出版社，2005年。
（3）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论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4）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5）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撰写第7章）。
（6）齐世荣主编：《强国兴衰史丛书》，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
《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
《法兰西的兴衰》
《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
《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
《美国：从殖民地到唯一超级大国》
（7）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20卷）北京：青年出版社，1999年。
（8）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内有齐世荣先生文章2篇：《略论英美法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9）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齐世荣主编：《人类文明的演进》（2卷），北京：青年出版社，2001年。（撰写现代史部分）
（11）齐世荣、刘宗绪、朱龙华：《世界近现代史干部读本（1500—194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撰写现代史部分）
（12）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82年。
（14）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二）翻译：
（1）斯宾格勒著，齐世荣、戚国淦等译：《西方的没落》，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2）齐世荣、余绳武等人编译：《苏联历史论文选》（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
（3）齐世荣编：《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4）兹拉特金著，齐世荣译：《蒙古近现代史纲》，内蒙古大学内部印行。
（5）齐世荣主编：《帝国史译丛》（4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收稿日期：2006—04—15
注释：
① 参见中文版《新编剑桥世界史——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② 详见齐世荣先生主编的《绥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书集中体现了齐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关于绥靖政策的研究成果。
③ 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齐先生在“序言”中说，“精粹”的含义，一是所选的20个专题都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二是每本书的字数不过20万字左右，尽量体现“少而精”的原则，绝非主编和作者自诩“精品”之意。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京)2006年5期第1～12页
【作者简介】张宏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 100875
张宏毅（1936—），男，汉族，江苏丹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年是我国著名世界史学家齐世荣先生八十华诞。先生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又注意对国内外最新学术动态的追踪和把握；既注重对历史的宏观概括，又不放过对重要史料的细心考证。对年轻一代本科生、研究生和史学工作者的培养，一向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在约六十年治学、从教的经历中，先生为推动我国世界史、特别是世界现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做出了突出贡献，成绩斐然。在此，借庆祝先生华诞之机，总结他的学术成就，以供中青年史学工作者从中获得有益的教益和启迪。
一、走向成熟的历程
齐世荣先生1926年10月生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很小的时候来到北京。他成长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祖国处在灾难深重的危急关头。先生当时因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不愿当亡国奴而由北京冒险到了四川。高中时就读于重庆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的学校，从而给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45年考入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1947年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9年毕业。先生在燕京和清华大学读书时，曾受教于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雷海宗、邵循正、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等先生。这些先生功底深厚，学问渊博，各有专精的研究，又有学贯中西、视野开阔的共同特点。这些先生学术研究的特点，加上清华大学历史系一贯强调中西贯通的学风，给齐先生以很深的影响，也是他以后在教学和科研中时刻用以自勉的。
如果说，齐先生在学习阶段打下了扎实的业务基础，那么，在进入工作阶段之后，他又进一步拓展了业务领域，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见识力，从而使他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日益成熟。
先生的教学生涯是从中学开始的。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育英中学（今第25中学），教高三年级的世界史和政治课，不久担任教务主任并于1953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有着深刻影响，使他切实地接触到普通中学的教学实际，并在广阔范围内学习和钻研世界史问题。和今天有些青年轻视中学教学不同，先生十分珍视并怀念这段时光。事实上，中外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曾有过中学教学的可贵经历，并以能直接面向青少年学生而感到自豪。
1954年，齐先生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干就是50多年。这期间，先生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和史学方法几门课程的教学，同时在整个世界史研究方面不断开拓并做出新的贡献。
从1954年至今50多年时间，齐先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54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一阶段。齐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的教学效果一直很好，深受学生欢迎，听过他讲课的老学生至今犹称道不已。齐先生一面教学，一面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是“双肩挑”的干部。在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情况下，他基本做到了“两不误”，甚至抓紧时间学会了俄语，在1958年—1959年翻译了《蒙古近现代史纲》一书。今天看来，他的这种作为值得称道，但在当时却属于走“白专道路”的性质。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高等学校也是一派热火朝天。齐先生在历史系总支书记的岗位上，坚决抵制了只讲去工厂农村劳动、不要课堂教学的错误倾向，对成天忙于“人人做诗”、“大搞卫生”等一系列严重破坏学校教学秩序的运动表示强烈不满，结果作为学校反对大跃进的重点人物而遭到批判。这一方面说明先生际遇坎坷，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见识的敏锐以及作为一位学者和政治工作者光明磊落的态度。1959年受处分以后，齐先生并未意志消沉，仍与戚国淦教授等5人合译了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所著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实属难能可贵。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齐先生开始了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30年，是先生焕发学术青春的30年，是大展宏图的30年。先生的见识和才华在这可贵的30年里得到充分发挥，他对世界史学科的卓越贡献有目共睹。
1978年，我国即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先生此时从讲师直升为正教授，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不久，先生担任了历史系主任工作，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被任命为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从而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学识和教育理念实际应用于行政管理工作。不过，即使在百忙之中，先生仍抓紧时间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除了招收一批又一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在我印象之中，先生最初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在原始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编撰上，经过多年努力，从1980年到1982年先后出版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一、二册。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汇编，而且迄今为止仍然是内容最为丰富的。先生如此注重史料，与他的史学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他一再强调要有严谨的学风，必须既掌握理论，又占有史料，二者的结合才能有真正的研究。我们看到，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理论的钻研和对史料、特别是新材料的搜寻是如此的执著，实在是他在最近30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先后担任了若干社会兼职，除前面提到的系主任、校长等行政职务，还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职。先生运用自己的学识，也利用他担任的各种职务，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才的培养，尽职尽力地工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着作为开拓者和带头人的重要作用。
二、坚持唯物史观，求实而辩证地对待历史问题
齐世荣先生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从事历史研究没有理论修养是不行的，治史者必须首先打好这个重要的基础。理论水平越高，驾驭史料的能力就越强，才会写出真正有创见的文章。他指出，现在有些青年对理论重视不够，其中原因之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逆反心理。由于“四人帮”歪曲历史，也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糟蹋了，名声弄坏了，所以“文革”后有些青年人就错误地认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才是最新最好的。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学问能超过它。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指出，这不仅是我们的看法，西方一些真正有见识的史学家也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的。他举例说，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1](p.27) 美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也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显地影响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他们的视线引到历史中的经济因素，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2](pp.14—15)
齐先生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并指定四本书让学生精读，即：（1）《共产党宣言》，这是科学共产主义伟大的纲领性文件；（2）《〈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篇文章对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精辟的论述；（3）《反杜林论》；（4）《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后两本， 恩格斯曾说：“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对于攻读世界现代史博士和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齐先生要求他们再精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便学习经典作家是如何撰写现代史的。
齐先生不仅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创立的学说，同时强调重视对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观点的研究。他曾提到对卢森堡的评价问题。卢森堡与列宁发生过几次分歧与争执，但总的说来，列宁认为卢森堡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的优秀人物”；然而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卢森堡的评价发生了突变，这是因为卢森堡一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化，反对权力过于集中，主张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些实际上是对30年代苏联出现的对斯大林“造神运动”的否定。齐先生指出：“苏联解体后，我们总结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时，回过头来再看卢森堡的理论学说，对其中的合理内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p.432—433)
齐先生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发展的学说，并主张参与这种发展。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在不断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都是它各个阶段的发展，同样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今后仍然需要继续发展，这不仅是政治家的事，各门科学的专家包括历史学家，都有责任参加这项伟大的工作。”[3](“漫谈学风问题和学术批评问题”，p.434) 与此同时，他批驳了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说：“今天有些青年好骛新奇，看到一种新学说、新理论，就以为旧学说、旧理论一文不值，可以抛弃了；有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已经过时了。这种不加分析的、盲目的‘喜新厌旧’是十分错误的。”[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
齐先生认为，应当全面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又反作用于经济的基本原理，认为“纠正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偏颇，并不等于说政治史就不重要”；“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政治以及其他上层建筑的研究”[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453)。他引证恩格斯在1890年10月一封信中的精彩表述：如果“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再说，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4](第4卷，pp.704—705) 他又着重强调研究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但是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时比政治的影响还要持久得多。某些政治条约举世瞩目，当时看起来似乎作用很大，但不久便‘灰飞烟灭’了”。例如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英国首相张伯伦吹嘘它将带来一代人的和平，但是转过年来的3月15日便被希特勒撕毁了。“因此，对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研究相当困难，意识形态不像政治、经济事实那样具体，它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确实存在，但又不易捉摸，更难用量化的材料来说明。这就要求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3](“〈20世纪文化〉序”，pp.448—449) 总之，齐先生认为，研究历史时应当把经济、社会因素同政治、文化等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否则就会把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齐先生自己在研究绥靖政策产生的原因时，既注意政治因素，也把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因素一并予以考察；在研究苏联剧变和解体的原因时，既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也分析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更着眼于苏联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破坏。
齐先生在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性时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能够十分娴熟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主张和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加以思考。例如，他一方面谈到“对历史中经济、社会因素的重视，首先应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但紧接着就指出，中国“古代一些卓越的史学家相当重视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这在其他国家的史学史上是很罕见的”。他指出，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包含有“试图用经济现象说明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问题，并把经济发展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的卓越见识”；同时还指出，在班固所著《汉书》和杜佑所著《通典》中同样包含着重要的经济思想[3](“〈经济社会史研究丛书〉总序”，pp.452—453)。
齐先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也重视历史材料的扎实可靠。历史无法再现，只能通过史料来研究，因此必须从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分析着手。在中国研究外国史，搜集材料有很大困难。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那时外文资料还很缺乏，但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齐先生所写的几篇有关国际关系史的论文也有材料丰富的优点。当时齐先生遍寻北京各大图书馆，搜集有关资料，仍感不足时就想方设法托人在国外复印。有了丰富的材料，还需作进一步的鉴别、归纳、分析等工作，为此考据是治史者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功。齐先生有感于解放后几十年来时而重理论、轻考据，时而重考据、轻理论，特别是“文革”后一些青年学者的文章时有“硬伤”的缺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理论与考据的关系[3](“杨妃入道之年考读后——兼论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pp.377—393)。他以陈寅恪、陈垣两位史学大师身居南北两地，考杨妃入道之年同一问题，得出同一正确结论为例，说明如果方法正确，运用得当，考据是有科学性的。齐先生说，我们应当向马克思学习，把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达到高度的统一。《资本论》在当时是最新最革命的学说，但又是以最扎实、准确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马克思说：“我的《资本论》一书引起了特别大的愤恨，因为书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评述资本主义制度，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学者能从这些材料中找到一个错误。”[5](p.165)
三、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开拓者和带头人
在齐先生的学术活动中，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是他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的主要领域，在这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也最为突出。
世界现代史是古老的历史学科中一个年轻的分支。从世界范围看，这一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从我国看，解放前各大学极少有人研究世界现代史，也很少有人开这门课程。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各高校先后设立了世界现代史课程。齐先生从50年代至今一直从事这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主编了若干套有影响的通史、教材和资料文献集，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为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奠基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与此同时，在现代国际关系史领域也作了一系列开拓性工作。限于篇幅，此处着重介绍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世界现代史学科的特征和重大意义作深入探讨
首先，明确界定了世界现代史学科的基本特征。世界现代史大体上相当于20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于这一点达成共识较早。但20世纪世界历史的特点是什么？吴于廑教授1984年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应把研究世界史的注意力引向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这个看法对世界现代史研究很有启发性。齐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世界现代史的特点，指出世界现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从20世纪初到今天世界走向整体化的过程”。他在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的、1994年出版的《世界史·现代史编》的“前言”中指出：“世界历史虽然从近代已经开始，但到20世纪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联系成一个息息相关的整体。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史就是现代史。反过来看，现代史又只有用世界一体化的眼光才能认清它的实质和各种问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说现代史就是世界史。”[6](上卷，p.1)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编写世界通史（包括世界现代史在内）是不可能的，《新编剑桥近代史》的主编克拉克就曾说过，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新版不过“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这套书第12卷（相当于现代部分）的主编莫瓦特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① 针对此点，齐先生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终结性的世界史，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任何一代人，无论晚到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穷竭真理。但是，世界通史，包括断代性的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都是完全能够写出来的，而且能够写得越来越接近客观真实。”他还说：“作者要想把充满矛盾运动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和概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止步不前，满足于把一批又一批的专题论文和国别史或国别史的汇集堆在读者面前吗？如果只是这样做，他们关于现代史的局部的、具体的知识虽然会增加很多，但将永远不会知道‘世界’现代史是个什么样子。人类发展到20世纪，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极大地造福人类，但也达到了可以毁灭人类的地步。世界现代史学家有责任用清醒的、深刻的历史认识去启发人们，使人们变得更加理智、更有远见。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只有微观的历史研究，而无宏观的历史研究。‘细节’固然需要知道，但在一定意义上‘总画面’更需要让人们清楚。研究世界现代史的学者应当不怕困难，勇敢地承担起贯通、综合、概括的工作。”[7] 齐先生的论述得到许多世界现代史同行的赞同，一批综合性的世界现代史著作、教材在我国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力求使20世纪发生的纷纭复杂的各种事件统一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进程之中，在揭示世界现代历史本质运动上做了进一步有益的探索。
其次，高度评价了世界现代史的社会功能。齐先生认为，研究世界现代史有重大意义。第一，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要立足世界，都不能闭关自守，都必须了解世界，既要了解世界的今天，也要了解世界的过去，特别是距今最近的20世纪的历史，即世界现代史。面向世界的中国，在同外国交往时，在向外国借鉴时，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做到“洋为中用”。例如，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只停留于了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状，还必须深入了解它们现代化的全部历史，研究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有必要研究当年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与教训。不能因为今天苏联解体了，就说它没有成功的地方。当然，它的解体，说明有很大的失误。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应当怎样避免？这些都需要研究世界现代史。第二，研究世界现代史，可以为研究世界近代史、世界古代史提供钥匙。马克思有段名言是大家熟悉的，他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第2卷，p.23)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布洛赫也说：“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齐先生指出，现在有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人类前途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如果通过现在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贯穿古今的了解，就会发现：无论如何，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的整体，从原始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人类毕竟是在前进的，虽然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有时看来似乎是停顿的、甚至是倒退的。”“研究历史，就可以提高人们的觉悟程度，增强人们对世界前景的信心。”[3](“漫谈世界史和世界现代史”，p.340)
第三，辩证地分析研究世界现代史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齐先生认为，研究现代史，包括世界现代史，确实有很多困难，但也有有利条件，看不到有利条件也是不对的。他着重指出以下三点：
其一，研究世界现代史，有一生看不完的大量史料，这既是有利条件，也是不利条件。过去人们总以为研究现代史看不到原始资料，这其实是一种误解。首先，今天有档案可以利用。许多国家的档案保密期限都趋向于缩短。英、美、法、加拿大等国的档案30年后就解密。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文件汇编以及个人回忆录、日记、书信等等。总之，世界现代史的原始资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多到令史学家望而生畏的地步。仅同盟国在1945年掳获的德国外交部1880～1936年档案就有400吨之重！面对如此丰富的史料，史学家即使选择一个范围相当狭窄的题目，要把有关这个题目的史料看完也是办不到的。这不像研究古代史，在材料上可以做到“竭泽而渔”。那么出路何在呢？关键在于史学家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具有从史料库中选择最有价值部分的能力。
其二，由于作者与所论述的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涉及国家、民族、阶级、集团或个人的荣辱利害，难以做到公正客观。这是撰写现代史的不利条件。但从另一角度看，也是优势。现代史作者对时代精神、风俗习惯、社会心理、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实际操作和运转等等有亲身体会，有直接的感性认识，写出的东西可能更符合历史真相。许多伟大的历史著作都属于现代史的范畴。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当时的现代史。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洛赫在二次大战爆发后任军事参谋，写了《奇怪的失败》一书，至今被认为是对法国的失败做了最令人信服的分析。我国的《春秋》、《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其中一部分写的也是当时的现代史。
其三，现代史所涉及的事件正在演变，尚未结束，或结束不久，史家距论述的时代太近，因而对一系列事件的前因后果和意义都难以做出充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恩格斯特别指出，现代史学家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的种种变化不可能在当时就得到充分的材料，从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产生错误的根源。但恩格斯又说：“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眼前的事件。”他以马克思所著《1848年到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例，说明由于马克思运用了他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法国历史，所以“对当时的事变作出的叙述，对其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4](第4卷，pp.506—507)。齐先生引用恩格斯关于现代史的精辟论述，目的在于希望研究现代史的人要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运用唯物史观并掌握大量史料，这样就能克服困难，不因有不利条件而缩手缩脚。先生认为，其实研究任何一段历史都有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历史学家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反倒更能写出接近客观实际的历史著作。
（二）有关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是齐先生的一个研究重点。他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史是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的（此前没有全球性的国际关系），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内容比传统的外交史更为广泛；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而且异常复杂；要提高现代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水平，关键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齐先生在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贡献集中反映在对绥靖政策及对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上。
1.关于绥靖政策的研究
齐先生写过一系列关于绥靖政策的论文，如《三十年代英国的重整军备与绥靖外交》、《意埃战争与英国的“双重政策”》、《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等， 这些论文根据大量史料，针对西方学者中流行的种种错误论点，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具体而又深刻。
齐先生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论述绥靖产生的原因。在政治方面，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不仅“害怕对德战争引起本国革命”并“为苏联所利用”，而且“把纳粹德国看作防止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张的屏障，在这个意义上，希特勒非但不是打击对象，反倒是必须联合的盟友”。在经济方面，“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日益没落的英、法资产阶级一心要保住既得的经济利益”，害怕战争会破坏经济复兴，以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仍然不肯加大财政拨款，加速扩充军备。在军事方面，英国充满失败主义情绪，认定自己没有力量同时对付德、意、日三个敌人，又不愿团结法、美和中小国家，因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企图通过绥靖外交来弥补国防力量的不足；法国则盲目相信并信赖马奇诺防线，错误地以为藉此可以自保求和。
齐先生揭示了绥靖政策的实质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他认为，绥靖政策是20世纪30年代走向衰落的英国和法国，在面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挑战时，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所采取的一种以牺牲其他国家为手段，换取与对手妥协的政策。然而，“绥靖外交推行得越彻底，欧洲的局势就越遭到破坏，英、法的战略地位也就越加恶化”。当英、法“把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一一牺牲给法西斯侵略者，世界危险地点的‘局部化’似乎成功了”的时候，“世界大战在总体上却更加迫近了”。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是由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但战前英、法推行的纵容侵略的绥靖政策无疑也是促成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齐先生的论文有很强的论战性。例如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不干涉”政策是法国主动提出的，另一派则认为它的真正策源地是伦敦。齐先生分析了英法外交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大量史料，得出结论：“就实质而论，英、法两国是这一政策的共同创始者。”又如西方学者大多数认为，1939年3月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结束了绥靖外交。齐先生从“应付国内的压力”、“防止德国的西进”、“勾结德国的新策略”几个方面，说明英国在宣布保证波兰独立以后，在军事上、经济上都未给波兰以实际援助，而且一再要求波兰对德国做出让步，因此“结束绥靖政策”一说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为破产的绥靖政策所作的无力辩护而已。
齐先生还研究了一些中外学者研究较少的问题，如意埃战争中英国推行的“双重政策”等②。
齐先生对绥靖政策所作的这种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得到了我国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重视。在朱庭光、陈之骅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1980—1984年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情况》一文中，把齐先生上述一系列论文作为我国学者研究二战前史的一项主要成果予以评价。
2.从国际范围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阐明其重大历史意义。
齐先生认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但是外国史学家对中国抗战的地位和作用往往估计不足，甚至有意贬低，因此中国史学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阐明历史真相。他在提交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长篇论文中，充分利用战后出版的中、日、英、美、苏等国的文献资料和各国最新研究成果，旁征博引、言必有据地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以世界全局的眼光把中国的抗日战争放在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幅画面中进行全过程的考察，并将抗日战争史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日；1939年9月1日—1941年12月7 日；1941年12月7日—1945年9月2日）逐一进行深入分析， 论证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国际贡献。他运用宏观与微观、世界史与中国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揭示了中国战场与二战中逐步形成的几大战场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详细说明了中国战场在以下几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从而能集中力量打击纳粹德国；推迟德、意、日三国同盟的形成，从而减轻英、法在远东受到的军事压力，并使日本未能在军事上给德国以实际援助；推迟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英、美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并争取到更多的备战时间；在中国战场上牵制日本百万大军，使日本不能全力进行太平洋战争。这些例证及其分析，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为最终战胜法西斯集团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篇论文获得了参加大会各国学者的重视与好评。日本茨城大学伊集院立教授在日本《历史学研究》1986年第6 期上撰文评论道：“这个报告是把中国历史中的抗日战争放到世界史中而作的分析。它把中国人民对于欧洲、东亚及美洲大陆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所做的贡献及所占的地位进行了冷静的分析论述。这一分析，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日本立命馆大学名誉教授池田诚在《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中对齐先生的论点作了详细介绍，认为这是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看法。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齐先生又进一步从国际关系的角度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史。1987年在日本京都、东京两地举行的“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上，齐先生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7—1945）》的论文，这篇文章受到与会日本学者的赞赏。专门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日本茨城大学教授石岛纪之评论说：“该报告对美、英等国以及苏联对中日战争所采取的态度进行了精确的分析，明确了中国抗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把抗日战争看作中国全民族的抗战，这些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关于苏联史的研究
齐先生对苏联史有深入的研究。1980年他发表了《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一文，观点鲜明地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非有暴力不可”的论点是人们所熟知的，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主要不在于暴力”的论点却被许多人忽视了。齐先生详细阐明列宁的论断：“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8](第4卷，pp.9—10) 并且进一步指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实质的精辟论述，对一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对于那些革命前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尤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落后国家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应当清醒地看到自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特殊困难，因而更有必要竭尽一切努力不断完善新的社会劳动组织，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20多年前“文革”结束才三四年的时候，许多人还习惯于把无产阶级专政只同暴力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时候齐先生敢于提出上述见解，是需要相当胆识的。
苏联解体后，在西方和俄罗斯内部有一批人开始攻击和否定十月革命。针对这些谬论，齐先生发表了《论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几个问题》一文，深刻说明十月革命不是“早产”，十月革命也没有失败，它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其历史地位是不容抹杀的。齐先生还撰写了《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从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等文章，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伟大意义。
齐先生在苏联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在由他主编的《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一书，特别是由他撰写的第七章“苏联的建立、兴盛和解体”中。在这里，他结合苏联史实，特别强调必须一分为二地分析苏联历史，既要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成就，又要记取问题和教训。关于苏联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他作了深入的分析，具体总结了5点，即1）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2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不断改革，才能继续发展；3 ）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为此要对外开放；4）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5）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头等大事[9](pp.363—372)。
（四）关于整个20世纪史的研究
齐先生与廖学盛同志共同主编了《20世纪的历史剧变》（以下简称《巨变》）一书，该书集近20位专家之力，费时8年始告完成。 《巨变》已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作为首批优秀成果10本书中的一本于2005年出版。 《巨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百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线索，分为“20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百年来国际关系的演变”等4个部分， 对20世纪历史变化作了全景式的系统研究。鉴定专家认为，该书资料丰富、论述全面、见解深刻，是多学科交叉创新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第一部对20世纪人类历史进行深刻总结和反思的学术专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四、为推进世界通史研究做出重要贡献
齐先生治学范围宽广，在世界通史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在对世界史这门学问的认识上，齐先生提出不少具有启示性的看法。他认为，世界史之成为古老的历史学中一门自成体系的、独立的分支学科，严格说来，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世界历史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出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才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史学界的有识之士于是开始认真思考撰写世界史，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只局限于国别史、区域史和专题史。但是，世界通史或者叫全球通史这门学问，无论在中国，还是就世界范围看，相当长时间内都不受专业历史学家的重视。他们认为世界通史的内容“太空泛”，难以把握，不成其为一门学问；挑一个国别史，或者在国别史里再挑一段，或挑若干专题进行研究，写出来的东西才是“高、精、尖”。齐先生指出，其实有些人心里怕的是：由于世界通史范围太广，必须大量利用别人研究的成果，写出来的东西难免“硬伤”累累，受专家讥笑。因此，正如韦尔斯在《世界史纲》的导言中所说的那样：“现今的历史学者大多是些学究气十足的人；他们唯恐有微小的错误，而宁可使历史互不连贯；他们害怕写错一个日期，遗人笑柄，甚至于害怕做出可以争论的错误评价……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只是积累起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
关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前景，特别是中国学者能否与西方学者争胜的问题，齐先生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看法。他多次强调，中国人搞外国史，要有点志气，要拿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批驳了那种认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材料掌握不如对方多，很难达到高水平的看法，指出“材料是研究的基础，当然重要。但我们只要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进行研究，就能写出高质量的著作，并非掌握的材料要和外国人一样多，才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恩格斯写《德国农民战争》，材料主要根据戚美尔曼的《伟大农民战争史》，但水平显然高于后者”。齐先生还以外国人的中国史著作为例，说他们掌握的中国史史料能与中国学者一般多的很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写出一些高水平的著作，其中某些见解仍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齐先生还提出一个重要论点，即本国人研究本国史，“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点。‘旁观者清’恰恰是外国学者特具的优点。”[3](“后记”，p.482) 齐先生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1982年他赴美讲学，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作了两次学术报告：“论‘不干涉’政策的创始者及其动机”和“论1939年3 月英国对波兰保证的原因及其破产”，讲的是西方学者熟悉的题目而不是中国史，但是齐先生掌握了与所讲问题有关的大量史料并且熟习西方学者的有关著作，更确信运用唯物史观能阐明历史真相，知己知彼，故而敢与西方学者争鸣。齐先生的老师周一良教授听说后十分高兴，特为此来信鼓励，赞赏他的学生“堂而皇之，正经八百地对外国人讲世界史问题，亮出我们的观点与水平”，是“为国争光，可喜可贺”。
齐先生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即中国的世界史学家必须对本国史有相当的了解，其理由之一是通过中西历史对比，才能看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从而对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理由之二是中国史学有悠久传统，有许多宝贵遗产值得继承，切不可“数典忘祖”；理由之三是作为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重要目的之一是“洋为中用”，从外国历史中汲取对我们有益的营养，而不懂得中国史就起不了这种作用。齐先生经常提醒中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不要仅仅钻研自己研究的那段外国历史，不要过分强调没有时间看中国史的书，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否则就难以达到第一流水平。齐先生本人对中国历史是相当熟悉的，这在他的文章和讲课中都有明显的反映。他讲《史学方法》课，系领导规定全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都要听；因授课内容所举例证包括古今中外，故研究中国史的学生听后也感到很有收获。
（二）与吴于廑先生共同主编六卷本《世界史》。20世纪60年代，周一良、吴于廑两位先生主编出版了4卷本《世界通史》。80年代， 鉴于这套书的内容亟须更新，国家教委遂请吴先生和齐先生合作，主编一套新的6卷本《世界史》。 这套书的编撰体系是吴先生生前定下来的，吴先生去世后，齐先生具体负责完成了各卷编写工作。
6卷本《世界史》在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更多地体现了撰写者自己的研究心得。这部通史具有以下特点：1）在分期上，没有把上古、 中古分作两个阶段，而是统一为古代部分。古代上下两卷的分界，大致为公元1 世纪开始直到5、6世纪方始结束的横贯亚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运动，这一迁徙导致亚欧大陆南部文明地区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有些地方（只是有些地方）则伴以社会形态更迭——奴隶社会终结和封建社会开始。近代以1500年为上限，在此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新航路的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从而引起遍及世界各地的社会经济重大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10](p.784) 现代则以20世纪初为起点， 而不是像以往那样以十月革命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2）反映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史观点。例如过去苏联学者都以巴黎公社作为划分世界近代史两个阶段的标识，《世界史》则不再沿用这种划分办法。又如过去苏联学者一贯谴责法国热月政变，《世界史》则运用相关史料，说明热月政变是结束恐怖统治，恢复和建立资本主义正常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再如关于纳粹党与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过去苏联与东德学者一致强调纳粹党是德国大资产阶级豢养起来的，而西方学者则否认纳粹党受到过大资产阶级的扶植。《世界史》全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指出纳粹党经过十几年经营，到上台前已得到广大中下层群众，特别是城乡小资产阶级支持，从而在1932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20年代德国统治阶级对它还不重视，但进入30年代后，由于纳粹党是唯一能够对抗共产党、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有组织的力量，所以得到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和国防军的认可，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取得政权。3）在体例上， 包括了中国史部分。把中国史放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其地位和作用，可以体现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史，而非外国史的汇编。当然，《世界史》中的中国部分，其具体写法与专门的中国史有所不同。4）在时间跨度上包括现、当代史，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文革”前很有影响的4卷本《世界通史》，限于当时的条件，不包括现代部分。 《世界史》率先打破禁区，敢写世界现、当代史，开学界研究之新风。今天大家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很少有顾忌了。5）在内容上加强或增添了文化、 科学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例如古代部分有专节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拜占庭文化；近代部分有专节介绍自由主义思潮，特别是专门有一节介绍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包括社会财富分配、服饰、饮食、卫生与健康、人口、家庭、教育、高层文化、低层文化娱乐等。
由于具有上述诸多创新与成就，6 卷本《世界史》已被许多高等学校采用作为教材，具有广泛的影响。1995年，该书获国家教委颁发的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三）为普及世界史做了大量工作。齐先生认为，普及与提高应当并举，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没有普及作基础，得不到社会的公认，只在几百个人的小圈子中打转转，文章再好，学科也没有生命力，久而久之，也就自行消亡了。”[3](“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6—417) 他还指出，普及读物并不容易写，需要“深出浅出”，内容是深刻的，形式要通俗易懂。写出引人入胜的通俗读物是要付出艰辛劳动才能办到的，亦非人人可办，能深入者未必能以浅出之。为实践自己的主张，齐先生与马克垚等同志共同编写了《人类文明的演进》[11]；与朱龙华、刘宗绪同志合写了《世界近现代史干部读本（1500—1945）》[12]。此外，齐先生还主编了20卷本《精粹世界史》③ 和《强国兴衰史丛书》[13]，这些书均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对普及世界史起到了良好作用。
五、辛勤耕耘的历史教育家
齐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历史教育家。他在深入进行史学研究的同时，又以极大的精力关注历史教育工作。他所总结的许多教育经验，对我们今后历史教学的普及与提高，对于人才培养，都有很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齐先生强调：“教学与科研，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在学校，首先要教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教书，有两种教法。一种是年年老一套，讲稿的纸变黄了，内容还不变。这种低水平的教学必须否定。另一种是内容不断更新，及时反映学术前沿的成果，反映教师自己研究的心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只有进行科学研究。他举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讲课为例，“每一遍都有新内容，精彩的内容，反映他的新的研究心得”。但反过来齐先生又强调：“教学也能起到促进科研的作用”；“教学的过程，也是教师再学习的过程”。对于有些问题，教师平日读书和备课时以为明白了，待到把它们讲给学生听时，就往往发现并未彻底搞清楚，还得再思考，再学习[3](“漫谈科学研究与学科带头人问题”，pp.423—425)。他批评现在有些50多岁的教授就不愿上基础课的现象，指出老教师一定要上基础课，因为老教师知识面广并有专门研究，在多年教学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故由他们上基础课，对学生的好处很多。最后，他把上述内容归纳为一个结论：“一个好教师应当在教学、科研两方面都做出优秀成绩。”[3](“漫谈科学研究与学科带头人问题”，pp.423—425) 齐先生本人在76岁以前每学期必上一门课， 近两三年虽然不上学期课了，仍不断作些学术报告。
齐先生教导学生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他说，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但创新的基础与前提条件是继承。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人类知识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每一个人在开始从事一门学科的研究时，总要先了解前人已经做过哪些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成败得失如何。所以，有成就的学者没有不重视目录学的。齐先生平时十分注意史籍目录的积累，下了很大功夫。他密切注意西方新出版的史学著作，并写专门的评介文章，如《西方对世界现代史的研究》、《现代国际关系史的一个“热门”——评介西方学者关于绥靖政策形成原因的研究》等。他还专门为研究生开设“世界现代史要籍评介”课程，以丰富他们的书目知识，开拓他们的眼界。齐先生入室弟子所写的文章，都有材料丰富的优点，这与齐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但是只有继承而无创新，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止，学术就会丧失生命力。“发前人未发之覆”，是一切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追求的目标。齐先生批评当前那种只讲数量、不重质量的学风，特别反对在职称评定上过于量化的错误做法[14]。他说，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对著作持十分严格的态度，他的标准是“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我们应当像顾炎武那样，要精品，不要废品。
齐先生对青年同志提出了“立志”、“勤奋”和“虚心”三条希望。他要求青年“要立志做教育家，而不是教书匠；立志做史学家，而不是史抄公”，因此一定要争取做到“为文要有创见”。同时，“要有成就，就得勤奋，耍‘小聪明’是绝对害人害己的”。在勉励中青年“要虚心”时，他在一次会上坦诚地批评“有两三位中青年同志的口气很大，动不动就用‘全称肯定’和‘全称否定’的语气讲话。不客气地说，这是很危险的”。他进一步语重心长地指出，“你读过的书还很有限，怎么能这么大的口气呢！颜之推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真是至理名言啊！”[3](“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9—422)。这些年来同志间的坦诚批评越来越少，齐先生这样一位老一辈学者对中青年提出的忠告是何等的恳切，这才是“忠言逆耳”，对有志于史学的青年是可以受用一生的。
为了提携年轻人，齐先生也向老同志提出希望，特别提到“老教师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养中青年，发现人才并提拔人才”；而“一个人如果能在一生中发现一些人才，并帮助他们成熟起来，那就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也是做教师的最大幸福”[3](“世界现代史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pp.419—422)。事实上，在这方面齐先生自己就是一位笃行者。他既教书又育人，历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培养出许多专家、学者和有用之才，可以说是桃李盈门，成绩斐然。
齐先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对学生高标准，严要求。为了使他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合格人才，齐先生在思想上十分关心学生，要求他们热爱祖国，献身教育事业，安贫乐道。齐先生还从遵守纪律、言行一致、遇事考虑他人利益等具体事情抓起，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在业务上，先生教育学生要“取法乎上”，攀登科学高峰，并从基本功教起，训练学生搜集、鉴别和使用史料的能力，写作论文的能力，等等。对学生的论文，他不仅要求立论有据，史料及译文准确，就连引文出处、标点符号使用以及抄写是否工整都不放过，凡错误之处都予以指出并亲自核对修改，学生无不为之感动而深受教育。今天，齐先生虽然已经八十岁了，但仍然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敏捷的学术思维活跃于教学与科研第一线。
六、高度的历史使命感是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齐先生80高龄仍然笔耕不辍，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之所以如此执著，根本原因在于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他不止一次说过，我国在1949年以前只讲外国史（主要是西洋史），而无世界史，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旧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整个世界上不占重要地位，因而那时各学校的主持人也就不可能有胸怀全球的抱负，即使个别人有这样的抱负也无济于事，不能影响全局。况且，当时知识界上层普遍崇拜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西洋史自然便取得了支配地位。他兴奋地指出，今天，我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经济繁荣，这就为世界史学科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了解世界，而世界历史这门学科恰好是了解世界的一个有力工具。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使命感，齐先生强调世界史学家应抱着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建设自己的学科。他说：“当今国际局势多变，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学习世界史，能够帮助我们辨明国际形势，认清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坚定地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15]
记得齐先生不时说起，臧克家先生曾经赠白寿彝先生诗句：“该罢休时不罢休”，对于白先生在年逾古稀之后竟根本没有想到“老之已至”而赞叹不已，并“对自己的懒惰深深愧疚”。其实，和白先生一样，齐先生不也同样是“该罢休时不罢休”吗？他正是以白先生和其他前辈的精神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对事业的执著成为他永不枯竭的动力源泉。
附：齐世荣先生著译目录
（一）专著、材料、工具书、资料汇编：
（1）《齐世荣史学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北京：学习出版社，2005年。
（3）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论文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4）齐世荣主编：《绥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5）齐世荣主编：《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的历史演变》， 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撰写第7章）。
（6）齐世荣主编：《强国兴衰史丛书》，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
《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
《英国：从称霸世界到回归欧洲》
《法兰西的兴衰》
《德国：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
《日本：速兴骤亡的帝国》
《美国：从殖民地到唯一超级大国》
（7）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20卷）北京：青年出版社，1999年。
（8）国家教委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内有齐世荣先生文章2篇：《略论英美法三次资产阶级革命》、《文艺复兴及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9）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6卷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齐世荣主编：《人类文明的演进》（2卷），北京：青年出版社，2001年。（撰写现代史部分）
（11）齐世荣、刘宗绪、朱龙华：《世界近现代史干部读本（1500—194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撰写现代史部分）
（12）齐世荣主编：《世界五千年纪事本末》，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2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982年。
（14）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3册），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二）翻译：
（1）斯宾格勒著，齐世荣、戚国淦等译：《西方的没落》，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
（2）齐世荣、余绳武等人编译：《苏联历史论文选》（3册），北京：三联书店，1964年。
（3）齐世荣编：《西方资产阶级学者论苏联历史学》，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4）兹拉特金著，齐世荣译：《蒙古近现代史纲》，内蒙古大学内部印行。
（5）齐世荣主编：《帝国史译丛》（4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收稿日期：2006—04—15
注释：
① 参见中文版《新编剑桥世界史——近代史》（第12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② 详见齐世荣先生主编的《绥靖政策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该书集中体现了齐先生和他的学生们关于绥靖政策的研究成果。
③ 齐世荣主编：《精粹世界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齐先生在“序言”中说，“精粹”的含义，一是所选的20个专题都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二是每本书的字数不过20万字左右，尽量体现“少而精”的原则，绝非主编和作者自诩“精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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